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简阳河东花园:南都周刊：消失的乡村一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9:09:00
南都周刊：消失的乡村一组
烟台人说起自己家乡来，都会以这片土地丰富的物产、近代工业的成就以及良好的教育基础而自豪。水果如苹果、梨、葡萄、樱桃，农作物如大花生，还有很多近代轻工业如钟表制造、葡萄酒酿制等，本地人津津乐道，外地人赞不绝口。但是它们源自何处，许多人都语焉未详，也不大深究。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教士自十九世纪后半叶陆续传来的。
这次回家过年之前，我正好读到几本有关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长老会在烟台传教有关的书，读过之后，几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比如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居然诞生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县，正是那位在山东传教历时四十五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的创举。狄氏于1864年创办登州蒙养学堂，1876年易名登州文会馆，1882或1884年扩建为大学，英文名TheCollegeofShantung，为近代中国大学之滥觞。他于1908年病逝，葬在芝罘毓璜顶。
同样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梅里斯，1862年携夫人来登州，传教之外，与夫人创办登州启喑学馆，将西方现代聋哑人教育首次引入中国。该校1898年迁址芝罘，成长为今天的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梅里斯的另一贡献是从美国带回大花生种，经推广，成为胶东各地广泛种植的作物，花生以及相关产品出口，创汇多多。1895年病故，埋葬在登州基督教墓地。
郭显德是另一位重要人物。1863年他二十八岁那年携新婚妻子，来到上海，次年来登州，后转芝罘，在山东传教共五十六年。史载，郭显德在传教过程中注重基督教与儒家学说之间的沟通，强化对教徒人格的培育，在山东受感召的皈依者达到三千余人。他热情兴学（烟台二中前身会文学校之外，在牟平、栖霞、莱阳等地开办学校四十余所），办医务机构（他和夫人是闻名遐迩的毓璜顶医院的奠基人）。他的声望之高，连对“洋教”刻骨仇恨的义和团也流传这样的戒律：“外人不杀郭显德，国人不杀赵斗南”（按：赵斗南系郭之弟子，牧师）。郭显德1920年卒于烟台，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出席葬礼，身后哀荣备极隆重。他也葬于毓璜顶的西侨公墓。
回家之前，我就听说毓璜顶的西侨公墓已被毁，但据说还存有几块残碑。承在毓璜顶医院工作的表妹和妹夫的帮助，大年初六下午，在一场雨夹雪降临前的阴霾天里，总算看到了那几块墓碑。它们散落在烟台警备区医院的院子里。先看到的是两块仿佛是棺材上的盖石，面呈人字形，两面分别刻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职衔以及颂词。取水来洗去上面泥土，其中一块盖石上的名字令我大吃一惊：AlexanderWilliamson——这是大名鼎鼎的韦廉臣的棺盖啊。韦廉臣，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早在烟台开埠之前的1855年就来烟台传教。他在上海创建同文书会，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是近代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维新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这份刊物影响很大。棺盖上刻着“法学博士”的头衔，当是韦廉臣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为表彰他在中国的成就而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曾与他在烟台共事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无论从体格、智力和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他的身世和成就，许多近代史著作都有所论述。在棺盖的另一侧用英文刻着这样的话，译言略谓：“他居于对法官耶稣归来时欣喜复活之渴望中，遥远国度里长久历程后迷途人终回归其永恒之罗马城”。
找到郭显德墓碑时天色已经暗淡，不过碑文大致上还算完整。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中文。院中尚有散落方尖碑、石座、残碎碑石若干，天色已晚，雪花飘落，不及细观了。
据说，毓璜顶西侨公墓是在朝鲜战争时期被毁的。那正是两国交战，反美情绪激荡的时候。不过战争是活人之间的事情，在战场上我们尚且要优待俘虏，为什么在大后方会迁怒于这些早已死去了的人，何况他们还是些传播福音与科学知识、兴办教育、治病救人、改善民生的使者呢。想象当年掘坟鞭尸、砸石毁碑的情景，人们是否想到这些人生前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种种美好事物？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对于传教士作用的评价有分歧，但这墓地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批判者也可以把它作为生动的教材注释，毁尸灭迹又是所为哪般？
