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云新开楼盘价格表:何 新: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1）

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

何 新 撰

[作者按]本谱是根据何新先生的初稿,仅供研究毛泽东生平者参考,最近发现有人引用,请勿引用.因稿中间有舛误.如引用请以正式出版本为准.

毛泽东生命中的周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周岁83，虚岁84。以28年为大周期，其一生可分为三大阶段：

早年　1893—1921（28年），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此为毛人生第一转折。

中年　1921—1949（28年），由建党而建立新中国，此为第二转折。

晚年　1949—1976（±28年），由建国而去世，亦约为28年。

1976年虚岁84岁。毛曾语身边人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七十三岁一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本年文革失败，毛泽东去世。）

毛姓名廿八画，早年曾自号“廿八画生”。1949年建国礼炮毛选择廿八响。皆应之于28之数。

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

何 新 编撰①

①本稿是何新为撰写《毛泽东大传》所作的准备资料。

（一）毛泽东生命中第一个二十八年

1893年癸巳（光绪十九年）　诞生

1893年12月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出版。

《盛世危言》，郑观应所著，书中惊呼：“呜呼，中国将其亡矣！”书中叙述了日本对台湾的虎视眈眈，写了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家被外国侵占的情况。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诸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应该把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来。这是在中国鼓吹维新变法的第一部书。

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富农家庭。命名毛泽东，字润之（润芝）。乳名石头、石三伢子。排行三，前二兄皆夭逝。

韶山冲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距离古城湘潭90华里，是一个群山环抱、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长约4公里的狭长山冲。相传远古时代，舜帝南巡至此，看到到处都是苍松翠竹、奇峰怪石、杜鹃怒放、清泉奔涌，不禁留连驻足，在五个山坡的草坪上，令乐师奏起“箫韶九成”，引来麒麟起舞，凤凰歌唱，当地许多地名便由此得名。因为舜帝的音乐叫“韶乐”，而“韶”，尽善尽美之意，于是人们把舜帝到过的山叫“韶山”，山峦绵亘下的山冲叫“韶山冲”，山间潺潺流淌的小溪叫“韶水”，山上陡峭的山尖叫“韶峰”。虽然这只是一个关于韶山来历的美丽传说，但韶山冲的确是一个风光秀丽、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这里有海拔500多米、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人间仙境韶峰，有称作“韶山八景”的凤仪亭址、胭脂古井、仙女茅庵、石壁流泉、韶峰耸翠，更有山水奇幽、虎跨龙盘的世外桃源滴水洞（韶山方言称吊须洞）。历代文人雅士置身此地，莫不为韶山冲的美景赞叹不已。清朝有位举人戴炯看到韶山的壮美奇境和纯朴民同后，竟发出了“山水秀绝，必生奇才”的感叹。这实在是一则神奇的预言。

毛泽东的名字叫“泽东”，字“润之”，“泽”和“润”二字是同义的，古人早有“泽润生民”的治国之道。毛泽东的名字非常含蓄而深邃地表达了他的志愿和奋斗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宗旨。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又据清光绪十四年《湘潭县志》记载：舜帝南巡至此，见风景优美，遂奏韶乐，引凤来仪，百鸟和鸣，故得名韶山。

毛泽东不是神。但伟人身后，总有种种神异传说。韶山民间传说毛将生之夜于寒冬之季，忽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将临盆时天朗气清，毛与红日俱生，因命名曰“石头”（日头）。毛外祖母家门前有池名“龙潭”，潭中有天降奇石一方。泽东生后，母文氏命泽东拜此奇石为“干娘”，以排行为“三”，故称“石（头）三伢”。

［毛泽东说：“我小时候有个乳名叫石三伢子。那时候，我母亲信神，请人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母亲带我去世棠佳阁外婆家，发现路上有一块人形巨石，便叫我下地跪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此，母亲又给我取名‘石三伢子’。”］

毛姓为华夏大地一个古老的姓氏，它源出于姬性。相传，最早的毛姓为周武王灭商之后，他封自己的弟弟叔叔为毛伯，毛伯的子孙世代世袭其土地，故被称为毛氏（传世宝鼎有毛公鼎。）。战国时代，赵国又有以智勇著称的毛遂，而这个姓氏的历史人物与韶山毛氏之间关系实不可考。

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原本是江西吉州府龙城县（即今江西吉水）的一个普通农民，因家庭贫寒投奔了朱元璋的起义队伍，由于作战勇敢被授职为官。1368年明朝建立后，毛太华以“百夫长”（下层军官）的身份随明朝大将傅友德等远征云南。云南归属大明后，朱元璋令养子沐英治滇，毛太华被留云南。他娶了一个少数民族女子王氏为妻，生下八个儿子，戌边多年，思乡心切，要求告老还乡，经朝廷批准，1380年他带着妻子和长子毛清一、满子毛清四内迁湖南，先在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居住，分得田地几十亩。数年之后，又迁居湘潭七都七甲，即今天的韶山。从此，毛氏家族便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繁衍生息，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20代，大约600年了。

［元末，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省吉水县）有一位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投奔朱元璋。毛太华就是韶山毛氏的开山鼻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被派往滇南澜沧江边驻守（今云南省丽江永胜澜沧卫）。毛泽东的祖先混有云南少数民族的血统。

朱元璋为恢复、开发湖南，也为奖励将土，毛太华夫妇及两个儿子被分配到湖南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居住，并分得田产数十亩。

毛太华死后几年，毛清一和毛清四离开湘乡绯紫桥，迁至湘潭七都七甲，亦即今天闻名天下的韶山。从此，毛氏家族在韶山生儿育女，世代繁衍。］

毛氏家族从第一代至第六代都没有系统完整的谱系。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韶山毛氏族长头一次修了族谱。当时，毛氏族长一次定下了20代子孙的名字族谱，正好成一首五言绝句：

立显荣朝士，文言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毛家从第七代开始，便严格依照上列谱系取名了。

泽东，是毛泽东的正名、谱名。毛家的家谱为以下辈序：“祖恩贻泽远”。他是家族中的“泽”字辈，以辈序取名。《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写于1941年）中记载：“毛泽东，字咏芝，行三，清光绪十九年，葵己十一月十九日辰时生”。“泽东”二字意为润泽华夏大地，恩惠东方。

依古礼制，男子二十而冠，成年后即可依据本名之含义而另立别名，称之为字。《礼记·檀弓》说：“幼名，冠字”。贾疏：“人生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等，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润芝（或咏芝，润之）是毛泽东的字。“咏芝”实则是“润之”的谐音。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10月15日。母亲文其美，俗称文七妹，生于1867年2月12日。下有两弟：毛泽民、毛泽覃。另有两妹，早夭。两弟后均牺牲于革命战争中。

毛泽东祖父毛翼臣（公元1864年—1904年），字寅宾。他58岁去世，时长孙毛泽东年5岁。同治四年（公元1878年），在与其哥分家以后，他便从祖居的韶山东茅塘搬迁到现在的“毛泽东故居”——韶山冲上屋场居住。他一生清贫，最后不得不将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以济家用。

毛翼臣膝下只有独子，即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1870—1920），又名毛顺生，号良弼。

毛泽东外祖父文芝仪（1821—1881），生有三男三女。长子名文正兴（1853—1920年），因其排行文字长七，毛泽东称之为七舅。七舅母所生之女众多，在当时的社会被认为是多子多福的。为了托福，毛泽东曾按母亲的旨意，拜她为“干妈”。在唐家圫，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还有文芝仪的次子文正莹（1859—1929年）。他在家开馆授徒，毛泽东常常旁听。

毛贻昌少年时代上过几年私塾，从12岁开始便当家理事。早在光绪6年（公元1880年）毛贻昌10岁时，其父亲替他从距湘潭十余华里的湘乡四都幺唐家圫娶来一位13岁的童养媳，名叫文七妹。文家世代务农，祖上也没有什么显贵，家境在小康以下。因祖先埋葬在韶山冲，后代每年都要来陪墓拜坟，需在当地找一个落脚点，便将七妹嫁到这里。5年之后，即光绪11年（1885年），毛贻昌15岁，文七妹18岁，两人正式“圆房”结婚。

毛贻昌克勤克俭，精明能干，且很善于经营，慢慢地积攒了一点钱，逐步还清了债务，并赎回了从父亲手里典当出去的田产，农业开始兴旺发达起来。他自耕有15亩田地，每年收成有60担谷，除去全家5口人用去35担以外，尚有25担的剩余。于是将之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还兼做贩运谷子和牲口的生意。后来他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便成批购进谷子，并雇请帮工，扩大加工，并运往湘潭等地销售。后来他还贩卖耕牛，渐渐地他手头的钱多了起来，于1904年买进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生活可算相当富裕了。不久，他的资本已增加到两三千元。

毛贻昌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有股份，并与“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经常有商务往来。为了贷币的流通方便，还自家印了名为“毛义顺堂”的纸票周转。当时“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等几个门店的大商号，其主人为文七妹之兄文玉端的岳家，姓赵。毛贻昌为与“吉春堂”结盟，还包办了儿子泽覃与赵家幼女先桂之婚姻。“毛义顺堂”纸票也与“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起来。

《毛泽东自述》：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们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韶山的老人们，惊讶于毛泽东的旷世奇才和千古伟业，流传有许多传说。如谓：

——毛泽东母亲文氏怀他时，曾梦见蛟龙飞舞；

——毛泽东降生前夕，他父亲毛顺生正在岳父家就宿，梦见一条巨龙或是腾蛟飞入上屋场，呼啸生风，盘踞在毛家堂屋的神龛上，睁大眼睛看外面的世界；

——毛泽东降生时，时令虽在冬至过后，却突然风狂雨急，电闪雷鸣；

——阴阳家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断言湘潭要出天子。论姓氏，则为“反手梳头”或曰“反手掌乾坤”；

——毛泽东生于癸已年甲子月王戌曰甲辰时，壬时为水，辰时为龙，如龙得水，入天门，飞凤腾祥，文星挂角，五行中无过旺者，有刚有柔；

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坟葬在滴水洞虎歇坪大石鼓，辛山乙向，这里山高林深，虎踞龙盘；祖宗显录，后人必发达。

伟人之生，确有神异。韶山乃衡岳七十二峰之一，首峰祝融，在中国古神系中乃南方太阳之神。韶山传为舜南下舞韶乐之处，舜乃古圣帝之一，又乃《山海经》中之司日者，太阳神。

毛泽东幼名石头，太阳俗称“日头”，谐音“石头”。毛泽东全盛时被国人颂为“红太阳”，颂歌为“东方红”。岂偶然哉？

毛泽东八岁以前住湘乡棠佳阁外祖母家。曾拜七舅母为干妈。

《张耀祠回忆录》：

“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海拔440m），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虎歇坪），滴水洞就环抱其间。它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而至。它的豁口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杜鹃火红。有两山陡立，过去原有一桥，桥下是一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干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这就是滴水洞。

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辛勤劳作。当地人很迷信风水，毛主席的祖父也是很信这个东西的。

有一次，毛主席讲：‘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

［何按：毛泽东一生钟情《红楼梦》，《红楼梦》别名“石头记”。贾宝玉号称“石痴”、“顽石”也。毛泽东幼名亦称“石头”。

1927年9月8日，毛泽东秋收起义军讲话云：我们好比小石头，这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这个大水缸的。1971年毛南巡讲话，云9届二中会后采取掺沙子、丢石头的办法对付林彪。］

清末韶山民谚：

“韶山冲来韶山冲，十户人家九家穷；有山有水田里苦，无钱无米两手空！”

1884年甲午（光绪二十年）　1岁

1894年

1月28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设自强学堂于武昌。

2月22日（一月十七日）光绪帝为日本天皇银婚庆典颁给贺书贺礼。

3月3日（一月二十六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出访新加坡。

5月31日（四月二十七日）朝鲜东学党起义军占领本州。朝鲜国王接见驻朝鲜通商大臣袁世凯，请求中国派兵镇压东学党起义。

6月12日（五月九日）日军八百人抵达朝鲜仁川。

6月14日（五月十一日）日本内阁决定向中国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要求。

6月21日（五月十八日）李鸿章电驻日本公使汪凤藻，拒绝中日两国会剿朝鲜内乱，允劝朝鲜自行整顿内政。汪凤藻照会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拒绝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主张双方撤兵。次日，陆奥宗光复照拒绝撤兵。

6月23日（五月二十二日）美、俄、英、法四中驻朝鲜使领照会中日两国，劝双方撤兵。

6月 孙中山在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兴革主张。

7月10日（六月八日）日本将海军分为常备、警备两个舰队，以统一海军指挥权。

7月31日（六月二十九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照会各国公使，中日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日本海军拥有军舰三十二艘，鱼雷艇二十四艘，商船改装的军般五艘，总吨位七万二千吨。

