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f如何成为特邀会员: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

金雁：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

（上）

什么是“面包时代”？

“面包时代”，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名称并不太常见于公开的报端，这是俄罗斯、东欧的知识分子私下里指人们日常生活的“面包”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目标，成为了唯一追求的对象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生存是第一位的，人们丢失了精神家园，面包取代了一切，它高于独立思辨、高于道德、高于自由、高于精神追求、高于尊严，人们心中只有面包而没有其他。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人都知道瓦西里的那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当牛奶和面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欲望时，“在一个不允许平常人谈论平常事的国家里”（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卷）军谊出版社2002年，383页），大多数厌倦了政治的人都采取了冷漠和麻木的“鸵鸟策略”，把头埋在沙子里，不但一般的民众如此，就连被称为民族良心的知识界也忘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浑浑噩噩地“为面包而面包”地活着，他们环绕四周看到的是，历史被压抑、记忆被封存、思想被禁锢、声音被窒息、犬儒主义流行、社会上充斥谎言，在高度一元化的体制下，在个体必须服从权力的社会里，人们被控制得无立锥之地，他们既感到恐惧又自我欺骗，为了生存人人都只考虑自己，小心谨慎地行事，就像套子里的“死魂灵”，人除了空间的肉体之外一无所有，不去思考生命、真实、创造以及人类自身的意义。这样的社会是混沌恶浊的、语言是被强暴的、审美是恶俗的、生活是猥琐的，人在内心深处被内在地分裂了，社会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出现文明倒退、是非不分、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景象，这时社会主导的理念是，追求生存和现世的快乐，人们生活的意义就是“面包”，“面包”成为这个时代的最高象征，就像奥威尔的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在现实中上演一样。

毫无疑问，求生是人的本能，谁也不能苛求在这种最低要求都无处保障的情况下，号召人们去向强权抗议，“面包时代”体现着一种无奈，但它也是一种倒退。如果人类社会中精神追求从人的生活中退出或者让位于眼下生存，以物质取代精神，人们仅仅满足于口腹之欲、感官刺激、消费和娱乐，不去拷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哪怕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哪怕是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都毫无廉耻，人人都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借口而逃避责任明哲保身，社会的主流价值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把日常的物质生活作为最高追求，自我蒙蔽地强调这种社会是不需要精神的，是不需要自我头脑的，只要有温饱和疯狂的娱乐，比如崇尚做一个顺从的奴隶，认为个体以卵击石的抗争是微不足道的，渺小人物只不过是“砧板上任凭宰割的羔羊”，思想、精神之类的华而不实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人们满足于被物质上的小恩小惠和舒适感觉所占领，即便表现出的“智慧”也是投机取巧的“生存的智慧”。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寻求解脱，通过各种集体融合的方式逃避孤独，求神拜佛也罢、向外转移注意力的民族亢奋也行，只要是融入没有危险性的大族群以及其他各种虚构的想象中的强大身份，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聊以自慰。这种社会风气会鼓励人们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释放人性恶的一面，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缺乏是非标准的社会可以充分诱发人性的丑陋。正如齐泽克所说的，这个世纪的灾难，不是因为我们屈从于病态的吸引，而是因为我们试图避免面对它，并把它强加在“真、善”其上，批量制造完美的螺丝钉的宗教和政治教育，最终出品的却是一批丧失人性、心智的不健全的人。

在沙俄、苏联、东欧的历史上，大约存在过三个这样的“面包时代”，他们是怎样对待的？又各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

第一个“面包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处在追求西方的潮流中，商业功利和享受生活的消费性美学弥漫着上层社会，无尽的欲望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释放出来，王公贵族们夜夜欢歌极尽奢华，拼命娱乐地表现出没心没肺的低俗的生活态度。另外，沙皇当局加紧了政治上的钳制，“第三厅”的秘密警察大量盯梢、抓捕、流放具有异己思想的知识分子。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升了俄国的国力，但是由于不公正的改革严重的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与反西化的思想倾向。

