dnf战力怎么打开:仇保兴：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模式思考

仇保兴：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模式思考

　　城镇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实际上只有一次机会，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结束，城镇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一旦确定后，就很难再改变。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正因如此，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沃利·恩道曾经感叹：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

　　高耗之A与消极之B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叫A模式，另一种为B模式。前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却消费了1/3以上的世界能源。A模式无疑是造成现在地球“三高”，即高油价、高排放和高粮价的主因之一。

　　于是，法国学者塞奇·拉脱谢尔等人提出了所谓“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其基本措施包括：将物质生产规模恢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农业生产小规模化；减少能源消费等内容。他们反复强调：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

　　而厄尔·库克在《人类、资源与社会》一书中预言，人类社会将分三步“退回低能量状态”：第一步是保护阶段，通过减少浪费和奢侈，提高交通运输工具和建筑物的有效利用；第二步是关闭部分工厂，减少服务项目，从煤中提炼甲醇燃料代替传统燃料，药品和酒精的大量使用等；第三步的特征是大多数的工人回到农场，出生率下降等等。这就是所谓的B模式。

　　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抵御A模式的诱惑。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援助计划。他们按照A模式思路，推行了以放松政府管制、加快大城市发展、削减社会开支、推行私营化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但结果是，仅仅10多年的实践之后，原本繁荣的拉美经济体数次面临崩溃。

　　“反增长计划”与B模式思路同样不可行。其一，它们并未触及如何纠正资本贪婪的欲望，无疑会使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发生更严重的发展不平等、社会保障在经济上失去可能性、高素质劳动力灾难性地减少等，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因为日益深化的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其二，它们要求经济巨头们放弃导致其长期致富的传统垄断能源产业和生产方式，无疑是缘木求鱼。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剥夺和污染物转移，还会加剧后者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其三，它们让发展中国家减缓经济增长来承担发达国家在前几个世纪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所致的今日发展高成本，不仅不公平，还会造成后者深陷贫困，并加剧社会危机。

　　也就是说，上述几种模式都将无法扭转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首先，资本的本质属性及其运动将尽可能地占有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想方设法地掠夺这些生态资源直至其枯竭。其次，它会全力以赴地扩大生产规模。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便是最好的注解。再次，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占有率，并自由流向那些获利更多或资本更丰富的区域。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资本运动规律的社会必然会加剧“适者生存”式的恶性竞争。

　　正如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夏准博士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遵循A模式而暴富的当今发达国家，必然会以地球资源和能源短缺为借口，试图踢开那张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即发达繁荣)的“梯子”。即以A模式为样板来推行政策和制度，并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即B模式)，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实上，以资本运动主导的全球化促使了几乎所有战略性资源、能源和粮食价格的飞涨，这比B模式更为有效地踢开了这张“梯子”，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以为是由于能源与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性而导致“梯子”自己断裂。

　　虽然C模式并无先例可援，但通过总结A模式的历史教训和判断B模式的现实缺陷，可为我们提供初步的思维框架。

　　首先，C模式必须立足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资本的逐利，使其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机制。这意味着无论是经济生产的组织，还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都将采用一种更倾向于以人为本与代际公平的新策略。各种炫耀性消费、一次性消费、过度消费被适度消费所取代，充斥于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逐渐被传统的节俭适用美德所导引制约。“消而不竭”的资源利用新社会契约将逐步均衡“买断卖断”的传统市场交易模式的缺陷。贯穿于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生产、消费、回收、翻新、提倡再利用的循环经济真正确立。

　　第二，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将最终取代单一的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也就是说，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应充分保护物种多样性、传统农业耕作方式、自然地形风貌、历史社区特色、文化遗产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不可再生资源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济模式。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第三，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传统的消费、出口和投资转向符合生态文明的绿色消费、内需为主和对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投资为主。只有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含能量”与“含资源量”持续下降，并由此产生强大的“绿色竞争力”，才有可能战胜和超越A、B两种模式。

　　第四，土地作为生态环境的“底板”，需要在人类的自身需求与维护生物多样性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对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和人类社会而言，土地分配的公平与否，不仅意味着资源的占有，而且也涉及生存空间的公平。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也必然应该是“公平之母”。