9月17日（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大东沟附近与日本联合舰队激战，损失“致远”、“经远”等五舰船，管带邓世昌等战死，提督丁汝昌等受伤，日舰受伤五艘。史称“大东沟之役”或“黄海之战”。

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日军第一军团从鸭绿江上游水口镇擎枪而渡，清军全线崩溃。第二军团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进犯旅顺。

11月7日（十月十日）慈禧太后六旬庆典，光绪帝率王公百官诣皇极殿行庆贺礼。

11月8日（十月十一日）日军占领大连湾。

11月21日（十月二十四日）旅顺陷落，日军第二军团纵兵大屠杀。

11月23日（十月二十六日）以旅顺失守，命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

11月24日（十月二十七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是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毛泽东从两岁多开始直至1902年春进南岸私塾读书，一直是寄养在外婆文氏家，幼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外祖家所住之唐家圫。唐家圫附近有奇穴名滴水洞。

文家有20多口人，拥有一百四十亩田地，是当地大户。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字绵薰，是当地乡绅。外祖母贺氏。

《毛氏族谱》：“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毛泽东在滴水洞山谷散步时，对工作人员回忆说：“翻过这道山，就是黄田坳。以黄田坳为界，山那边属湘乡，山这边是韶山，属湘潭县。所以黄田坳又叫湘潭坳。”

虎歇坪上有一尊高达20米的青色岩石，岩石大小两块紧密相连，作搂抱状，岩石底下有一股清泉，无论天怎么干旱，终年流水不竭。传说是观音化身，称作“观音岩”。

龙头山，虎歇坪，聚龙之灵，集虎之威，通三山之风，贯八面之气，藏龙卧虎，风云际会。

滴水洞周围是海拔四百多米的山峰，林木苍郁，翠竹挺拔，环境清幽，风景秀丽。夏日凉爽宜人，环境清幽，是良好的避暑之所。进滴水洞，左边的山叫龙头山，传说是昔日巨龙盘踞的地方。山上绿荫掩映，松竹滴翠，山嘴石崖上有一“龙口”泉水源源流出，终年不断。右边的山叫“虎歇坪”，山上辟有一小坪，坪中建有“虎歇亭”，传说昔时曾有老虎在此休息。毛泽东的祖父墓就葬在这座山上。

1930年湘省军阀何键曾派兵前往掘坟，由于当地群众掩护，得以保存完整。现已修复，对游人开放。

滴水洞四周山奇石怪，泉水淙淙，拥有“八仙吹箫”、“观音抱子”及将军岩、丞相印等自然景观。唯有一羊肠小道进洞，是处树木葱茏，松竹掩映，三百年以上的银杏、古樟、红豆树、鱼鳞木等珍奇树种达20余种。

仲春三月，20多个品种的杜鹃花璨然点缀于漫山遍野，颇为壮观。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江泽民前往韶山为毛泽东铜像揭幕。其时在隆冬，而杜鹃山盛放满山，传为一时奇瑞。

滴水洞下有韶山水库，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时曾到此游泳，并称赞这里的风景说：“将来我退休了，希望回来在这里盖个茅屋养老。”

后，华国锋在此地建滴水洞宾馆。1976年8月，毛于重病中，忽欲回乡。湖南省委已经通知前往安排，不久毛逝世，未能成行。

1895年乙末（光绪二十一年）　两岁

1月20日（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攻陷山东荣成县城。

2月2日（一月八日）威海卫北帮炮台失陷，统领戴宗骞自尽。

2月5日（一月十一日）日本鱼雷艇切入威海港偷袭北洋舰队，北洋舰队主力舰“定远”号中雷搁浅。

2月6日（一月十二日）日军攻占山东文登，北洋海军“来远”、“威远”、“宝筏”三舰在威海卫被炸沉。

2月7日（一月十三日）刘坤一率军二十一万自天津赴山海关。日本海陆军猛攻北洋舰队，刘公岛失陷，日岛炮台被轰毁。

2月10日（一月十六日）日军进攻威海卫北洋舰队，洋员马格禄、瑞奈尔等与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胁迫丁汝昌降敌，丁拒绝，并下令炸沉“靖远”舰。“靖远”舰管带、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沉舰后自杀。

2月12日（一月十八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日军再攻北洋舰队，丁汝昌及总兵张文宣、“镇远”管带杨用霖自杀。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广丙”舰管带程璧光将投降书送至日军旗舰“松岛”号。

3月15日（二月十九日）日军向台湾进发。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孙中山、杨衢云等密谋攻取广州，并依陆皓东议，以青天白日旗为军旗。

3月24日（二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奏报日本停战条款：日军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所有城池堡垒，各地一切军需由日军暂管，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由日军管理，停战期间日军费用由中国支备。光绪帝仅允给军费一项。日本暴徒小山羊太郎枪击李鸿章，伤其左颊骨。

3月30日（三月五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订立停战协定。

4月1日（三月七日）伊藤博文提出议和条款：朝鲜处主，割辽东、台湾、澎湖，赔款三亿两，减低子口税，限四日内答复。

4月12日（三月十八日）电谕李鸿章，允割台湾之南部，牛庄、营口必争。

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十一款，附有另约与议订专条。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及所属诸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潮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通商口岸，任便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同日又签订《中日停战展期专条》，继续停战二十一日。

5月13日（四月十九日）日本天皇下谕宣示退还辽东半岛。伊藤博文电李鸿章，请派员办理交割台湾事宜。

5月29日（五月六日）李鸿章电伊藤博文，中国仅能按约交出台湾，此外无从过问。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提出变法之具体步骤，光绪帝阅后深为赞许。

6月4日（五月十二日）“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外务大臣陈季同自台北走沪尾。

6月17日（五月二十五日）日本设台湾总督府于台北。

6月27日（五月十七日）李鸿章晤德国首相俾斯麦，询以中国复兴之道，俾斯麦劝中国练精兵。

12月5日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提出采法日、俄以定国是，大集群臣以谋变法，听任疆吏自行变法。因工部尚书松溎扣压，未能上达。

1896年丙申（光绪二十二年）　3岁

4月3日，大弟毛泽民（又名泽铭）出生。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　4岁

1月谭嗣同著《仁学》。

毛泽东住在外婆家。

1898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　5岁

在文家从八舅文正莹，识字启蒙。

本年，光绪发动变法维新，遭遇失败。

1月16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光绪帝向军机大臣诘问时事，意欲迅即变法。

1月17日 诏命各部院堂官务必常川进署，不得延搁官事；命保举人才，裁汰绿营，添练新军。命刘坤一、张之洞、裕禄等于山西、河南、湖南、四川筹设制造局厂，并设法将上海江南制造局移往湖南。兵部尚书荣禄奏请设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广练兵团。德国公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对惩处李秉衡之上谕不满，声明教案不能算作完结，不能撤兵。

1月18日 容闳呈文总理衙门，请准许设立公司，向美国借款，自修津镇铁路。

1月22日 英国驻俄国公使欧格讷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会谈对华合作问题，维持主张英、俄同盟瓜分中国，长江流域归英国，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归俄国。

1月24日 命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劳禄等召见康有为，问变法。命总理衙门进呈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

1月25日 清廷命各省迅即议奏练兵筹饷事宜。

1月26日 翁同龢奏请破格用人，并以康有为变法之言入奏。光绪帝命召见康有为。

3月5日清晨，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驸马巷。字翔宇，幼名大鸾。下有二弟恩溥、恩寿。

3月7日 谭嗣同、唐才常等集资创办《湘报》于长沙，巡抚衙门按月给予津贴。8月改为商办，10月15日停刊。

3月17日 袁世凯访翁同龢论瓜分时局，力主每省练兵三四万人。

6月11日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光绪帝与翁同龢论国是，翁力言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6月13日 光绪帝命各省设立商务局，认真讲求工商业。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光绪帝命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预备召见，湖南盐道黄遵宪、江苏补用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衙门查看具奏。黄隆弹劾湖南南学会，诋梁启超、黄遵宪说洋法。留中不发。光绪帝赐夏同和、夏寿田、傅增湘等三百四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6月15日 上谕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嗣后凡有赏项或补授文武一品及满汉侍朗之臣工，向太后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

6月16日（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6月19日 光绪帝命陆军改练洋操，北省由新建陆军，南省由自强军拨派营弁分往教练，各省于六个月内将并饷练队及分扎处所妥议复奏。康有为请誓群臣变法，统筹全局，开制度局。光绪帝命所有官书局课印各报每五日汇订一册，封送军机处呈递。

6月20日 光绪帝为废八股事向慈禧太后请旨。光绪帝命总理衙门条陈奖励学艺农业程序。

6月21日 光绪帝准康有为专折奏事。

6月24日 康有为进呈《波兰分灭记》、《列国比较表》。御史胡孚宸奏劾张荫桓、仇同龢受贿二百六十万两。

6月27日 光绪帝命裁撤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命袁世凯新建陆军归直隶总督荣禄节制。

6月28日 从总理衙门奏，光绪帝命将梁启超在上海所办译书局改为官局，先译法律、政治、史传诸类书籍。

7月3日 光绪帝命设立京师大学堂，派吏部尚书孙家鼐管理。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光绪帝召见举人梁启超，赏六品衔，命办理译书局事宜。

7月4日 光绪帝命各省兼采中西之法兴办农业，各省学堂编译外洋农书。张之洞、陈宝箴会奏，考试分三场，第一、二场考中西学经济，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义。

7月6日 光绪帝命将拔贡、朝考复试两场均改试策论。

7月9日 光绪帝命神机营改练洋操洋枪，八旗汉军炮队营、藤牌营一并改用新法。

7月10日 光绪帝命各省大小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堂，兼习中西之学，凡不在祀典之民间祀庙亦改为学堂，义学社学亦习中西之学。

7月13日 总理衙门大臣会议康有为请开制度局之条陈。

8月7日 淞沪铁路试通车。9月1日正式通车。

8月10日 光绪帝申谕变法苦衷，命诸臣力除壅蔽，上下以诚相感。

8月13日 康有为请禁妇女缠足，奖励各省不缠足会。

8月18日 光绪帝命各省督抚挑选学生电咨总理衙门，以备派往日本留学。

9月11日 光绪帝召直隶按祭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 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光绪帝命各省督抚参用西法，购买机器，兴办农务，讲求农学，并妥定章程，筹划办茶丝公司。

9月14日 光绪帝电谕湖南巡抚陈宝箴，坚持定见，切实举力新政，勿为浮言所动。光绪帝召见亚复，询以办理海军、开设学堂及变法之事。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京。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毕永年与谭嗣同议捕太后事。

9月17日 命康有为迅速出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9月18日 御史杨崇伊等请慈禧太后训政。林旭出示光绪帝密诏，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致靖等商救驾之策。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光绪帝，袁应之。

9月19日 慈禧太后自颐和园还宫。聂士成部武毅军移扎天津。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光绪帝传旨嘉奖在京师设蜀官学堂之杨锐等。云贵总督崧蕃被革职留任。

9月20日（八月五日）光绪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请召张之洞赞襄主持变法。袁世凯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9月21日（八月六日）慈禧太后再度训政，戊戌政变发生。以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上谕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办。梁启超避入日本公使馆。康有为自天津乘英国轮船南下转赴日本。谭嗣同等四君子被斩决于北京菜市口。

9月22日 步军统领衙门在紫禁城，西苑门、颐和园三处分段巡逻。上谕命荣禄等于天津、上海等处密拿康有为。

9月23日 行太后训政礼，光绪帝被幽禁于南海瀛台。谭嗣同晤李提摩太，商救光绪帝之策。

9月24日 上谕命将户部侍郎张荫桓，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京卿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拿办。林旭、杨锐即被逮捕。

9月25日 以光绪帝久病，上谕命中外保荐精通莠理之人。上谕命荣禄即刻来京，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著袁世凯暂护。康有为致书李提摩太，请设法保护维新派及光绪帝安全。梁启超自北京走天津。旋乘轮往日本。上谕命刘坤一、谭钟麟等密拿孙中山，又命访拿文廷式押解来京。

9月26日 上谕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命将张荫桓暂行看管，此外官绅概不深究株连。上谕称，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禁止士民上书言事，凡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命各省祠庙停止改设学堂。荣禄奏请奖叙新建陆军武备学堂监督段祺瑞等。

9月28日 上谕命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裕禄为帮办。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

