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新哥哥中文版:本色陈冲（1）

本色陈冲（上）

严歌苓

第1章 好莱坞的失眠者

……下部电影？演什么？角色的艺术价值？塑造潜力？这几个问题一出现，陈冲的失眠一下子失去控制了。

本以为再度进入婚姻便会与失眠绝缘了。第二度婚姻给她的是她不曾期盼的温暖、和谐与满足，给了她从未有过的精神平衡及安全感。她在婚后的几次记者采访中谈到这份难得的安全感，说：“我现在有足够的安全感来回绝我不太感兴趣的剧本，尽管它们的报酬很高。”

陈冲坐起身，暂时还不想除去避光的眼罩。有时她也觉得好笑：睡觉是件再本能不过、再简单不过的事了，怎么自己就偏偏做不了；或者做得这么繁琐：眼罩、耳塞、安眠药。多年来，不管她去哪里的摄影地，她的行装里总少不得这几种“睡眠装备”。

几点了？许是凌晨了。位于好莱坞以北的北劳瑞峡谷的陈冲房内已听不见任何邻家有车进出；远处高速公路的车流听去也不那么湍急了，都说是不夜的好莱坞毕竟沉入了夜。

出于习惯，她去摸床头的电话。给彼得打个电话吧？她与自己商讨着。结婚近一年，失眠不再是她一个人的事；不再是她必须独自隐忍的痛苦，它成了两个人的病：她的，彼得的。每每都能从彼得眼里看到由衷的心痛和焦灼，每每她都想听他轻声一个劝慰：“没关系的，不要急。”

然而还是打消了跟彼得诉苦的念头。做胸外科医生的彼得每一天都要求他高强度的精力集中，他的思维与行动的精确度必须是百分之百。到这个时分，该是彼得卸去一切责任的时候。彼得也只能在熟睡时才能享受这种放松。

好在明天没有镜头要拍，陈冲想着，除去眼罩。打定主意不睡了。

她踱到书房。书架右下角放着一只大纸箱，那是她搜集出来的资料，是为那个准备写她的传记故事的作者搜集的。

这只大纸箱内所装的就是“自己”。

资料置放得极无秩序。陈冲想，至少把“自己”理一理。这里是有关她的文章，相片；对她的介绍、评论、赞扬、谩骂。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韩文……多数文章都带一种讲述传奇的语调。

对好莱坞来说，JoanChen的出生、成长、成就，根梢末节，从头至尾，都属于一个传奇。

第2章 永不跪下的外公

箱子最底，有一帧小照。年轻的母亲怀抱一个酣睡的婴儿。婴儿对相机镜头不予理会，照样贪她的睡。似乎是一种先兆——将来的许多时间都要在镜头前、焦距中度过，索性就不拿它当个事。

这是三个月大的陈冲，在年轻的妈妈——药物学家张安中的怀抱里。妈妈记得分娩女儿的时刻：产房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是来参观学习助产过程的。他们站在产床一侧，参观了陈冲的呱呱坠地。似乎那是最早一个先兆——命里注定她一生要在众目睽睽下度过；从一开始她就是有观众的。

医学院的学生们激动地看着这个健康女婴的诞生。他们自然不会想到她会有个不寻常的未来；她会在二十九年后的一天，翩然登上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台；她会以她美丽的形象、娴熟的英语在世界影坛争得一席恒固的位置。学生们只看见她和所有初生儿一样，无目的地拳打脚踢，无泪地大哭大喊。这个女婴甚至比任何新生儿都吵闹，她有一副十分嘹亮、结实的喉咙，哭起来像吹小喇叭。

父亲陈星荣是头一个留神女儿嗓音的人。他心想：这么响亮的哭声怎么了得？谁吃得消？他抱女儿，拍女儿，有板有眼对地唱：“姑娘你好像一朵花，美丽的眼睛人人都赞美她……哎呀，再哭嗓子就哑了！”

因此，陈冲在呀呀学语时，便是一副微微嘶哑的嗓音。

“叫她什么呢？”家里人商量。

外婆史伊凡说：“叫陈冲吧。”

定了，就叫这个女婴陈冲。既然已有了个叫陈川的男孩。兄妹二人，一川，一冲，很有点一泻千里的气势。上海弄堂小妹的温情与安泰，从一开始就给排除了。像陈冲许多年后常说的：“奔波的命！命了没有安营扎寨这一项！”

“奔波”始于外公。外公张昌绍是个著名药理学家，早年赴英国留学，获医学博士后被英国皇家学会纳为会员。之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受聘于哈佛。而外公却牺牲了哈佛的优越研究条件和优厚薪俸，在国难最深重的一九四0年回到了祖国。

所有人印象中，这位叫张昌绍的老先生是和蔼却拙于言语的。对外界的一切时尚，政治时尚也罢，社会时尚也罢，他都是以不变的淡然来应万变的。清早，他静静的身影从弄堂口消失；傍晚，他同样静静地归来，与世无争地在他的药理世界中忙碌。

这样一位令晚辈骄傲的外公仅仅陪伴陈冲到五岁。

像是一切都那么突然。

从这个学者家庭的窗口看出，一件叫做“文革”的大事情发生了。只见人的动作都粗野起来，嗓门都大起来。高音大喇叭和锣鼓声昼夜喧嚣。幼小的陈冲最初的意识中被装进一些完全不发生意义的词汇：“反动”、“灭亡”、“不耻于人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一天，外公回家了，比平时早些。

照例，他该去他的书房读报，而小陈冲会模仿他的样儿，捧一张报纸，不求甚解地“读”到保姆来叫：“先生，夜饭好了。”

小陈冲奇怪外公今天怎么不读报。她觉得外公的脸色有一点异样，像是更无话可讲的一种安详。她想，外公是累了。外公总是读老厚老厚的书，读到深夜。总是很早去研究室，在那里工作到所有人都离去。她不懂外公曾经研究的“儿茶酚胺”是什么，也不懂它在药理学上的位置有多重要。但她明白外公是个做过、并正在做许多伟大事情的人。因此，外公累了。

小陈冲朝外公眨巴一会儿眼，得出她五岁孩童的结论。刚要离开，外公却忽然注意到了这个小外孙女。

外公笑了。外孙女也笑一笑。她觉得外公还是有些异样。

外公走过来，把外孙女抱到膝盖上。

“今天做了什么？”老人问道。

“写字！”外孙女说，开心起来。因为外公并不经常这么抱她。外公不是个将疼爱流于言表的人。外公最疼爱她，这疼爱也是静静的、内向的。

“外公教我写字。”小陈冲请求道。

外公答应了。朋友们都知道张昌绍先生极精道于书法，假如他一生中只作了两个“家”，那么除药理学家之外，他可称得上书法家。小陈冲当然明白人们仰慕外公的书法。

外公拿进一张纸，一支笔，一笔一画写下“说话要和气”几个字。

小陈冲开始模仿，仿不好，外公便以自己的手把握她的小手，引导每一笔画。小陈冲感到外公的手很有力气，暖和。要是外公老有今天这样的空闲多好，她可以坐在他膝盖上，让外公的大手领着她的小手写许多好看的字。“说话要和气”。外公为什么教她写这个句子呢？外公说话永远那么和气，连小陈冲和哥哥闯了祸，他也和和气气地说：“下次不好这样啊！”

晚饭桌上，外公比平时话更少，家里人问他什么，他用最简单的几个字轻声应了。大家便不再问他。除了陈川和陈冲，全家都知道外公心情不好。他的研究室被关闭了，他的研究项目早已被停止。每隔一阵，医学院的造反派就开一次批斗会，逼他交待。他总是不声不响地维护自己的尊严，抗议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似乎对所有的莫须有罪名十分平静、泰然，最多不紧不慢说一句：“我没有错，我没什么可交待的。”

有时家里人劝他不必那么较真，凑合递一张“交待”上去，之后你是谁还是谁，想做什么，等这阵风潮过去，还可以继续做。并不是妥协，仅仅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我防护。而外公拒绝了。他仍是那句话：“我没有错。”

外公的概念中，宗教代表着善，艺术代表着美，而科学，是真的象征。做了一辈子科学家的他，只能在真与伪之间抉择。

谁能料想那个安静的夜晚，外公内心的抉择达到最激烈的一刻？

他的平静、缄默比平时更甚，然而全家人以对他心境、处境的理解给这缄默以诠释。

只有保姆大声叨唠一句：“咦，怎么先生（外公）把饭都拨到猫碗里了？……”

全家人听到这话心里都一“咯噔”。是啊，老人怎么吃那么少，几乎没吃什么。他心里在经历怎样的磨难？人们望着他离开了餐桌，依旧平静，依旧安然。

小陈冲就那样看着外公走进他自己的书房，关上了门。

半夜时分，陈冲兄妹被一阵从未有过的嘈杂声惊醒。他们坐起身，在蒙胧中瞪着眼。

小陈冲爬出被窝。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可怕的、超出她理解的事。她赤脚下了地，在寒冬的深夜里，半懵懂，半恐惧地伫立着。

妈妈从外公的房里走出来。外公的亮着微弱台灯的房间里传来外婆压抑的饮泣。

小陈冲瞪着这个有些走样的母亲，走向她，忽然抱住了她。她感到妈妈在浑身抖颤，她听到妈妈断续的声音：“公公……不在了。……公公……死了！”

死？小陈冲懂得这个字，却头一次在她的家里听到这个字。

小陈冲也是第一次看见母亲哭泣。母亲在抱着她痛哭的同时重复：“公公死了。”五岁的她尚不明白“死”的残酷；“死”便是把那个慈祥、用暖和的大手握着她的小手一遍遍写出“说话要和气”的外公一下子带走，一下子让他从这个家消失。

从此没有公公了？她不懂。更何况是公公自己诀别了生命，诀别了全家和小陈冲。

五岁的陈冲不知怎么也嚎啕起来。她哭似乎是因为一种莫名而巨大的恐惧。外婆的哭，母亲和父亲的哭使她感到那恐惧连他们也抵挡不住了；五岁的她和哥哥生活中的重重保护仿佛在崩溃。她概念中的大人是不哭的。在孩子哭着奔向大人们，向他们求助，求得公平，求得安慰时，大人们总是微笑着说：“好了，好了。”那微笑似乎告诉孩子：“没什么呀，天塌下来还有我们呢。”而如今大人们也哭了。证明一种比“天塌”还大的恐惧出现了。

小陈冲逐渐明白了“死”。不像上班，外公拎着他的公文包，回身对小陈冲说一声，“再见”。这个“再见”是能够兑现的。每个傍晚，外公走进弄堂口，身上有股极淡的药剂气味，对外孙女微微笑着。这微笑兑现了他早晨的“再见”。

而这次外公没有说再见。也许他在最后的晚餐上，用心语对每个人说了，对小外孙女说了，他或许是因了这无言的告别而难以下咽那餐晚饭。

小陈冲似懂非懂地崇拜外公。那是个写了许多书籍，研究出先进的药物理论的外公啊！她也听说过外公的故事：二次大战最激烈的年月，外公和外婆穿过硝烟战火的欧洲大陆，又穿过大洋，回到祖国，在重庆简陋的小寓棚里，著书、研究，以他力所能及的作为，拯救备受战争创伤的同胞……外公一生最大的希望是让自己的祖国摆脱科学上的落后，他的一生都在艰辛地实现这份希望。然而当他的希望被扼灭——研究室关门了，项目停止了，文献被勒令停用，他便感到自己实质的生命已经结束。逻辑地，他便停止了这个不再有意义的肉体生命。

小陈冲是在多年后才真正懂得了外公的死。多年后，她以这样的缅怀写下了她五岁时的感觉，解答了她五岁时内心中的无数疑问——

五岁那年，童年的蓝色没有了。

黄昏的太阳疲倦地从风的脊背

滑落

空旷的废墟中外祖父灰色的身影远去，消失

幼小的本能告诉我，他将留下

我，他将不再

回来

疑惑和恐惧让我很多年都没敢哭。今天

他的灵魂在我的身体里重新升起，带着新鲜的海的气息，带着永恒的微笑和永不跪下的挺拔。（[注：陈冲为《陈川画集》所题的诗）

那个隆冬之夜以后，便不再有那个静悄悄、沉思默想的外公了。没人再在小陈冲和哥哥嬉闹吵嚷时竖起食指，说：“嘘，外公在看书。”没有了。家里有那么多东西——整洁的书房，那些夹有批注字条的书，那双尚未染尘的皮鞋，都提醒着这个家庭中一个永恒的缺席。

而外部世界却有更多的，对于这位去了的外公的提醒。自杀是个普遍现象，也是被普遍认为耻辱的。成年人对自尽者的家眷只会窃窃私语，而孩子们却不一样。小陈冲一到幼儿园就听到小伙伴们大声的议论，大声地表示歧视。她这才感到父母所承受的那份不可名状的恐惧。孩子们坦率地表现他们的残酷、他们的不公正。

“她的外公自杀了！”

孩子们在这里敞开喉咙讲出大人们的窃窃私语。

小陈冲懂得了有口难辩的苦楚。并不因为你理直气壮你就能辩赢。一向好交朋友的她不再喜欢幼儿园，她情愿和哥哥呆在家里。

而家里也随着外公的逝去而改变了。

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伙男女老少。小陈冲想，又来抄家了。她只知道“抄家”便是把她家里的每件好好的东西都翻成里朝外、底朝天，然后毁掉、或拿走。好好的画被撕裂，好好的书被扯碎。她记得一次有人拿走了几块当时市场上紧缺的肥皂。肥皂也反动了似的。总之“抄家”就是人家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抄家”越多，家里的东西就越少。

而这群男女老少干的是不同的事。他们一被放进门，就呼啸着冲进各个房间，自说自话地规划起如何瓜分这幢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小楼来。

陈冲、陈川起初还大声问几句，渐渐地也站到沉默的家长中去了。

这些人相当有“主人翁”精神，很快便决定在这幢楼的一侧安营扎寨，完全一派“打土豪，分田地”的狂欢。还让陈冲兄妹想到街上粗糙的临时舞台上表演的歌舞：“……咱们是粗胳膊粗腿大嗓门……登上历史舞台……上来了就不下去了！”

这个家庭中的人也知道，他们“上来了，就不下去了。”他们是“无产阶级”，代表“革命”、“造反”。他们用自身获益来消除阶级差异，“反动学术权威”的房子，他们当然要占为己有。

小陈冲见父母、外婆缄默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而在她还十分蒙昧的心灵中，她感到自己家里的人被欺凌了。一个家庭的疆界，如此轻易的，就被践踏了。

幼小的陈冲感到最显著的失去，却是那两扇被霸占的房间的后窗。那窗是她和哥哥观看外部世界的屏幕。小兄妹没有太多的外出自由，玩具也很有限，他俩总爱长时间傍窗而立，看窗外的人物、景物，哪怕一片奇形怪状的云，也是他们兴奋的理由。这口窗所摄取的，是只有他们懂得的童话。