2006年，我曾访问日本北海道大学。那座大学的创办人是美国农学家克拉克博士，他在教学的同时也秘密地传播基督教。虽然他在日时间只有短短八个月，但日本人为纪念他，在大学校园里立了他的铜像，学校有以他命名的克拉克会馆，学校的校训是他的话（“男儿当自强”，英文“Boys,beambitious！”），甚至北海道大学的徽记也是克拉克的头像。当时我好奇地问执掌该校中国法教席的铃木贤教授：“二战日美之间成为敌国时，有关克拉克的这些标记也都继续保留么？”
“为什么要改变呢？这是历史啊。”铃木教授神情不解地反问我。
朵渔：父亲建房记
父亲这辈子建过两次房。一次是1983年，他结婚时继承下来的祖屋四处漏风，瓦楞草三尺高，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当时已能吃饱穿暖，但要建所新房还是很困难。父亲的新房建得拖拖拉拉，半截红砖半截土，春季开工，初冬才入住。父亲第二次建房是在1989年，那时我已长大，该准备说媳妇了。父亲大概就是这么想的。他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对我能否考上大学也是半信半疑。建房子娶媳妇，天经地义，必须的。第二次建房也拖了好几年，直到我考上大学，他的五间平房才算建起来。
父亲的前两次建房都略显仓促和寒碜，房子质量大成问题，他最初建的那几间土坯房差不多已坍塌成泥。他和母亲搬进了后建的五间平房，将其中两间留给二弟娶媳妇。两家人住一个院，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再说了，房子是给儿子们建的，自己老住在里面总觉得腰杆不够硬。从前几年开始，父亲立志第三次建房，他要在老宅上为自己建个晚年的归宿之所。
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除了几亩薄田，他一无所有，靠什么建房？除了我们兄妹们帮衬，他还决定秉承李顺大那种“喝三年稀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首先，他在田头种了不少树，五六年过去，树已基本成材，这样，大梁、檩子、椽子、门窗什么的也就有了；其次，他每年都会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辣椒、大蒜之类的，但运气时好时坏。“蒜你狠”的时候，他往往种的是辣椒，而“豆你玩”时，他的西红柿又烂在了地里。如此经过几年的准备，父亲的第三次建房大业呼之欲出，只等农闲时节开工。
这次回乡下过年，父亲又和我谈起了建房子的事情。父亲已足足准备了八年有余，建房计划就要实施时，突然接到乡上的通知：任何人不得再建新房，村子准备整体搬迁。
父亲一下子懵了。
我也注意到有报道称，山东部分地区正在搞“撤村改社区”运动，也就是将小的自然村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我的家乡地处鲁西南，自然资源匮乏，也没有相对成熟的城市群落，乡村经济非常薄弱。虽然“新农村建设”酝酿已久，但一直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去年冬天，父亲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乡里要求新房建设一律停止，要建房也可以，但首先要交罚款。罚款，这也是乡村治理的惯用手法，罚款的意思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拿钱就办事，罚完了还没有收据。父亲一开始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算问题”。所谓的新农村蓝图，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这一次，父亲显得很沮丧，因为钱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罚款”被认为是违法，已经暂停了。但“不准建新房”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在推行。据说警车已经进村，宣传车也走街串巷。有胆子大的人家，晚上开工白天躲起来，被推倒了就重新盖起。父亲胆子小，他只有焦虑。他不知道在自家的老宅上建几间房，到底犯了哪门子法，他也不知道他的新房何时才能建成。
这处老宅子算是祖产，几代人曾在此繁衍生息。父亲在这处宅子里生活了几十年，早已把这里的一土一木看做是“自家的”，他没想到原来这片土地自己根本就说了不算。他当初从电视上看到“新农村建设”的新闻时，还是颇有些憧憬的，梦想能得到一笔补助款，哪怕是一扇窗户钱呢！他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这样的消息：集体搬迁，统一规划，推倒重来。父亲后来又琢磨，集体搬迁，有必要吗？都迁到一块去，地怎么种？猪怎么养？牛拴在哪里？原始的村落怎么办？留下的宅基地归谁？你不会是在眼红我这二亩三分地吧？
总之，老农民遇到了新问题。他听上一代人讲过，这处宅子是父亲的父亲用一群羊换来的，传了几代人之后，反倒不是“自家的”了。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父亲没有学过《土地法》，他自是不了解，这处宅子早已在《土地法》的数次修订后变更了权属。最新修订的《土地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父亲的老宅子其实早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某一个“集体”。如果“集体”要求他搬迁，在法律上是行得通的。也正因为房子下面的那块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建在这上面的房子也就值一些砖瓦的价值而已。
这房子，到底是建呢，还是不建呢？无论如何，父亲还是决定春季开工。“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不断强调，“我还能活几年呢？”是呢，连野兽都能为自己找个晚年的安息之地，何况是人呢！
