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香蕉在线影院:迟福林、匡贤明:开放能否“倒逼”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4:08:17

迟福林、匡贤明:开放能否“倒逼”改革

发布时间:2011-11-18 09:06 作者:迟福林、匡贤明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30次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30年来,我们不仅利用国际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国际接轨,推进改革不断深化。应当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是中国30年发展的原动力。没有这个制度红利,中国很难充分利用原本就存在的人口红利、成本红利,也很难有效抓住全球化红利。


  尤其是入世10年来,我国全面融入国际市场,从一个被动的参与者逐步成为一个主动的推进者,从单纯利用国际市场逐步成为维护国际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


  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波动与震荡频繁,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内生弊端暴露,世界经济格局面临再平衡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开放能否继续为改革提供强大动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政策决策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开放”为“改革”提供动力


  改革需要动力,但形成改革动力绝非易事。30年前,在打开封闭经济体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发现了与外部世界的差距,由此带来强大的危机感,并形成启动改革的强劲动力。同时,历史经验也表明,当我们开放有大的突破时,改革动力就增强;当开放遇到波折时,改革动力就减弱。


  一方面,开放使中国可以有效利用国际市场,为国内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改革不免有阵痛,不免有波折。如果这些阵痛与波折都集中在国内市场的话,无疑会加大改革难度。通过开放打开的国际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分担了中国改革的成本,降低了改革的阵痛,增强了改革的动力。比如,对外开放弥补了国内发展资本的不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自身发展资本不足,但在短短的16年间(1978~1994年),实现了从资金不足到资金相对充裕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开放引进外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2010年,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额(FDI)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这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再比如,开放使我们能够利用外部市场有效缓解就业压力。以纺织业为例,2004年国内纺织业有直接就业者1900万人,出口企业3.5万家,其中就业者约630万人,每出口1.5万美元,就创造1个就业岗位。开放带来的资本充足和就业压力缓解,为改革提供了有利环境。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倒逼”改革,为国内改革提供动力。30年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全方位、制度性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内体制的变革。仅以政府改革为例,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架构相比,30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实质上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再造。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开始改变自己管理经济的方式,并且借鉴国际经验改革行政体系。客观地说,尽管政府转型不尽如人意,但如果没有开放的倒逼压力,政府改革有可能远远滞后于当前。再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例,这项改革是在我国入世后的五年过渡期内全面展开的,其动力就在于开放带来的强大危机感。因此,与国际接轨,是中国改革的最强动力之一。开放不仅为中国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而且提供了倒逼改革的压力。


  开放带来的“倒逼”压力


  从发展环境看,第一,中国2010年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发展政策不仅对自己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世界也有重大影响。第二,中国开放的主要对象是欧美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个市场相继出问题,至今仍未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对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产生怀疑。人们开始问,开放倒逼改革是否仍然适用于今天?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开放倒逼改革不仅没有结束,反而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未来中国改革要取得进一步突破,仍然需要通过开放带来的倒逼压力。


  第一,中国的开放还有相当大空间,还远未结束。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不表明中国已实现了完全开放。未来5~10年,中国开放领域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例如,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基本趋势,但人民币国际化能走多远、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取决于资本项下开放进程。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国际社会对人民币需求的不断增长,客观上形成了倒逼金融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再比如,发展服务业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中国相当多的服务业改革缺乏动力,尤其教育、医疗领域进展缓慢,迫切需要在中高端要素市场加大开放力度,提高竞争的激烈程度,倒逼这些行业改革。


  第二,适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仍然需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以低碳为例,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明确提出承诺减排目标,是一个国家有效融入国际社会、承担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的重要方面。中国连续两个五年规划都提出了减排约束性指标,并且倒逼相应的改革向前推进。


  第三,要在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保障自身权益,也需要在开放中推进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着再平衡的重大课题。这对中国是一个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中国有希望扩大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这在3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但中国要在国际经济规则的改变中保障自己的权益,就需要保持开放的状态并深化国内体制改革。例如,要获得其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就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打破行政垄断,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在IMF等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要进一步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要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与贸易纠纷,除了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身权益外,更重要的是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退税体制改革等。


  第四,支撑走出去的体制需要在改革中得到建立与完善。从注重“引进来”向注重“走出去”转变,是中国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并且,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这些年中国已经在探索走出去的道路,但面临相当多的障碍。根源之一就在于支撑走出去的体制还不健全,国内相关的规则与国际规则还有冲突,在某些方面体制机制与国际惯例还有比较明显的不协调。以服务外包为例,目前最大的服务外包承接国是印度,占全球市场60%,中国只有印度的20%。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内支持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还不能为服务业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新阶段“走出去”的这种开放需求,将越来越成为倒逼国内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力。


  不能仅仅寄望于“开放倒逼改革”


  中国未来的发展,还得依靠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应当说,当前改革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困境之中。久议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破的问题普遍存在。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有效协调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至关重要。既不能忽略开放的作用,也不能把改革完全系于开放倒逼上。合理的战略选择是,坚持开放,但更要主动地改革。


  第一,坚持开放是基本前提,重在从参与全球化转向推动全球化。未来5~10年,中国坚持开放,重要的是从参与全球化向推动全球化转变,从遵守国际规则向参与国际规则调整转变。为此,既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更要通过开放逐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体系调整中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坚持开放,不是简单的市场开放,更是规则开放与参与国际规则的调整。


  第二,主动改革是战略选择,关键在于明确公平与可持续的基本目标。改革面临的挑战与30年前大不一样。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推进发展方式转变,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道路。经过30多年的摸索,改革面临的挑战,不是“不知道怎么办”,而是越来越多的利益掣肘。在这个背景下,仅寄希望于开放倒逼改革,打破利益关系制约,恐怕很难取得预期效果。搞不好,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甚至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这些年不少跨国公司卷入国内的行贿案就是鲜活案例。因此,在改革形势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需要坚持开放,更需要主动改革。


  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要充分利用开放带来的动力,争取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消费主导。未来5~10年是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消费升级的战略机遇期。需要充分利用中国消费潜力巨大的优势,尽快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使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民富优先。长期国富优先的发展方式,使国家生产能力增长长期快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增长,导致消费潜力难以释放。新时期,在发展导向上应尽快转向民富优先,构建民富优先的体制基础,夯实老百姓的消费基础。


  ——绿色增长。按照各省市出台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估算,未来5年全国每年将消耗52亿~55亿吨标准煤,远超过中央政府规划的到2015年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左右的约束性目标。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可持续增长目标将最终落空。


  ——市场导向。市场化确实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这次金融危机也表明市场并非万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始终是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机制,任何机制都不能取代市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企图以政府主导来替代市场主导,难免会走回头路。当前,要积极澄清对市场化改革的疑虑,坚定地在市场主导基础上谈加强政府作用。


  ——政府转型。推进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政府自身利益化倾向扭曲了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掣肘。不推进政府转型,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30年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通过开放不仅带来了广阔的国际市场,更重要的是倒逼了改革,推进国内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未来5~10年,我们正处于公平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处于改革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从变化了的现实情况出发,重要的是在坚持开放的基础上主动改革,为中国未来10年、20年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迟福林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匡贤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