然而它从此不再属于他俩。

When we were children We spent most of our time on the window looking out and day dreaming……We stared at the black roof tiles,grey buildings,brown dirt and green trees for hours on end.The geometry of the shadow changed as che day went on.The clouds were never the same from minute to minute.Nature went out its way Lo please us——kids with no toys。[注]

 ——陈冲·题诗于《陈川画集》

[注]译文大意：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总是看着窗外梦想……我们长久凝望黑色的房瓦、灰色的楼群、深褐的土壤和绿色的树。几何图案般的影子随日光不断变幻；云彩每分钟都是不同的形状。大自然就这样款待我们这些没玩具的孩子。

第3章 多事童年

“我从小就不是个典雅的孩子。”陈冲大声宣布：“Not a graceful child”，对面坐着的，是正为她写传记故事的作者。

作者被她强词夺理的严峻神情逗得一乐。“看你几次在报刊采访时都这么说。”作者说。

陈冲：真的不是。我很粗鲁。

作者：指砸碎人家玻璃窗而言？真的砸过？

陈冲：嗯。（她挤一下脸，出来她惯常的顽皮抑或顽劣。）那时候我在班上成绩最好，被选上了学习小组长。有个男同学老是缺席，我就冲到他家去揪他！他家大人居然助长孩子逃学，帮他躲起来，还骗我！我就抄起一块砖头把他们的后窗给砸了。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口头上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发泄一股孩子的怨气——闻到我家来霸占房子的人，也包括他家。当时心里还有种暗暗的不平：你们工人阶级，了不起，到了学习上就不逞英雄啦？

作者：他们惩办你没有？

陈冲：他们揪着我，要我赔，我突然崩出一句：“谁赔我们家呀！”他们也是从那时候发现我挺不好惹的，不是忍气吞声的那种孩子，心里有不平，就要反！当然啦，我不会记仇。小孩子都是不记仇的，大人们打翻了天，他们还得混在一块……

作者：（打断她）不是说你特爱帮人家忙？还帮别人擦自行车？

陈冲：（大笑起来。这种傻小子式的笑使她在最压抑和痛苦的时候，都能马上恢复她自己对生活的兴致）你知道？……（笑仍不止）

作者：不是蘸着鸡屎帮人家擦吗？

陈冲：我是看别人擦自行车都把纱头往什么东西上蘸一蘸，看看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鸡屎。我想大概就该蘸鸡屎了。我是一心一意想把自行车擦亮，不是存心捣乱！这跟我说的粗鲁没关系。

作者：（分析地）是不是下意识捣乱？

陈冲：（也分析地）记不清了。下意识嘛，人就根本不该对它负责。什么记仇啊，报复啊，我记不得我有过那类明确想法。

作者：我估计你下意识中还是恨他们的。他们毕竟提醒了你许多不可能被遗忘的伤害。比方，你外公的死，家被抄，房被占。

陈冲：（重重地看作者一眼）还有我外婆。我外婆在外公去世之后，也试过自杀——吞别针！不过救得及时。

作者：……！（诧异失语）

陈冲：要是我外婆也没了，我这人大概就给毁了。

作者：（点头。明白她有极其敏感、脆弱的一面）怎么会是别针呢？

陈冲：大概找不到更能伤害她自己的东西了。幸亏外婆被救过来了。你看，我们家的三个成年人，外婆和父母，像三个支点一样，牢牢稳固了我的心理健康。我的感情发育，智力发育都非常健全，就因为我的家庭在那种情况下紧紧抱成一团，从来没有失去它的完整性。（停顿。低一个调门）不过，我猜我还是敌视那些夺去我外公，夺去我一部分家的人。我们没有错，他们却让我们感到羞耻。我想，下意识中我是敌视他们的。

作者：也许还有下意识地伸张正义？

陈冲：（眼睛十分沉思）也许。我恐怕从小就有个健康的脑筋，会问问题的：合理吗？公道吗？为什么你跳橡皮筋我老牵着；为什么你跳绳老是我在甩？我们家的人都是最勤恳的学者，很老实，很正直，从来没有虚华的东西。我外公本来可以在哈佛教书，搞研究，哈佛当时已经在安置家属搬迁。但他回国了，他是那种有报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典型。我从小就看见自己家的人怎么用功：一吃过晚饭，大家全不见了，各自在各自的书桌上读书，写作。常常工作到深夜。我想过，长大可不能去学医，搞医学太沉重，太苦了。我崇敬他们，但我不想去做他们，太苦了。所以当那些人把罪名加到他们头上，外公以自杀来拒绝这些罪名的时候，我会怎么想？当然是天大的不公平。我觉得没有比我的长辈更安分更勤奋的人了，反而要受这样的侮辱？！我当时很小，五六岁，虽然讲不出什么，但不等于没感觉。我打碎那家窗子的时候，可能就因为一股压了太久的委屈，终于冲出来了。（反省地沉默）不过，我是记不清我恨过某个具体的人。

（作者想，了解陈冲的人都知道她的气量，对伤害过她的人和事，她常是一副稀里糊涂的样子。说：记不清了。或者：是吗？）

作者：应该说你的童年并不顺利。

陈冲：还好。我心比较粗，也很皮，像个男孩子。头发也剪得像个男孩子——我妈一见留很长头发的女孩就说：“那得多少肥皂、时间来洗头啊！”我闯祸半是因为粗心，半是因为恶作剧心理。顽皮嘛。有次我把辣椒抹在一个邻居家孩子的舌头上，也是抢我家房子的邻居。那孩子很小，还不会讲话，让辣椒给折磨坏了，拼命哭，又没法告发我。我觉得很开心。都是孩子式的冒险、犯规心理。惹惹人家，在被捉拿和逃脱捉拿之间找刺激。我难道会在这孩子身上清算他父母抢我家房子的行为？

作者：你小时候脾气好吗？

陈冲：（笑）那你得问我爸妈。（又笑）他们说我挺烦人的，老哭！哭得谁也哄不了，我妈就说：“别哄她，让她哭去！”那是我还不会讲话的时候。长大了，我大部分时间挺谦让的，不过一旦意识到人家在欺负我，我就特别厉害。有个男孩子打我，我狠狠咬了他一口。后来我的厉害就出名了，小学二年级就称大王；第一是因为功课好，第二是因为我嗓门儿大，跟比我大的人讲道理，一套一套的，从报纸上、大批判文章里学来的词都用上了。

作者：家境不顺利，没有影响你的自信心吗？

陈冲：从上小学就没有了。我总是表现得很理直气壮。人就那么回事：你越灰溜溜的，人家越整你。再说，后来学校也要看学习成绩了，光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家庭出身，也不灵了。当时我还获得了区小学生英文比赛第一名。这些，渐渐让周围的人淡忘了我的家庭背景，不敢再歧视我。

作者：还有，你的自信可能还来自你的形象——漂亮的女孩常常是自信的……

陈冲：（很果断地插言）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漂亮不漂亮。我们家的风气就是漠视一个人的长相。从来听不到这种评语：这个人好看、那个人丑。现在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存心不往那方面引导我，他们培养我和哥哥重人品，重内在。我外婆，我妈妈，就很少在镜子前花时间。所以我对自己的长相始终没太在乎过。只有次在街上，听两个大些的男孩说：“看她，长得像个小外国人。”我想，这算什么意思？算褒还是算贬？

（作者想，美国记者写到她，常在她名字前加上形容词“美丽的”，然而她的确不是靠美丽在好莱坞打下了这片江山。陈冲是明白艺术家和电影明星之间的区别的人。她努力做的，是前者。）

第4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

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操着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会忍心让她听见我的呻吟。——陈冲《九十年代散文选》

母亲如今还常是隐隐内疚：让八岁的陈冲照管她们兄妹的生活。自然是不得已的，但凡有一点办法，当妈妈的也不忍心撇下十岁的陈川和仅仅八岁的陈冲。

先是保姆被辞退。在那个到处“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雇保姆几乎是桩罪过。自外公去世，陈冲的家长但求最不引人注目地生活下去。

紧接着，外婆史伊凡随她单位的“五七”干校离开了上海。一去几百里。

然后轮上了在医学院执教的陈星荣夫妇。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毫无选择的。

母亲把孩子们叫到面前，留下生活费和许许多多叮嘱——煤气要这样开，电插头是那样的用法，米饭该煮多久，面条什么样叫熟了。教诲、示范，眼里仍是浓重的焦灼与不忍。

八岁的陈冲懂得妈妈的眼神，她把握十足地说：“我会的！我知道怎么烧饭。你们放心走好了！”

父母是在暴烈的太阳中被大卡车载走的。一卡车的人在锣鼓声中大声唱歌。唱得很齐，听上去快乐、劲头十足，像是一车成年人要去过少先队的夏令营。而每人的眼神却告诉了他们真实心情。没一个父亲或母亲不焦虑，不心碎——就这样撇下了还未成年的孩子。而谁家的孩子，都不像陈冲兄妹这样年幼。

陈冲开始管理柴米油盐了。几天后，哥哥陈川便开始嚷：“我不要天天吃冰棍，我要吃饭！”

妹妹感到奇怪：这么热的天，还有比冰棍更好吃的饭？她不理睬哥哥的抗议、埋怨，每天照样用一只广口保温瓶从街口拎回满满一瓶冰棍。一个月的柴米油盐钱开销在冰棍上，半个月便完了。八岁的小管家意识到长此以往是不行的。

饭是做了，竟也做得颇像样。陈冲连学带发明，有了一套自己的食谱。“面拖带鱼”是她那套食谱中的高档菜，陈川看见这道菜便摩拳擦掌：“今天菜好嘛，有面拖带鱼！”

提了筷子便朝顶肥厚一块叉去。一口咬下来，陈川瞅一眼“带鱼”，脸困惑了。

“没鱼呀！全是面啊！”他说。

妹妹说：“再咬两口，就有鱼了！”

陈川咬到最后，出来小极了的鱼尾巴。

陈冲笑起来．说：“谁让你贪，拣大块的！大块的是我骗骗你的！”

无论如何，哥哥还是得让妹妹把家当下去。因为妹妹毕竟是能干的，刚强的，爱负责任的。她会很早起床，提篮子去菜场，在饶舌的妇人中挤出了位置。陈川在这方面自愧不如。

既是妹妹当家，就得服妹妹管。陈冲做好晚饭，一脸一头的汗扒到窗台上喊：“哥哥，回来！”

陈川便知道开晚饭了。玩得又累又饿的他立刻往楼上跑，玩热时脱下的衣服全扔在地上，也忘了捡。妹妹总是奔下楼，一件件替他捡回来。

小兄妹就这样生活着，不断写信告诉在远方牵肠挂肚的父母：“我们一切都好。”

信上从不写他们如何在夜晚想念外婆，想念父母而掉泪。也不写他们惟一的安慰是那只饼干瓶——陈冲把它放在枕边，常是嚼着糖、饼干，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连陈川发生那么大的事故，他们都瞒住了父母。陈川是少年体校的划船运动员，一天，他结束训练回到家，告诉陈冲他的胳膊疼极了。

陈冲检查了伤处，并不见伤口，只是一大块血肿。她的诊断是“问题不大”。

陈川说：“怎么会这么痛？”

陈冲想一会儿，跑到一家药房，买了一瓶“补血糖浆”，气喘吁吁跑回来，督促哥哥把它喝下去，她很有经验似的把道理讲给哥哥：“你看，你这里是内出血，所以我要给你好好地补血！”

哥哥听信了妹妹——因为实在没其他人可听信，便把糖浆喝了下去。

陈冲又翻抽屉，找出所有的肉票，决定全把它们用了，给陈川大补一场。糖浆和肉都补了进去，陈川的疼痛却有增无减，血肿也愈发可怕。

陈冲听见陈川夜里痛得直哭，也开始慌了。她找来一位邻居，那邻居一看便说：“很可能是骨折。”

医生的诊断果然是骨折。

医生看着这个把哥哥送来就诊的小姑娘，问：“你几岁了？¨

陈冲说：“九岁。”

医生对着消瘦的小兄妹瞪大了眼，又问：“你们家大人呢？”

陈冲答道：“五七干校。”

医生再次看看他俩，他们不仅瘦，而且面色黑黄，“那谁照看你俩的生活呢？”

陈冲说：“我。”

医生这一惊吃得可不小。不知该说什么，并且也明白说什么都不该。说“五七干校”胡闹、无人道、连个成年人都不允许留下，当然不可以。滥发同情、滥发批评都是要触犯某种“网”和“线”的。那么说孩子们的父母太忍心，太不负责？更不能。任何家长撇下自己的孩子都是出于绝对的无奈。

医生苦笑，叹气，替陈川打上了石膏。

陈川不再去少年体校锻炼了。陈冲留意哥哥脸上的阴沉，她懂得这次不是因为疼痛。她知道哥哥心情不好的原因。

“哥哥，要是你不去锻炼，会被淘汰的，是吧？”

陈川不吱声。他一向比妹妹话少。

“淘汰是件很可怕的事。”陈冲又说。

少年体校也好，少年宫绘画组也好，对少年们都是一种保障——将来可以凭一技之长不下农村。陈川迷恋画画，他可以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西郊公园去画动物写生。而参加少体校的划船队，却不完全出于兴趣。是为了那个保障——假如他能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插队落户就可被免除了。

陈冲完全懂此刻的陈川。她说：“一定不能让他们淘汰你——你应该坚持锻炼！要我是你，我肯定照样去锻炼，肯定不让他们淘汰我！”

陈川知道妹妹的好强和倔强，“淘汰”这样的字眼她绝不可能接受。然而带伤锻炼是困难而疼痛的，陈川咬牙坚持。他不想让妹妹失望。

母亲从干校回来时，兄妹二人都明显地瘦了许多。陈川的胳膊尚打着石膏，陈冲的满嘴牙齿化脓，腮上一边鼓一个大包。

母亲心疼得泪汪汪。

听说陈川骨折后仍在妹妹怂恿下天天去体校锻炼，母亲吓坏了，斥责陈冲“瞎做主张”、“出馊主意”。她马上把陈川领到医院，而那位骨科大夫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全长好了！幸亏你坚持活动。”

母亲意外极了。

陈冲的牙病却很费了一番周折。牙周的脓肿已相当严重。牙科大夫摇着头：“哎呀小姑娘，怎么可以嘴里嚼着饼干就睡觉了呢？……”