张柠：老去的故乡
祭祖的祠堂。
辈分最高的老人。
正在休闲的百无聊赖的耕牛。
我的老家是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记的、被抛弃在鄱阳湖畔的小村。那是我的祖籍，我的家谱和祖祠所在地，我父亲出生的村子，我爷爷奶奶的坟墓所在地，我爷爷的爷爷生活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称之为故乡的地方。
我们老张家的族人有三四百人，生活在那个贫瘠而又荒凉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前，家乡众多的人，像蝗虫一样生活在那块狭小的土地上。那里植被罕见，没有树林花草，只有光秃秃的黄土坡。如今，植被和树林倒是长出来了，但人烟却少了，只有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能动的都出远门了。
留在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已经渺无踪影。颓败的村落上空弥漫着一股萧瑟之气，到处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原来将全村人凝聚在一起的两处标志性的场所（祖祠和中央晒谷场），已经面目全非。祭祀祖宗的祖祠倒塌了，半边房子被遗弃在村落旧址的边缘。年轻人聚会和孩子们耍戏的中央晒谷场，已经被垃圾堆所掩埋。
所有的人都离开村子的原址，将房子建筑在一条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边上，排成了长长的一条线，每一幢房子仿佛都有一股离家而去的冲动。每一户都有封闭的院子，铁栅栏院门取代了吠叫的家犬。看不到大家聚在一起的场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掩盖了家长里短的聊天声。麻将桌上的相聚，取代了祭祀祖先的祠堂。原来的村落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是有中心的、有内在秩序的。如今的村落看似秩序井然，实际上已经是散乱的，心散了。
更可怕的是，见不到劳动的场景。所有的人都百无聊赖、懒洋洋的样子。他们不再种稻谷和蔬菜，而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购买。他们对赌博感兴趣，对别人的收入感兴趣，对在外打工子女的汇款感兴趣。童年时代的伙伴，全都满脸皱纹、未老先衰、历经沧桑的样子。我非常震惊，仿佛看到死神在生人的脸上游走。
前几年，我回去拜访了一位辈分最高的老人。听说我要去他家，便从地里往回赶，破败的房子还在老地方。他扛着锄头、满头大汗，衣服上可以见到白色的盐渍。老人七十多岁，身体还硬朗，脸部的皱纹像经木刻似的。这是我此行见到的少数在劳动的人。他将我递给他的烟卷夹在耳朵上，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筒，缓缓地说：在外做事，莫忘家里，一年回来一转……衰老的声音，好像是从遥远的过去飘过来的。
衰老的老人，他跟我的故乡一样衰老。去年他老死了，回到村子后面的祖坟山上去了。其他的族人，依旧一如既往地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等待死亡。即使离开家乡千里万里，最终都要回归这块土地。这就是乡土的家族情结和土地情结。
我想起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小说中，农民与官员的对话。官员说：这么荒凉的地方不适合居住，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搬走？农民说：“我们的祖先和亲人死了，被埋葬在这里。如果我们离开了，谁会带走我们的死人呢？他们住在这里，我们不能撇下他们走啊。”
少年时代，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都带我们回老家看奶奶，给村里人拜年，到祠堂里去祭祖。“文革”期间，我被父亲送回老家，在那里连续生活过两三年。经历了几个完整的春夏秋冬的轮转，对故乡的人和文，有了完整的了解。我的许多乡土文化和民间习俗知识，就是在故乡学到的。它是我观察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
我的故乡，既不是我久居的场所，也不是我出生的血地。它却这样顽固地占据着我记忆的地盘，这样莫名其妙地伴随着我的终生。即使居住时间那么短暂，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却如此深远。为此，我专门写过一本叫《土地的黄昏》的书。支撑那本书的基本材料，就是我的童年记忆和故乡经验，就是我记忆之中的原乡。
你来自哪里？你归于何处？这既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尤其是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处，迁徙过多少地方，走得有多远，总被一种原乡情结、土地情结所纠缠。
想象中的故乡，就像我童年和少年时代一样活跃而新鲜，喧嚣而温暖。现实中的故乡却越来越衰老而颓败。当我目睹故乡惨败情景的时候，我想写另外一本书，叫《土地的黑夜》。
大田寨全家福
大田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镜内，分为上大田和下大田两部分。是该镇人口最多的村，全村共400多户，3000余人，村内居民多为杨姓人家。大田寨的农业灌溉水源主要依靠位于20公里外红花镇的花山水库和村边的龙塘水库。花山水库覆盖了钟山县近1/2的农业用水，除主水渠是由水泥铺盖外，支渠和穿行村内的水渠均为泥沟，没有任何隔水措施。自1994年花山水库部分渠段出现崩坍堵塞，附近的村落均受到一定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大田寨。在用水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下大田的村民只得花费4000元在村内打了一口15米深的井，以缓解每年农耕时的用水难。尽管如此，该村每年也只能种植春季一季水稻，而秋季则只能期盼天降甘露了，实际上大片土地是荒废的。2010年南方旱灾时，上大田只仅仅保住了十多亩田的收成。由于每年只有一季农忙，大田寨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闲置。于是除年迈老人外，村内80%以上的人外出打工，年龄从40多岁的中年人到刚刚初中辍学的未成年人，只有春节才是大田寨家庭团聚的时候。
