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要求慈禧“归政”

2011年09月21日 22:38
来源：民主与法制网 作者：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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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02年6月21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

左起《大公报》创刊号以及创始人英敛之 资料图

本文摘自民主与法制网 作者：王鹏 原题为：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十年

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是说，《大公报》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中国现代史。关于“大公报”三字的寓意，创始人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

11月8日的记者节已经过去，而新闻人对前辈的追忆却永不会停止……

英敛之，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1866年生于北京。他幼年家贫，“家世微寒，先代无达者”。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声震全国。1898年，32岁的英敛之也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对康有为的一些政治主张表示赞佩。1902年(即《大公报》创办那年)他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题了这样一首诗：“献身甘作万失地，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英敛之是有思想的人，敢于发表政治主张。办一份日报，是最理想的表达自己意志的方式，他决心“闯荡”报界。

《大公报》的筹组和创刊

据英敛之日记载，英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教友柴天宠。柴约请英开设报馆，并答应帮助“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英敛之很爽快地答应了。

柴天宠是《大公报》的大股东，《大公报》的另一个大股东是王郅隆。拿钱入股的还有张连璧、李敬宇、朱志尧等以及法国主教樊国梁，《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也入了一小股。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创刊之时，八国联军已占领天津两年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也近一年。八国联军组织的“都统衙门”统治着天津。那时的报界，“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

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办《大公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

《大公报》初出一大张，成书版式，用中国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L’lmpareial”，为“无私”之意。关于“大公报”三字的寓意，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英敛之自任该报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

要求慈禧归政

《大公报》一创办，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1902年6月21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

就是在这篇《论归政之利》的文章中，英敛之还揭露了慈禧1901年回銮以后搞的一套假变法及其腐败朝政，说：“盱衡时事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既未将旧日之熏染，一一痛加湔洗；又未将旧日之秕政，凡可以涣吾民心阻吾进步者，一一锄之务尽，咸与维新。亦不过稍涉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

同情爱国人士

1902年4月8日，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后，沙俄不肯履约，不肯撤兵。俄驻华公使雷萨尔提交清廷外务部总理庆亲王奕劻提出“密约七条”压迫清廷承认，其中有“中国不得将东三省之地让与他国或租贷与他国”等款项。进步人士沈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披露给日本报界，引起了日英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纷纷诘问清室。

慈禧得知“密约七条”被揭露，异常被动，立刻派人彻查消息走漏的原因，有人告发是沈荩所为。1903年7月17日，沈荩被捕。英敛之得知沈荩被捕的消息，于21日在《大公报》“时事要闻”栏中，披露此事。31日慈禧传旨将其“立毙杖下”，用刑极惨。8月2日，《大公报》全文刊录了沈荩“绝命词”四章，其末章云：“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4日又详细报道沈荩杖毙一事，写道：“拿交刑部之沈荩于初八被刑。……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9月16日，又有报道说：“当杖毙时，先派壮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终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均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堂司无法，如其言，两绞而死’。”这一报道，其惨状不忍于睹，引起读者的义愤。

1907年7月，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大公报》也曾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的株连党祸。文章谴责对徐锡麟的啖肉剜心，为见于20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遂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