母亲不语，满心疚痛。兄妹俩人的信上从未提过他们吃的这些苦。九岁当家的女儿从未抱怨过一句日子的艰难与孤单，这么个懂事、刚强、从不怨艾的小女儿。

母亲守在牙医的椅子边。陈冲一声不吭，疼得厉害时只是将身体耸一耸，偷觑一眼母亲。

母亲的疚痛还因为她能给孩子们的实在太少。她和丈夫的工资都不高（医学院教师都属于中薪阶级），家里被一次次洗劫后，生活水准更是逐渐下降。她也常想为女儿添置些衣服——毕竟是个女孩子，并是个长相那么可爱的女孩子，但她不得不打消念头。有次她为陈川买了套新衣，是套草绿的仿军装：陈川把它穿上身时，陈冲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哥哥，神色有嫉妒，有委屈，更多的是对顿时神气起来的哥哥的欣赏。

妈妈注意到女儿，轻声对她说：“等哥哥穿不下了，就是你的了。”

陈冲马上笑了。似乎她已有了预定的所有权。从此她便盯上了陈川，见他弄脏了膝盖和袖口，她会心疼地叮嘱：“你穿得小心些呀！别把它穿脏了呀！”

有时陈川和男孩子们去玩球，或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陈冲会对哥哥嚷：“今天你不用穿这么新的衣服！你穿那套旧的吧！不然钩破了怎么办？”

还有些时候陈冲嫌哥哥长得不够快，生怕这套军装不等他穿小就被他穿坏了。

母亲在这种时候总是边笑边感到心里不是味。

还记得那些个冬天的早晨。陈冲不肯起床，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还没决定穿哪件衣服去上学。”

母亲被她弄得哭笑不得，说：“你一共只有两件衣裳！”

陈冲便躺在那里自语：“军装、小娃娃装——我穿哪件呢？”

“好啦，只有两件！”妈妈说。

“你说我穿哪件？军装，还是小娃娃装？”陈冲真的像是颇伤脑筋地做选择。似乎仅仅这两件就够她享受这种选择的快乐，抑或选择的为难。

她却从来没主动向母亲提出买新衣的要求。一个多么宽宏、体贴的女儿。母亲想着，将陈冲从牙科椅上扶下来。她已痛得满头大汗，嘴却严峻地抿着。

母亲在女儿的脸上看到一种虚弱，那是被疼痛消耗的。

护士们拍着陈冲的头，说：“这个孩子好，不哭。其他孩子一进这里就哭！”

陈冲仍是严峻地抿着嘴，礼貌地看她们一眼。

母亲雇了一辆三轮车。车上了马路，见陈冲仍是愣愣的，母亲悄声地对她说：“好了，现在没人了，你要哭就哭吧！”

陈冲这才“哇”的一声哭倒在母亲怀抱：她放开喉咙，伏在母亲胸襟上哭得酣畅淋漓，直哭到母亲衬衫被她的涕泪濡湿一片。她似乎不只为治牙的疼痛而哭，母亲懂得，她泪水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元素。这一会儿，九岁的她不必刚强，不必独当一面了。

第5章 新面孔

从在国内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到在美国餐馆里打工；从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到奥斯卡的奖台，这些年来的甜酸苦辣能装好几箱。——陈冲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一九七五年，陈冲十四岁，被选中去扮演电影《井岗山》中的一个红军小战士。据说“上面”有指示：“这个红小鬼一定要新面孔！旧面孔我一个也不要！”这个“上面”是指谁，光语气也让人听明白了。

那时还是“江青同志”。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此开始挑选这张“新面孔”。漂亮的女孩不少，能歌善舞的更多，但面孔就是不那么新。经过近十年的“样板戏”模式教化，再新的面孔都带那么点“样板”味。个个有一脸正气，一双有神却无内容的大眼。还有提气、端架式、亮相。似乎十亿中国人都能踩出那几种熟透的锣鼓点。

新面孔该是怎样的？上影厂负责选演员的人们在看到这个叫陈冲的小姑娘时忽觉一股久违的新。首先他们注意到这个十四岁的女孩有双非常天真而善于表达的眼睛。

要表达什么？陈冲自己完全浑然。她是个绝对单纯与相当早熟的混合矛盾体。总觉得许许多多的精神和灵魂附着在她身上——《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安徒生的小人鱼、苔丝、简爱、艾丝米拉达……所有这些她读过的书中女主角，使她似乎另有一个世界；更丰富的一个世界。她并不明白自己心里偶尔有的不安分，便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表达欲。

学校的课程、优良成绩、好学生的评语，都逐渐使她感到乏味。她心底有个强烈的愿望——逃学。

她有点害怕自己是读书读坏了。怪不得爸爸妈妈不赞成她读那么多文学书籍。

从陈冲识字，她就爱躺在外婆的卧室。那里有许多小说，也正是它们要对陈冲想入非非的习惯负责。随着她的成长，她越来越长久地驻扎外婆的卧室，在那些书架上“开矿”。她读书像她吃东西。不讲究“相”的；怎么都可以读，趴着、站着、卧着，一本书眨眼便读掉一半，常常是惊慌地把剩下的书页数数，十分舍不得马上就读完它。

外婆一向在这方面娇纵陈冲。横竖是从外婆这里起的头；陈冲从话也说不清的时候就开始听她讲“安徒生”，“格林童话”。父母生怕孩子们滋长“白雪公主”中的“公主”概念，曾经用自制的童话连环画来替代安徒生。他们编出兔子、麻雀、熊的故事，画出一幅幅图案，装订成册，并标上定价，希望孩子的想象力能得到良好发育，又能避免“封、资、修”灌输。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踏上社会时，能与社会同步，能得到这个所谓“劳动人民”的社会的认同。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能抵消安徒生的魅力。

陈冲不能在妈妈的自制童话中得到完全的满足。她发现了外婆的珍藏。在堆满陈物的阁楼上，有只旧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带插图的童话书籍。箱子平时是锁着的，只有在外婆特别高兴时才打开它，取出一册书，借给陈冲。随着陈冲识字量的增大，她对书架上的“大人书”开始有兴趣了。有时读书读晚了，她就干脆在外婆床边打地铺，与外婆探讨着故事、人物直至入梦。

外婆大约是最早发现陈冲身上的艺术气质的，或者，可以解释它为隔代遗传。因为外婆曾经也有当作家的愿望，写过小说，也写过诗和散文。外婆归纳自己是离文学比科学近的人。外婆理解陈冲在文学中的走火入魔，并吃惊这个仅有十三岁的外孙女已经能与她平起平座地探讨书中的人物命运，人物性格。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太好了！好得那么可恨；好得让人气都喘不上来！”陈冲评论道。

外婆惊讶地听着，发现这番小孩子气的话表达的并非小孩子的观点。少女的陈冲所被吸引和困惑的并非故事情节，而是人物的丰富性——人的坏中的好、好中的坏。

“我要是安娜……”陈冲说，陷在想象与思考中，脸上有几分梦时的恍惚。

陈冲时常做这样的假设——“我要是”。谁能实现这个假设呢？作家，还有演员。后者陈冲从没动过心；从未对自己有过这方面的期望和设计。

她设想过一个当作家的陈冲：书的夹缝中，一张写字台，许许多多的人物、故事从她笔下诞生。很年幼的时候，她便为自己准备了两个笔记本，一个给自己，另一个给外婆。

“读到好句子，别忘了帮我记到本子上！”她对外婆说。

她自己也不断摘录她认为好的词句。为她将来成为作家做准备。

她还设想过一个女兵的陈冲——晒黑的脸，朴素而神气的军装。她想象自己走在女兵的操列中，在冲锋陷阵和献身的行为中体味荣誉和理想。

当学校来了招伞兵的军人，她默默注视他们。然而他们并没有注视到她，她眼巴巴地看着军人们带着几位男同学走了。

因此陈冲在这个岁数上最喜欢的服饰便是军装。

一九七五年的四月的一天，她也穿着军装。

她丝毫没有感到这天的异常。

上午七点半，她准时走进共青中学的校门。见许多同学正在看她昨天出的黑板报。上面有几篇稿是她自己写的，在板报的首端和末端，她还绘制了报头图案。她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工作，每次出板报她都得忙到晚上九十点钟。在同学们眼里，陈冲俨然已是个作家，她的文章写得有趣，版面也排得活泼。

这天下午要打靶，当时的术语叫“学军”。因此陈冲特意穿了件旧军装，它旧得恰到好处，蒙蒙地发一点白。十四岁的陈冲刚发育的身材在这件旧军装中显得十分匀称。

打靶开始时，来了几个眼生的人，站在靶场边往学生们中打量，陪在一边的人大家熟识，是校长。

同学们议论：“唉！上影厂的！来选演员的！……”

趴在地上已滚得一身尘土的陈冲回头朝那些人看看，有一点兴奋和好奇。长到十四岁，她第一次和神秘的电影界人士相距这样近。原来选演员就这么简单，他们以敏锐的眼光挨个儿看着所有女孩。

陈冲系着军用皮带，提着步枪从操场走回时，她发现那几个“上影厂的”正朝自己瞩目，眼里带一点赞许的笑。她的动作稍微错乱了那么一下，很快恢复了她满不在乎的一贯神情。她想：怎么会看我．我这么脏；刚在地上趴得一身土！她便劈劈啪啪开始拍打身上的尘土。

“上影厂的”被这小姑娘的神情及动作吸引了：还很少见到这么率真的一双眼睛。江南水乡他们见惯未语先笑。未笑先羞的女子，而这小姑娘的气质太不同了！

不久，同学们发现“上影厂的”将陈冲“请”了去。他们问了她一些问题，例如“多大？”“父母什么工作？”

陈冲毫不忸怩地一一作答了。她惟一感到别扭的是自己这一身土，脸和头发也尘土蒙蒙。被“请”去提问的还有另外几个女同学，她们个个干净整齐。尤其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穿着很漂亮的裙子，像预先得到通知来参加这场竞争似的。陈冲想，偏偏是今天来选演员——我最狼狈的时候。

“你是学较文艺小分队的吗？”一人问陈冲。

“不是。”陈冲答道。

“为什么不参加呢？”

陈冲想说：“我没被他们选上。”这是事实，她从没有显示出歌舞上的优势。但她脑子稍一动，认为这么直说不合适。“我没时间啊。”她对“上影厂的”说道。

大约两个月过去了，没任何消息来自上影厂。陈冲把这事忘得差不多了。她想：我那天那么脏，肯定是没希望的。

一个礼拜五的下午，有位中年女性出现在陈冲家门前。

“我叫武珍年，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当陈冲打开门后，中年妇女介绍自己道。同时，她眼睛已很内行地将这个十四岁的、穿方领衫的女孩打量了一遍：“你就是陈冲吧？”她微笑问道。

这时母亲从陈冲身后招呼道：“快请进！”

陈冲这时才从懵懂中醒悟，将女客人让进门。

简单交谈后，陈冲和母亲弄清了武珍年的来意。她是上影厂的副导演，时常负责选演员的工作。

她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相片，说：“喏，我是为这个来的。”那是陈冲的相片，“我一位同事把这张相片给了我，一直放在我抽屉里。我抽屉里有一大堆照片……我是来通知你，”她转向陈冲：“明天到上影厂参加复试。”

陈冲见这张相片就是学校靶场邂逅之后被要走的，她想：原来事情还在进展中啊，我以为我早就被忘掉了呢！电影厂每天进进出出多少个漂亮、有表演经验的女孩啊！我什么都不行——只会读小说念英文，打乒乓球、羽毛球，这些能算数吗？

武珍年一面谈话一面继续观察陈冲。她觉得这个有男孩名字的姑娘神情也颇像个小子；两只翘着长睫毛的眼睛简直虎生生！奇怪，她怎么半点娇羞忸怩都没有？叫唱就唱，让跳就跳，痛快极了。并且坦荡荡声明：“我唱不好。”

陈冲并不顾忌自己的音色、舞姿是不是够优美，她只管卖力气地做，那份坦率很令武珍年动心。这个女孩哪点与人不同呢？是她嘎里嘎气的声音？是她极聪慧又极无世故的眼神？是她对自己的美丽的不在乎、亦或全然无觉？武珍年不得而知。她对这个叫陈冲的十四岁初中生的总结是：一个很不同的女孩。

陈冲这时停下舞蹈，气喘吁吁地看着主考官，意思是：还要我做什么吗？

武珍年笑笑：“你还会什么？”

陈冲想也不想地答道：“我会朗诵。”

“好啊！”武珍年说。

她倒正想进一步听听陈冲的语言表达能力。已发觉陈冲的普通话水平不高，声音也不清脆，甚至有点沙哑。但这声音有种感染力。不止声音，陈冲的整个面容，一招一式都具有这种难以言喻的感染力。这感染性便是天赋。正如作家的天赋是将文字变成艺术，音乐家则将七个音符变成艺术。而天赋大与小的区别在于：浑然还是人为地感染别人。十四岁的陈冲的感染力，是她绝对不想、也想不到她要感染谁。

武珍年想，有的人一辈子在辛辛苦苦“演”戏；有的人不用演，那么一站，一走，一动，一静，就是戏。

眼前这个尚不懂什么叫“演”的陈冲，已有了八分戏。

“就那么回事嘛——我那时不过只是个十四岁的傻孩子，有点胖——我一直就不特别瘦。从小到大有一个问题总是解决不了，就是：吃，还是不吃。”陈冲对作者说，嘴里堵着一颗话梅。

关于她如何考进上影厂，传说挺多，传奇了。作者想听听她自己的版本。作者对她说，在阅读陈冲的所有文字资料时，读到一段陈冲如何准备在上影厂复试中亮相，并为此复试准备了服装。

陈冲：（笑）我妈妈给我出了主意，要我穿那件旧军装！我非要穿新的。她一个劲说：“你不懂，旧的好，旧的不但旧，还在肩上，胳膊肘上打了补钉。”我妈说旧军装合适我的气质。我问为什么，她也讲不出。我想，肯定所有参加复试的女孩子都会打扮得花枝招展，我穿这么破肯定选不上，我妈说：“听我的保你没错。”到了考场，一看，我果然是最朴素的一个。没准因为我那身惨不忍睹的服装，我反而显得突出！现在想想，我妈是挺懂的！

作者：你当时特别想当演员吗？

陈冲：其实也是想躲插队落户。那时我哥哥面临插队；听说一家可以留一个子女，他主动对我爸妈说：不管怎么样也让妹妹留下，我去插队！当时我妈妈都流泪了，觉得孩子这么有自我牺牲精神。我当时也想，如果我能进电影厂，说不定可以把哥哥留下。我没想太多的。感觉电影演员、导演是另一个星球的人。跟我的家庭，我的生活离得特别远。不过我崇拜他们，哪个十几岁的女孩不崇拜电影演员呢？一点没想到自己会踏进电影的门槛。我想当女兵，其次呢，当作家。读了一大堆小说，作了许多笔记，记下所谓的好词！现在当然明白那样是成不了作家的。作家不需要那么多“好词”，一篇文章要充满那样的“好词”，就没法看了！当演员是个意外。