9月29日 上谕命将户部左侍郎张荫桓遣戌新疆，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永远监禁，湖南学政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上谕宣示康有为罪状，以“潜图不轨”、“叛逆之首”，下令连同同党均予拿办；其余被参附从者概不深究。上谕命停止天津阅兵，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所部均赏银两。上谕命启秀为礼部尚书，裕德为理藩院尚书。伊藤博文离京。

9月30日 上谕命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10月1日 上谕命两广总督谭钟麟查抄康有为、梁启超原籍财产，并严拿其家属。上谕命严查销毁康有为所著书籍版片。

11月24日，刘少奇生于湖南宁乡炭子冲。初名刘绍选，字渭潢。排行第九。

1899年乙亥（光绪二十五年）　6岁

3月，德军占领青岛。

4月，俄军进驻哈尔滨。

5月，意大利兵船开入吴淞口，示威，索取利益。

8月，法国索租广州港。

9月，美国要求中国全面“门户开放。”

12月，法国美国表态支持美国之“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　7岁

4月29日（四月一日）北京街头发现义和拳揭贴，揭露洋人的罪恶。

5月27日（四月二十九日）义和团占据直隶涿州城。义和团焚毁京郊琉璃河车站及涿州铁桥，卢保铁路中断。

5月31日（五月四日）清廷同意各国派兵入京“护馆”。是晚，英、美、法、俄、日、意等国官兵三百五十六人自津抵京。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总署，称义和团实系会匪，应格杀勿论。

是月 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在直隶静海成立“天下第一团”。

6月5日（五月九日）慈禧太后派赵舒翘、何乃莹前往涿州察看义和团，次日增派刚毅前往。

6月10日（五月十四日）西摩尔率英、美、奥、意、俄、法、德、日等国联军二千人左右，分批离津进犯北京。

6月11日（五月十五日）义和团大规模进入京师。

6月15日（五月十九日）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

6月18日（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会同甘军联合袭击走廊坊车站之西摩尔联军。义和团与清军联合在天津紫竹林租界、老龙头车站与侵略军激战。

6月20日（五月二十四日）清军虎神营士兵枪杀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董福祥甘军、武卫中军联合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西摩尔联军自杨村身天津溃退。

7月2日（六月六日）张德成率义和团会同清军马玉昆部与侵略军激战于天津紫竹林，次日夺回老龙头车站。

7月3日（六月七日）美国务卿海约翰重申旨在维护各国在华特权的“门户开放”政策。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天津守军主力撤逃，各国联军攻陷天津。

7月18日（六月二十二日）沙俄军队血洗江东六十四屯。

7月26日（七月一日）唐才常等八十余人集会上海张园，成立中国国会，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力劝唐才常等切勿被保皇党利用，并当场剪辫以示与清王朝决裂。

8月4日（七月十日）俄军分别攻陷营口、瑗珲，并纵火焚烧瑷珲。八国联军约二万人，分两路从天津进犯北京。沿途遭到义和团与清军阻击。

8月6日（七月十二日）八国联军攻占杨村，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

8月15日（七月二十一日）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部分义和团及清军坚持巷战，抗击侵略军。

8月28日（八月四日）八国联军在京郊良乡镇压义和团。

8月30日（八月六日）慈禧太后一行逃至山西大同府。

9月27日（闰八月四日）八国联军新任统帅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抵天津。

10月17日（闰八月二十四日）瓦德西抵北京，居中南海仪鸾殿。

10月26日（九月四日）慈禧太后一行逃至西安。

12月10日（十月十九日）八国联军设立“管理北京委员会”，负责管理治安、民政、财政税收等事务。

就读于南岸私塾（毛震公祠）。启蒙先生邹春培。

毛泽东自述：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晨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

［1952年毛泽东曾邀少年同窗毛裕初来京。相见忆旧，毛裕初回忆说：“有一次，邹先生外出有事，叫同学们呆在私塾里温书。等老师一走，你就带着大家去南岸下的那口塘游泳。正当大伙玩得痛快的时候，先生回来了，见大家在塘里玩水，便要处罚同学们，怎么个处罚法呢？先生既不打手板，也不罚站，而是想了个主意叫大家对对子。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

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他解释道：“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心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上讲：‘欲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你读书时，经常带饭给同学们吃，自己情愿饿肚子，也不让别人饿肚子。”毛裕初继续说：“还有，看牛的时候，你总是把大家组织起来，让一班人看牛，一班人砍柴，割草，一班人去摘野果子，再分配给大家。你砍的柴、摘的果最多，而分的却比别人少。”

毛泽东说：“只要大家过得欢喜，我就比大家更欢喜。”

“有一个热天，天上下起了大雨。你家坪里晒了谷，一半是你家的，一半是邻居家的。你却丢下自己家的谷，去帮领导收。结果，邻居的谷保住了，你家的谷却淋得透湿。为此，你还挨了父亲的骂咧。”］

1901年（辛丑　光绪二十七年）　8岁

1月29日（十二月十日）清廷在西安下诏宣布变法，令臣工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之因革，各抒己见。

2月1日（十二月十三日）谕令各省，切实保护洋人，严禁仇教集会。

2月14日（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称义和团构乱朝廷，浸成大衅，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4月17日（二月二十九日）瓦德西所居之仪鸾殿失火，联军参谋长、德陆军少将被烧死。

5月26日（四月九日）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接受各国提出偿银赔偿四亿五千万两、四厘息的要求。

9月26日，杨开慧出生。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生于1901年11月6日，父亲杨昌济给女儿取名为开慧，号“霞姑”，字“云锦”，期望女儿一生有如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

何按：毛泽东《答友人》诗：“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毛自云：二句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

杨开慧在老家板仓乡下山明水净的田园风光中度过了童年的生活。她7岁开始上学，12岁即能写信作诗，并流露出不让须眉的爱国志向。

《自传》：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3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10月6日（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光绪帝一行自西安启程回北京。

1902年　壬寅（光绪二十八年）　9岁

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读私塾。

［毛泽东从小聪颖过人，寄居外婆家，在舅父开的蒙馆“旁听”，都能背得出一些课文，还能脱手写字，深得八舅文玉钦的欢心。

1902年，8岁的毛泽东回到韶山，最先就读于南岸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课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等。

1904年，毛泽东转入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毛润生。1905年又转至桥头湾私塾，塾师周少希。在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一方面开始致力于书法。初学欧阳询，后改学钱南国，成年以后兼采各家书法之长，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

1906年秋，毛泽东转井湾里私塾，拜堂兄毛宇居为师，攻读《春秋左传》。

1906年，毛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他克服父亲的阻扰，到乌龟井和东茅塘两处私塾，先后拜毛简臣、毛麓钟为师。

总起来，毛泽东在韶山读了七处私塾，先后上了六年学，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在停学在家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边劳动，一边坚持自学，从而大大开阔了眼界。］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性情温和、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她一生默默操持家务，抚养儿女，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逃荒的穷人。在韶山冲，长时间流传着她乐善好施、周济穷人的故事。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9岁时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15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进香许愿。

1903年　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0岁

读《三字经》、《幼学琼林》，点读《论语》、《孟子》、《诗经》。

［毛晚年曾说：（自1903年起）“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关于中共历史上十二次路线斗争的谈话）］

190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韶山冲里家家户户都在收割稻子，金黄的谷子晒得满坪都是。突然，天气骤变，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冲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奔向自己的晒谷场抢收稻谷。毛泽东也连忙丢下手头的活计往家里跑。忽然发现邻居毛四阿婆正在手忙脚乱地收谷子，他顾不上多想，一个箭步跑过去，拿起谷耙子，与四阿婆一道迅速将谷子收拢，再盖上草才回去。没等毛泽东回到自己晒谷坪，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谷子沿着坪边的小沟流走了不少。父亲很气愤，怒吼道：哼，自家的谷子冲到沟里去了你不管，倒去帮别人做，看你……说着，拿起扫把要打毛泽东。毛泽东站着不动，理直气壮地说：四阿婆家里穷，要交租，一年到头吃不饱，做的谷子损失了不得了。我们家种自己的田，谷子都是自己的，冲走一点不要紧！父亲一听火冒三丈，说道：你还要不要吃饭？毛泽东干脆地回答：我每餐少吃两口就是。后来还是母亲出来劝解才算了事。

1904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都反对，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幼说自然没有效果。毛菊生卖田后，精神情绪都不好，到了年关时节，毛泽东在母亲支持下，给毛菊生家送去了白米、猪肉。

1909年腊月，快过年的时候，富裕人家忙着结算、收帐，操办年货，穷苦人家却东躲西藏，总想拖过年关。毛顺生要毛泽东两兄弟到湘乡与韶山交界的八亩田邹三老倌家去收一笔卖猪的帐。并吩咐：没有钱，就把猪赶回来。当兄弟俩第二天来到邹三老倌家中时，只见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是邹三老倌的娘，得病多日，饮食不进，无人照料，一打听，才知道邹三老倌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讨饭去了，邹三老倌也不知跑到哪里躲帐去了。他们打量邹三老倌的家里，到处破旧不堪，锅灶冷冰冰，碗柜空荡荡，连几条板凳都找不出来。心想，这家人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钱还帐？于是，他们告诉老太太，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没有结回猪款，自然招来父亲一顿痛骂。

有一年，附近一户姓毛的农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已说好价钱并交了定金，但尚未将猪赶走。过了六七天，猪价涨了，毛顺生叫儿子去马猪赶回来。毛泽东来到这户人家赶猪时，卖主唉声叹气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运气不好，要损失几块钱。并说：有钱的人损失这几块钱不要紧，我家少这几块钱就是一个大空缺呵。毛泽东听了这番话后，很是同情，主动退掉了这桩买卖。他没有把猪赶回来，只收回了退还的定金，这又使父亲很生气，骂他不会办事。

1904年　甲辰（光绪三十年）11岁

秋，转读关公桥私塾，先生毛咏生。

11月23日，祖父毛翼臣去世，葬于韶山滴水洞大石鼓。

［张耀祠回忆录：毛泽东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的雨水都淋不到。毛主席说：“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二人都想埋在这里。这不仅仅因为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风水先生说：“这块地方的‘土地’告诉我，你们二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

1905年　12岁

就读于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

先生周少希。

读《春秋公羊传》、《左传》。

本年春夏大病。

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

9月25日，小弟毛泽覃（又名潭琳）出生。

1906年　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3岁

马克思主义著作于本年初次传布到中国。

［何按：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思潮诵动。最新的理论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句名言，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通过此书，“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当时似乎无人会想到，这本书，这个名词会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变。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而Com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Commune或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 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在中国大地产生。

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了。

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是戴季陶。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马克思《资本论》。

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戴季陶后来支持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右派。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唯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做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

胡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右派领袖。

胡汉民还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前后从美国带回来的。］

少年毛泽东为读书事与父亲争执，逃家出走。

《毛泽东自传》：

“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不敢回家，恐怕挨打。我飘流了三天以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一共走的旅程不过距家八里。”

据孟锦云回忆，晚年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

“我那时才13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的父亲。我父亲可是个严厉的人，可我有办法反抗他”。

孟问：“主席，您小的时候，就想过当领袖吗？”

毛答：“想过，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去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①

①据孟锦回忆录。

秋，转读井湾里私塾（寄宿），先生毛宇居。

读《水浒》、《三国》、《西游》、《说唐》、《说岳》等书。

［毛宇居知道背书是难不倒这个记忆力特别强的学生的，便把毛泽东唤到私塾院子中央，指着天井说：“我要你给我赞井！”
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作诗一首：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泽东自传》：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是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为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则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

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说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
12月2日（十月十七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民报》周年纪念会，到会数千人，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说，系统阐述三民主义思想。

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研究制定《革命方略》，供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

1907年　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4岁

白天务农，夜晚帮父亲记帐，同时仍读书自学。
［1907年秋至1909年夏，辍学在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坚持自学，借阅了许多书，尤其喜读诸如《盛世危言》之类具有爱国色彩的书籍。］

《毛泽东自传》：

“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

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

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

1908年　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5岁

读《盛世危言》及《列强瓜分之危险》后，激起报国之志及复学求知愿望。

《自传》：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

复学于乌龙井私塾，师从先生毛岱钟。

本年在父亲包办下，第一次结婚，娶妻罗氏。

《自传》：

“我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虚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

转学东茅塘私塾，先生毛麓钟。

《自传》：

“我到一个失业的法律［法科］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著和几本新书。”

11月18日（十月二十五日）定建元年号为“宣统”。

11月20日（十月二十七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等赴暹罗。旋在曼谷建立同盟会暹罗分会，举萧佛成为会长。清廷命民政部、步军统领、各督抚严拿造言生事、妄思构乱之“匪党”。