　　第五，可再生能源应用与建筑一体化将引发建筑革命。随着社会的进化，建筑将占全部能耗和排放污染物、温室气体的50%以上。从家庭的载体——住宅，到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城市，一切建筑都应遵循与自然共生、社会和谐、对生态环境最小干扰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建造、运行和更新。建筑与它们所组成的城市将充分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短缺的资源。能源消费主体与生产场所“合二为一”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将与传统的集中式能源供给系统展开竞争。在此基础上，真正意义的城市甚至“零排放”社会将蔚然成风。

　　第六，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逐步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向内需消费和服务外包相结合的模式转变。资源、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利益和权利的让渡方式。基于日新月异信息革命的“全球服务”应当比“世界工厂”更适应中国的资源禀赋。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农业和柔性生产体系的勃兴，倡导农产品、农副产品和大宗基本商品供求关系的就近均衡，从而有效节约运输能耗。

　　由此可见，C模式是在坚持发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补偿其负面影响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这种对A、B模式摒弃和超越的新模式，是一场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的深刻革命。

　　C模式在中国实施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其一，“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和传统文化价值观。有国外研究表明，东方民族的人文背景与西方人有明确区别。西方人往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主题上，而东方人则更注重背景和环境。这种视野的综合性自然会导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以利他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A模式全球流行的今天，中国主动提出“生态文明”，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之文化成因。

　　其二，无自身利益的政党与国家治理结构。有西方政治家认为，如果世界上真正发生新能源革命的话，发起国很可能是迅速发展的中国，因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无论是掌握决策权的议会还是拥有执行权的政府，都很难摆脱利益财团的控制。而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这种“超然”地位，因而有能力真正肩负起发动和推进新能源革命和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

　　其三，特殊的土地公有制使得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在中国尚未形成坚实的基础。

　　今后15至20年是我国城镇化持续发展时期。正确选择通向生态文明和其他文明和谐发展的路径，是C模式最终能否实践的关键。

　　首先，坚持与完善现有城乡土地公有制，强化城乡规划调控，为有序城镇化铺设轨道。我国是以占全球7%的耕地来支撑占全世界21%人口的城镇化，这意味着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绝对不能低估资本对土地资源掠夺的强大能力，必须十分注重耕地的保护与节约，一以贯之地落实“紧凑”和“多样性”的城镇建设方针。

　　其次，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差异化协调发展。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应保存与弘扬农村优秀传统建筑和文化、自然生态的耕作模式、洁净水与土壤、优美的自然景观等资源，为城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再次，规避经济全球化之弊，推进新型工业化，构筑健康城镇化新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城市之间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被国家边缘化之虞。我们需要立足于以人为本和环境立市，着眼于加快以人力资本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构成城镇化的新动力。具体而言，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大规模引进国外科技创新梯队和留学科技人员，并给予优厚待遇和良好生活工作环境，为奠定新一轮国家创新能力的勃兴创造条件。

　　第四，多方位推进可再生能源应用，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和低碳城市建设，提升城市以及国家竞争力。在建筑层次上，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具有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功能，建筑全生命周期循环利用，室内环保性能优异的建筑)；在社区层次上，强调社区生态文明和特色魅力再创；在城市基础设施层次上，推进可步行街道、绿色交通等；在城市(镇)层次上，实践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倡导生态城(镇)；在区域层次上，通过生态城市联盟和有效的区域规划管制促使生态环境共保、资源共享、绿色发展动力共构和基础设施共建，促使各类人工构筑物和生产、消费活动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最大限度地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相结合，最终促进低碳城市和区域的蓬勃发展。

　　第五，保护和开发利用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中国的秀丽山川、城市与村镇存在着大量历史文化遗存，这些不仅是造就城镇和区域特色的主要载体，更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产。在城镇化大潮中，应提高全民意识，修复和保护好此类不断增值的高等资源，将使我们的子孙永续利用这些绿色资源。

　　第六，从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入手，强化交通需求管理，促进城镇化和机动化和谐发展。机动化对于有序城镇化历来都是“双刃剑”。应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分配交通资源的作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继续发挥“自行车王国”的优势，构筑具有机动化能力的绿色交通体系。

　　第七，积极应对日趋严重的水危机。在我国，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以及水污染日益加剧，成为健康城镇化的一大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城镇治水、供水策略的选择上，减少对“大截、大排、大调”工程治理的依赖，倡导从开发—排放的单向利用转向循环利用，从单项治理转向水生态的整体优化，从简单对洪水截排转向与洪水和谐相处，从过度依赖远距离调水解决城市供水需求转向就地循环再利用。