作者：复试那天，考了你些什么？

陈冲？我朗诵了一段英文的“为人民服务”。

作者：考官什么反应？

陈冲：大概觉得挺意外吧。事后他们对我说：除了我的破军装，我的英文朗诵再次让他们“印象深刻”！其他考生都懂得戏剧小品啦，台词啦，我没有接触过那些。

作者：我听上影厂一位老演员说，你整个地和别人不同。特别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所以你显得特别扎眼。

陈冲：那对我来说其实是挺大的事。那时的中学生你是知道的，都想有个一技之长，就不用下农村了。我哥哥为了能留下我，己经决定下农村。他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要是考上了，说不定能改变我们俩人的前途。

作者：没有想到出名什么的？

陈冲：也想到那么一点点——出了名的人走后门容易些，可以帮助家里人啊！那时候多少人走后门搞病假条，病退证明，把自己的孩子从农村调回上海。还有一个想法，要是去拍电影了，我就可以不用上学了。我好学，但内心里烦学校。大概那个年龄的孩子都恨上学。我天天巴望什么事发生，我就不用去学校了。天天上学，根本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父母。为他们高兴、放心。所以去电影厂的一路上，我就想，起码今天一天的学是逃定了。

作者：当天你就被录取了？

陈冲：我朗诵完了，所有人都特安静……

作者：（忆起许多人对当时的陈冲的形容）你四处找地方坐，椅子凳子都被占满了，你就蹦到一张桌子上，坐下了。后来我听上影厂的不少人谈到这个细节。他们说：这小姑娘行！这么不怯场，跟入无人之境似的！他们也记得你当时的打扮：那件打了两块补钉的旧军装。他们想，“这个女孩大概前不久还在躲猫猫，不知多顽皮，把衣服钩破了！”你看，你的破军装引起别人对你性格的联想。

陈冲：不记得他们怎么对我评价的了。最后主考人叫我过去，其他考生已经走了。他跟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到剧组上班。他们决定要我演那个红军小战士。到现在我还记得她惟一的一句台词：“×××陷落了，我是专程来送信的！”（笑）挺不吉利的一句话！

作者：读了一些记者对你的采访，你说你每天的工作就是练这句台词？

陈冲：起码得把这句台词的普通话讲标准吧？我当时逼着自己把日常用语改成普通话……

作者：（插嘴）就像你在香港拍片猛学广东话。

陈冲：顺便说一声，我广东话可以和人骂架了。

作者：对不起——咱们回上影厂。

陈冲：在上影的食堂，我也想用普通话买饭。排队的时候，看看写满各种菜的黑板，觉得这些菜名用普通话念出来滑稽死了。有时排到我，我对着窗洞里的炊事员发愣。因为里面用上海话问：“要哈么子？”我准备好的普通话一下被忘了，连自己要吃什么菜都忘了，最后还是蹦出一句上海话。

作者；除了练那一句台词，你每天还干什么？

陈冲：（边想边说）读剧本，讨论剧本，看老演员排戏。……我还读了一批有关电影表演的书。有赵丹的，有张瑞芳的，王晓棠的。是他们塑造的角色经验，从经验中整理出的一些理论。表演是一门学问，不是玩玩的事情。有天才，还要有学问。到现在我也觉得我有太多可探索的东西；对一个角色，我用功不用功，区别太大了。那一句台词，可以是一个大角色，我跟走火入魔似的，走路想，吃饭想，想着给我那个小战士设计形体动作和心理动作。我对这个角色的准备要全写下来，大概会比剧本本身还长。这个时候，我明白了，自己是该做演员的，因为这么一句台词的角色就够我干得那么津津有味，一点都不觉得冤得慌。我对什么事的耐性都有限，可是琢磨这个角色，翻过来，掉过去，细致得让我自己都纳闷。

第6章 青春·《青春》

洛杉矶最昂贵的住宅区——白坞里山的这所带木阳台的小楼中，陈冲想着：我是幸运的，无论如何。她翻开她曾写的散文《把回想留给未来》，其中有这样一段：

早上睡醒来，发现自己在一间充满阳光的苹果绿的小睡房里。窗外的远山对着万里晴空，不远处有一条小河在低声轻唱。我为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而庆幸；我为自己能在这苹果绿的房里醒来而庆幸。

那是她在和柳青离婚后写下的。那天，她看着柳青开着载满他行李的吉普车，“载着四年的记忆。当他的车消失在拥挤的街道上之后，我意识到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告别了。……生活似乎中断了。

然而生活却从没有，从不会中断。她为此感到足够的庆幸。这时的陈冲面对整整一箱子有关她自己的资料，想，它们多少证实着这一点：生活延续着它自己，生活以残酷和友善催化着她的成熟。

陈冲拿出一张最新的相片，是她与彼得的婚礼照。上面的新娘幸福地垂着睫毛。彼得纯厚地微笑着。新娘很年轻，脸色是新鲜无暇的，没有一条褶皱，没有沧桑的阴影。陈冲想：多奇怪啊，我明明觉得自己挺过那么多危机，那么多艰辛的日子！

与柳青离异后，陈冲对自己能否胜任一个妻子从根上怀疑过。她不懂自己满心要做一个好妻子的愿望，到末了怎么会成为一场伤痛，一场对她和柳青都不忍回想的伤痛？然而“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希望与计划。……”

经历了三年多的单身女人生活，当朋友将她与彼得撮合时，她几乎不抱希望——这一次也会跟其他若干次介绍、约会一样：高高兴兴来了，轻轻松松走了，在俩人心里什么也不会留下。这样反而好，不幸福，至少不伤痛。就这副态度使她无任何心理负担地开始了与优秀的心脏外科医师许彼得的接触。

新婚不久她怀着那样的感动对朋友们说：“假如我们一直这样好下去，我就真的是个幸运的人。”

她从来避免拿彼得去对比柳青。这种比，对他俩人都不公道。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

然而她却避免不了回忆柳青。这个大纸箱，就无可回避地提示着柳青。里面大部分有关陈冲的报道文章都是柳青为她搜集、珍藏的。远到她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电影”的封底，小到一块不如巴掌大的文章。无俱无细，柳青不愿遗漏陈冲电影生涯的最微小一滴一点。

柳青与她冲突归冲突，散伙归散伙，但他毕竟给过她那么多保护。

像外婆曾经那样严实地保护她一样。

那是一九七七年。十五岁的陈冲被上影厂接收为表演训练班的学员。外婆一听便急了：“要住集体宿舍？！”那语气仿佛说：要离家出走？

陈冲回答：“军事化！”

外婆看着陈冲翻天覆地一般找东西，打行李，并不时大声嚷：外婆，怎么找不着这个、那个了！她什么都想带到训练班去：大堆的书，从小到大的笔记，集存的邮票、剪纸、糖纸，哥哥送的画，饼干筒，话梅罐。外婆不舍地看着她，充满担忧。这个外孙女虽然不是个娇惯了的嗲妹妹，一贯来去生风，有个磕碰只叫一声：“哎哟哇！”可她毕竟一直在全家的保护下成长至今，从未出过远门，也很少单独睡过觉。外婆顿时想，她半夜踢被怎么办？做噩梦谁拍哄她？她真的要一个人出去了？才十五岁，虽然仍在一个城市，仍有许多人相伴，但毕竟不一样了。这一去，意味着她孩提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她开始割舍她对外婆的种种依赖。

而陈冲却没有留意到外婆的怅然若失。这个年纪的孩子对生活中每一个变迁都兴奋无比。终于可以脱离家长的管束了：终于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支配钱，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拿着自己的钱买来的饭菜票，和年龄相仿的同伴敲着饭盒进食堂，陈冲觉得那才叫“开心”。还有，她从此可以戴手表了；她是个和爸爸妈妈外婆一样的上班的人了。

外婆将十五岁的陈冲送到武康路。这是上海演员剧团的所在地。训练班的学员宿舍是一排旧平房。

外婆打量这所简陋的房舍，坚持要把陈冲直送进宿舍。往深里走，有块操场，陈冲将和同伴们在这里早操和排练。宿舍内的设施简单之极：四张床，全是双层铺。写字读书的椅子也列在一起，如此地清一色。

“你的床在哪里？”外婆问，心里指望千万别是张上层的铺。

“那上面。”陈冲笑嘻嘻指道。

“这么高！怎么可以？”外婆眉头拧起来。

“可以的！”

“你睡觉翻跟斗一样！翻下来怎么办？”

“不会的！”陈冲脸也涨红。她希望外婆不要讲下去；当着这么多同伴的面，她觉得挺难为情。谁的家长都没有这么多担忧。陈冲是训练班最年幼的学员，其他学员的平均年龄在十八九岁。越是年幼，她越希望别人拿她当回事，跟她建立平等的友谊。她希望去参加她们所有的话题，分享她们所有的乐趣、苦恼、秘密。她绝不愿谁对她说：“你小孩子一个，别听这些！”

“你睡觉是不老实啊！这个床又这么窄，万一掉下来，会摔坏的！”外婆不懂陈冲的窘迫，继续说着：“晚上要上厕所怎么办？”

“又不是我一个人要上厕所！……”

“睡得糊里糊涂，老早忘掉床在半空中了！一脚踏空，那么好咧！……”

不容陈冲分说，外婆找来一卷布带子，将她的铺严严密密捆了一圈栅栏。

外婆这番防护婴儿的措施窘坏了陈冲。但她还是依了老人，否则，外婆从此会天天提心吊胆。

外婆看看带栅栏的床铺，眼神松弛下来。在她的意识中，陈冲永远不可能走出一个无形的襁褓，就是她的关怀，她的担忧。

许多年后，成功了的JoanChen不知多少次对记者们说：“我热爱训练班的每一分钟。”

十五岁的陈冲喜欢训练班的一切。喜欢每天早晨的起床哨音；哨音使她感到每一天都开始得那么果决和强烈。她喜欢每天的表演课程，创作戏剧小品，使她感到她不仅在学、练，也在游戏；使她尚未终止的孩提时期特有的五花八门的想象力、假设力得到了满足。她还喜欢和女伴挤在一个床上，关上蚊帐，吃零食、聊天和傻笑。她甚至喜欢那丑陋的大裤裆练功裤。

尤其喜欢的是那时刚刚“解放”的电影，以及普通公民不得享受的“内部电影”。这些显示电影界、文化界特权的内部电影出自好莱坞、意大利、法国、英国、墨西哥……整个世界的电影明星轮番登场，训练班的年轻学员开始熟识一些名字：菲文莉、盖保、派克、嘉宝……

陈冲头一次意识到，当一名演员不仅能够创造若干艺术形象、创造各种人格，并可以使这些形象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使那些人格具有永生的魅力。难怪人们称他们为明星。他们中的一些人已长辞于世，正像许多早已陨落的星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们几万年前的光迹。那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永生！

像训练班其他学员一样，陈冲也忙碌地寻求这类内部电影票。

一次她竟多得了一张票。家里每个人都另有安排，抽不出时间去享受这份特权。陈冲忽然想到住在邻近的一个男孩。他是哥哥陈川最要好的朋友，几乎天天来和哥哥讨论政治、文学；每幅陈川的新作出来，他总是认真地凝视许久。

陈冲觉得他和哥哥其他的朋友是不同的。虽然他们直接的交谈并不多，但与他的交谈总那么有趣。而且，陈冲知道他对自己的好感，尽管他把这份好感藏得很严。有时他言称是来看陈川的，但一旦在陈家碰到从上影训练班回来的陈冲，他几乎难以掩饰他的喜悦。

陈冲在这方面却仍很蒙昧。她只觉得他是个满谈得来的伙伴，加上他很英俊，从交朋友角度，陈冲十分喜欢他。于是这张内部电影票就到了他手里。

他感到的特权是双重的。

那部内部电影恰恰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他与陈冲并肩坐在仅对“内部”人员开放的小放映场内，他的确体会到特权的意味。

这晚是周末．电影结束后陈冲不必回训练班。俩人便一路谈着电影观感回到了陈家。

陈川正巧从学校回来，便也被扯进了他俩的电影评论，似懂非懂地听他俩争论。

“我觉得一点也不真实……”陈冲激烈地说：“怎么可能呢？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那么长、那么长时间，就是不告诉她？……”

“怎么不真实？我觉得很真实。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能讲……”男孩说。

“那么长时间，他连暗示也没有，不可能的。”陈冲坚持己见。

“可能的。我觉得有的人是可能把感情藏一辈子的。”男孩说，声音有些沉重。

陈川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突然郁闷起来的朋友。其实陈川在冥冥中感觉，这个朋友常来找他，不过只想来看一眼妹妹。陈川明白自己许多男同学、男朋友到他家来的目的都并不一定是看他，他们都希望能看到陈冲。正值青春的妹妹的确是美的，有时陈川为有这么多人喜爱妹妹、欣赏她的美丽感到骄傲，同时也有几分担忧。并不是为妹妹担忧，他知道妹妹是个志向很高的女孩，不会过早为男女问题搅扰，不会为这类事从她的志向上分心。他是担忧自己的朋友，尤其与他友情最深的这位。陈川在知觉到他对妹妹的好感时，甚至对他生出类似同情的感觉。

这时陈川听自己的朋友说：“他当然没办法让她知道。再说，她哥哥也老是在场。”

陈冲愣了，电影里根本没什么“哥哥”。她忽然意识到他借助电影发挥。她还突然感到有点害怕——虽然他的表白已含蓄之极，但在陈冲尚未开窍的内心，仍形成了撞击。这是种她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一个男孩胆怯、含蓄的情感剖露，

她用一句笑话岔开了。她不想伤他，也不想给他任何虚幻的希望。无论如何，他是个可爱的，难得的朋友。

回到训练班，集体生活使陈冲很快淡忘了这事。

不知怎么了，集体生活给她无尽的快乐，同时也给她无尽的胃口。她的食欲在明显上涨。像是老也吃不够似的，除了正餐，她还想吃点心、零嘴，总之，她总是心慌慌地找东西吃。或许每个人在十五六岁都得过这种“馋痨”？是身体发育和感情发育的超常消耗所致？她不得而知。

老师和同学们开始留意陈冲的体重了。一旦听见从她那上铺传来塑胶袋的窸窣、瓶罐的碰撞，某同学就会迸出一句：“又干吗呢，陈冲？”

陈冲会答：“饿啦！”

大家便笑她，并吓唬她说：“你要再胖下去可没什么前途啦！”

训练班的每个同学都喜欢陈冲，常拿她当个小妹妹来逗。

陈冲心却重下去。她知道同学们不全是玩笑。她越来越喜爱表演和电影艺术，越来越正经八百地拿它做自己的事业。“没前途”将是个太严苛的宣判。她在心里起誓：“没前途”将绝不发生于她陈冲；她将严格地控制形体。

