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北投集团是做什么的:陈乐民：中西之间，欲罢不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06:10:34
■采写／陈香 发布时间： 2006-03-03 10:57 中华读书报
陈乐民
1930年生于北京，浙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研究员、前所长。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早年从事民间
外交与国际和平工作，历访欧、亚、非、拉美三十余国。自1980年起从事学术研究，专攻国际政治、欧洲史、中西文化史。先后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工作。1986~1998年连任欧洲所学术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1988~1993年任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1991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主要著述：
《戴高乐》、《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撒切尔夫人》、《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文明十五讲》等，与资中筠合著《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散文集《文心文事》、《书巢漫笔》；学术随笔《临窗碎墨》、《学海岸边》等。
首倡“欧洲学”，其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及对中外近当代发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可谓首屈一指。
采访手记：方庄已经隐约有点春天的气息了，但陈乐民先生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
他很瘦，形销骨立。数年来尿毒症的折磨，一周三次的血液透析，已大大摧折了他的精力和体力。
但他说，欲罢，不能。
所以他强支病体，2002年还在为北大的本科生上课；所以他现在还有一个未尽的心愿，他要把欧洲的启蒙怎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继而推动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再多看一点，再多想一点。
其实在他心中，这个欧洲，早已换做了中国。
他说，即使只有一个年轻人明白“现代化”来之不易，他也深感欣慰。
冯友兰先生写他最后一卷《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是90多岁高龄。一个学生说，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冯友兰先生沉默良久，说的正是，“欲罢，不能”。
歌德诗云：“我曾领略了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是的，这是他们的烦恼。 童年出自“大宅门”
我的童年幸福又不幸福。我的家，就像现在经常说的“大宅院”一样，是巴金笔下的“家”，也像老舍所写的四世同堂。在这个家中，我的祖父就是“太上皇”，是一个暴君式的人物。这样一个旧式的大家庭，死气沉沉的，所以，我对我的家庭很厌恶。我想，这是不幸的一面。我父亲死得很早，因此家里边的事情都是我母亲管。幸运的是，我有一位好母亲。
母亲在品德上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就是不许说谎，要诚实。而且，她不是用嘴来教我怎样怎样，而是在行动方面给我指导。我感觉，她本性就是一个善良的人。由于她善良，虽然她很文弱，但有的时候她可以不顾危险。有一次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还很小，北平已经沦陷。我们家的后边就是一个抓劳工的地方，一天夜里劳工突然逃跑，就从我们家的房顶踩过去。当时很乱，我家养的狗也开始大声的汪汪叫。这时候，有人一惊慌，啪嗒，就从屋顶掉到我们院子里了。这时候，我母亲就非常果断的让我们家厨房的大师傅把他藏在厨房里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喊“抓人啊，抓人啊”，闹过一阵，平静下来之后，我母亲把这位劳工从大门放跑了。
我的大哥比我大13岁。他虽然生活在旧家庭里边，却读了很多新书，鲁迅，还有新文化运动里边很多人的书，他都读过；而且，传统文化的书，他很多也读过。那时候，我已经上新式小学了。但母亲总觉得不够，就让我在小学老师家跟老师读《孟子》。我大哥就说，只读孔孟的书，好像不够。他就教我学《左传》。家里边也存了很多旧书，我就东看西看。所以，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时，学校里边已经开始教日语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哥非常反感，我大哥突然提出来，让我念英文。他当时已经在上大学了，教我从ABCD念起，然后念当时比较流行的英文小说，比如像《木偶奇遇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金银岛》，《鲁宾逊漂流记》。小孩也并不懂什么，但是这些不知不觉地就对我以后有影响。
我中学上的是教会中学，叫育英中学。应该说，教会学校给了我比较扎实的英语基础和各学科的基础。现在谈教育史的时候，教会学校是被遮蔽的，但教会学校对中国的教育影响非常大，很多人都是从教会学校里出来的。教员大都受过欧美教育，在日本占领期间，这些教会学校延续了原来开放式的教育风气，而且部分消解了日本的奴化教育。 少年的约定：“一不从商，二不做官”
