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蒙娜丽莎英文简介:1978-2008私人阅读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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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缺乏真正的学术积累
我这一代人是在恢复高考以后上的中学。我们一上大学，就接受到一大批新鲜思潮，像刘小枫、甘阳、刘小波、金观涛等一批文人、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做大量文化反思工作。我们是看他们的书成长的。和他们不同，我们不存在“冲开”什么的问题，那时大家试图解开的是“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中国为什么会长期专制？”的疑惑。我在大学学的是历史，自然更关心这些。印象比较深的是陈鼓应先生的演讲，记得我和一个同学去北大，听他讲《老子》。陈先生是比较早从台湾到内地来讲学的学者，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正好契合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比较研究”盛行的大趋势。
大学高年级的时候，还有几本书印象深刻，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后一本提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存在“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趋势。这些书在整个知识界影响很大，不仅带来新的观点，还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们完全突破了主流的学术话语体系。
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成长起来，对这个年代，我并不想作太高评价。那是一个很浮躁的时代，比如，用“三论”来分析历史，从学术角度看，是比较荒唐的尝试。又如，把传统文化和专制捆绑在一起批判，隔了20年来看，也很幼稚。整个80年代，在我的印象中很“激荡”，不断有各种新的思潮和概念在流行，但真正的学术积累却没留下太多,也没有什么思想可言。因为，人们的思考普遍缺乏足够的资源准备，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深度。这样的“80年代逻”走到极端便是《###》。
当代中国学术景象的两个源头
上世纪90年代以至于整个30年，学术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国文化重新进入内地中国人的视野。最早，周作人、钱锺书、陈寅恪、张中行、季羡林等人开始流行，他们都是民国的“孤儿”和“遗腹子”，其学术思想都形成于民国时代。他们的重新被发现，使得中国人在一定程度接上了自己的学术传统、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更多了。
这个阶段，民国传统文化的“复活”加之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的引入，对整个中国后来的学术景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说今日中国还有一些学术，应该是从这两个源头发展而来，而不是上世纪80年代。
周作人的散文我差不多全读了。岳麓书社的《知堂书话》大概最早，止庵编的周作人选本也读了，还有周作人的译作品。也读过钱锺书的小说、他的《宋诗选》。至于《管锥编》，实话实说，还读了两遍。陈寅恪的一些史学著作，他的《柳如是别传》也读过。当然还有陆健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价值观震动，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个年代还有这样坚守自由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发掘了好几个人。一个是陈寅恪先生的精神价值，当然也包括吴宓先生。另一个是顾准的发现。后者对中国思想界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很大。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想也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明晰起来。陈寅恪对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并没有太多贡献，他的价值在于人格和精神；顾准却不同，他的思想对许多学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他主张经验主义的转向，这对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思路有重大影响。因而，此后的自由主义就和“五四”运动、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分道扬镳了，朱学勤后来所讲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应该就是这个自由主义。
这里涉及到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另一个源头，即哈耶克。与之相伴，还有布坎南、波普尔思想的引入。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布坎南关于宪政经济学的一些书，像《同意的计算》，都在那时被引进。他们都是属于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内的成员，与顾准、陈寅恪等中国自有传统结合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股潮流，最终塑造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品质。
哈耶克席卷经济学、法学领域
哈耶克对中国的影响既在经济学领域，又在法学领域，包括政治学领域，他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学人。如果说我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些想法，那主要是来自哈耶克。
哈耶克最早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冲击的一本书是《通往奴役之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内部发行本。这本书对中国人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行？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失败？”等问题，给出了一个可信的答案。他的著作还有几本比较重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思想上，《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则体现了他的法学与政治学思想。
中国的法学体系是以苏联体系为基础的，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法学的介绍相对较少。苏联法学体系所强调的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致，就是国家本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哈耶克等英美法学体系被引进，整个社会的法律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从理念上搞清楚了，民主究竟是什么，市场究竟是什么，以及法制究竟是怎么回事，最终落实到宪政究竟是什么。人们开始放弃“法制”，而使用“法治”一词。从这里开始，一个现代政府、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才逐渐清晰。
