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喊麦的女快手红人:川军抗战历史

300 万川军出川抗战---川人的抗战
来源于西祠胡同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多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曾对川军抗战和牺牲的川军将领曾作过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必将成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灿的一段历史……谨以此文纪念“七．七抗战”67周年！
惊人数字： 300 万川军出川抗战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
1937年 7 月 8 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原来只在两小时前，成都　　《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 40 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师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
以上情景是年愈八旬的老报人魏道尊先生对我讲的龙门阵。日前，国内著名图片收藏家王新禧先生也给我寄来两张图片：一张是被日寇强奸并碎尸的阜平县罗峪村 22 岁的妇救会主任刘耀梅，日寇万般折磨她后砍下头颅，并从她躯干上割下肉带回去包饺子和烤吃；另一张是日寇将木棍插入一位被轮奸致死的中国姑娘阴道内……只要一想到日寇种种暴行，就不难理解当时我们四川同胞为啥会如此同仇敌忾了！
1935年 5 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 7 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杨续云先生回忆：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辞近 2 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 8 月 25 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 9 月 5 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留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除赠旗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
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 40 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 8 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 300 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 1405 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
由此想到以抓壮丁为题材的电影及近年来什么“王保长”之类电视剧。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一些官吏豪绅的纨绔子弟，贪生怕死不愿当兵上前线，出钱买人顶替，“卢队长”、“王保长”之类人物趁机捣鬼的情况确实不少……
但必须认识到：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国难当头，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实际上，这种“抓去”的壮丁只占出川军人的少数，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当时也制订有《出征军人家属优抚条例》，有安家费、免征免税、保护军婚等内容。
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 年 11 月 21 日第 3 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 72 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 4 个儿子中的 3 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往勇直前，勿忘本分！” （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
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4万五千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如被某些“戏说”误导，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被强“拉”去的壮丁，这实在把严肃的抗战历史庸俗化。300万川军将士，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那些血洒疆场的川军将士九泉下也会不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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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日期: 2005-02-06 16:21:51
惨烈牺牲：川军伤亡64万余
日本军队武器精良及其残暴的“武士道”，当时是“威震世界”。但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1937年 10 月 15 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 11 月 28 日转至湖北汉口万国医院。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含恨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两句杜诗……1938年1 月 20 日，刘湘去世，终年仅 48 岁。死前他留有遣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 年 9 月 19 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打内战时的川军，很多人是“吊儿郎当双枪将”（破枪加鸦片烟枪），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出川后军纪严明，沿途鸡犬不惊，深受各地民众欢迎。抗战八年中，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十分之二，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最惨烈的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抗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军士“刘芳第二次重伤时还在说：‘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255团中校营长，代理团长强兆馥左腿被敌弹打穿、颈部中流弹，仍坚持指挥……该师官兵就是英勇顽强地鏖战了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护抗战的七十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四千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六百多人！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也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腾县一役，122师五千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四千余人。腾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才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我查阅繁多史料，川军中广大川军“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催人泪下动人事例举不胜举。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这又居全国之冠！
由此我又联想到什么“哈儿军长”“哈儿司令”之类，出川的忠勇川军被演得如同小丑闹街、洋相百出……把重大而严肃、鲜血浸透的四川抗战历史，肆意戏说丑化，无论用何种理由辩解，都是说不过去的。我熟悉的一位专搞电视剧发行的朋友对我说：当时“军长”“司令”的电视剧，全国各省市电视台愿买映者少得可怜！这些丑化抗日军人的所谓“方言喜剧”，理所当然地受到不仅是四川、而且是全国绝大多数观众的冷落和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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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日期: 2005-02-06 16:22:27
艰难困苦：后方人民共赴国难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 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当我读到这些史料时不觉眼湿欲泪，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是空喊一些口号能奏效的……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静环等川剧艺人……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我从记事起，“跑警报”这三个字就是父辈嘴巴头常唠叨又很有恐怖味道的名词！
中央军校毕业的方学熙先生是我的初中体育老师，他讲：193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又空袭成都，横冲直闯。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这架小飞机自杀式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空袭危险，翘首天际绷紧心弦，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敌众我寡，小飞机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曾与蒋介石，张群同学，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下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盟军要配合中国空军作战，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轰炸、驱逐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开工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厂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上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凑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讲：他当年才13岁，也身著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劳动……
但有些地方官员腐败，视民工如愚民，克扣食米甚至滥加打骂。我文革年代当知青，下乡就在邛崃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民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泡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如同喂猪，又不卫生，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挤住工棚，挤偎御寒、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因痒抓而血痕遍体……轻病转重又无药可医，死了如无亲属领尸，工程处就近挖坑掩埋如死狗……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各个机场！1944年6月16日，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飞到日本钢铁中心八幡市上空投弹，八幡霎时变成火海……这是从中国第1次完成远程轰炸日本本±，是日本人做梦也没预料到的！到这一年底止，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三干六百二十三吨，令日本法西斯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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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日期: 2005-02-06 16:22:55
四川抗战将永垂青史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广播以凄哀声音播出向中美苏英等盟国宣告投降书——傍晚后，报童拿着各种报纸的“号外”飞跑笑吼“号外!紧急号外!日本投降了!”
