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半夜不回家这好吗:我读《大学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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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大学一解》 (2011-04-14 )

    《大学一解》的作者——梅贻琦

                          （图片来自网络，无商业目的）

   读了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感触颇深。梅先生对《大学》独到的见解，加之深入地联系当时社会现实，引发了我无数的思考。

  首先，我想结合《大学》谈一下我对“学”的理解，并由此引发对我们当下教育问题之所以存在的根源思考。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学”是指什么呢？孔子他要求我们学什么呢？是不是真像一般人所讲的那样：学习了知识，然后及时地复习它，这是一件愉快的事？假如真是这样注释的话，我是不佩服孔子的。当初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的情形，那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其实这里的“学”是指学问，是指“大道”。学问不等于知识，知识存在于书本当中，而学问需要从实践中去体悟的，故《红楼梦》中有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见孔子是说，学道之后，要到实践中去，从做人做事中去体会，要随时随地有体验，随时随地能反省，这就是“时习”。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孔门后人所作的《大学》一书的开章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问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心中已有的“明德”，再融入到“亲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当中。儒家曾经提出要内圣外王，“明明德”即是内圣，“亲民”即是“外王”，在“明明德”与“亲民”相互结合的过程中，要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中庸，才能达到“至善”。用大学的八个条目来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于“内圣”的范畴，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的范畴。于是，梅贻琦先生便将“明明德”与“亲民”作为人生哲学与教育的两大步骤，不可偏废其一。反观我们的教育现状，人们一味过度地追求“外王”——不断地向外生发，同外部世界竞争，却忽视了最根本的一面——“内圣”，也即修身。修身意识的丧失，导致整个教育领域的畸形发展，引发了众多的教育问题。 梅先生在说明青年“明明德”时“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关于“知”方面的分析以及关于学生自身修养不足的原因，引发了我对创新的思考。我们现在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那么，个体怎样才能做到创新呢？《大学》里关于修身的方法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生最大的浪费是生命能量的浪费，以致难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这种生命能量的浪费就在于不“知止”，思维和意识总被外在的各种诱惑所牵引，使得我们的精力在日常的生活中内耗殚尽。“知止”是帮助我们养精气神的方法，这个时候才能不被外在的东西所左右，才能安定下来。心神的安定才能有思考和体悟的时间，因此也才能有所得。因此，创新不是一味得分析、探究问题，而是在一定问题的基础上，暂时把问题悬置起来，在心灵达到空明澄澈的境界下——止、定、静、安，问题的答案便会突然出来，这便是所谓的“顿悟”或“茅塞顿开”，可见修身对于我们创造力的培养也是有很大裨益的。 另外，梅先生在《大学一解》中还提到了“通识”与“专识”的关系，这也是和当下高等教育系统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学”是指学问，而不仅仅是知识。我们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知识是很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学习知识不在于知识本身，而是在于培养建立我们一种为人处事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现在人类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人文的思维方式。“通识”属于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只是为特种事业准备的。“通识”的作用不仅是提高自身修养，也有“自通于人”的效果。而“专识”只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不器”的器化而已。“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虽然事业足以辅助人生、推进人生，但不能说全部人生都寄托在事业之中。“专识”体现的是一种科学思维，通过逻辑理论化的专业知识承载，只是对我们的事业有益。而“通识”体现的更多是一种人文的思维方式，通过整体直观化的人生体验而获取。其中更多的是常识而不是知识，而这些常识对我们的人生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因而，“通识”具有“专识”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先生以敏锐的眼光区分通识与专识、常识与知识的作用，推崇“通”重于“专”的原则，确实是有相当高的见解。联系到我们当下的教育领域，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学生，人们往往过多地关注知识，一味地追求知识而忽略了常识的存在。即便是通识教育课程的实施，也是以教授专业知识的体系和规范展开，其效果可想而知。人们都说常识简单，是不学自知的，但是像“白天学习，晚上睡觉”的常识又有几个学生做得到呢？看看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就知道一个不坚持常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专业医学博士的指引下让怀孕的妻子屡次拍摄X光片，以致付出一个弱小生命的代价。