其实，不只是中国，在东欧的所有转型国家，哈耶克的影响都是最大的。直到近几年，他的影响才开始衰减，因为在许多人看来，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是打破专制，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边缘学派在中国的大热
对我来说，哈耶克是一个出发点，我不断重温哈耶克。我最近一些年的阅读、研究，也正是沿着他的学术脉络，向上溯源。由此找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英国普通法传统。近几年来，阅读了英国十六七世纪的法律著作和政治文献，形成了普通法宪政主义的一些初步观念。至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作，则有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我这两年主编了一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新星出版社去年出了五本，今年又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了两本。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大学首批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另著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等文集。
编者按：向陈平原先生约访，他谦虚地说自己读书那点事，不值得一说再说。可都知道，陈先生是“莫问藏书有几许，漫卷诗书喜欲狂”。他最后交来的稿子，果然是书香生色。陈先生还极具创意地将“我的30年30本书”书单改为“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文科大学生的阅读记忆”，他说“这样更有趣些”。
1.《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当代英雄》，莱蒙托夫著，翟松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贵族之家》，屠格涅夫著，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4.《罗亭》，屠格涅夫著，陆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契ú夫戏剧集》，契ú夫著，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马克吐温自传》，马克吐温著，许汝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7.《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8.《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9.《城堡》，卡夫卡著，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0.《呕吐》，萨特著，吴煦斌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
11.《薛西弗斯的神话》，卡缪著，张汉良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
12.《第二十二条军规》，约瑟夫赫勒著，南文、赵守垠、王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3.《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8
15.《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尼à宾著，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
16.《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伯à威尔著，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0
17.《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8.《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勃兰兑斯著，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9.《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册），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0.《奇特的一生》，格à宁著，侯焕闳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21.《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2.《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3.《谈美书简》，朱光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4.《美学拾穗集》，朱光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5.《一以当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2
26.《喜闻乐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3
27.《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
28.《美学论集》，李泽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9.《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30.《吾国吾民》，林语堂著，郑陀译，台湾德华出版社，1980
最近几年，关于77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恢复高考30周年的历史意义，俨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有人追问，我总是如此回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当然，青春是美好的，校园生活也确实值得迷恋与追怀。之所以如此“低调”，是担心在怀旧风潮的驱使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讲古”，会日趋“高调”与“时尚”，最后沉湎其中，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了。
考上大学的15年后，我为即将出版的自选集写序，题为《四十而惑》，其中有这么一段：“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象，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幸亏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比如，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更加‘脸红耳赤’所有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小情景，回忆起来还挺温馨的。”
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15年过去了。这回碰上的是命题作文“谈读书”——不是辨析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而是追怀30年前大学校园里的读书生活。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追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即便我信守承诺，不刻意夸饰或伪造，可是，能经过时间这个大筛子的，都是“过去的好时光”。如此温柔的“反思”，能有多大的批判力度？我很怀疑。