15岁的时候，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很是兴奋了一段。但后来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国民党军队也来了，很多事情我就看不太惯。在当时政治局面非常混乱的情况下，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说，将来，我们一不从商，二不做官，就做学问。当时就觉得做学问是最高尚的，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就觉得，商人是惟利是图，官呢，就是仗势欺人。还是在我青少年阶段，这两条就很清楚了。
高中考大学，我的第一想法是到清华。那时候是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招生，分别发榜。当时就觉得我是不知高低，因为我的数理化太差，没考上，就准备着明年再考，赶快去复习，天天跑图书馆。当时没考上就没考上，也很正常，不像现在，没考上一个大学简直不得了。
那时候，北京已经围城了，有的时候还听见打炮声。在郊区，共产党和国民党交火，出城是出不了了，我就天天从家里边到图书馆去看书。应该说，这段时间是我文化、修养上提高的一个重要时期。
那时候的图书馆就在北海边。我骑着车，经过三座门，走南池子过去。经过北海的时候有座拱桥。桥很高，很漂亮，两边各一个非常漂亮的牌楼，上边写着四个字，一个是“金鳌”，那头是“玉蝀”，金鳌玉蝀桥。走过这个桥，就是图书馆了，古色古香的。虽然那时候经常“乒乓乒乓”放几声炮，但回想起来，感觉还是很美。可惜的是，那么好的建筑，都拆了。北京面目全非了。
那时候的图书馆真是个享受。从家里带着一个馒头，一坐就坐一天。就在这段时间，我看了不少自由知识分子的杂志。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这些人的名字慢慢慢慢地就记住了。那时候，他们所发表的一些对时局的言论，大多数我也似懂非懂。但是民主、自由和平等，在我脑子里边刻下了印象。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了。 大学给我提供“索引”
解放了，燕京大学的进步分子、地下党就组成了南下工作团，到南方去，空出了一些名额，我考进去了，上的是文法学院，就在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我上燕京大学的时候，美国人还没走，英文课都是他们教，但是他们说，他们呆不长了。
一手创立了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是个大教育家，后来他做了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有他不得已的地方。他始终对中国的教育是很挂心的。所以，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够政治化。一旦政治化，感情就不是真的了。
后来我就到了清华，读外文系。大学四年，因为学校之间的调整，实际我是上了五年，但真正在学校里边坐在课堂上的时间不多。1952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要承担一个很大的项目，组织亚洲太平洋联络委员会，宋庆龄做主席，非常堂皇的一个大会，缺乏大量的翻译。因为刚刚解放，任职的翻译很少，所以就从大学里往外调，资中筠参加了，我也参加了。会开完了之后，这些机关，保卫委员会、团中央啊，先后把我留下，让我继续工作。
我回去本来是应该回到清华的，但是他们说院系已经调整了，你去北大吧。到了北大，没上几天课，又调出来了，反反复复好多次。但我这个人喜欢读书，只要有时间，我是书不离手的。在北大也好，在清华也好，即使时间不多，也是给我提供了一种我认为叫做“索引”的东西。
比如，清华的图书馆，北大比较自由的气氛，清华文学院的那些很有名的教授，冯友兰、雷海东、朱自清等。他们并不是老在写书，更多的教员都是专心教书。比如我们的系主任吴达元，他在教书的时候，不会是照本宣科，一本书讲完就走人。他在讲课的时候，他在“欣赏”。他享受，他入迷了。我对他的最深印象就是他给我们讲维克多·雨果的一首长诗，叫做《欧伦匹奥的悲哀》。吴先生一下从图书馆借出十几本来，每人一本，在课堂上侃侃而谈，他讲到得意的时候，简直不顾学生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就是在欣赏自己。像这样的教授，这样给学生讲课，有心的人能不受感染吗？能不在文化上得到点什么吗？我觉得，那时候的教员都有这种东西存在，他不仅仅是将教书单纯看作了职业。还有，教我们法语对话的齐香老师，她的父亲就是齐如山。她自己做的教案成堆，一摞一摞的，但她没什么著作，至今默默无闻。现在就缺少这样的教师。
其实，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教育是个大破坏。原来清华的文学院是非常有特色的，群星灿烂，但硬是把清华改成了光杆的工科学校。现在清华要恢复文科，谈何容易。 机关呆不下去了
毕业了，我分配到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郭沫若。那时候，资中筠已经在了，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调到维也纳工作，那时候，是1955年。1957年，我们就回国结婚了。
文革以前，我做实际工作多一些，也就是民间外交。这段时间里我大概走了30多个国家，对我研究工作的好处就是，使我的眼界比较开阔。
反右是让我躲过了，那时候是在维也纳。我想，以我当时的思想情况，又年轻气盛，如果我参加了“鸣放”，很可能说一些犯忌的话，甚至“失足落水”；如果我后来又参加了反右运动，也很可能成为“打手”而伤害别人。人的命运自己是掌握不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开会。过去开国际会议回来，都有本单位的负责人来接，但这一次冷冷清清，只是一个大巴士等着我们。坐在我旁边的人就说，唉，你回去就知道了。回到机关去也是冷冷清清，大厅里从上到下一幅大字报，“致回国人员书”，“是当保皇派还是当革命派，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措辞非常严厉，我一看，都傻了。后来慢慢就知道了，原来我熟悉的一些领导人一个一个被揪出来了，变成走资派。
文革的后期，我们真的想离开原有的机关，所以就到了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但我们仍然呆不下去，最后就到了中国社科院，我在欧洲所，资中筠在美国所。 任何学问的核心，都是“哲学”