可见，通识教育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让通识教育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按照它本身的机制发挥它本应有的作用，是当下教育领域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然常识不只是这些，它更是一种人生实践的经验和体悟。因此，现在的班级授课制远远不能符合这一需要，正像梅贻琦先生所说的那样，“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因此，我觉得借鉴传统的教学形式，实施游历教学是达到通识教育目的的一个出路。  众所周知，沿用至今的班级授课制最早是由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倡和组织实施的。“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而得以实现。为了实现自己的“教一切人”的理想，夸美纽斯经过不断探索并且找到了使这种教育成为切实可行的教学组织形式——分班上课制度，此后逐步发展完善，推行遍及欧美乃至全球，成为今天家喻户晓的班级授课制。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为什么班级授课制的原型没有在我国产生或者班级授课制为什么是最早从西方产生并流传开的呢？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现代科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区别来思考。我们可以将现代科学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科学是基础理论与应用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中介。现代科学往往是科学技术并称，是因为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太大，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决定技术，技术也决定着科学。比如物质结构的研究，没有理论不行，但是要突破理论，没有高速、高能量的碰撞机也不行。所以，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但在传统文化里，理论与应用之间缺少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即理论与应用之间没有中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理论的应用只有靠主体来直接把握。所以，现代科学是中介科学，它的最大特点是，技术一旦创造出来，就可以进行批量的复制。而中国传统科学是非中介科学，它的最大特点是，理论是靠主体的内在体证和理性思考来付诸实践。有人说，班级授课制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为培养各种各样的产业工人而产生的。我觉得这只是“班级授课制”产生和发展的外在原因，它还有产生和发展的“本体论”原因，而这种原因正是基于它自身的中介性。班级授课制随着自身的完善，本身发展出一系列具体明确的、可操作的组织实施制度及步骤等，而这些制度、步骤一旦确定下来就具有中介性，可以进行大批的复制。因此，班级授课制所具有的现代科学的属性——中介性，是使得它得以流传至今的内在原因。而我们的传统教学形式——游历教学基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产生，本身不具有班级授课制那样的中介性，主体的内在体证和感悟是在纯生发的情境之中，因而不能以具体的制度化形式得以流传。 所以，现代科学造就的班级授课制最先来自于西方，它虽然有利地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化，但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难以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不利于因材施教。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另外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游历教学，却是弥补这种缺陷的最佳良方。可见，对于中西文化的两种不同教育形式，我们不能盲目地厚此薄彼，而应该全面辩证地看待。 游历教学除了可以有效的克服班级授课制的缺点之外，还弥补了现代建构主义课程理论的某些空白。建构主义理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建构的源泉是什么？教师和学生是如何建构的？现在的理论认为是学生的形成性思维以及原有的知识经验，教师根据这些进行建构的。但是，我觉得学生的形成性思维只是建构的机制，原由的知识经验是建构得以进行的一个条件。这些都不能算是建构的源泉。在卡尔·波普尔、卡尔·贝赖特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把知识分成三类：主观知识、客观知识和实践情境知识。实践情境知识就是指蕴涵于某种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其中使用的工具物品之中的知识，这些知识体现在实践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关系（如分工）、实践规则之中，也体现在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以及活动所发生的物质景况之中。现在的班级授课制，学生获取的仅仅是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对于实践情境知识的展示和传授是很困乏的。而这种实践情境知识对于学生的文化修养、性格陶冶乃至创新思维的培养都具有极大的作用。游历教学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在某一具体的场景之中需要师生积极调动已有的主观知识，丰富和验证客观知识，更重要的是它蕴涵着大量的实践情境知识。只有在师生共处、寓居于情境之中时，建构才得以开始。所以，我觉得实践情境知识是建构主义的真正源泉。此外，游历教学对于我们现在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等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以上是我读完《大学一解》的一些所思所想，当然，《大学一解》中还涉及到了“无所不思，无所不言”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论等等，都是对当时的教育现状而发的，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也仍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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