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希人字拖:中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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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法文:Guerre franco-chinoise)又作清法战争,是清朝与法国之间为越南主权问题而爆发的战争。战争之中由于清朝对法宣战时未召集各国大使,因此不具有公开性,而法国自始至终未向清朝宣战,仅称为“报复性军事行动”。而战场除了在安南境内展开外,法国也派遣部队攻打云南边界,并派遣孤拔率领远东舰队攻打福建、台湾、浙江,控制台湾海峡,占领澎湖。

 

战争概况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最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战争背景

 

  法国侵略越南与觊觎中国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址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馀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国,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址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馀名军官、两百馀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战争过程

 

中法两国直接对峙

 

  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山西之战

 

  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

 
  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奕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生父)的手中。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是: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鸿章没有肯定同意这个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宣战爆发

 

  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藉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旬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 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将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

 
  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乘机分别开进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胁迫中国接受法国条件,一方面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这些口岸。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使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随后,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拟定新条件向中国勒索,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没有接受。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23日,法国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卒应战,顷刻间,战舰十一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八百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自此战火延至中国本土,8月26日,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

 
  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五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两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镇海之战,法舰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镇南关大捷

 

  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5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见彩图 镇南关(今友谊关)清军布防图 1885年3月,镇南关大捷使清朝军队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 )

 

中法议和

 

  中法双方议和 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各方面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没有停止过。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被迫宣战以后,也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因此始终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向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1885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和议。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简明条约》,并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法国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至此停止,慈禧太后颁发了停战诏令。

战争结局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

 

  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统治者的懦弱、妥协,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1886~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

 

  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历史评价

 

  中国记载多以法军大败为主,但事实上,在停战前,越南阮朝已受法国实质保护,越南90%以上领土、各大主要城市(如当时首都顺化、河内、西贡)都已落入法军手上,而清军只有镇南关成功防守,从未攻克大型都市,加上越南和广东海权已失,难以补给,越南实则上已落入法国手上。因此一种说法认为和约可说是合理。

 

链接:法军入侵广洲湾史实还原

 

  关于1898-1899年法帝国主义以武力威迫清政府租借广洲湾(今湛江市),激起当地人民奋起抵抗,给法国侵略军以迎头痛击一事,由于1957年2月上旬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1899年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工作团”的疏忽,忽视了法军首先入侵广洲湾村坊的罪行,把广洲湾人民对法军入侵的抵抗史实遗忘了。被遗忘了的历史必须恢复,广洲湾人民首举抗法义旗的史实必须还原。

 

历史大背景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契机,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日本战胜中国,大大刺激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胃口,瓜分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的口头禅。帝国主义的舆论掩饰不住他们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敌视、轻视和侮辱。他们开始把中国称为“东亚病夫”,说这个国家“正躺在死亡之榻上”,一些帝国主义者公开提出“分配这个病夫的遗产问题”,要把“瓜分中华帝国”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俄、德、法三国自恃“干涉还辽”有“功”,争相要求清政府给予“回报”,而它们得到的每一个“回报”,又成为英国、美国、日本要求给予“补偿”的借口。于是列强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激烈角逐。它们竞相向清政府兜揽政治性贷款,攫取筑路权、开矿权;它们强租土地,长期占领,并且实行殖民统治;它们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

 
  从1897年底,列强在华掀起割地狂潮,它的起点是德国抢夺租借地胶州湾。所谓租借地,名义上是租借,实际上是抢夺,租借地的主权完全被帝国主义夺走。1897年冬天,德国以在山东巨野教案中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远东舰队驶往胶州湾,占领沿岸各地,并于1898年3月6日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和湾内各岛屿,租期99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30公里以内的煤矿。

 

  紧随德国之后,俄国将军舰开进旅顺口,要求租借旅大地区,李鸿章等接受俄国贿赂,于1898年3月27日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和以北一段陆地被俄国“租借”,租期25年。法国要求保持“东方均势”,于1898年4月9日要求清政府将广洲湾作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租期99年。

 

  英国也不甘落后,它看到法国要租借广洲湾,便在1898年6月9日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上后来被称作“新界”的地面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看到俄国租借旅大,就在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并于1898年7月1日逼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约》,强行租借威海卫及其附近水面、岛屿,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相同。

 