国际问题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个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天怎样了，明天又如何了。现在报纸上很多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美国的也好，欧洲的也好，都很精彩，但是，相当多的都缺乏一种文化的底蕴。
我主张国际政治研究要走文史哲结合的路，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事件的描述。国际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要有长远的看法，这个长远看法的根本还是学者的人文基础。任何学问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剥到核心，是哲学。没有文史哲的素质，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国际问题，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如果有文史哲的厚度，再说出同一番话来，穿透力就不一样了。
但现在部分年轻的学者，不但对传统的文化没有兴趣，就连国际问题以外的东西也没什么兴趣了。知识面之窄，知识面之功能化，太可怕。
所以，我首倡“欧洲学”。我要把欧洲这个地方，包括东欧在内，做一个整体、综合的研究。因为我们现在的文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观念都是来自欧洲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东西很可贵，我们想学习它，但是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产生在欧洲是经过了多少个世纪和多种方面促成的。欧洲，不仅仅是政治的欧洲，经济的欧洲，更是文化的欧洲。
我提出的这个“欧洲学”，想必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远水不解近渴。再者，需要耗费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智力，在现在的科研体制下，没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不“快”。但我无所谓，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一个青年，能够理解现代化来之不易，我就很欣慰了。
我现在最后的一个心愿，就是想把欧洲的启蒙怎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继而能够推动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做一个深入的了解。说实在话，在当今的社会上，我不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能起多大的作用，但是，我必须要尽我的，这是我的良心所在。
如果还有什么想对青年朋友说的，我希望他们在利益驱动和追求理想方面发生矛盾时，不要放弃理想。不是说就不追求利益了，但有点良知吧。
陈乐民1930年生于北京，浙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研究员、前所长。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早年从事民间
外交与国际和平工作，历访欧、亚、非、拉美三十余国。自1980年起从事学术研究，专攻国际政治、欧洲史、中西文化史。先后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工作。1986~1998年连任欧洲所学术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1988~1993年任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1991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主要著述：
《戴高乐》、《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撒切尔夫人》、《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文明十五讲》等，与资中筠合著《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散文集《文心文事》、《书巢漫笔》；学术随笔《临窗碎墨》、《学海岸边》等。
首倡“欧洲学”，其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及对中外近当代发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可谓首屈一指。
采访手记：方庄已经隐约有点春天的气息了，但陈乐民先生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
他很瘦，形销骨立。数年来尿毒症的折磨，一周三次的血液透析，已大大摧折了他的精力和体力。
但他说，欲罢，不能。
所以他强支病体，2002年还在为北大的本科生上课；所以他现在还有一个未尽的心愿，他要把欧洲的启蒙怎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继而推动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再多看一点，再多想一点。
其实在他心中，这个欧洲，早已换做了中国。
他说，即使只有一个年轻人明白“现代化”来之不易，他也深感欣慰。
冯友兰先生写他最后一卷《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是90多岁高龄。一个学生说，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冯友兰先生沉默良久，说的正是，“欲罢，不能”。
歌德诗云：“我曾领略了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是的，这是他们的烦恼。 童年出自“大宅门”