这成为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之夜、狂欢之夜！消息迅速传到各州县，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场镇，大跳大笑大唱，连不相识的也互相拥抱，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敲铜盆，鞭炮彻夜、火把游行……抗战牺牲者的眷属则泪糊满脸大声狂叫亲人名字：“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该安心九泉了！”
岁月如水，抗战慢慢成了历史。
文革“破四旧”运动中，1966年8月20日，成都各校红卫兵高呼呐喊来到南郊公园挖了刘湘的“老坟”，把刘的遗体从棺材拖出焚尸，幸亏公园工人邓生元是个有心人，打扫场地时将刘湘骨灰扫拢埋藏在墓西侧墙边……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省、市“统战部门和“对台（湾）办”，将所埋骨灰挖出，重立塔碑：“抗日战争时期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一级上将刘湘之墓”。
当年300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了川中父老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洞建立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将士阵亡纪念碑”，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形态威武，长期为成都市民敬仰……
我的家从小就住附近，幼时常听父辈讲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元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元……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元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元罗！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元，到铜像前祭奠……童年时的我，听后哭了；行文此处，我两眼再湿。这哪是传说？这是四川民众对出川抗战牺牲将士的深切悼念啊！
1966年“文革”时，这座成都标志性建筑，又以铜像是“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砸碎……1989年8月15日，市政府将塑像重塑于万年场。
2000年12月1日，８３岁满头白发的日本老兵盐谷保芳，是抗战结束５５年来首位赴川谢罪的日本老兵。他刚到成都，就驱车来到“川军将士阵亡纪念碑”前，用黄白菊花扎成的花圈恭恭敬敬地献上，深深低垂脑袋忏悔。他坦言，４年的侵华生涯中，死在自己枪下的中国军人不下１０多人。悔恨的泪水涌泉而出，他说：“我还要让日本年轻人了解我们这代人在中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明年，我还要带２０名日本老兵到四川来谢罪！”
站在这座神圣的铜像下，会让人耳边响起那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座铜像，不就是当年四川人民抵御外侮的血肉长城吗！
随着城市建设，听说这座塑像又将搬迁，据说还要搬到二环路外……连一个曾是侵略者的日本老兵都如此珍惜这座铜像，我们四川人有什么权力漠视这座历史的象征？！
作为一个整理四川地方史多年的普通市民，我向有关方面郑重建议：将塑像迁至南郊公园，与刘湘墓连为一体，增添四川抗战纪念馆，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的“抗战纪念公园”，这里必将成为吸引无数中外人士和足以让四川人自豪的名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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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日期: 2005-02-06 16:23:31
川人抗战形象不能歪曲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卢泽明（晚报副刊主编）：
发言：
《成都晚报》周末秘闻版近期郑光路先生写的《川人抗战》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年轻人表示他们根本不了解四川还有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抗战纪念日那天我们几个同事去无名英雄纪念碑那里献花，周围路过的市民大多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说明川军精神品质没有得到体现和张扬。一个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很多文学艺术作品，比如电影电视剧也在歪曲这种事实。从最早的《抓壮丁》开始，到后来的《哈儿司令》等等，对那段历史没有给予客观的描述。我认为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遗憾和欠缺。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请来几位老师和抗日英雄的后人们座谈，主要目的是让更多市民了解，这个城市是一个英雄的城市——他们如此地团结英勇，这种精神应该得到张扬。我们这一代人，都不算很年轻了，对川军抗战都不太了解，更不要说再下一代的人了。７月７日到无名英雄纪念雕像前献花的人很少，仅三起。真正意义上能够代表一个城市精神的历史象征，往往就被这样尘封。而现在政府对我们关于这个事情的报道挖掘很支持，这是重新谈论川军的合适时机。