图、文/刘浚
杨瑞贯一家
户主：杨瑞贯（二排右一）30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中山小榄镇一家玩具厂做工人。
妻：莫双花（一排）26岁，广西柳州人，初中文化，夫妻俩一个月总收入在3800元左右。
弟弟：杨瑞执（三排右一）28岁，小学文化，现在广东中山小榄镇五金厂工作。
妹妹：杨玉英（三排左一）21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中山小榄镇手机充电器厂工作。
年逾六十的父母（二排左一、二）在家务农，家里有3亩地10亩田。自己所种田地共5亩，养殖2头猪。剩余田地都租送给别人种，租田人每亩田都给50斤稻子作为报酬。种养的粮食也只够自己生活。父母一辈子在家种地，现在整个村子都没有灌溉水，还得看天吃饭，全都靠下雨。现在又盖了房子需要9万多元钱，光靠家里务农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只能出去打工挣钱。
杨瑞史一家
户主：杨瑞史（前排右一）43岁，小学文化，在广东中山小榄镇工厂做卧椅技术工。月收入3000元包吃住。
妻：杨凤莲（前排左一）44岁，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初中文化，在广东新会打工。
大儿子：杨敬富（后排右一）19岁，毕业于钟山县职业中学电工专业，今年打算去广东找工作。
小儿子：杨敬春（后排左一）17岁，初中文化，2010年开始跟母亲外出打工。
杨瑞史家里有4亩田，因没有水，没法种地，所以44岁妻子放下农田带着孩子出去打工赚钱，在家种田也支持不了日常开销，更还不了房贷，现在还欠着亲戚1万多元房贷还不上。
杨敬照一家
户主：杨敬照（一排左一）46岁,高中文化,村委会文书。一直在家务农。家里共有3亩田，养殖20几只猪，全家年农业收入5000~6000元左右。
妻：陶春兰（一排右一）48岁，随丈夫杨敬照在家务农。
父：杨瑞泰（一排居中）78岁，钟山县政府退休干部，退休金每月2500元。
大女儿：杨小燕（后排左二）24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珠海一家日资企业做汽车安全气囊质检员。
大女婿：李海龙（后排右二）25岁，吉林通化人，大专在读。
二女儿：杨小娟（后排右一）22岁，初中文化，广东珠海，现在一家日资企业修不良品。
小儿子：杨宗德（后排左一）20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珠海一家全国500强企业做物料管理。
杨瑞团一家
户主：杨瑞团(后排左一)43岁，小学文化，全家七个兄弟姐妹排行老六，17岁开始外出打工。现在在广东珠海、深圳等地做建筑工，刨开开支收入好时一年有一万多元。
妻：黎意花（后排左二）39岁，初中文化，跟随丈夫杨瑞团一起在工地打散工。
父：杨永利（前排左一）78岁，一生在家种地。
母：廖宝成（前排右一）78岁与丈夫在家一起务农。
大儿子：杨雄辉（后排右二）16岁，就读于钟山县二中初三，想上高中。
二女儿：杨七英（后排右一）14岁,就读于钟山县二中初二。
三女儿：杨丽琴（前排右二）10岁,地方小学三年级。
小儿子：杨雄德（前排左二）6岁,学前班。
杨瑞团夫妇在外打工一年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回家一趟。最让他们高兴的就是能见到老人和孩子。2011年最大的希望是孩子们读书好。 送分 分享到新浪微博 | 转发到微评 |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狠瞄 影响力指数：0狠瞄 已收获 0 次点击，2 个追随者')" onmouseout="UnTip()" href="javascript:;">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0:31:51 跟贴回复： 沙发
再去微评抢个沙发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9:18:33 跟贴回复： 第 3 楼顶回复 | 引用 回帖人：fcs7175 影响力指数：0fcs7175 已收获 14332 次点击，4 个追随者')" onmouseout="UnTip()" href="javascript:;">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12:01:12 跟贴回复： 第 4 楼警车已经进村，宣传车也走街串巷回复 | 引用 回帖人：wrjdavid 影响力指数：0wrjdavid 已收获 786 次点击，0 个追随者')" onmouseout="UnTip()" href="javascript:;">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12:12:53 跟贴回复： 第 5 楼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市像欧洲。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问安问安 影响力指数：0问安问安 已收获 0 次点击，3 个追随者')" onmouseout="UnTip()" href="javascript:;">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12:39:24 跟贴回复： 第 6 楼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13:46:29 第 7 楼记号回复 | 引用 回帖人：wangtao1996 影响力指数：0wangtao1996 已收获 0 次点击，0 个追随者')" onmouseout="UnTip()" href="javascript:;">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15:19:05 跟贴回复： 第 8 楼真实的贴子，留下来，有空再读读！！
