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暗暗在线观看视频:秘书忆文革中的江青：工作繁忙没星期日 常忘日期

核心提示：江青第一次跟我正式谈话时曾说过，她连每天是几号、星期几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也没有星期天。于是，我每天上午给她送文件时，都在第一份卷宗上面用曲别针别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月×日，星期×，上午×点，下午×点或晚上×点有××会议，以便她知道这一天的安排。

本文摘自：《老照片》第67辑，作者：阎长贵 向继东，原题：《江青秘书谈江青》

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当秘书

向：关锋是你的老师，戚本禹也可算你的“恩人”了。

阎：也可以这么说吧。“文革”开始之前，《红旗》杂志做了机构调整，我从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调到戚本禹任组长的历史组。在“文革”中，我一直是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向：你是农民的儿子，做江青的秘书可能你从没想到过吧？

阎：没有，做梦也没想到过。

向：有的书上说，姚文元是江青的秘书，还有说戚本禹是江青秘书的。

阎：其实，正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为江青秘书的，我是第一任，在我之前，江青没有配专职秘书。江青在“文革”中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杨银禄，第三任刘真，第四任刘玉庭。

向：你是怎样成为江青秘书的？

阎：当然是组织安排的。《陈伯达遗稿》中说我当江青秘书“可能是关锋推荐的”，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关锋有次见了我，还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

向：说你“政治上弱”是有所指吗？

向：那戚本禹是怎样推荐你的？

阎：具体过程我也不清楚。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荐你了。”

向：戚本禹当时是什么职务？他说了算？

阎：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也不是他一句话就行了。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但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向：当时你很高兴吗？

阎：我当时并不感激涕零，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服从组织和领导的安排就是了。1967年1月9日晚上，戚本禹来到我们办公室（其实就在他办公室隔壁），兴冲冲地对我说：“已经定了，调你去给江青当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戚本禹去了。

向：从此开始了秘书生活。

阎：有人说：“给林办选秘书，比选状元还难。”我想，给江青选秘书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选定我之前，究竟经过怎样的推荐和审查，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听说，当时有四个人参选，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二十九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的（五年），干部级别最低的（行政二十二级），工薪收入最少的（五十六元）。三十多年后，我准备写回忆录时，才向戚本禹打听他当时是怎样向江青推荐和介绍我的。

向：戚本禹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吧。他出狱后住在哪里？

阎：住在上海。199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政府要他改个名字，他改名“戚文”。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当时推荐怎么谈的和谈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不管怎么谈，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第三，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写的文章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我认为这也符合实际。

向：你做了江青的秘书，周围的人都刮目相看吧？

阎：我自己感到没什么不同，但别人可能有点另眼相看。记得有一次在钓鱼台十七楼看电影，曹轶欧（康生妻子）见了我说：“噢——你到十一楼工作了！”似有赞扬，又有惊讶。我心里想，“十一楼”（江青住的楼）和“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所在楼）有什么不同啊！？这大概也是我迂腐、不谙世事之处，因而终未讨得江青欢心，反被她投入监狱。

向：你在当江青秘书之前做什么？

阎：我先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工作，主要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江青办信组”这个组织不是“文革”一开始就有的，是慢慢发展来的，大概到1966年9月，扩大到七八个人，由我负责。人员主要是向各单位抽调，记得红旗杂志有两人，马列主义研究院两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一人，军队干部两人；学历大多是大学本科，还有研究生。

向：“文革”前江青没秘书，那什么事都是她自己做吗？

向：你是什么时候从《红旗》调到中央秘书局的？

阎：1966年6月3日。7月4日，戚本禹又把我带到钓鱼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离开简报组，协助梁川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不久，梁川回秘书局信访科了，就是我一个人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群众的来信越来越多，一天几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时一天达到两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装着送来的。这时才调人组建了“江青办信组”。大概与此同时，又调进二三十人组建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地点就设在离钓鱼台不远的花园村，处理大量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来信，其中有几个人专门处理给组长陈伯达的信。江青办信组设

在钓鱼台十六楼，直接归戚本禹领导。江青办信组给江青办信，但编制不属于江青，也不属于中央办公厅，而属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向：你是怎样处理群众来信的？

阎：戚本禹在“文革”前当过多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科科长，有经验。他告诉我，基本上分三种情况：第一，必须送给首长看的，这是指首长亲属、朋友和熟人来信，以及关于重大、重要问题的来信，而凡属于送给首长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并附原信一并送阅；这样的信，每天至多只能选三至五封；第二，根据信中所说问题的性质，转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包括转林彪处（当时称林总处）、总理处、各副总理处、各部委、各省市等等；这类信最多，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第三，凡是反对和攻击首长的，都转公安部，由公安部处理。戚本禹还说：“不好处理的信，你们拿不定主意的，可随时问我，反正我办公室就在你们隔壁。”

我们那时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来做这项工作的，加班加点是常事，每人每天要处理二三百封群众来信。信的内容有申冤的，有告状的，有反映情况的，有揭发问题的；有公事私事，有大事小事，有历史问题，有现实问题。我主要处理中央各部委的群众来信。此外，我作为负责人，还要从各人送给我的比较重要的信中选出三至五封送给江青看。那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十一二点，可大家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谁也不说累，都觉得这是应该做的。