所有的追忆，都是事后诸葛亮，也都有腾挪趋避的特权。一旦进入游戏，你能越过虚荣心这个巨大的陷阱吗？所谓的“个人阅读史”，会不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种自我吹嘘？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以变幻出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30年前的“万花筒”，不见得就能摇出今日的“五彩缤纷”。
至于后来者，在仔细辨认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日益依稀的足迹时，能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吗？
真的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都说77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我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能“天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认为）才华盖世，我不属于那样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强制的状态中，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忆时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此，单看回忆文章，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大学四年，大家读的都是课外书。我也未能免俗，一说起校园生活，浮上脑海的“读书”，不是背英语单词，也不是背历史，而是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读那些无关考试成绩的“闲书”。
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记得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刚进康乐园，一切都很新鲜；上课时，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知欲，还有拿高分的虚荣心——那时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一切以课堂上老师的话为准。进入三年级，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译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图书情报”传来，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
不是说“自由阅读”就一定好，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我们这一代，进大学时年纪偏大，不免有点着急，老想“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站在图书馆前，幻想着能一口把它吞下去。经过一番狼吞虎咽，自以为有点基础了，于是开始上路，尝试着“做点学问”。这样“带着问题学”，有好也有坏——当选题切合自己的趣味和能力时，确实事半功倍；否则可就乱套了。我曾经围绕“悲剧人物”、“晚明文学思潮”等专题读书，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感兴趣，花了好多时间，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镀金时代》、《百万英镑》、《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马克吐温自传》等，还有能找到的一切有关马克吐温的“只言片语”。
阅读“悲剧”或谈论“晚明”，除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多少还有点自己的问题意识；可“专攻”马克吐温，几乎是毫无道理。我的英语本来就不好，对美国历史文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要说“讽刺”与“幽默”，更非我的特长，但鬼使神差，我竟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小时候背治学格言的缘故，以为真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此“为论文而读书”，毫无乐趣可言；文章写不好不说，以后一见到马克吐温的名字或书籍，就感到头疼。明知这种心理乃至生理的反应不对，可就是无法静下来，以平常心面对汤姆索亚的神奇历险。
念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读书，终于读出点自己的味道来。记忆所及，有两类书，影响了我日后的精神成长以及学术道路，一是美学著作，一是小说及传记。
我之开始“寻寻觅觅”的求学路程，恰逢“美学热”起步。因此，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都曾是我朝夕相处的“枕中秘笈”。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现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闻，他的《一以当十》（作家出版社，1962）、《喜闻乐见》（作家出版社，1963）以及《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等，对各种艺术形式有精微的鉴赏，我也很喜欢。换句话说，我之接触“美学”，多从文学艺术入手，而缺乏哲学思辨的兴致与能力。
“奥地利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派，包括芝加哥学派，新制度学派的科斯、诺斯在内，都是比较边缘的。但在中国，往往是边缘学派影响更大。这不难理解。这些学派更为关注制度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国内经济学大家，如周其仁、张维ó、吴敬琏等，关注的也都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著作也被大量引入。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对整个经济学、对市场制度的建设影响都很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企业家理论”，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企业家群体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最近出版界出现一个新现象，民国学术的复兴。和上世纪90年代的民国人文复兴不同，这次偏重社会科学。像陈衡哲的《西洋史》，萧公权、张君劢、钱端升先生的著作，都成批地出版。虽然之前也陆续有不少民国学术著作被出版，但似乎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等领域。刚去世的瞿同祖先生的《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倒是出版很早。现代新儒家的著作也在上世纪90年代被大量出版了。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文、哲学、历史研究的思路。
最近重新出版的则是民国时代的政治学、法学著作。这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读了七八十年前学者的著作，你会发现，过去几十年的许多所谓“学术”几乎一无价值。因为，我们迄今似乎还没有资格与萧先生、张先生、钱先生对话。人们应该反省，中国当代学术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没有生产力。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传统曾经彻底断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张君劢先生、萧公权先生写了多么伟大的著作。这些著作重新出版是个好现象，我们终于可以衔接上一个伟大的学术思想传统，它有助于我们去思考中国学术思想的渊源。这批民国学术思想大师们真正做到了中西知识传统的融合，他们向现代学人揭示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思路。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出版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迄今看到的最好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它既有高屋建瓴的视野，又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历史方面有钱穆的《国史大纲》，我认为，迄今没有任何一部通史比这本书更值得推荐。