俄国知识界一时有知识分子是“内侨”的说法，因为颠沛、迫害、被控制、不自由、贫穷、孤独、苦闷、精神饥饿是他们的常态。1863年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毕业设计上，院方要求学生以北欧的神话作为命题进行毕业画展，而学生们主张用俄罗斯民间的现实题材为题作画，遭到院方的反对，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坚持己见后果将会很严重，结果以克拉姆斯科伊为首的13人退出比赛，当时他们提出的一个口号是：“绝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他们认为，坚持自己的理念高于眼下的利益，他们离开学校后自己租房子作画，到民间去巡回展览，并与思想界、文学界遥相呼应，用画笔来展现俄罗斯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俄罗斯巡回画派”。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希什金等均出自这一画派，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写实手法成为俄国画界最有代表性、最有生命力的一派。以至于有人评论到：在俄罗斯画坛中，“巡回画派”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其他流派，几乎成为俄罗斯画坛的象征。他们绘画的草根情结和自然纯朴的审美观念令人感到心灵震撼，它真实地传递着俄罗斯民族的成长过程，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的人文理念与审美理念统一在一起，体现了追求社会公正以及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

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都充满着有关于面包与道德、面包与精神、面包与坚守理念的话题讨论。黄金时代的作品都在努力体现“灵与肉的搏斗”，表现出对生活意义中精神世界的渴求，以及他们试图从宗教启迪中获得拯救俄罗斯的焦虑。正如号称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之子”的别尔嘉耶夫所描述的，“在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某些思想隐居者小组、科学的苦修者、狂热的宗教信仰者，他们毛发很长，而期望永远年轻，这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则遗忘了自己的不幸，他们不停地进行着理论问题的探索，他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真理，关心生活、关心科学和艺术、关心人道”（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55页）。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空间，应该是最大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他们以俄罗斯文学与沙皇的专制制度格格不入为例子，证明政治与思想本来就是一对反向性的矛盾体，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思想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思想倡导原创和深刻，拒绝重复是思想更新的源泉，而政治则是死气沉沉的换汤不换药。

在他们看来，独立的思想活跃与否是一个民族道德水准衡量的标准。有人说“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因为从19世纪上半叶赫尔岑开始，俄罗斯文学家就充当着启蒙者和政论家的角色。俄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以文学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其他人文学科的现象十分突出，当然这个文学是广义的“文学”，文学里面不仅有文学还包含有哲学、宗教、艺术和思想。文学家也不仅仅是文学家而是把思想追求和精神寄托蕴含在文学当中的“哲人、先知”或“思想的引领者”。俄国文学是“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小人物的文学和社会良知的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青藏高原”就在于它的精神探索。

最经典的当属陀斯托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著名寓言：有一天耶稣复活来到人间，见到人间的大审判官，他对耶稣说，“你回来干什么？你空手而来，只带给人类一点自由的承诺，但人类的愚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你所谓的自由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人类社会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由，你说人并不是只为面包活着，你曾经说，人类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动物，断了精神就相当于大脑缺氧，但我要告诉你，我把他们喂饱了，他们就跪伏在我的面前说，只要有面包吃就愿意拿自由来交换，说明”吃饭哲学“高于虚幻的精神追求。最后，大审判官警告耶稣不要再到人间来试图挽救什么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面包时代“已让人类很满足，耶稣只好悄无声息的离去。

陀斯托耶夫斯基以这则寓言告诫人们仅有“面包”与动物无异，总是寻求跪拜的对象，以精神换取一时的安逸，放弃思想、放弃了精神追求的人就不再成其为人，只不过是一种爬行动物，“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所以，在小说中，主人翁卡拉马佐夫在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坚定走向圣徒之路。陀斯托耶夫斯基说，如果那些以取缔别人自由而强行灌输“真理”的人就是“真理的占有者”的话，我“宁愿跟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跟‘真理’在一起”。他呼吁要为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的“内在学问”，奢侈品可以是外来的，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必须得靠自己生养出来。黄金时代的作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斯托耶夫斯基这两个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永恒的精神追求的思考。

