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叫你别回头豆瓣:美智库: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9:12:44

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

 

20093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发表一份报告,总题为《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该报告除去总述和结论外,共有11篇文章,以下是该报告概述部分中的总述全文:

 

总述

近年来,中国一直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的、非对抗性的外交关系,通过在国际上施加软实力和经济影响力来追求国家利益。中国利用软实力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对美国的直接挑战。

中国经济快速扩张,该国对自然资源、出口市场和政治影响力的需求使得它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

中国在发展中世界推行软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的行为大多着眼于未来,其结果尚待评估。

东南亚是中国在全球推行软实力最成功的地区,特别是在越南、泰国、老挝这样的东南亚内陆国家中。中国的目的是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在许多国家的重心是确保能源供应,在巩固与中东、非洲及其它地区的能源关系时,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拉丁美洲,中国积极地在软实力与经济影响力之间进行平衡,以保持市场和能源供应,获得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

中国目前正在就其软实力的来源和使用软实力的理由进行广泛论战。中国目前缺乏一项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软实力被视为被动性的防御,旨在消除他国对中国威胁的恐惧。

要将中国纳入气候变暖、能源和安全这样的重要全球问题,需要对中国的政策、迫切需求和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进行精确评估。因此,美国也在就中国的软实力究竟是在提供一种健康的竞争,还是构成了一个战略威胁进行一场论战。

在一个零和框架中观察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成功和失败不能有效地形成美国的政策,只会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中国并未试图取代美国在中东、南亚和拉美所扮演的安全提供者角色。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制定政策,确保美国有效推行自身政策时,必须对中国维持自身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一政策目标加以考虑。

美国可以在发展中世界与中国进行更大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卫生、农业和维护和平方面。如果能够进行这种合作,美国和中国将会发现,两国都是在为全球公众的更大利益努力工作。

结论

中国特别强调其对外接触的软实力方面,在本地区和全世界公众面前塑造一个没有威胁性且负责任的国际化强国的形象。中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扩大的外交接触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在发展中地区,很多国家对中国能够在贸易、投资和可供选择的发展伙伴关系方面带来的好处给予厚望。另一些国家则感到不安,它们不知道中国对能源、资源出口市场的看似不可满足的需求对新兴的经济体、软弱的政府和被剥夺权利的民众意味着什么。最终,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它们的政府和人民能否利用中国和其它主要国家的对外接触最终使本国受益。

在西方,中国的经济接触和软实力的结合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地区的影响将会削弱,对治理、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投入也会被破坏,特别是在那些政府缺乏合法性或国家远见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特别是许多美国人担心失去对中国的战略影响。然而,由约瑟夫奈和理查德阿米蒂奇联合主持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巧实力委员会作出了以下结论:

中国的可以看得见的软实力很有可能继续增强,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华盛顿和北京在发生冲突,争夺全球影响。首先,很多因素将会制约中国的软实力,这包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其次,中美双方可在很多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上合作,在某些情况下两国已经实现了合作。能源安全和环境治理是最重要的问题,此外还有公共卫生和防止核扩散这样的跨国问题。全球领导地位不必成为零和博弈。中国只有在美国任由其吸引力萎缩的情况下才会变得强盛。

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软实力战略会如何收场。尽管如此,美国能够从中国的软实力接触的各个方面借鉴到很多,美国拥有近年来利用不够的软实力。

现在是一个良机,美国和其它国家应该在共同关心的领域积极与中国接触,加强应对中国和其它国家带来的激烈竞争的区域能力,尽早努力减少潜在的分歧领域。

 

 

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正在进行的争论

国际问题观察家对中国软实力影响的扩大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表示担忧。然而,他们在作出这些评估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人自己对软实力及其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的想法。如今在中国,软实力是热门话题。其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核心源泉,这种观点得到中国领导层的认可。尽管最高层对软实力有浓厚兴趣,但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与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其软实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临时采取和反应性的,旨在反驳中国威胁论和改善中国在国外的形象。随着中国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关于中国软实力该用于何种目的的辩论持续进行,美国及其它国家应通过和中国接触影响中国的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增加以下可能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和起稳定作用的影响。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3月发表一份报告,总题为《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以下是该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邦尼格拉泽)和梅利莎墨菲为这份报告概述部分撰写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要点

中国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国际问题观察家对中国软实力影响的扩大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表示担忧。然而,他们在作出这些评估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人自己对软实力及其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的想法。在中国,如今软实力是热门话题。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核心源泉。这种观点得到中国领导层的认可,从而支持在国内外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资金不断增加。

尽管最高层对软实力有浓厚的兴趣,但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与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虽然中国也为此而出台了一些前后矛盾的政策。中国的软实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临时采取和反应性的,旨在反驳中国威胁论和改善中国在国外的形象。

随着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扩大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北京有可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取代西方的价值观,并且北京还可能自信地向世界推广中国的发展模式。然而目前,中国高级领导人正在努力避免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竞争和对抗。

在国际关系领域,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日益崛起的实力及其对国际稳定的未来影响。大部分研究都是关注中国的硬实力,所谓硬实力是指一国通过军事能力和经济手段威逼或利诱另一国执行一项政策或采取某一行动的能力。最近几年,中国的软实力也成为大量研究关注的焦点。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获得它想得到的东西的能力。中国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正不断扩大,国际问题观察家对中国软实力影响的扩大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表示担忧。中国魅力攻势是中国挑战美国这个世界现有超级大国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看法获得很多人的赞同。

支持此观点的人试图评估中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人自己对软实力及其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的想法。最近几个月,一些学者开始在他们的文章中通过研究中国有关软实力的内部讲话填补这一空白。本论文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有关软实力的辩论情况,特别是为什么中国领导层接受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核心源泉,以此对这一空白的研究做出贡献。我们还研究了中国学者是怎样发展约瑟夫奈的原始理论框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的提法,特别把国内和国外政策层面的软实力发展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考量。本论文的结论是:尽管学术界对软实力的辩论十分激烈、领导层对软实力有浓厚的兴趣,但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的、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尽管中国也为此而出台了一些前后矛盾的政策。

中国的软实力政策强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是临时采取的,主要是反应性的,旨在反驳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随着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扩大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有可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取代西方的价值观,并且北京还可能自信地向世界推广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今天提倡这些政策的只是一小部分中国学者,还没有得到中国领导层的支持,中国领导层仍然非常谨慎并不愿意冒风险。

学术界的两次辩论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导》一书出版之后,在中国关于软实力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理论性的,只局限于学术圈。学者们主要关注什么是软实力以及在中国该如何定义软实力。他们在哪个才是软实力最好的翻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约瑟夫奈关于一个国家有能力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基本假设在中国得到不少人的认可。

王沪宁是中国学者当中第一个发表关于软实力文章的,他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当王沪宁还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时候,他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约瑟夫奈有关软实力的几要素———文化、政治价值和理念以及外交政策———的理论。鉴于中国在执行软实力时把文化置于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即1993年时,王沪宁就提出文化是一国软实力的主要源泉。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如果一国有令人羡慕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那么其它国家就会效仿……该国不需要动用硬实力,因为硬实力是昂贵的并且不是十分有效。

在中国真正开始讨论软实力是始于2005年前后。随着讨论突破仅对约瑟夫奈的理论作学术上的解释且中国学者将其理论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软实力引起了领导层和普通大众的注意。软实力是当下中国的热门话题,随便浏览一下学术数据库以及热门网站,你会发现很多关于软实力的文章、领导人讲话稿、民意调查以及博客文章。在关于该形成怎样的内外政策以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激烈辩论中,软实力被赋予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综合国力是指综合运用经济、外交以及军事力量来保证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合适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价还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无论是遵循科学发展观思想还是建设和谐社会,无论是关于要韬光养晦或是有所作为的辩论还是反驳中国威胁论并建设和谐世界,软实力都贯穿于所有这些问题之中。正如一个智库的一位专家所言:在第二轮辩论中现在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软实力对中国非常重要。

鉴于在美国对奈的理论有不同看法,那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奈的理论在中国如此受欢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奈的理论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相通之处,例如,儒家思想赞美那些依靠道德力量而非物质力量的君王,相信王道终将战胜霸道。另一个解释是奈的理论出现的时机非常合适。它被引进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在深度审视大国的崛起和衰落,中国不仅希望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还希望成为一个强权。一些学者———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沈骥如———认为,曾经和美国一样强大的苏联是由于其软实力存在问题才使它在和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中国的学者以及领导人都相信,中国要取得———或者实际上是恢复———其大国地位,既需要增强硬实力也需要增强软实力。另外,人们认为,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硬实力———特别是用军事力量———的价值正在下降,而软实力的价值正在上升。

人们普遍认为,尽管中国在增强硬实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软实力方面还很落后。中国专家关于软实力的争论主要是中国的软实力是该继续保持反应性的(主要是为了改善中国的形象)还是该变得主动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是否应该输出所谓中国发展模式的辩论正在展开。另外,什么是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源泉?怎样增强软实力?怎样宣传软实力?怎样使用软实力?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

中国软实力的讨论:两个主要的学派在关于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讨论的大背景下,围绕中国软实力提法的讨论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学派。一派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所持的主流派观点,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跟20世纪90年代第一个提出此观点的王沪宁相呼应。另一派是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所持的少数派观点,该观点不否认文化的重要性,但他们注重如何使用软实力的资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文化学派对政策制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文化在执行软实力中占据中心地位的观点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支持,下面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此学派的观点。

文化学派的主要支持者俞新天认为,软实力包括思想、理念、原则、机构以及政策,所有这些要素都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必须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发挥作用。俞新天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她认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越时髦,越多的人就会接受它,那该国软实力提升的可能性就越大。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和传统文化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软实力资源,不仅对与中国共同享有儒家思想传统的东亚邻国有吸引力,对国际社会也有吸引力。一名著名分析家认为,中国现在所强调的发展、稳定和和谐有普世的吸引力,虽然不能取代、但可以补充美国的价值观念。其他一些学者的看法更激进,认为诸如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以及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可以替代西方的价值观念,这些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被中国共产党重新包装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一些中国人认为,诸如贫困、环境恶化、地区冲突等全球性问题,采用中国的方法比采用西方的方法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通过观察美国的软实力,中国更加坚信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资源。中国注意到,尽管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输出民主理念的努力以及最近出现的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其它软实力资源,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依然强大。有些人即使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或政治价值持批评态度,但他们仍看美国电影,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人民大学副教授方长平指出:美国软实力下滑主要是由'美国的所作所为导致,而'美国本身依然有很强的吸引力,这就是美国在软实力领域至今仍占优势的原因之一。

一些学者———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胡键———警告说,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贸易存在逆差。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利用文化媒介宣传中国的形象并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十分重要。这样中国可以抵制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价值观念和形象,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对西方媒体报道西藏抗议活动的愤怒以及2008年春天奥运圣火传递遭干扰再一次证实了中国长期的怀疑,即美国利用它的文化霸权弱化中国并破坏中国的稳定,这也导致有人呼吁中国政府要回应这个挑战。上海交通大学的李海娟认为,软实力竞争的核心是文化实力的竞争。她的观点得到很多中国人的认同。

中国领导层认同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的观点

关于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不需要太多的说服就相信。中国共产党认为文化是国际竞争的支点:通俗的说,一些强大的国家希望利用文化作为武器对付其它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经常指责西方寻求和平演变的政策,即西方秘密地通过向中国渗透西方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来颠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自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的运动。胡锦涛在2006年的一次讲话指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权。胡主席关于软实力的讲话更加深了这一观点,共产党必须把文化处理好。

20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统一的意识形态———或者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替代现在已失效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且以此替代西方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虽然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过渡的步骤得到认可,那就是重新复兴曾经一度被诋毁的传统思想流派,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还有一个共识是,中国除了要建设物质文明(硬实力)外,也要建设精神文明(软实力)。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001年,中国公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

200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启动。尽管没有明确使用软实力这个词,但宣传部门负责人刘云山说,在党的指导性原则的文件里把文化建设摆在战略位置,这凸显了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刘还补充说,文化实力是整合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着眼于软实力,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20061月,在对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一次内部谈话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国国际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必须在包括经济、科学和技术、国防实力的硬实力以及诸如文化等软实力中都得到反映。胡锦涛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使用了软实力这一提法,标志着中国官方正式认可软实力以及文化的核心地位。胡锦涛说,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总之,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软实力在增强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认可主流的学术观点,即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重要性。以指导思想一元化为基础的中国可以把它的文化软实力延伸到海外。据一位著名学者讲:发展国家软实力已经被认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基本上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之一,不管这是不是官方说法。

在实际层面,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在国内外发展文化软实力增加投资。2004年,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监管孔子学院的建设,孔子学院的任务是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和语言。2004年,在马里兰大学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孔子学院。现在,在全美国有40多所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其它国家有260所孔子学院,分布在75个不同的国家。另外,国家还为一系列高端文化活动以及国际交流提供资金支持,包括2003年法国中国年、2007年俄罗斯中国年、美国和英国的几次主要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据报道,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文化事业的支出比2005年增长23.9%,达123亿元。2007年用于软实力活动方面的外交支出将增长37.3%,达230亿元。外交部也正在考虑设立一个办公室来协调公共外交,仿效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办公室。

中国政府还支持和软实力主题相关的研究,并要求主要智库做相关方面的研究。在给中央政治局25位委员讲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崇富说:自上任以来,胡锦涛和温家宝十分重视社会科学,从战略的高度加以研究,把它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再一次吹响了复兴中国软实力的号角。

2006年,中国颁布了《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该计划有一章专门讲中国文化走向全球的战略,鼓励媒体和文化相关的企业加大中国文化的报道和国际影响力。鉴于一国文化软实力不仅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还取决于它是否有强大的宣传手段和能力,中国致力于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公共观点形成力量。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政府计划出资450亿元打造媒体。24小时播出的国际电视频道———CCTV9已经提供英语、西班牙和法语服务,正计划增加俄语和阿拉伯语服务。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计划开辟更多的海外分社。

文化学派和政治学派

尽管文化学派显然赢得了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少数学派的观点是,他们并不否认文化的重要性,但他们更关注软实力的资源是如何利用的。他们的结论是:软实力的核心是一国的政治力和权力操控力,而不是文化或吸引力。该学派的主要支持者———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认为,提高中国软实力的关键是增强政治力。以政治为出发点和以文化为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阎和他的同事徐晋认为,软实力包括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能力以及国内动员能力。阎和徐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试图量化软实力的学者,他们的结论是,现在中国的软实力是美国的1/3。为了追赶上美国,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必须重新平衡国内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即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以此建设软实力的政治基础。阎和徐还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应该重新审视不结盟政策,并把发展更多的战略盟友作为软实力建设的主要目标

在强调政治的重要性高过文化的重要性的中国国际关系和政策问题专家的圈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对软实力在外交政策和机制方面的作用感兴趣。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和外交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认为,软实力体现在一国制定国际准则、设置议题、动员盟友以及兑现承诺的能力。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参加多边外交、海外援助项目以及维和行动对中国很重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郭树勇认为,为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中国需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并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他甚至提出在发生正义战争时,中国应在联合国的授意下向海外派兵。由于认识到中国缺少许多软实力的手段,中国决心迎头赶上。例如,教育部和共青团已经成立了一个类似于美国和平队的部门并鼓励大学生到海外参加志愿者活动,特别是非洲。

回到奈的原有理论框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软实力的一项重要资源。中国一些长期坚持的外交政策,如反对使用武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反对经济制裁以及最近的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得到许多国家认同。因此,中国取得了一些成就。最近一项关于联合国投票行为的研究表明,力量对比由美国和欧盟一方向中国和俄罗斯一方倾斜,因为中俄捍卫国家主权并且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在过去10年,联合国大会在人权问题上支持中俄的力量由不到50%大幅上升至74%。

软实力以及关于中国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辩论

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讨论一直就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近几年,中国的学者对中国继续坚持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表示怀疑。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更加主动的外交政策以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不断增长的实力相适应。这就是说中国应该韬光养晦还是应该有所作为。在这些辩论激化的同时,由于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影响力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不断扩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媒体对中国的批评使中国试图提高软实力的努力受挫并且使中国在世界上建立正面形象的目标受到威胁。

为了应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日益负面的形象,中国在2005年发表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接着,20068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外交事务工作会议,参加该会议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各省负责人、外交和军队负责人以及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该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内部和外部环境密不可分。主要目标是,中国的外部活动要支持中国国内的优先发展项目。在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宣言不仅反映了这个主要目标,而且重申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并正式确认了文化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以及要提升软实力。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温家宝说,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沟通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温家宝还号召要推广中华文化并提高其在海外的吸引力

在当下关于软实力的讨论中,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对提升软实力是个阻碍。例如,有人就批评中国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阻碍中国采取更加主动的政策解决苏丹和缅甸问题。另一些学者认为软实力和实力资源的关系不大,反而,软实力主要看一国的政策和战略选择能否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以及这些战略选择在多大程度上能照顾到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说:如果把硬实力看作是恒定不变的价值,那软实力就应该是一个变量或乘数,它既可以放大综合实力也可以大幅削减综合实力。

辩论的其它特征: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

尽管大部分中国学者关于软实力的研究是在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原有框架内,但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突破了奈的框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门洪华认为,在分析中国软实力的时候,奈的理论需要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奈所说的软实力主要是作为提高美国国际地位的一种手段,而与之对比的是,中国把软实力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国内以及外交政策方面关于软实力的发展被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和对外建设和谐世界被认为是当下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整体框架。大部分学者认为,发展软实力不仅要在国际上推广中华文化、公共外交以及追求和平发展,而且在国内要使中华文化以及经济和政治价值对中国人和国际观众都有吸引力。

在过去的10年,中国强调经济发展的力度呈下降的趋势。而且收入不公、地域不平衡、环境恶化以及腐败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变得日益明显,这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大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过分关注经济硬实力已经对软实力造成伤害。过分在乎提高综合国力的目标也隐含了一种潜在风险,那就是党内外要求中共领导层进行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的呼声愈高。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要想对世界有吸引力,首先需要对自己的人民有吸引力。他质疑中国除了经济增长外还能向世界提供哪些价值,他认为中国在实现基本自由和权利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许多学者欢迎中国作出重新平衡发展战略的决定,该决定在200710月的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被采纳。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它的终极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它强调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还承诺以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方式进行政治改革。庞中英认为,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思想、战略和政策方面有重大的调整,这将有利于中国软实力的增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政府的顾问胡鞍钢认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比美国的民主和人权更有影响力、更具吸引力。什么是软实力?这就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但是,复旦大学学者陈玉刚认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提高中国政府的管治能力以及反腐败的讨论是必要的。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认为,由于缺乏机制建设、特别是不能贯彻法治继续阻碍着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共承诺进行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持悲观态度,他们对中国软实力的前景感到悲观。

虽然表面上软实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关,但关于软实力的讨论和国内改革的讨论一直就相互影响。由于意识到非政府组织在展示软实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大胆呼吁中国要发展公民社会。方长平认为,中国必须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文化传播和交流中的独特作用。另一些学者指出,尽管中国和许多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良好,但缺乏民间交流,这对软实力造成不利影响。该学者建议,应让独立的、非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发挥更大作用。俞新天也认为,为了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和形象,中国必须通过培育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来学会和外国媒体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打交道,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目前正处于萌芽阶段。当然这让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虽然中国政府意识到在某些工作上它不能替代非政府组织,但中国政府也非常谨慎,不想让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脱离管控。

总之,在中国的学术界和领导层当中似乎有个共识,那就是建设中国的软实力迫在眉睫。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建设软实力的目标是什么?对那些相信软实力是可以精心培育的人来讲,要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重新平衡中国硬实力的发展以及反驳中国威胁论,发展软实力是必要的。他们相信软实力可以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且有助于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崛起。软实力还可以捍卫并推进中国的利益: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大力提高软实力。现在在中国关于软实力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中国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中国是否应该大力推广这一价值观并以此替代西方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世界对中国软实力和美国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也很感兴趣:它们的关系是零和游戏吗?也就是说,预计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的软实力会上升,那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软实力会下降?