烟台人说起自己家乡来，都会以这片土地丰富的物产、近代工业的成就以及良好的教育基础而自豪。水果如苹果、梨、葡萄、樱桃，农作物如大花生，还有很多近代轻工业如钟表制造、葡萄酒酿制等，本地人津津乐道，外地人赞不绝口。但是它们源自何处，许多人都语焉未详，也不大深究。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教士自十九世纪后半叶陆续传来的。
这次回家过年之前，我正好读到几本有关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长老会在烟台传教有关的书，读过之后，几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比如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居然诞生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县，正是那位在山东传教历时四十五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的创举。狄氏于1864年创办登州蒙养学堂，1876年易名登州文会馆，1882或1884年扩建为大学，英文名TheCollegeofShantung，为近代中国大学之滥觞。他于1908年病逝，葬在芝罘毓璜顶。
同样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梅里斯，1862年携夫人来登州，传教之外，与夫人创办登州启喑学馆，将西方现代聋哑人教育首次引入中国。该校1898年迁址芝罘，成长为今天的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梅里斯的另一贡献是从美国带回大花生种，经推广，成为胶东各地广泛种植的作物，花生以及相关产品出口，创汇多多。1895年病故，埋葬在登州基督教墓地。
郭显德是另一位重要人物。1863年他二十八岁那年携新婚妻子，来到上海，次年来登州，后转芝罘，在山东传教共五十六年。史载，郭显德在传教过程中注重基督教与儒家学说之间的沟通，强化对教徒人格的培育，在山东受感召的皈依者达到三千余人。他热情兴学（烟台二中前身会文学校之外，在牟平、栖霞、莱阳等地开办学校四十余所），办医务机构（他和夫人是闻名遐迩的毓璜顶医院的奠基人）。他的声望之高，连对“洋教”刻骨仇恨的义和团也流传这样的戒律：“外人不杀郭显德，国人不杀赵斗南”（按：赵斗南系郭之弟子，牧师）。郭显德1920年卒于烟台，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出席葬礼，身后哀荣备极隆重。他也葬于毓璜顶的西侨公墓。
回家之前，我就听说毓璜顶的西侨公墓已被毁，但据说还存有几块残碑。承在毓璜顶医院工作的表妹和妹夫的帮助，大年初六下午，在一场雨夹雪降临前的阴霾天里，总算看到了那几块墓碑。它们散落在烟台警备区医院的院子里。先看到的是两块仿佛是棺材上的盖石，面呈人字形，两面分别刻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职衔以及颂词。取水来洗去上面泥土，其中一块盖石上的名字令我大吃一惊：AlexanderWilliamson——这是大名鼎鼎的韦廉臣的棺盖啊。韦廉臣，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早在烟台开埠之前的1855年就来烟台传教。他在上海创建同文书会，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是近代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维新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这份刊物影响很大。棺盖上刻着“法学博士”的头衔，当是韦廉臣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为表彰他在中国的成就而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曾与他在烟台共事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无论从体格、智力和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他的身世和成就，许多近代史著作都有所论述。在棺盖的另一侧用英文刻着这样的话，译言略谓：“他居于对法官耶稣归来时欣喜复活之渴望中，遥远国度里长久历程后迷途人终回归其永恒之罗马城”。
找到郭显德墓碑时天色已经暗淡，不过碑文大致上还算完整。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中文。院中尚有散落方尖碑、石座、残碎碑石若干，天色已晚，雪花飘落，不及细观了。
据说，毓璜顶西侨公墓是在朝鲜战争时期被毁的。那正是两国交战，反美情绪激荡的时候。不过战争是活人之间的事情，在战场上我们尚且要优待俘虏，为什么在大后方会迁怒于这些早已死去了的人，何况他们还是些传播福音与科学知识、兴办教育、治病救人、改善民生的使者呢。想象当年掘坟鞭尸、砸石毁碑的情景，人们是否想到这些人生前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种种美好事物？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对于传教士作用的评价有分歧，但这墓地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批判者也可以把它作为生动的教材注释，毁尸灭迹又是所为哪般？