向：江青是山东人，选你做秘书，可能还因为你是山东人吧？据说江青原来有个叫孙立志的秘书，也是山东人。

阎：孙立志我认识，大家都叫他孙秘书，我也叫他孙秘书，其实他的职务是警卫员，即警卫秘书。因为我和孙是老乡，还一起聊过。有一次，孙立志对我说：“江青同志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味道，还没被‘化掉’。”我当时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往江青选秘书的事情上想，只是说“谢谢江青同志”。正式成为江青秘书后，江青还亲口对我说过这话。

向：这个话，在当时应该算是很高的政治评价。

阎：是的。这恐怕也是江青接纳我做秘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当第一夫人秘书的滋味

向：给江青当秘书也不容易吧？

阎：确实不容易。我主要是收发和管理文件。当时江青的文件很多，有中央文件和收发电，有军委文件和收发电，有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发电，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编的《简报》、《要事汇报》、《快报》、《来信摘要》等等。每天都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论字数大概有几十万。把这些东西都送给她，莫说是看，就是数一遍也很费时间。可我不送呢？如果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或材料，而她没看到，就要骂我了，说我“扣了”或“贪污了”她的文件和材料。

向：你是否被骂过？

向：分在哪一类就是你做主了。

阎：但责任重大，必须认真仔细，不能出错。我分好后，分别放在三个卷宗里，每天江青起床前，我就送到她办公室。有时，有些中央领导之间的传阅件，或写着“急件”和“特急件”的，机要交通送来后，除非江青睡觉，都要马上送给她。江青把文件看过后，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顺手放在茶几上。有她批示的文件，一般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她写了信封的，如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或陈伯达、康生看的一些东西，她大都已封好，并贴上了密封签，这是属于不让秘书知道的事情，我只负责登记，然后交机要交通员送达。还有一种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写信封装好交机要交通员。一般说来，一天两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她办公室取来她看过或批示过的文件，该发走的登记后发走，该存档的分类存档。

向：你每天的工作很辛苦吧？

阎：工作量确实很大。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觉了，我每时每刻也不敢离开办公室，如果江青按铃了，我不在，那就要挨骂了。有一次，江青按铃叫我，恰好我离开办公室一会儿，一回来江青就说：“你干什么去了？”我赶快说：“报告江青同志，我……”江青根本不听我解释，两眼直瞪着我，声色俱厉地说：“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我说：“江青同志，我错了，以后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气，嘴里说着“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之类的话。过了一会儿，看到我很委屈难过的样子，她态度才有所缓和，说：“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快把这信发走。”

向：是写给谁的信？

阎：是给毛泽东的信，上面写着“急件”二字，并已封好。我立即通知机要交通把这封信取走。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谈起这件事，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挨江青的批评，也是一种光荣呢！你想想，全国这么多人，能有几个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评？”

江青第一次跟我正式谈话时曾说过，她连每天是几号、星期几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也没有星期天。于是，我每天上午给她送文件时，都在第一份卷宗上面用曲别针别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月×日，星期×，上午×点，下午×点或晚上×点有××会议，以便她知道这一天的安排。

向：你除了收发和管理文件外，还做些别的吗？

阎：要接电话。每天电话一个接一个，有通知江青开会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请示什么而又不便直接打给江青的，有要见江青让我同江青联系的，等等。

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阎：忙得很。在“文革”中，江青比陈伯达、康生还要忙，而陈伯达、康生的秘书都不止一个。我几次跟江青说：“一个人忙不过来，希望再加一个人。”跟汪东兴我也说过，汪说那得看江青的意见。一开始江青也没当回事，见我说的次数多了，还可能是汪东兴跟她也说过，有一次，江青对我说：“我看你是挺忙、挺累的，可是主席才用一个秘书，我怎么好用两个秘书呢？”停了一会，她又说：“不过，我们都是主席的秘书。你忙点、累点，还是先干着吧！”我只得答应“一定努力干”，从此不再提这事了。可到1967年国庆节前，突然增加了杨银禄，我当然高兴，只是跟江青天天见面的还是我。

向：你当秘书时家人来看过你吗？

阎：来过。1967年夏天，我爱人来北京看病，住在钓鱼台北门外警卫连家属宿舍。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结伴去看我妻子。警卫战士刘真、王振荣、李仁庆，除了替我陪妻子到医院看病，还不断地给我妻子送些蔬菜，什么豆角啦、茄子啦、西红柿啦，等等。这些蔬菜都是他们几位在十一楼前的一块小地里种的。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钓鱼台的许多空坪隙地，不像现在这样种可观赏的花草，而是种蔬菜和庄稼。毛主席所住的中南海丰泽园也是这样。

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给江青做了一年的秘书。

阎：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向：后来怎么“失宠”了？

阎：其实我从来没有被“宠”过。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来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编按：接下来，阎长贵谈了因给江青送错了一封信，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秦城监狱，后又被下放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改造的过程。关于这段经历，阎长贵已有专文《成为“坐探”以后》刊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