被动反应型软实力和主动型软实力:中国模式

在关于软实力讨论的同时,一场更大范围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中国外交政策是该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的辩论也在进行。三个问题的交汇点就是最近关于所谓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可不可以或应不应该向外输出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是否应该特意利用软实力来提高影响力?这些努力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一文,该文提出一个理论: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这一理论至今在中国和西方学者当中仍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北京共识。同时,中国官员也极力避免使用该词语,因为这暗示着挑战美国的价值,而这可能导致和美国发生不必要的对抗。但是,中国有独特发展模式的思想给很多中国学者和普通大众以遐想空间。在面对西方批评中国进行渐进性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却成功了,这使中国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和西方平等竞争,同时中国发展模式也提供了一条替代西方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已有很多论述,也引起了拉丁美洲、非洲、南亚以及原苏联国家的兴趣,它已经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但是,中国学者和官员在可不可以或应不应该特意输出中国模式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包括门洪华在内的一些学者指出了中国模式的缺陷并警告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时殷弘也怀疑像中国这样高度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有那么重要,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此为它们的典范。另一学者也认为中国不应该输出发展模式,因为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发展模式还没有完善,也不知道从长远来讲该模式是不是可持续的。即使中国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该学者认为,它也只能是补充而不是替代西方模式。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建立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发展经验之上,要想成功除非输入国也采取共产党政治体制。一名直言不讳的学者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向往一个没有真正和谐或正义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是建立在一党专制的基础上,它没有一点软实力价值,因为它对发达国家绝没有吸引力。

主流派学者也认为不应该输出中国发展模式,因为输出中国模式会让外界更加害怕中国的崛起。一位著名学者认为我们的经济模式有软实力价值,但政府不敢用,因为政府害怕这样会助长中国威胁论。遵循韬光养晦的指导,这些专家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应该继续维持其防御性和反应性,它的主要目标是减轻外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慌、改善中国的形象以及消除对中国意图的误解。中国官员特意避免把中国模式视为西方价值的替代品来引领国际社会从而对美国形成挑战。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从不扩张,从不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绝不会输出发展模式。

一小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可以且应该输出。国际关系学院张敏谦教授认为,中国的经验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可供他国选择或遵循。方长平认为,为了实现建设软实力的目标中国应该推进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学者说:今天中国人民感觉自信多了,他们可以讨论中国的实力了,既有硬实力又有软实力。他们会问,中国到底能为世界做些什么?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也开始质疑美国模式的可靠性,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些东西值得学习。这种观点支持中国奉行更加主动的软实力政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洁勉认为,在国际体制价值观重组的过程中,中国在推广其文化遗产、顺应历史潮流以及占领道德高地方面面临挑战。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各国都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镶入国际体系价值观之中。西方国家现在积极推动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外交,强调西方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念,这使原则和价值观成为新的重要的竞争领域。虽然中国的硬实力大幅增长,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组织性资源还是匮乏,软实力也落后,在价值观和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中国处于下风。在中国未来的外交当中需要解决以下问题:怎样开发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怎样在国际体系中注入中国因素?怎样增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

中国有软实力战略吗?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引发了中国学者和普通大众的联想,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提高和运用中国软实力的辩论。重要的是,从一开始,中国领导层就对这场辩论高度关注并予以默许。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关于软实力的讨论进一步提高了文化在建设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性,而综合国力的建设对捍卫并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不屈不挠地追求综合国力,但作为国际舞台的新兴力量,中国的战略意图不透明,这让全世界相当紧张。外界本来就担心中国把不断发展的实力投入硬实力,包括扩大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现在外界又日益担心中国悄悄地加大软实力的影响。

中国高度重视增强软实力并重点关注文化。国内政策的重点是建设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以及和谐社会,从而让中国模式不仅对其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吸引力。外交政策中的软实力体现在以文化外交为中心:建立孔子学院并和他国进行文化交流、扩大中国媒体及文化公司在海外的影响力。作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世界的贡献,中国倡导建设和谐世界。

中国认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首先目的是防御性的,不是进攻性的。中国威胁论的流行以及遏制或限制中国崛起的呼声威胁了中国积累更大综合国力的目标,而中国想要重新获得它认为应有的大国地位,综合国力至关重要。在宣传和平发展政策的同时,中国亟待提升软实力以改善中国的海外形象。中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利用软实力的目的是为其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相一致,中国持续努力避免被认为通过使用硬实力或软实力来挑战美国。

尽管学术界对软实力有激烈讨论,领导层对软实力也有浓厚的兴趣,但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的、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虽然中国也为此而出台了一些前后矛盾的政策。有可能执行软实力政策的各部委各机构之间没有协调,同时也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小组或是领导人负责提升中国软实力。建议在中共17大报告中加入软实力的不是外交部而是文化部。海外孔子学院的监管由教育部负责,而教育部显然没有和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协调。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承诺通过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并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但至今,中国还没有建立任何标准来评估增强文化核心软实力方面的进展情况。

在短期内,中国的软实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临时采取的,主要是反应性的,旨在反驳中国威胁论,重点提升文化软实力。领导层很可能继续禁止讨论北京共识以特意避免挑战美国。但从长期来讲,情况就不那么肯定了。已经有人呼吁中国建立一套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综合战略,在政治、外交政策和机构设置方面更加强调提升软实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在国际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内肯定会热烈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否应该取代西方价值观,中国发展模式是否应该输出。尽管20068月中国官方已经示意采取主动型外交政策还为时尚早,但学术界关于应该实行韬光养晦还是奉行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的辩论还在继续。不过假以时日,中国采取更加主动的外交政策是有可能的。

但是,中国的软实力———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会不会挑战美国的软实力还尚待观察。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在亚洲做了关于软实力的调查,由于中国和该地区有最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故中国应该有最强的影响力,但调查的结果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仅为中等,不仅继续落后于美国而且还落后于日本和韩国。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双方都有人认为软实力是零和游戏。但是,只要双方愿意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就有理由相信双方能在软实力领域合作。中国日益意识到国际问题需要靠国际合作来解决,中国愿意向美国学习并和美国一道解决问题。和它长期坚持的不干涉他国内政政策相反,中国已向苏丹、朝鲜和缅甸领导人施加了有限的压力以说服他们改变其引起反对的政策。另外,中国正在评估它的海外援助计划,以回应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援助计划损害它们既定目标的批评。随着中国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关于中国软实力该用于何种目的的辩论持续进行,美国及其它国家应通过和中国接触影响中国的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增加如下可能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和起稳定作用的影响。(袁亮译 李士兴校)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使用软实力: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及影响

美智库关于中国软实力报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使用软实力》认为中国发挥自身软实力的手段可分为至少5类:投资、人道主义援助、交流项目、外交和参加多边机构。作者在对中国的软实力活动进行地区评估后指出,尽管北京投入极大精力提升自身软实力,但外界实际上夸大了中国软实力的增长程度。美国的软实力仍然远远强于中国,即便在其周边也不例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日益提升的影响力感到更为乐观,从而表明中国在非洲、拉美和中亚实施的软实力战略正在取得效果。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3月发表一份报告,总题为《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以下是该中心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协调人和研究助理丹尼丝郑为这份报告概述部分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使用软实力: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及影响》,全文如下:

50年来,中国处理外交政策的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毛泽东时代的战争革命阶段转向了近几届领导人的和平发展时代。20年前,世人眼中的中国是个阴郁而单一的共产党国家,威胁着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中国共产党乃至国家对1989年学生抗议活动做出强硬反应,镇压了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运动,从而越发加深了这种印象。

如今,中国日益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邓小平1978年启动的经济改革使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目的地,也成为了全球供应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北京走出去的战略是一项以奖励措施推动中国企业在国外积极投资的计划,突出体现了中国的转变:年增长率高达两位数的经济繁荣不仅为中国吸引了外来投资者,也让中国具备了成为全球市场消费大国的资本。

就在全世界目睹中国发生转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在经济连续25年实现可观增长的情况下,北京显著提升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的能力,会利用新增的实力来威胁别国。有些专家认为,中国与美国争夺全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地位,对美国构成了严重挑战———自冷战时的苏联以来,这是首次出现切实的威胁。北京意识到自身的崛起引发了忧虑,担心这种情绪可能会阻碍它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喊出了和平发展的口号,以期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它新增的实力有益无害。的确,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今的中国显然远远更讨人喜欢。这种转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该国软实力的不断增强,而这无疑是北京最具价值的外交政策手段。

软实力就是通过自身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来影响别国好恶的能力。软实力的标志性特征就是非强制性。软实力的媒介是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如果这些因素给人的感觉是合理的,就会形成群体规范,具有塑造行为和激发行动的能力。自从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以来,关于软实力是否包括一个国家的军事资源和经济实力的争论持续不断。奈认为,管理得当、资源丰富的军队会令别国更加钦佩。同样,一个国家经济体系的繁荣(经济实力)会吸引其他国家,促使它们实行类似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会促使别国认为,该国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是可取、不可避免乃至永久性的。他认为,经济实力是粘性的,因为实行类似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国家会更加难以摆脱这种体制。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是其在发展中世界吸引力与日俱增的重要原因。财富和获取财富的前景是诱人的。财富会赋予一个国家确立规范的能力,提供传播文化和理念的手段。约瑟夫奈一针见血地指出:诱惑几乎总比强制更有效。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错综复杂的软实力手段带来的好处,于是着力深化与全世界所有地区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洲、美洲、中东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北京动用多种手段扩大其在发展中世界的影响力,其中包括经济刺激和军事合作;不过,传统软实力也成为中国日益重要的扩大影响力的手段之一。尽管中国与本文集所探讨地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关系,但北京也谋求通过另外一些手段来强化这些关系,比如,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安全机制,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参加人道主义行动,提供优惠贷款和免除债务,增加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通过经验老到的外交官与当地公众打成一片。

中国打造关系的手段具有鲜明特点:该国奉行全方位的友好政策,重视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的重要性,目的是稳定并持续地获取资源,开辟新的出口市场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不过,地区地缘政治动态的差别要求北京在积极活动的4个地区制定软实力战略。

中国谋求在这些地区开展哪些旨在增强影响力的活动?地缘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到中国对待所有这些地区的手法?中国的软实力是否有效?本文集收录了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学者的论著,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活动,以及中国的软实力活动对美国的影响。

 

中国的软实力手段

 

中国的软实力手段可以分为至少5类:投资、人道主义援助、交流项目、外交和参加多边机构。

投资

中国的投资实力无疑是该国最重要和最有效的软实力手段。鉴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1979年到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8%,预计中国将在几十年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0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11620亿美元);2008年年底,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储备价值高达1.9万亿美元。中国2007年的海外直接投资(不包括金融部门)为187亿美元;中国2007年的累计海外直接投资为937亿美元。这些趋势表明,贸易盈余和外来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让中国具备了开展高额海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增加海外企业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重点。中国谋求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扩大投资。

为了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中国需要稳定而持久地获取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这一点对中国的投资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对能源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决定了该国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的经济姿态。中国的资金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因为这些钱不像西方政府的资金那样与人权条件、有效监管的要求、批准项目的限制和环境质量规定挂钩。

不过,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一个条件:要求受援国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也就是中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技术领域。能源和原材料是维持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公路、桥梁和水坝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开展先进技术领域的投资是因为中国需要获取专利技术。为了增强竞争力,中国需要向全球供应链贡献更高的附加值。

由于中国国有和非国有实体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中国的援助和投资往往难以区别。从诸多方面看,这对中国的利益有利。因为这个党国几乎总在中国的海外企业当中拥有一定股份,所以展开投资的难度远远小于向私人股东负责的企业。因此,中国可能会参与经济回报极低的投资,但在政治上却能获得很大好处。中国经常会发放优惠贷款,却没有明确规定债务国如何或者何时偿还贷款,也没有严格要求如何使用这些款项。中国的优惠贷款含混不明而缺乏透明度,所以中国可以扭曲援助流。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中国投资活动的软实力层面:通过美元外交拉拢一些国家,或者通过不干涉原则争取一些朋友。对于独裁政权统治下的发展中国家,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格外具有吸引力。不过,中国并不是在无节制地与本文集中探讨的地区加深经济关系。北京谋求避免因为在国际上的活动而与美国发生对抗。

维和与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积极参与维和。除法国之外,中国派出执行联合国任务的维和部队人数多于安理会其他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在最近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承诺将提供一个联合国标准的工兵营、一支联合国标准的医疗队和两个联合国标准的运输连参加现有行动。医疗外交是中国实施的另一项重要援助任务。先后已有超过1.5万名医生前往超过47个非洲国家执行任务。驻非洲的中国医生治疗了1.8亿多名非洲患者。在过去40年里,有2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派往也门,协助该国开展卫生和医疗项目,并采取灾后应对措施。作为交换条件,中国进入了也门市场,获取了该国的能源资源。由于能源保障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中国不得不寻找石油资源并打造深层关系,连像石油储量只属于中等水平的也门这样的国家都不例外。

尽管我们几乎无法获得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中国无疑大幅度增加了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为了突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正面形象,国家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了中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交流项目

交流项目是北京的公共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中国显著扩展了交流项目,涵盖了学术、语言和文化交流;外国政府官员的政治培训;外国新闻记者的媒体培训。为了实现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目标,中国在70多个国家开设了260多所孔子学院,并且计划2010年之前在世界各地建立500所孔子学院。由于中国高校在学术上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从2002—2004年,中国高校的外国学生增加了30%,大多数学生拿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或者补助。这些资金可能正是非洲、南亚和中东学生人数明显增加的原因所在。同样,中国的跨国企业经常发起交流项目,向在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发放奖学金。

外交

中国的外交更趋成熟,包括增加高层领导人的会晤,训练比较老练的外交团队。北京经常接待小国(尤其是非洲和南亚)领导人。这些外国领导人受到极大重视,对北京的盛情款待感到不胜荣幸。中国的高级领导人经常访问发展中国家,讨论双边关系问题。如今,中国外交官在与当地公众接触时显得比较友善而老练。与前辈相比,他们在外国名校接受教育,表现得更为专业,也更善于把握外国媒体。

多边机构

为了增强国际正当性,打造遵守规则、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形象,中国在国际多边机构的表现越来越活跃。中国还成功加入了中亚、东南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现有地区性组织,其中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国家组织。

为了巩固自身利益并扩大国际影响,中国还创立了几个多边组织,但美国都没有加入。这些组织包括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中非合作论坛。

中国的软实力活动:地区评估

非洲

中国之所以加紧在非洲活动,主要是为了获取能源资源和原材料,并且为低成本商品开辟新的市场。在中国进口的石油当中,有30%来自非洲。

10年来,中国紧锣密鼓地巩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从1997—2006年,中国共产党的8位政府高级官员访问了非洲国家的首都,非洲的60多位政党领导人访问了北京。这些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旨在打造媒体和资讯管理领域的中非合作、为非洲官员提供政治培训、为中国的廉价商品开辟市场。非洲是中国发展援助的主要接受者。援助的体现形式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的优惠贷款。非洲国家也是中国减免债务、基础设施开发、粮食援助和医疗援助的受惠者。

中国只谋求与现政权的官员打交道,并不考虑这些政权的政治正当性。这符合中国在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方面的不干涉和不附加条件的态度。非洲领导人赞赏中国的务实态度,北京的双赢言论令他们感到很受用。这种务实态度促使非洲人相信,中国把非洲视作贸易伙伴———这比美国以慈善行为换取政治变革的做法更合他们的心意。

由于交流停留在政府高层,中国对非洲平民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了解并不全面。中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寥寥无几,非洲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是少得可怜。

在北京学习的非洲人越来越多。非洲的中国人也相当可观。他们大多是中国的外交人员、生意人或者工人。然而,中国工人过着封闭的生活,与当地人的交往有限,所以非洲本地人与中国工人的种族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美洲

自江泽民2001年出访以来,中国与拉美的关系显著加强。单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就在巴西投资80多亿美元,在阿根廷投资195亿美元,在委内瑞拉投资16.3亿美元,在拉美其他国家也投入了高额资金。尽管与中国的其他贸易伙伴相比,中国和拉美贸易的规模很小,但由于北京谋求获取更多的铁、铜、钢、集成电路和大豆,同时想要为中国商品开发这个潜在市场,所以贸易关系已经得到了显著发展。

中国企业也与拉美的生物技术、电脑、航空、汽车和钢铁企业建立了研发和革新方面的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与古巴企业建立了生物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在古巴制造和销售医药产品。中国在墨西哥设立了汽车制造厂,与委内瑞拉结成了共享能源和农业信息的同盟。

接受一个中国政策是北京对接受中国投资的拉美国家提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条件之一。乌拉圭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11个国家是支持台湾独立的主要国家。鉴于拉美是台湾主权的重地,中国要求拉美接受一个中国政策是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重大举措。

中东

对能源的渴求决定了中国的中东政策,所有其他利益都发挥次要作用。北京试图购买中东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股份,但以失败告终,因为中东的大多数石油企业属于国有。美国2007年进口的石油有27.4%来自中东,中国则有将近50%的进口石油来自该地区。中国需要进口石油以维持其经济增长。这种需求是北京与该地区发展关系的主要推动力。北京意识到,与美国保持积极关系对稳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报复措施,足以阻碍北京与中东开拓石油交易以外的深层关系。我们有必要客观看待中国中东贸易———从投资角度讲,在其全球伙伴关系中,中东位居最末位。2005年,中国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双边贸易只占该国全球贸易总额的4.5%。

中国坚决承诺将尊重国家主权并奉行不干预政策。这对中东领导人产生了吸引力。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说,鉴于中国也是文明古国,中东应当仿效中国现代化的榜样。

中国认为中东是冲突不断的地区,美国在该地区具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且涉入该地区事务极深。因此,中国的中东政策力图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中东国家期望中国取代美国的热切程度超过了中国自身的意愿。

东南亚

中国意识到,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是地区经济和安全稳定的关键。中国意图通过化解边界冲突来获取软实力。在某些情况下,化解边界冲突需要中国做出领土让步。中国积极参与创建地区性经济和安全合作组织或发挥领导作用,其中包括东亚峰会、亚洲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中国签约承建无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修建公路、桥梁、管道和发电厂,尤以东南亚和原属苏联的中亚国家为重点。特别是在东南亚,借助极具技巧的外交手段、该地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钦羡和强调共同的亚洲价值观,中国在该地区施展着影响力。

东南亚无疑是中国发挥其软实力最强的地区。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中国提供的援助是该地区改变对中国态度的关键因素。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投资和援助关系的深度使得中国在亚洲具有了重大影响力。

中国的软实力表现

尽管北京投入极大精力提升自身的软实力,但外界其实夸大了中国软实力的增长程度。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和皮尤世界民情项目最近展开的两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软实力的实际提升幅度并不像有些分析人士认定的那样惊人。换言之,关于全世界对中国更具好感的说法并未得到实际证据的充分支持。

美国的软实力仍然远远强于中国,即便在中国周边也不例外。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的一项研究活动在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和中国展开了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上述所有国家(中国除外)都认为美国在关键的软实力领域最具影响力:经济、文化、人力资本、外交和政治。大多数答问者认为中国是亚洲未来的领导者;不过,无法确定亚洲国家是否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好事。事实上,尽管中国在亚洲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但美国仍被视作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制衡力量。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反映了类似结论。皮尤世界民情项目20087月公布了之前一年里对全世界各地区的21个国家展开调查的结果。调查显示,美国的形象在10个国家得到改善,中国的形象只在两个国家得到改善。有3个国家对美国的印象不如一年前,有9个国家对中国的印象不如一年前。尽管中国在世界(尤其是亚洲和非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很大,但绝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在以单边方式行事。

这两项公众舆论研究都表明,中国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与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看法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差异。在国内,中国认为自身的影响力被视作积极力量,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欢迎。然而,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并不确信中国会坚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过,一个明确无误的发现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日益提升的影响力感到更为乐观,从而表明中国在非洲、拉美和中亚实施的软实力战略正在取得效果。(葛雪蕾译)

 

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

 

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主要来源是其经济实力和参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力度,而西方的参与主要体现在人道主义项目,并从某种程度上受安全利益驱动。许多非洲人认为,中国在他们国家的经济参与更加务实且符合非洲自身利益。不过,在许多政治空间逐步扩大的国家,中国扮演的角色受到越来越多的争论,双赢的说法也受到挑战。对美国而言,可以做出更多努力参与非洲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社会管理和民间团体的支持,并逐步减少在促进民主方面的花言巧语。与此同时,新一届美国政府应尽早争取与中国和非洲领导人进行定期高层接触,相互协调彼此政策以就全球性挑战展开合作。

要点

非洲人通常认为中国是一种积极的影响。非洲没有对中国的统一观点,但调查数据显示,在对非洲国家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中,这些国家中认为中国是一种积极影响的人数非常接近———有些情况下还超过———认为美国是一种积极影响的人数。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断增加,但与美国对非洲的援助水平相比仍相形见绌。自2000年举行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国已经作出系统的努力加强和重视其在非洲的软实力政策。尽管明显的软实力承诺———在医疗、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学术、专业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承诺———正在不断增长,但在这些领域还远不能跟美国相比。