2006年，我曾访问日本北海道大学。那座大学的创办人是美国农学家克拉克博士，他在教学的同时也秘密地传播基督教。虽然他在日时间只有短短八个月，但日本人为纪念他，在大学校园里立了他的铜像，学校有以他命名的克拉克会馆，学校的校训是他的话（“男儿当自强”，英文“Boys,beambitious！”），甚至北海道大学的徽记也是克拉克的头像。当时我好奇地问执掌该校中国法教席的铃木贤教授：“二战日美之间成为敌国时，有关克拉克的这些标记也都继续保留么？”
“为什么要改变呢？这是历史啊。”铃木教授神情不解地反问我。
朵渔：父亲建房记
父亲这辈子建过两次房。一次是1983年，他结婚时继承下来的祖屋四处漏风，瓦楞草三尺高，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当时已能吃饱穿暖，但要建所新房还是很困难。父亲的新房建得拖拖拉拉，半截红砖半截土，春季开工，初冬才入住。父亲第二次建房是在1989年，那时我已长大，该准备说媳妇了。父亲大概就是这么想的。他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对我能否考上大学也是半信半疑。建房子娶媳妇，天经地义，必须的。第二次建房也拖了好几年，直到我考上大学，他的五间平房才算建起来。
父亲的前两次建房都略显仓促和寒碜，房子质量大成问题，他最初建的那几间土坯房差不多已坍塌成泥。他和母亲搬进了后建的五间平房，将其中两间留给二弟娶媳妇。两家人住一个院，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再说了，房子是给儿子们建的，自己老住在里面总觉得腰杆不够硬。从前几年开始，父亲立志第三次建房，他要在老宅上为自己建个晚年的归宿之所。
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除了几亩薄田，他一无所有，靠什么建房？除了我们兄妹们帮衬，他还决定秉承李顺大那种“喝三年稀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首先，他在田头种了不少树，五六年过去，树已基本成材，这样，大梁、檩子、椽子、门窗什么的也就有了；其次，他每年都会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辣椒、大蒜之类的，但运气时好时坏。“蒜你狠”的时候，他往往种的是辣椒，而“豆你玩”时，他的西红柿又烂在了地里。如此经过几年的准备，父亲的第三次建房大业呼之欲出，只等农闲时节开工。
这次回乡下过年，父亲又和我谈起了建房子的事情。父亲已足足准备了八年有余，建房计划就要实施时，突然接到乡上的通知：任何人不得再建新房，村子准备整体搬迁。
父亲一下子懵了。
我也注意到有报道称，山东部分地区正在搞“撤村改社区”运动，也就是将小的自然村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我的家乡地处鲁西南，自然资源匮乏，也没有相对成熟的城市群落，乡村经济非常薄弱。虽然“新农村建设”酝酿已久，但一直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去年冬天，父亲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乡里要求新房建设一律停止，要建房也可以，但首先要交罚款。罚款，这也是乡村治理的惯用手法，罚款的意思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拿钱就办事，罚完了还没有收据。父亲一开始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算问题”。所谓的新农村蓝图，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这一次，父亲显得很沮丧，因为钱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罚款”被认为是违法，已经暂停了。但“不准建新房”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在推行。据说警车已经进村，宣传车也走街串巷。有胆子大的人家，晚上开工白天躲起来，被推倒了就重新盖起。父亲胆子小，他只有焦虑。他不知道在自家的老宅上建几间房，到底犯了哪门子法，他也不知道他的新房何时才能建成。
这处老宅子算是祖产，几代人曾在此繁衍生息。父亲在这处宅子里生活了几十年，早已把这里的一土一木看做是“自家的”，他没想到原来这片土地自己根本就说了不算。他当初从电视上看到“新农村建设”的新闻时，还是颇有些憧憬的，梦想能得到一笔补助款，哪怕是一扇窗户钱呢！他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这样的消息：集体搬迁，统一规划，推倒重来。父亲后来又琢磨，集体搬迁，有必要吗？都迁到一块去，地怎么种？猪怎么养？牛拴在哪里？原始的村落怎么办？留下的宅基地归谁？你不会是在眼红我这二亩三分地吧？
总之，老农民遇到了新问题。他听上一代人讲过，这处宅子是父亲的父亲用一群羊换来的，传了几代人之后，反倒不是“自家的”了。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父亲没有学过《土地法》，他自是不了解，这处宅子早已在《土地法》的数次修订后变更了权属。最新修订的《土地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父亲的老宅子其实早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某一个“集体”。如果“集体”要求他搬迁，在法律上是行得通的。也正因为房子下面的那块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建在这上面的房子也就值一些砖瓦的价值而已。
