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区和平学校: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

                                             王国维

　　王国维：鱼藻轩自沉有深意

　　梁启超说过：“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

　　1927年6月2日，这天早上一切如常。王国维按固有的习惯，早起盥洗完毕，照旧由夫人为其梳理辫子，接着便到饭厅用餐。王国维早餐后必至书房小坐，然后到公事房办公。如有东西需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家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王国维是独自一人去的。

　　临走前，他将事先写好的遗书放入衣服袋子里。看看已经顶到屋梁的线装书，那是他的心血与寄托所在，他没有别的爱好，所发工资大多买了书籍。如今，他要与这些无声的朋友们告别。他当然已为书籍们安排好后路，在遗书中写明由陈寅恪、吴宓二人处理。

　　他出家门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家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家之主竟要走上绝路。

　　早上8点，王国维步行至研究院公事室。隔一会儿，王国维将院中听差叫来，让他到自己的私第取学生们的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9点钟，王国维向侯厚培借钱，欲借大洋二元。侯厚培身上没有现洋，便取出一张五元纸币，递给王国维。

　　王国维走出办公室，来到校门口，雇了“校中挂号第三十五”的一辆洋车，命车夫拉往颐和园。颐和园在清华园之西，距离不远，很快就到了。王国维下车，给车夫五毫洋钱，让他在园外等候。接着，王国维购票入颐和园，来到昆明湖畔，先在岸边石舫前久立。他长出一口气。转而来到鱼藻轩。是日游人众多，但无人注意到王国维。

　　“鱼藻轩”的名称是有来由的。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王国维选在此处自杀，自有其深意。

　　据园丁说：“先生约上午10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之久，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犹未湿也。”

　　此处湖水虽浅，但底部皆为污泥，王国维以年老之躯，怀必死之志，入水后头先触底，以致口鼻迅速被泥土塞满，气息停止。园丁将王国维救起后，不知道应马上实施人工呼吸等急救法，以致贻误而死。

　　与王国维一起到颐和园的车夫并不知道园中已发生这样的事。他按照王国维的吩咐，一直在园外门口等候。下午三点钟之后，颐和园就要关门了，王国维仍然没有出来。门前的洋车大多已经离开。守门人看到这位车夫，问：“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不离开？”车夫告以实情，答：“尚有一老先生在园内，所以不敢离开。”守门人便询问老先生的年貌举止，等听明白后，告诉车夫：“此人现已投湖死。”接着领车夫入园核实。果然是王国维。

　　车夫马上返回清华园，将消息告诉校方。学校赶紧派人转告王国维的家人。王国维家人正奇怪王国维没在家吃午饭。有人报来死讯，家人无不惊骇。

　　王国维的儿子王贞明心急如焚，乘车驰往颐和园。在鱼藻轩中见到王国维的尸体，痛哭不已。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师生们听到王国维自沉的消息，无不震惊。治丧委员会迅速成立，师生们为失去这样的好老师好同事而痛心不已。王国维被隆重地安葬。师生们为表示对王国维的尊崇，在陈寅恪、吴宓二人的带领下，行跪拜礼。

　　王国维之死，也在整个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界掀起了波澜。他的死令人痛心，也令人迷惑。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遗书，封面书写：“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

　　遗书内容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逝前叮嘱不伤蚂蚁

　　1942年，弘一法师63岁时患上第三场大病。他谢绝医药，有条不紊地做最后的交代，以了却尘缘。

　　5月1日，他首先致书弟子龚天发（胜信），作最后的训言，内容为：“胜信居士，与朽人同住一载。窃谓居士曾受不邪淫、不饮酒戒，今后当尽力护持。若犯此戒，非余之弟子也。余将西归矣，书此以为最后之训。壬午五月一日，晚晴弘一。”

　　6月，福州罗铿端、陈士牧居士倡议修建怡山长庆寺（即西禅寺）放生池，将修建事迹写成草稿寄给弘一法师，请他撰写碑记。弘一法师润色加工草稿，并书写刊石，以表示对“放生”善举的支持。这是他最后的遗作。

　　8月15日，弘一法师还在养老院讲《八大人觉经》以及《净土法要》。8月23日上午，弘一法师为转道、转逢二老书写大柱联，下午就发起了高烧，但不顾病体，为晋江中学学生书写百余幅中堂。

　　29日下午5时，弘一法师又向妙莲交代五件事：

　　一、在已停止说话及呼吸短促、或神志昏迷之时，即须预备助念应需之物。

　　二、当助念之时，须先附耳通知云：“我来助念”，然后助念，如未吉祥卧者，待改正吉祥卧后，再行助念。助念时诵《普贤行愿品赞》，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末后再念“南无阿弥陀佛”十声（不敲木鱼，大声缓念）。再唱回向偈：“愿生西方净土中”，乃至“普利一切诸含识”。当在此诵经之际，若见余眼中流泪，此乃“悲欢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

　　三、察窗门有未关妥者，关妥锁起。

　　四、入龛时如天气热者，待半日后即装龛，凉则可待二三日装龛。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则已。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

　　五、待七日后再封龛门，然后焚化。遗骸分为两坛，一送承天寺普同塔，一送开元寺普同塔。在未装龛以前，不须移动，仍随旧安卧床上。如已装入龛，即须移居承天寺。去时将常用之小碗四个带去，填龛四脚，盛满以水，以免蚂蚁嗅味走上，致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应须谨慎。再则，既送化身窑后，汝须逐日将填龛小碗之水加满，为恐水干后，又引起蚂蚁嗅味上来故。