张君劢关于“宪政”、“新儒家”的著作也值得称道。在我看来，他是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立国之道》，探讨现代中国立国之道，奇怪的是，我们的出版社却把其名字改成《政制与法制》。张先生在关注宪政的同时，还投入很多精力研究儒家，试图实现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他一生建构了十分完整的学术体系，既是保守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宪政主义的，张君劢把三者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现代中国的“正统”。如何接续这个正统，是当代学人所面临的挑战。梁文道：在香港读内地的书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在台湾长大，中学时回到香港，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7岁起开始投稿生涯，首篇剧评见于《信报》文化版。1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活跃于香港文化节、知识界，曾在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职务，现任香港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并担任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文道非常道》等节目主持人及其他节目评论员。著有《弱水三千：梁文道书话》、《味觉现象学》、《读者：梁文道书话Ⅱ》等。
1.《人啊，人！》，戴厚英著，花城出版社，1980
2.《芙蓉镇》，古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4.《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5.《干校六记》，杨著，三联书店，1981
6.《棋王》，阿城著，作家出版社，1985
7.《书剑恩仇录》，金庸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8.《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9.《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花城出版社，1986
10.《唐山大地震》，钱钢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11.《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2.《随想录》，巴金著，三联书店，1987
13.《红高粱》，莫言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
14.《拯救与逍遥》，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5.《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6.《卖桔者言》，张五常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7.《王朔文集》，王朔著，华艺出版社，1991
18.《独白下的传统》，李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9.《文化苦旅》，余秋雨著，知识出版社，1992
20.《废都》，贾平凹著，北京出版社，1993
21.《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2.《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5
23.《中国可以说不》，宋强、乔边等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24.《牛棚杂忆》，季羡林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25.《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26.《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7.《###》，陈桂棣、春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8.《狼图腾》，姜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29.《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三联书店，2006
30.《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著，中华书局，2006
31.《开卷有疑》，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32.《青春万岁》，王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梁文道对书单的特别说明：
1.这是我在供网络评选用的《第九届深圳读书月“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评选活动候选书目（200本）》中选出的书目。请注意，这不是一份“30年好书选”，而是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书。
2.我没有选任何译的书，一来是名额有限，二来是部份作品或许曾经非常畅销，但实在很难确定其影响范围及方式，例如萨特和海德格尔，他们到底影响了什么呢？
3.由于名额有限，所有重新出版的建国前书目也不列入。
4.此外，我建议在候选书目中加入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温元的《中国大趋势》、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王军的《城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卫慧的《上海宝贝》，二月河、梁凤仪以及村上春树的一系列小说。
5.我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有不少国学著作和谈传统文化的书也曾经很有影响，是否也该考虑一下呢？例如汤一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王世襄的《明代家具研究》，以及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两方的历史》。
6.候选书目中，整个马克思传统的东西和后来“新左派”的东西也都比较少，前者如埃弗洛姆的《马克思论人》等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著，曾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起过一定作用；后者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从台湾回到香港，看到很多内地出版的书，那时觉得很好奇，因为有些书是之前在台湾看不到的。当时看的大部分是文学书，而且是较早前的文学书，比如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的作品等等，这些都属于“老书”了，而不是当代作者的作品。后来回头看，这些书的出版也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一个趋势，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改革开放也让他们有机会重新阅读1949年前的书。虽然我在香港，但我和许多内地的同代人在这方面应该是同步的。