12月2日（十一月九日）宣统帝溥仪举行登极颁诏礼。

毛泽东从小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的本色，他们热爱劳动，对农民的痛苦体会很深。

身为家中长子的毛泽东，比一般的农家孩子更早更多地尝到了劳动的艰辛。毛泽东6岁那年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田间劳动。插秧的时候，他提着小簸箕送秧苗；中耕时，他负责扯掉田里的杂草；割禾时，他就在后面拣稻穗。当时还有一件最主要的劳动，就是放牛。他养牛十分尽心尽力，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理，使牛毛里面不藏虱子，牛栏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他的精心喂养下，他家那头大黄牛长得膘肥体壮，从不生病，人见人夸。上学以后，毛泽东照样参加劳动，早晚要放牛、拾粪，农忙时还要收割庄稼和晒谷。从学会识字开始，他就每天帮着父亲记帐。特别是1907年秋至1909年夏，他辍学在家，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实实在在干了两年农活。他成天在地里劳动，虚心向家中雇请的长工毛春成学做田里功夫，他做事特别认真，很快学会了犁、耙、栽、割全套农活，15岁成了作田能手，当地农民称他做工夫能端得“圆碗”（意思是样样能干）。他还常常与长工争胜，抢重活干，表现得特别能吃苦。

1909年　己酉（宣统元年）16岁

［1909年秋至1910年夏，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继续读经书，也读了一些时论和新书，开始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在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09年，从外地回来了一个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人讲述各地见闻，特别是有关维新运动的故事。他主张废庙兴学，并劝说人们不要求神拜佛。毛泽东很钦佩他的博学和胆识，常去清溪李家屋场找他求教，两人渐渐形成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亲密关系。］

1910年　庚戌（宣统二年）17岁

春，元配罗氏患病去世。以父命，毛泽东又停学回家为父亲的生意记帐。

1910年春的一天，毛泽东从一些在长沙卖油炸兰花豆的湘乡小贩口中听说了长沙饥民暴动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1909年洞庭湖区发大水，大批饥民拥入长沙，官绅地主乘机囤积谷米，粮价飞涨，有个工人购不起米，率全家投塘自尽。这事引起极大震动。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按平价粜米，结果反遭抢击，当场打死14人，打伤的更多，饥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残酷进行镇压。结果饥民暴动惨遭失败。被捕饥民不计其数，很多人被砍头示众。毛泽东听了非常愤慨，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实在令人痛心。后来，他曾经感叹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在长沙饥民暴动后不久，韶山冲也出现了“吃大户”的行动，外号叫“花脸”的穷苦农民毛承文，带领百来号没有饭吃的农民，成群结队到地主富农家，打开粮仓，倒出谷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吃那家。这年端午节前后，正当贫苦农民缺吃少穿的时候，毛氏族长毛鸿宾却准备把族上一百多担用于平粜族中贫苦子孙的积谷私下高价卖给米商。这事恰好被毛承文知道了，他便带领几个穷苦兄弟冲进祠堂，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依仗权势，把毛承文五花大绑起来，准备以破坏族规罪名将其毒打一顿再沉潭。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闻讯非常气愤，立即赶到祠堂，质问族长为什么要打毛承文，并要毛承文将真实情况告诉乡亲们。大家从毛承文口中得知了事情原委后，无不义愤填膺。这时，毛泽东大义凛然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违犯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是私自出卖族上积谷的族长，大家说说，应该予以严惩的到底是谁呢？毛鸿宾见势不妙，气急败坏地走了。于是，毛承文得救了。在几个长辈的主持下，毛家祠堂当即开仓平粜。不久，族长毛鸿宾下了台。可是毛泽东却也因为这件事，被父亲狠狠骂了一顿，并且不准他再读书了。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在家乡的六年私塾生活，而反抗的种子也开始在他的心灵里发芽。
农历8月15日，贺子珍出生。

［1910年秋，毛泽东在几位老师和亲友的帮助，说服了父亲毛顺生，前往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

1910年秋，毛泽东自挑行李，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原诗中是“男儿立志”，“死不还”）他在东山学校的入学试题《言志》里，抒发了他的爱国豪情。该校校长李元圃对他的同事们说“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后来他又在作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里倾泻了他救国救民的抱负。国文老师谭咏春曾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下眉批：“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边阅卷，边后案叫好。

［东台山东山学堂是戊戌以前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它实行“新式教育”法，讲授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

《自传》：

“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学校在我外祖母的县城里。我的一个姨表在那里当一个教员，他将这个学校告诉我，并将“新法”学校的变迁情形讲给我听。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

于是我与我的另一个表亲进了那个学校，注了册。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学生。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

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同时，我还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

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听到美国。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惠灵顿］，葛拉德斯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1910年秋。满怀强烈求知欲的17岁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笔试揭晓，他的作文获得了第一名。但是，该校是远近闻名的学堂，学费和膳费均有相当津贴。而毛泽东不是湘乡人，又非富绅子弟，因而校方不同意录取他。主考老师之一、国文教员谭咏春极力推荐毛泽东的文章。出于爱才之心，他先让儿子谭世瑛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后斋住下，然后自己找校长李元甫和其它教员斡旋。终于取得了李校长和其他部分教员的支持，毛泽东就这样被录取了。毛泽东与谭世瑛同编在戊班，开始了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习生涯。这年冬天，谭咏春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地理已到了中学程度，国文功夫有长足进步，其它课目也不错，便和先生们推荐毛泽东去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谭世瑛于1950年5月向毛泽东写信叙述旧情，毛泽东接信后，于同年8月31日复信给谭世瑛，毛泽东知道谭世瑛家经济拮据，便从北京寄去300元人民币以示周济，并邀谭世瑛去京一叙。]

［1910年秋的一天，17岁的毛泽东，挑着行李，随表兄文运昌一起离开了当时非常闭塞的韶山冲，来投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考场肃穆。对着一篇《言志》的试题，考生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

毛泽东一看试题，脑际中便迅速闪出一个镜头：这次离开韶山前，他特意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的一首诗赠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他直抒胸臆，将个人志向与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一篇文章一气呵成。

“好文章！”几个主考教师不约而同地把桂冠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消息，感到很高兴。

可是，有人出来反对了：“毛泽东不能到东山来读书。”湘乡少数士绅出于地方观念，不同意录取他。

这下，毛泽东真是着急了，韶山冲极为闭塞，自己以前一直在韶山读私塾，很难学到什么新知识。父亲又是个精明的人，只想让他成为当地的财主，已让他停了2年学，这次好不容易才说服了父亲，难道又要半途而废？

国文教师谭咏春，是极力推荐毛泽东的文章的主考教师之一。他一见此状，出于爱才之心，立即出面相助。他先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后斋住下，然后找到了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

谭咏春一面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人才，夸他具有“建国之大用”，一方面据理反驳：“中国学生可去外国留学，湘潭人何解不能到湘乡读书呢？”一位姓张的经学教员（也是校董事会的董事）仍固执己见，谭咏春不禁愤然起身：“学校当以培养人才为重。如张先生诸人故意作梗，我只好自请辞退？”李校长也指着毛泽东的文章，大加赞赏道：“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这样，在校长及部分教师的支持下，学校终于决定录取毛泽东。

这样，毛泽东愉快地开始了他在东山高小的学习，他与谭世瑛同编在戊班。

少年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学习时，很喜欢康有为，梁启超著的书，他厌恶“八股”文章，常仿效“康梁体”作文。当时一些保守的教员认为康梁的书是“为洋鬼子说话的”，不要学生看，对仿照“康梁体”写作的文章更是任意贬斥。

有一次，毛泽东写了一篇《宋襄公论》的作文，因是用“康梁体”作的，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谭咏春看了后却拍案叫绝：“毛润芝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解，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他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个105分，挥毫圈点后，还在文章后面写了一则批语：

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事毕，谭咏春还向校长提出在讲堂上开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法。此后，东山高小的文风更加活跃起来，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这个学堂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这些古文教员中就有谭咏春先生。表现了对谭先生的怀念之情。

转眼间，一个学期便匆匆将尽了。谭咏春看到这位学生成绩优异，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年龄也不小了，为了让他更好地成长，便和李元甫校长、贺岚岗先生商量了一个办法。

在一个冬日里，谭咏春把毛泽东喊到自己的房屋，对他说：“你现在的国文和历史地理，已经到了中学的程度了，其他课目成绩也不错，不宜再读小学堂，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

毛泽东说出了没有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家里无钱供养等苦恼，谭咏春立即接过话头：“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

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向老师道谢。

次年春天，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籍，离开东山高小，进了长沙城。离别时，谭咏春父子及部分师生依依相送，直至涟河渡口方止步，毛泽东登舟挥臂，依依不舍地别离了东山学堂的师友们……。

解放前，谭咏春之子谭世瑛在国民党政府当过科员，他的两个儿子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当过营长、排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他本人也被判处管制一年。

全国解放后，谭咏春以同学身份致信毛泽东。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根据谭世瑛的来信内容，专门给湘乡县委和第二区区委及石洞乡支部写信。信中说：

“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在进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的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和其它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6月8日，毛泽东给谭世瑛回信。信云：

世瑛兄：

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
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以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泽东　1955年6月8日］

［在东山小学读书，毛泽东感觉自己受到歧视。毛泽东说话的口音又带有浓重的乡土气，再加上他衣着朴素，只穿了套自以为像样的短衫长裤，在同学中年龄又偏大，便不断受到其他学生的奚落和歧视，这给他的心里上蒙添了很重的阴影。

毛泽东感到自己被人讨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原籍并非湘乡人。入学的学生是否是湘乡人，学校是不限制的，所以毛泽东去改写了注册登记，写明了自己的籍贯是湘潭，这使他在学生们中间却更加受到歧视。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的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争斗不休，彼此间势不两立；毛泽东在这种态势中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学生都疏远他、看不起他，使他在精神上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这些诸多的原因，那些富家子弟经常欺辱毛泽东，对他蛮横无礼，有人还当众嘲笑他，讥讽他说：“挑粪桶去吧！还穿鞋呢，脚上有牛屎哩！”

同学们的态度，对刚刚步入社会的毛泽东是一次沉重的伤害。由此，无论后来喜欢什么，都难以弥补他内心世界的这层情结。他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讲：“我连自己的老子都敢反，何况你们这群娃娃！全中国我都敢反，何况你们这群碌碌小人！”］

抄录明人《咏蛙》诗一首：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批读《曾文正公全集》。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系统地阅看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新民丛报》是1902年至1907年的刊物，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这些已经是过时的思想主张。但是对从韶山山沟里刚刚走出来的毛泽东来说，还是新鲜的东西。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他还从同学萧三手里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他给萧三还书时，抱歉地说：“对不住，我把你的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书一看，整个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的传记。他向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踏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给自己取别号“子任”，决心以拯救天下人民为己任，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

《自传》：

“那年发生一个大饥慌，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人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

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

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

［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影响最深的，还是发生在1910年的长沙饥民暴动。这年，毛泽东已17岁。由于先年洞庭湖区洪水成灾，长沙，衡阳、宝庆一带复因旱欠收，官绅地主、投机米商乘机囤积，外国洋行和巡抚岑春萱又勾结套购，以致市场上粮食短缺，价格陟涨，一日数价。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夫妻，因家贫、米价上涨，无法购米，悲愤至极，先后携子女投水自尽。惨讯传遍全城，群情愤激。第二天，又发生了碓坊主挑剔大钱，抬高米价的事件。愤怒的饥民忍无可忍，群起斗争，捣毁了碓坊，包围了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巡抚岑春萱非独不准，且下令枪击请愿群众。13日，又逮捕带头闹事的木工刘永福，从而激起饥民更大骚动。万余人于“一夜之中，将城厢碓房所堆大米抢劫一空；警兵站岗之木棚，打毁净尽”。第二天，全城罢市，饥民们纵火焚烧了巡抚衙门和一些外国领事馆、洋行、教堂。清政府大为恐慌，从湖北调来步兵两标进行镇压，并请美、英、日、法、德五国远道从厦门、上海、汉口等地调集十余艘兵舰往长沙进发。几天之内，暴动者的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示众的人头悬挂在街头的旗杆上。

长沙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个僻静的山村。当时，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听了很愤激，围绕这件事议论了好多天。毛泽东的心动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饥民，也同自己的家里人一样是无辜的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这使他痛感人间的不平。几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何按：此事诸书记载不一，或说为本年春，或说为本年秋。实当为1909年秋及1910年春之事。］

1911年　辛亥（宣统三年）18岁

1月2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日）以奉、直、川等省学生发传单罢课，要求速开国会，清廷下诏严禁学生干预国政。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攻两广总督署，旋败，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洞等八十六人（一说百余人）死难。