　　作为淄博市开通的第一个镇级社区呼叫服务平台,石马镇社区服务信息指挥中心由社区呼叫、商业便民、紧急救助三个服务中心组成,整合民政、司法、计生、劳动保障等各类资源,居民不出社区就能办理低保、就业等12大类、100多项公共服务。

　　把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的同时,城乡规划、基础设施等一体化建设也在提标增速.继桓台、临淄城乡同用一个水龙头之后,淄博市另一大城乡同源同网饮水工程——“引太入张”也进入到最后调试阶段,通水后,中心城区等100公里范围内城乡居民的用水质量和结构将得到彻底改善。

　　据了解,目前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90%,农村公路总规模达到21.5万公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覆盖1065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9.6%。

　　山东省委党校教授袁永新表示，通过"三化并举",解决当前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化格局,让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获得相等的发展机会。

　　刘俊泽一行先后实地视察了泸县得胜镇仁和村、福集镇龙华村、小马滩村新型城镇化建设。各具特色的新村建设模式，特别是“青瓦坡顶马头墙，回廊院落花格窗”的川南民居建筑，深受政协领导们的赞赏。随后，刘俊泽一行听取了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和泸县政府分别就全市及泸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的汇报。近年来，泸州市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到2010年底，泸州市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82.66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达到84.04万，城镇化率达到40.8%。

　　刘俊泽指出，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非常必要。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党委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更是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近年来，泸州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各地工作都抓得很紧。今天看了泸县3个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感觉耳目一新，很有特色，做到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将集中成片建设与分散改造相结合，既搞好规划引导，又尊重农民意愿。

　　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

　　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城镇化率也存在“虚高”现象

　　记者：过去10年，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很快，为什么能有这么快的发展？

　　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过去10年，是中国城镇化推进速度比较快或者最快的时期之一。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36.2%，城镇人口4.6亿人。到去年底，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47.5%，城镇人口大约是6.3亿人，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全球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11个国家，而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足足增加了1.7亿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主要和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直接相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大的发展潜力也在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推进城镇化必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记者：有人认为，过去若干年，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大，存在着一些不可持续因素。

　　陈锡文：的确，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低成本城镇化道路，城镇发展是建立在低成本获得城镇建设用地、廉价使用劳动力、环境承载严重压力基础之上的。尽管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大量的矛盾没有化解，遗留的问题很多。近年来，地价房价、资源品价格以及劳动力价格持续较快上涨，今后城镇化的成本将明显提高。

　　还要看到，由于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现象。我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按国际惯例进行，即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便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仍有10%—12%的城镇人口是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城镇化应量力而行不能超前

　　城镇化应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通过“拆村并居”、“农转非”等形式加速推进城镇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您说城镇化率并非越高越好，对此怎么理解？

　　陈锡文：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水平比我们要高，但大多数都在80%以下，这里面可以进一步做分析。比如，在日本，虽然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4%，但约有1/4的人生活在农村。德国的情况也很相似。这说明，只要建设好农村，农村也是宜居的，大量人口仍将在农村生活。所以，并不是不种地的人都要进城。而一些城市化率超过了80%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存在大量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居民。由于这部分人口没有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使城市里出现了不少贫民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无可否认，城镇化是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像把核能装在反应堆里，控制好了，电能就会不断出来。但如果没有这个控制能力或者没能得到很好处理，就可能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实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必须与其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超出了这个能力很可能会出现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会带来严重影响。推进城镇化，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量力而行，不能超前。

　　记者：为了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有的地方在推动户籍改革，要求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此您怎么看？

　　陈锡文：打开城镇的门，让愿意进城、有条件落户的农民进城落户是好事，但不能借这个机会低价甚至白拿农民的土地。依靠农业、农村、农民的积累搞城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阶段应该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只要农民工符合在城市有稳定就业、有住房、缴纳一定年限社保金等条件，城镇政府就应该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其市民化待遇。各地城镇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等情况规范开展户籍制度改革。“十二五”城镇化率目标已经不低

　　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

　　记者：“十二五”规划把城镇化速度确定为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低于许多人的预期。高速推进的城镇化似乎面临“减速”，原因何在？

　　陈锡文：“十二五”规划当中真正用到数据的目标并不是很多，城镇化率是其中一个。在未来5年中要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提高4个百分点，也就是到2015年末城镇化率达到51.5%，和过去相比，这个速度显然不是太快。

