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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的懦弱

2011-11-17 11:07:16 来源: 新民周刊(上海) 有311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6)

正在淡化的乡土人情已经无法制约这样的恶势力,在公权力救济不及时的情况下,懦弱地忍受较之反抗或许更有自保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底层相残与底层懦弱在深圳的一次极端的撞击。

不要轻信你所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在很多时候总是距你一步之遥。发生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起强奸案从三名当事人命运发生交集开始就在沿着一条不太正常的轨迹发展。

10月22日夜,深圳市宝安区河东社区,安徽籍外来人员王娟(化名)被同乡杨喜利当着丈夫杨武(化名)的面强奸,此后长达近半个月的时间内,这起强奸案并未引起外界的关注,甚至于在案发地,曾为此案感慨万千过的乡邻们都已逐渐将注意力转移至日常生活的琐碎。直至11月8日,南方都市报记者成希的一篇报道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这篇报道在网络上被冠以《女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未敢做声》的标题迅速传播。人们对杨喜利这名有着公权力色彩的联防队员的暴戾义愤填膺,但更不解于杨武何以在杨喜利长达一个小时的施暴过程中不报警、不反抗,始终躲在两米之隔的杂货间战战兢兢,乃至强奸最终发生时,仍吓得连头都不敢抬,任由弱妻遭受凌辱。

杨武最终选择了报警,并在警员到达现场后冲出来与杨喜利扭打在一起。然而,人们在看到这则新闻后,对他的愤怒显然超出了对杨喜利的谴责。杨武自责地评价自己是“世界上最窝囊最没用的丈夫”,他在互联网上最初恶评如潮,乃至被贴上了“史上最懦弱的男人”的标签。

稿件见报当天,媒体蜂拥而至,将杨武家20多平方米的电器修理铺围得水泄不通,长枪短炮对准杨武,话筒更是直接逼向精神行将崩溃的王娟。媒体记者做了一个危险的动作,他们试图通过此案探讨人性,却没有看到自己已经一脚跨越了新闻的基本伦理。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从杨武的懦弱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许,从新闻的角度,这确实比联防队员杨喜利的恶可探讨的空间与价值更大,一些媒体记者从一开始就直奔这个新闻点而来。

杨武与王娟显然始料未及。王娟对丈夫的懦弱是否怀恨,而杨武又有着怎样的纠结,这些都是记者们所关注的话题,乃至于有记者直接逼问王娟“你是怎么被强奸的?”王娟躺在床上,无奈之下侧转身子,拼命地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措手不及的杨武开始哀求记者们离开,别问了。

这个画面传至互联网,立即引发了包括新闻界在内的极大反感,人们震惊并愤怒于媒体对王娟赤裸裸的二次伤害。11月9日《江淮晨报》对此事的整版报道配上了这样的标题:《“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是的,你还好意思说!》如此草率、直接的道德审判,引来了如潮的谴责,第二日,《江淮晨报》在官方微博上作出道歉:“在制作标题时,我们只是浅薄地对受害人杨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未能做到应有的公正、公平,给受害人及读者带来了伤害,在此表示道歉。”

于此同时,舆论对杨武的懦弱逐渐转为理性的反思,试图探询其懦弱的根源,并开始给予他必要的同情与理解。其实,置身案发地深圳宝安区河东社区,你就会发现,新闻的中心远没有外部那样嘈杂。

早在11月8日,也就是媒体蜂拥而至的当晚,深圳市宝安区相关部门就将杨武一家紧急转移。消息人士透露,王娟如今被安顿在宝安区某医院,杨武家人被安置在某宾馆,并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络。

新闻当事人就此“消失”,也许对不堪媒体骚扰与外部重压的杨武与王娟而言,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是,信源由此只剩宝安区公安分局一家。11月8日夜,该局给驻当地的媒体发送的新闻通稿在不到两个小时内四易其稿,修改的细节包括牵涉该案的三人的名称,警方接警、出警的时间等,本刊记者通过比对这四篇通稿发现,主笔者着重斟酌的是案发过程以及三者尤其是杨喜利与王娟此前的关系上。

而今,随着宝安区公安分局新近一份对三者关系表述含糊、略带暧昧的新闻通稿的发布,杨武夫妇“设局擒狼”说甚嚣尘上。

真相在哪里?