5月1日（四月三日）广州起义死难党人忠骸七十二具收殓，由潘达微出资会同各善堂，合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5月10日（四月十二日）英使重申否认不丹、苏泊尔为中国属邦，如仍有干涉，英国即取对抗行动。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只住半年，就想到更远更大的长沙去。他请东山学校的一位教员介绍他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报考，并进了这个学校。

1911年在长沙，毛泽东第一看到《民立报》，那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言论，还载有广州起义黄花岗72烈士的故事。同时，他通过这张报纸知道了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他极为兴奋，为之撰文，首次发表政见，主张推倒满清政府，建立民国新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他把这篇政论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件事：“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是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产革命派，康有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这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这个区别。但是，在这三驾马车的政治设计中，毛泽东还是把孙中山摆在辕马地位，在他的眼里，孙中山已超越了康、梁。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坚决的革命派。他毅然剪去了忠于清王朝象征的辫子，从在东山学校嘲笑“假洋鬼子”，转到了拿起剪刀强行剪去同学头上的长辫子。］

春，挑行李自湘潭步行到长沙，入湘乡进省中学堂。

半年后，他又来到长沙，先入湘乡驻省中学，后入省立第一中学、第四师范、第一师范读书。在这里，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他与许许多多的老师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和友谊。老师先后有谭咏春、李元甫、贺岚岗、符定一、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王季范，还有张干、袁吉六、罗元鲲等等。

《自传》：

“我开始渴想到长沙去，那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的省会，离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是年冬，我请求我在高小时的一位教员介绍我前去。于是我步行到长沙，我很容易地就录取了。但是政局变动得很厉害，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同学们还曾经善意地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毛奇。罗章龙回忆：

“我归后翌日，适一师同学彭道良来访，谈话中提到定王台事，彭笑道：昨日之后可称三奇会。”我问何故？彭云：“圣臬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时黄昆吾同学在侧，因问毛奇之名何来？彭从容解说道：“我与二十八划生（毛泽东又一笔名）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安为天下奇（此为宋代王廷瑰送王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伊本人近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云：‘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己！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且语意双关。”

夏，带头并发动同学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

第一次读到时政报纸，于右任、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

由读报中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纲领。贴小字报于校墙。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一种政见”。“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担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立党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革命党人孙武、刘公等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不慎爆炸，总机关被破坏。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闻汉口总机关暴露，定是夜十二时起事，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各标营同时行动。

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爆发。第八镇工程营在城内，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营在城外先发，第二十九标、炮八标及陆军测绘学堂继起，攻占楚望台军机械库，举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

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革命军攻占湖广总督署与第八镇司令部，瑞*逃登楚豫兵轮，统制张彪逃汉口，武昌全城光复。革命党人强推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并组谋略处策划军政大事。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革命党人起义，汉阳、汉口相继光复。军政府以黄帝纪元，发布檄文，数清廷罪状，呼呈各地响应。

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革命军在武昌誓师阅兵。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刘家庙血战。

10月下旬，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湖南新军，编入新军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

［10月末，毛泽东在同学中率先剪辫子，随之决定投身革命，参加新军（革命军）。到长沙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一营左队，当列兵。在这里，长沙受到军事及制式训练。

在新军里，将每月七元军饷的大部分用来订阅报纸。从报纸上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了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并写信与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自传》：

“武汉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我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

我决意“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革命。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多次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

1912年　壬子（中华民国元年）19岁

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书及通告海陆军将士文。中华民国成立。

2月3日（十二月十六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授以全权，命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及蒙、回、藏条件，准备实行共和。

2月12日 清帝溥仪下诏辞位，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2月13日 孙中山向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并荐袁世凯以代，附提三项条件；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总统新到南京受任；新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通电全国，定于本月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庆典。袁世凯擅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发布文告，命文武官员照旧供职，旧日政务继续进行；各地军警合力维持地方治安；各省官吏勿得再拿党人，其已拿者，均须一律释放。

春，毛泽东复员退出新军。先后报考了警察学校、制皂学校、政法学校、商业学校，最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从国文教师胡汝霖处借阅《御批通鉴辑览》。审初次读史。

毛泽东感到对学校教学不满意，决意退学自修。

于是他退出省立第一中学，走入湖南图书馆自学。他订了一个自学计划。他同斯诺谈话时说：

“我非常认真地坚决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他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坤舆大地图》，才知道世界真大，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值得研究啊！他在这里读到了《原富》、《天演论》、《法意》、《群己界权论》、《群学肄言》等十八、十九世界欧洲社会学说的名著。后来因父亲毛顺生停止了他自学的生活费，被迫结束自修生活，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不久，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离校后，迁住新安巷湘乡试馆，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读书自修。广读经济、伦理、逻辑、法律、自然、哲学及中外文学名著。

［下半年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一批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深感世界之大，以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

《自传》：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

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

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

毛泽东本年读《新民丛报》所记札记：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读书期间，作命题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19126）。略曰：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甚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徒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国文教员阅后在多处写有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评语曰：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方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落款为“涤盦六月甘八号”。］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这是孙中山倾向社会主义的最初发言。

1913年（癸丑　民国二年）　20岁

湘乡会馆住客多失业者及遣散之湘乡籍退伍士兵，常相争斗。一日夜，复员兵与学生之间发生大武斗，毛泽东躲进厕所方得脱身。嗣后，不复得住此地。

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

在这个学校中，毛泽东结识了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袁仲谦等教员，对其一生思想影响甚大。

《自传》：

“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在已经结霜的天气，我们还露宿田陌间，或是十一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

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精英中开始传播。

［李大钊于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读日本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为师从河上肇，当时在日本求学的周恩来特地提出京都帝大入学申请，想选修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在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会见河上，仍未成。后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后来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他在给朋友成仿吾的信中写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保存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1960年野间宏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对野间宏说：“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此书我们每年都再版发行”。］

1913—1914年间，毛泽东在求学中写下了多本“讲堂录”（课堂笔记），现保存在韶山的有五本。笔记中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等等；还有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和外国人物的述评，此外还记载了一些自然科学常识。他一方面对所阅读文章中出现的典故、警句，分条写了出来，札记，同时边记边作评论。

《讲堂录》（191310—12）：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某氏曰：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

“语曰：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事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事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修身。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也。”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者，非奋斗不可。”

“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懒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尚书》乃唐、虞、夏、商、周之史。”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志事业也。”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谨言慎行即是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与翁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此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

“人之议之者尊之也。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议，若贤者则时为众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程子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

“恶事终有露布之一日，故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学问之成否以二十五岁为断。”

“明清之学无用者，趋于时文也。”

“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之诗是也。不然，浩如烟海塞天地矣。”

“《通典》、《通考》、《通志》三通，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详断之，甚有用之书也。”

“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

“乾嘉之代，士人趋于考据，一字一义一衣一履动累数万言而不休。”

“老子唯心派。”

“名士如画饼，可玩不可餐。”

“著书亦有几等 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元朝亦然，确有所见，发而为理。”

“纸上工夫亦有浅深。”

“郑渔促著《通志》，实事而有用之书也。”

“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

“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

1914年　甲寅（民国三年）　21岁

春，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重读预科半年。
秋，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

［一师求学初期，在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认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以及康德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还有《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楚辞》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书。

毛泽东与萧子升（瑜）结交成他在第一师范时代最好的朋友。①

①萧子升，名萧瑜。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在法勤工俭学。1924年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员。1927年后曾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抗战后去法国，1976年死于法国。

3月，李淑蒙（后改名李进、李云鹤、蓝频、江青）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富商家中。②

②关于江青的出生日期，据她与维持克的谈话，出生于1914年。但是据斯诺的说法，是1912年。

［毛泽东常到玉泉街书铺买书。买到一部宝庆版《韩愈集》，以数月校勘成善本，熟读。毛之文风，颇受《史诗》及韩文之影响。韩氏主张“文以载道”，主张文有豪气，太史公文有王霸气。］

《自传》：

“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杨昌济］，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

［杨昌济，留日时改名怀中，因其世居长沙东方板仓，故亦被称为“板仓先生”。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外祖父出身进士，做过清朝国子监学录。其曾外祖父是个举人，正如他自己所言，“君子之泽，源远而流长”。戊戎之后，他曾留学日本6年，就读于英国3年，并考察游历了德国、瑞士，见多识广。归国后，他不满于现实，有所抱负，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他曾在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教书6年，1919年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李肖聃在《杨怀中先生逝世再志》中评价他：“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口进不已也。”

杨昌济既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民主风气，并加以批判吸收，自成一种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又对宋明理学有深刻研究，接受了理学中个人修养和治学方法的某些有益东西。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曾国藩就是以宋明理学的研究者和继承者自任，杨昌济对他所推崇的程朱之学极为重视。杨昌济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积极追求新思想，躬行实践。他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国家的远大抱负，以及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

杨昌济认为，待人以诚，律己则严，是为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欢；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于己他则讲求勤、俭、劳、洁、廉等等。他常教育学生：“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常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何如耳。”他还以达尔文著《物种起源》，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均用了一、二十年为例，说明了毅力之重要性。讲修身课时，他从吕坤的《呻吟语》、张载的《西铭》等书中找出材料施教。

在读书治学的方法上，杨昌济着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精神，在读书笔记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这都应是受杨昌济影响的结果。在他的《幼学篇》中有如下见解：“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毛泽东不仅接受了他的思想，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生活上，杨昌济也给了毛泽东积极影响。他主张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做事勤垦，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爱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的应酬等等。这一切，他无不躬行实践，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每到星期日，一师学生回校后往往赶不上饭，可以自由补餐，厨房里剩下的饭菜都是冷的，一般晚归同学都是三五邀合点炒菜，只有他一人点冷饭菜，一人独居一桌，悄悄吃罢走了。］

《讲堂录》（1914）

“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亦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成事。”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与累而得之。敬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

“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则？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诚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便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朱录了《离骚》、《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抄文占去了前11页，它留下毛泽东早期学习屈原作品所下苦功的珍贵史料。罗章龙回忆，当他和毛泽东初次见面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毛泽东“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罗章龙曾写诗纪要，其中特别提到：“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9月1日（七月十二日）孙中山、陈其美、胡汉民等联衔发表宣言，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海内外国民党组织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1915年　乙卯（民国四年）　22岁

上半年，和蔡和森、陈昌等一师同学组织课外哲学研究小组。

1月18日，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软硬兼施，迫袁接受，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在48小时内答复。

［消息传到长沙，民众激愤，反袁斗争和反侵略的呼声席卷了大街小巷，一师和各学校的师生们更是义愤填膺，齐声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和袁世凯可耻的卖国嘴脸。

为同学集资刊印的《明耻篇》写跋及题词。

愤慨中，毛泽东挥毫在《明耻篇》中批写道：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接到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向日本递交了文本，除第5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要求。
当袁政府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之后，美国政府立即声明：凡日本取得的在华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也要享有其权益。］

4—8月，毛泽东多次到李氏芋园与杨昌济、黎锦熙诸先生交谈、讨教。成为忘年交。

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

“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上午*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谭改造社会事”；“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一方也”；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续《缮性》一篇，以试其思考力学识程度”；“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等等。

毛泽东自述：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1/3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6月25日，致湘江生信，谈治学方法。

致湘生信（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前，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词创作，保留下来的只有三首：《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祭母文》。

《挽易昌陶》写于1915年。这是毛泽东给同学湘生（注：生平不详）写信，探讨读书方法、交换诗文时，抄送他“乞为斧正”的一首诗。从信中看，易昌陶“工书善文”，是与毛泽东交往甚密的同学。全诗200多字，五言：“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吧有余哀。衡阳雁声稳，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列嶂青且*，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7月下旬，毛泽东为探讨如何治学，给萧子升写信：

“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言之为贵，不愈可见乎！”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1915年一师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后长期旅居国外。1976年在南美之巴拉圭去世。］

8月29日，同王季范、萧子升到芋园为教师黎锦熙赴京送行，论学颇久。

下半年，任学友会文牍书记（连任四届）。

9月6日，致萧子升信，谈及读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肆言》（社会学导论）读后感。

9月15日（八月七日）陈独秀主编之《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兴起（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

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而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

秋，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以艰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条件，结交青年朋友。（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

应征者有罗章龙、李立三等五、六人。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他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开始接受陈独秀等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冬，在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高潮中，和一师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演说，并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有关不满袁世凯的文章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小册子，组织同学上街散发。

在本年之日记中，毛泽东写道：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自题：“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云：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代，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以中实大悲伤。

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可望兄归一商筹之。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杨昌济自己掏钱买了一些《新青年》刊物，分赠给毛泽东等得意学生。《新青年》中陈独秀、李大钊撰写的那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把毛泽东的思想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杨先生除了自己为《新青年》撰文、译文外，还向该刊推荐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