一次陈冲回家过周末，父母准备了她喜好的菜肴和点心。一半让她在家里饱吃，另一半被装进瓶子、盒子，让她带回到训练班，弥补大食堂所缺乏的精致。陈冲却像拿筷子数饭粒儿，消磨时间。从没见她如此没胃口。尤其外婆，一向说：“胖就胖，健康！好看！有什么不好？”她担心地左问右问，却没从陈冲嘴里问出源头。

当晚陈冲要回训练班。通常是母亲一路相送，而这天母亲有工作要做，父亲马上自告奋勇：“我去送！”

“不，我不要爸爸送！”陈冲突然说：“还是妈送我！”

父亲已拎起了女儿的七零八碎，快活地大声道：“走吧，爸爸难得有空送你！”

陈冲当然不好坚持。心事重重的，她和父亲上了路。

到了武康路上影演员剧团门口，她怎么也不让父亲送进去了。

父亲有些奇怪，因为他知道女儿一向怕独个走黑路，从演员剧团大门到她的宿舍，距离并不小。

父亲说：“我送你到宿舍。爸爸今晚反正没事。”

陈冲说：“小用，我自己走进去。”

父亲问：“不怕黑啦？还有这么多东西呢！”他已打算往里走，一面说：“你还没请爸爸参观你的宿舍呢，也没给爸爸介绍你的同学们！……”

陈冲却连嗔带恼地把父亲往回轰，同时颇警觉地向周围注视，看有没有训练班的同学和老师恰在这时出现，这是归队时间，她生怕他们遇上父亲。

陈冲心里的秘密是不能让父亲知道的。她不愿这秘密刺伤父亲。对这个整天忙于救死扶伤的爸爸，陈冲深深敬重和热爱，绝对不可让她心里的真实想法使爸爸误会她。真实想法是父亲的体形。爸爸偏胖，不像妈妈那样苗条高挑。老师和同学若见到他，没准会断言陈冲从父亲那儿得了“胖”之遗传。那么他们对她“无前途”的打诨，便算找着了依据。这正是她央母亲送她的原因。母亲有一副漂亮的脸容和身段，陈冲希望大家在母亲身上看到她的“前途”。

第一个看到陈冲的前途的是导演谢晋。

“那个小鬼叫什么？”谢晋指着梳两只小羊角的女孩问道。

“叫陈冲。”

谢晋用力朝陈冲看一眼。这女孩的侧面线条不仅美丽而且那样独特，有趣。

陈冲是一群学员中最不夺风头的一个。

所有学员都知道谢晋来训练班的目的。他正筹拍一部片子，想挑选一个女配角。女学员们都为这场选拔准备了小品、台词、戏剧片断，甚至得体的服装、发型。不管姑娘们平时怎样打闹成一团，吃喝不分；不管她们的政治课对名利二字批判得有多彻底，这场选拔仍是一场激烈角逐，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对手。谁不想让谢晋来导演自己呢？经过谢导演的选拔，很少有人继续默默无闻下去。谢导演似乎是童话中皮诺曹的制作师，一记点拨便使一个角色有了灵性。

陈冲是这场竞技的惟一局外人。早已通知过她：谢导演需要的这个女配角是二十岁左右，是剧中男主角的女友。陈冲远不是“女友”年纪，因此给她的任务是拿叠写满台词的纸，站在场边为所有表演片断的女同学提词。

谢晋观察这个神色认真的小姑娘，心想，对了，对了！她不就是“哑妹”？

哑妹是谢晋正在筹拍的另一部电影《青春》中的女主角．正是陈冲的年纪。

正提词的陈冲笑了，大概提错了词。她那张抿起便十分憨实倔强的嘴，笑时竟有如此的无惮和明朗。她的笑似乎是她的一种语言；她眼睛的一顾一盼一眨，又是她的另一种语言。加上她那童趣十足的形体动作，不用说话，她便有如此丰富的表现力。好一个“哑妹”，谢晋想。

哑妹这角色一半是无语言的，因而扮演者的眼睛、笑容、形体都要具有极高的语言性。陈冲具备了这些条件。

谢晋把这个长得很“逗”的小学员叫到跟前，几句话的问答，他发现她极其聪慧，并有相当好的知识素养。她的朴实天真是都市姑娘中难觅的。就她了。谢导演眼前有了个活生生的哑妹。

几天后，陈冲再三读了《青春》的剧本，再三端详了哑妹和自己，意识到从“她”到“她”是有不少距离的；创造这个农村的哑姑娘对她这个新手，是有相当难度的。

开拍了。摄影机前的场记板一合上，陈冲就不再是陈冲，是哑妹了。一件乡土气浓重的红格布衫，两根支楞楞的辫子。她背着哑妹的历史，揣着哑妹的苦衷，笑出哑妹的只会意、无言传的笑……

“停。”谢晋导演指示道。

这已经是第几次“停”了呢？陈冲望着向她走来的导演。导演脸上晶亮的全是汗，正如陈冲，汗巳将她额上的痱子腌得生疼。三十七度的高温，陈冲在所有灯光的焦点中已是一头一脸的痱子。

化妆师不忍地走上前，以棉纸轻轻沾去陈冲脸上的汗。

这是一场重点戏：哑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声音。她对这个突至的声音世界是那么意外、惊喜，又不敢完全相信。先是听到树上的鸟叫，再是她带疑惑的惊喜，那喜悦必须一点点怒放开来。为证实自己的听觉，她一把抓起闹钟，贴在耳边，听它“哒哒”的走动。这个从无声到有声的过程中，所有层次都必须表现得微妙而逻辑，最后达到情绪上的一个沸点。

然而陈冲发现谢导演脸上的笑有一点苦恼。谢导演从来不会凶神恶煞，但这个苦恼的微笑最让陈冲疚歉。

需要一个关键的形体动作将心理节奏催上去。陈冲设计的动作显然都不能令导演满意。

谢导演十分爱护每个演员的自信和自尊，他很少当众教诲陈冲，但私下，他不露声色地给陈冲留一小纸条，上面写着对她表演的要求。

陈冲感到，这样再三地“停”下去，她自己将完全失去方向，对于人物的感觉会跑得精光，一种焦躁而疲惫的生理反应出现了，它抵触着导演的启发。她甚至感到自己的站立、行走都笨拙、可笑。再看看周围的摄制人员，他们不安地蹲下、站起，整个剧组随着她陷入了僵局。

为什么第一次演戏就摊上这么难、这么重的一个角色呢？难道不知道我完全没有舞台表演的基础，甚至我连少年宫、小分队的演出都没有参加过。我们家数上去五代，也数不出一个做演员的。当学员是那么猝然一件事，像是一夜间发生的巨变，我怎么应付得了？……

陈冲似乎感到自己不是这块料，或者她把表演估计的太容易了。

第二天，导演告诉陈冲，剧组已为她联系好了一所聋哑学校，陈冲将去那儿体验聋哑人的生活。

对聋哑人的同情使陈冲很快观察出聋哑人的表情特征。

她试着用聋哑人独特的知觉来感知世界。她开始限制自己的语言，限制自己的听觉，只用眼睛接收周围世界的信息，也用眼睛去传递内心的信息，她忽然感觉到内心的感觉强烈起来，无声胜有声了。

原来一种残缺带来的是另一种极度的饱满——正因为表达的艰难，他们内心才有那样大的起伏幅度。

陈冲终于找到了聋哑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她不但熟谙哑语，更重要的是她学会读人们讲话的嘴唇，人的姿态和形体的语言。尤其是人的眼睛，眼睛是聋哑人最美、最丰富的部分。

回到拍摄现场，同一段戏，哑妹把钟点贴在耳朵上，脸上是惊喜和将信将疑，忽然，她掉过脸，把钟贴在另一只耳朵上。这个催化情绪的形体动作便出来了。因为聋哑人对突然来临的听觉不完全自信时，自然会以另一只耳朵去确证。

这场戏成功了。

《青春》上映了。那还是在人们的审美意识被导入歧途、甚至完全麻木的社会中。印在《大众电影》封底的哑妹形象，之于大众的审美观，是一个极清新、近乎来之天外的提示。她引起一种感觉，一种人已失去良久的对于非英雄的美感，一种由真、善而导致的美感。她使得了这个久违的美感苏醒。

陈冲演哑妹的成功，多少取决于时机：是从成群的李铁梅、阿庆嫂、江水英之中诞生的一个迥异的形象。

从摄影地回上海，陈冲和全摄制组乘的是一辆大轿车。轿车把陈冲送到弄堂口。弄堂的邻居们都围上来看又黑又瘦的陈冲。有人已跑到陈家报信：上影厂专程把女主角陈冲送到家门口！

陈冲满载而归地走进弄堂，手上提着用自己一点点生活补贴费买来的礼物。她对迎上来的家人宣布：“两张竹椅给爸爸、妈妈；哥哥，这个大竹筒给你放画笔！……”至于外婆，她买了一竹篮新鲜的生姜，外婆总是念叨上海买不着上乘的生姜。

邻家那个男孩远远站在人群外看更加美丽的陈冲，几个月不见，她似乎高了不少，脸庞那稚气的朦胧线条已消失，变得那么肯定而清晰。她不再是个邻家小妹，她将是一个又一个的女主角。尽管她如旧地随和、顽皮，她的命运已远超出这条弄堂。

他没有靠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叫陈冲的少女身上所具备的一切优越：那是使他和所有男孩畏缩的优越。

浅淡的感伤与自卑使他不愿走近陈冲。

The day came when l was no longer content with seeking hidden collors in a grey wall.I had noticed a neighborhood boy and waited for him to pass by everyday.The billowing of beige curtain in the breeze felt like a caress on my face。One afternoon.he looked up and saw mel Did he hear the clamor that my senses made?I felt like spilling out the window．

……

The night before he left he put his mouth against mine and moved his lips in a funny way.I didn't know that was called a kiss.Nobody told me.a11 I knew was I wanted the return of those gentle lips．

……一—陈冲·为《陈川画册》题诗

四月的黄昏，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次热恋永不能相许。 ——陈冲·为《陈川画册》题诗

第7章 小花和女大学生

满街是“小花”的脸容。

月份牌上是陈冲捧着金鸡奖、百花奖的正面照。都市、乡村人家的墙上大约有一半挂了这年的月份牌。

陈冲一次上街，见一个电影院搭了脚手架，架子上有两个广告画家正将她的脸蛋一点点描摹出来。眼睛过分大了。也不该那么长的睫毛。他们把许许多多对于美女的理想、希冀都添加上去了。

陈冲突然感觉这个巨大的美人头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自己是谁？美人头又是谁？她心里有种奇怪的恐慌，似乎什么东西离开了她的本质和她的形式。这个大得不合情理的美人头是她的形式，是她目前形式的生命和生活。而她的本质，是另一回事。

她的本质是每天嘴里叽哩咕噜念英文、德文的十八岁少女，一个读《浮士德》、《变形记》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一个怕胖又贪嘴的女孩；一个既想当明星又想做学者、既厌倦名气又渴望名气的矛盾人物。似乎还不完全，她的本质还使她渴望恋爱、渴望以自己的手来缝条裙子——像所有的邻家姑娘。

陈冲想不清楚，只知道自己的本质对这个大美人头十分地不满．十分地失望。

她很少有这样的自在：步行到小吃铺，为家人买豆浆、油条回去。这天是特别早，街上还清静。

两个女人路过电影院，停下，仰脸去看广告。一点巨大的画笔蘸了红色正往那巨大的嘴唇上涂着。

“是陈冲！”一个女人人声道。

“嘴太大！”另一个女人评说道：“她眼睛长得好！”

“我觉得她嘴好看，小虎牙……”

“她考上上海外语学院了！……”

“她当然喽！电影明星嘛，肯定给她点后门走走！”

“报上登了：人家是硬碰硬考上的！……”女人吵架一样说：“人家七岁就开始学英文了！陈冲家里人都要讲英文的，不讲中国话的！……”

陈冲赶紧走开，让她俩去拼凑、编造一个她吧。

恐慌感加剧了。原来她的本质与她的形式之间，隔着一个传说，一个充斥臆断、编造、神话、谣言的传说。

两个女人讲对的一点是：她的确是硬碰硬考进外国语学院的。在考场她享受的唯一特权是一架电风扇——那个监考的老教授认出她后将她安置在离一架吊扇最近的座位上。那是上海最炎热的几天。她清楚地记着那老教授的笑容和口音。当她掩上考卷，走出考场时，老教授用英文轻声对她说：“我能劳驾请你签个名吗？”他递出一个旧笔记本。在陈冲签名时，他又用英文说：“很意外在这里遇上你！你干吗还来考？你已经有那样的前途了！……”

那便是她在考场得到的所有特权。

然后，她便成了外语学院一个安安分分的学生，间或有邀请去参加记者招待会或与国外电影明星会谈，她总是规规矩矩向老师告假。

《青春》放映之后，陈冲的生活的确变了许多。不断有记者来采访她；今天是拍封面照，明天是参加招待会。最多时她一天收到了一百多封观众来信，有的信十分知己地跟她谈到他们的生活。还有的来信者说“哑妹”如何救了他们，如何给了他们“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她尽力地写回信，有时一天的时间全花在回信上。她被那些信的诚意所动，被信末尾的“盼”字所催。她生性不愿任何人失望，她生性不具备高傲。她甚至被许多中学、青少年团体邀请了去做报告；有时连报告的主题都是含混的，只请求她“随便讲讲”。似乎她成了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之类的民众楷模。可她能谈的真实体会是：电影是个奇迹；电影是种疯魔，进去了就不想出来；电影是永远让你没够的东西！看不够，也演不够……

却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是若干年后她在好莱坞成功的时候。

当时的她明白，她得想出些“符合身份”的话来讲。边讲，她心里会时而冒出了念头：我根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楷模，我也投有这样的权力来做你们的伦理道德导师！我并没有你们希冀的那些美德来对你们宣扬高尚！我凭什么对你们讲：“要好好学习”，而我自己曾为能逃学而狂喜？……

父母留意到她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了。

母亲想，如果女儿在这样的名望中不胜其累，就不可能有正常的行为和思考。母亲明白女儿有时突如其来的暴躁源于何物。

陈冲看着父母，有点可怜巴巴地。“我好累。”她说。

父亲说：“这种喧哗来喧哗去的生活，对你今后有什么用处？”

陈冲当然明白它的无用。她眼神暗暗的。才十六岁，正常的少年生活似乎就被这所谓的成功剥夺了。

“我现在最恨填表格。”陈冲突然说。

父母不懂地看着她。

“填到文化水平项的时候，我就不舒服。老是初中、初中！我已经这么大了，不能老做初中生吧？”

陈冲坦白了她带有孩子气虚荣的苦恼。

父母想，女儿毕竟是从这个崇拜知识的家庭出来的。她把“文化水平”看得比电影明星更重要。

一天，陈冲终于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对父母说：“我要考大学。”

父亲说：“那你先得回学校把中学念完。”