这房子，到底是建呢，还是不建呢？无论如何，父亲还是决定春季开工。“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不断强调，“我还能活几年呢？”是呢，连野兽都能为自己找个晚年的安息之地，何况是人呢！
张柠：老去的故乡
祭祖的祠堂。
辈分最高的老人。
正在休闲的百无聊赖的耕牛。
我的老家是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记的、被抛弃在鄱阳湖畔的小村。那是我的祖籍，我的家谱和祖祠所在地，我父亲出生的村子，我爷爷奶奶的坟墓所在地，我爷爷的爷爷生活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称之为故乡的地方。
我们老张家的族人有三四百人，生活在那个贫瘠而又荒凉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前，家乡众多的人，像蝗虫一样生活在那块狭小的土地上。那里植被罕见，没有树林花草，只有光秃秃的黄土坡。如今，植被和树林倒是长出来了，但人烟却少了，只有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能动的都出远门了。
留在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已经渺无踪影。颓败的村落上空弥漫着一股萧瑟之气，到处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原来将全村人凝聚在一起的两处标志性的场所（祖祠和中央晒谷场），已经面目全非。祭祀祖宗的祖祠倒塌了，半边房子被遗弃在村落旧址的边缘。年轻人聚会和孩子们耍戏的中央晒谷场，已经被垃圾堆所掩埋。
所有的人都离开村子的原址，将房子建筑在一条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边上，排成了长长的一条线，每一幢房子仿佛都有一股离家而去的冲动。每一户都有封闭的院子，铁栅栏院门取代了吠叫的家犬。看不到大家聚在一起的场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掩盖了家长里短的聊天声。麻将桌上的相聚，取代了祭祀祖先的祠堂。原来的村落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是有中心的、有内在秩序的。如今的村落看似秩序井然，实际上已经是散乱的，心散了。
更可怕的是，见不到劳动的场景。所有的人都百无聊赖、懒洋洋的样子。他们不再种稻谷和蔬菜，而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购买。他们对赌博感兴趣，对别人的收入感兴趣，对在外打工子女的汇款感兴趣。童年时代的伙伴，全都满脸皱纹、未老先衰、历经沧桑的样子。我非常震惊，仿佛看到死神在生人的脸上游走。
前几年，我回去拜访了一位辈分最高的老人。听说我要去他家，便从地里往回赶，破败的房子还在老地方。他扛着锄头、满头大汗，衣服上可以见到白色的盐渍。老人七十多岁，身体还硬朗，脸部的皱纹像经木刻似的。这是我此行见到的少数在劳动的人。他将我递给他的烟卷夹在耳朵上，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筒，缓缓地说：在外做事，莫忘家里，一年回来一转……衰老的声音，好像是从遥远的过去飘过来的。
衰老的老人，他跟我的故乡一样衰老。去年他老死了，回到村子后面的祖坟山上去了。其他的族人，依旧一如既往地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等待死亡。即使离开家乡千里万里，最终都要回归这块土地。这就是乡土的家族情结和土地情结。
我想起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小说中，农民与官员的对话。官员说：这么荒凉的地方不适合居住，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搬走？农民说：“我们的祖先和亲人死了，被埋葬在这里。如果我们离开了，谁会带走我们的死人呢？他们住在这里，我们不能撇下他们走啊。”
少年时代，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都带我们回老家看奶奶，给村里人拜年，到祠堂里去祭祖。“文革”期间，我被父亲送回老家，在那里连续生活过两三年。经历了几个完整的春夏秋冬的轮转，对故乡的人和文，有了完整的了解。我的许多乡土文化和民间习俗知识，就是在故乡学到的。它是我观察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
我的故乡，既不是我久居的场所，也不是我出生的血地。它却这样顽固地占据着我记忆的地盘，这样莫名其妙地伴随着我的终生。即使居住时间那么短暂，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却如此深远。为此，我专门写过一本叫《土地的黄昏》的书。支撑那本书的基本材料，就是我的童年记忆和故乡经验，就是我记忆之中的原乡。
你来自哪里？你归于何处？这既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尤其是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处，迁徙过多少地方，走得有多远，总被一种原乡情结、土地情结所纠缠。
想象中的故乡，就像我童年和少年时代一样活跃而新鲜，喧嚣而温暖。现实中的故乡却越来越衰老而颓败。当我目睹故乡惨败情景的时候，我想写另外一本书，叫《土地的黑夜》。
大田寨全家福
