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图片四色:磁州窑四系瓶的流行时代与文化内涵

　按语：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后，各地磁州窑四系瓶出土很多，国内外博物馆也多有收藏。近年磁州窑中心窑场之一的彭城镇在基建及筑路过程中出土了大量四系瓶标本，为四系瓶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关于生产四系瓶的具体窑口，烧造时代及“仁和馆”铭等问题，过去学术界与藏界多有争议，随着资料整合，目前学术界已倾向认为它们主要流行于元代，烧造地主要为磁州窑彭城窑区。
　　四系瓶是磁州窑瓷器中极富特色的一类，造型挺拔，细部变化多端，颇具北方粗犷之气韵。四系瓶的特征为：器物上半部多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或褐釉，并在白釉部分绘画、书写，色彩对比强烈，装饰效果突出。它的装饰技法以釉下彩黑绘为主，装饰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有人物、花卉、龙凤、鸟禽、诗文、馆铭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书写“渔村落照”“江天暮雪”“远浦归帆”等“潇湘八景”内容和“仁和馆”“太平馆”“八仙馆”等馆铭的四系瓶最具代表性。所制，在彭城出土的瓷器残片中有类似器物，如带“永和馆”“仁和馆”“状元楼”等馆铭、文字的四系瓶时有发现。近年来在彭城镇旧城改造、特别是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一大批带馆铭，文字，图案的四系瓶标本，进一步证明彭城为四系瓶(尤其是带馆铭四系瓶)的主要烧造窑口。到目前为止，全国古瓷窑址中尚未发现哪一处像彭城镇这样出土大批四系瓶的。
　　
　　磁州窑分布在以彭城为中心的滏阳河流域和以观台为中心的漳河流域，对于观台窑是否也生产四系瓶，陶瓷研究界有不同看法。因彭城窑遗址压在城市之下，建国后对磁州窑遗址调查、勘探、发掘的重点便放在观台。观台窑有过1958年、1960－1961年和1987年的三次考古发掘和1964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所作的一次实地调查，特别是1987年联合发掘观台窑后，出版了《观台磁州窑址》发掘报告，将观台窑遗迹和出土器物的年代上限定在五代至宋早期，下限为元末明初。瓶是观台窑中极富特色的一类产品，《观台磁州窑址》发掘报告将它分为19型，但在2000余件器物及数十万片残片中竞未发现一件四系瓶标本，在此前的几次考古发掘和调查中也未发现四系瓶，这与彭城窑出土大批四系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两地发掘中都发现有元代地层，观台窑却未见四系瓶出土。此外，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沉船中出土的磁州窑瓷器被定为观台窑产品，其中也未发现四系瓶的踪迹，可见观台窑是否生产四系瓶，有待新的地下考古资料进一步证实。
　　
　　四系瓶的流行时代
　　
　　关于四系瓶的流行时代，以往观点不统一，有定宋代的，有定金代的，有定南宋的，还有定元代的，众说纷纭。《中国陶瓷史》认为：“‘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并通过检索《嘉道临安志》《淳临安志》等文献资料，得出“……仁和县也有可能建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得晚于是年”的结论。因当时四系瓶的材料极少，只能从“仁和馆”馆铭与“仁和县”的关系去推测。由于目前彭城窑一大批带馆铭、文字四系瓶新材料的出土，促使我们对四系瓶的流行时代重加认识。
　　
　　在此列举一些有助于四系瓶断代的线索和标准器物：
　　1、彭城出土的四系瓶是在盐店、大庙坡遗址元代地层中发现的，有确凿的地层关系。共出的元代流行器物有龙凤坛、鱼藻盐等，其中鱼藻盆绘草鱼、鲤鱼或鲶鱼纹，形态各异，品种丰富，前所未见。
　　2、彭城出土的四系瓶中有带年号的，如大庙坡遗址元代地层出土的“元贞馆”铭四系瓶；近年来还发现有“皇庆年”大德年”款四系瓶。“元贞”“大德”同为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元贞”共3年(1295～1297年)；“大德”共11年(1297～1307年)。“皇庆”为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年号，共两年(1312～1313年)。另外，河北省石家庄私人收藏一件书写“贞元馆”铭的四系瓶。“贞元”为金海陵王完颜亮的年号，共4年(1153～1156年)。“贞元馆”铭四系瓶似乎存在较早，但是否为绝对纪年器。有两种可能：一、若“贞元馆”铭是贞元年间所书，那么，这件四系瓶即为贞元标准器；一、若“贞元馆”于贞元年后还存在，是老字号，一直延续下来，“贞元馆”四系瓶则无法确定为贞元年间的器型。在此存疑。