在父亲看来，陈冲该马上回她的中学，做这个年龄最正常的事去。他是个医生，每天的生活中都有扎实的工作成果——一条条生命被拯救和医治。对于女儿的名声大噪，他是全家最担忧的一个。他见陈冲被人拥出拥进，会劈头问一句：“你下一步做什么？”他看出陈冲的茫然。这不是李四光、李政道、爱因斯坦那样的声名。这声名的得来，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太轻易了。她根本无能力认识它，也仿佛是被迫地背负它。

而回学校并不那么容易。因为陈冲太多的缺席，学校无法安插她进原来的班级。准确说，任何学校都无法将陈冲安插在任何年级。她的数学、化学在缺席两年多后，也无法一下子进入教程。

陈冲这个到处给青少年、中学生做楷模式演讲的电影明星居然让学校给拒之门外了。当然，她不能再从低年级上起：十六岁的女孩在自尊心上拒绝接受“留级”二字。

学校的一位数学老师对陈冲的父母说：“陈冲太例外了，学校完全没有对付这类事的经验。”

惟一的办法是补习。两位曾教过陈冲的老师知道这是多难得的学生：极高的领悟力、极强的上进心。他们主动提出免费为陈冲补习功课。

陈冲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看电视都是她给自己的特别犒劳。她故意少去看电视，生怕它勾起自己对银幕的怀念。这个怀念可不好受。

一年时间，她补完了两年课程。考上外语学院时她十七岁，比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年幼一岁。

那天她接到邮差在楼下叫她名字。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她只觉嗓子眼儿被什么呛了一下，太多的感受呛得她不知哭笑。她拿起录取通知一路奔上楼，叫着：“外婆！妈！爸！哥哥！……”

其实家里就她独自一人。

现在她已经进入了大学的第二个学年，想起刚才两位妇女在广告架下对她的总结性评语：“看来陈冲还不笨！”她苦笑了。她得承认这是她俩对她所有评论中顶顶中肯、属实的一句。似乎一个电影明星不笨是十分令人意外的。还似乎电影明星的“笨”是他（她）名分下的。你摊上了漂亮，走运，得宠，你也得摊上个“笨”。这样便大家公平。

那是大学第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到学校来找她，邀她扮演“小花”的女主角。读完剧本，她马上答应了。这才发现一样事物若得自己心爱，一生一世都休想将它真正割舍、弃去。她曾下决心潜心求学，其实是扼杀了自己心灵深处一种最真实的爱和希望。

陈冲在家里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我接受北影厂的邀聘了。”

外婆首先表示尊重外孙女的抉择。自陈冲很小时，外婆就始终观察她；在陈冲埋进文学经典时，外婆就猜想过：这个小外孙女怕是要叛逆这个医学世家了。外婆常常留心陈冲一些幼稚但非常有独创性的见解，逐渐肯定外孙女有一份难得的艺术天才。作长辈，不代表有扼制晚辈天才的权力。

外婆说：“我晓得你还会去演电影的！好啊，等着看你的新角色！”

父母沉默一会儿，终了微笑了。他们也明白，阻止孩子狂热追求的父母都是不智也不文明的。即使陈冲宣布的不是有关她事业的决定，而是她恋爱、择偶的决定，也只能依了她。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只希望自己能够提示、引导女儿，而绝不专制。像陈冲这样执拗而爱独立思考的女儿，一旦她决定的事，她便具备了她的不被驳倒的理由。

就这样，陈冲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复杂的各类课本，赴安徽山区外景地去了。

就不能一身两栖吗？做一个学者，同时也做一个演员，只要一个人花双倍的勤劳，什么都是可能的。陈冲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

《小花》的拍摄途中，陈冲赶回学校考试，考了九十一分。

《小花》使她获得了百花奖。在记者问她的得奖体会时，她傻笑了好一阵。她根本对奖没有过任何企盼。她只是爱表演，去表演，就够了，就如愿以偿，从没想过沉甸甸的奖杯捧在手中的“体会”。在表演上，她希望成功，但并不是非成功不可，因为电影表演是她感情的需要，而学校的分数，才给她成就感。

她想告诉记者们：“我考试得了九十一分！”

得奖之后，她的笑脸便被挂在了各家各户的墙上。人们谈论着：“陈冲，陈冲……”那幅巨大的广告、她的巨大的微笑，……她感到那个微笑已成了一种符号，在代表真实的她。真实的陈冲。

人们不像先前那样对她了。她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中，都招至善意或无聊的议论。出席这个会，参加那个团，回家渐渐也像做客。每次从一个重要代表团回到家，全家都有兴师动众的气氛。有时父亲还会说：“多做几个菜，陈冲回来了嘛！”

唯有哥哥陈川让她感到欣慰和松弛。陈川似乎没大拿这个大名鼎鼎的妹妹当回事。时不时还会冲她吆喝：“妹妹，帮我把抽屉里的袜子递一下！”也偶尔动动脾气：“你现在就这么坐不住？给你画张像难死了！”甚至还有打诨加牢骚的时候：“我现在没名字，人人叫我陈冲她哥！”

第8章 十年一觉出国梦

——Did you dream of traveling to other countries?

——I first went to Japan for two weeks.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left China at all. I was stunned: I was shocked. I never knew that another way of living was possible, …… It just shocked me and I felt I wanted to see more．——杂志“Detour”对陈冲的采访

一九九一年一—二月

去美国留学那年，我正由一个年轻的少女，跨入一个成熟女子的门槛。我带着对生活和知识的渴望，怀着对另一个社会、另一种生活的好奇心，提着一箱子我喜欢的衣服和心爱的书本，来到了美国最疯狂的城市纽约。

去学校的前一个晚上，我和一起来留学的学生们去了纽约的摩天大楼——皇家大厦。黑夜里在一百零二层的摩天楼上，纽约隐没了。在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中，一团团光球在晃动，在旋转。我失去了距离和空间的观念，好像我眼前是一个什么陌生的星球。我突然想家了，我渴望回到上海家中我那安全、温暖的小床上。紧接着，我的心又是一阵寒颤：我来美国才一个星期，摆在我面前的不是一星期、两星期，而是一年、两年，也许更长。我害怕了——面对着残忍的距离，和比距离更残忍的时间。

……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结识的朋友比原来多了，生活也比较习惯了，但思乡之苦丝毫不见好转。我所思念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爱抚，朋友们的友情，而是整个文化——与我有关的一切。文化上的隔绝远远超出语言上的障碍，我想去了解、接受和适应，然而又本能地拒绝和抵制。这种感受，没有亲身体验的人也许是很难理解的。

我把所有时间、精力都放在课程的学习上，……发呆、胡思乱想和“研究感情”的时间越来越少。思念和渴望转成了一种潜意识。我常常梦见亲人、朋友，早上醒来便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也许这就使我养成了一起床便冲进淋浴房的习惯，似乎要把所有的空虚、困惑用水洗掉，然后拿起书包就去教室上课。——陈冲《我在美国三年》

《中国电影时报》一九八六年一月

作者走进陈冲在旧金山的住宅。它是陈冲与许彼得结婚时买的。对不惯常接触豪华事物的作者，这座房简直就是宫殿。它坐落在旧金山的太平洋高地，房产排价为最高。作者在进门之前，回身看了一眼海。“看海”是陈冲置房最重要的一点。

陈冲系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告诉作者她做饭做到一半。

“要不要脱鞋？”作者问，留意着镜面般的打蜡地板。

“不要，不要！我们家从来不脱鞋！”陈冲大声说，又回到了厨房。

作者便也帮她包起饺子来。这些饺子都是为彼得准备的，十只装盒。陈冲离开家，冰箱冰格里总是储满这样的塑料盒。

“这样他下班回来就有晚饭吃了。我特恨在外面叫菜回来吃，不健康也不新鲜；也不知道它里面乱放了些什么！”陈冲说着，一面动作流利地捏着饺子。

作者见茶具柜上放了只烘面包机，便吃惊地问：“你自己还做面包？”

陈冲眉飞色舞起来：“特好吃，你要不要尝尝？”她端出烤好的什锦干果面包：“喏，你自己切！”

真的很好吃。作者与陈冲的对话就从做饭开始了。

陈冲：做饭对我来说是一种疗法。居一种（英文）心理疗养。（见作者瞪眼等下文，她想了一会儿）就是——在作饭过程中，我可以体验到自己的责任，负责的快乐；和很宁静平稳的内心节奏。好多演员因为不正常的生活节奏，弄得完全没有心理平衡。到最后生活会失控，然后就会求助吸毒、酗酒什么的，对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都有很大的摧毁性。那哪是人的生活呢？出再大的名，赚再多的钱，也没有幸福。我的生活也是颠三倒四的时候多，老是在旅途上，常常和一帮子走火入魔的人在一块。所以一回到家，我就非要过一种比正常人更正常的生活不可。不然那种疯疯魔魔的日子就把我给扭曲了。

作者：彼得反对你常常外出拍电影吗？

陈冲：他很支持我。不过我自己心里有压力：做个妻子，一天到晚不着家，一个丈夫再通情达理，到最后也会受不了。（并非玩笑地一嘻）我可得当心点，好好做老婆。前面一次已经失败了。

（作者原意是来约她谈即将开拍的《诱僧》，见话风已变，便马上“转舵”。）

作者：你和柳青的婚姻究竟为什么失败？（颇察言观色地等待，生怕等来她讳莫如深的一个反应，如她在一切采访者面前那样。）我注意你很少提到柳青。

陈冲：（略显为难）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的。讲了，你也不会就信我一面之词吧？如果柳青不介意，你倒是可以去采访他本人。看他对你怎么说。

作者：不准确的消息是他已移居回香港了。

陈冲：我想我那时根本不成熟，只觉得一个人好，可爱，就去爱了。对俩人性格上有多少因素是对抗的，多少是协调的，根本不去考察。觉得只要有爱情就能把一个人彻底变成另一个人。其实一个人生来是什么人，吃了多少亏，碰了多少壁之后，还是什么人。碰到柳青的时候，我的自我估量是最低的时候。那时是我一生的低潮，在好莱坞想打开局面，净碰壁。一进好莱坞你就明白那地方的凶险了，特别是对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女孩子。找你干什么的都有，拿拍电影做诱饵。连起码的含蓄都没有，上来就跟我说：“怎么样，这个周末和我一块过吧？”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作者：你怎么拒绝的？

陈冲：他那么直截了当，还指望我给他留面子？就直截了当请这种人吃钉子。你以为你会伤他自尊心？才不会！听见我的回绝他也像没听见一样，照样笑嘻嘻的，反而倒弄得我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横眉竖目的没必要，显得太没见过世面。给他碰一鼻子灰，他还会嬉皮笑脸塞张小纸条给我，上面是他的地址和电话，对我说：“想通了给我打个电话。”在好莱坞碰到这种人，次数多了，你觉得非投奔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的怀抱不可。那时正好有人给我介绍了柳青。

作者：看了些报道，你和柳青第一次见面是他送你去机场。

陈冲：其实在那之前他就见过我。那时他和朋友们搞一部电影，我去参加了他们的演员招考。他当时对我的印象是我的打扮，心想：这个女孩子怎么连个小皮包都没有，手指头上绕着一串钥匙就进来了。

作者：的不是这样？

陈冲：我没印象了。不过我是不背女式小包，要背就是个大书包，里面跟杂货铺似的，主要是书。大概考虑到大包不登大雅，就没背进去。柳青说我显得很突出，一是英语相当不错，二是连个小皮包也背不起！（笑）

作者：那时候你穷吗？

陈冲：挺穷的：每学期买教科书心里都发慌。还恨过老师——那个教剧本创作的老师让我们买的课本是他自己写的。我想：这家伙拿我们穷学生做他自己书的推销对象！除了我们这些上当修了他的课的学生，他肯定一本书也甭想卖出去。（美国这种教师很多，不用现成的教科书，自己编写教材让学生买）后来发现他那本书非常畅销，写得很科学，很值得读。读完还真明白写电影剧本是怎么回事。他从成功的电影剧本中提炼出一道大致的公式。班上有同学反对，说艺术创作应靠各人的独特性，靠天才，那老师说：“天才我没法教你，不过我教你的东西能让你最得当，最有效地运用你的天才——万一你有天才的话。”学期结束后我们都意识到他是个很好的老师——扯远了吗，我？

作者：刚才咱们讲到柳青，还有你的穷……

陈冲：我打了一段时间的餐馆，当过图书管理员，做过电影场记，演过小角色。反正能凑和不挨饿不受冻。

（作者感到她仍在下意识回避谈柳青。亦或许作者和她还欠亲近吧。）

作者：这么多工作里你最不喜欢的是做什么？

陈冲：（不假思索）打餐馆。又累又烦，还给人欺诈。一对犹太夫妇欺诈过我五十块钱。

（作者想，这一段可用陈冲自己散文中的一段来描绘：“有一次在餐馆收钱，一对衣冠楚楚的犹太夫妇给我的是一张五十元美金的钞票，却硬说是一张一百的，我知道他们在撒谎，于是坚持己见。他们大吵大闹。餐馆老板只好让我按一百元找给他们钱，并教育我说，以后千万不能先将钱放进抽屉；必须先拿出找钱，后把收来的钱放进抽屉里。夜里结完账，少了五十元，我赔。五十元钱在打工女看来不算是小钱，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毕竟是身外之物。我咽不下的是谎言战胜真理。）

作者：读你散文时看到这个故事了……

陈冲：我忘不了这事。因为那是对我品行的诬陷和误判。

作者：觉得委屈吗？你在中国已经有地位名誉。

陈冲：委屈是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我已经皮实了。好莱坞也有好的风气和传统。不少演员在出名前都靠打餐馆、干杂活维持生活的。这些人往往是坚强的，有抱负的。就这么一边干很粗的活，一边寻找演出的机会。不少人到老都不放弃追求。像我，像哈里逊·福特是非常幸运的了。哈里逊上银幕之前一直干木匠。实现抱负的过程是长得令人绝望的。我佩服那些到老都不放弃的人。我当时要没有得到演《大班》和《末代皇帝》的机会，说不定我已经放弃了。

作者：就在那个时候你认识柳青的？

陈冲：就在那个状况下。柳青也在试着立足好莱坞。当时我一个人去和各种演出经纪人面谈，觉得自己单薄极了。有了柳青，俩人一块在好莱坞闯江湖，起码胆壮些。

作者：看了好多记者对你的专访文章谈到你这个阶段。

陈冲：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完全无知。也没有兴趣。认为绝大部分中国电影都是政治宣传。中国电影在这些经纪人心目中完全没有地位。我那时对他们也很无知，认为他们一听我的履历和成就肯定会拿我另眼看待。他们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对我说：“每个来这儿的人都给自己编一套相仿的履历。”我气坏了，我可没编履历啊！他们还说：“我们只代理稍有名气的演员。”意思是我名不见经传。只有一个好心些的经纪人对我说：“你起码该把自己的剧照装帧成一本册子，履历也该印得漂漂亮亮。”这我才懂美国人常提到的Presentation。就是你的装潢，呈现形式要表示你的正规化和诚笃。