白郎（晚报副刊编辑）：
发言：
郑光路老师的《川人抗战》一文写得很好，在写作过程中他都忍不住掉眼泪。稿子出来后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直到今天还有读者给我发邮件，把川军出川时歌颂他们的歌发给我；前几天我碰见宁夏博物馆的馆长，他说他看到那个稿子了，看完后就哭了，还有很多人都这样。川军的事迹的确有很强的感染力，可歌可泣，值得后人传诵。今天我们准备用访谈的形式再做一个版面，让后人更清楚这段历史——我想它对于我们成都人来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流沙河（中国著名诗人、作家）
发言：
“七七事变”后，川军以往不好的形象发生了质变，成了所有抗战军队中最勇敢的。当初把四川定位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四川就靠川军。我的童年时代，我亲眼看到好多兵上前线。我家后面有个庙子叫“川主庙”，比较空，是新兵进来训练的地方。那时我刚刚上小学，看见有的新兵操练左手左脚的样子，他们就是这样子被教出来的啊。然后很快，两三个月，就上战场。一批一批这样的川军，我看见好多。当然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拉壮丁有没有呢？有，我还亲眼看见过：保长带人去拉一个木匠，因为他完不成任务。木匠不干，就跑了。有没有真正拉到队伍里去的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够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川军的形象，是堂堂之师，正正之骑。抗日战争使得川军从一个内战的草鞋军队，变为作出最大牺牲的军队，变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支撑。我们这些小学生看见军队往前线去，就没有看见回来！现在恐怕找不到一个人（像川军士兵）还能吃那么多苦——吃的是糙米饭，吃的那个菜是一桌一个小盆盆，凉拌的啥子菜，必须３分钟吃完，我们看到的，只听到“吸呼吸呼”和筷子响。那么苦的日子，穿得好差哟，比现在的军队百分之一都赶不上，接受那样坏的待遇，他们为的还不是中华民族能得以生存！不是四川出这么多军人，不是全体老百姓坚定的抗战，当时的中国政府早就投降了。当时真的是全民抗战，我读小学一年级，捐铜元，两个三个地都捐过。我还亲眼看见很多人捐钱，这是一个全民投入的非常严肃的事业。这一事业随着时间的过去，还要发出光辉的。
我生于１９３１年，抗战爆发时才６岁，但是我都可以说我参加过抗日战争。我参加过什么呢？１９４４年修广汉飞机场！那时我才１３岁，学生娃娃，修飞机场Ｂ－２９的重轰炸机跑道。一米多高的石头堆起来，黄泥浆沙子盖上去，一层一层的。成都平原全部的县出了十多万民工，县长亲自带起来，乡长、区长亲自到机场督促修建，半年时间基本完工，１９４４年６月彻底竣工，完成了二战期间最大的轰炸机场，全世界最大的。修好了，就飞去远炸日本的钢铁城市，一批一批的飞机就是走这儿起飞的。我们中学生早晨看到飞机去，黄昏时看到飞机回来，打得稀烂。你想，连一个小娃儿都去修了飞机场，没有叫过苦，小娃儿个子矮，砌石头砌不上去，磕膝头都磨烂了，手上打满了泡。１９８７年我到菲律宾去，马尼拉南郊外有二战美军墓园，大的墙上有很多地图，其中一幅画就是二战期间美军从中国内陆起飞轰炸日本的，一个红色箭头，从中国内陆拉出去，跨过东海黄海，直接指到日本本土，我一看到就哭起来了，因为那个箭头的起点我一看就知道是成都平原，就是从新津机场、广汉机场起飞的，而我１３岁时曾经修过它，我参与过。这种感情就叫民族感情，这是神圣的感情，不能乱去糟蹋的。从前的某个时代我们也谅解，因为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这个时代过了，中华民族要振兴，就不能用那套方式去看待事物，而要以爱国、爱民族为大义。我们要认识到曾经有这么一种精神，在川军身上看得见。
王大炜（成都民革文史委员会主任）
发言：
代表川军形象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最早面对东门大桥，那是当年川军出发的地方，后来迁到万年场，现在又准备搬迁。用沙河老师的话讲，如果迁到乡下去，就割断了和群众的天然联系。最好迁到天府广场，这一形象应该在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人们走它身边过，会感受到这个战士就在我们身边，抗战的事情曾经就在身边发生，艺术冲击力很强。
饶毓秀：（抗日英雄、川军殉国的饶国华师长之女）
发言：
当年为了塑这个像，专门找了２０多个川军战士做模特的，塑像没有什么夸饰，非常朴素，当年川军就是这样戴斗笠、扛土枪、背大刀、打绑腿出川的。
李克林：（抗日英雄、殉国的川军37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之子、原川大历史教授）
发言：