外乡人杨武的弱

好比世上从来只有无缘无故的爱,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杨武的懦弱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杨喜利的恶又有着怎样滋生它的土壤,包括王娟在内,我们试图将他们还原为最真实而完整的人,并梳理清他们目前看起来云山雾罩的关系。这是一个艰难而又琐碎的拼图过程。不过在熟悉这三者的人看来并不复杂。

身高不足1米6、削瘦如铁的杨武今年31岁,他的少年很不幸,父亲在他14岁时去世,而后杨武便离开位于安徽阜阳农村的老家,漂泊都市,直至后来学了修理电器的手艺,最终在深圳宝安区河东社区租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铺子修理电器,生活才算有了着落。

王娟是杨武的第二任妻子,与杨武同乡,没有人知道杨武第一任妻子何时又是为何离他而去,河东社区的人们看到杨武时,他已经与王娟在一起苦心经营,照料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以及与王娟后来生育的一女一男,幼子方才3岁。

杨武收入不稳,生意景气时月入不过千余,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给邻居们留下的印象虽然懦弱,却是相当友善,杨武时常帮邻居们修理电器却不肯收费。杨武的生计在都市人看来确实窘迫,但对于他的邻居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值得感慨的,邻居们绝大多数都是他这样的外来人员,都在为生活疲于奔命,很难说谁比谁更可怜。

深圳是中国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例倒置最为严重的地区,倒置比例高达1:6,以河东社区所属的西乡街道为例,共有33个社区,其中8个城市社区,25个“城中村”。以河东社区为例,拥有深圳户口的本地住户420户,但多已在去年河东新区建成后搬走,老社区的居民几乎全是杨武这样来自全国各地乡村的底层百姓,他们在附近的企业打工,或开店谋生,有些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

杨武的电器修理铺往东不到10米就是河东社区警务室与居委会联防队值班室,联防队员们介绍,河东社区外来人口约有2万多人,为管理社区日常秩序,居委会聘用了近60名联防队员,这些联防队员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底层社会,每19人一组,而负责警务工作的“片儿警”具体几个人,这些联防队员自己都说不清,“好像是3人”。

联防队员们坦言,河东社区在深圳关外,虽已城市化,但社会生态与农村并无二至。与多数中国都市里的外来人口聚集地相似,河东社区的这些外乡人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邻里间交际不深,盗窃、抢劫、打架乃至强奸这类案件并不鲜见,但一般而言,除非是恶性犯罪,这些外乡人大多处于隐忍状态,乃至一些人东西被偷、被敲诈也不报警。

不过在遇到杨喜利之前,杨武的生活并没有多少麻烦,只是不到两年前,店铺里丢了东西,在河东社区警务室的提醒下才安装了四个摄像头。河东社区居委会的一名联防队员说,装摄像头在深圳并不奇怪,杨武所在的这条街道多数人家都装了。他回忆,两个多月前,还是在他们的提醒下,杨武才换了早已到了报废期限、画面模糊的老摄像头,“附近一家旧电子铺刚好收进了一家工厂淘汰的摄像设备,杨武买来进行了技术升级”。

而今,强奸案发生后,一些人揣测这是杨武与王娟事先设好的局,否则杨武干吗要在家安装摄像头?

“事实上,那时候杨喜利与杨武还未重逢。”这名联防队员回忆。

恶人杨喜利的可怜处

31岁的杨喜利也来自安徽,与杨武同村,杨武事发后曾透露,杨喜利上学时就因为品行不端小学一年级就被开除。根据杨喜利的大姐杨大影的叙述,杨喜利兄妹七人,排行老六,这也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家族,至今老家仍有一个半身不遂的老父亲。杨喜利与哥哥姐姐多年前也辗转来到了深圳,不过他们住在与河东社区一路之隔的径贝社区。

杨喜利平素还算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本分的人,但却酗酒,且酒后发起酒疯来相当吓人。漂泊的外乡人没有了在老家环境中乡俗人情的约束本来就容易失控,再加上从小养成的暴戾性格,杨喜利在深圳很快就闯了祸。2003年,杨喜利因为抢劫被判刑三年半,直至2006年出狱。出狱后的杨喜利一直没有找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哪怕像他的大姐这样开一家废旧电子收购站。直至2008年12月,他被招进径贝社区联防队负责岗亭收费工作,径贝社区与河东社区一样,招收外乡人组成联防队管理社区日常秩序,也称“护村队”,所谓护村其实不如说是“用外乡人管理外乡人”。

除了曾经因抢劫入狱,杨喜利后来又因打架斗殴多次被拘留,径贝社区治安办蔡主任说理论上,他们招聘联防队员时是要查一下是否有犯罪前科,但遗憾的是,连这名负责治安办的主任都说不清杨喜利为何被招进了联防队,河东社区联防队一名联防队员认为这并不奇怪,“规定只是规定,实际招联防队员时,有在联防队熟悉的老乡介绍就通过了。”