我的童年幸福又不幸福。我的家，就像现在经常说的“大宅院”一样，是巴金笔下的“家”，也像老舍所写的四世同堂。在这个家中，我的祖父就是“太上皇”，是一个暴君式的人物。这样一个旧式的大家庭，死气沉沉的，所以，我对我的家庭很厌恶。我想，这是不幸的一面。我父亲死得很早，因此家里边的事情都是我母亲管。幸运的是，我有一位好母亲。
母亲在品德上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就是不许说谎，要诚实。而且，她不是用嘴来教我怎样怎样，而是在行动方面给我指导。我感觉，她本性就是一个善良的人。由于她善良，虽然她很文弱，但有的时候她可以不顾危险。有一次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还很小，北平已经沦陷。我们家的后边就是一个抓劳工的地方，一天夜里劳工突然逃跑，就从我们家的房顶踩过去。当时很乱，我家养的狗也开始大声的汪汪叫。这时候，有人一惊慌，啪嗒，就从屋顶掉到我们院子里了。这时候，我母亲就非常果断的让我们家厨房的大师傅把他藏在厨房里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喊“抓人啊，抓人啊”，闹过一阵，平静下来之后，我母亲把这位劳工从大门放跑了。
我的大哥比我大13岁。他虽然生活在旧家庭里边，却读了很多新书，鲁迅，还有新文化运动里边很多人的书，他都读过；而且，传统文化的书，他很多也读过。那时候，我已经上新式小学了。但母亲总觉得不够，就让我在小学老师家跟老师读《孟子》。我大哥就说，只读孔孟的书，好像不够。他就教我学《左传》。家里边也存了很多旧书，我就东看西看。所以，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时，学校里边已经开始教日语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哥非常反感，我大哥突然提出来，让我念英文。他当时已经在上大学了，教我从ABCD念起，然后念当时比较流行的英文小说，比如像《木偶奇遇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金银岛》，《鲁宾逊漂流记》。小孩也并不懂什么，但是这些不知不觉地就对我以后有影响。
我中学上的是教会中学，叫育英中学。应该说，教会学校给了我比较扎实的英语基础和各学科的基础。现在谈教育史的时候，教会学校是被遮蔽的，但教会学校对中国的教育影响非常大，很多人都是从教会学校里出来的。教员大都受过欧美教育，在日本占领期间，这些教会学校延续了原来开放式的教育风气，而且部分消解了日本的奴化教育。 少年的约定：“一不从商，二不做官”
15岁的时候，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很是兴奋了一段。但后来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国民党军队也来了，很多事情我就看不太惯。在当时政治局面非常混乱的情况下，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说，将来，我们一不从商，二不做官，就做学问。当时就觉得做学问是最高尚的，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就觉得，商人是惟利是图，官呢，就是仗势欺人。还是在我青少年阶段，这两条就很清楚了。
高中考大学，我的第一想法是到清华。那时候是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招生，分别发榜。当时就觉得我是不知高低，因为我的数理化太差，没考上，就准备着明年再考，赶快去复习，天天跑图书馆。当时没考上就没考上，也很正常，不像现在，没考上一个大学简直不得了。
那时候，北京已经围城了，有的时候还听见打炮声。在郊区，共产党和国民党交火，出城是出不了了，我就天天从家里边到图书馆去看书。应该说，这段时间是我文化、修养上提高的一个重要时期。
那时候的图书馆就在北海边。我骑着车，经过三座门，走南池子过去。经过北海的时候有座拱桥。桥很高，很漂亮，两边各一个非常漂亮的牌楼，上边写着四个字，一个是“金鳌”，那头是“玉蝀”，金鳌玉蝀桥。走过这个桥，就是图书馆了，古色古香的。虽然那时候经常“乒乓乒乓”放几声炮，但回想起来，感觉还是很美。可惜的是，那么好的建筑，都拆了。北京面目全非了。
那时候的图书馆真是个享受。从家里带着一个馒头，一坐就坐一天。就在这段时间，我看了不少自由知识分子的杂志。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这些人的名字慢慢慢慢地就记住了。那时候，他们所发表的一些对时局的言论，大多数我也似懂非懂。但是民主、自由和平等，在我脑子里边刻下了印象。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了。 大学给我提供“索引”
解放了，燕京大学的进步分子、地下党就组成了南下工作团，到南方去，空出了一些名额，我考进去了，上的是文法学院，就在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我上燕京大学的时候，美国人还没走，英文课都是他们教，但是他们说，他们呆不长了。
一手创立了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是个大教育家，后来他做了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有他不得已的地方。他始终对中国的教育是很挂心的。所以，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够政治化。一旦政治化，感情就不是真的了。
后来我就到了清华，读外文系。大学四年，因为学校之间的调整，实际我是上了五年，但真正在学校里边坐在课堂上的时间不多。1952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要承担一个很大的项目，组织亚洲太平洋联络委员会，宋庆龄做主席，非常堂皇的一个大会，缺乏大量的翻译。因为刚刚解放，任职的翻译很少，所以就从大学里往外调，资中筠参加了，我也参加了。会开完了之后，这些机关，保卫委员会、团中央啊，先后把我留下，让我继续工作。
我回去本来是应该回到清华的，但是他们说院系已经调整了，你去北大吧。到了北大，没上几天课，又调出来了，反反复复好多次。但我这个人喜欢读书，只要有时间，我是书不离手的。在北大也好，在清华也好，即使时间不多，也是给我提供了一种我认为叫做“索引”的东西。