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主要来源是其经济实力和参与该地区经济领域的力度。中国与非洲贸易和投资的日益扩大以及中国引领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不断增多反映出,与西方的参与相比,中国对非洲的未来从根本上更加乐观。西方的参与主要体现在人道主义项目,从某种程度上受安全利益驱动。许多非洲人认为,中国在他们国家的经济参与更加务实,而且符合非洲自身利益,这使得中国与非洲经济的腾飞息息相关。除了实际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黏着”力,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的威望也极具吸引力,促使人们希望把非洲经济和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提升过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许多地区,美国金融危机被视为对华盛顿共识的控诉,而且可能继续严重损害美国经济模式的吸引力。

中国尊重主权的花言巧语仍然引起许多非洲人共鸣。中国常常提及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政策和非洲领导人产生共鸣,原因显而易见。但他们与许多非洲人的共鸣太多了,这些非洲人认为西方在人权、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方面的说教自恃高人一等并且很虚伪。中国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不设限制条件或不需要进行广泛磋商,从而使援助项目得以迅速实施,常常是很快就能看到明显效果。

已有迹象表明民间团体对中国参与非洲事务产生了反冲力,也有迹象表明中国愿意采取灵活方式。非洲的情形正在发生变化,非洲各国政府必须考虑它们社会内部、企业界以及民间团体内部的对抗性压力,这一点越来越紧迫。在许多政治空间正在扩大的国家,中国扮演的角色受到越来越多的争论,而且双赢的说法受到挑战。非洲各国政府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建立更加健全的战略途径来实施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在几起事例中,民间团体曾针对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某些方面对政府进行强烈阻止。在有些情况下,中国随后改变了方式。

美国可以做出更多努力鼓励参与非洲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更积极和具有远见的投资者在非洲发展壮大,除了错过商业机会之外,美国可能还在失去软实力潜力,美国政府可以做出更多努力鼓励和支持在非洲的美国投资者。由于非洲人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催化发展效应,因此美国应当寻求做出更多努力来加强非洲的交通、港口和电力设施。最终,与非洲签订的每一个“千年挑战账户”协议均包括一个主要基础设施项目,明显地看出非洲政府对这些项目十分重视。

美国应当加强对社会管理和民间团体的支持。美国应当逐步减少在促进民主方面的花言巧语,许多非洲人认为这是虚情假意而且很伪善。但是,美国应同时加大力度支持加强非洲的管理能力,包括提供技术能力、加大对监督机构和责任机构的支持以及支持社会团体和媒体。最终,这些机构将确保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参与进行战略管理,而且是以对非洲国家公民、环境和经济前景有益的方式进行管理。

美国可以做更多努力开展与中国的合作,并让中国、非洲各国政府、地区组织和社会团体更系统地缓解潜在的紧张关系和对立的利益。中国和美国已表示愿意参与非洲的合作项目,尽管这种合作肯定会带来长期利益,但开展这些事务之前需要强烈的政治意愿和关注度。医疗、农业及维和能力是在非洲的潜在合作领域,而气候变化、食品安全以及清洁高效能源的利用(这些是中国领导层在最近的国际论坛上所强调的领域)等全球性问题也可能在非洲开展。同样,在存在紧张关系和分歧的问题———军售、透明度、冲突解决途径和环境保护———上,美国应当确保与中国和非洲领导层进行系统的高层接触,寻找共同点并减少冲突。

概述

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程度迅速扩大,这激起非洲和西方一系列反应。在非洲,有些情况下,对中国在贸易、投资和替代发展伙伴方面能为非洲带来什么的希望加剧了非洲的反应;在其他情形下,对“中国对能源、资源和出口市场看似无法满足的需求对羽翼未丰的经济、软弱的政府和丧失权利的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担忧也加剧了非洲的反应。在西方,中国的软实力和经济参与引发了一些忧虑,认为西方在非洲的影响力将由此降低,而且西方在社会管理、透明度和责任方面的投资将遭到破坏,尤其是在那些自然资源丰富但政府却缺乏合法性或远见的国家。相反,必须承认,就贸易、投资和软实力开展健康竞争最终可能将惠及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最后面临的挑战将是非洲政府以及它们的人民能否利用外部力量———中国及其他重要国家———来促进他们最终的国家利益。

在不断扩大参与非洲事务的新时期,中国特别强调自己参与非洲事务的软实力因素。这些软实力针对非洲和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中国希望扮演一个没有威胁并且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尚未作出如何实施这一战略的决定。由于存在不同“观众”,所以必须把各种战略整合在一起。而且随着参与非洲事务的程度越来越深,中国可能不得不调整其软实力和硬实力手段。在那些政府软弱无力且不得人心的国家,上述问题更具挑战性,尤其是当反政府的非政府势力越来越强大、话语权越来越多时。

中国官员和学者常常指出,在参与非洲事务的过程中,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到今天为止,中国已数次调整方针路线,以应对非洲的普遍反应。美国可以学习中国以软实力参与非洲事务的做法,而且美国的软实力储备近年来未被充分利用。这既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让中国参与符合共同利益的领域的好时机,也是增强非洲能力以处理中国和其他国家带给非洲日益加剧的竞争的好时机,同时还是抢先采取措施以减少出现潜在分歧的领域的好时机。

中国利益的演化和不断深入参与非洲事务

中国在非洲并不是一个新国家,但在过去15年,中国大大加大了对非洲事务的参与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从能源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之后,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中国扩大参与非洲事务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尤其是中国对能源、矿石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但是,在这种扩张的同时,中国开展强大的外交攻势,与非洲政府建立友好伙伴关系,为中国的雄心和世界观在国际论坛上赢得支持,长期看来还为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开辟市场。台湾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棘手,因为只有4个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冈比亚、斯威士兰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承认台湾并与其保持关系。

能源、自然资源和一揽子协议

中国已明确承诺扩大同非洲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使中非贸易翻一番多,从2005年的40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000亿美元,并把非洲出口至中国的免税项目从190项提高至440项。中国还承诺设立一项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鼓励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

中国在非洲石油生产国苏丹、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干得最漂亮。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30%,这一比例在未来10年还将提高。但中国官员很快指出,与西方观点相反,中国没有对非洲的石油资源“狼吞虎咽”。中国只占非洲石油生产的约9%,而相比之下,美国的份额为32%,欧洲为33%。然而,中国参与石油角逐的时间较晚,而且在同层次的竞争领域,中国不可能像早已设立的西方石油公司那样具有竞争力。在苏丹,这不是问题,因为西方公司不愿或被禁止在那里投资。在安哥拉和尼日利亚,中国通过一系列外交、安全以及提供贷款等途径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中国采取的措施并不总是透明的,也不是经常被外界所知。

例如,安哥拉是中国捐赠和一揽子协议的主要受益者。由于拥有充足的资本储备,中国在资金方面几乎不受限制。2006年,由中国石化和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牵头的一批公司共出价22亿美元(签约金额)购买两处油田,而西方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仅分别出价1.2亿美元和1500万美元。

提供优惠贷款是另一个加强关系的手段。在2004年开始,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安哥拉提供了一笔20亿美元用石油偿还的贷款,为重建安哥拉遭数十年战争毁坏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那时,国际社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利用安哥拉资金流动性不足的情况来迫使其进行透明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安哥拉副总理阿吉纳尔多雅伊梅称,在国际社会拒绝安哥拉的要求并坚持要给新的贷款增加不合理附加条件之际,中国向安哥拉伸出援手,提供了关键的援助。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最初贷款后,中国在2007年9月向安哥拉提供了第二笔20亿美元的贷款。

这些贷款并非完全没有附加条件。就像亚历克斯瓦因斯和英迪拉坎波斯所解释的一样,拟采用贷款作为建设资金的项目必须得到安哥拉财政部和中国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的批准。一旦项目获批,中国就提议几家中国公司承担这些项目,最后的贷款资金直接付给这些承建商。中国使用自己带来的原材料、设备和工人(据说迄今有数万名),而不顾安哥拉亟需就业机会的情况。目前,安哥拉政府最迫切的事情就是重建工作,它没有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坚持为安哥拉争取更好的条件。随着这种紧迫感降低,而且如果民间团体能够对这些问题表达意见,那么政府可能会更充分地与中国人讨价还价。

中国与矿藏丰富的国家的关系可能没这么复杂,但是达成的协议也是受类似动机驱动,而过程也同样不透明。2008年4月,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协议,后者提供90亿美元贷款帮助前者建设主要道路和铁路项目。作为交换,中国公司将得到大量铜和钴的采矿权;刚果扎伊尔采石和矿业总公司销售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和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将使用采矿收入来偿还投资。许多刚果人十分质疑这项细节含糊的协议,尤其是考虑到政府的腐败程度。一名刚果学生说:“协议可能是双赢的,但赢得利益的是中国和金沙萨政府,不是我们。”

至今,仍不清楚中国的投资协议会在非洲产生什么样的长期软实力影响。刚果观察人士的看法代表一种观点。调查数据似乎表明,到目前为止,人们的观点更加与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一致:

欧洲投资者、捐赠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满足我们需求的行动缓慢,而且有时显得傲慢。中国满足我们需求的方式只不过比欧洲这种后殖民方式更能适应非洲的情况。实际上,中国刺激经济迅速增长的模式很值得非洲学习。

中国以直接援助、贷款及签署合理合同的方式在最短时间内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桥梁、道路、学校、医院、水坝、立法机构大楼、体育馆和机场。在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怀疑这些协议内容的人,瓦德说:西方一些捐赠机构贬低中国的银行和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协议,这表明了后殖民时期的思维,其实正是这些贸易协议给非洲带来了关键的改善。西方的表现好像是认为,非洲廉价出售宝贵的自然资源以换取建设另一座体育馆或政府大楼的承诺是非常幼稚的。

外交参与

中国不仅在非洲不断增加贸易和投资,而且还开展重大外交攻势,跟非洲国家政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为中国的世界观赢得支持,并向非洲人保证中国的友好意图。

讯息:团结、主权、双赢

中国的公共外交强调团结和南南合作。中国官员指出,在15世纪,当郑和进行著名的东非海岸航行时,中国从未寻求征服、殖民或是奴役。他们提到中国支持非洲自由运动的历史,称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公正公平的全球经济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在国际论坛上,中国扮演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并明确认为团结的感觉对各方都有利。在2000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上,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宣布:中国将毫不动摇地与非洲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捍卫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促进建设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这里,让我借此机会表达对非洲国家的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对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及贸易发展,而且有利于中非经贸合作。我们希望非洲国家继续给予宝贵的支持,以便中国尽早实现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还强调对非洲国家的“尊重”。这一点体现在中国对主权国家国内事务采取不干涉政策,而且还体现在解决非洲的冲突时,中国采取的方式不像西方干预措施那样容易引起对抗情绪。中国的方式引起许多非洲政府的共鸣,实际上也引起许多(但不是全部)非洲民众的共鸣。对这些非洲民众来说,西方的恐吓和谴责似乎显得很傲慢,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在解释中国为何不愿制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解释说,他们只是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保持一致,如果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改变立场,他们会重新考虑。

同样地,在达尔富尔,中国没有把重点放在西方支持的制裁和惩罚措施或是军事选择上,而是强调有必要采取更广泛的外交途径。这种观点得到许多非洲领导人和非洲联盟代表的回应。同样地,中国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控告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这与包括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在内的许多非洲领导人意见一致。

最后,中国强调参与非洲事务的双赢性。这一做法在非洲得到支持存在很多原因。第一,非洲欣赏中国的务实主义,也欣赏中国来到非洲是作为商务伙伴,而不是让非洲改变自己的信仰,也不是提供慈善。第二,非洲认为,自身的经济利益比人道主义驱动力或者断断续续的危机外交更能确保对非洲事务的持续参与。最后,双赢的概念则暗示非洲人可以自由地就设定的条款进行谈判,中国将对非洲的需求做出积极反应。

外交参与的途径

在中国对非洲所开展的外交活动中,涉及范围最广的是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该论坛发起于2000年10月,在北京和非洲国家间交替召开,议题包括援助、经济发展、贸易、投资和政治关系。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峰会吸引了来自48个非洲国家的高层代表团,并有41名非洲国家元首出席会议。这次峰会是中国人承办的一次重大活动,据说是在中国举办的最大国际活动。中国对非洲的承诺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在下一届于2009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食品安全、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可能将是优先的关注领域。

与中非合作论坛一起,中国成为参与非洲外交事务的重要一员。实际上,正如戴维希恩所指出的,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外交机构比美国还多。北京与49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其中48个国家设有大使馆并派有大使。美国与所有53个国家均建立了外交关系,设立的使馆跟中国一样多。此外,中国在其中40个国家设有商务处(每个国家一个),并在其中5个国家设有总领事馆。美国设有6个独立的领事馆。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是中国加强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另一途径。自2004年以来,胡锦涛主席已3次出访非洲,先后访问了14个国家。2003年以来,温家宝总理访问了8个非洲国家;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2006年和2007年访问了13个非洲国家。这些访问不限于非洲的主要大国或能源生产国,还包括塞舌尔、中非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而这几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美国高层领导的目的地。高官访问的影响———尤其是在非洲那些几乎不受世界关注的小国———在塑造看法和伙伴关系方面意义重大。

人道主义及发展援助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几乎不可能量化。准确的援助数据无从获取,部分原因是(就像国会研究局报告最近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援助———“包括捐赠、免息贷款、双边国家贷款和特惠低息贷款———常常只有部分的商业性质”。没有一个单一机构管理这些不同类型的资金,而且很难证实在中非合作论坛等会议上做出的关于医疗、农业和教育的承诺最终付诸实践。

在最近一次中非合作论坛上,胡锦涛主席承诺:

到2009年,向非洲派遣100名尖端中国农业专家;

建立10个农业技术中心;

建造30家医院;

捐赠4000万美元用于疟疾的治疗和预防,建立示范治疗中心;

向非洲派遣300名类似“和平队”的志愿者;

在非洲建立100所农村学校;

培训15000名非洲专业人员;

把中国政府为非洲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名额从每年2000名增加到每年4000名。

尽管与西方承诺的捐赠量相比还比较少,但这些承诺非常重要,而且会促使已经设立的捐赠机构就参与非洲事务和提供援助等问题与中国进行协调。中国着手参与乌干达计划生育一事向我们展示了低成本、低科技含量的方法如何填补西方捐赠的重要缺口。

然而总的看来,在中非合作论坛上迄今为止所做的承诺中,投资高昂的项目仍停留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这与中国双赢的做法相一致,也与中国政府认为自己不仅是捐助国、而且还是“渴望建立南南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提法相一致。

文化交流

中国还大力推进扩大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在非洲的第一家孔子学院于2005年在内罗毕建立。这些学院由中国政府出资,向大众教授汉语和文化项目。目前,非洲共有19所这样的学院。2008年,中国承诺向南非教育项目提供2000万人民币,包括在50所当地高中教授汉语。中国对贸易和文化交流访问项目的支持正在扩大,在2004年设立了一个非洲文化交流访问项目。除了中国政府承诺每年向非洲学生提供4000名政府奖学金名额外,越来越多的非洲企业家来到中国,许多中国城市已经出现非洲散居社区的迹象。

在人员交流和民众看法中,影响同样巨大的是,大量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从中国前往非洲,在非洲国家的首都等大城市开设商店,也在较小的城市和社区开设商店。非洲的反应各不相同———在许多情况下语言仍是一大障碍。在较大的城市,中国人联系密切,跟当地社会接触不多。这种现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地改变,这值得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美国参与非洲事务

中国在非洲扩张之际,美国参与非洲事务的程度和在这里的利益也在增加。

不断增加的能源利益、主要针对软弱和失败国家的全球“反恐战争”、应对艾滋病以及对非洲和冲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美国选民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美国承担的义务显著增多。前布什政府已在非洲采取许多重大措施,这些措施有大量资金支持。

这些措施包括:

5年内投入150亿美元的“总统艾滋病紧急防治计划”,主要针对非洲。国会批准在接下来的5年内为另一项规模更大的项目投入480亿美元。

“总统疟疾防治计划”,在未来5年投入12亿美元减少疟疾相关的死亡人数。

“千年挑战账户”,承诺5年提供150亿美元,向已被证明能进行良好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的国家提供大量资助,以释放它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潜力。

设立美国非洲司令部———一个负责提高应对非洲安全挑战能力的非洲统一军事指挥部。

这些都是旨在帮助推动非洲医疗、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新计划。然而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就是鉴于实施这些计划的资源有限,它们是否能产生人们可能预计的那种软实力影响。

首先,这可能是因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富有和发达国家的义务。但有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尽管美国愿意为非洲做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不一定是非洲人最迫切想要做的。《非洲发展和机遇法》已经产生了一些贸易和就业方面的益处,但是并未随之出现提高非洲贸易能力的有力措施,结果造成许多国家不能充分利用这项协议。在石油领域以外,美国公司对在非洲投资非常谨慎,合资公司、技术转移以及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均未实现。外界基本上是从援助和治安的角度了解非洲的,对非洲经济潜力和投资或贸易潜力的关注较少。

第二,尽管美国的软实力计划已得到加强,但美国不像中国,它仍然在非洲施加大量硬实力影响,在索马里南部实施空袭并导致许多平民死亡,还在萨赫勒开展反恐行动。美国经常被指控对苏丹和委内瑞拉的践踏人权者采取惩罚措施,而对美国安全同盟或能源供应国的践踏人权者却保持相对沉默。非洲司令部被匆匆设立,事先没有向非洲人解释,对其功能的描述也很宽泛而且涉及内容太多,导致许多非洲人认为美国国防部接管了美国对非洲的政策。

第三,尽管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活动加强了,但是美国在非洲的外交活动却削弱了,美国使馆长期不满员或彻底关闭。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局没有足够的人员派往中东,而且资金限制阻碍了非洲事务局领导对非洲进行更多地点、更长时间的访问。签证规定大大降低了签证申请速度。签证申请过程对许多非洲人来说成为一个噩梦,他们跟美国人或者至少是美国外交机构的第一次打交道,碰到的往往是疲惫不堪的领事官员、高得吓人的签证费以及长期等待一个不确定的结果。潜在的留学生或访问者可以在中国领事馆得到比较热情的接待,而且申请过程也很短。

第四,对非洲商品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这种竞争不仅来自中国,也来自印度、巴西、俄罗斯,甚至来自南非。非洲有了其他选择,美国的影响自然就削弱了。

最后,世界的发展对非洲的舆论产生影响。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里卜虐待囚犯以及非洲对美国单边主义的看法继续损害美国在民主、人权和自己意图方面的花言巧语。当前的金融危机可能最终也会产生影响,因为非洲人认为他们最好还是把赌注押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上。

民意测验

2007年的皮尤世界民情项目显示,在对非洲国家的抽样调查中,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均很强烈,中国的影响力被认为比美国的影响力增长更快,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影响力被认为更加积极。

建议

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的战略路线并无冲突。尽管存在方式上的差异和深度分歧,但非洲国家、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是存在应当予以发掘的大量共同点。中国进入非洲经济可能会引起美国公司更多关注,而且有证据表明美国大型公司开始认识到不介入其中的机会成本。

美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可能会输给中国更加务实和乐观的商务手段。在一些领域,美国可以仿效中国的做法;应该继续支持一些领域,而不管非洲政府是否欢迎它们;在有些领域,中国、美国和非洲可以加强合作,避免出现可能的对抗。

美国要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教训,应该:

更加重视并优先着手鼓励和支持美国企业在非洲投资,通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商务部和进出口银行进行。

向交通、港口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更多支持。(通过非洲开发银行、多边行动计划或设立一项与英国的非洲基础设施基金相类似的基础设施基金。)

继续支持千年挑战账户项目。该项目是美国目前可用来支持重大及长期基础设施项目的少数渠道之一。它有条理地解决了建设非洲基础设施和促进负责任的社会管理的双重挑战,从而能激励那些透明度高、拥有稳健经济管理制度并能提供基本服务的国家。尽管该项目不应降低管理壁垒以覆盖更多国家,但美国可能会考虑通过该项目或其他机构签订更注重基础设施、涉及资金额较小而监督力度较大的小额合同。

加强在非洲的外交活动。这可能会加强软实力影响,同时还能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管理美国在非洲的一系列利益和计划。美国应加大在领事服务方面的投入,以缩短来访者、学生和职业人士申请签证的时间。美国政府可以在美国和非洲之间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交流项目上投入更多关注和资源,这些都是美国需要继续施加大量鼓舞人心的影响的领域。

为加强社会管理议程,美国应该:

加强对承担责任和具有远见的机构在技术和能力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对非洲立法机构、民间组织和媒体的支持。美国应该做出更多努力使地区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参与进来,提高非洲处理外国投资、环境管理、劳工安全、就业和社会透明度等问题的能力和制定相关标准的能力。然而,如果美国少来点有关传播民主的花言巧语,多来点对上述机构的支持,那么它会做得很好。

为了在共同利益领域加强与中国和非洲的合作,美国应当:

与中国和非洲各国政府相互协调。中国和美国均表示愿意就非洲的援助计划开展合作。例如,在医疗、农业及维和培训项目方面的正式合作最开始都很难进行,因为美国和中国管理这些项目的机构设置差异很大。这种合作需要先前具备强烈的政治决心并给予高度外交关注。但是,在特定国家或行业加强行动间的非正式协调可使采取的措施更有效。

就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中国领导层最近极力强调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清洁高效能源需求以及农业发展方面的全球性挑战。这些主题可能将是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上的突出议题。下一届政府应该尽早确保中国和非洲政府高层找到这些问题上的共同点,并着手建立协调战略机制以作出应对。

确保与中国和非洲领导人进行定期高层接触,提前预判并抢先处理存在潜在冲突和分歧的领域。在未来两年,随着苏丹开始举行几乎肯定会造成混乱和分裂的选举,关于苏丹问题的分歧可能加深。苏丹的选举将在美中两国对待非洲的方式之间产生最彻底的分歧,也将在两国在非洲的利益间产生最彻底的分歧。新一届美国政府应尽早奋力争取与非洲联盟和中国政府高层开展合作,建立关于苏丹选举和公投方面的共同利益、基准和红线,并建立关于未来合作的多边共识。(杜源江译 李士兴校)

 

 

中国在美洲的软实力投送

中国利用其在美洲的外交、文化和军事关系获取政治上的承认和有利的贸易与投资条件,它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集中在获取本国工业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向当地市场出售制成品上。中国既不寻求推进美洲的革命议程,也不试图利用该地区的反美紧张局势。文化活动、语言培训和教育交流可能使中国对拉美国家社会的认识得到加强,并增强那里的社会流动性,但短期内,中拉关系可能会继续受到文化差异和缺乏沟通的限制。

要点

中国利用其在美洲的外交、文化和军事关系获取政治上的承认和有利的贸易与投资条件。

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集中在获取中国工业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向当地市场出售制成品上。在矿业等经济部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把精力集中在经济活动上,而牺牲环保。虽然廉价的中国工业产品的涌入在一些国家受到消费者欢迎,但有关它们会损害国内工业的担忧败坏了中国产品在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声誉。

尽管中国与委内瑞拉和古巴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但它既不寻求推进美洲的革命议程,也不试图利用该地区的反美紧张局势。

中国的发展倡议看来集中在确保获得包括委内瑞拉和巴西在内的能源的机会方面。

咄咄逼人地提升文化活动、语言培训和教育交流。这可能使中国在长期对拉美国家社会的认识得到加强,并增强那里的社会流动性。但在短期,关系则可能会继续受到文化差异和缺乏沟通的限制。

概述

中国与美洲各国关系的特点是寻求在国际领域中获得承认,即它是中国的合法代表,确保获得其工业所需的原材料,获得进入该地区市场的机会,以出售自己的工业产品,以及在国际政治和贸易论坛上加深政治联盟。

获得对其主权的承认是中国的一项对外政策重点。这一问题在美洲仍是一项挑战。那里的一些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代表。

除了扩大外交影响力,以鼓励承认和遵守其“一中政策”之外,中国还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寻求获得经济利益。中国进口原材料或半成品,以刺激不断扩展的工业部门的增长,并进口农产品来养活本国人口。进入拉美国家市场的机会使中国的工厂获得了出售各种制成品的渠道。在生物技术、电脑、汽车和钢铁等工业领域中建立的技术伙伴关系使中国能够同重要的合作伙伴共享科学专门知识,同时确保获得当地可用的原材料的机会。

虽然近年来,中国对美洲各国军队“暗送秋波”的特点是武器出售,但中国承认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并避免显得它要推行一场武器竞赛或者一项革命议程。

中国利用“软实力”工具巩固自己与美洲国家的关系,加深自己的影响,确保获得市场和原料的机会。

本报告提供有关中国与美洲———重点是拉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联系的一项概览。报告利用学术文献、媒体、政府统计数字以及对专家的采访提供的证据,考察中国与重要国家的经济关系,探索中国谋求实现胡锦涛主席2004年阐述的有关中拉关系3项目标的途径:“加强战略联系,增进政治互信;采取切实可行的创造性措施利用经济合作的潜力;更加重视文化交流,以加深相互了解。”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与中拉关系相同的一些特征。不过,由于在国际贸易和政治论坛上,加中关系往往具有鲜明差别,所以在本文的一些部分中,将对其区别对待。

社会与经济联系和外交史

中国在美洲的经济活动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时代。当时,欧洲商人加入了打入大西洋彼岸市场的帝国舰队的行列,携带了来自东亚的纺织品和陶瓷等货物。一些货物必然地保留在当地商人手中,并逐渐影响当地的设计与消费模式。例如,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著名的蓝白相间的塔拉卫拉陶瓷艺品据说就是受到16世纪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启发。

中国向美洲的移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男劳工被从中国带到该地区,从事农业和铁路建设。劳工们在新的家园中受到的虐待导致许多工人———按照印地语的“临时工”称为“苦力”———对劳动条件提出抗议,并逃离工作营地。在秘鲁,苦力们逃离沿海庄园,住在城市里,当上鞋匠、屠夫和店主,并成立了互助协会。其中许多协会继续维护华裔秘鲁人的利益。在19世纪末的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政府欢迎中国移民进入该国西北部。在那里,他们的创业精神及其与美国大型矿业公司成功的商业联系引起了种族主义情绪和草根阶层对他们影响力的反对。中国劳工还抵达古巴,在甘蔗田里劳动。当他们迁徙到城市里寻找更为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时,他们聚居在少数民族社区里,并使哈瓦那的中国区成为当时拉美最大的中国人社区。

中国向美洲移民的复杂历史,加上搜集移民数据和在人口普查材料中标出民族属性的截然不同的国家模式,使得弄清该地区的华侨和华裔目前人口数量变得很困难。秘鲁估计拥有大约6万华侨生活在该国境内,华裔公民则要多得多。有关生活在委内瑞拉的华侨的数字与此相当;玻利维亚共和国有大约5万华侨;而巴西则可能拥有多达10万的华侨。墨西哥的华侨人口约为3万,华裔墨西哥人则更多。虽然有关哥伦比亚的华侨人数的估计要少一些,仅为7000人,但是加拿大统计机构报告说,2001年,有100万以上的华裔人口生活在该国。

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正常化。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为了表示与一个兄弟革命国家的团结一致,卡斯特罗政权于1960年与中国建立联系,宣布与台湾断绝关系而承认其社会主义盟友。在人民联盟政权领导下,智利于1970年承认中国,从而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南美国家。皮埃尔特鲁多领导下的加拿大左翼政府也于1970年承认中国。在此后的几年里,该地区许多其它国家,包括巴西等右翼军政权也承认了中国,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直到1979年,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在卡特总统领导下,美国才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然而,尽管中国与该地区许多人口最多的和经济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保持了几十年的外交关系,但却没能使巴拉圭和11个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在国际场合放弃承认台湾,转而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虽然巴拉圭继续承认台湾,但卢戈总统表示,他打算谋求与中国的更加牢固的经济关系。2007年,哥斯达黎加与邻国决裂,断绝了与台湾的联系,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关系。但中美洲像加勒比海地区一样,一般而言继续是台湾影响力的一个中心。

通过确保在美洲政府间进程中的观察员地位,中国获得了对西半球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担忧的细微认识。为了加深与南美重要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国参加了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的一项高级别会议。2004年,中国在美洲国家组织中获得了永久观察员地位。中国还是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委员会的观察员。除了与该地区政府间机构的成员发展正式的政治关系外,通过本国共产党,中国还与该地区的政治组织,包括与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社会主义国际委员会、圣保罗论坛、美洲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和拉美政党常设会议保持着关系。

由于中国是地区间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和观察员,所以中国官员有机会与该地区各国国家元首等政府代表直接交往。与该地区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使中国官员能够对台湾施压,以图使台湾在拉美高效经商的难度增大。例如2007年,中国成功地说服墨西哥拒绝让台湾总统陈水扁的飞机在他出席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就职典礼后进入墨领空,因为奥尔特加发誓要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高层访问也成为中国与该地区重要国家之间保持积极外交接触的特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2004年11月份亚太经合组织在智利举行的峰会相配合,胡锦涛会后对该地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外交访问,访问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和古巴,一路上达成了起码3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仅2008年,秘鲁总统加西亚、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就都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8国集团会议的间歇期间,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与胡锦涛会晤。2008年7月,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访华,出席中墨两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从而使两国得以审议在外交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需要。由于定于2008年11月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胡锦涛预计将再次出访南美洲。

近年来,包括阿根廷和秘鲁在内的拉美国家在中国开设了领事馆,或者扩大了领事业务范围,从而反映出中国和南美之间贸易和旅行的扩展。2008年6月,加拿大驻北京使馆宣布将开设4个新的签证中心,以处理中国侨民到加拿大旅行的越来越多的申请。1988年,中国和古巴商定,由于两国的密切关系,所以彼此之间的旅行不再需要护照。

尽管中国扩大了与该地区的外交关系,并努力通过参加地区政府间机构来更多地了解美洲,但中国好像既不寻求推行革命议程,也不想卷入该地区的反美紧张局势。一些观察家曾经报道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中国外交官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讲得不好,并缺乏对该地区的政治或习俗的熟悉。然而近年来,中国已经把其政府官员的拉美问题培训列为重点,并培养起一批深谙该地区语言、政治和文化比较年轻的外交官和国际关系专家,以便在今后几十年里承担重要的领导职务。在信守其已经阐明的和谐与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原则的条件下,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以确保自己在政治上获得承认,获得利用原料和市场的机会,并推进技术和能源方面的伙伴关系,同时在该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前保持中立。

利用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机会

虽然获得对中国主权的承认并提升国际论坛上全球范围的南南问题的影响力是中国所关注的重要政治问题,但该国在美洲的主要利益看来仍是经济方面的,因为中国认为,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其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潜力来说很重要。

与此同时,中国把该地区不断增长和日益富裕的人口看作其制成品的一个潜在市场。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美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大大增长。然而,贸易流动和投资格局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因为智利和秘鲁等初级产品出口国近年来从中国对铜等金属的热切需求中获得了巨大好处。但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国把来自中国廉价工业产品的涌入看作是与其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和对其经济利益的一种威胁。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如何影响中国对来自安第斯山脉各国工业用金属的需求还要拭目以待。中国可能会把其经济议程集中在对选定的少数出口国上,同时谋求开拓在另外一些国家的制造业机会。

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不断增长,但与它在其它地方的投资相比仍然较少。为了给投资提供便利,中拉企业于2007年11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第一届中拉企业家峰会。有来自该地区至少300位代表参加。第二次会议于2008年10月在哈尔滨举行。2008年在坎昆举行的拉美问题世界经济论坛包括了几次有关中国和拉美问题的会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谋求获得有利的机会,以利用美洲的初级产品。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以便为中国公司获得石油和天然气、农产品和原材料提供便利。在过去两年,有关能源资源的协议在中国与拉美的接触中处于显要地位。2007年,古巴和中国签订协议,以促进能源部门中的经济和商业关系。同年,委内瑞拉和中国达成协议,组建一个联合开发基金,以帮助把委内瑞拉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从每天15万桶增加到将近80万桶,委内瑞拉为该基金出资200万美元,中国出资400万美元。2008年,委内瑞拉和中国采取了额外举措加强彼此的能源关系,商定在中国修建一座炼油厂,以加工委内瑞拉的重质油,目标确定为,到2010年,委内瑞拉将每天向中国运送100万桶石油。虽然起码目前看来,计划仍在顺利实施,但油价最近的下跌可能会使这个项目的长期前景产生疑问。2008年,中石化与巴西石油公司签订一项协议,以修建一条974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称为“GASCAC”。新管道将与2004年开工、2007年竣工的303公里长的“GAS-CAV”网络相连接,并将使连接巴西东南部和东北部的天然气管道终端的“GAS-ENE”系统趋于完善。按照协议的条款,中石化将负责巴西从北到南管道的设计、工程建设和材料供应,其资金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

虽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拉美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较小,但它近年来已经大大增加。2007年,中国和拉美之间的总贸易达到1026亿美元,中国和巴西、墨西哥及智利之间的贸易占总额的将近60%。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以便为获得原材料(铜、镍、木材和铝矾土)、半成品(纸浆、矿渣和油漆)以及农产品(大豆、禽类、鱼类、糖类和水果)提供便利。2005年,中国与智利签订一项正式的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6月,秘鲁宣布,秘中两国将在2008年秋季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签订一项协定。

虽然总的趋势是,中国从美洲进口原材料,并跨越太平洋出口工业产品和电子产品,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也从该地区,主要是从巴西和加拿大进口航空航天设备等高技术产品。2007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把第一架ERJ145地区喷气机发送给大新华快运航空公司。几家加拿大电信公司向中国工业界出口无线技术。鉴于中加两国间的贸易增加,加拿大于2008年夏季宣布,它计划在中国开设6个新的贸易办事处。

分析人士说,虽然西半球对中国的出口并不占中国总进口的很大份额,但中国对来自拉美的产品的需求,在刺激拉美出口部门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产品占西半球进口货物越来越大的份额,拉美与中国之间存在贸易逆差,尽管个别国家与中国有贸易顺差。重要的是,中国公司与当地公司在生物技术、电脑、航空航天、汽车和钢铁工业方面建立了伙伴关系,从而在一些情况下带来了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共享。2007年,中国的汽车制造厂家一汽宣布,它将开始向墨西哥出口汽车,同时与墨西哥的萨利纳斯集团合作,以建立一家工厂来实现6000至7000美元型号车辆的国内生产。中古两国建立了生物技术伙伴关系,以便在古巴生产医疗产品并使之商业化。虽然在古巴生产医疗供应品可能会使中国专家的技能转移到古巴的制造部门,但来自美洲的生物技术公司也与中国同行共享知识。例如,加拿大的迈克罗尼克斯公司最近建立了一家联合企业,以利用专利技术在湖南省生产流感疫苗。

发展方面的伙伴关系是该地区各国和中国之间关系的特点。2001年,委内瑞拉和中国建立了一个高级别委员会,以探索共同关心的发展问题。在联合发展战略联盟指导下,委内瑞拉和中国交流与能源和农业相关的信息。中国支持提高食品安全方面的做法,以改善贸易结果。2007年宣布并初始注资60亿美元的一项联合融资基金为两国实施的一系列项目提供了融资。

如果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发展是以利用中国的资金向委内瑞拉提供基础设施为核心,那中国与加拿大的发展伙伴关系就是截然不同的。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CIDA)在中国设有办事处。它与中国政府和当地人民合作,以加强人权、治理和民主为重点。由于中国在拉美和非洲等地开展自己的扩大影响和对外援助的活动,它可能会利用本国经验,与CIDA等援助机构进行互动。

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软实力投送为了加深与美洲重要伙伴国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中国制订了各种各样的一系列文化和技术外联活动计划,以促进中国和该地区人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这些倡议包括交流军事人员;赞助促进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的计划;支持巡回的艺术展览、舞蹈团和体育代表团的表演;以及在科技方面的协作。

军事关系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的大多数美洲国家都开始与中国交换武官,从而建立了正式的两军之间关系。除军事交流外,军队关系还包括中国向该地区国家出售或捐赠军事装备,包括卫星和情报搜集设备、联合训练演习,以及飞机和军舰的访问等。虽然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对该地区武器出售的数量微乎其微,但他们的确注意到,通过捐赠装备和赞助拉美国家军官访问人民解放军的设施,中国正加深与该地区军队之间的军事关系,并使在美洲的朋友熟悉其做法。

人民解放军和拉美各国军队已经形成了几种交流形式,以使军官们熟悉对方的人员和任务。解放军款待了在北京相关机构学习的拉美国家留学生。他们在那里学习炮兵、工兵、后勤、情报和通信。自从课程开设以来,来自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军官们就定期参加了课程的学习。但墨西哥和秘鲁派出留学生则不那么经常。来自至少12个国家的100多名军官从解放军有关军事学说和国防的课程中毕业。与此同时,解放军每年都派遣代表团访问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拉美国家的高级军官还进行回访。

技术援助也构成中国与拉美之间军事外联的特征。2004年,巴西和中国签订一项协议,以促进军事交流和后勤以及科研方面的合作,通过制订有关中巴两国地球科研卫星的初步计划,加强了这一始于1988年的关系。中国为圭亚那和玻利维亚等较穷的国家提供了军事装备、军装、帐篷、野战厨房和工兵装备。

在一些国家,中国的方针看来建立在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方针基础上。在古巴,从1999年以来,中国一直管理着贝胡卡尔的一个信号情报站,同时为古巴政府提供设备,以阻止来自美国的马蒂广播电台信号。由于2000年签订了一项关于加强中古两国军队之间合作的协议,中国还为设在哈瓦那郊外一个原苏联基地的一所网络大学提供了5000台电脑和电视机当中的绝大部分。

对维和倡议的支持也是中国在该地区军事经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2004年以来,中国向联合国驻海地稳定部队派出了来自公安部的平暴警察部队的成员,从而为中国参与者提供了新的机会,以熟悉拉美参与国军方的军事理论。

文化关系

旨在使美洲公民了解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公共外交努力,在中国加强与该地区联系的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的文化外联包括语言教学、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文化学院的建立、姐妹城市计划,以及艺术、电影和历史方面的巡回展览。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关系从正式的政府协定扩展到包括社区组织举办的节日与庆祝活动。

有关包括语言教学在内的文化交流的正式协定是中国与该地区关系的一项关键组成部分。然而在许多背景下,文化关系得到了扩展,并把非正式的活动也包括在内。例如,1986年,秘鲁和中国签订了有关交换留学生和文化传统保护方面实践的一项文化协定。到2008年,这已经扩展到包括有关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医疗检疫和媒体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协定。在阿根廷,中国移民在社区层次上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与经济作用。他们在那里经营着大约4000家食品杂货店。中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唐人街举办的新年庆祝活动吸引了数十万参加者。自从加拿大1970年承认中国以来,中加两国间的文化关系日益多样化。90年代达成的有关文化交流的正式协定为2001年在加拿大举办“北京文化周”和2002年举办“中国西藏文化周”铺平了道路。由于期望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政府为在圣保罗修建一座“北京大厦”出资。它于8月8日奥运会开幕当天开放,为武术教学、电影和艺术展览以及教育活动提供了场所。

对中国节日和习俗的庆祝还在巴西引起了社区组织的狂欢活动。在圣保罗,该市的华人社区组织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每年在该市的自由广场举办。在巴西利亚,太极拳武术的爱好者30多年来一直聚集到一起共同练习。这一演练计划已经被宣布为该市“文化遗产”的一个方面,并纳入到该联邦特区官方活动的日程安排之中。委内瑞拉和中国为2006年至2008年期间确定了一项正式的文化交流计划,包括艺术、电影、文学和音乐方面的交流。

尽管中国历来经通过外交活动、教师交流和正式的教育协定,鼓励对其语言和文化的认识,不过由于开始在大学里开设孔子学院,其加强有关对中国语言、政治和社会的认识的努力4年来得到了强化。孔子学院是2004年在韩国开始创办的,以便作为把汉语教学、文化研究和教师培训融入到名牌大学环境中的一条途径。孔子学院已经在世界各地扩散。在加拿大,现在至少有5所孔子学院。2006年,中国和墨西哥在墨西哥城的华夏中国文化研究院庆祝了拉美第一所孔子学院开办。第二个中心于2007年在墨西哥开办,位于蒙特雷的新莱昂自治大学。中国现在在哥伦比亚和秘鲁办有孔子学院,并计划在阿根廷、古巴和智利开办孔子学院。