　　9月1日，书写“悲欣交集”四字，交给侍者妙莲，作为最后的绝笔。

　　临终前，弘一法师还将两封事先写好的遗书托妙莲转付性愿法师及性老法师。并将《遗书》附录“遗偈”二首，分别致生平友好夏尊及弟子刘质平。遗偈是十几天之前就写好的，除开头称呼不一样外，内容一致：“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一九四二年九月初四日晚上8时，弘一法师在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圆寂，右肋而卧，神态甚是安详，令人不胜景仰。

           傅雷

　　傅雷夫妇：留得清白在人间

　　1966年9月2日上午10时，傅雷夫妇被戴上高帽，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示众”。傅雷冷冷地面对周围疯狂的世界，他没有了留恋，他可以选择死了。

　　中午1时，红卫兵扬长而去。傅雷夫妇回到家中。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保姆周菊娣，抱歉地对她说：“真对不起，害你担惊受怕了。”晚饭后，周菊娣回自己家休息。

　　屋子里便只剩傅雷、朱梅馥这一对患难夫妻了。两人静默地对视着，心意相通，已用不着多说话，他们只想静静地离开这个喧闹变形的世界。

　　傅雷提起笔来，写下这样的遗书：

　　人秀（朱梅馥的哥哥）：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付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亲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手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七、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纸，作为赔偿。

　　八、三姐夫朱纯寄存在我们家之饰品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他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九、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现钞55.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一、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二、自用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收回。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等一切交代完毕，时间已到了第二天凌晨。看看外面的天空，暗夜里仍有闪亮的星星。

　　死前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没有人能够知道。只能从事后的验尸报告中得知：傅雷是服毒自尽的，比妻子早死两个小时。

　　朱梅馥是投缳自尽的。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把撕好的被单打结，拴在钢窗上，为了不惊动楼下的邻居，她将被子里的棉絮铺在地上，静静地、清清白白地离开这个世界。

                                                                                                    朱生豪

　　朱生豪：生命最后10年结缘莎翁

　　朱生豪在他20多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一项艰巨的使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正因为如此，朱生豪在刚迈入青年行列不久，他的生命便不期然地进入了最后的10年。

　　1935年，抗战烽火四起。朱生豪一度沉浸在悲伤寂寞的情绪中。这时候上海掀起一股翻译推介外国文艺的热潮，世界书局张罗着翻译世界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十分欣赏朱生豪，在他的提议下，朱生豪准备独自承担为世界书局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任务，当时他只有23岁。他之所以翻译莎剧，一方面是由于他太喜欢莎剧这一颗世界文学史上的明珠；另一方面他把翻译莎剧看成是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大事。当时，日本人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士比亚全集都没有译本。

　　从此，朱生豪开始他最辉煌也是最艰难的事业：“真的，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了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然而，在这项工作中更多的是艰难。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他身上，“巴不得把全部东西一气弄完，好透一口气。因为在完成之前，不得不维持猪狗般的生活，甚至不能死。”他每天匆匆赶路，简直像赛跑一样，为翻译莎剧忘记了一切。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翻译时丝毫不敢大意。莎氏原著中有许多看似容易实则难的地方，朱生豪更需要细致琢磨，反复推敲。翻译决不比创作容易，而翻译莎剧更需要呕尽心血，毫不苟且。

　　朱生豪对莎剧的迷恋已达到着魔的地步。爱人宋清如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八一三的炮火，日敌在半夜里进攻，把他从江山路赶了出来。匆忙中他只携着一只小小的手提箱，中间塞满了莎氏剧全集、稿纸、一身单短衫出来……他姑母见他把衣服被褥整个儿的全部财物都给丢了，气得直骂，他却满不在乎，只管抱着‘莎士比亚’，过他的日子。”

　　兵荒马乱中，朱生豪不久失业了，携妻子回到嘉兴老家定居下来。艰苦的工作再加上贫穷的生活，朱生豪的身体非常虚弱，经常得病。他于1944年春季给弟弟朱文振写下最后一封信：“这两天好容易把《亨利四世》译完，精神疲惫不堪，暂停工作，稍事休息……这一年来，尤其是去年9月以后到现在，身体大非昔比……终日伏案，常有腹泻，不知还能支持到何时！”

　　1944年4月，朱生豪编完《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三卷，写完《译者自序》、《第一辑提要》、《第二辑提要》、《第三辑提要》，并打算在年底翻译完全集。6月初，朱生豪译到《亨利五世》第二幕时，病情突然急转直下。他不得不暂时搁笔。由于经济困难，他不愿意花钱看病。宋清如看丈夫全身抽搐，高烧不退，无法支持，便不顾丈夫的反对请来名医诊疗，这才知道丈夫竟患上严重的结核病，性命难保。

　　朱生豪知道有生之年将无法译完莎氏全集，悲痛地说：“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同时嘱咐妻子转告二弟，希望文振能续完他未及完成的五部半史剧。12月25日，朱生豪在病痛中用英语高声背诵莎剧。第二天中午，宋清如正在哄孩子睡觉，朱生豪忽然喊她，叫道：“小青青，我去了。”宋清如赶紧跑到丈夫的身边，眼看着丈夫呼吸越来越急促，不到两分钟，朱生豪满含遗憾离世，时年32岁。 

　　（摘自《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张建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