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明星赈灾晚会:樊星：早请示、晚汇报——文革中那些政治形式

樊星：早请示、晚汇报——文革中那些政治形式时间:2010-07-24 07:05 作者:樊星点击:531次
　　都知道“文革”中，一度流行过“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放学、下班时，对照《毛主席语录》，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除了“早请示，晚汇报”以外，每餐开饭前，也必须背诵毛主席语录。食堂卖饭的窗口前就挂出了这样的提示。可许多人似乎不大好意思，于是就等，看哪位带头。这时，常常是那些排在后面的人问一句：“我先背了，就可以先买饭吧？”得到大家夹杂着笑声的同意后，此人会挤到卖饭的窗口前，草草挥舞两下“红宝书”，背诵一段最简短的“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或者“多思”或者“自力更生”，然后迅速将饭碗递进窗口，报出自己要买的菜名……那时，我就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在办公室里大家都那么严肃、那么激动地学习毛主席语录，到了食堂里却变得有点嘻嘻哈哈了？看来，即使是在“造神”运动最狂热的时候，人们也是知道不宜在一切场合都那么过于正经的。
　　说到“晚汇报”，也很有意思的。不少家长对孩子不听话的言行不满了，常常会利用“晚汇报”的时间教育小孩：“去！到毛主席像前去请罪！看看你今天做的事情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记得我的小学老师在同事中间讲的一件趣事：她的邻居小孩中午不午睡，母亲不高兴了。到了晚上乘凉的时候，就命令孩子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而那孩子居然就在毛主席像前流下了真诚的悔恨泪水。邻居们看了，都觉得很好笑。老师讲此事时笑得几度捧腹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那段时间里，有些商店也在柜台前摆出了“敬告工农兵、革命群众”的牌子，上面写道：“请大家与服务员一起振臂高呼下列口号……”我记得有一次与父亲一起买水果，父亲对那提示牌好像视而不见，那位售货员就在父亲付钱以后拉起父亲的手，举过头，敷衍了事地喊了声：“毛主席万岁！”声音不高，表情也不自然。我想笑，到底还是忍住了。没过多久，再去那家副食品商店，那提示牌也不知道为什么取消了。
　　那时的中、小学，每天的第一节课是“天天读”，也就是背诵毛主席著作的课。大家在老师的督促下，像和尚念经一般背诵着“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后来又增加成“老五篇”（“老三篇”之外再加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背得滚瓜烂熟了，接着是“讲用”，老师发动班干部讲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怎样“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讲完了，老师会结合班上出现的“活思想”（即新问题），进行批评教育。后来这样的活动也显得啰嗦了，就读报。而那个年代的报纸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看头的，所以，终于流于形式。一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在批林运动中破除形式主义，“天天读”才得以寿终正寝。那时，我们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但许多单位的“政治学习”仍然以每周一次的形式延续了很久。许多单位在“政治学习”时，都是停止办公的。当然，人们对“政治学习”也常常是不那么感兴趣的。大家常常在“政治学习”时打瞌睡、看自己的书、想自己的心事。我记得在1981年刚参加工作时，每周四的晚上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那时，人们的政治热情早已被满腹的牢骚所取代。“政治学习”常常就是读报。到了这些年，这样的“政治学习”好像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从“文革”中的“天天读”到80年代的“政治学习”，中国人浪费了多少光阴！
　　那时，谁背的“语录”多、背得熟，就表明谁对毛主席的“感情深”。反之，就肯定有问题。在批斗“走资派”时，一个经常的节目就是勒令“走资派”背诵毛主席语录，如果“走资派”因为紧张背不出来，就会得到一顿怒斥：“你看看你！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感情！！连毛主席语录也不会背！！”
　　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那时的所有通知、所有“海报”，开头都必须写“最高指示”；所有信纸和信封的抬头，也都醒目地印有红色字体的“最高指示”。在写信时有一段时间只要写到“毛主席”三个字，就必须另起一行，以示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那时的“大辩论”，双方唇枪舌剑，都会游刃有余地引用毛主席语录。我下乡时，已到“文革”末尾，一个开口闭口都是“本着主席教导……”的生产队长说的一句话使我难忘：“以前，是看了《增广》会说话；现在，是学了‘语录’会说话！”
　　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热潮中，虔诚的人们在讨论：如何破除旧的称谓。记得我的小学老师们就在一起讨论过这样的话题：“‘老师’这个称呼是不是旧习惯？它与‘师道尊严’是联系在一起的嘛！那么，叫什么好呢？”“就叫‘教员’吧，因为延安时期好像是叫‘教员’的。”“那就叫‘教员’？那你就叫‘朱教员’好了……”话音未落，显然很不习惯地大笑成一片。
　　那时的群众组织也有新的称谓。主要负责人一律叫“勤务员”。第一负责人就叫“一号勤务员”；二号人物就叫“二号勤务员”……依此类推。但虽然有这样的约定，可在实际上，人们还是叫“一号勤务员”为“司令”的。在背地里，人们也将负责人称为“头头”的。这称呼刚开始似乎是有贬义的（如那个年代里常见的说法：某组织的“坏头头”）。但“文革”后期，已成为十分平常的称谓了，甚至可以当面称自己的顶头上司“某头”的。这称呼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
　　人们好像不知道，称呼变了，并不等于实质变了。好多人都在“文革”中改了名：许多人改名为“卫东”、“卫红”、“卫革”、“兴无”；因为毛泽东给那位叫“宋彬彬”的女“红卫兵”改名为“要武”，于是，不少女生也改成了“要武”。武汉有位赫赫有名的“红卫兵”领袖杨道远（原武汉测绘学院应届毕业生，武汉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钢二司”头头），原名杨树贵，在“文革”洪流中因为毛泽东勉励革命青年“任重道远”的教导而改名“道远”。然而，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文革”中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该运动是“文革”中一场声势浩大、打击“红卫兵”中的极端力量，株连甚广的“大清洗”）中作为“五·一六分子”身陷囹圄。一直到“文革”结束多年后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以零售香烟、啤酒为生。
　　那时“改名”还有一个潮流：人们纷纷将带有“封建文化”色彩的“辈分”标识去掉。人名改了，街道名当然也得改：由原来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街名改成具有革命色彩的街名。例如我家所在地黎黄陂路，原是为了纪念民国时期著名将领黎元洪的（因为他是黄陂人，故有“黎黄陂”之称），“文革”中改为了“延安路”，“文革”后又恢复了旧名。距黎黄陂路一箭之遥的兰陵路，在“文革”中改为了“韶山路”，据说是因为兰陵是一位外国殖民者的名字。“文革”后还是恢复了旧名。人名改了，街道名也改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欢乐气氛好像就无处不在了。那时的人们啊，头脑就这么简单！
 来源:《粤海风》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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