大田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镜内，分为上大田和下大田两部分。是该镇人口最多的村，全村共400多户，3000余人，村内居民多为杨姓人家。大田寨的农业灌溉水源主要依靠位于20公里外红花镇的花山水库和村边的龙塘水库。花山水库覆盖了钟山县近1/2的农业用水，除主水渠是由水泥铺盖外，支渠和穿行村内的水渠均为泥沟，没有任何隔水措施。自1994年花山水库部分渠段出现崩坍堵塞，附近的村落均受到一定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大田寨。在用水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下大田的村民只得花费4000元在村内打了一口15米深的井，以缓解每年农耕时的用水难。尽管如此，该村每年也只能种植春季一季水稻，而秋季则只能期盼天降甘露了，实际上大片土地是荒废的。2010年南方旱灾时，上大田只仅仅保住了十多亩田的收成。由于每年只有一季农忙，大田寨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闲置。于是除年迈老人外，村内80%以上的人外出打工，年龄从40多岁的中年人到刚刚初中辍学的未成年人，只有春节才是大田寨家庭团聚的时候。
图、文/刘浚
杨瑞贯一家
户主：杨瑞贯（二排右一）30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中山小榄镇一家玩具厂做工人。
妻：莫双花（一排）26岁，广西柳州人，初中文化，夫妻俩一个月总收入在3800元左右。
弟弟：杨瑞执（三排右一）28岁，小学文化，现在广东中山小榄镇五金厂工作。
妹妹：杨玉英（三排左一）21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中山小榄镇手机充电器厂工作。
年逾六十的父母（二排左一、二）在家务农，家里有3亩地10亩田。自己所种田地共5亩，养殖2头猪。剩余田地都租送给别人种，租田人每亩田都给50斤稻子作为报酬。种养的粮食也只够自己生活。父母一辈子在家种地，现在整个村子都没有灌溉水，还得看天吃饭，全都靠下雨。现在又盖了房子需要9万多元钱，光靠家里务农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只能出去打工挣钱。
杨瑞史一家
户主：杨瑞史（前排右一）43岁，小学文化，在广东中山小榄镇工厂做卧椅技术工。月收入3000元包吃住。
妻：杨凤莲（前排左一）44岁，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初中文化，在广东新会打工。
大儿子：杨敬富（后排右一）19岁，毕业于钟山县职业中学电工专业，今年打算去广东找工作。
小儿子：杨敬春（后排左一）17岁，初中文化，2010年开始跟母亲外出打工。
杨瑞史家里有4亩田，因没有水，没法种地，所以44岁妻子放下农田带着孩子出去打工赚钱，在家种田也支持不了日常开销，更还不了房贷，现在还欠着亲戚1万多元房贷还不上。
杨敬照一家
户主：杨敬照（一排左一）46岁,高中文化,村委会文书。一直在家务农。家里共有3亩田，养殖20几只猪，全家年农业收入5000~6000元左右。
妻：陶春兰（一排右一）48岁，随丈夫杨敬照在家务农。
父：杨瑞泰（一排居中）78岁，钟山县政府退休干部，退休金每月2500元。
大女儿：杨小燕（后排左二）24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珠海一家日资企业做汽车安全气囊质检员。
大女婿：李海龙（后排右二）25岁，吉林通化人，大专在读。
二女儿：杨小娟（后排右一）22岁，初中文化，广东珠海，现在一家日资企业修不良品。
小儿子：杨宗德（后排左一）20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珠海一家全国500强企业做物料管理。
杨瑞团一家
户主：杨瑞团(后排左一)43岁，小学文化，全家七个兄弟姐妹排行老六，17岁开始外出打工。现在在广东珠海、深圳等地做建筑工，刨开开支收入好时一年有一万多元。
妻：黎意花（后排左二）39岁，初中文化，跟随丈夫杨瑞团一起在工地打散工。
父：杨永利（前排左一）78岁，一生在家种地。
母：廖宝成（前排右一）78岁与丈夫在家一起务农。
大儿子：杨雄辉（后排右二）16岁，就读于钟山县二中初三，想上高中。
二女儿：杨七英（后排右一）14岁,就读于钟山县二中初二。
三女儿：杨丽琴（前排右二）10岁,地方小学三年级。
小儿子：杨雄德（前排左二）6岁,学前班。
杨瑞团夫妇在外打工一年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回家一趟。最让他们高兴的就是能见到老人和孩子。2011年最大的希望是孩子们读书好。 送分 分享到新浪微博 | 转发到微评 |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狠瞄 影响力指数：0狠瞄 已收获 0 次点击，2 个追随者')" onmouseout="UnTip()" href="javascript:;">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0:31:51 跟贴回复： 沙发再去微评抢个沙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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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12:39:24 跟贴回复： 第 6 楼神在山东大地,曾经大大的兴起教会,
那都是祷告的果效.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13:46:29 第 7 楼记号回复 | 引用 回帖人：wangtao1996 影响力指数：0wangtao1996 已收获 0 次点击，0 个追随者')" onmouseout="UnTip()" href="javascript:;">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2/23 15:19:05 跟贴回复： 第 8 楼真实的贴子，留下来，有空再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