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仟贰佰元整:赵勇:抵抗遗忘:索尔仁尼琴的精神标高(南方都市报 20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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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遗忘:索尔仁尼琴的精神标高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08-05 11:13:20  作者:

  

  ■说文解道之赵勇专栏

  我刚在一篇回忆自己读书生活的文章中提到索尔仁尼琴,他就去世了。8月3日,索尔仁尼琴病逝于伦敦,享年89岁。

  我读索尔仁尼琴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只读过他的两部作品,已大为震动。此两部书分别为《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后者当时在国内虽已“内部发行”,但可能还是禁书,因为它并没有堂而皇之地置于图书馆的架上,而是被撤至架下,放在一个犄角旮旯处,唯恐被人发现。但它还是被我发现了。卡夫卡说过:“总而言之,我们只该去读那些会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古拉格群岛》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这类书。读这部书,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与暴政尽收眼底,而所有在极权主义年代生活过、惶恐过、胆战心惊过的阴暗记忆也被唤醒。唤醒记忆并让人正视这种记忆,我认为正是这部书的价值。

  但这部书的写作却非常困难。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作家不得不把这件工作做得异常谨慎,才有可能在突然出现的搜查面前免遭灭顶之灾。他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指大张旗鼓),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一张书桌上过!在《古拉格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1965年9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了。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古拉格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过。”这种写作环境和状态确实让人恐惧,以至于作者对自己的安全完稿也感到惊奇:“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在苏联境内也只能秘密流传。据《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记载,索氏著作在西方已公开出版,但俄罗斯人所传看的索氏作品,有的是打字机打的,有的干脆就是手抄本。阅读也往往是偷偷摸摸,常常通宵达旦,因为第二天这本珍贵的书就该还了,或者它将被传给下一个读者。由此看来,那个年代写作已是一种生命的历险,阅读也好不到哪里去。索尔仁尼琴与他的读者仿佛在共同进行着一场死亡游戏。

  有人认为,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冷战思维的结果。但我们不妨想想,即使没有冷战,即使他没有获得诺奖,他那种执着、坚定、冒死以求的写作姿态和精神,不也依然值得我们敬佩吗?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视为上帝的捍卫者与献身者,他说过:“我不是我自己,而且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千百万人,他们没有能写下来、说出来、嘶哑地喊出来自己的狱中苦难和劳改营的发现。”如此看来,索尔仁尼琴是把自己看做了责任的承担者。这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它,整个俄罗斯民族也显出了它的伟大。

  去年6月12日,普京曾向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奖,并亲自去他府上拜访。记得当时读到这一报道,我有些感慨。如今,政治家与文学家握手言和,这究竟是作秀,还是时代确实进步了?当然,我们也可把普京向索尔仁尼琴的致敬理解为,他们是在向一种历史告别。而正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的忠实记录,那段历史的肮脏、罪恶与残酷才被赋形,人们才有了唾弃它的理由。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索尔仁尼琴的那个获奖感言:“我在有生之年希望,我和读者收集的历史资料、历史情节、我国残酷恐慌时代中的人物脸谱和生活画面,都能被同胞们了解,进入他们的记忆。”索尔仁尼琴的这番说辞显然与新时代的氛围不相和谐,但我们万万不可因此笑话他的冬烘。萨义德说过,“挖掘出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而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终生所做的工作就是在为抵抗遗忘而斗争。他的这种精神和他所做的事情,可以也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标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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