当年我父亲也是这一身打扮，从川北出去，一路步行，从９月走到１１月，北方已是冰天雪地，需要烤火才能行动。在山西与日军的首次交锋中，川军使用的是川造的土枪，用久了就滚烫，而这样的枪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大多数人没看过飞机来炸是什么样子，只能用人的血肉长城与之抗衡。川军表现英勇、伤亡惨重，就这样还歼敌２０００人，“敌尸横街，道为之塞”。１９３７年－１９３８年，父亲率领的一些部队几次被打光，几次又补充。台儿庄战役５０００川军开上去，一天下来所剩无几；长治战役７０００川军壮烈牺牲……现在一些影视文艺作品里的川军形象有很大的问题，３００万“壮丁”参军大都出于民族义愤，也有参军为找碗饭吃的———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连日本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于抗战大义不可能了解得那么透彻，但是评价他们要看在战场上的表现。１９４２年“十万青年十万兵”，我亲眼看见报名的踊跃———这些可都是学生啊，包括杨森的公子，也参了军，在牺牲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川军将士开赴战场大都要留遗书，决心誓死与敌抗战。我父亲当年这样写到：“当与敌决死，以完素志。”近年来出现的“军旗事件”，说明后辈对历史知道得太少，我们宣传得不够。一定要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人，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历史。
饶毓秀：（抗日英雄、川军殉国的饶国华师长之女）
发言：
一些影片如《血战台儿庄》《刘湘》《八百壮士》，真实地反映了川军的抗战形象。抗战一打响，几十万川军就开赴前线。我父亲于１９３７年９月首批远离家乡，出征前他回家看望老母亲，并对我母亲说：“自古忠孝很难两全，往后家中老母全靠你侍奉。”他还拜访了启蒙恩师，当时的一个举人，说：“学生这次奔赴战场，如幸马革裹尸，学生的家属恳请恩师照应。”并为大哥结了儿女亲家。最后祭扫了祖坟。父亲走水路，走拢就打，带伤指挥、身先士卒。毛泽东盛赞“饶师长治军严谨。”驻防铜梁，适值老百姓收庄稼，父亲的军队支农抢收，规定不能在农民家里吃饭，连开水都是伙房捎去。父亲有个别号“饶菩萨”，除了因为他奉信佛学，还因他能急百姓之所急得名。去年为父亲扫墓时看到《资阳报》一则消息：“南津驿古渡口发现饶师长手迹”。我们专程前往辨认，发现其实是当地老百姓为父亲立下的德政碑，上书“仁言立溥、惠及溺瓢”，估计民国２４年春这里发大水，造成饥荒，父亲曾赈灾、设渡。整体上，川军尤以顾全大局、团结奉献的形象深入人心。父亲也承担过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任务。
对部分影视作品里的抗战时期四川女性形象我不便评说。四川女性对抗战是非常支持的，当年有个叫胡兰畦的女学生，抗敌慰问，作了很多宣传，被誉为“当代花木兰”。我母亲在妇女救国会工作，带头捐金，内江妇女捐的全部首饰镶成“心”形，中间嵌着一个“爱”字。妇女们宣传、募捐、救援伤兵，做了很多工作。拿不出钱的妇女就做军鞋，熬更守夜地赶制，工艺非常好，战士都舍不得穿，插到背包上，绣的字向着外面，上面写着“胜利”“抗战到底”等字样，鼓舞士气。
邵英侠：（抗日英雄、空军烈士邵瑞麟之子）
发言：
抗战能取得胜利与民族精神、爱国热情有很大的关系，当年的汉奸处境是“耗子过街、人人喊打”。我记得王家坝关了两名日军飞行员，全成都老少都冲他们吐口水、骂他们，没有一个人替他们说话。而抗战英雄纪念碑有很多。成都这座是“文革”期间被砸烂，改革开放后重建的，“个子”稍微高了点，像个“山东大汉”，稍微有些遗憾。其实在各个区县还有保留下来的纪念碑，像金堂的营长纪念碑、广汉、藤县的纪念碑，都还比较完好，强烈呼吁不能再拆了，一定要发现一座保护一座。
我父亲是军校里的优秀学生，被抽调到航校，后来驾驶当时苏联的ＢＣ－２０轻轰炸机驻守太平寺。当时塔子山为南京失守后的空军指挥基地，四川给了中华民族不至灭亡的最大回旋余地。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２日，父亲临危受命担任空军大队长，轰炸河内、海防之间的机场，日军在此有精锐飞机４００多架，以此控制着东南亚。父亲担任副指挥，刚到机场云雾缭绕，他们用方位测定法计时投弹，使得敌机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炸了一半。不幸在回程父亲的指挥机暴露，进入了高射炮阵地，在几千英尺高临空爆炸。现在中山陵只有他的衣冠冢。１９９２年中国共产党追认他为烈士。１９４３年冯玉祥到赖家新桥慰问烈士后代，他把我抱到手上，眼泪就滚下来了，然后把我举得高高地，对周围的老百姓说我父亲２９岁阵亡的事迹，话还没说完，老百姓就主动为抗战踊跃献金，一些车夫赶了很远的路前来，喊着“抗战到底、我们必胜！”我至今记忆犹新。
郑光路（作家、学者、《川人的抗战》作者）
发言：
由于各种原因，川军抗战的历史，现在许多人更不太清楚了，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写《川人抗战》这篇文章前我问过一些小青年，有些还是大学生，我问：“你们晓不晓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四川人为抗战作过啥子事情？”一些人茫茫然，一些人则嘻嘻哈哈：“作过啥子事情？拉壮丁嘛，还有王保长、卢队长调戏三嫂子嘛！啊，还有那个疯疯癫癫哈儿军长、司令，朝大炮头屙尿嘛……”
听到这些叫人哭笑不得的话，我很悲哀。才隔５０多年的历史，就这样被漠视、被淡化、被扭曲了。我们天天在说要提倡爱国主义，天天在讲要热爱家乡，天天在说要宣传四川、宣传成都，难道四川、成都除了风景名胜、盖碗茶、麻辣烫、串串香，还有“三步一个林青霞、五步一个张曼玉”的“成都美眉”等等，就没得更值得宣传的东西了？
所以，我认为：要提倡爱国主义和热爱家乡四川、成都，要宣传成都城市精神，川人抗战这段历史，不是可有可无，而应当浓墨重彩，大书特书。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曾对川军抗战和牺牲的川军将领，早作过高度评价。我坚信川人抗战这段历史，必将成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