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

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像一个崭新的力量吸引着无数的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但同时它前所未有的一元化也使知识分子丧失了选择的自由，每个个体都被迫只能在其中寻找自己的身份。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把整体利益与个体的自由区分开来的时代。国家民族的强大是以个人的牺牲作为代价的，新政权初期人们对此表示理解，国家强大与个人自由的排序是只有在先满足前者的情况下才能惠及到个人，向往强大和统一是俄罗斯人历代的追求目标，弥赛亚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政权为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需要个人为国家做出牺牲也得到了积极响应。

苏俄内战结束以后，处在围困中的“一国社会主义”不得不通过强硬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引发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一种两难选择摆在了革命者的面前，要么坚持原来的理想，要么使用专政手段保住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总是很少获得成功，但当他们使用无产阶级的专政铁拳的时候，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强制与暴力的频繁使用成为一种惯性，甚至从一种夺取政权的手段演变成为最后的目的了。在反对派阶段试图通过政治自由地竞争方式创建“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自信也就荡然无存了。理想主义的目标不可避免地被实用主义的现实所取代，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的社会目标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已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而维护其政权的暴力手段却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保住权力上升为第一要素的政治需求的情况下，“唯意志论”的理论笼罩了全党，纪律制约、强制手段和社会恐惧成为保持党的统一重要的政治制度。人权、民主、自由、多元文化这些曾经让人们为之追求的目标现在被认为是有害的奢侈品，任其泛滥就会损害到对执政党的认同，自由价值从奋斗理想变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解散和改组了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形成命令畅通的一元化的组织领导系统，以政治化、党性原则这两把尺子干预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斯大林以高度动员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便捷材料，就必须要“被禁锢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来看待了。

建立这种体制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用行政命令统治社会，同强制镇压保持舆论一致，用权威驾驭局势，人人服从则天下太平，他们不懂得，没有党外的争论就不可能有党内的生动局面，践踏了全社会的民主，又怎能保证党内的民主，镇压体系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恐怖体系。苏联在抛弃多样性以后必然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政治和道德之间的互相排斥。党以自己取代了无产阶级，除了可以随便践踏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个阶级，也开始践踏无产阶级了。把国家的强大动员力置于社会的进步之上，在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最需要对信仰没有兴趣的人，权力就等于思想的产生者，其他人只能是诠释者，而没有产生思想的权利。“占据真理的自傲意识”往往会把“对自由的敌人的仇视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46页、26页、51-53页），思想语言被作为权力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真实性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这个政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文明倒退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时代。

这时，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个体与整体的悖论并不只是一种“战时状态”，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他们在帮助新政权建立巩固以后，却发现“俄国革命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俄国革命对俄国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他做了准备，他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作家协会是按印刷厂工人的范围进行注册的，自由思想只能在地下继续存在”（同上，224页-229页）。这个政权像罗马皇帝尼禄一样会吞噬掉自己的母亲和亲人。知识分子成为了苏维埃政权主要的敌人，就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张开双臂欢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级”，“有教养的社会”制造出来的中伤和诽谤造成了劳动阶层疏远和敌对，一个人的声誉的好坏全凭内务部派下来的“三人小组”的鉴定书来确定。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经过1920年代的驱赶、1930年代的大清洗，1940年代对知识界的整肃以后，知识界的棱角已经被磨损，人们都“学乖了”、恭顺和世故了，选择了装聋作哑是给自己蒙上一层“保护”，知识界成为一个“吓怕了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它被下降到或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小心地活着，仅仅是活着，“生存压倒了一切”，“面包时代”又一次主导了人们的生活。生活在苏联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在社会没有任何空隙的情况下，俄罗斯历史上知识分子就是“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的传统的香火已经无法延续，“国家同知识分子斗争的年代也是尊严、良知、人格、信守原则、诚实、公正、正派、高尚等概念从官方语言中消逝的年代”。苏联的生存环境与沙皇时期文学“黄金时代”作家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了，俄国和苏联在思想上的联系永远中断了，过去那些执拗的、坚持信念的、叛逆思想家和冥顽不灵的长发知识分子地遁般的消逝了。