杨喜利被编入径贝社区联防队三组,组长是联防队长钟思贤,按照钟思贤的叙述,杨喜利入职最初三个月还算正常,后来就本性暴露了。杨喜利住在径贝社区治安综合楼502室,直至11月8日,杨喜利归案后半个月,记者们在这间屋内还发现了他喝剩的20多个空啤酒瓶。钟思贤解释,杨喜利喝酒后撒酒疯,打人骂人,也有联防队员告诉记者,杨喜利喝酒后打人时,如果遭遇反抗便会将对方往死里打。

钟思贤以及联防队领导为此教育过杨喜利多次,杨喜利也因此写过很多次检讨与保证书,但仍屡教不改,毫不收敛,钟思贤说他们也拿他没辙。

杨喜利也是一个生活不如意的人,很难说他的恶最终衍变至极端究竟与联防队员的身份有多少关联。他的性情大变一说源于家庭的重大变故,去年他4岁的儿子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因为需要巨额医疗费,再加上杨喜利酗酒后时常殴打妻子,最终导致这名湖南籍的妻子与他离婚。杨喜利的月收入1300元基本工资加上300元的补助根本无力支付儿子的医药费,杨喜利的大姐杨大影说他们兄妹6人凑过5万元医药费,但转眼就花完了,孩子抵抗力太差,感冒一次就花了1万多元。

尽管骨肉亲情难以割舍,但兄妹们毕竟各有各的家庭压力,因此再难对杨喜利伸出援手。这之后,杨喜利又找了一个女朋友,同居半年后,同样由于酗酒打人,女友难以忍受,最终在今年9月也离开了他。

也就在这期间,早已断了十多年联系的杨喜利与杨武重逢了。

两个月的欺辱

关于杨喜利与杨武的重逢,邻里们说法不一,一说是杨喜利听说杨武在河东社区,自己主动找上门的,还有一说是杨武偶然遇到了杨喜利,甚至帮助过杨喜利,属于“引狼入室”。人在异乡,尤其是深圳城中村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外乡人们本来就多靠老乡关系彼此照应,河东社区有居民说,杨武一贯老实巴交,最初曾对杨喜利抱有幻想,在他看来穿着联防队制服的杨喜利毕竟背后站着警察,多少有些能耐,或许可以成为他的靠山。不过由于杨喜利与杨武目前均无法接触到,这些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但通过对多名杨武邻居尤其是河东社区联防队员的采访,记者发现,杨喜利的出现很快成为杨武梦魇的开始。河东社区的外乡人人尽皆知,杨喜利9月份与杨武重逢后,时常要求杨武一起出去喝酒,实际上,每次饭足酒饱后,杨喜利都让杨武埋单,最初杨喜利还会骗杨武说以后会还他,后来连骗都懒得骗了。再往后,邻居们就隔三岔五看到杨喜利带着两三个壮汉,开着摩托车改装的巡逻车,放着喇叭呼啸而至,连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员都觉得很反感:“那模样很嚣张,大老远就听到轰鸣声。”

杨喜利多数是晚上来杨武家,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员接受采访时害怕日后杨喜利报复,无一敢透露自己的姓名,只是说,杨喜利来就逼杨武买酒买菜招待他们。“很变态,喝完酒殴打杨武,还逼他跳舞。”杨喜利身高1米8,很是魁梧,杨武个性懦弱只得依从,王娟也曾劝丈夫不要再与杨喜利交往,但无奈的是,杨武根本无力抗拒。

9月,两人相逢后不久的一天,杨武的儿子生日,但杨喜利却非要将王娟带出去,杨武不同意,杨喜利说让她帮着自己去找回女朋友。有知情人透露,杨武当时提出异议:“你的老婆丢了,把我老婆带出去算什么名堂。”杨喜利则解释:“都是女人,好帮我劝劝。”就这样,王娟被杨喜利带了出去,一夜未归,回来后据说王娟哭哭啼啼、神态异常,那可能是王娟第一次被杨喜利强奸,但杨武是否知道,现在也不得而知了。

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员们回忆,从那以后,杨喜利几乎每天都来骚扰杨武一家,为了保护丈夫不再挨打,每次王娟都挡在丈夫前面,试图将杨喜利推出去,但时常是被杨喜利拖上摩托车带走。“两人发生关系有在宾馆,有在杨喜利家,我们也很难说王娟与杨喜利的关系到底是通奸还是强奸,但我感觉更像是顺奸,王娟没法抗拒。”一名联防队员解释。