清末，当过劝业道官员的周孝怀，曾在成都通惠门城楼上题过一幅对联：“既丽且崇，名曰成都。文明建设，今有古无。”这是他在清末实行“新政”时所写，其实这就是相似于现在“城市精神”的一种提法。“既丽且崇，名曰成都”，是说成都历史悠久，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座城市具有幽雅美丽、崇高伟壮的特点，所以它名为成都；“文明建设，今有古无”，则说实行“新政”建设时，就更要注意继承成都的优秀传统，使之不但继承传统，还要超越历史，达到“今有古无的”文明状态……这副对联言简意赅，这是一个清代官吏搞城市建设时的施政大纲。周孝怀这两句话，对我们现在提倡“城市精神”，无疑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幸福来自自由
自由来自勇气
勇气来自信仰
补充日期: 2005-02-06 16:23:56
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战中的川军
]在四川省会成都城东的万年场，默默屹立着一尊雕塑：一名年轻的士兵，脚蹬破烂的草鞋，穿着短裤，身着旧式军服，打着绑腿，胸前挂着两只木柄手榴弹，背上背着一把大刀和一只竹编斗笠，他手里端着一支上着刺刀的老旧步枪，前倾着身躯，坚毅的面庞正对着东方！----这就是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每年的抗战纪念日，每年的清明节，都会有不知名的老老少少，默默地把鲜花放在碑前，然后默默地离去。2001年04月24日，一名叫盐谷保芳的８３岁侵华日军老兵，专程来到纪念碑前祭扫。他敬献了花圈，并深深地三鞠躬，以向四川人民谢罪，并向抗战中阵亡的川军将士英灵表示敬意。
雕塑上年轻士兵衣衫的褴褛、装备的破旧，曾经引起过我的好奇。老人们说，当年的川军将士，衣衫就是这样褴褛、装备就是这样破旧。他们的步枪多是四川土造的“单打一”，据说其威力“打只土鸡、兔子什么的还能凑合”，连手榴弹都是四川土造的“麻花手榴弹”，在当时的世人眼中就是根本不堪使用的劣质装备。但这些生于乱世、许多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将士们心中，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却是那样的强烈，令人在很多年以后都无法忘却他们的忠烈！老人们说，那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原就是一尊铜像，就立在成都东门城门外（现城东东门大桥桥头）----川军将士们当年去参加抗战就是从这里出城的，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这尊铜像就不知去向了----在那个疯狂的年月，连古老的城墙和市中心的皇城都无法保全，何况一尊旧军人像？现在这个碑是后来重建的了。
从公元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历经二十二年大小四百余战，四川军阀的混战终于有了大体的眉目，“面带三分憨相”的刘湘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川军打内战的恶名举国闻名，其人员素质、装备等，却堪称中国最差劲的杂牌！但川军将士们还来不及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尽情享受，抗战就爆发了。此前的川军也曾参与对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作战，除了惨败、大败，没有更值得外传的战绩。但就是这样一支如此不堪的队伍，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实现了作为军人的价值！
抗战初起，川军将士即纷纷请缨参战，据说当时的川军将领杨森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这段话可谓代表了广大川军将士的心声。这位杨森虽然也是一名军阀，但很有民族气节，当年驻防川东门户万县，就曾率部与英国海军血战（事件缘起于英国兵舰在川江上肆意横行，撞毁我渔船、残杀我平民，(详情请查阅万县“九五惨案”有关史料----与“五卅运动”同时期），杨森可谓川军中的代表人物。当时蒋介石需要兵源、另一说称其也有“借刀杀人”之意，遂同意调川军出川抗日。
当时刘湘正在患病，众多士绅、谋士、川中父老都苦劝他不要率军出征，但刘湘执意抱病亲率首批十万川军出川抗日，说是要以血战一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过、洗刷川军“打内战”的恶名。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从9月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蒋介石将川军编成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副司令孙震，辖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军（由李家钰新6师扩编而来），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自任总司令，唐式遵副之，辖二十一、二十三军。蒋介石先将从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调往山西，划入阎锡山二战区。当由川江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到达汉口时，蒋介石又将其划归程潜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等到刘湘到达南京时，他第七战区防区何在，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手下的川军就全没了，刘湘完全失去了对川军的控制，不久就病死了。