比如，清华的图书馆，北大比较自由的气氛，清华文学院的那些很有名的教授，冯友兰、雷海东、朱自清等。他们并不是老在写书，更多的教员都是专心教书。比如我们的系主任吴达元，他在教书的时候，不会是照本宣科，一本书讲完就走人。他在讲课的时候，他在“欣赏”。他享受，他入迷了。我对他的最深印象就是他给我们讲维克多·雨果的一首长诗，叫做《欧伦匹奥的悲哀》。吴先生一下从图书馆借出十几本来，每人一本，在课堂上侃侃而谈，他讲到得意的时候，简直不顾学生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就是在欣赏自己。像这样的教授，这样给学生讲课，有心的人能不受感染吗？能不在文化上得到点什么吗？我觉得，那时候的教员都有这种东西存在，他不仅仅是将教书单纯看作了职业。还有，教我们法语对话的齐香老师，她的父亲就是齐如山。她自己做的教案成堆，一摞一摞的，但她没什么著作，至今默默无闻。现在就缺少这样的教师。
其实，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教育是个大破坏。原来清华的文学院是非常有特色的，群星灿烂，但硬是把清华改成了光杆的工科学校。现在清华要恢复文科，谈何容易。 机关呆不下去了
毕业了，我分配到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郭沫若。那时候，资中筠已经在了，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调到维也纳工作，那时候，是1955年。1957年，我们就回国结婚了。
文革以前，我做实际工作多一些，也就是民间外交。这段时间里我大概走了30多个国家，对我研究工作的好处就是，使我的眼界比较开阔。
反右是让我躲过了，那时候是在维也纳。我想，以我当时的思想情况，又年轻气盛，如果我参加了“鸣放”，很可能说一些犯忌的话，甚至“失足落水”；如果我后来又参加了反右运动，也很可能成为“打手”而伤害别人。人的命运自己是掌握不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开会。过去开国际会议回来，都有本单位的负责人来接，但这一次冷冷清清，只是一个大巴士等着我们。坐在我旁边的人就说，唉，你回去就知道了。回到机关去也是冷冷清清，大厅里从上到下一幅大字报，“致回国人员书”，“是当保皇派还是当革命派，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措辞非常严厉，我一看，都傻了。后来慢慢就知道了，原来我熟悉的一些领导人一个一个被揪出来了，变成走资派。
文革的后期，我们真的想离开原有的机关，所以就到了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但我们仍然呆不下去，最后就到了中国社科院，我在欧洲所，资中筠在美国所。 任何学问的核心，都是“哲学”
国际问题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个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天怎样了，明天又如何了。现在报纸上很多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美国的也好，欧洲的也好，都很精彩，但是，相当多的都缺乏一种文化的底蕴。
我主张国际政治研究要走文史哲结合的路，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事件的描述。国际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要有长远的看法，这个长远看法的根本还是学者的人文基础。任何学问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剥到核心，是哲学。没有文史哲的素质，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国际问题，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如果有文史哲的厚度，再说出同一番话来，穿透力就不一样了。
但现在部分年轻的学者，不但对传统的文化没有兴趣，就连国际问题以外的东西也没什么兴趣了。知识面之窄，知识面之功能化，太可怕。
所以，我首倡“欧洲学”。我要把欧洲这个地方，包括东欧在内，做一个整体、综合的研究。因为我们现在的文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观念都是来自欧洲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东西很可贵，我们想学习它，但是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产生在欧洲是经过了多少个世纪和多种方面促成的。欧洲，不仅仅是政治的欧洲，经济的欧洲，更是文化的欧洲。
我提出的这个“欧洲学”，想必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远水不解近渴。再者，需要耗费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智力，在现在的科研体制下，没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不“快”。但我无所谓，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一个青年，能够理解现代化来之不易，我就很欣慰了。
我现在最后的一个心愿，就是想把欧洲的启蒙怎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继而能够推动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做一个深入的了解。说实在话，在当今的社会上，我不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能起多大的作用，但是，我必须要尽我的，这是我的良心所在。
如果还有什么想对青年朋友说的，我希望他们在利益驱动和追求理想方面发生矛盾时，不要放弃理想。不是说就不追求利益了，但有点良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