杨喜利与王娟此前的关系,宝安区公安分局也很难定性,通稿中只是隐晦地说“此前相识并有来往”。尽管杨武在最初接受成希采访时曾回避了这一点,但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员认为杨武是早知道这层关系的。杨武苦恼中曾将杨喜利与王娟的QQ聊天记录翻出来给好友看,上面都是杨喜利威胁王娟的话,比如拿杨武和小孩威胁王娟,说如果敢说出去就打死杨武和小孩。王娟很害怕,好友也曾劝杨武报警。

“他来我们这里投诉过四五次,说杨喜利强奸他老婆。但那只是他的说法,毕竟没有证据,我们也没有办法。”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员告诉本刊记者。杨武实际上是来河东社区警务室报案的,以他的知识背景,他并不懂得该掌握怎样的证据,而杨喜利的行为又该得到怎样的法律追究。

联防队员们将他的报案一直理解为“投诉”、“咨询”,尽管他们对杨喜利的行为也有耳闻,甚至看在眼里。在这些联防队员看来,外乡人的事情很复杂,尤其男女关系,谁也说不清楚,很多时候只要没有恶性案件发生,他们也不会报告片儿警,外乡人的事情一般都是外乡人自己处理。

得不到公权力的救济,杨武无奈接受现实,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员说:“我们也很同情他,经常看到他在门口哭。”

杨武后来与王娟商议,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也不追究杨喜利的责任,惹不起,咱就躲。

“设局擒狼”?

于是,河东社区联防队员们便看到国庆后,原本在每晚九十点才关门的杨武一家,六七点就赶紧关门休息。杨武夫妇也明确通知杨喜利,过去的事情不追究了,以后你也别来了,但杨喜利并不放过。他照例开着那辆改装的巡逻摩托车,轰鸣而至,使劲敲门,而后逼杨武夫妇酒肉招待,再之后撒酒疯,打杨武、逼杨武跳舞。“他们闹得声音很大,但毕竟没有发生案件,我们也不好干涉,杨武很可怜,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们也帮他驱赶杨喜利。”一名联防队员介绍。

杨喜利的上司——径贝社区联防队队长钟思贤在案发后解释,杨喜利在国庆期间因为酒后打砸岗亭已被解除劳动合同。钟思贤认为,杨喜利作奸犯科,严重败坏了联防队的声誉,他认为很丢脸。但是他是临聘人员,事发也不在上班时间,他殴打强奸别人,这属于个人行为,与社区没有任何关系。

钟思贤辩称,杨喜利被开除后,一直找不到他人,所以制服、警棍、钢管也就没有收回来,解聘通知也没有签收。但事实上,杨喜利一直居住在治安综合大楼的502宿舍内,直至该案在11月8日曝光,杨喜利的家人才来将他的东西带走。

宝安区公安分局11月10日对案情的通报中描述:据调查,杨某与受害人王某的丈夫杨某系同乡和小学同学,自今年9月起,与杨某一家的来往较为密切。今年10月,王某明确表示不愿意再与杨某来往,但被杨某继续纠缠。案发前一天(10月21日)晚上,杨某乘杨某不在家再次纠缠王某,并声称第二天会再来。王某夫妻商量,若杨某再来纠缠就报警。案发当日下午,王某丈夫杨某交代其员工对外称自己去东莞办事未回,实际上于案发前和案发时藏匿于店铺内卧室隔壁的杂物房里。当晚9时30分许,杨某酒后再次来到王某家对王某进行纠缠,其间有勒颈、拉扯、殴打等行为。21时50分许,杨某利尾随王某进入卧室,对王某实施强奸。21时55分,藏匿在杂物房内的受害人丈夫杨某电话报警,杨某被当场抓获。

这引发了外界对杨武夫妇“设局擒狼”的猜测,记者致电宝安区公安分局要求解释,但该局公共关系室负责人说通稿已经讲得很清楚,让记者自己去揣度,“我们不好明说,但我们肯定作了详细的调查取证”。

因为杨喜利联防队员的敏感身份,以及杨武的空前“懦弱”,这起案件引起了各界极大的关注。广东省、深圳市在新闻曝光后一系列的做法显然都在竭力尽快淡化此事引发的舆情。

不过,无论杨武、王娟与杨喜利此前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管当天杨武夫妇是否设局,就现有证据而言,当晚杨喜利对王娟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这一点并无争议。

杨武目前已被批准逮捕,另两名犯罪嫌疑人正在追捕过程中。

这不是一个局!