对于刘湘的死因，另一种在川内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刘湘在前线吐血不止，不得不回到武汉医治，但随即处于军统特务的监视和软禁之中。刘湘遂与手下设计诈死，图谋躺在棺材中以“灵柩回乡”的名目返回四川再作打算。不料被戴笠识破，戴笠遂将计就计派人将棺材钉死，把刘湘活活闷死在了棺材中。载灵柩的船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欢迎会就开成了追悼会。也有说他是在武汉治病时被蒋介石的特务下毒谋害的，各种说法中，“阴谋论”占了上风。
总之，刘湘一死，不仅川内军阀一时群龙无首，已经出川的川军将士更是顿时成了没爹没妈的孤儿，境遇如草寇一般。九月从川中出来时，十万人都是单衣草鞋，一路向东、向冬，到寒冬之时却没有什么补给，也无人理睬。徒步行军千里，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二十二集团军逆着国民党的溃军，义无反顾地来到第二战区的山西前线，却饱受阎锡山晋绥军的欺压和白眼，连口粮都要自行解决，于是只好四处骚扰，有扰民的、有砸开军械库“自己解决”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趁机向蒋介石告状，说川军是“土匪”，让蒋介石把川军赶回四川，蒋介石也想趁机撤并支解这些川军部队。幸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时应堪称杂牌军收容处）收留，向蒋介石的军委会求情，暂缓撤并川军编制，还为川军补充给养，把他们安置下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滕县一役，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防滕县与日军展开惨烈血战。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铭章率部退到街上准备与日军巷战，在中心街口不幸被占领城墙的日军机枪扫射。王铭章身中数十弹，壮烈殉国。其余川军将士在师长阵亡后，退入房屋，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全师五千余人，战至最后一人而不后退，共击毙日军四千余人，同时为孙连仲部赶到台儿庄设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奠定台儿庄一战的胜利基础。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川军一三一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王铭章】(1893～1938)抗日烈士。字之钟。成都市新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长，川军第41军第122师师长，第41军代理军长等职。1937年出川抗战。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3月14日，在滕县保卫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徐州会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其中一四五师守广德，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阵地失守，师长饶国华毅然率剩余仅一营部队冲入敌阵，以图恢复阵地，终因寡不敌从，身陷重围，弹尽援绝，将军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也在战斗中负重伤。
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
川军李家钰部第四十七军，长期在晋东南作战，后编为三十六集团军，驻守河南，在豫鄂湘桂战役中，由于国民党上层指挥不力，豫西各部在混乱中转移，三十六集团军因是杂牌，奉命担任掩护。1944年5月，在河南陕县秦家坡，在转移途中的司令部直属队不幸与日军穿插分队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成为抗战中殉国的川军最高级别将领。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1984年5月，民政部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
川军在抗战中以硬战、血战闻名，前后出川三百万兵员，共六十四万余人伤亡，除了英勇顽强外，装备过于简陋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也有人说是蒋介石借日军之手图谋消灭川军，因此在抗战之初，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溃退之时，以褴褛之众的川军去一线冲杀，试图将川系军阀的老本都拼光在抗日前线。川军首领刘湘据称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通电请战的高级将领（“七七”后第三天），其抗日热情却正中了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下怀。蒋介石遂要求四川调集三十万部队（川军当时把各种武装加完不过四十余万）出川抗日，另准备五十万壮丁备战。刘湘亲率川军精锐十万甫一出川即暴病而死，部队被分散抽调各处最前线，又得不到补给，蒋介石很难与“阴谋论”脱离干系。