除了孔子学院外,教师培训、学生交流和民间交往也构成了中国在拉美文化外交的特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与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教育部和大学订有招生协议。从20世纪60年代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古中两国就定期举行教育对话和交流。2001年,两国在教育方面建立了正式的双边关系。中国每年向30名古巴留学生提供在华学习的奖学金。2003年,中国驻墨西哥使馆报告说,两国已经就教育交流举行了5次会晤,中国已经向墨西哥派遣了18位教授,在墨西哥学院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担任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中国报告说,它已经向墨西哥派遣了总共329名获得奖学金的留学生,墨西哥也向中国派遣了156名留学生,他们在中国学习了汉语以及中医、针灸和武术等。委内瑞拉和中国保持着一项类似的留学生交流计划。中国每年向委内瑞拉提供10笔留学生奖学金,以供其在华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2005年访华以后,中哥两国建立了正式的教育交流关系。访华期间,据说中国大学生讲的西班牙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他宣布将启动一项教育交流计划。2006年春,21名中国留学生抵达哥伦比亚,在13所大学留学,全部费用都由哥伦比亚政府支付。

一些关系已经超出扶持语言和文化教学的范畴。例如,2008年夏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副总理兼教育部长雪利邦德访华,以共享教育政策方面的最佳实践。由于每年有将近35000名中国留学生到加拿大高等学府留学,所以两国关系提供了就招生、学校管理和教师培训的各种方针交流信息的机会。

除了教育之外,中国还利用旅游、文化交流和媒体外联来培养中国与拉美公民之间的团结一致和相互了解。从2003年以来,中国与古巴、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签订了正式的旅游协定,把这些国家确定为中国游客的“批准目的地”。享有批准目的地地位意味着,中国游客获准利用获得批准的旅游业集团,到该目的地进行休闲旅行。为了努力吸引50万到美国旅游游客的一部分向南延伸旅游,墨西哥联邦特区区长计划向中国赠送独立天使的复制品,以使潜在的中国游客熟悉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与拉美50座城市的“姐妹城市”交流促进了中国和美洲城市居民之间的了解。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合作活动构成了中国对拉美和加拿大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政府和私营部门两者。1993年,巴西和中国宣布建立“战略关系”,以促进贸易、科学和技术交流,以及文化联系。中国向巴西提供了CBERS1和2卫星,以用于遥感用途。2005年,中国长城工业公司获得合同,即设计、制造和测试委内瑞拉和乌拉圭使用的VENESAT—1卫星,并将其送入轨道。在加拿大,在考虑如何促进与中国在环境方面合作的问题上,私营部门起了带头作用。2008年6月,由公司、省政府机构和加中商业理事会组成的一个联盟举行会议,以考虑如何促进两国在环境领域中的合作。2007年5月,中古两国就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等科学领域中的合作问题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诺将在医用和农用生物技术以及疫苗等项目上进行合作。与此同时,两国还就科学、创新和知识产权签订协议,同意就与可再生能源、纳米技术、生物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相关的问题进行合作。

科学教育与培训也构成中国对美洲外交的特色。通过墨西哥科技合作总局和中国达成的一项协议,墨西哥科学家到中国参加了“生物气化的技术与利用国际研讨班”等课程,以及有关“竹子技术”的培训。

民意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刚刚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拉美居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保持着相当赞许的看法,尽管一些拉美国家的居民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与经济影响在长期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根据皮尤全球民调中心2007年和2008年所做的民调,在巴西和墨西哥,对中国持赞许看法的民众所占百分比下降,而在阿根廷,其百分比则稍有上升。2008年6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墨西哥人和巴西人在是否认为中国尊重他们的国家的观点问题上存在分歧,墨西哥相当大的少数派相信,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在这三个国家,接受调查的人们都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已经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在巴西人和阿根廷人看来,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具有积极意义,但墨西哥人并不这样看。有关墨西哥人对中国经济活动的消极看法的数据与皮尤中心2007年春的一项民调结果相符,因而可能反映出人们对中国与墨西哥制造业部门的竞争感到担忧。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接受民调的人们有大约1/3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多数接受民调者都说,他们认为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对他们的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在皮尤中心2007年的民调中,委内瑞拉人有61%对中国持赞成看法,70%的人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有利于委内瑞拉,81%认为中国对委内瑞拉有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的商业做法或人们对中国经济活动的普遍看法影响国内政治的程度问题上,尚需做更多研究。但在加拿大和拉美,人民对环境、健康和劳工问题的担忧看来很突出。在秘鲁的矿业部门中,中国铝业公司已经在铜矿开采部门获得影响力。该公司有关搬迁莫罗克卡市、以便扩大海拔15000英尺的特罗莫克山上开采活动的计划造成紧张关系,因为一些居民认为该公司提供的补偿性一揽子建议钱太少。2008年7月,秘鲁的首钢耶罗矿山的工人们在2008年期间第二次罢工,以抗议矿里的劳动条件,声称这家中国企业必须在解决工人以及附近小城居民的担忧方面做更多工作,因为该公司控制着那里的供水、供电以及物业管理。对来自中国的污染产品的担忧也在中美洲引起关系紧张,因为含有受二甘醇污染、来源于中国的药物成分的止咳糖浆于2006年造成巴拿马300多名病人死亡。在加拿大,政府最近发出的有关从中国进口受三聚氰胺污染零食相关危害的警告引起消费者不满和超市对食品的召回。

建议

与中国和该地区重要国家开展有关产品安全问题的交流,或许可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卫生工作组或其食品系统网络来进行。这可能会使人们窥见最近发生的有关二甘醇和三聚氰胺污染的担忧问题,并在一种以信息共享、而不是怪罪和指责为焦点的环境中提出问题。

利用现有的双边机制,譬如战略经济对话和10年计划,以及美中全球问题论坛,或许还有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工作组,来探索自然资源的开采与保存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强调把环境管理融入到海外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促进有关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有选择的交流,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范围内的劳工与环境协定列为典范,以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较为负责任的贸易伙伴。

在本地区范围内,或许可在美洲国家组织的赞助下组织有关科学技术合作的交流。(尹宏毅译)

 

中国在发展中地区的软实力:国际石油产区的重要新竞争者

中国最近进入全球石油产区,正值全球对油气资源的争夺加剧以及生产国资源民族主义高涨。但中国在全球市场的重商主义对外投资政策将损害自身利益,削弱经济竞争力。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石油消费国,中美在增加投资维持平价进口能源和保证石油供应安全上拥有共同利益。让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石油市场对美国来说有极大裨益。美国应从对能源独立的讨论转为对全球相互依存的关注,为中美经济整体利益协同合作。

要点

中国进入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投资领域这一发展情况是可以预料且合情合理的。

中国石油企业违反正常的商业规则进行机会主义经营活动,可能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现象。从长期看,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成功具有重要作用。

正因为我们对进口的依赖,中美两国通过寻求在国际油气投资上的共同立场和发展道路,将使双方获益匪浅。两国不该让双方重合的利益成为冲突或恶性竞争的源头。

双方有很多潜在的合作领域;然而,合作要求政策观点的转变、积极的对话和具体的行动。

总述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一个净进口国。随着它继续在30年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上前进,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尽管能源消费依然以煤炭为主,但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且只是暂时在日本之后)。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对于从改革开放中获益最大的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其重要。

因此,作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并且由于国内石油储藏有限,中国石油公司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寻找油气开采和生产的投资机会,这或许是理所自然的。中国政府积极促进这些计划,将其作为中国更广泛国际政策的一部分,并以此推动中国参与全球主要工业领域:如航天、信息和生物工艺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也不例外。

中国最近进入全球石油产区,正值全球对油气资源的争夺加剧以及生产国资源民族主义高涨。全球普遍认识到油气资源正在减少;资源民族主义则正在迅速改变国际油气投资竞争的规则。结果,传统竞争者———即西方企业和政府———通常会将其视为对国际秩序的威胁。

几乎所有中国石油企业主要都属国家所有并由国家控制,只有部分资产上市交易,这一点使国际社会更加担忧。普遍认为,中国企业在商业活动中享有政府的积极扶持,扶持手段包括利用外交影响力、官方援助项目、保护国内市场、以及财政优惠政策等。同时,中国石油企业在石油产品定价以及其它国内标准上受政府限制。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石油企业是国家政策工具而非自由市场竞争者的印象。

中国石油企业以极大的优势进入国际市场,包括国内石油工业的经验、陆上生产能力,再加上25年来在与西方驻华企业合作中获得的海洋技术。中国石油技术服务企业在国际合同中越来越富竞争力。中国也为石油生产国提供了一个规模巨大、迅速成长的国内精炼油市场。因此,不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中国刚进入国际石油产区便具有很大优势,因此即便不把政治因素考虑在内,也被视为比日本当时更具威胁。

鉴于中国对进口能源的渴求,及其按照另一套规则参与竞争的能力,相关的政策问题是,中国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油气竞争主要以市场为导向的格局。或者说,中国购买昂贵的油气资产,或无视国际贸易规则发放国家补助,这种自愿交纳“新生学费”的做法是否只是暂时现象,如同更早期加入全球石油竞争的欧洲一样?今天,前国家所有或国家控制的企业———英国石油公司(BP)、道达尔集团(Total)、埃尼集团(ENI)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Hydro)———也和其它国际石油企业一样,根据市场效率原则参与国际石油市场活动。甚至新兴市场也有这样的例子,如在海外经营的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等国家石油公司。在海外大展鸿图的中国石油企业———主要有中石油(CNPC)、中海油(CNOOC)、中石化(Sinopec)和中信集团(CITIC)———是否也在经历类似的过渡阶段?

目前作出判断大概为时过早。根据石油工业标准,中国的海外活动持续时间都还较短,因此证据必然不够可靠。但我们确实知道,当国际石油企业为其产品寻求价值最高的市场,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生产的石油大部分都售往全球市场,而非自动进口到中国的国内市场。例如,2008年苏丹原油最大的进口国是日本而非中国,尽管苏丹的石油大部分由一家中国企业生产。这表明,中国企业进行商业决策时,商业利益依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便不是首要的。这也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在国际上的工业活动是否完全受政府指挥;或者正好相反,即政府的支持更多受到企业需求的影响,因为这些企业是关键工业部门中的政治支持者。

案例分析

一、伊朗

伊朗的石油储量占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10%以上,还拥有欠开发的巨大天然气资源。因此,中国为保证未来油气供应所进行的海外活动中,伊朗是首要目的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可以发挥其外交影响力,保护伊朗免受国际制裁。中国认为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制裁过于严厉。中国也很重视以同为文明古国的身份来迎合波斯的虚荣心,以巩固双边关系。

尽管中国是伊朗原油的主要进口国,它试图利用伊朗被国际孤立成为伊朗油气田主要投资经营者,却未能获得太大成功。这主要是因为伊朗倚仗近年来急剧上涨的油价,在商业活动中不讲道理、不肯让步。我们不清楚在与伊朗的石油交易中,中国的软实力究竟是否为其带来任何商业优势。随着2008年7月以来国际油价急剧下跌,根据伊朗所谓的回购合同条款,中国的耐心可能会获得回报,享受到更优惠的条件。

伊朗未来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的潜力依然是所有国际石油企业密切关注的重要目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对伊朗的友好态度未来是否会得到德黑兰的报答尚且未知。不过,在国际石油产业中伊朗商业谈判者以强硬著称,他们会将自己在当时石油市场行情下的讨价余地发挥到极致。

二、委内瑞拉

拥有除波斯湾以外全世界最大已探明石油储备的委内瑞拉是中国另一个主要目标。其现任总统对美国的强烈不满,既给了中国机会,也让中国为难。查韦斯是中国的常客。2008年9月在他最近一次访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委婉地指出,北京不希望其与查韦斯政府的关系影响它与华盛顿的关系:“我们的双边关系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也不是为了对抗第三方,不会影响任何其它国家与委内瑞拉的关系。”

无论如何,对于查韦斯来说,中国是除美国外的选择,为委内瑞拉带来投资和石油技术,它是一个出口市场,还代表了一条发展道路。中国企业不仅仅是委内瑞拉石油产区的投资者,也是石油生产重要技术服务的提供者。中国最近帮委内瑞拉发射通信卫星并向其出售教练机。这显示出中国可以提供更广范围的实用技术。

不过,由于地缘相近,加上美国炼油厂将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加工改良为轻质石油产品的能力,委内瑞拉出口美国的石油依然占60%。这种情况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尽管委中已经宣布计划在中国建造多达三座能够加工处理委内瑞拉重油的炼油厂;将在奥里诺科河流域合作开发石油;还将帮助委内瑞拉建造油船。这些对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十亿美元级的投资需要数年才能完成,而且尽管三番五次地诏告天下,这些项目仍处于调研阶段。

查韦斯宣称计划在2010年之前将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从目前每天30万桶的水平提高到50万桶,然后继续增加到100万桶。中国今年提供的40亿美元援助贷款主要用于农村发展、水产业和农业合作,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委内瑞拉的参与,并显示除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之外,中国有能力提供均衡的一揽子经济援助。两国的双边关系建立在加拉加斯与北京之间利益和便利性的短暂重合之上,委内瑞拉是一个研究这种双边经济关系持久力以及是否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有趣案例。例如,一个在委内瑞拉的中国原油生产企业是否能克制不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出售石油,而把产品运往遥远的中国市场吗?如果不能,委中政府投入巨大力量建设的战略关系价值何在?

三、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一直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不过它的地位最近受到安哥拉的威胁。在尼日利亚和其它非洲国家,中国经营的不仅是其资产,就像前文所述在伊朗和委内瑞拉一样,还有便利的融资机会、中国在该国的劳工、对非石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附带条件少于西方国家的援助。不过,中国企业面临来自在尼日利亚的传统西方重要石油生产商的激烈竞争。它们不得不支付数十亿美元,以参与重要的海外勘探竞赛;它们的工人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同样面临绑架和暴力的巨大威胁。

在尼日利亚,就和非洲其它地方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模式和一个更慷慨的商业伙伴的吸引力其实有限。在初来乍到时的新鲜感消失后,就会发现中国在掠夺非洲自然资源上的商业需求与西方大同小异。中国狭隘民族主义和西方的种族主义相似;在项目中大量使用中国工人损害了当地劳动力的利益;纺织品等中国廉价商品的进口与本土产品形成竞争。高层政治接触以及作出的承诺让人充满期望,但很难切实贯彻。

四、安哥拉

中国与安哥拉的接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安哥拉刚独立后的内战时期。

因此,两国关系对于罗安达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政府是一个复杂的事情。苏联和古巴支持MPLA政府,而中国起初支持若纳斯萨文比领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但是,中国巧妙地利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透明度要求的制约所留下的空白,满足安哥拉多项发展需要,扩展与安哥拉的贸易关系,成为安哥拉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仅次于美国)。为了换取对安哥拉石油的购买权,中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并保证不干涉安哥拉内政。中石化更是获得了安哥拉勘探区的主要位置。安哥拉成为近年来产量增速最快的欧佩克成员国。

不过,中国与安哥拉在石油工业上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将会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包括该国的吸收力以及安哥拉政府对中国人遵守当地法律以及培训和技术转规定的要求。中国是否能够在与安哥拉高度腐败的失败政府的交易中避免资源诅咒的影响,值得人们关注。

五、东南亚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较长的历史联系以及这些国家中规模和势力都很庞大的华人社群,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在石油和天然气上的关系既有促进作用,又使其更加复杂。中国与东南亚在地域上的邻近也给这种关系增加了安全和地区领导力的因素。如2007年,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尤沃诺苏达索诺要求东北亚各国———即日本、中国和韩国———帮助保护马六甲海峡的海上安全。这也影响了美国在保护该地区海洋航路的传统军事角色,而作为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波斯湾重要能源进口国,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日益增加。比起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直接能源关系的担忧,这些更广泛的担忧可能更重要。随着人口的大幅增加和经济的显著增长,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能源净进口者。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缅甸,中国在那里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制裁留下的空白,在那里安插企业,以在该国的天然气部门发挥重大影响,并为未来进口石油做好准备。

紧迫的问题

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石油消费国,中国和美国在增加投资维持平价进口能源和保证石油供应安全上拥有共同利益。中国在它发觉西方影响暂时变弱的地方对海外石油天然气进行机会主义投资。这是合乎情理的,况且中国无论看上全球哪片石油产地———波斯湾、北非和西非、南美、加拿大、甚至俄罗斯和中亚———其西方石油企业竞争者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率先进入了。中国自身30年经济改革的成功一直是基于与全球自由竞争市场的融合以及逐渐使其经济行为符合国际准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一切的集中体现。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在自然资源和石油工业上会有例外。

美国作为领先经济大国和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让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石油市场对它来说有极大的裨益。应该欢迎而非害怕中国石油企业进行国际投资,只要它们符合国际竞争的规则。等有朝一日厌倦了交纳“新生学费”,中国自身也会越来越多地从中得益。任何来源的投资增加都会带来整个世界市场石油供应量的增加,而美国将是主要的获益者。中国在石油等全球市场的重商主义对外投资政策将损害自身的利益,削弱经济竞争力,美国在这方面有过不少教训。这意味着美国要避免传递错误讯号的失败案例发生,如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失败事件中的过度政治化。

美国还必须从对能源独立的讨论转为对全球相互依存的关注,这牵涉到中国和美国的巨大利益。两国联合起来能够巩固适合全球市场的国际油气投资政策框架。我们的企业在各种合资组合中都应该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同时我们的政府应该为两国经济的整体利益协同合作。

政策建议

扩大战略经济对话,使其包括在全球进行的传统油气投资。到目前为止,两国对话都集中在能源效率、技术出售以及有时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的转让问题上,没有讨论过在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地方进行国际合作。

推动中国加入国际能源机构体系,尤其是在战略储备共享和数据透明度方面,以显示这一全球体系如何有助于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

鼓励国际合资,如中石化—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在福建的炼油项目,这一项目表明在油气投资上进行国际合作可以创造三赢。总体而言,主要西方石油企业和新兴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中增加商业合资,将会强化国际竞争规范。

在进行大规模油气投资的地区内扩大外交对话,以明确一致利益,如稳定的投资环境和潜在的合作领域,包括外国援助。

避免单方面的经济制裁,给中国的机会主义留下可乘之机;利用积极的对话,在需要的地方推动更有效的多边经济制裁。(董昕译)

 

中国在中东的软实力

中国对中东的关注随着它在该地区能源利益的扩大逐渐增强,但总的来说,中国对中东的态度明显不带感情色彩。许多中东国家希望利用与中国关系补充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但中国的策略非常高明,以经济利益和示好行动相吸引,力戒迫使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中国对中东日益增强的重视使它处于同美对抗的危险中,但中国没有针对美优势或主要政策倡议发起挑战,因为中国是美为维持大中东稳定与安全所进行巨大努力的主要受益者。随着中国在中东的接触不断增加,美国需要帮助形成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合作的格局,以使其日益增强的作用朝合作性而非对抗性方向发展。

 

要点

中国对中东的关注受其能源需求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中国的石油自给自足。自那以后,它加强了在中东的接触。

跨境投资形式不断增加反映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日益突出,与此同时,中东对美国的不满日益加剧。

中东国家比中国更希望中国取代美国。

概述

中国对中东的关注随着其在该地区的能源利益而逐渐增强。1992年或1993年之前,中国的石油自给自足,后来则逐渐变成一个石油进口大国,每年进口的石油一半以上来自中东。中国对中东日益增强的重视使它处于同美国对抗的危险中,后者自英国30年前撤出波斯湾后就一直是该地区无可匹敌的力量。中国官员深知在该地区事务中取代美国的好处,但他们几乎尚未表现出这种取代意向。中国目前在中东的接触基本没有军事成分,其结果是,中国有赖美国保障作为其生命线的能源供应。相反,中国采取了一项耐心而从容的策略,在该地区广泛发展商业利益,辅之以外交姿态和文化联系。

许多中东国家希望利用与中国的关系补充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并使它们有时有理由进一步疏远美国。中国的策略非常高明。不像前苏联———它频频在中东施以高压,常常促使一些国家转而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中国的策略是以经济利益和示好的行动相吸引。此外,它力戒迫使一些国家在它与美国之间作出选择。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作为一个古老而迅速发展的社会的样板,其吸引力也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结果,中东国家渴求加深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及其他商品贸易

二十一世纪初,北京在中东的利益核心是能源安全。据国际能源管理局说,2004年中国生产的石油占其消费量的54%,其余部分靠进口,其中一半左右来自中东。中国的能源不足可能迅速加剧,国际能源管理局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进口将达75%。中国分析人士指出,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几乎毫无限制,因为能源有保障,而能源不足可能阻碍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从中东进口能源,另一方面则对以石油为基础的中东经济输出商品和劳务。中东石油生产国是中国轻工制品、机械设备、汽车、食品和工程及劳务的主要消费国。双边贸易迅速增长。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中东的出口增长7倍多,进口增长5倍多。2006年,海湾合作委员会与中国的贸易超过4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中东对中国的碳烃化合物出口。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超过了760亿美元。