作者：西方人还有很强的程序性。许多事你做得再棒，不尊重他们的程序，就要碰壁。

陈冲：终于有一位经纪人答应代理我了。推荐给我的角色都很小，有时只有一两句台词。我知道自己的表演风格还不入好莱坞的流，还是中国大陆风格。台词也弱。我打听到一个很好的台词老师，给好莱坞许多明星上过台词课。他的教课费是一小时一百块美金。我请到了他，五花八门挣的工资大半多去了他那里。我的台词、口语真的进步很快——当然我自己也练得很苦，常常嘴唇舌头都累得发酸麻木。

作者：那时你的英语已经相当棒了。我看了你来美国不久用英文写的论文——大概是学校的作业。用词造句十分精到。

陈冲：台词水平和一个人的英文水平不相干。台词讲起来，讲什么得像什么；讲什么都得动听，好听。英文中是没有汉文的四声的，全靠自己把它讲出一种音韵来。不同音韵表达不同意思、情绪。又不是朗诵，要完全自然松弛的。对于我，英语本来就不是母语，没那份自然，只能靠练习，由人工变为自然。我的进步相当快，到我演《大班》中“美美”这角色时，导演已经说我口语太好了，因为美美是女奴，英文又不是她的母语，她讲的英语自然有语病，有口音，如果出来一口标准英语，会挺荒谬。所以我还得去找那老师，把我从他那儿学的，我苦练的，都毁掉，教我一口有毛病的英语，把好不容易去掉的口音再找回来，弄得我比原来还洋泾滨。

作者：柳青呢？他这个时候出现了吗？

陈冲：他出现在此之前。《大班》是我的转机。我和柳青遇上时，是我俩都不得志的时候。共同点是彷徨，共同志向是进攻好莱坞。当时我住在个美国老夫妇家，他们对我非常亲，因为我搬进去之前，他们的儿了出车祸死了。我对他俩来说，是种弥补和安慰。不过我常常还是觉得孤单。记得一天晚上，很晚了，我从外面回来，又累，心情又灰。这个老太太还没睡，好像等了我那么久似的。见到她我突然就流起眼泪来。她就哄我，让我把心里的苦楚讲给她听。我想：这怎么讲呢？因为这里这样温暖，让我想到了家；又因为，这儿再温暖，也不是我的家。

作者：有没有想过，你到美国来是不明智的？

陈冲：那样想我认为很没出息。越想得多越没出息，我就是想家，常想到我出国前那段时间。

第9章 初恋之死亡

《海外赤子》的外景结束了，陈冲从海南岛回到上海。黑瘦的陈冲扔下行李便冲上楼。

“妈的信在哪儿？”她大声问。

“喏！”外婆跟不上她，良久才步上楼梯，拿着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和一盘磁带。

在外婆念念叨叨叙述母亲在美国的讲学、居住和其他琐事中，陈冲拆开了母亲的信。信中母亲以不小的篇幅介绍了磁带的歌者艾奥佛斯（猫王）。

陈冲立刻把磁带放到录音机上。

渐渐地，唱词开始对陈冲发生意义，旋律和节奏也扣住她的好奇心：“Lovemetender，Lovemetrue……”

这音乐对于陈冲是彻头彻尾的新异。她从没听过他这样粗犷到极至又细腻到极至的歌唱；他的柔情中总有种她不懂的痛苦；她的激情又往往被愤怒催发。“这人真棒！”她想着，赶紧找来母亲的信，更用心地把有关歌手的评价读了一遍。

陈冲突然有些坐立不安。

一直朦胧的对于国外的向往，这一刻清晰和强烈起来。似乎她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求知欲，就在这时，被这首歌一发不可收拾地诱引出来。

“我要出国！多好的歌……”

外婆和陈川不是头一次听她咋唬“出国”。但他们没太当真过，因为陈冲自己似乎也不是认真的。那次陈冲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到上海她也兴奋得什么似的。好几天里都听她在谈日本的街道多么干净，日本人多么有纪律，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公共汽车，她还告诉他们，日本的演员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是社会的最富有阶级。那时她也嚷过：“出国去！”

都以为陈冲不会真的就出国去，扔了这儿所有的优势：名气、地位、观众的宠爱。父亲从美国来的信已给她泼过冷水：“这里不会有人需要你来演电影。要来，你就踏实地学些东西，争取更高更完善的教育。”父母觉得女儿应该以知识充实，而不是以名气地位。在父母的观念中，演几部电影还称不上事业。在他们看来，世上最不能胡弄的是科学。他们主张陈冲去美国学医。

陈冲动过心。因为她感到自己的处境有些进退不是。一个中国电影演员所能及的最高荣誉，她已拿到；从形式上看，她已登了顶峰。往上走，她看不见路：似乎惟一可见的路，是向下的。似乎有如此一个规律：上来快，就下去得快；有上，就势必有下。不管她走到哪儿，总有记者簇拥，总有年轻的仰慕者相随。人们大声小声地叫着：“咦，陈冲！”从他们脸上，她似乎看到一种急切的期盼：我们等着你更好的一个角色！她已愈来愈感到一股压力——更好的。“更好”是不易的：像是她起了个很高的调门，她的观众自然期望她持续这个调门，最终能高于这个调门，如果她高不上去，就辜负了他们。

陈冲这时真的体验到“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道理了。高不上去，甭管你起调多高，都令人失望。而再那么一路高上去，一则太吃力，二则不太可能。这种情绪中她读到父母信中的“劝学篇”，她便会在外婆和哥哥耳边叨咕几句：出国喽。

激起陈冲出国向往的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她的学院。在“上外”陈冲的主修是英美文学，两年时间，她泛读和精读了大量英语文学经典。她已体会到英文的妙处；它的精致与丰富。她渴望到这种被最广泛运用的语言流域，去听，去说，去感受。她渴望到海明威狩猎的山林，斯坦贝克的海滩及杰克伦敦的草原去走一走，去探索和历险。每当她读完一本英文原著，家里人也听他叹息般自语：该出国……

十九岁的陈冲有着巅峰状态的求知欲，她渴望了解生活的更多形式，更多的可能性，她感觉假若再死守这些已获的荣誉，所有可能性都会慢慢死掉，包括荣誉本身。

一九八0年夏天，一个来自美国的电影艺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陈冲充当翻译。那是她对自己口译水平的初试。团员们感到与陈冲有那么多的共同话题。他们发现陈冲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都有相当全面的了解；她不像东方国家（长期对西方封闭）的女大学生那样孤陋寡闻；更不像一般女演员，仅专长与感兴趣电影艺术。陈冲几乎可以就一切话题参与对话和讨论。看得出她的紧张，她的不胜其累，但她的知识范围使团员们惊讶。她也会这样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听了解释，她往往再追一句：“给我一个上下文好吗？”接下去，她会将它记在自己的小本上。不久，人们便发现她的句子里开始出现这个词，并用得十分巧，十分确切。陈冲从不愿省力，找不到恰当词汇就用手势来拼凑表达力。她从一开始就养成习惯，控制手上动作，尽量找最准确的词。

这个电影代表团一位电影教授问陈冲：“你对美国有兴趣吗？”

“太有兴趣了！”她答得直截之极。

教授又问：“那你考虑过到美国发展吗？”

陈冲憨憨地一笑，说：“那儿不会有人需要我演电影的。”

教授说：“我不这样想。你已经有好多的基础，才十九岁。许多美国演员在这个年龄只是做做上银幕的梦，甚至连银幕梦还不敢做。你没有意识到你的优越吗？”

陈冲想，我的优越？我的优越大概就是少年得志，得了番运气。

教授接着说服陈冲：“美国有很好的教育系统；美国也有非常好的电影传统。电影在美国被作为一门重要的学问来研究，来教学的。相对来说，你到那里会有更大发展。”

陈冲在听这盘“猫王”磁带时想，不管怎样，我要去看看世界；看看世界的那一边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歌和歌手。我要去看看那样一种令人费解的疯狂。

当陈川听到妹妹这番由一首歌引起的奇想后，沉默一阵说：“那就不能拍戏了，你想过？”

陈冲道：“想过！”她仍在激动和莽撞中：“想想看，有这么多东西，我看也没看过，听也没听过！”她的表情在说：那我不太亏了？

陈川问：“你想去美国学什么？”

陈冲手一划：“随便！”

陈川看着这个长大了却仍不成熟的妹妹，感到他似乎比她自己更懂得她这个人。她对自己目前的名气、地位十分矛盾。一方面她明白这一切之于她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另一方面她不甘心马上就告别这一切。对于她已拥有的观众，她生怕自己的断然谢幕成为一种绝情。做了演员，观众对自己的好恶，永远是重要的。观众很少能从一而终地对待一个演员；他们是多变的，不易捉摸的，也往往由了他们对一个演员的爱戴而变得严苛，冥冥中希望她不要长大变老，不要当婚当嫁；他们在她（他）身上维系一份理想，她（他）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失望，从而收回他们的宠爱。从一个女孩子的天性来说，被众多人宠爱，似乎是幸运的。却也十分吃力，因为她并无把握自己总能合他们的理想。在最得宠的时候告辞，似乎颇得罪人，却也就不必吃力地去维系他们那份理想。

陈川与妹妹玩笑道：“到美国大家都不来睬你，日子不好过哦！”

陈冲明白哥哥的意思。她的成长过分顺利，对另一国度的境遇，她该有足够思想准备。她将从零开始；从白丁做起。

“我早晓得！”陈冲用颇冲的口气答道。

陈冲很看重哥哥的见解，却习惯地要与他较量几句。每次争论，她希望哥哥在说服她的过程中暴露他的思考程序。

哥哥是这世界上最使她清醒、明智的人。他鼓励她，保护她，却很少一味地宠她。相反地，他总在兄妹玩笑逗嘴时刺她一记，让她对自己的明星地位看得更轻淡些，更重视内心的充实。哥哥还常把陈冲带到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这些朋友都年长于她许多，他们谈读书，谈政治，也谈社会和人。陈冲明白哥哥的用意是让自己在这里洗涤演艺阶层中常有的空泛、虚荣，让她受到朴素、智慧的人格影响。于是陈冲总穿着比上海一般女学生更朴素的衣裳，和哥哥一块骑车到这样的朋友聚会中去。她会一连几小时静静地听他们谈话，悄悄留意他们提到的陌生的书名、人名。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要洗盘子……”陈川说。

“那你呢？”陈冲瞪着陈川：“你自己不也想去美国？”

陈川笑道：“我洗盘子有什么要紧！”

陈冲不服地：“你能做什么我一样能做！”

陈川停顿片刻，说：“画家不同。画画不受语言和种族限制。人类的许多感觉是共通的。画家和音乐家的幸运，是他们能用共通的语言表达共通的感觉，甚至把不共通的感觉让它共通起来。对吧？大概只有画家和音乐家有这份幸运。”

陈冲懂得哥哥的言下之意，那就是：演员是被语言和种族局限的，陈冲此一去，很可能意味着永别银幕。

陈冲告诉哥哥，这回她走定了，不管前途是什么。

陈冲的行李让外婆很不得要领：除了精减再精减的必需品之外，便是一箱子书和一只纸箱，纸箱沉得出奇：里面盛的是几百只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它们是陈冲和哥哥从小搜集的。外婆问陈冲：“带这些做啥？”

陈冲只回一句：“我需要。”

外婆听说美国的衣服很贵，许多出国留学生都整大箱地装足起码二年的寒衣夏衣。而这个倔头倔脑的陈冲却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这些东西上。

陈冲到末了也没向外婆解释那个莫名其妙的“需要”。她自己对这“需要”也不全然清楚，答案是她在美国开始生活后才逐渐出现的。

这些红色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多日后她在美国的校园里这样想着。与美国学生、台湾、香港的学生相比，陈冲发现自已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理想——她曾经受的理想教育。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她相信过一种伟大的主义，渴望过为它奋斗、牺牲。她还想，不管国外的人怎样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人在偶像崇拜时代的牺牲而悲悯，她应该尊重自己的青春。

无论她幼时有过怎样的迷失、荒诞，她仍尊重它。

她之所以将一箱子红色像章带过大洋，带到这个纽约州僻静的校园，便是这份对自己青春的尊重了。她不是一个对任何过时事物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去抛弃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说她怀旧，说她保守，都可以，让她割弃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在香港、台湾同学们讲鬼故事一样讲到大陆中国的文革、穷困，她会正色告诉他们：“你们不了解我们。”

在这些同学面前，她甚至自豪：我们的过去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毕竟不卑琐。我们不为一件得不到的生日礼物哭。我们或许不曾有生日礼物，但我们也不曾有这个微不足道的哭的缘由。

陈冲担心那一箱子像章过美国海关时会受阻，却没有。只是因为它们太沉重，纸箱承受不住，刚通过海关便裂开，所有像章随一声巨响倾落到地上。人们朝狼狈而忙乱的陈冲注视，全是不解的眼神。

连来机场接应的母亲也对陈冲的这一份行李感到好笑。

同母亲来迎接陈冲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陈冲自乘飞机以来最冷清的一次机场相逢。曾经的每回机场迎送都是一场重头戏。先是镁光灯，然后是一涌而上的记者，再就是被这阵势惊动的人们。她总得四面八方地端着笑脸，尽量不口误地回答提问。她害怕这阵势，厌烦这阵势，存心用孩子气的唐突语言来削弱气氛的郑重，不然这气氛中的氧气太稀薄了，她几乎不能呼吸。她曾常常想：就不能不把我当回事吗？她甚至想过悄悄改换班机，不宣而至，不辞而别，偷份自在闲散。

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她头一次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地走出关口。像是长期被迫收敛的她，此时放开来活动活动筋骨。

“妈！……妈！”

这时的陈冲可以像一切十九岁女孩一样放任姿态，一头向母亲扎来。

不久，她便独自待在朋友家了。母亲比在国内时更忙，连花出半天时间陪陪女儿都不可能。

陈冲打电话给曾在北京拍电影时结识的朋友，竟没有一个人能马上抽出时间见她，所有人都翻着自己的小日历本，数着排满的日程，告诉陈冲他们将在某日某时和她会晤。

“但今天不行，抱歉。……”

所有人还提醒陈冲：一个人别上马路；纽约对一个陌生国度来的年轻女孩往往是狰狞的，甚至危险的。

陈冲却怎么也待不住。一个人试试探探朝繁华的市区走。看，投人注意她，没人跟随她，真的像轮回转世一样，她似乎在经历一次新的身世。她高兴一路走一路大啃巧克力，就去啃；她高兴穿一身宽松无型的衣裙，就去穿。然而，在天性得以伸张的最初快感过去后，她感到了心里的一点不对劲。她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心此刻也想得到伸张：任何东西，一旦有过，就不想失去。曾经的那套排场真的从她生活中消失时，她隐约感到失落。