川军将士就是在这样装备简陋到不堪使用、给养短缺到“几乎没有”的艰难困苦之中，还斗志顽强地与装备飞机大炮的机械化优势日军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就这样，他们还作为“杂牌”饱受国民党系统内的排挤和非难。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衡山军事会议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又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如此等等，一度几乎形成要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局面。
对中国军队中的派系问题，日军的冈村宁次是很清楚的，他在一九三九年就专门制定了分化、瓦解中国军队中杂牌武装，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军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行。日军的“招降”政策也不是没有效果的，尤其汪伪政权成立后，也的确有部分中国军队（多为杂牌军）投降日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杂牌部队都没有投降，还在随后的战斗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如川军杨森部、王陵基部参与的昆仑关大捷。并且更多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抗日战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仅没有瓦解，还在后来的战争中日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战中的川军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中国军队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地方军阀武装。无论是部队的装备和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但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用自己大无畏的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声。在数十年的内战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没少干过坏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们很难有现在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身逢乱世，他们也许感受最少的，就是“国家”这个概念，感受最多的应该是大大小小的“大帅”。从成军之时起，这样的部队事实上就只是某人的私人卫队。从个人而言，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国家”对他们做过什么，但他们知道，“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他们也许曾横行乡里、也许曾鱼肉百姓，但只有在投身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军人的使命和荣誉！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体内火一样的激情才被唤醒，并且象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令他们可以无视敌我实力的悬殊而奋勇前行----为了身后四万万同胞，宁可战至最后一人而决不后退！
抗战中的川军是一个缩影，一个参于抗战的千百万地方武装的缩影。就象在淞沪会战中端着刺刀与日军坦克“肉搏”的桂系部队，这些年轻人都曾经为军阀混战卖命、都曾为了几个大洋的赏钱而迷失在内战的烽火之中，但当民族危难、国家存亡之际，他们的青春依然能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在那样的时代，我们不必苛求他们个个都是完人，我们也不应讪笑他们以刺刀拼坦克的“不理智”，正是他们的勇气和牺牲令侵略者为之胆寒、令世人为之叹服、令我们有了今天的民族独立与自由！他们，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他们，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他们，理应永远是我们心中不朽的人！
尾声：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名衣衫单薄褴褛的军人走到成都一个城门洞边的小食摊前，他好象走了很长的路，满面尘土，又冷又饿，就着摊上的汤圆大吃起来......突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军人消失了......人们终于恍然大悟：那是当年出川抗战阵亡川军士兵的鬼魂，他仍然是那样的又冷又饿，不远千里回来吃家乡的汤圆啊！由于这个传说，后来每年冬天，都有不少成都市民自发地用汤圆祭奠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川军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