12月11日（十一月五日）参政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总开票，全体投票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该院即以总代表名义向袁上劝进书。袁世凯咨复参政院送还推戴书。参政院再上推戴书，乞速正位登极。

12月12日（十一月六日）袁世凯咨复参政院并发布申令，承认帝位。

12月13日（十一月七日）袁世凯在北京居仁堂受百官朝贺。申令改变国体，“出于民意”，如有“好乱”之徒，造谣煽惑，当执法严惩。

12月26日（十一月二十日）云南护国军成立，公推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总司令，计划第一军进向四川，第二军进向广西，第三军经贵州进向两湖，唐继尧暂留守昆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各方，声讨袁世凯，敦促举义，戮力同心，铲除帝制。

12月31日（十一月二十五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1916年　丙辰（民国五年）　23岁

2月29日，致萧子升信，开列经、史、子、集77种欲读书目。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串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

3月20日（二月十七日）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平政院院长等会议，讨论撤销帝制问题。

3月22日（二月十九日）袁世凯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发还各省推戴书，停止所有筹备事宜。

6月5日（五月五日）岑春煊通告成立滇桂粤护国联合军，并发布北伐布告。袁世凯病笃，召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口述遗令。

6月6日（五月六日）袁世凯病卒（1859—1916）。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历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浙江温处道、新建陆军督办、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3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帝制自为，次年3月被迫取消。

（时萧子升（瑜）任教于长沙楚贻小学。）

6月26日，与罗章龙一同步行去韶山。

7月25日致萧子升信云：

“日本诚我国劲敌，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二十年内，非战不足以图存，国人应磨砺以待日本。”日本帝国主义“诚我国劲敌”，“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并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国人”应“磨励以待日本”。

7月至12月，毛泽东参加学校开辟后山建操场的劳动。

7月25日，他在写给肖子升的信中说：

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报纸，注意东事。

暑假，自家乡步行百余华里，首次到板仓杨昌济教授家访谈。

9月27日，毛泽东考虑欲交结天下英豪，以谋救国之道。为此，欲登报发布。《征友》启事，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何异？

10月 一师成立学生课外志愿军，进行“军国民教育”，全校为营，下设两连，毛泽东任一连上士。

12月9日，致信黎锦熙，谈及强身之道：

“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未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拔矣！”

1917年　丁巳（民国六年）　24岁

1月1日（丙辰年十二月八日）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文学改良应从“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等八事入手。

2月1日（一月十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3月30日（闰二月八日）中华革命党通告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准备恢复国民党名称。

4月，毛泽东因不满校长张干的“统治”，率领学生反对校长，发起了“驱张运动”。张干十分恼火，下令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学籍。由于杨昌济、方维夏、王季范等老师极力反对，毛泽东受到保护，没有被开除。不久，张干被免职。

［但建国后，对于这位校长，毛泽东并未记仇，相反一直惦记着他，并给予很多帮助。解放后，他获悉张干仍然从事教育工作，生活困难，对他深表同情。1953年，毛泽东邀请他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①

①五十年后，毛泽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3年延请张干到中南海款宴之。并任其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自述》：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半不能。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春，毛泽东与萧三联名写信给来长沙参加黄兴国葬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要求会面、赐教。

致白浪滔天信（一九一七年春）。

“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白浪滔天（1871—1922）即宫崎寅藏，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日本自由民权思潮熏陶，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兴中会，与黄兴等交往甚密。］

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撰写长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

黎元洪在重新出山的段祺瑞的同意下就任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任副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黎元洪宣布恢复了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

6月 一师开展德智体优秀的“人物互选”活动。全校400多人参加，当选者34人。毛泽东在“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六项中得的总票最多，而且“敦品”、“言语”单项票数获第一，“胆识”一项，唯他独有。

7—8月间毛泽东采取“游学”形式，与萧子升作社会调查。历时月余，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寺院、劝学所和学校，走访了一些社会人士。

女儿李敏回忆录：

“爸爸穿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从楚怡出发，直奔宁乡，随行的还有老同学萧子昇。

在宁乡杓子冲，他们见到了友人何叔衡，经何叔衡介绍，爸爸访问了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主人告诉爸爸，他是一个佃农，一年到头，收到的粮食七成要交给东家，自己所剩无几，生活极苦，如遇灾年，日本则更难了。在一个叫宋家潭的村里，爸爸又访问了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于是，爸爸对农民具有了细致、深切的了解。

离开这儿，他们又向沩山进发了。走时，他们坚决谢绝了何叔衡所送的路费。爸爸就是这样要磨练自己。

他们来到一户人家，遇见一对和善的老夫妇，并和他们进行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老人问：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不是乞丐，为什么要饭呢？

爸爸回答：我们想旅行，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

老人说：当叫花子没什么不好，叫花子总比强盗好得多。那些当官的，多数都不廉洁。我在县衙里当守卫时知道，县太爷满脑子想的都是钱。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是打赢官司，向他求情是没有用的，除非花大钱贿赂他。

爸爸一听，非常生气，他说：这是什么世道！爸爸查阅了安化县志，走访了一些贫困人家。一路上，他们遇上学校、商店、庙宇，常常写上一副对联，换几个钱。

到达沅江时，正值湖区涨水，他们就返回了长沙。

这次游学，走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且许多地方，行程900多里。这次游学花了整整一个暑假。”

［回到长沙，一师的师生们纷纷问他们是怎样坚持“游学”的？毛泽东爽朗地回答说：“沙地当床，石头作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并指着一株大树说，“这就是衣柜！”］

毛泽东对斯诺回忆当时情形：

“我们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他还曾说：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舍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

毛、萧浪游中，曾路过沩山密印佛寺。据萧子升回忆录：毛泽东当时与寺僧有对话如下：

“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方丈问毛泽东，“中国宗教何以能和谐共处？”

毛泽东说：“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种宗教能和谐共存，对中国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方丈望着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只望毛施主这句话，日后不要被忘记。”方丈又说，“毛施主日后如能到得山、陕二省，可去五台山和白云山。五台山乃我佛家圣地，白云山上有贫僧一个小师弟在那里住持，还望毛施主善视之！”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了萧子升，脚踏草鞋，手拿雨伞，背背布袋，骨装换洗衣服、笔墨、红外线张、笔记本、分文未带，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了解各地城乡民情风俗、山水田园。他们接触访问的人们中，有种田的农民，打柴的樵夫，出卖苦力的轿工、长工，吃斋念经的和尚、道士，“学而时习之”的塾师，摇着纸扇的绅士，县衙门的小官吏、劝学所的所长。若遇到富有人家，还写上一首楹联，诗句，赠给东家，获得茶水餐食乃至几个铜钱。他们步行近千里，历时月余，记录了几本关于民情风俗的笔记，回到学校时，口袋里还剩有二块多银元。湖南一师的老师同学赞扬他们“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次游学，“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

同年秋，毛泽东当选为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些职务均由学监和教员担任。他开创了学生任此职务的先例。

他主持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的第一件大事，是主办工人夜学，开创工人工作。他用白话文起草的工人夜学招生广告写道：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字、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位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这个通俗、明白易懂的招生广告，为工人考虑得具体周到，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浓厚、纯朴的思想感情。

他在第一师范还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在长沙各校大门口张贴了《征友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并指明是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经过多年的酝酿，上百次的讨论，1918年4月正式建立了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成立，是受杨昌济“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影响，发起的根本原因是“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因此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这反映了当时思想界以“改造国民性”作为改造社会的主张。“新民学会”的命名，也反映了毛泽东等人还有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1918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在第一师范期间，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他这时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毕业后，他组织新民学会内的几个同学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就是明证。后因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蔡和森、毛泽东、张昆弟都先后去北京，“事无成议”。毛泽东虽有“游学”、主办工人夜校，接近、了解、帮助工农的活动，但还是在圣人创世界——“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的观点指导下的活动，还不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淮物史观。但是，又如他自己所说：这时，“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这在他无数的论文、笔记和行动中得到了说明。］

7月1日（五月十三日）张勋、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等拥清废帝溥仪在京复辟，改民国六年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溥仪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陈荣廷两广总督，曹锟、齐耀琳、倪嗣冲等等为各省巡抚、都统、提督。张勋派梁鼎芬至总统府劝黎元洪退位，遭拒绝。黎元洪通电否认还政，并望各省迅即出师讨贼，恢复共和。梁启超通电反对复辟。

7月3日，段祺瑞举兵马厂，讨伐张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冯国璋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宣布兴师问罪。北洋派将领曹锟、吴佩孚等，西南军事将领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等，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朱庆澜，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等通电反对复辟，讨伐张勋。

7月4日，冯国璋、段祺瑞联名通电，列举张勋八大罪状，宣布已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逆巢。段琪瑞宣布就国务总理职，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派段芝贵为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由京津、京汉两路进攻北京。孙中山与程璧光、唐绍仪等商迎黎元洪来上海设立政府，并电两院议员盼全体南下，自由集会，电西南六省促速商建立临时政府。

7月12日，讨逆军克复京师，张勋匿居荷兰驻华使馆，复辟失败。

8月14日段祺瑞在北京对德宣战，借机扩充皖系势力、消除异已，梦想实现“武力统一”；西南军阀出于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借“护法”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而表示愿与孙中山合作。

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谓：“愚于近人，独服曾国藩。观其收捡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

“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

“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思深言长，聊欲尽意，不觉其琐。

乡弟 泽东谨上　八月二十三日］

黎阅此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8月25日，孙中山召集“非常国会”，决议组织护法军政府。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上海集合同志发表《讨逆宣言》。

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首脑，称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孙中山通电全国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否认北京政府的合法地位，誓师北上，发动了护法战争。

9月10日（七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单。

九月间，与蔡和森等人结伴到湘江游泳、冒大风雨登岳麓山锻炼体魄。

爬山、露宿、风浴、雨浴也是毛泽东锻炼身体的方法。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的日记中还记有：“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后，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起，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有一夜，暴风、雷电交加的时候，毛泽东遍身水淋淋地来到蔡和森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顶跑下来，他解释道，这是为了体验《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的情味，并借以锻炼自己的胆量。

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一九一七年九月）。

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

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

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9月25日 与罗学瓒等发起成立一师湘潭校友会。

10月8日 一师学友会改选，毛泽东当选为总务（实际主持会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以前均为教员担任）。

10月30日，毛泽东执笔写作了《工人夜校招生广告》，写明了“这个夜校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得到了众多工人的响应。

10月底至12月，主办一师工人夜学。起草招生广告，招生120人。毛泽东主持开学仪式，兼任历史课教员，设置并填写夜学日志。

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毛泽东1949年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11月10日，孙中山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11月9日，工人夜校开学后，毛泽东白天上课学习，夜间给工人们讲授历史，还要执笔主写《夜校日记》，将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但他从不觉得辛苦，反倒认为这正是磨练自己的好时机。

15日，率学生自愿军缴直系傅良佐部溃兵3000人枪。

［政局动荡不安，造成了长沙街头满是散兵游勇。11月间，毛泽东组织一师的学生志愿军100多人，出小吴门设伏进行截击，收缴了北洋军一旅溃兵的武器。

在此次截击中，毛泽东看准了时机认真组织、充分利用地形周密部署，指挥得当、果断出击而大获全胜，首次表现了他在军事上的指挥才能。］

李敏回忆录：

“1917年11月，爸爸做了这样一件事，从这件事发生的过程里，人们看到了爸爸初露的军事才能。

原来，一天下午，北洋军阀的一支部队由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当时长沙一带兵力空虚，溃军则大肆骚扰百姓，到处抢掠。

消息传到了学校，人们都不由得慌乱起来。

爸爸稳住了大家的情绪，对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对大家说：现在溃兵疲惫不堪，只要我们把学校的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加上城里的警察，就可以击败溃军。

学校同志了爸爸爸意见，并让他具体负责实施这个计划。

爸爸于是组织了200多位大胆的志愿军，手拿木棍，分成三队，对溃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溃军小心地逼近了，距布防不远时，爸爸命令警察开枪，学生志愿军则在煤油桶内燃放起鞭炮，并齐声呐喊：“缴枪没事！”“缴枪没事”。溃军十分心虚，遭到这个袭击，便不敢抵抗了。他们还真的缴了枪。

爸爸免去了长沙城及学校的一场兵灾，他的胆略表现出来了。”

12月下旬 到济阳南乡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家、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并作社会调查。

［10月下旬，毛泽东基于尽可能多地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以学友会的名义开始筹办工人夜校。指出：“……现实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