然而,重要的是须从中国贸易总数字看中国的中东贸易,包括石油进口。例如,在2005年,中国对当时是其第一石油供应国的沙特阿拉伯的双向贸易总额仅占中—美双向贸易额的7.6%、中—日贸易额的8.7%、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1%。2005年中国与中东和北美国家的双向贸易———包括中国的石油进口———仅占其全球贸易总额的4.2%。中国—中东贸易稳步增长,但中国的全球贸易规模巨大,整个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

然而,从绝对意义上说,中国—中东贸易不断增长,而投资的增长将长期促进贸易。不像西方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能源市场,基础设施投资前景广阔。2004年中石化与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和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福建泉州合资建一座35亿美元的炼油厂,使其炼油能力增长两倍,并使它能够加工“滞销的”沙特原油。这是一项双赢项目,中国获得了长期的石油供应,而沙特缺少买主的滞销原油也有了销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和中石化的合资企业中沙天然气公司(SinoSaudiGas)正在沙特的鲁卜哈利沙漠共同勘探天然气。2006年,中国和沙特商定在中国海南共建一个能够储油6290万桶的设施,此处靠近一个经济开发区,中石化正在那里建一座炼油厂;沙特也邀请中国公司参加624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沙特和中国的角度看,这些协议都很有意义,沙特石油大臣阿里本易卜拉欣纳伊米说,亚洲是中东理所当然的市场。

除了石油,中东生产商还寻求利用中国建筑业持续的繁荣,以及它对更多材料的需求。例如,估计中国对铝的需求2010年之前每年增长20%。波斯湾完全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当地这种金属的产量显著增长,中东铝挤压机数目仅2007年一年就从25台增至85台。虽然90%产品用于当地的建筑部门,但其余很大一部分都输往亚洲市场。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化学和石化生产也显著发展。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每年对中国出口20亿美元的产品,包括化肥、合成纤维、铁、钢和塑料。胡锦涛主席4月访问沙特后,中石化和沙特最大的化学生产公司基础工业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合资在天津建一座乙烯衍生产品工厂,中石化将投资17亿美元,预定2009年秋开工。

中国—中东贸易的构成非常符合中国的一项策略,即利用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大量生产成衣和汽车之类低成本产品。仅举几例:2004年初,利比亚市场上很大一部分消费产品是中国制造,反映了该地区其他地方的趋势(中国对利比亚出口的官方数字从2003年的216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3亿美元。)埃及估计中国最早将在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它打算扩大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以及借降低通行费而吸引中国出口品通过苏伊士运河转输欧洲。中东也是中国汽车和摩托车的主要出口市场,自2000年以来,这两种产品的出口大幅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说,中国对中东(北非除外)的出口13.5亿美元是汽车部件,另21.9亿美元是其他交通工具,包括摩托车。中国打算在2010年之前使对中东贸易从2005年的513亿美元增至1000亿美元,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大量投资于市场基础设施。阿联酋即将成为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有消息说,中国商品充斥阿联酋市场。在阿联酋的中国公司多达1000家,迪拜的龙城购物中心占地15万平方米,是中国消费品在该地区最大的展窗。

中东既供应资本,同时也接受资本输入。作为供应者,它寻找有望获得最大回报的市场,而最近的石油价格上涨,使海湾合作委员会成了中东最大的资本持有者。在2002—2006年期间,海湾合作委员会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约为5400亿美元,其中11%投入亚洲。20世纪70年代,美国是海湾大部分资金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但追求更高回报的愿望,以及对美国的愤怒和对反恐狂热可能阻碍资本出入美国的担忧,促使许多投资者考虑其他市场。在这方面,鉴于中国的投资回报可能很高,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投资者特别看好在那里的投资前景。一个特出的例子是,科威特投资管理局(KIA)购买了中国最大银行工商银行价值7.2亿美元的股份。

KIA一位负责人在宣布这一消息时指出,“这一参与证明了科威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断加深,同时也反映了KIA作为一个核心投资者的长远战略价值。此举也标志着KIA对华长期战略投资计划的开端,KIA希望将这一计划扩及其他许多部门”。卡塔尔投资管理局也对中国工商银行投资2.06亿美元,工行将在多哈开设一个分行,同时还计划在迪拜开设一个。

然而,中东有部分地区也是资本的消费者,特别是在黎凡特和北非的贫油国家。例如,约旦建造了其第一个汽车制造厂。中国的河北中兴汽车制造厂与Iyas汽车制造厂和约旦投资委员会合作,建了一座3000万美元的工厂,生产销往阿拉伯和东欧市场的汽车。此外,这项协议还规定,约旦工程人员将在中国接受培训,然后返回本国的工厂。在埃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埃及棉纺控股公司提供了1630万美元的贷款,翻建一座聚酯工厂,另有一笔200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修复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并新建其饭店。中国最大的国营公司中信集团也计划对伊斯梅利亚省的一个铝厂投资8亿美元,该厂的大部分产品运往中国。中国最大的产铝企业中国铝业2007年10月与马来西亚和沙特的伙伴签署了一项协议,斥资30亿美元,在沙特建一座铝厂。最后,中国国家化学工程公司与科威特的哈拉菲集团(Al-Kharafi)签署了一项合同,拟在埃及建一座7亿美元的化工厂。

世界银行估计,埃及现在是中国新近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合资企业合同总金额2006年达27亿美元。同时,在阿尔及利亚,“一些最大的建筑工地实际是由中国公司在管理”,中国工人占该国所有外国工人的一半。中国目前仅在阿尔及利亚的项目就已超过180亿美元,基本是在建筑业,但也包括水利、电信和能源。阿尔及利亚已成为中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项目承包市场,与不到30家公司签署了300多项协议。

中国在中东使用军事力量中国将贸易看作扩大其在中东影响的一个相对而言没有争议的途径。每当涉及军事问题,北京总是格外谨慎。美国为维持大中东的稳定与安全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中国是主要的受益者。中国领导人对华盛顿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处理并不完全满意,有时会采取削弱美国努力的政策和贸易关系,然而,他们没有对美国的优势或主要的政策倡议发起挑战。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北京减少了对伊朗的某些武器销售,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鼓励伊朗中止其铀浓缩计划的努力。

中国在中东的军事接触包括武器销售和两用技术转让、参加联合国在黎巴嫩的维和任务以及非常有限的军队—军队接触。

中国并非总是如此谨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军火出口国,到1989年,其军售份额占军火交易的8%。中东是中国便宜的小武器和低档军事装备的主要市场。在两伊战争期间,中国向伊朗和伊拉克两边出售武器,其他的买主包括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阿曼和埃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中东的出口是中国全球武器贸易的主体,但在中东的武器进口中,中国的份额相当小。在过去20年里,财力雄厚的国家,包括中东的大多数买主,已买得起美国、俄罗斯和欧洲技术上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中国现在已成为该地区次要的供应国。到2007年,中国在全球武器出口中的份额降至1.5%以下。

北京现仍向中东某些国家出口一些武器和弹药,包括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伊朗是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武器买主。最近对德黑兰的军售包括40枚TL-10/C-701反舰导弹和6部空中监视雷达,供货日期在1998年至2004年之间。此外,中国还出售伊朗人获准在本国组装的武器系统的部件,包括近280枚C-802/CSS-N8/Saccade反舰导弹、近1000枚QW-1“前卫”地对空导弹,最近还有C-801/CSS-N-4/Sardine反舰导弹。在2006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中,一枚伊朗造中国C-802反舰导弹击中了一艘以色列军舰。对伊朗的某些武器销售有悖于北京降低波斯湾海运风险的意愿,但是,它们反映了与一个主要能源供应国和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维持良好关系的补偿性需要。

中国对伊朗核计划介入程度尚不明朗,但对中国向伊朗的技术转让的怀疑早就集中在铀浓缩和弹道导弹技术方面。在2004年和2007年,美国政府因所谓的对德黑兰出售两用技术而对中国几家公司实施制裁。此外,西方最近为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野心而作的尝试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牵制。德黑兰的弹道导弹和太空计划中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既得利益。

中国努力为其作为负责的利益相关方的形象增辉,并通过加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而获得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影响力。2006年初,中国向

UNIFIL派出了182名工程人员,以帮助恢复在黎巴嫩内战中受到破坏的基础设施。在2006年的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战争之后,尽管一名中国观察员在以色列轰炸联合国一观察哨时殉职,北京仍响应联合国帮助扩大此项任务范围的呼吁,将派出人员增至240人。在访问UNIFIL另两个重要成员国法国和意大利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诺将中国军人增至1000人,并向黎巴嫩提供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尚未兑现这一增兵承诺。在2007—2008年期间,有343名解放军士兵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主要是从事修复基础设施和排雷活动的现场工程师,另外还有60名在UNIFIL战地医院工作的人员。

在中东,中国军队与该地区国家军队之间的接触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和拉美。自2001年以来,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与埃及和叙利亚的军方高官有多次接触,还到过约旦、黎巴嫩和以色列。中国也接待过伊朗、科威特、阿联酋、叙利亚和卡塔尔的高级军官。

中国超然对待中东政权

总的来说,中国对中东的态度明显不带感情色彩,这与中东国家寻求可替代美国的依赖时所表现的过度热情形成对比。许多中东国家与美国之间有着长久而密切的渊源,但它们视中国是其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当代中东对中国的看法与一百年前它对美国的看法相似———那时许多中东国家指望美国将它们从欧洲帝国主义者手里解救出来。美国远离在整个19世纪考验了中东的争斗,在该地区基本没有代理人。在上一代中东人眼里,美国正是那种能够帮助它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国家的“坦诚斡旋者”。威尔逊总统为自治主张所作的努力提高了美国的信誉,虽然有部分人对美国不愿接受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感到失望,但美国的拒绝也强化了一种看法———美国与欧洲不同,它在中东既不谋求发展势力,也不想支配那里的人民。而当代中东对美国的看法往往与此相反,认为美国继承了英国的角色,它所制定的政策以牺牲受其支配的人民的利益而扩张帝国主义的势力。

一百年前对美国反殖民主义的真诚信任为美国在中东发挥影响铺平了道路。美国的做法是派出商人,而不是总督,它因此而在该地区受到欢迎。中东既缺知识,又缺管理经验,美国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巧妙手段博得了好感。21世纪初,有人听到了对于中国的这种看法。要求中东政治改革的外部压力引起了阿拉伯政权的担忧。不仅伊拉克的例子特别可怕,而且,也没有一个政权愿意为可能威胁其权力的反对派运动开路。布什政府的“自由计划”是美国这一努力的体现,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和敌人全都寻求阻止其生效。各国政权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美国要求改革的压力不受欢迎。

中东反对美国的这种民主努力,同时欣赏中国公开宣布的对阿拉伯改革的超然态度。阿拉伯政权和知识分子都视中国为楷模:它是一个有利的贸易伙伴和国际事务客观的观察者,从不介入他们的内政。对于阿拉伯政权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及其在人权或选举方面的表现,中国不提任何要求———那样做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有些国家,如埃及,特别渴求中国的注意。埃及利用其作为一个地跨中东和非洲的国家的地位吸引注意力。它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自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和平条约以来,它获得了美国600多亿美元的援助。展望未来,埃及不会只指望西方。埃及是中非合作论坛的主席国之一,其经济部长早就承诺,中国将成为埃及主要的贸易伙伴。

在中东,美国声望下降而对中国的尊重与日俱增

一些民意测验的结果已证实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急剧下降。虽然导致下降的原因仍在辩论之中,但巴勒斯坦的权力交接问题和以美国为首的两次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与这一降势基本平行发生。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美国的一些盟国,如约旦、埃及和摩洛哥,公众对美国在中东扮演的角色及其与当地政权关系的状态都产生了反感。这是否会随着新政府或新政策而改变尚不可知,但最近的趋势却是无可争辩。

在谢卜利塔勒巴尼舆情调查所和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组织2006年所作的一次民意测验中,78%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或是有些反感,或是非常反感。在约旦、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全是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对美国评价非常不好的调查对象的比例最高。同样,约旦、埃及和摩洛哥对美国的信任也是最低。

此外,由于苛刻的新签证规定和对阿拉伯人的严格审查,赴美成了更麻烦的事。因此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转向了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学,因为这些国家签证比较容易。同样,2006年初国会对迪拜世界港口公司协议的反对,以及最近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恐惧加深了中东的忧虑。总的来说,随着更多的阿拉伯人对去美国旅游或学习的可能性产生疑虑,个人之间建立的关系也在相应减少。

相反,中东对中国的评价近年来迅速提升。在那两家民调组织联合进行的同一次民意测验中,调查对象表示,如果全世界只能有一个超级大国,他们首选法国,其次便是中国。根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2007年喜爱中国的埃及人可能比对中国看法不佳的埃及人多一倍,在科威特,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人可能比持负面评价的人多两倍。盖洛普研究公司2008年发现,40%的中东民众对中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表现表示满意,对美国满意者仅为17%。

中国在中东是一张新面孔,它也是古老文明如何在现代发展繁荣的令人鼓舞的样板。这一点特别引起了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注意,无数的文章和讲话确认中国现代化道路值得阿拉伯人学习。纳吉布马赫福兹说,阿拉伯社会应多向外国学习,包括中国的经验,因为它的历史和社会传统与中东更加相近。一位作家最近在阿联酋报纸上撰文说,“中国模式”证明“要成功刺激经济增长,世界各国政府还有另一条道路可走”。开罗阿赫拉姆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阿卜杜勒-穆奈姆赛义德指出,阿拉伯与中国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反应迥然相异,并断言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供阿拉伯人借鉴。

中国形象的改善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慷慨援助。对于贫穷的中东国家,如也门,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医疗卫生援助,所获回报是有限但重要性日增的市场准入和能源供应。

在过去40年中,中国向也门派出了2000多名医务人员,现在仍有163人在那里服务。2007年7月,一项关于医疗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使中国对也门的医疗援助正式化,这与中国最近作出的加深同阿拉伯联盟所有国家之间卫生合作的承诺并行不悖。由于也门每1万人才有两名医生,中国的援助改变了许多也门人的医疗状况,而且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这样做。

中国对也门的关注并不完全出于利他主义。也门拥有丰富的天然气,以及每年3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关系,而且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跨曼德海峡,与非洲之角相对。作为阿拉伯世界最穷的国家,只有少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相对较低的人均购买力(2750美元,而阿联酋为3.7万美元)。也门似乎是中国一种令人意外的投资。然而,中国从其投资中获得了收益。它在也门为其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两国间的贸易2005年接近30亿美元。以提供医疗援助作为人道主义手段是中国向也门示好的一个办法,因而加深了它与该地区这个越来越重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政府与上层人士的兴趣日增,这可见诸教育和旅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东地区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成倍增加。学习中文的大学生每年约有1500人,在大学校园之外,还有1000人在中国文化中心和埃中友协学习。艾因沙姆斯大学有非洲规模最大的中文系,有500名大学生。爱资哈尔大学有200名中文学生。开罗大学2004年也开设了中国课程,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出席了开学典礼,中国政府捐赠了1000册中文书籍和杂志,以表支持。2005年,埃及和中国官员同意在开罗创办埃及中文大学,此为中东第一所中文大学。2008年9月,中国和埃及签署一项协议,拟在开罗办一所小学。据埃及报纸报道,开学第一年,共有87个名额的初小,竟有1500名孩子的家长报名。这所小学耗资375万美元;协议要求中国在埃及的所有29个省各建一所这样的小学。此外,每年约有300名专业人员在中国接受技术课题培训,主要是按中国的一项提议,培训1万名非洲人,这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内容之一。

在沙特阿拉伯,沙特学生由在该国经营的中国公司提供奖学金直接到中国学习。中国政府也直接为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和专业人员提供奖学金。

在中东,并非所有国家都同样渴望与中国发展文化关系。例如,在阿尔及利亚———阿中双边贸易2001年为2.9亿美元,2008年增至40亿美元左右———学习中文的机会就很少,尽管对能讲汉语和阿拉伯语的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据中国使馆说,一项要求教育部办一所孔子学院的建议没有得到答复,而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文班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许多中国公司只好以非正式办法教其员工学习中文。

加强文化交流,旅游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手段。到2015年,周游全球的中国人可望达1亿之多,形成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阿拉伯公司也想分一杯羹。埃及旅游管理局发展未来旅游业的策略一部分是吸引中国游客。自中国和埃及2001年10月签署一项关于埃及对中国游客开放的协议以来,2005年去埃及的中国人达3.5万,未来几年,这个数字还将超过8万。中国希望通过发展旅游缓解两国的贸易失衡———目前中埃贸易额之比为十比一。对发展中国旅游业的期望促使埃及人掀起了中文热,以期做中国的生意。2004年至2006年期间,仅仅因为阿联酋航空公司开通了直飞,中国去迪拜的旅游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2008年夏,有300名埃及人到过北京———他们是埃及开罗歌剧院《阿依达》歌剧的演员、乐队和剧组人员。

中国还以阿拉伯文版的《今日中国》争取阿拉伯读者。这份月刊在开罗设有一个地区办事处,在该地区发行的1.5万份杂志中约有2/3属于埃及读者。这份装帧精美的80多页的杂志的目标读者无疑是阿拉伯人。除了关于中国的生活、货币和经济之外,每一期还有题为《同在东方》的文章,突出阿拉伯人和中国共同的活动。最近几期还增加了一名在中国的阿拉伯人讲述见闻的内容,标题是《在中国街头的一家咖啡店》。

虽然这份杂志从许多方面说是一份很不错的出版物,但它也突出反映了在加强与中东的关系方面,西方的努力超出了中国目前的作为。尽管这份杂志所追求的目标很高,但仍远远不及现已停刊的美国杂志《Hi》———它甚至比在美国的一些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杂志办得更好。在外语教学方面,中国的努力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所作的目标更高的努力相比显得苍白无力。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使馆都订有范围广泛的文化计划,涉及从艺术到生活技能的方方面面。美国政府每年出资供500多名埃及人赴美学习,这其中包括可造之材的学生和步步高升的官员。英国文化委员会仅在埃及一国的预算,每年就达700万英镑,考虑到埃及的人均低收入,这个数字更为可观。

在中东的外交官有些不解,不明白他们辅架文化桥梁的比较温和的努力———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半个多世纪的做法差不多———为何令西方如此担心。他们似乎特别困惑,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受安全考虑的驱动,而目前中国的政策安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位中国外交官特别指出:“你们管你们的安全,我们做我们的生意,如何?”