  从1898年3月6日到7月1日,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就攫取了中国从北到南五处重要海湾港口--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洲湾,建立租借地。在有关条约中,虽然规定租借地“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但同时又规定,租借期内,中国不得治理,由租借国治理,这就在事实上把主权出卖给列强,而且列强不付分文租金。这些租借地在帝国主义侵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帝国主义确立、保持和强化在华势力范围的军事基地,又是他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侵略的新据点,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割据中国领土进行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与抢占租借地同时,列强还公开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划分势力范围由法国开始。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同意“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这就意味着海南岛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办法很快为其他帝国主义所仿效。1898年2月清政府与英国互换照会,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他国”。4月,清政府又与法国互换照会,不将越南邻近各省即云南、广东、广西“让与他国”。英国又要求不将云南、广东“让与他国”。日本看到德国据有山东,便要求清政府不将台湾对岸的福建“让与他国”。英、德和英、俄还分别签订协议,实际上承认山东是德国势力范围,长城以北是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

 

  这时候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顾不上参加对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争夺。但是它表示既不放弃菲律宾,也不放弃中国。1899年9月、11月,美国先后向英、德、俄三国和法、日、意三国提出所谓在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表示美国承认各国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以及所取得的路矿权利,但要求各国对美国货物开放权利,不实行差别待遇。1900年3月,美国宣布它的主张为各国所接受。这表明各国在中国的争夺在“门户开放”的政策下联合起来了。“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中国的一种同盟。

 

法国入侵广洲湾史实

 

  广洲湾是指广东高州府吴川县南三都田头汛以南的一个村坊及其附近的港汊海面。

 

  早在1701年7月,法国船“白瓦特(Bayard)号”由安非特里德船长带领来到中国海面,遇台风,停泊于广洲湾避风,乘机登陆窥探,见地形重要,港湾优良,便探测水道,绘制地图,返国时提交法国政府。法帝国主义早已有东侵的企图,发现了广洲湾这个地方之后,向东侵略的野心加速膨胀。

 

  在19世纪末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法国夺取广洲湾的行动加快了:

 

  1898年3月11日,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吕班根据法国外交部长哈诺德的训令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其四为:南省海面(按:指广东沿海海面)设立趸煤之所。

 

  4月9日,法国指定:“中国国家将广州(注:此时的‘洲’已变成‘州’)湾作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

 

  4月10日,清政府与法国互换照会,承认“同意租借广州湾与法国,租期九十九年,租界四至另议”。

 

  但中、法两国政府尚未派员协商和签订租借条约,更没有经双方派员共同勘查和确定租借地界范围,法国侵略者就迫不及待地于1898年4月22日,派海军准将福德·杜基吐鲁英舰长兼司令代表法国政府以接收广洲湾为名,在法国远东舰队分队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中将的指挥下,悍然率领法国海军“巴噶号”、“袭击号”、“狮子号”等舰,载兵数百人,从安南(今越南)启航驶过北部湾、琼州海峡直航北上,从硇洲岛东面扑来,以武力强占广洲湾。法国侵略者的这一暴行,有现存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件第六七号为证:

 

  海军部长柏拿特(Besnard)上将致外交部长哈诺德先生(Hanotoux)函:

 

  兹将鄙人顷收到远东舰队分队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G·D·La BedoLLiere)海军中将发来一电文之原文函送阁下阅览。

 

  柏拿特,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巴黎

 

  附: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发呈海军部长电报

 

  远东舰队总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海军中将呈海军部长柏拿特海军上将电:

 

  我于今天--四月二十二日在广州湾之东南南方位于雷州半岛上(按:原文如此)的一个被放弃的炮台上升起法国国旗。

 

  军队登陆时曾举行庆祝仪式,巴斯葛号、袭击号、狮子号在距离炮台六百公尺处排成行列抛锚,鸣放礼炮二十一响,邻近村落居民来看热闹。

 

  拉·比道里爱尔,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广西法军侵占吴川县南三都广洲湾村坊后,不顾村民的强烈抗议,在老梁村红坎岭修兵营,建炮台,作为扩大占领的桥头堡,迅速向现霞山、赤坎区扩展侵略领地。这激起人民的义愤,之后爆发了吴川、遂溪人民所进行的震惊中外的抗法斗争。

 

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

 

  清政府之所以对法议和,客观上也是因为英美等国的态度,他们担心中国一旦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就会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决心,清政府也可能不再如以前那样驯服了,而且危及自己在华的侵略利益。英外交大臣就曾说:“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因此,它们极力施加影响,迫使清政府尽快对法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