12月，毛泽东开始筹备成立新民学会，准备“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自传》：

“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帮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这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 在听杨昌济所授“修身”课期间，在作为教材的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上，写了约一万五千字的批注。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最后几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自学计划学习哲学、伦理学，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进教室，而去自修室。教师们都理解他，谅解他，称他是“一个特殊的学生”。

他仔细研读了鲍尔生著、蔡元培译、杨昌济讲授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约有10万余字，毛泽东在书的天地行间写的批注有15000余字，不少篇章留下了用红、黑笔打记的圈点、单框、三角、叉等符号。这是一本二元论的书。1950年周世钊去北京把这本书送还毛泽东。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派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当年，毛泽东批注的内容都是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宇宙观、历史观，以及对原著观点的批判和引申，少数是对原著观点的简要赞同语和章节目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的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他都圈点、写眉批。

从《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可以得知他这时的思想观点是：1、认为“个人有无限之价值”，“发达个性”，强调个性解放，从“无我论”到“唯我论”，即强调“个人精神主义”，强调加强伦理修养、完善身心，歌颂“心之力”。2、主张变革，变革旧传统、旧思想，创建新观点、新思想。3、重事实、重现在、重实行。4、重矛盾、重斗争、重转化，有辩证思想。不过，他这时的辩证思想过于强调相对性，如观念即存在，有限即无限，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这就把辨证法变成了相对主义了。

1917年毛泽东《伦理学读书笔记》（摘录）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彷徨而无孔不入适。”

“偷盗之不可为者，最大者为人格方面之关系。其次则为幸福方面之关系。偷盗为暗昧之行径，为卑劣之手段，为之，于其人格之尊严立时破坏也。”

“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余曰：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想，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1918年 戊午（民国七年） 25岁

2月19日 与方维夏召集一师学友会职员会议，商讨本学期会务进行办法。

3月 起草《第一师范附设夜学招学广告》。参加主持续办工人夜学。

4月14日 出席在长沙丘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召开的新民学会筹备成立会，讨论通过他参与起草的新民学会简章，并被推选为学会干事。确定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学会宗旨。

春，杨昌济受聘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父母迁居北京。

题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4月间，罗章龙要东渡日本求学，化名纵宇一郎。临行前，毛泽东和几位同学到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饯行。

饯行中，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诗相赠：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粒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诗中可见毛泽东当时深受明季王阳明及王船山哲学之影响。］

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主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建设新文学之宗旨。

4月17日，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夏初，同蔡和森赴洞庭湖、滨湖地区进行“游学”式的社会调查。

5月10日，与方维夏召集一师学友会职员开会，总结学友会一年来的工作，办理会务移交手续，并对学友会此后的工作提出建议。

6月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

［一师毕业后，毛泽东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到岳麓山，野餐露宿，进行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计议在此办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

毛泽东接杨昌济从北京的来信后，得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情况，即同何叔衡等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决定组织湖南留法运动，并由蔡和森赴克筹备。］

自第一师范毕业后，与朋友寄住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务处。

《自传》：

“我是1913年入师范学校的，于1918年毕业。”

7月，收到蔡和森的几次来信，积极准备前往北京。

8月15日，与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人离开长沙，19日抵达北京。

李敏回忆：

“1918年8月15日，爸爸和25个青年，开始了他们的北京之行。路上遇洪水阻隔时，他即组织大家轮流到北方近农村，了解农民的情况。

到北京后，爸爸没有经济来源，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条子，交给了图书馆，他于是得到了图书馆助理员的位置。在这儿他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北大则是新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交锋的战场。

爸爸在这儿受益匪浅，他一边贪婪地读书，一边了解、吸收新的文化思潮。

李大钊非常器重爸爸，爸爸表现出了非凡的常识与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扬。

在他的引导下，爸爸开始了解了十月革命，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

［1918年夏，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去北京，开初住在豆腐池9号杨昌济家里。杨先生和师母见到毛泽东，十分快慰；豆蔻年华的杨开慧也很高兴。杨开慧喜书法，懂诗词，不事粉黛，志存高远，毛泽东非常爱慕。有一天，毛泽东向杨开慧要诗。杨开慧说我喜欢诗，但作不好，临时应酬更写不出来。去年在长沙时，我送周南女中李一纯两册精装的诗韵，她买了两盒菊花回赠，我曾作过一首诗答谢。诗词是：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暮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小声重复着，听完后，笑着说：“霞，这诗赠给我不是很合适吗？”开慧脸色腓红，细一回味，确像一首爱情诗，忙申辩：“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诗，我对你说了，是给李一纯的”。毛泽东说：我最喜欢最后两句：“明年秋色好，是否至吾家？”25岁的毛泽东流露了自己的心意。

为便利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毛泽东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同蔡和林、罗学瓒等8人住在一起：“‘隆然高抗，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到京之初，毛泽东、祭和森的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组织工作，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设留法预备班。然后，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李大钊任主要的北京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登记来馆的读者姓名。他在这里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同他们讨论各种新思潮。也在这里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傅斯年、罗家伦等，还和张国焘、段锡朋、康白情打过交道。毛泽东曾回忆，这个时候，“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8月19日，应扬昌济、蔡和森邀，第一次到北京。寄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号。

组织预备班，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

由杨昌济介绍任北大图书馆图书助理员，月薪八元大洋。在这里，广读新书。对同学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毛泽东后来回忆：

“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我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俊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寄住杨家，与杨开慧相萌爱意。

毛泽东到北京工作期间，一直和杨昌济先生一家保持亲密的关系，他常去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的杨家拜访。此时，杨开慧已是17岁的少女，身处异地，得遇同乡知己，自然情怀暗生。毛泽东要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这年4月，毛泽东转道上海回到湖南，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润”字；毛泽东回信，称呼亦是一个“霞”字。

在京期间，与蔡和森一起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请李石曾等介绍情况，制定计划，筹措经费。

9月28日，北京政府定夏正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

10月 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获得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

11月初 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和留法预备班了解情况，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

12月22日，李大钊陈独秀主编之《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1919年8月被禁。

1919年 已未（民国八年） 26岁

1月1日（戊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出版新潮丛书。

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该研究会。

2月19日，毛泽东出席在北大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改组会。成为该会会员。

［在京期间，毛泽东经常去北大旁听一些重要课程，到杨昌济等人家中拜访求教，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到北大文科大楼听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人讲演，还结识了其他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

3月12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京，14日抵达上海。

3月28日，离沪回湘。

4月6日 由上海回到长沙。

毛泽东被聘任修业小学历史课教员，同时从事政治宣传活动。

［1919年4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湖南。他对在修业小学任教的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国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的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些方面做些工作。”

5月9日，长沙《大公报》报导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毛泽东立即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兴入长沙各校发动学生响应。5月28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6月3日全省学生罢课。随之，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湖南救国十人团等组织，进行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7月17日，创办《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满腔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五四运动视为十月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从实际出发和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号召民众大联合，肯定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辛亥革命就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而遭到失败。这些观点说明毛泽东从思辩哲学和圣人创世的唯心史观里跳出来了，彻底抛弃了康梁思想，比“五四”前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但还是把社会上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看成是一种思想主张的“谬误与不幸”，还以实验主义作为《湘江评论》的指导思想，并且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在1919年12月起草《学生之工作》，构设“新村”蓝图。空想社会主义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4月28日致舅信所述日期与“自传”回忆有所不同：

“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京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

5月上旬 “五四”运动爆发，在湖南开始组织领导青年学生运动。

5月3日，北京学生代表为反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特在北京大学开会，决翌日举行示威。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全体职员会议议决，如在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并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山东籍会议员谢鸿涛、沙明远等提请将卖国之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褫职法办。

5月下旬 在楚怡小学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各校学生代表开会，请来湘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邓中夏等介绍北京爱国运动情况，商定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5月25日，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任文版股干事。

27日，参加学联成立大会，通过总罢课决议，以响应北京“五四”学生运动。

6月3日 参与组织长沙20多所学校举行总罢课。

6月 长沙各校先后放暑假，毛泽东与省学联负责人彭璜等研究，组织学生分赴各地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

6月，到各校讲演，反对21条和抵制日货。

在周南女校开会，被选为新民学会评议员。

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该刊办至8月中旬，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共出版五期和一期临时增刊。从组稿、编排、付印、校对到发行，都由他负责，并在前四期和临时增刊上，发表了《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余篇文章。

在《湘江评论》刊文呼吁营救因“五四”学潮被捕的陈独秀。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此时不赞成搞激进的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上，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炮弹革命’，‘有血革命’。”］

8月上旬，张敬尧派军警查封《湘江评论》。

24日，北京《每周评论》介绍《湘江评论》。认为是全国言论最有份量的刊物之一。

住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发起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接任汀雅学生会周刊《新湖南》（自第七期起）总编辑，第12期后被查封。

9月，开始主编从第7期起的《新湖南》周刊。

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患瘰疬去世。终年53岁。葬湘江南岸楠竹山，回家守棂，撰写《祭母文》。

毛泽东悲痛万分，在母亲灵前含泪写下了情意深切的《祭母文》，称赞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毛泽东后来描述母亲说：

“我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关于自己的家人，毛泽东晚年曾说：“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

［毛泽东致邹蕴真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人；利已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已而利于人的人。家母正是最后的这种人。”又作“祭母文”及挽联：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自传》：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

在出国以前，这般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

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名人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倾听一个南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员所讲的话。①

①据《西行漫记》载，这几个人依次分别是陈公博、张国焘、谭平山和康白情。

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不过，当时我还在仿徨，还有“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11月 被湖南《大公报》聘为该报馆处撰述员。

为长沙一女士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而自杀一事，在《大公报》和《女界钟》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等10篇文章。

12月 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的焚烧日货大会遭军阀张敬尧武力干涉，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干部开会。会议决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正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长沙各校学生罢课前后，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并与学联负责人、教育界进步人士研究，决定组织各界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开展请愿和宣传活动。随即，率驱张代表离长赴京。

到上海。同胡适见面。交谈出国留学的得失，讨论马克思学说。

3日，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开会，商议发超导 “驱张”（张敬尧）运动。

7日，北京《晨报》刊文评湖南赵女士自杀案，特别介绍毛泽东的两篇评论文章。

任湘公民代表团团长，率驱张代表团自长沙出发赴北京。在武汉召开记者会。

18日，第二次到北京。住杨昌济家。毛泽东、杨开慧的爱情公开化，并得到杨家的承认。

［毛泽东为驱逐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第二次到北京，毛泽东这次看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书籍，李大钊的文章，同时也读了胡适的论文。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更多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他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给周世钊信：“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他把他看到的学说观点，作了归纳，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讨论。4月他到上海送别留法勤工俭学的萧三等人后，又与陈独秀讨论了“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即湖南自治促进会），“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以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即是说，在1920年6月间，马克思主义已成了他思想中的主流。］

12月22日 与罗宋翰在北京组织平民通信社，以扩大驱张宣传。毛自任社长，每日印发稿件150余份，送京、津、沪、汉等地。
28日，率驱张代表团到国务院游行请愿，自任首席代表与政府交涉。

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自传》：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次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

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

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

1919年12月22日，杨开慧日记：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仓皇许多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和他结婚。

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个命运！”

与蔡和森到长辛店，同何长工等商谈为留学生筹集去法国路费问题。

1920年 27岁

年初，杨昌济在病中写信给他的好友章士钊介绍毛泽东：

“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毛泽东持杨信只身赴章士钊处，请求他协助筹借款项，资助湘籍青年留法作路费。章士钊慨然许诺为其捐募。

1月5日，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支持“驱张”运动。

1月16日，杨昌济病逝，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

［杨昌济逝世后，友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撰文说：“杨先生在长沙，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其欣赏毛泽东、蔡和森。”］

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湖南各界公民向北京府院控张敬尧十大罪呈文》：

“窃以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用是缕陈前情，迫恳大总统迅将湘督张敬尧撤任回京，尽法惩办。”

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在北京的一年中，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确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23日，父亲毛贻昌去世，下葬于韶山南岸楠竹山。

［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虔诚地为父母扫墓。对陪同他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下旬，与开慧一家扶柩南下，葬岳父于板仓。

杨开慧归长沙后就读美教会学校福湘女中。

1月8日，和邓中夏、罗章龙等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

1月28日，参加湖南各代表团联合请愿行动，并作为与政府谈判的六位代表之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

在京加入李大钊、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2月间，毛泽东写信给他一师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陶毅。

“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这时毛泽东在北京经常去找李大钊，从他那里受教和求询“驱张”的斗争策略，同时想组织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到俄国去学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他写信给周世钊、陶毅说：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我想三两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2月，在《湘潮》发表《湖南问题的解决》。

