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轨电影 最新:2011年，中国已在转变的路上

2011年，中国已在转变的路上

2011-01-31 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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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媒体报道，2011年1月29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芬，在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元旦发生严重车祸，经过医院多日抢救，虽然曾经有过好转，仍因多重器官衰竭逝世于新光医院，享寿72岁。孙穗芬过世时，家人都陪伴在身边。

据悉，2011年1月1日上午7时许，孙穗芬在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桃园方向的匝道口发生2辆轿车对撞事件，紧急送往新光医院急救。院方表示，她在8时15分到院时已无生命迹象，经急救、输血1万2千CC后才恢复血压心跳，并在胸腔装了3根支架，经过8个小时的抢救才从鬼门关前捡回一命。孙穗芬虽然头部、胸腔和腹部器官多重严重创伤和大量出血，不过，在医疗团队努力下昏迷指数曾一度由3分进步到9分，但是因肾功能受到影响，于2日开始24小时洗肾，然而却在3日上午又传出昏迷指数倒退，有轻微败血症，且瞳孔对光的反应减弱。新光医疗群担心孙穗芬肠道坏死，于是进行腹部探查，切除部分小肠、大肠，术后稳定，对于医师要她转头、眨眼等都有反应，显示脑部已有改善，除了可以接受医师口头指令，也可透过脸上表情，与儿子等沟通。

孙穗芬住院期间，有25年不见的姐姐孙穗芳在1月13日还搭机来台，并于15日下午带着鲜花前往医院探视，卡片写着“祝穗芬妹妹早日康复”。

孙穗芬是孙中山长子孙科与蓝妮的女儿之女，自幼受到良好教育。1957年与飞行员孙康威结婚并育有三子。1986年见多识广、精明干练的孙穗芬成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后来又调任上海。孙穗芬是个乐观、坚强又开朗的女性，她不以身为近代中国革命之父的后代自傲，亦不以身上流有孙家血统而自喜。她成长后都是靠自己的毅力和能力打天下，可说是女中英豪。她先前应友人之邀来台，在2010年12月28日参观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并接受媒体访问，不料却在准备搭机离台前发生意外。孙穗芬曾经说过，自己常常被说长得像祖父，由于祖父在自己出生前就过世，她也没见过孙中山本人，不过祖父一直是自己心目中一个很尊敬的长辈。

今年为孙中山先生手建的中华民国百年大庆，其孙女孙穗芬女士不幸于日前因车祸逝世， 除令人替伟人唏嘘外，亦让人关心孙中山先生其他后人目前的下落与生活状况。

其实孙氏后人枝叶繁茂，如今多在海外过着低调的生活，她们远离政治，但都以孙中山为荣，有些还致力于传播孙中山思想。中国国民党党内人士表示，孙科有2个儿子和4个女儿；儿子孙治平和孙治强都已过世，女儿分别是孙穗英、孙穗华、孙穗芳和孙穗芬，目前家族成员分居国外各地。据悉，孙中山先生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留下独子孙科和二女孙延、孙婉，均为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长女孙延英年早逝，并无子嗣；小女孙婉先后育有4位子女；相比之下，长子孙科这一支最为枝繁叶茂，总共诞下两子四女，长子孙治平、次子孙治强和4个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孙穗芳和孙穗芬。

孙中山后代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活跃。第二代中，只有长子孙科在父亲的光环下曾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晚年曾在台湾出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长”。孙科的两个儿子孙治平曾出任国民党中评委及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孙治强则仅担任“中央信托局”秘书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顾问。2001年、2005年，孙治强、孙治平先后在美病逝。到了第四代，孙治平之子孙国雄2005年曾受邀出任陈水扁的“国策顾问”。孙穗英、孙穗华姊妹以及孙家第五代人均长期定居加州。孙穗英与夫婿林达文居住在湾区，而孙穗华与夫婿张家恭居住在圣地亚哥市。祖籍云南的张家恭经营房地产开发十分成功，成就为主流社会与华人社区公认。