　　3、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书写八思巴文“美酒”铭的四系瓶。八思巴创制新字，公元1269年由忽必烈颁行天下，元人称这种文字为“蒙古字”国字。八思巴字在元代灭亡后被废弃。因此书写八思巴文“美酒”的四系瓶的流行时间应为1269年后至元代灭亡之间。
　　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书“大都春”铭四系瓶。大都为元朝首都，忽必烈以开平为上都，辽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在中都东北兴建新都，至元九年(1272年)改为大都。因此这件书“大都春”铭的四系瓶当为改“大都”后的产品。
　　5、峰峰矿区文保所藏有一件书元散曲小令《山坡里羊》的四系大瓶，经查有关元曲文献资料，这首《山坡里羊》散曲小令为元代著名散曲作家陈草庵的《叹世》中的作品，近人隋树森编《全元散曲》收录其《叹世》之作26首，即包括这首小令。磁县文保所收藏的一方长方形瓷枕上书陈草庵另一首《叹世》小令《山坡里羊》：“风波实怕，唇舌体挂，鹤长鹤(凫)短天生下。劝鱼(渔)家，共樵家，从今莫说贤愚话，得遭助多，失道寡。渔(愚)，也在他；贤，也在他。山坡里羊。”这两件磁州窑器物当是同一时期作品。此外，还有书写“金盏儿”“一支(枝)花”“沉醉东风”等元曲曲牌名的四系瓶。这些书写元曲和曲牌名的四系瓶应定为元代。
　　6、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了龙凤四系大瓶。后英房遗址在元大都范围之内，出土器物应定为元代。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断定，近几年彭城出土的带馆铭、书元曲文字、绘龙凤花卉四系瓶的流行时代主要应在元代。但就全国范围来讲，不排除有金代四系瓶的可能性，如黑龙江兰西县金代墓葬出土的“清酒肥羊”四系瓶、石家庄私人藏“贞元馆”四系瓶等可视为早期作品。结合四系瓶的造型、装饰和纪年器，可以大致推测四系瓶的总体流行时代：金代四系瓶较少见，黑龙江兰西县金代墓葬出土的“清酒肥羊”蛋圆形四系瓶为金代；橄榄形四系瓶金代、元代都存在，但主要在元代流行；器形硕大的长圆腹四系瓶(有人称四系坛)在元代流行；棒槌形四系瓶在元代中后期流行，并极有可能去掉四系而发展成为明清时期的棒槌瓶，是棒槌瓶的祖形。
　　
　　四系瓶的起源和用途
　　
　　磁州窑四系瓶是从什么样式的瓷瓶演变而来呢?观台窑发掘的宋元地层中未发现其雏形，彭城窑发掘地层最早为元代。未发现宋金地层，元代地层出土的白黑或白褐半截釉四系瓶已较为定型，是成熟期的产品。黑龙江兰西县金代墓葬出土的四系瓶，圆腹，通体施白釉，或具初创期特征，应为四系瓶早期作品。从功能上看，瓶口带三系、四系是为了便于提拎、悬挂、移动器物而制的，这与宋元时期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有的专家在分析金代瓷器特征时指出：“……讲求实用是金瓷造型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特别是金代东北地区早期的陶瓷产品，瓶、壶，罐等多配有双系，三系和四系耳，这种便于悬挂提拿的造型特征很可能与女真民族早期的游牧渔猎生活有密切关系。”
　　四系瓶作何用?《中国陶瓷史》推测为“酒瓶或水瓶”。随着四系瓶的不断出土，我们可以从器物上所书文字、馆铭等信息推测，四系瓶大多与酒有关。如书八思巴文“美酒”的，书“清酒肥羊”“一色好酒”“玉酒当宝”的，器腹一周书三个草书“酒”字的，直书“白家酒”“赵家瓶”“纪家瓶”和“司宅用”的；此外，像“梨花白”“红梨花”“秋露白”也都是当时的酒名。再有，如“八仙馆”“同乐馆”“□(同)醉馆”，也显然与酒肆有关，甚至“风花雪夜”“清风明月日”“酒色财气”描写的也是与酒文化有关的一种意境。另外，从器形上看，小口、束颈、鼓腹的造型易于封护保存清香的美酒。因此，可以认为四系瓶主要应用作“酒”瓶。
　　
　　
　　四系瓶所反映的文化现象
　　
　　磁州窑四系瓶的装饰内容，可分类为潇湘八景、吉言俗语、带“馆”铭、带“酒”铭、带“花”铭，题诗文、书元曲及曲牌名、花卉纹、龙凤纹等等，从中不难窥测四系瓶所蕴涵的宋元民风民俗和社会背景方面的某些历史信息。
　　
　　1、四系瓶上的“潇湘八景”题字
　　目前可见磁州窑四系瓶上书写“潇湘八景”内容的有“远浦归帆”“潇湘夜雨”“渔村落照”“江天暮雪”等。彭城窑元代地层中还出土了书写“潇湘八景”内容的白地黑花碗、盆残片，其中有“远浦帆归”“烟寺晚钟”“渔村落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等。