本刊记者通过多方采访求证后发现,10月22日当晚的基本事实与警方通报无异。不过就连河东社区警务室的联防队员们都认为杨武绝无可能设局。他们掌握的情况是,杨武夫妇知道杨喜利当晚会来骚扰,因此杨武从东莞回家后就早早关门躲避,并嘱托在门口玩耍的大女儿,如果杨喜利来,就说爸爸还没回家。杨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说他不在家,而王娟坚决不同意跟杨喜利出去,最严重的情况也不过是杨喜利照旧闹闹也就走了,不会对女人孩子有过分之举。

然而这之后就如杨武家的摄像头记录的那样,穿着花格子衬衫、略显秃顶的杨喜利在当晚9时37分带着两个分别身穿红色、黄色衬衫的壮汉通过打砸强行进入杨武家。而后杨喜利不顾王娟的竭力抗拒,对王娟动手动脚并最终通过暴力将王娟拉进卧室实施强奸。

画面显示,杨喜利是在9时50分左右,抓住王娟拉扯着向卧室方向走去,消失在画面里的。杨武事后曾对邻居们解释,他没有预料到事态会进一步恶化,因此一直躲在后面,免得自己出来帮妻子又要被打,而王娟出于对丈夫的保护也没有向丈夫呼救。直至9时55分,躲在杂货间的杨武意识到妻子被强奸,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最终报警。

杨武在被宝安区相关部门带走后也曾偷偷给记者成希打过电话坚决否认自己设局,并承认出于自尊的考虑就妻子曾被杨喜利强奸过八九次的事实对记者作了隐瞒。

10月22日是杨喜利第一次在杨武家里强奸王娟,杨武并不懂得法律上有一个正当防卫,因此在妻子被强奸时,虽然一瞬间动过念头想冲上去杀了杨喜利,但很快考虑到万一自己杀了人,四个孩子与80岁老母今后将无人照料,而自己又打不过杨喜利,只得作罢。

他报警时战战兢兢,声音压得很小,生怕被杨喜利发现他躲在后面,以至于警方一开始将“强奸”听成了“抢劫”。

10时13分,杨武维修店的大门突然被打开,五六位警察和联防队员出现在画面里。随后,杨喜利也从卧室方向冲进画面,身后紧随扯着他的杨武。杨喜利当即被警方控制,杨武则冲上前,屡屡用拳头打杨喜利的脸。

这是两个多月以来,饱受欺压的杨武对杨喜利的唯一一次反抗。

将懦弱进行到底?

河东社区联防队一名参与当晚现场处置的联防队员回忆,杨喜利被抓获时态度嚣张,叫嚣出来后会找杨武算账。“我们都在心里骂,你这个家伙这次终于死定了!”

当着丈夫的面,在自己家里被强奸,最终将这个柔弱女子的尊严彻底撕碎,她开始惧怕陌生人的出现,每天不吃不喝,用头拼命撞墙,头上到处都是包,脸颊肿胀得老大。乃至在10月30日夜里割腕自杀,幸被杨武及时发现送医救回。“如果这是夫妻俩设的局,或者事先有奸情,王娟何以崩溃?”这名联防队员说。

杨喜利被抓后,杨武本不想再追究。但他不堪杨喜利家人轮番上门辱骂、吐口水,甚至杨喜利的母亲还举着“强奸”的牌子站在店门口羞辱王娟被强奸了还有脸到处说,杨喜利的哥哥也不断威胁杨武,“全家可能会死光光”。

杨武唯唯诺诺,苦苦哀求对方不要威胁他的家人,甚至曾去西乡派出所要求销案,被派出所所长骂回。

一方面无法摆脱杨喜利家人的骚扰,另一方面案件似乎进展缓慢。杨武只得求助媒体,只是他没有想到,后来舆论出现了重大的偏差,反倒给他的家庭尤其王娟增添了更大的心理负担。

深圳目前已经对西乡街道维稳综治中心专职副主任、径贝社区工作站副站长、治安办主任、联防队长、径贝社区警务室警长予以停职处理,接受调查,并吸取教训,对全区治安联防队伍进行进一步教育整顿,要求各社区居委会在招聘联防队员时严把准入关。

杨喜利与杨武,这两个既可恨又可怜的男人,站在了人性的两个极端,谁也无法预料,在他们之间受伤的那个女人会由此发生怎样的命运转折。

杨武的懦弱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他的一名同乡说自己很能理解,这种懦弱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的经验。在他们农村老家,村民们长期以来面对杨喜利这样的地痞恶霸,一般都是惹不起就躲,躲不起就忍。

正在淡化的乡土人情已经无法制约这样的恶势力,在公权力救济不及时的情况下,懦弱地忍受较之反抗或许更有自保的意义。

这就是中国底层相残与底层懦弱在深圳的一次极端的撞击。

铭记王娟蒙羞的那张床单。

那是所有人的耻辱。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责任编辑:NN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