那时内地的译还没与国际同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内地进入了“文化热”的高峰期，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在文学上，大家都在讨论最令人震撼的阿城，莫言、贾平凹、余华的作品，还有一些诗人，比如顾城、北岛的作品，大家都在看。当时我觉得，小说应该是改革开放后“新文学”最有长进的一部分，要么就是做很先锋的试验，要么就是像汪曾祺、阿城那样，在传统里找到很多“养分”。但当时的散文则仍然有问题，没有脱离在文体书写上的“腔调”，那种腔调喜欢讲气势，写很长的句子，用很累赘的字词。尤其是在书写感情的时候，无法像之前的作家写得那么轻松、从容、平μ。直到今天，大部分人写散文总是在修辞上过于臃肿，简单说就是废话太多，不干净，不简洁。而诗呢，就有点“邯郸学步”，看那个年代一些好的诗人的作品，除了海子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之外，其他大部分诗人都写得不怎么好。应该说，当时大家都在重新学习怎么去写现代诗。
除了文学书之外，上世纪80年代各种学术书也出得不少。比起今天，当时出书的量要少得多，因此就会出现一些书是大家都在看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念中学，当时到广州、北京旅行，会看到大街上有人在读萨特、海德格尔。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套书，一套是金观涛等人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一套是甘阳等人在三联书店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不过，当时我对“走向未来”这套书走的路线特别有意见，因为里面很多书的观点对于我来讲太简单，而且与我阅读的同时代书籍相比，这套书在学术上的要求没有达到国际上的标准，例如其中一些书在讲别的文明时，用了很多非常“第二手”的，甚至是“第三手”的材料，这很不严谨。而“文化：中国与世界”则不同，比如苏国勋写韦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了。
那时我还很喜欢看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有法兰克福学派的书，马尔库塞的书等等。当时在香港可以很方便就买到内地出版的简体字书，价格相比在内地会贵一些，但也不会贵很多，比起台湾版的书就便宜太多了，比起英文原版书就更便宜了。当时我们根本买不起英文原版书，能看译的就看译。不过，当时内地的译作品还没与国际同步，译的大部分都是以前的东西，比如弗洛伊德、萨特等等，而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可能已经是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东西了。当然，当时也有后现代主义的书开始进来了，唐小兵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影响就很大。
李泽厚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偶像”，一本《美的历程》、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几乎是“人见人爱”。也正因此，有现炒现卖，撷取若干皮毛，就开始“走江湖”的。那上下两卷的《西方美学史》，博大精深，像我这样的“美学业余爱好者”，读起来似懂非懂。当初引领诸多大学生入美学之门的，其实是朱先生的另外两本小书：《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和《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朱先生擅长与青年对话，这点，从早年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文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既能作高头讲章，又不薄通俗小品，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别人很难学得来。宗先生的书，很多人一看就喜欢，尤其是“美学散步”这个词，太可爱了，一下子就变成了“流行语”。初读宗先生的书，以为平常，因极少艰涩的专门术语；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多了，方才明白此等月白风清，得来不易，乃“绚烂之极”后的“复归于平μ”。跟日后的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纯属特定时期的特殊爱好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此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我买的是1980年重印本。如此“雄文四卷”，就堆放在床头，晚上睡觉前，不时阅，而且是跟《贝多芬传》对照阅读。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上的题词：“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用说，这话特别适合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生。主人公如何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这一“精神历险”，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激赏这种有着强大的个人意志以及奋斗精神，渴望成为“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仅仅属于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同样属于青年马克思。我如痴如醉地阅读尼à宾著《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关注的是其精神历险与人格力量，而不是具体的理论主张。记得还有另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也是苏联人写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书厚得多，但思想太正统，且文字不好，我不喜欢。
注重精神力量，同时兼及文章风采，这种阅读口味，让我迷上了一册小书——苏联作家格à宁所撰“文献小说”《奇特的一生》（侯焕闳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这是一本小册子，168页，一个晚上就能读完，却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除了感慨主人公柳比歇夫献身科学的巨大热情，更关注其神奇的“时间统计法”。传主之别出心裁，加上作家的妙笔生花，居然让繁忙的例行公事、杂乱的饮食起居，还有枯燥的科学实验，不说全都变得充满诗意，起码也是可以轻松地、宽宏大度地去忍受。“时间统计法为他创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第十五章），这点，着实让既贪玩又想出成果、总是感叹时间不够的我辈歆羡不已。
30年前如饥似渴的自由阅读，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也有惘然若失的遗憾。举个例子，读了许多俄国作家如托尔斯泰、契ú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可回避了鲁迅所说的“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是个无可弥补的损失。那时存在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涌进来，“他人就是地狱”成了喜欢“扮酷”、“做深沉科”的大学生的口头禅。于是，我跳过了陀翁，一转而阅读卡夫卡的《城堡》、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萨特的《呕吐》、加缪的《局外人》以及《西西弗的神话》去了。