　　从刚才的分析我们能看到，未来低成本推进城镇化的很多因素正在消失和改变；已经实现的所谓城镇化率还有很多不真实的因素，需要让其逐步真实起来，让符合条件落户的农民工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保等问题，这可能比单纯追求提高城镇化率更重要、更有意义。在今后5到10年的时间里，城镇化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十二五”时期，一年提高0.8个百分点、一共提高4个百分点的难度很大，城镇化速度也不低。我们要总结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纠正偏差，提高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并行不悖

　　处理好各类城市的功能，让生产能力合理分布，不要都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

　　记者：有观点认为，如果走一条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对土地的占用量将会大幅上升，因此，发展大城市势在必行。但近年来，人口向大城市快速集中，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开始显现。对此您怎么看？

　　陈锡文：新的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我在北京住，每天早晨上班，10公里路，坐汽车去，正常情况下用35分钟，稍微有点堵就是45分钟，10公里路要这么长时间，效率太低。很多地方都面临这个问题。

　　其实，国外的特大城市是由几十个、上百个小城市组成的，每一个小城市都有它独特的主体功能、比较完整的服务功能。居住在里面的人，若没有特殊的需要不必离开他所在的小城市。所以大城市本身的概念或者它的形态和结构是什么样的，也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中国人口较多，单独发展大城市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推进城镇化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并行不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各类城市的功能。实现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优化生产力布局，调整偏重发展大城市的格局，这样才有可能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要在优化东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一批城市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找准大城市的主体功能，将一些功能疏散到周边地区，真正形成以大城市为龙头，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支撑的城镇化格局。长远来看，只有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逐步减弱行政的控制，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局面。

　　城镇化不能完全解决“三农”问题

　　到2030年，仍有4.5亿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三农”问题仍不能放松

　　记者：再过一两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就会达到50%，以后会越来越高。有人认为，通过城镇化，农民数量会加速减少，“三农”问题也就自然会得到解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近期，上海举行了“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杨伟民表示，本世纪以来国内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了50%，而城镇人口只增加了26%。这意味着，我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快了近一倍。(《人民日报》4月11日)

　　这意味着，在耕地已经无限逼近18亿亩红线的时候，越来越多被消耗的土地并未换来相应水平的人口城镇化。而按照“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及的5年后城镇化水平提高4个点，也就是2015年末城镇化率达到51.5%的水平来测算，如果按照目前的土地消耗速度，18亿亩耕地红线可谓岌岌可危。

　　这还没算完，在同一次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即便是目前的人口城镇化数字，由于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也存在“虚高”现象。我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按国际惯例进行，即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便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仍有10%~12%的城镇人口是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人民网4月11日)

　　这也就是说，我们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并不高。测算所得，大约2亿人属于这种数字上的城镇人口，而不能均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这涉及实事求是地评价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否则，未来的城镇化路径或将充满诸多隐患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尚有前车之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就存在大量失去土地后进入城市的居民。由于这部分人口没有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使城市里出现了不少贫民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而考虑到土地城镇化之后的经济效益，这个数字将更触目。“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的时期，与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差不多是日本的8倍。”这个数字是国土部部长徐绍史在其署名文章《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中提到的(《半月谈》2月17日)闲置的工业园区、占地奢华的大学城、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在以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名义占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借用单位GDP能耗概念，我们的单位GDP地耗之高，为未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埋下了不小的隐患，高地耗之路，并非持续发展之路。

　　正如专家所言，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低成本城镇化道路，城镇发展是建立在低成本获得城镇建设用地、廉价使用劳动力、环境承载严重压力基础之上的。尽管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大量的矛盾没有化解，遗留的问题很多。所以，现在已取得的47.5%的城镇化水平也有很大的不真实性。当我们看到土地城镇化速度一倍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人口城镇化数字中竟然有几乎2亿人仅仅是因为连续6个月居住于城市，却没有均等的城镇公共服务；单位GDP的用地消耗水平几乎8倍于日本……这些与城镇化有关的数字时，还有什么资格再去炫耀47.5%的城镇化水平,尤其是各地竞相追逐城镇化水平、多座城市提出要把目前的城区面积提高N倍的时候？

　　对城镇化数字背后更多问题的深入关注，要比单纯地追求城镇化率更重要。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需要总结在此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纠正偏差，提高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又快又好的发展道路。（蔡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