由于中国的发展与活力———它还公开表示对强权政治不感兴趣———中东各国政府和民众对这个国家的兴趣越来越浓。迄今为止,中国谨慎地避免引起反对,并享受着美国的安全保护,但不明确表示支持。对中国来说,文化外交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外交官在巧妙地突出与该地区政府的基本共性,以强化同感。

同样清楚的一点是,中国在走一条熟路,发展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文化计划之要素的那种语言计划与交流。这对中国有利,因为该地区的人民将它看作前途无量的国家,而且不想以新殖民主义的手段剥削这个地区的人民或资源。这就是说,中东人认为中国在他们地区的政策主要是运用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中国2006年向黎巴嫩派出了维和部队,2008年又派军舰去索马里对付海盗,这些行动表示,中国在该地区的软、硬实力最终必定会达到更好的平衡。随着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增长,中国将发现几世纪来制约着外部力量的责任有许多将落在他们肩上。中国在中东日益突出软实力是一个迹象———它明白随着它暴露面的扩大,要保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将会多么困难,而且这也可能是预示它也将运用更多硬实力的先兆。然而,在中东,更大的努力并不能保证获得更多成果,这一点,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还有其他一些人———体会深刻。

建议

与中国伙伴共同进行后果管理,以加强中国对其贸易伙伴的行动的责任感。

使中国参与某些努力———如签署海湾海军巡逻协议,以助稳定中东局势。

因为中国在中东的接触必然不断增加,美国需要帮助形成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合作的格局,以使中国日益增强的作用朝合作性而非对抗性方向发展。(吴学华译)

 

中国和东南亚

中国可能希望成为该地区的超级大国。不管这是不是它的长远目标,至少北京在短期内希望能确保该地区对中国的和平意图放心,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关系,增强该地区稳定性以及推动中国内部发展。如果中国没有排斥美国参与地区事务的打算,那么美中在该地区没有根本分歧。不过一些突出问题仍然存在。这个地区欢迎———甚至是迫切希望———美国加大对东南亚的关注,以平衡中国在这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同样出于对地区稳定的考虑,它们也希望美中建立建设性关系。

 

要点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成功地减少了该地区各国对其成为一个军事侵略者或经济威胁的忧虑。

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许多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大国。

在国际关系上,东南亚国家会不计一切代价避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二选一。基本上来讲,这些国家发现买家市场的可能性后会努力让中国、美国以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其它主要大国一起参与,将其利益最大化,并充分发挥政策灵活性。

综述

东南亚因其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处身于中国影响力范围内,有别于本报告提到与中国打交道的其它三个地区:非洲、拉美和中东。中国可能希望成为该地区的超级大国,其明确目标是:哪怕不能根除也能减少其它外部大国(主要就是美国)对该地区的操控,而不是仅仅希望能在该地区与其它国家抗衡而已。

不管这是不是北京的长远目标,至少北京在短期内是希望能确保该地区对中国的和平意图放心,防止反中国联盟的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关系,增强该地区的稳定性,推动中国的内部发展。中国希望能建立一个友好双边关系的网络,和东盟及成员国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在大陆东南亚(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中国希望能拥有和平边境和和平边境关系,将内陆地区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实现战略贸易,寻找到能将对东南亚海运海峡的依赖减到最小的资源供应路线。在海上东南亚(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中国同样在寻求市场、天然资源和通过战略海上通道航海的自由。

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非常成功,将其形象从意识形态煽动分子转变为受欢迎的、和平繁荣的务实伙伴。长期和战略性高水平的关注,熟练的日常关系管理和大胆首创的政策为中国带来了这种成功。

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悠久历史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几百年以来一直和东南亚息息相关。在20世纪初期,软弱的清政府和日本侵略令中国和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大陆国家———的关系有所停滞。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胜利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为东南亚每一个国家(新加坡和文莱除外)的共产党武装叛乱提供积极的物质支持。至此,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跌到了最低点。中国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都被切断了。

其后,中国稳定地与该地区国家重新建立正常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接触在80年代发生了显著改变,到了90年代中期更是发展迅速。中国1995年占领了在南中国海上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和菲律宾都宣称有自己领土的米斯奇夫礁(即我“美济礁”)。中国稳定的经济发展让该地区国家感觉中国崛起会带来不确定前景。中国认识到这个形势后,加上担心美国在冷战后对该地区的意图,此后采取了一种更轻柔的外交姿态。中国希望能缓解东南亚对中国在该地区意图的忧虑,并令该地区确信中国的经济崛起更多的是一种机会而不是威胁。中国和东南亚打交道采取了一种综合全面的战略以及大胆政策实施,最显著的是1997年金融危机袭击东南亚时中国采取的建设性行动: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机构更频繁的高层接触,将自身融合到地区事务中,包括发起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议,以及成为第一个签订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大国。

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和外交部长成为了东南亚国家的常客。中国高级官员也经常参加讨论该地区事务的哪怕是最小型的会议。外交人员在这些国家里一驻扎就是多年,精通当地语言,展示出对相关国家和民族文化风俗的深入了解。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通常会将中国作为他们走出东南亚的第一个访问国。

经济接触

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关系越来越紧密的首要原因都是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有了戏剧性的增长。在1993年到2001年,双方贸易增长平均每年都有75%的涨幅。虽然起点低,不过到了2010年,双边贸易每年将能达到2000亿美元。2006年的时候美国还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中国接替美国的位置已经是指日可待。中国和东盟在2004年签订协议,将在2010年前创造出自由贸易区,届时那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这份协议被外界视为中国在该地区积极活动的政治承诺。

中国出口东南亚的主要是制成品,东南亚出口中国的主要是天然资源、低附加值货物和加工制造零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模式将来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过现在一些还遗留着新殖民主义痕迹的东南亚国家对此有些不满。它们担心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受到影响。但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粗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在东南亚投资预计将会不断增加,现在仍然有限。据东盟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从2002年到2006年在东南亚的投资累计为23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投资为137亿美元,日本投资为308亿美元,欧盟投资为500亿美元。中国是东南亚最落后国家———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最大投资者之一,因为西方国家对当地条件不放心,而且和这些国家扩展关系已经成为北京的首要战略任务。

中国和东南亚贸易和投资一个很重要然而却经常被忽视的特点是,中国很多时候是与这些地方的华裔进行交易,此乃中国的一大优势。由于华裔是东南亚商界精英的主流,加上语言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很自然就发展出这个特点。这些华裔和中国结成了一种独特的联系,他们成为了他们国家和中国之间一道绝佳的桥梁。排华情绪总是会出现在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隐患,对中国和东南亚关系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中国一直希望能低调处理和这些国家华人社团的正式联系,以免破坏他们在本国的地位,也希望能避免中国介入他国国内或区域间事务的嫌疑。

援助

中国一直积极扩展在该地区的外交援助,尤其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为航海东南亚提供软贷款和资助,比如说在东爪哇和半岛马来西亚建大桥。此外,中国还提供贸易信贷和技术援助。美国和其他西方援助者,包括一些顶尖国际金融机构,它们提供的援助计划常带有附加条件,如环境标准、劳动力的权益和管理条件。相比之下,中国的无条件援助政策常能得到该地区精英的赞扬———当然,还有西方的一些批评声。中国试图通过这些项目赢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然而有时候,这会引起当地民众(如菲律宾)的排斥。

人与人之间尽管在这个话题上没有太多的民意调查,不过根据资料显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感到安心。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份民意调查显示,83%的马来西亚人和65%的印尼人认为中国形象良好。这一结果与精英们的普遍看法一致。他们越来越感到中国是一个良机,而并非挑战。

中国利用在东南亚需求强大的中文与该地区建立联系。北京政府已经建立了17家孔子学院,其中单是泰国就有13家。很多孔子学院的学生还会去中国继续深造。中国已经派出一批中国教师志愿者,在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中学传授中文。仅泰国就有800多名中国教师。据报道,大多数学习中文的学生是华裔,或者是视中文为自己立足商界一个优势的人。这种趋势会带来一种怎样的软实力,是不是一种能影响这些国家决定的文化吸引力,现在还不得而知。

最后,旅游业也是中国和东南亚人民开始了解彼此的另一个途径。东南亚希望中国这个庞大的邻国成为未来旅游业的发电机。中国是该地区旅游者增长最快的资源。该地区的居民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目的地。

军事接触

中国已经逐步增强国防合作,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防长及军事领导人已经开始越来越频繁的互访。中国已经开始观摩该地区的军事演习,并加入泰国的联合军演。中国还开始军官交流计划,在过去的几年里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出口重要军事硬件。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

抵御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美国自越战结束以来对东南亚地区的忽略和注意力转移的代价是,严重损害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时美国没有及时向该地区提供援助,美国可能已经不怎么记得这件事了,可是此事却给东南亚留下了一个刺痛的伤口。不管是对还是错,人们记得的是美国在东南亚遭遇危机的时候忽略这个地区,而中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1997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可靠,而中国成为另一个可靠的资源。

在赖斯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期,头3次东盟地区论坛有两次都没有参加。即使赖斯有可以令人理解的理由,这依然激怒了该地区的成员。后者视其为一种不尊重和不重视该地区的行为。美国没有举办美国和东盟的峰会,尽管2007年提出但后来取消了;美国没有签订该地区的《友好合作条约》;美国对参与新生的东亚峰会显然不关心;在布什时期美国与该地区乃至全世界接触时,反恐是美国唯一关注的焦点,这一切都导致该地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失望。从伊拉克到关塔那摩,美国的外交政策成为了东南亚精英和民众的笑柄。

美国关注缅甸的发展,但对此外界看法也并非一致。虽然,因缅甸长期存留的人权问题感到尴尬的东盟国家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但美国作为一个对东盟不感兴趣的国家,向东盟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开除或者至少是孤立缅甸的做法非常不受欢迎。

不管美国的口碑如何,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和东南亚的接触已经呈现显著发展。美国在2004年海啸事件的反应展现出美国及其盟友遭遇重大人道危机时无与伦比的救援能力。美国建立的努力———包括立法、情报、勘测和侦查,和军事事务———已经逐步加强,为该地区反内部威胁和确保海上安全所取得的不断成功作出了贡献。

从2004年以来,美国一直希望能加强对该地区经济利益的关注。在2008年3月,美国宣布任命一位东盟事务大使。在此之后,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也相继任命了东盟大使。

什么会有危险:美国和中国的利益

美国在东南亚有着独立战略利益:推动稳定繁荣,开放商业关系,保持力量平衡。美国在该地区有两位签订协议的盟友(泰国和菲律宾)以及不断发展的安全合作伙伴网络。这种关系在面对全球和地区利益时军事力量的规划至关重要。

该地区仍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十字路口。在过去10年里,和该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75%,现在达到了每年1500多亿美元,美国直接投资约有800亿美元。美国的政策和活动旨在预防地区霸主的出现,避免自己被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排斥。美国海上统治还能确保航海自由,保护贸易和其他活动的海上通道,其范围涵盖了太平洋、印度洋和波斯湾。美国在地区稳定和发展中的利益得到了巩固,这得益于美国对民主、人权、法律和宗教自由的促进,以及避免该地区成为激进伊斯兰极端分子资源的努力。

在传统上,美国实现在东南亚的目标很大程度取决于和地区安全伙伴的双边关系,和地区论坛和特别紧急援助能给予一定的补充作用。然而,由于美国与其地区事务的关联越来越大,并考虑到注重地区敏感性的重要性,美国近年来越来越看重东盟。美国在2007年为东盟提供5年资金,以加强东盟制度建立能力,以及2008年任命东盟事务大使(美国是第一个任命东盟事务大使的国家)就是重视的证明。

除了越来越被孤立的缅甸军政府以外,美国和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积极正面的关系。在美国反恐战争之后,美国和该地区两个协约盟友的接触增加了。新加坡仍然是一个越来越重要和强大的“隐形盟友”。印尼和越南这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将会是未来几十年地区发展和战略平衡的关键,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关系会有极大的改善。美国和印尼在2005年恢复正常的军方联系,美国和越南的政治和安全对话尽管只是刚刚萌芽,但已经开始了。马来西亚尽管和美国的政治关系经常磕磕碰碰,但双方一直是建设性安全伙伴。美国通过军事协议、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军事援助和有着战略目标的外国援助,和这些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令美国在东南亚拥有实质的影响力。

如果中国没有排斥美国参与地区事务的打算,也没有在该地区实现亚洲版门罗宣言的意图,那么美国和中国在该地区没有根本上的分歧。双方都希望实现地区稳定和发展,遏制以宗教为基础的极端主义,为自身发展和地区繁荣与该地区进行更多经济上的活动。海上安全一直是它们的首要考虑,因为彼此都倚重海上运输贸易。

不过一些突出问题仍然存在。比如说,对台湾问题意图的怀疑令中国的战略家们考虑发展自身海上航线防卫能力,以应对美国的海上统治地位。这有可能在未来引发敌对局势。中国和很多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也还存在领土纷争。中国认为那整片地区是一个“中国湖”,但该地区对此想法非常厌恶,无法接受。尽管中国和该地区在其他领域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交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爆发,但这将会是中国和该地区潜在张力的一个因素。出于这个原因,这个地区欢迎———甚至是迫切希望———美国加大对东南亚的关注,以平衡中国在这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同样地,出于对地区稳定的考虑,也希望美中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建议

增强实现实用双边合作的努力,在东南亚关心的问题上———比如说,环境保护、能源安全、人口贩卖、武器、毒品、人道援助和灾后救援———有效调整相对所需资源的应用,以解决这些重要的问题。

和盟友(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协调援助政策,把中国也带进来,以确保接受国在稳定和建设性发展中的效果最大化。

支持地区协调政策,令缅甸局势稳定化,最终能实现有意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

和地区政府和机构进行更规律、更有意义的接触,准确测量出和中国未来合作的利害关系。(黄梓译)

 

中俄交好背景下巧妙利用美实力

 

中俄两国经济和政治合作正不断深化,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俄罗斯将中国视作遏制美国的伙伴,其对华态度出于传统的现实政治考虑,取决于美俄关系和俄与西方关系的好坏。而中国尽管重视与俄关系,但它更会在中俄关系与国内问题及与美贸易等利益之间加以权衡。华盛顿应该意识到,尽管中国不愿与俄罗斯全面结盟,但北京非常乐于利用美俄关系不和而在经济和安全方面获益。美国应调整和重新制定对俄政策,在不牺牲美利益情况下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应将更多精力放在应对阿富汗安全问题上,以此作为反恐战争的主要阵线,重新接触俄中,同时促使欧俄接触、重启美俄关于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协议的谈判。

要点

美俄关系目前正处在过去20多年来的最低点。在如何应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俄罗斯的问题上,我们的欧洲盟国之间存在着尖锐分歧。中国给莫斯科提供了一个针对西方的重要支点。

随着中俄两国经济和政治合作的不断深化,两国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华盛顿决策者迟迟才认识到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崛起,许多人被俄罗斯对格鲁吉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弄得措手不及。中俄两国保持非常建设性关系具有充足和内在的理由。但是,它们在包括中亚能源资源在内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又是竞争对手。它们的伙伴关系能加深到多大程度,可能将取决于美国采取何种行动。

美国新政府最好听取下述意见,即重新考虑尼克松执政期间亨利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所采用的三角外交的一些原则。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三极世界;其实当时我们也并不生活在三极世界。一个核心原则是,如果你是三角中的A角,在这种战略三角中的最有利位置是与B角和C角都保持着比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好的一种关系。美国应该处于与北京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最佳位置。然而,这一三角关系中的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急剧恶化已经降低了美国的影响力,并促使中俄两国从战略上越走越近,其直接结果是,美国在全球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同样会受到影响。问题并不在于中俄两国之间关系的改善,而在于美俄两国关系的恶化。中俄交好面临着各种严重障碍和挑战,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加以阐述。客观说,美俄关系的恶化既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也不符合莫斯科的利益。我们所能完全掌控的修补办法是重新制定对俄政策并重新调整对俄政策所处的位置。这种政策应该向莫斯科表明,我们能够在不牺牲美国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在某些利益问题上做出让步。

总论

2008年夏天和秋天,快速变化的国际体系面临的挑战和危险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了。8月份,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一场战争在冷战结束近20年之后暴露出西方迄今未能以有效使俄罗斯一体化的方式改革跨大西洋的安全体系。美俄双边关系目前正处在过去20多年来的最低点。在如何应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俄罗斯问题上,我们的欧洲盟国存在着尖锐分歧。

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已经暴露出全球经济的一些基本的薄弱环节,从而促使许多人对西方奉为圭臬的一些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出了异议。尤其是俄罗斯不失时机地利用这次经济危机要求从根本上对国际政治和金融制度进行重新评估,从而使自己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而采用一种能够较好反映真正的政治和经济均势的模式。在中国总理温家宝2008年10月出访莫斯科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议建立其他储备货币,其中包括人民币和卢布。

从许多方面看,莫斯科对中国的态度反映出俄罗斯对自己作为与众不同的欧亚大国的认同感及其所处的世界地位的看法。俄罗斯国土面积辽阔,横跨欧亚大陆,它在历史上经常围绕着身份认同问题产生分歧———一方面是始于13世纪的蒙古时代的亚洲遗产在发挥作用,一方面是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到亚历山大二世,再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为实施西方化的改革而作的尝试。尽管存在着这种分歧,但在叶利钦、普京和现在的梅德韦杰夫的领导下,俄罗斯过去15年的对华政策主要出于现实考虑,因此逐步改善和加深了中俄两国的关系。随着中俄两国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深化,叶利钦总统和江泽民主席1996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自2000年普京上台执政以来,两国关系似乎更多地体现在言论上,而不是落实在实质问题上。莫斯科或许并不希望与北京结成联盟,但美俄关系和俄欧关系的不断恶化却给中俄关系的改善带来了好处。

如果说从叶利钦时代到现在的俄罗斯对华政策始终贯穿一条清晰线索的话,那就是中国提供了一个针对西方的重要支点。正如叶利钦总统1995年所归纳的那样:“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国家。它是我们的邻国,我们与之接壤的边界是世界上最长的,我们注定要永远与之共同生活和工作。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与中国成功合作。从全球政治角度看,对华关系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可以依托中国的肩膀来与西方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以一种较为尊重的方式来对待俄罗斯。”

在2001年出任总统后不久,普京在其首次出访亚洲时就遵循了叶利钦这种理智的方针。当时他说:“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它仿佛是一只鸟,只有靠双翅才能飞行。”

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看,俄罗斯的对华态度和对外关系往往出于传统的现实政治考虑,即从正在崛起的大国与正在衰落的大国之间的动态变化的角度去考虑。从这个基点出发,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一直取决于美俄关系和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的好坏。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美国支持北约扩张、科索沃战争和美国开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耿耿于怀,叶利钦政府因此大力加强与北京的关系。最近,美国支持推动民主并扩大其在前苏联国家的影响力,普京因此也被迫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如同叶利钦一样,普京一再将改善对华关系视作可替代较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的另一种策略,如果华盛顿不更加重视莫斯科的利益的话。

迄今为止,梅德韦杰夫似乎在外交政策方面一直步其前任的后尘。因此,当他于2008年5月作为新当选的总统对外国进行首次访问时,他选择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人们不会看不到他发出的这一信号的。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与胡锦涛主席会见的高潮是签署中俄外交联合宣言。该宣言称,俄罗斯和中国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几乎都持有相同观点,譬如在导弹防御系统、反对扩大军事联盟、反对外层空间军事化、支持中国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等。两国领导人还重申在双边能源项目上进行合作,并签署了几份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和贸易协议。梅德韦杰夫总统小心翼翼地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将继续进行,即使其它国家不喜欢这种合作也罢。所有这些观点的表述都可以在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中俄各项联合声明中找到,都是一些标准用语。

中俄关系的发展趋势

莫斯科和北京的言论似乎表明,两国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某些经济数据无疑可用来支持这种说法。两国之间的贸易快速增长,2007年达到40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40%以上。在5月份会见胡锦涛时,梅德韦杰夫预言,到2010年,两国贸易额将达到600亿美元。然而,两国的成功本身也含有一些易引发争议的元素。例如,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中俄两国经济合作基石的军工行业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两国之间的一个摩擦点。经过多年进口俄罗斯军事技术之后,中国人不仅已经成功仿制了俄罗斯的自动步枪和火箭发射器,而且还仿造出了苏-27战斗机。既然中国如今能够自己制造装备,其俄罗斯军事技术的进口量不仅大幅下降(据某些分析人士说,下降幅度高达60%),而且中国还向诸如巴基斯坦、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叙利亚等前俄罗斯客户出口自己制造的武器。迄今为止,专利问题尚未威胁到中俄两国在军事技术和其他领域进行实质性经济合作。

中俄经济关系

从更广泛角度看,问题在于对华贸易会给俄罗斯带来多少好处,至少要用莫斯科所确定的发展目标来衡量。根据“2020年之前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设想”,俄罗斯将减少对主要为原材料出口的过度依赖,并鼓励更多以创新为基础的发展以使经济多样化。然而,俄罗斯对华出口的构成越来越偏重于原油、木材等原材料,尤其是在军事技术出口大幅下降的时候。与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无助于促进俄罗斯经济实现多样化。实际上出现的情况恰恰相反。从2020年之前的计划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出,西方,首先是欧洲、美国和日本,可能会在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发挥要大得多的作用。

两国经济关系中另一个可能会取得成功或出现混乱的领域是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开发。中国是世界上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过去10年,它一直把俄罗斯视作一个重要的石油替代来源。反过来,俄罗斯则发现中国市场是一个有用的幽灵,它可以用来吓唬已经对能源供不应求紧张不安的西方国家的政府。直到前不久,中国还对中俄能源关系发展速度缓慢深感失望。中俄两国同为竞争对手,角逐中亚地区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在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然而,除了资金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之外,中国公司在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和北极未开发地区方面是难有作为的。这种开发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而且将面临巨大技术挑战。西方公司拥有有用的管理经验和技能。如果允许外国公司参与俄罗斯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开发的话,西方企业应该比中国企业具有更多优势,除非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或者俄罗斯的司法和商业环境变得更加腐败。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优势,但美国仍然应该牢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处于低潮时,中国人在过去四年曾向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提供过两次金融支持:第一次是在2004年12月份,当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向俄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贷款,以购买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资产。第二次是在2009年2月,当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了一项总额高达25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协议,其中负债累累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获得150亿美元的贷款,同样拥有特权的管道垄断企业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获得了100亿美元。