国内战争不但使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的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一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0000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暂活跃的文化繁荣，到了1920年代末“大转变”时期，私人出版社大规模地消亡，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苏联在19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

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的清单。销毁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有55514外文报刊被销毁，苏联学者到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其次，拒绝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把他们与世界学术界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而且让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的宠臣波将金为叶卡特琳娜巡视建立的粉饰太平的虚假的村庄）。在反对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几乎无法使用。曾经有个涉世未深的学生问从英国前来访问的伊塞亚·伯林，沙皇时期那么十恶不赦，为什么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加多元、更加自由，反对派分子可以组织成政党来推翻沙皇，而现在却做不到呢，这是否说明现在的这个政权比沙皇政权更加专制？伯林环顾四周，吓得落荒而逃。这种状况被后来的苏联作家概括称为“日丹诺夫时期”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这个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严寒“冰冻”时期。

“面包不是自由的交换物”

赫鲁晓夫时期，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发生中篇小说《解冻》开启了苏联“解冻”文学的解冻时代。紧接着，作家杜金采夫发表小说《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在该书中重申了1863年“巡回画派”诞生时的宣誓话语，“面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换物”，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的、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并为之行动、奋战，也许舍身以赴的目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译林出版社2009年，（上册）10页）。诗人叶夫图申科反对把“诗人”和“战斗员”、“宣传员”划等号，他说，现在对普希金的阅读也失去了个人认同的权利，在过去俄罗斯文坛上，诗人就像帕尔那索斯山上的神一般享有崇高地位，诗歌王国要胜过沙皇的权力，人们要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痛苦、沉思和理想，如果把诗人的作用划定在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范围内，必然会导致“地下诗人圈”和“隐士文学家”的出现。他们试图冲破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禁锢，纠正谎言时代。爱伦堡曾以“黄金时代”的作品作为例证说，十月革命前两托（陀）、契柯夫和高尔基等人想些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而不受行政官员和某一级组织的管辖和监督，才能够成就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地位，而在一元化的领导下所谓思想无禁区、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时候真正做到过？真实的情况是“和领导保持一致”，“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5月，545页）。“意识形态纪律”是文学家必须遵守的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刚刚开启的“解冻”潮流很快就戛然而止，上述作家都遭到了苏联作协组织的集体批判，爱伦堡等人在这种意识形态强势面前，只好以保持沉默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这种低调姿态后来被人概括称为“沉默的理论”。

紧接着，《真理报》发表社论，首先明确不能对社会主义的“真理”和“正义性”发生怀疑，“英明伟大”的党是绝对不能批评的，如果产生这种想法在客观上就陷入了反共的立场。其次强调党性原则是高于所谓资产阶级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只有政治上立场坚定，以党的是非标准作为最高准则，排斥任何“中立主义”和“历史真实论”的“经院派”的论调。针对有些作家提出的，文学家“没有祖国，没有君主，只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的说法，《真理报》批驳道，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没有祖国、没有亲族、没有朋友的人，不就落到了人类中最不幸、最龌龊的一类了吗？和禽兽有什么区别？第三，党报提出要搞“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指出党养着你们这些作家，需要的就是“驯服工具”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需要的就是前赴后继的涌现“歌德派”，苏联作协下属的所有的文学社团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思想探索功能都可以隐去，它的主要功能只剩下一种就是一种宣传功能。在党的领导下，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塑造和培养适应这一斗争要求人物和叙事的，一定要改变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就是人学”的概念，而变成了文学就是“服从党”的政治学的提法。