　　“潇湘八景”名称的出现始于宋代。北宋初期山水画大家李成首次创作了《潇湘八景图》，后归米芾所得。北宋书画家宋迪擅长描绘森林山水之景，意境萧疏清旷，他在潇湘一带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嘉祐八年(1063年)作成《潇湘八景》，同年，人们在长沙城驿步门外(即大西门，今湘江北大桥引桥附近)建成八景台，上嵌宋迪《潇湘八景》，供人观赏。宋宁宗赵扩偏安江南，看到《潇湘八景图》后大加赞赏，丹笔御书潇湘八景组诗，使“潇湘八景”名满海内外。
　　元代，“潇湘八景”的知名度不亚于宋代，仍受到众多文人的关注。马致远为宋迪的《潇湘八景》题写了《双调·寿阳曲》，对“潇湘八景”进行逐一描绘。另有鲜于必仁的《普天乐·潇湘八景》曲八首、戴良的《题潇湘八景》、程钜夫《题仲经家江贯道潇湘八景图》、陈旅《题陈氏潇湘八景图》等，对“潇湘八景”极尽赞美。
　　磁州窑带“潇湘八景”题字的四系瓶多从元代地层出土，应流行于元代。磁州窑工匠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扩大销售量，将“潇湘八景”题在四系瓶上，有的还将“潇湘八景”图绘于器物上。有一件在碗内书写“远浦帆归”的残片，周边旋文墨书“大德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纪年(大德六年为1302年)，这对考证“潇湘八景”内容在磁州窑的流行时间提供了有力佐证。
　　
　　2、带馆铭的四系瓶
　　从目前掌握的四系瓶资料看，带馆铭的有“仁和馆”“太平馆”贞元馆”“元贞馆”、“八仙馆”“同乐馆”“风乐馆”“长乐馆”“临波馆”“嘉和馆”“熙春馆”“玉春馆”“玉山馆”“□(同)醉馆”“武阳馆”“武阳太平馆”“永和馆”“黄华馆”“羔羊馆”“永成馆”“金鱼馆”“高家馆”“神馆”等，计有20余个，这些“馆”当与宋元时期的市井生活、酒肆文化密切相关。
　　过去认为“仁和馆”是临安府仁和县馆驿名称，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彭善国《宋元瓷器题字及其文化内涵》一文指出：“带‘仁和馆’题字的四系瓶除见于陈继儒的著录外，北京故宫博物院、河南周口博物馆都有收藏，河北乐亭县张王村墓葬中也出土过，如果再一律认为是南宋仁和县馆驿用具似已不妥。检诸宋元人笔记，知‘仁和’(包括‘八仙’)是宋时颇负盛名的酒馆，所以不妨认为‘仁和馆’应是酒肆喜欢用的一个名号。”确实，就“仁和馆”铭四系瓶从墓葬、窑址的出土范围主要分布在北方这一点看，似与南宋“仁和县”(在今浙江杭州市)关系不大。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素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朱弁《曲洧旧闻》记：“仁和楼琼浆……磁州风法酒。”“法酒”意为按官府规格酿造的酒，也称“官法酒”“官酝”。可见磁州特产美酒，并与“仁和楼”有关系。
　　汪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引《玉楼清话》：“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悦，谈笑无间，忽问沽尤佳者何处，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急令进之，遍赐宴席。”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条：“……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北‘八仙楼’。”可见除临安府“仁和县”馆驿外，其他地域也有酒肆叫“南仁和”“仁和店”的。“仁和”内涵祥和，或非“仁和县”的专利，而是当时人们喜欢使用的一个字号。
　　四系瓶上所书各种馆名，一部分为上述酒馆的字号，另一部分也有作馆驿名称的。宋仁宗朝数度使辽、拜郑国公的富弼所著《富郑公行程录》中有“富郑公使北朝也，自中京(大定府，令辽宁凌渊县)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等记载，可见，当时北地交通要道上设有许多馆驿，应该也兼做卖酒生意，客官投宿时小酌几杯美酒以消除旅途鞍马劳顿。磁州窑书写各种馆铭的四系瓶也可以作为馆驿的酒瓶使用。另有一证，内蒙古赤峰市一座元代墓中的壁画，描绘出北地的馆驿或为酒馆的形貌，屋内有客官围桌而坐的休息场面，屋外一棵树上拴着几匹马，建筑垂脊上一幡高挑，上书“春风馆”三字。
　　从上述资料可进一步看出，“仁和馆”等馆名应为酒肆或馆驿的字号，并在宋、金、元时期一直沿用。磁州窑工匠将各种字号书写在盛酒的四系瓶上，并大量生产，使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通过这些带馆铭的洒瓶想象昔日市井酒肆、旅途馆驿的繁华，体会我国古代酒文化的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