陈冲走在这条拥满异国面孔的街道上，她想他们中最穷的人大约也比她富有。她衣袋里只有薄薄几张钞票，她的生活就要开始从这几张钞票开始。

乘几站汽车就花掉这几张票的相当一个百分比。

想着，走着。一张瘦削肮脏的手陡然伸到她面前，她惊得吞一口气。是个女人，有双干涸无神的眼和半启的嘴。她向陈冲说了句什么。请她重复，她说：“给两个小钱吧。”

陈冲没料到，在纽约第一个来测试她英文听力的是这句乞讨。她告诉她：抱歉，她也没钱。

女人突然说：“你是日本人。”

陈冲马上说：“我不是日本人！”

女人端详了她一瞬，说：“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急于脱身，她却拉住陈冲的手。“你没有钱，可我有。这钱给你。”说着她硬将一枚二角五硬币塞到陈冲手里。“再见。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呆呆地看着这个半人半鬼的女子飘然远去。她想，要学的太多：不仅语言、生活方式，还要学会和这类失常的人打交道。

她把这个奇怪的邂逅告诉了朋友们，也写信告诉了他。

他不十分高大，有着端正的脸容和聪慧的、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口俏皮的北京话。陈冲是在北京认识他的，那是她出国前夕。很快发现他懂古文、通音乐，画也画得不错。他是在艺术环境里长大的，他对于艺术的敏感和造诣，很快吸引了陈冲。他身上没有陈冲见惯的学者子女的严谨，他的气质，随和中带有潇洒。当俩人发现一场恋爱已开始时，陈冲已不得不回上海收拾出国行囊。

陈冲的家庭影响，以及她对自己的要求，使她一直在爱情上严加看管自己。尤其十六岁以后，她有了名气，便更视爱情为禁果，她明白一个出了名的女子最容易被人议论，私生活上的一点不慎，便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她的父母和家庭给她的警语是：在这方面早熟的孩子多半没出息。读过大量古今中外小说的陈冲有足够的幻想来消耗她的情愫，来浪漫化她的内心。

因为出国，她成了普通平凡的陈冲。十九岁的女大学生。除了她一米六三的个头，一百零四斤的分量，“陈冲”二字不再有任何额外的意义。也就是说，她不必再对陈冲这名字负额外的责任。她写情书，发誓言，都只意味着一个叫陈冲的普通女学生的私人事物，丝毫不影响那个属于公众的“陈冲”的形象。

离开中国之前，他将陈冲紧紧拥在怀里，热烈的吻着，他轻声许愿：“雪中的圆明园很美，以后我带你去圆明园。”从此，陈冲便把一个雪中的圆明园当作他们爱情还愿的所在。它神圣，像这些深而长的吻。这些吻之后，陈冲便有了以身相许的感觉。

“我在美国等你。”分手时她说。

他说他正加紧办理出国手续，正等一所艺术院校的硕士奖学金。他保证决不让陈冲等太久。

很忙很苦的第一学期，陈冲用给他写信来慰藉自己。她向他描述纽约的第一个秋天的美丽，也讲起自己为谋一份学费和一份生活费而打工的艰辛。她头次感到钱在生活中的位置。她的家庭是朴素而温暖的，她从小到大几乎不懂钱为何物。在上影表演训练班得来的那一小笔工资，她总是如数交给母亲，一旦需要开销，朝母亲摊开巴掌便是。而美国是这么不同：

等在你面前的这张脸只在你打开钱包，递出钞票时才会真正地笑；所有的机器在你填进硬币后才会运转，提供你饮料、邮票、洗衣服务。是钱使这世界活了。是你不断喂进的一笔笔钱使这活了的世界将你载入它的正常运行。

在写给他的信中，她还告诉他，自己如何成了个家庭教师。这份工资收入要高于打餐馆，而且不必对付老板娘的刁钻以及顾客的难缠。她只有一个学生，是个美国小男孩，在她教中文的同时，她也从他那儿得到英文口语的练习机会。

她还告诉他，她第一学期的成绩——四门课，四个A。一些她并不熟悉，并无兴趣的自然科学课程她也拿了五分。这是个证明：她或许可使父母如愿，做个医生。她拿到成绩单（它是封死的，像国内绝密的档案袋），拆开它的封线时，她感到一点儿晕眩。她看见齐齐地一溜排下来的四个“A”，她躺到床上，流了很长时间的泪。那么多苦，那么多个彻夜的学习终于都被回报了，却仍感到一股说不清的委曲。

也许这委屈来自社会地位的落差。

也许只是因为思念。“……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结识的朋友也比原来多了，生活也比较习惯了，但思念之苦却丝毫不见好转。”陈冲在一封家信中写到：

我所思念的不仅仅是家庭的亲情、朋友们的友情，而是整个文化——与我有关的一切。……我参观到特别好和特别美的东西或地方，总是在心里引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和嫉妒。到了美国，我才知道，我是那么爱中国。我从生下来就属于那儿的土地，一会说话就属于那儿的文化。这种联系，这种关系不是想要来就来，要断就断的。

在另一封信中，她把自己的这份思念更写得具体：

……我现在居住有各种设备的屋子，但我却仍想念国内那种“乱七八糟”的生活。……还想到以前在家里常常吃大饼油条，现在回忆起来，却引起我的一种渴望，似乎那才是我自己的生活。

他没有食言。半年后他出现在陈冲面前。

他的到来缓解了陈冲那股对故国故人的苦苦思恋。

陈冲和他一起去看了纽约的艺术博物馆，又走遍SOHO区每一家画廊，出入了无数新、旧书店，也狠狠心去吃了几次中国餐馆。生活再苦，孤独总算被他分担了一半。

当她依偎在他肩上时，她想：为什么那么多作家写爱情的痛苦呢？爱情彻头彻尾是件开心的事。有了爱情，她和他那么穷那么苦却是充满快乐和自信的。

后来，他去芝加哥上学去了。繁密的情书往返又开始了。

第二学期陈冲收到一份邀请书，发自在洛杉矶举办的中国电影节。电影节里有一部她主演的片子。让她意外的是，这个电影节结束了一个普通陈冲的生活，她再次被人注视了。当加州大学北岭分校打听到陈冲就在美国，便动员陈冲转学到该校的电影系，并提供她一份奖学金。

在赴洛杉矶的途中，陈冲在芝加哥停了几天，与他再次见面。这次更亲昵的相会，使陈冲更加笃定了信念：他就是她的终生之伴；她也将伴他终生。她体会到她从不曾体会的欢乐和幸福；这欢乐与幸福源于彼此的坦诚和说不完的“我爱你”。她想，文学家为什么只记述爱情的不圆满和苦涩呢？它明明是甜，可以无限度甜下去的一种感情。

而就在她将离开的一个上午，他出去打工了。陈冲见他房里头零乱，便着手替他收拾。无意中，她发现自己写给他的所有的信。从她与他初识，她的每封信都被他保存着。她开始阅读自己的信，为自己傻里傻气的情感表达笑起来。她随惯性一封封信读下去，忽然发现一封信的字迹不是自己的。而信起端的亲昵口吻使她略有惊异。

她赶紧停止阅读这封信。无论她与他什么关系，陈冲认为自己是不该干涉的。

但陈冲感到自己有权力了解这个写信的女子。因此，当他回来，问她何故闷闷不乐时，她便开始发问。

他否认，陈冲的疑惑却更甚。

他说他只爱陈冲。她却流泪了。难道真有人把“我爱你”当句顺口溜？把她虔诚以待的事当游戏？

他不知所措，问她究竟怎么了。

陈冲压抑住一股莫名的失望与委屈，渐渐恢复了表面上的常态。她但愿这只是多余的猜忌。

然而她有直觉，有女性的本能，一切都告诉她：她的猜忌不是无理取闹。果然，他谈到他与一个女性的关系，并暗示：这没什么呀，我们只是一同去了“圆明园”。

陈冲痴然听着“圆明园”。他不止一次向他讲起圆明园，说它的日落，它的月照，以及它的雪景。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讲到它的各种季节各种色调中销魂的美丽。他不止一次向她许愿：一旦回国，他将带她去那里。对于陈冲，圆明园已只属于她和他，怎么这样轻易地就和另一个女子同去了呢？

陈冲发现，原来他并不把这事看得同样重。他长她八岁，经历比她丰富得多也繁杂得多。她仍爱他，却不能再百分之百地信赖他。

又从别人口中，她确证了另一个女子的存在。但陈冲不愿刨根问底，她的骄傲不允许自己像一个无见识的小女人那样计较。

她去了洛杉矶。爱情不再是纯粹的快乐和美妙。她初次尝到了苦、痛。她明白，爱情的荫庇下，会存在欺骗的游戏。她还意识到她明朗无瑕的心里竟也存在着妒嫉，也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妒嫉这种人类最卑琐的情感对她的折磨。她有足够的理由去妒嫉；她的妒嫉也占有正义，但她是那么厌恶这份妒嫉。

妒嫉杀掉了她身上的天真和无私，陈冲缅怀那个只晓得一味去爱，尚未萌生妒嫉的自己。总之妒嫉是太不好受了。

陈冲在回忆她的初恋时写下这段文字：

……我们毕竟年轻……我当时也许还属幸运的那部分，因为我心里有爱情。……我需要有一个知心的人谈一谈。但是，去中部的长途电话已经不管用了。因为我的爱情在崩溃的边缘。原来一度伟大、神圣、甜蜜的感情变成了庸俗的，甚至丑恶的欺骗、妒嫉。在觉得受骗、委屈、绝望之时，心里却忍不住还在苦苦地爱着……在恨的同时爱着。……真和诚实带来的不全是花朵和小提琴的乐声。

陈冲想尽力挽回这场恋爱。有它痛苦，一旦彻底失去它，那痛苦将不堪想象。当她和他合作的电影剧本发表之后，她惆怅地想：即使我和他分开，我们俩人的名字毕竟并肩站立着；我的初恋毕竟有一颗小小的、惟一的果实。

陈冲终于确证了另一个女子存在于她和他之间。她对他说：“你杀害了一个人。”

他吃惊问：“谁？”

陈冲说：“我。因为过去那个我已经不存在了。”

他对她如此的宣判感到冤屈。他并不了解她纯情和痴情的程度，以为一个从小就在电影圈子里“混”的女孩在男女之事上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他并不完全相信，在他之前，陈冲从情感到生理，都是一片处女的洁白。

陈冲仍是如常地打工和学习，区别是不再能从他那儿得到感情上的安慰。她不时感到苦闷和无望，同时发现自己仍在想念他，不愿最后放弃他。

一次，在留学生组织的话剧排演中，她认识了一个很谈得来的青年。他善解人意，热情淳朴，与中部的“他”截然不同。他对陈冲的尊敬和爱慕使她感动。

她便一点点地对他谈起自己，自己刚经历的爱情挫折。

他没有想到一个像陈冲这样优越的女孩会把感情看得如此之重。他认为她被人欺负了。

“你还爱他？”他问。

陈冲点头。

他的不解渐渐化为同情。又经过几次长谈，他向陈冲表示了爱。

出于苦闷，也出于对他的爱的感激，陈冲默许了。

也许还出于报复心理？陈冲感到并不完全懂得自己。而这报复心理是出于妒嫉吗？……她顿然清醒。

“不行。我们不能发展下去。”她对这个可爱、但她不能爱起来的男友说。

他问为什么。

她告诉他：旧的爱不逝去，新的只能带给她混乱。

他提出她已被旧的爱所伤；她应该主动来结束它，以新的爱来结束它。

她也表示：她无能为力；尽管苦与痛，她的爱仍属于中部的“他”。

她对新的男友说：“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

她已看清一个坏的逻辑：猜忌——妒嫉——报复——背叛。她认为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他——她的初恋对象；更糟的是，她发现这个背叛，是对自己感情的背叛。

陈冲回到自己宿舍便马上给芝加哥挂了长途电话。

他很快答应到西部来看她。

俩人都希望能有最后一次机会来挽回关系，来重新开始。

谁也没想到一场斗殴的发生。新的男友打伤了刚从芝加哥来的他，打的动机自然是单纯的：你欺负了陈冲，你不珍重陈冲，因此你不配再得到她。

陈冲万万没想到事情发展得如此不可收拾。斗殴事件后，她伤心地看着这份初恋彻底变质。一切都不再能够挽回。

在他将离开洛杉矶，飞回芝加哥前夕，他约陈冲一同出去走走。那是一个下小雨的下午。

洛杉矶罕见这样缠绵细雨的天。陈冲想，天也给我一个告别初恋的气氛。

谁也不说一句话。他就要飞回中部，她明白这是个有去无返的航程。圣诞刚过，雨使空气湿冷湿冷，陈冲感到从内到外都湿透冷透了。

而就在这时，他开口了。指着两株并生的小树说：“这种树，总是两棵长在一块的。”

陈冲问：“开不开花？”

他没有在意她的问题，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要是你砍了其中一棵，另一棵就会死。”

陈冲又问：“叫什么树？”

他也记不清它的名字，只说：“反正你看见这种树，总是一双一对长的。”

陈冲潸然泪下。

她意识到他的感伤。也许他渐渐意识到陈冲那份难得的纯和深，意识到如此纯和深的少女初恋是不能不郑重对待的。他或许还意识到他在陈冲身上所毁掉的。

陈冲没有问他，他所指的树是隐喻还是真实。她不敢问，已经够痛了。

这便是失恋，陈冲想。“我失恋了——”陈冲随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站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我意识到自己的许多劣处……这是痛苦的，但是我由于承认和接受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还会有爱情，但不再会有初恋。

几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又路过那一带，忽见两棵并生的小树已非常茂盛，并开了花。

她停了车，缓缓走到树旁。她已成为好莱坞最初承认的东方演员，已是《大班》和《末代皇帝》两部片子的女主角，已拥有一切好莱坞明星所有的物质，初恋和失恋的感觉仍那样新鲜，宛若昨日。她在小树们身边沉思许久。她始终没有搞清它们是什么树。也不知他是否以即兴想象来寄托情绪。一切都无从知晓了，但一切都不是无关紧要。没有失恋，没有那个雨天，似乎也不会有今天的她。

陈冲是很少缅怀的人。一是生活太匆匆，二是她不允许自己感伤，因为感伤会影响她做实际工作的力量。在人前她总有极好的克制，甚至被美国同行戏称为“ToughCooky”（坚硬的饼干——直译），谁会想象她有此刻这副黯然神伤的模样？谁会想象她站在这两棵并蒂的树下，凭吊她的初恋呢？

（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