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姐姐h新站:毛泽东如何处理群众闹事：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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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

本文原载于《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摘要】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欢迎，党内对此怀疑和抵触，毛泽东南巡进行动员。刘少奇等人主张通过政策调整缓解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则强调首先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并借助党外力量。南巡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整风运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最有代表性的论述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124~125页；章立凡《风雨沉舟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第45页。最近李锐发表了《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曾设想并发动过一次党内整风运动，后来他感到“情况异常”，才转向反右。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十分明显。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当时毛泽东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文旨在说明1957年整风运动的缘起。

一、整风倡议：毛泽东试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源自于国外反动势力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以及国内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1956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页）。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8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内部参考》第119期，1956年5月30日，第557页；《内部参考》第1923期，1956年7月3日，第19~20页；《内部参考》第1990期，1956年9月13日，第320~323页；《内部参考》第1995期，1956年9月17日，第450~452页）。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也曾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是他认为与苏共相比，中共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不过，波匈事件发生后，他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2~613页）。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文件”，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公报的用词是“毛泽东同志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6日）。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1页）。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新的学习运动”（云南省档案馆：7-1-867，第28~33页）。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作出决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3个月后再次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张时，把启动日期推迟了半年。

在对执政党工作作风表示担心的同时，作为波匈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毛泽东也在密切注意社会上的思想动态。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毛泽东确实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原记录稿见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69，第1~4页）。

鉴于这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在考虑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发动反右运动了。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与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