3月7日，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相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

3月12日，致函黎锦熙，谈湖南改造问题，并随信寄去《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

3月14日，致周士剑信，谈创办自修大学设想。毛泽东再次写信给周世钊，谈了他想“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并重新讲了“组织一个游俄队”的意愿。

3月间，毛泽东回到北京。

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

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

4月7日，往八道湾访周作人。

4月11日，毛泽东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

在曲阜，毛泽东拜访了孔子故里。

［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人离开北京后，毛泽东手中的钱只够他买到抵达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如何再往前走。幸好，遇到一位从北京孔德学校筹到一些钱的同学（朱谦之），借给了他10元钱，才使他能够买一张到浦口去的车票。

在前往浦口途中，毛泽东特意在山东曲阜停了下来，去看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的墓地和孔庙，并在相传是孔子栽种的一株枯树前停留，其实那株枯树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孔子死后为其先师守灵时栽种的；然后，毛泽东又去了曲阜县城北端的陋巷街，看了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离开曲阜向南不远的邹县，毛泽东又去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在这次旅行中，毛泽东还专程去登了东岳泰山，徒步绕行了江苏徐州的城墙，因为徐州曾经是三国时期的刘备战斗过的地方；在往南，毛泽东又在南京城落脚，游览了这座赫赫有名的历史古城。

当他到达浦口时，身上已经是一文不名了。

这时的毛泽东既没有钱买去上海的车票，又被小偷偷走了他仅有的一双鞋；正在他为难之际，幸好在火车站遇见了他的一位湖南朋友，成了他的“救命菩萨”。

朋友借钱给他买了一双鞋和去上海的车票。一路上，毛泽东紧盯着自己的新鞋，生怕再被人偷跑了。］

5月，到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

“毛在上海日子开始很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

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十二至十五块钱。其中要有大约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杨昌济生前的好友章士钊在商界募集了二万元大洋如数交给毛泽东，协助他把第二批湖南学生送到法国去。余下来的一些钱由毛泽东带在身上，供他回湖南去开展革命活动使用。

《自传》：

“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章士钊）已募有一大笔款子（两万银元）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章含之回忆录：

1964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

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了他一笔债还没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于是，毛主席告诉我，一九二〇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

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

毛又说：“你们那位老人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债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一九七三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我说父亲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

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了。”（章含之，乃章士钊养女。）］

5月8日，同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会议提出，学会应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送别第二批赴法人员萧子升等赴法。

5月中旬，到环龙路44号医院看望孙中山。会见廖仲恺。

到老鱼阳里2号《新青年》社见陈独秀，认真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在这次赴京、沪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在与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中，曾讨论当时自己组织的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自传》：

“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致黎锦熙信（一九二○年六月七日）：

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

文字学、言语学、和每时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6月11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于张敬尧被赶出湖南的当天，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一文，提出湖南人应力废除督军制、实行湖南民治而努力。

14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邦）主义，不能改造中国。”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①

①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１９７９年５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２０页。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１卷第２号。

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7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全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党团的组织和湖南自治运动。首先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文化书社的任务是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传播这枝小花。第二、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作国十月革命经验，组织留俄勤工俭学。第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领导湖南有民争取自治自决的斗争。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依靠人民制定法律，实现自治的主张。他想通过立法的办法实现政治改良。他发动人民游行、请愿，遭到当政者的镇压。

7月7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途经武汉时，与恽代英等商讨了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及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的联系问题。

［1920年7月，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破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长沙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开慧。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助他工作，杨开慧一口答应。］

7月22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通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 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通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

7月初，毛泽东与彭璜、何叔衡等发起“湖南改进促成会”。

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文章《发起文化书社》。毛泽东在文章中说：

“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

7月下旬，参加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起草了会章和宣言，当选为文牍干事。

7月底至9月上旬，与易礼容等筹办文化书社。他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等先后发表。

［在一位与他关系颇好的女同学——她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帮助下，毛创办了文化书社，在湖南传播左翼文化的种子。“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

毛在湘雅医院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社址，并且还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他甚至请书法甚好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写招牌，出席开业仪式。在那个下午的开业礼典上，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了。

书社营业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初期最畅销的书籍有（都是中文书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杂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

8月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邀约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蔡和森的来信（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两封信）促进了毛泽东相继组织党、团的活动。蔡和森来信说：“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毛泽东复信“知了就要行的。”约在1920年10月，毛泽东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团；11月底12月初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元月，毛泽东高兴地复信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长沙党组织，是陈独秀组织的共产党的一部分。

《自传》：

“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的信仰的坚定不移。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8月2日，在楚怡小学校召开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被推为筹备员之一。与何叔衡、彭璜、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留俄勤工俭学。

［9月1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谭延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9月9日，与友人合租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正式营业。

连续在湖南《大公报》发表多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问题。

9月16日，毛泽东与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人筹备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在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

9月，毛泽东受聘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

毛泽东参加发动湖南自治运动，先后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等8篇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

［何按：此时毛泽东发起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作是拯救中国的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9月27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释疑》。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出：

“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毛不修边幅。“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一个同僚回忆说。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饭粒和酒。他常常是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搭拉在鞋面上（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10月4日，在长沙总商会召开各界联合会。

5日，与376人在长沙各报联合发表《建设新湖南建议》书。

10月8日，出席省城教育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大会，并任大会主席，讨论关于湖南自治的实施问题。起草省治请愿书。

湖南教育学会邀蔡元培、章炳麟、罗素、杜威等人来长沙讲演。

10月10日，参与组织长沙各界两万余人的自治运动请愿游行。

10月22日，与易礼容、彭璜等出席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由他执笔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为会议所通过。

10月26日，毛泽东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杜威、罗素、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来湘讲演的记录员。

10月 先后发表了《“全自治”与“半自治”》等6篇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

当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

11月中下旬，毛泽东到江西萍乡、湖南醴陵等地考察了工人、农民的生活、生产和思想状况等情况。

11月下旬，在江西萍乡考察时，毛泽东分别致函留法的向警予、罗学瓒、欧阳泽，在京的罗章龙，留学南洋的张国基、李思安等会友。在这些信中，他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

“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湖南自立为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

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

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致罗章龙信，“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11月26日，毛泽东写信给罗学瓒，谈处世与治学方面：

“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

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

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

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

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释。”

11月，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和第二集。

给第一师范张文亮寄去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要他积极慎重地发展团员。

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活动小组。

［何按：在1918年到1920年间，毛两度赴京。1920年初，他在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是“少中”的主要创始人。

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聚集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1918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19196），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张梦九、雷宝菁等人。会员中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方东美、周炳琳、康白情、恽震等人。

1920年至1921年间的“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一次是1925年底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前者，毛这样填：“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学；终身欲从身之事业：教育事业；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毛泽东晚年对斯诺说，他不要“四个伟大”，只想留一个：“伟大导师”。并且说明，这导师就是英语的teacher，他本来就是教师。至于“维持生活”的文字稿费，更是做到了的——也许它在数字上不能与西方作家的稿酬相比，但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著作的作者，这笔稿酬收入意义是不同寻常的。而且，作为最高领袖，他一生私人名下的财产主要也是来自稿费。］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他获得了教训。他在同年11月25日致新民学会会友信，说：我对湖南政界“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他们的法子……（惟有）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

毛泽东致罗学瓒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荣熙兄：

兄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论各节，透澈之至。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读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弟则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势〈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四种迷，说得最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然〈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说改成了“工学世界社”，详情我不知，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通信尚未到。交换报一节弟可办到。请陆续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

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获〈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巳〈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巳〈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巳〈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

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整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践实“废婚姻”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我这些话好像是笑话，实则兄所痛憾的那些“家庭之苦”，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巳〈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请你将反对的意见与出。此祝进步。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肖子升及留法的全体新民学会会员复了一封很长的信，详谈了新民学会的方针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方法是赞成蔡和森前些日子来信的主张：“先要组织共产党”、“走俄国人的道路”。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深切赞同”；对无政府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还于1921年元旦，召集新民学会长沙会友讨论蔡和森的来信。在第一天的讨论会上，何叔衡主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赞同何叔衡的发言，并加以发挥。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教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独尊马克思主义了。］

致蔡和森等（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

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

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

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在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工——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我对子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工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12月5日至6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毛泽东的文章《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指出：

“工人们要想和雇主奋斗，应该先有强固的团体，然后才不会失败，没有强固的团体以作后援，贸然向雇主宣战，没有不失败的。中国各地方的劳动者，也屡次发生罢工风潮，结果多半是失败，就是没有强固的劳工团体的缘故，所以现在中国的劳工运动，最要紧的一着，就是赶紧组织一个强固的劳工团体。”

他明确指出新民学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

“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底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诸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

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

15日，在长沙报纸上刊登致警察厅公开信。

12月间，毛泽东还在长沙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等十几人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

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毛泽东要求学员们努力做到：

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

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

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不依赖旧势力。

头脑清新，富战斗精神、互助及牺牲精神。

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

［冬天，两人便结婚了。寒假相约到板仓过春节。婚事不摆酒席，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两人的话说，是“不作俗人之举”。这在当时是惊世之举。

婚后，杨开慧继续在学校学习。每逢假日，便从学校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

1921年 28岁

元旦至1月3日，蜜月中的毛泽东偕同杨开慧回到长沙，组织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确定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方针。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敏回忆录：

“1921年，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爸爸任书记，在短短的半年间，就发展了39名团员。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在爸爸的带领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重视起来了，同时，爸爸把这种宣传扩展到了工人中去，过去办的学校，经爸爸的操持，又恢复起来了，爸爸亲自给工人上课，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爸爸还特意在师范附小小学部设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所学课程，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要内容。

就这样，长沙的失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了。1921年5月，为庆祝国际劳动节举办了游行大会。爸爸曾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引导。”

1921年6月，爸爸接到上海的通知，他会同何叔衡，赴上海参加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主持了会议，爸爸任记录。在这个会上，爸爸只作过一次发言。”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11—12）。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正月初七，回韶山，变卖老屋、田产。带毛泽民夫妇及毛泽建到长沙。

1月2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致蔡和森（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

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泽东

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1月28日，毛泽东致信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的朋友彭璜，谈了他对世事的诸多见解。

毛泽东在称赞朋友“高志有勇，体力坚强”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存在其身上的10条缺点。

在谈及“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的同时，进而强调了“天下惟至柔者至刚”，“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的处世原则。

毛泽东申明“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4月25日，在长沙报纸撰文批评《省宪法草案》。

1921年4月，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征求民意。毛泽东撰写《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尤其是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没有写进去。“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他指出，省宪法必须明确下列两条：“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应法律定之；二、省政府对于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1922年元旦，赵恒惕正式颁布《湖南省宪法》。毛泽东又写了《最宜注意的问题》，批评道：“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果说劳工不能撇开，则应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功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提醒人们，“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他号召劳工自己起来求解放。

6月29日，同何叔衡乘船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之建党前，就中共与第三国际之关系，陈独秀（拟议中的中共总书记）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激烈争论。

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从属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陈独秀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陈独秀以党务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月薪300元，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遂失去了固定经济收入的来源。但他仍拒绝接受外援。陈独秀一生风格都是如此。］

［据包惠僧回忆录，经此次争论后，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由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有必要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仅收到国际援助大洋16，655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当时主要都到了国民党方面。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都努力致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第二是李立三。第三是毛泽东。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与中国苏维埃政权相联合。国际认为此议是臆语，于是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于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博古赶下台。

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3人。他们是：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东京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场布置简单，但气氛庄重。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在广州公务与国民党筹备合作不能抽身，未能出席会议。临开会前才另定了主持人选。因会议主持者必须经常与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汉俊都不善交际。且与马林关系不够融洽，大会代表遂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

首先确定了会议议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的报告，起草并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几天会议，代表们发言热烈。毛泽东除担任了会议记录外，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和其他各地小组相比，长沙的组织是比较规范统一而整齐的，并且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因此，毛泽东的发言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大”的中心内容是讨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经过代表们几天的讨论，主要通过了两个文件：一是中国共产党党纲，二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代表大会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同党纲确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人阶级，发展工人运动。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

从此，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开始走上崭新的政治历程。

7月30日，贝勒路树德里（望志路）附近出现了异常的情况，租界巡捕增岗增加，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

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迅速警惕而机智地离开了李达（书城）夫妇的寓所。

8月2日，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中共“一大”代表会议继续进行。

即日，“一大”会议在南湖的游船上宣告闭幕。

南湖会议期间，毛泽东遇到了好友萧瑜（子升）。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用长沙话对萧子升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

毛对萧作了深谋远虑的预见：“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瑜当时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