孙科的三女儿孙穗芳是孙科与严蔼娟所生。1963孙穗芳嫁给香港富豪之子王守基。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孙穗芳对孙中山充满了崇敬之情。为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孙中山，她不辞辛劳地在世界各地演讲1,000多场，用近十年撰写《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一书。可以说是现在孙中山后人中，对孙中山思想研究和了解最透彻的。日前，孙穗芳在捐赠国父铜像给台湾一所大学的揭幕典礼仪式上，强调三民主义是我们大家的“宝”，学校也要加强并恢复三民主义考试，并批评大陆造假称国父讲“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她祖父根本没说过这八个字。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孙穗芳捐赠国父铜像给台湾私立育达商业科技大学，1月17日上午她参加了捐赠仪式。她在铜像揭幕典礼上发言，指出三民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宝，台湾实行三民主义，人民生活改善，应继续走这条正确的路，学校也要加强并恢复三民主义考试；她还批评大陆造假指国父讲“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她祖父根本没说过这八个字。孙穗芳指出，国父或许有“容共”倾向，但没有联俄联共的具体文字和政策，大陆的说法根本是造假的。孙穗芳说，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也是“中华民国一百年”，她的著作国父纪念集网络版1月18日上网。孙中山从未主张联俄容共补助工农，任何文献中都没有纪录，这是大陆制造虚假的谎言。1923年开始，孙中山为了获得苏联支持武器以及藉苏联模式改革国民党，曾任用苏联人当顾问；孙中山为了团结国内政党力量，以及苏联要求，曾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联俄容共”使共产党员藉由渗入国民党日益壮大势力，后来共产党以国民党员名义把持国民党中央，俄国顾问亦刻意削弱当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军事力量。1927年月蒋介石开始清党，清除国民党内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

 孙穗芳现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夏威夷中国妇女慈善会会长。她患有严重风湿，现她将宣传孙中山思想的重任传给了儿子王祖耀，希望孙中山思想能传承下去。

孙中山的兄长孙眉早年赴檀香山经商有成，为支持孙中山革命捐尽家财，1915年即逝世，其两名孙子孙满、孙干，与孙中山一家极其亲密。

大多数孙中山后人都在国外过着平民生活，并远离政治，尤其在大陆。多年来，后人中没有人回中国大陆定居。孙中山的孙媳妇、孙治强之妻林伦可曾介绍说，“虽是伟人后代，我们没想到要特殊化，平时都很低调，在国外的邻居也全知道我们是孙中山的后人。大家过着平凡的日子，该上班的上班，该生活的生活。 ”

对于孙中山，其后人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都以孙中山为荣。孙穗芬说：“我这一生，感到最庆幸的还是有这么一位祖父。但他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全中国人民。我希望祖父的精神可以激励今天的年轻人，不要放弃任何的目标。”

人们在关心孙中山后人的同时，恐怕最关心的还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2011年春节的脚步已逼近，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即将整整百年，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

著名学者傅国涌指出，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

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的安全，就连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中国现有领土，只能找历史旧账。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中国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美国，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起步不久，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30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在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

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想像力。

但中国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人国民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

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人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整个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

辛亥革命，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富有概括性。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4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民生主义在台湾早就解决了，在大陆最近的30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当然也伴随着大面积的、深入骨髓的腐败。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在国上”、建立党军。

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启示，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功突破。

反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坚定的方式，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百年没有做完的考卷。

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权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数亿这样的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心理、愿望、要求、声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普通人是可有无的，每个人都是在场者，每个人都不可忽略。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继续以更剧烈的方式演变，全国各个角落的个案、群体事件将会层不不穷，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日俱增，官场腐败一如既往，上层权争暗斗会继续发酵，行政和司法权力对公民的蔑视和侵害也不会收敛，普通公民对权力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权力公信力的雪崩过程不会停下来。与此同时，掌握了财富的特权阶层从官员家属到暴发户移民海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普通公民与掌握权钱的特殊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加深，社会的鸿沟将越来越宽，许多矛盾的积累已像山一样压在这个民族的头上，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外，几乎都在等待改变，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

2011年，中国已在转变的路上，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只不过万众瞩目、期待的一夜突变还没有到来而已。今天，人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变还是不变，变是确定的，中国早已处在变的过程中，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往民权主义的方向变。

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一步的实现当然不可能天上掉下来，除了靠每一个中国人，别无其他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