中俄意识形态共同点

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无疑在加强两国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国关系中还存在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尽管两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但两国在日趋成熟的意识形态基础之间却存在着惊人相似的共同点。两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它们各自对世界的看法和发挥作用的基石。普京政府已开始推动一种新的理念,即俄罗斯人经常所说的“主权民主”。根据这种描述,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恢复了国家稳定,并让俄罗斯走上了一条复兴之路。他取得成功的秘诀并非放弃了民主价值观,而是将民主价值观与俄罗斯的价值观和传统融合在一起。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2007年1月发表讲话时是这样根据主权民主来阐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务实、多媒介、持续但非对抗性地保护国家利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许多国家逐步认识到,一个新的、更安全、更公平和民主的世界秩序只能是一个多极的、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的、受联合国唯一合法性和核心作用所约束的秩序。”

毋庸置疑,这种言论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儿。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这或许是上世纪90年代任外交部长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或在苏联时代担任外长二十多年的安德烈葛罗米柯讲话的翻版。但是,拉夫罗夫的言论还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表述公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言论和行动基础一直被生动地称作“北京共识”。正如乔舒亚拉莫所说,“北京共识”主要是中国人成功实施的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推行的所谓“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与克里姆林宫的主权民主产生了共鸣,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首先,正确的发展道路不仅仅只有一条。一个国家必须通过实验才能找到一条最适合自身文化和传统的发展道路。其它国家或组织不应该谋求强制实施外来模式。大多数俄罗斯人今天都认为,西方顾问和多边组织提出的意见大多失败了,而且还加剧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对俄罗斯过去15年发展的经典解释表明,莫斯科在上世纪90年代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而普京政府则汲取了中国改革的经验并着手纠正让国家下放太多权力的错误。莫斯科和北京对世界的看法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全球均势正在从上世纪90年代的单极世界向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转移。支持这种变化的言论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儿,但今天有证据可证明全球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结论。俄罗斯人一直把自己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多年来,金融和投资人士使用“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一词来形容世界上四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普京本人也曾在2007年2月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时暗示,金砖四国的崛起是对重新调整世界秩序的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他说:“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印度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美国。以同样方式计算,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已经超过了欧盟。据专家们推算,未来这种差距将越拉越大。人们不容置疑: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中心的经济潜力将不可避免地转化成一种政治影响力,而且将加强多极世界。”

支持“多极世界”的大量言论自此便增加了些许实质意义。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就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进行合作。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人始终紧跟俄罗斯:在对伊朗的制裁、缅甸问题、最近的津巴布韦问题、在谈判科索沃地位问题时强调塞尔维亚领土完整的重要性等问题上。

有关中俄协调合作的一个较为严重的事例是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做出的下述决定,即要求美国澄清其何时撤走驻扎在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由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的政府间组织。最近刚刚获得观察员地位的国家印度、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派代表参加了2005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在开幕式发表讲话时,普京洋洋得意地说,30亿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一半———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普京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最初确定的使命。”

利害关系何在

中俄关系中的最大的利害关系莫过于未来的全球秩序。尽管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声望或许已经下降,但它仍是一个在全球发挥主要领导作用的国家。如果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不与其他主要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世界上任何重大的经济和安全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近年来不断恶化,从而使得北京在与莫斯科发展关系时具有了更多优势,这或许是美国和俄罗斯从自身利益出发所不愿看到的。出于各种经济和安全原因,俄罗斯应该能够看到其利害关系更多地与西方而不是与中国或其它任何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目前的现实却不是这样。

华盛顿决策者迟迟才认识到俄罗斯经济正在快速崛起,许多人还被俄罗斯对格鲁吉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弄得措手不及。自苏联解体以来,华盛顿对俄罗斯的看法经常带有以下两种色彩,即始终认为俄罗斯软弱无能,因此奉行的政策便是不认真加以对待;最近则出现了如下倾向:从复仇主义的新帝国的角度去看待俄罗斯的复兴。这两种存有偏颇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在制定对俄罗斯的政策时是无益的。不得不承认的是,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似乎沉溺于“战略孤独”地位的伙伴。

实际上,俄罗斯复兴的程度和速度都是出人意料的,因这种复兴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据莫斯科特罗伊卡-迪亚洛格银行的统计数字,在1999年至2007年期间,俄罗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六倍多,从不到200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大约1.6万亿美元。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同期增长了30倍,从普京执政之初的大约200亿美元增至2008年8月的近6000亿美元。与此同时,俄罗斯人的平均工资增长了四倍。由于存在这些数据,普京获得了70%以上的支持率也不足为奇了。无论在任何问题上———伊朗问题、中东和谈、对欧洲和亚洲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外国对能源部门的投资等,俄罗斯如今都更加自信地维护自身利益,这种自信是其10年前甚至5年前都不能比的。是俄罗斯财富发生的变化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才使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及其对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全球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经济所产生的戏剧性的巨大影响则暴露出其经济发展赖以依托的基础的软弱性。当2008年7月世界油价达到最高点每桶147美元时,俄罗斯领导人洋洋得意地说,尽管全球各地的金融危机都在加深,但俄罗斯仍是一个“稳定的岛屿”和“安全的天堂”。可是,2008年秋天,油价跌至每桶大约40美元时,俄罗斯经济的复苏戛然而止,令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大为震惊。经过了长达1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预算出现盈余和卢布升值之后,2009年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可能将大幅下降,预算将出现巨额赤字,卢布汇率已经跌至1998年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影响正在促使全球大国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调整。眼下看来,随着俄罗斯大公司奋力偿还其巨额债务,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时具有的优势势必将大大增加。

在美俄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俄两国逐步恢复了友好关系。美国于2001年9月11日遭受恐怖袭击后,普京决定支持由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并同意美国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他似乎还默默接受了北约的第二次扩张及美国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事实。这种做法在2001年和2002年引发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圈内很多人的不安,他们担心普京会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维持平衡的外交政策,转而投向华盛顿的怀抱。

布什总统2002年5月抵达莫斯科并签署限制部署核弹头的《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时,美俄关系的第二个蜜月处于最佳时期。不仅如此,美国还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改善双边贸易关系,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上助俄罗斯一臂之力。然而,与美俄在1992年的首个蜜月期一样,后“911”时代的拥抱也被证明是昙花一现。普京没有听从俄罗斯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的建议,做出公开支持美国在阿富汗行动的大胆决定;而他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同仁很快就认识到,这一决定既未得到布什政府的赏识,也没能换来任何实际回报。在此期间,莫斯科没有对美国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支持北约进一步扩张的决定公开进行抗议。而普京对他的“朋友乔治”伸出援手后不久,华盛顿在2001年秋季采取的行动却让俄罗斯人失望,并感到自己的支持几乎未得到任何回报。

随着2002年逐渐过去,有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显示,布什政府公然无视普京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部分成员的意见,将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尽管普京不赞同美国政府攻打伊拉克的决定,华盛顿和莫斯科还是在尽力避免美俄两国“不欢而散”。然而,西方国家增加了对俄罗斯日益抬头的极权主义及对周边国家日趋增大的影响力的警觉,并于2004年末在乌克兰引发了“橙色革命”。在“橙色革命”之前,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促使亲西方的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上台;“橙色革命”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推翻了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政府。莫斯科和华盛顿围绕着导致“橙色革命”的原因看法不一。俄罗斯对这一“颜色”革命的解释倾向于强调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和政界人士所发挥的作用。而美国及其欧洲盟国认为,发生这一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弄虚作假的选举和公众对政府及官员腐败的不满。

由于华盛顿的官员和舆论引导者认为,普京的极权主义倾向使其更主张俄罗斯邻国推行独裁统治而不是民主体制,华盛顿和莫斯科对这些革命的看法日渐分化。半官方的俄罗斯观点认为,美国在干涉被俄罗斯视为隶属于其势力范围的国家的事务。莫斯科认为,美国很虚伪,因为在其看来,华盛顿关心的只是政权更迭后亲美政府的上台,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和乌克兰的维克托尤先科政府,而不是真正实现民主。

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后,很多人希望在普京任内愈演愈烈的反西方情绪会逐渐淡化。梅德韦杰夫的掌权的确让人们开始谈论与西方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在推进打击腐败和建设法制方面的必要性。但在外交政策领域,他仍然在步普京后尘,尤其是在近期明确阐述的俄罗斯有权“与邻国”建立“不受制约的关系”等问题上。2008年8月的事件使美俄关系的不断恶化加速———甚至达到了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并非完全不可能的程度。但自那之后,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世界的目光从俄格战争上转移开来,还增加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必要性。尽管希望美俄关系在短期内就突飞猛进很可能只是如意算盘,但两国共同面临的经济挑战至少让双方有可能收敛一下自负,努力寻找更有建设性的对策,来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即将就任的奥巴马政府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对俄政策,尚不得而知,但莫斯科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今年2月份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拜登曾用“按重启键”来形容美俄关系。尽管这是个好势头,但考虑到两国面临的一个“烂摊子”,我们也不应低估将要面临的困难。

尽管全球力量对比正在改变,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未来的走向尚不明朗,但俄罗斯的精英们对中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崛起充其量也就是持矛盾的态度。从俄罗斯总统到政府官员的政界人士倾向于强调积极的一面———俄中关系目前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这种说法很可能也是正确的。但可以这样说,中俄关系的历史并非可圈可点。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针对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焦点围绕着中国是潜在的朋友还是敌人,以及向北京出售武器和技术是否可取等问题上。这些从意识形态或地区角度出发的讨论大部分都已停止。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自普京执政以来,哪怕是最重要的关于内政和外交政策问题的公开讨论都销声匿迹了。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大都非常正面,但这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俄罗斯人是通过国家电视台获得信息的。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控制着电视台,并宣扬普京及政府官员所鼓吹的中国的积极形象。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2007年4月所作的一项民调结果表明,尽管有63%的俄罗斯人将中国视作战略合作伙伴或盟友,但也有62%的人认为,对俄罗斯而言,中国企业及员工涉足在西伯利亚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是件危险的事。这些民调结果看来首先显示的是意见的不一致。事实上,它们很可能反映了俄罗斯将中国视作遏制美国的伙伴的战略思想,以及俄中边境地区在经济和人口问题上的脆弱性。

俄格战争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可用来测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俄罗斯。双方在是否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上的分歧证明,尽管中国也许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但它更会在中俄关系与其它问题———如国内问题和与美国的贸易等———的利益之间加以权衡。然而,真正的考验将是长期的。正如俄罗斯政治分析师卢基扬诺夫指出的那样,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观点相似,两国采取的外交政策却大相径庭。俄罗斯以咄咄逼人、有时甚至是轻率鲁莽的政策著称,近几年尤其如此。而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通常都异常谨慎,更倾向于采取低调的软实力政策。华盛顿应该意识到,尽管中国不愿与俄罗斯全面结盟,但北京会非常乐于利用美俄关系不和而在经济和安全方面获益。

更难预测的是两国的战略关系将如何发展,其中包括从上海合作组织到在联合国的合作再到军售问题。近期中俄边界协议的最终签订(其中部分有争议的领土由俄罗斯移交给中国)标志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也被普京视为其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中俄两国边界线绵长,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有足够理由发展非常积极的关系。然而,两国的合作关系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深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举动。比如说,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且没有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俄罗斯和中国无疑会发展更加紧密的战略关系。美中若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那将使俄罗斯处于尴尬境地,但俄罗斯极可能会保持中立。如果欧洲或美国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假以时日,这将削弱俄罗斯企业作为中国主要供应商的地位。如果美国以推广民主和人权的名义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并触及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利益,俄罗斯和中国也可能会走得更近。

2008年夏季爆发的俄格冲突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几近破裂,俄罗斯没有如愿得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而是发现自己其实孤立无援。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巨大影响深深打击了俄罗斯刚刚获得的经济“傲气”,克里姆林宫很可能会发现,有必要重新将重点放在结构性的经济改革上。鉴于与西方国家在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互动方面的重要性,有迹象表明,在俄格战争后,莫斯科正谋求修复与欧洲及美国的关系。

几点建议

将更多精力放在应对阿富汗安全问题上,以此作为反恐战争的主要阵线,重新接触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国对维持地区稳定非常感兴趣。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接触,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来解决阿富汗及该地区的安全问题。

促使欧洲盟友与俄罗斯接触,重温跨大西洋欧洲安全架构的基础和核心制度。俄格战争使一个悲哀的事实显而易见:在冷战结束几十年之后,美国仍然不足以应对俄罗斯这一挑战。一旦北京和莫斯科达成协议,我们可以利用的最好的地缘政治工具就是使俄罗斯加强对欧洲的依赖。这种地缘政治上的依赖很可能也是我们能利用的最好手段,来促进俄罗斯推行有效的市场化民主体制。梅德韦杰夫总统已经提议开展这方面的对话,俄罗斯人还不清楚最终目标是什么,美国在这方面与俄罗斯接触几乎不会带来什么损失。

重启美俄关于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协议的谈判,延续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意味着将核安全和核不扩散推上日程。这些谈判和讨论应该关注更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下文提到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合作。在美国与莫斯科同意在2002年签署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之外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之后,考虑推动中国和其它核大国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重新加强核不扩散机制。

就在欧洲进行导弹防御合作的问题与俄罗斯重新进行接触,其中包括共同预警合作和联合管理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来自中东地区的更大威胁。首先从建立针对但不局限于伊朗的威胁联合评估机制开始。这样俄罗斯不仅会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打消顾虑,北京对美俄合作的高度敏感性也会增加华盛顿的战略重要性。

更积极地加强与俄罗斯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首先要废除“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以加快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鼓励俄罗斯企业和资本进入美国市场。恢复与莫斯科在能源方面的合作。

扩大与中国和俄罗斯在环保、节能技术方面的合作,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美国的碳排放量在全世界居于首位,中国是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俄罗斯则是全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低的国家。

(赵鑫福 舒静译)

 

台湾和中国在拉美的平衡行动

 

拉丁美洲是台北与北京争夺“国家代表权”的主要战场,双方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争夺要么通过改善两岸关系来解决,要么通过经济来解决。对拉美贫穷小国来说,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得到急需资源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项目不再受西方捐赠国欢迎的情况下。对于拉美较大经济体来说,随着北京作为进口商品来源和(潜在)商品买主的地位日益重要,与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抗拒。

概述

拉丁美洲是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争夺国家代表权的主要战场。对台湾来说,巴拉圭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海11国是支持其独立国家地位最重要的一组国家。一旦台湾失去这些国家的支持,它将只与非洲和南太平洋等地区的贫困小国有关系,这将明显削弱台北成为主权国家的要求。

中国与台湾在拉丁美洲的争夺于2004年加剧,当时在得到北京六年提供1.12亿美元援助的承诺以后,多米尼克中断了与台湾的关系。一年以后,格林纳达转而承认北京。在抵制这一趋势的过程中,台湾政府于2007年初成功地争取到了新当选的圣卢西亚政府。那年5月,它的一些盟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就台湾成员国地位举行表决时表现暧昧,对台湾造成了沉重打击。当时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缺席,海地弃权,哥斯达黎加投了反对票。此后不久,也就是6月份,台湾再次遭受挫败,失去了哥斯达黎加的支持。这是承认中国的第一个中美洲国家。

面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台湾加倍努力,以确保拉丁美洲盟友的支持。台北采用的最令人瞩目的方法是高层官员频繁而高调的正式互访:马英九总统就职以后首次出访的就是拉丁美洲。他历时8天的访问主要目的就是参加2008年8月15日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和2008年8月16日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的就职仪式。马英九还与巴拿马总统马丁托里霍斯、萨尔瓦多总统安东尼奥萨卡、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和海地总统勒内普雷瓦尔举行了会谈。

在冷战期间,尤其是席卷中美洲的内战时期,为了在西半球投射硬实力,台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台北训练士兵。1982年,美国国会因危地马拉军队侵犯人权的说法切断了对危地马拉的军事援助,危地马拉政府因此转而请求台湾填补训练空白。台湾还向该地区的使馆派了武官。

近年来,虽然军校学生交流仍在继续,但军事援助不再是台湾外交的重要部分。台湾更加谨慎地使用其资源,用以支付访问军官的差旅费。最近的一个例外是台湾海军军官学校的敦睦支队,航行到拉美港口,向未来海军军官提供航行和作战技能训练。2008年4月,台湾两艘运载850名军官学校学生的军舰停泊在克萨尔港,进行友好访问和军事教育交流。另外三艘军舰停泊在萨尔瓦多的阿卡胡特拉港,邀请当地人参观。

在发生人道主义和自然灾害之后,台湾还继续提供急需的技术和医疗援助。另外,台湾政府通过设立一个2.5亿美元的基金和一个中央协调办公室为投资项目提供便利,来鼓励台湾公司在盟国投资。

为加强与盟友的经济关系,台湾与巴拿马、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除了与洪都拉斯的协定,其他都已生效。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正在进行。此外,台湾还通过中南美洲研究中心等机构分享其专门技术,不过不是很成功。

台湾确保盟友支持的最成功途径是金融援助。例如,台北向巴拉圭提供了3000多万美元的住宅项目拨款、2000万美元的新议会建设资金以及用于设立奖学金的更多资金。在两家台湾银行向巴拉圭提供4亿美元贷款以后,台湾还成为了巴拉圭最大的双边债权人。这种有时被称为“支票外交”的“美元外交”,不止一次抑制了台湾盟友受到的转而支持北京的压力。听到圣基茨政府正考虑断绝与台湾外交关系的传言后,台湾同意为那里800万美元的沃纳公园体育场建设项目出资。

台北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北京也采取了美元外交并提供贸易优惠以撬走台北在该地区的盟友。在这种压力下,过去几年台湾暴露出很多成问题的资金转移:2008年7月,哥斯达黎加住房部长费尔南多孙巴多承认滥用台湾提供的帮助600个贫困家庭的150万美元。危地马拉媒体2005年2月揭露,阿方索波蒂略总统接受了台湾政府的150万美元。2004年9月,媒体称台湾给了巴拿马总统米雷娅莫斯科索100万美元。

针对这些丑闻和经济减速,台湾新总统马英九两次提出在外交上与中国休战。根据他的建议,为了建立相互信任以实现两岸和解,台湾将加强与现有23个盟国的关系,但不会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式关系。根据马英九总统的建议,那样,中国也不会争取台北现有的盟友。

对此北京尚未做出回应,但是马宣称这种休战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以后达成的。不过正如葛来仪指出的那样,与中国的任何外交休战都很可能是心照不宣的而不是正式的,因为中国不大可能公开承认台湾的外交安排,因为这等于默认台湾的主权。

拉丁美洲的多米诺效应?

台湾当局担心,哥斯达黎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台北意识到,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其盟友与台湾断绝关系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巴拿马就是一个适例。在战略上,它是中美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中美洲取得显著进展。早在1996年,北京就在巴拿马设立了贸易办公室。最近,巴拿马总统要求北京在加宽运河方面提供帮助。与人民解放军关系密切的香港公司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获得了该运河重要港口50年的管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巴拿马运河最大的用户,且双边贸易正迅速增加(2007年为10亿美元)。

海地也受到中国的巨大压力;2004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向部署在该岛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国驻海地维和特派团派出了600名警官。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利用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阻止台湾行政院长参加勒内普雷瓦尔总统2006年5月的就职典礼。2007年,中国还扬言不延长安理会对驻海地维和特派团的授权,因为海地驻联合国大使要求联合国大会考虑授予台湾联合国永久成员资格。作为一个被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忽视的极度贫困的国家,海地也很容易被北京可能提出的有吸引力的援助所影响。与台湾相比,北京提出这样的援助越来越容易。

作为南美洲支持台湾的唯一国家,巴拉圭是北京的一个关键目标。巴拉圭已经支持台湾51年,但是执政党国家共和党60年来第一次被击败,新当选的总统费尔南多卢戈希望与强大的经济体中国扩大关系。另外,巴拉圭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如果不得到其他所有成员的同意,它无法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加深双边贸易面临的一个严重障碍。承诺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无疑会在贸易方面带来明显的好处,中国已经购买了巴拉圭很大一部分大豆并提供了巴拉圭约1/4的进口商品。至少就目前而言,由于费尔南多卢戈总统最近宣称巴拉圭将“改善和巩固与台湾的关系”,对于台湾和巴拉圭关系的担心已经减轻。

结论

台湾与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争夺要么通过两岸关系的改善来解决,要么通过经济来解决。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流的扩大、台湾的衰退,大陆的吸引力已经增强。

在与北京和台北的交往中,台湾的拉丁美洲盟友似乎是受经济需要的驱使。对于贫穷的小国来说,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得到急需资源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项目不再受西方捐赠国欢迎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建议,因为与一个伙伴的外交关系不会阻碍吸引投资和促进与另一个伙伴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努力。不过对于较大的经济体来说,随着中国作为进口商品来源和(潜在)商品买主———尤其是咖啡、糖和大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抗拒。(殷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