为此，苏联作协专门进行过一次关于“面包与自由”的讨论，讨论前，斯大林讲话说，这个体制所需要的人要么是听命的臣仆，要么就是敌人，面包提供给臣仆，镇压机器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参与讨论的人表示，在一方面“原子化”的社会和另一方面强大专政机器的国家里，每一个软弱的个人在国家的强势面前都只有服从的份了。如果在“面包”和“被镇压”之间只能二者择一的话，好像只能选择“面包”了，因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全系一处，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在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的情况下谁还敢以“黄金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自由来论证“文学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错位关系”。由于社会的单一化和强力部门的严格控制能力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吞噬掉个体，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和服从性成为了苏联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苏联时期的作品缺乏真诚，大部分当代的作品如同唱片一样一再重复《真理报》上的口号，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1933年获奖的普宁因其作品的“灵魂”扎根在帝俄时代，是对“俄国文学一个迟到的承认”，而被苏联定义为一个“堕落到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由于他“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被取消了国籍；1958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迫于国内的压力宣布拒绝接受诺奖，一年半后郁郁而死；1970年获奖的索尔仁尼琴立即被苏联作协革除教门，1974年被剥夺国籍并驱逐出境；1987年的获奖的布罗茨基在1964年被流放，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只有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得到国内的热捧。

“幸好我们还有萨哈罗夫”

在这种“集体魔法”中，每个人都以逃避责任为上策。害怕掉了饭碗、害怕肃反委员会、害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害怕克格勃，害怕被找去谈话，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受他人牵连，在人性的尊严被剥夺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包装起真实的一面，大家都在竭力表白，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我选择了顺从、选择了“从众的随大流”。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放弃”，大家都以自身的利益为最高目的，每个个体被操纵、被量化、被控制、被吸走了能量，成为没有轮廓没有个性的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充满了谄媚味道，为向上爬而丧失自我，更多的人人格分裂，人们讲话分公开场合与私地下两种，是不能互换的。表面上看似是一种不得已的明哲保身，实际上混淆了善恶、“变成了罪犯的帮凶”。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告密”成为忠于还是反对现政权的标尺，政府鼓励人们“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迫使人们在惊恐不安的氛围中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诗人多马尔以形象的手法描述说：谎言！谎言嵌入我的肉体，肿瘤在向我呐喊，不要除掉我们，我们留着同样的血液，脓疮在哭诉，我们是你唯一的装饰，唯一的美好，继续滋养我们吧，这不会让你损失什么！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只有一把肉眼可辨的短剑，但它是真实的，所以可以致命，但它真的太小了，我随时都有失去它的危险。

所有从外界观察苏联文艺界的人都会发现，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知识界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只有那些不针砭现实的考据、考古、古文字等学科可以一枝独秀，人文知识分子的奴性和虚伪成为惯性，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获，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把个人改造成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说：文学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以受骗”（纪德：《访苏归来之补充》），“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是一个流放的地方，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纪德同时说：“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人也是最早觉醒的人，也必然是道德范畴上的”痛苦人“。

“面包时代”主宰了苏联知识界很多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赫尔辛基协议”以后，“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知识界里才有人站出来质疑“面包时代”。就像萨哈罗夫所说的，“最初我认为自己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是很好的”，即便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损害到个人的时候，我也认为是暂时的，是外部环境导致的，后来我发现权力是根本，那些发动革命、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要给予人民自由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动员手段罢了，革命以后国家机器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描述地“弱化”现象，反而更加垄断、更加残酷、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索尔仁尼琴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毁，它不但是禁止了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的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谎言有时自身也会被欺骗了”。苏联人把当时的官方两大媒体《真理报》与《消息报》说成是“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

后来曾被普京总统奉为“国师”的利哈乔夫评论萨哈罗夫说：“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与权力抗衡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没有他，俄罗斯人就会永远蒙受耻辱，只有他说出了我们所有的人想说的话，他保全了我们的荣誉，他一个人证明了整个民族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我们对权力的认识”，“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将被称为‘萨哈罗夫时代’”（《俄罗斯思考》（下卷382页）。幸好知识界里还有萨哈罗夫这样的代表。利哈乔夫明确地指出：“有的人写作、教书、创作艺术品是按照别人的订单行事，是为了完成任务，是本着党、国家或单位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订货要求的精神行事，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只有那些在信仰上不受约束，不受来自经济、政党、国家压力左右，不屈从于意识形态义务的人，才算得上知识分子”（同上。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