我所就读的中山大学，位于改革开放的“前线”广州，校园里流行阅读港台书。手持一册港台版的萨特或加缪的书，那可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既代表眼界开阔、思想深邃，也暗示着某种社会地位。此类书，图书馆偶有收藏，但不外借，只限馆内阅读；因此，若想看，得排长队。回想起来，当初为何热衷于此，除了“思想的魅力”，还有金圣叹所说的“雪夜读禁书，不亦快哉!”——可惜广州没“雪”。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果，是什么年龄说什么话。阅读也一样，错过了“时令”，日后再补，感觉很不一样——理解或许深刻些，可少了当初的“沉醉”与“痴迷”，还是很可惜。
对于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当年给我的印象是一些老先生的作品在陆续结集出版，这很值得一看，记得钟叔河先生编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我几乎每一本都买了。不过我觉得当时中生代学者的作品显得比较粗糙。那时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
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对内地出版界的印象是比较模糊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多了很多有关国学研究的书，刘东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也有一定的影响。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学术著作出版，是一次国学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再发现，这方面的进步很大。可以说，当时学术出版的整个“气压”很低，回顾起来看不出什么总的趋势，大家都在摸索着各种出路。
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争论，比如“人文精神”的争论。当时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他们应该是那时最“红”的了。由于环境不同的关系，让我跟内地许多同代的同行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王小波对我从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王小波要表达的那些东西，我总觉得自己小时候就在别的地方看过了，所以他的启蒙作用还要看是在什么环境。但是我对王朔则感到比较过瘾，因为以前我没看过别人这么来写中文作品的，他把那么俗的语言写进小说里，这对我来讲是比较刺激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在庙堂之上，是在云端看世界，显得高高在上，那么上世纪90年代的王朔就是把我à回了最地面、最底层的世间。
上世纪80年代出的书大部分都是讲文化、很有品位的，而且没有现代意义下的畅销书。现代畅销书一般都不是太深奥、太了不起的文学、学术著作，而是一些很通俗、很浅易的书，但上世纪80年代畅销的却是萨特、弗洛伊德的书，其实这是很怪异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出版市场开始变得商业化了，但具体商业模式应该怎么走，大家还在摸索。在这期间，一些很糟糕的出版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比如有大量的3袭，还有大量的所谓“话题”热潮，有一阵子流行出一些“某某百科辞典”的工具书，结果市面上一下子就出现几十本这样的书，每一本书都大同小异，明显就是互相3袭。这些都是市场的牟利动机在推动，这些书的出版社都想赚钱，但他们赚钱的方法却是一窝蜂地去做一些事情，彼此3来3去，很不要脸。
图书市场“光谱”变得开阔
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是整个内地出版市场逐渐成熟的过程。单从市面上的零售环节、从逛书店所看到的景观来看，我觉得已经跟国际完全同步了。这段时间书的种类所形成的“光谱”非常宽阔。也可以这么说，上世纪80年代主要受到注意的、最常见到的书，在别的正常市场上是高端的，而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大众畅销书。只有到2000年以后，从最通俗的畅销书到最高端的学术书，这中间的各类书籍才都出现了。国际市场上有一种书有点文化气息，但又不是最严肃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很通俗，比如有些书是讲厕所的历史的，或者讲科学普及，还有讲经济学入门的等等，这些书属于“主流中间书籍”，它们的大量出现，使整个书籍市场的“光谱”被à开了，显得完整了。既有非常畅销，能卖几十万、上百万册的书，也有只能卖个一二千册的书，但很多书籍是在一万册上下浮动的。同时，书在种类上也齐全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讲电影书的，也很少有书讲建筑、讲设计，但现在这些书都非常多了。很多生活类的书籍，如旅游指南，讲吃喝的，讲穿衣服的书等等在市场上都大规模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书的量也增加得惊人。一个人有可能收藏上世纪80年代初某一年出版的所有书籍，但绝对不可能收藏完2000年出版的书。
江晓原：我的30年私人阅读史片段 江晓原，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是国际天文联合会（IAU）会员，国际东亚科技医学史学会（ISHEASTM）会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性教育D会副会长，《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常务编委。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50种，在英、美、德、韩、中国大陆和港台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1.《左传》（可读中华书局的《左传选》）
2.《史记》（可读中华书局的《史记选》）
3.《玉溪生诗集笺注》，李商隐著，中华书局，1979
4.《西厢记》，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阅微草堂笔记》，纪昀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2006新版
8.《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著，三联书店，2002
9.《金庸作品集》，金庸著，三联书店，1994
10.《西方哲学史》，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
11.《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
12.《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伽利略著，周煦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站在巨人的肩上——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伟大著作集》，斯蒂芬霍金编，张卜天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4.《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15.《西方的没落》（两卷全译本），施宾格勒著，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16.《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译组译，朔望、乐山、关在汉校，商务印书馆，1978
17.《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8.《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9.《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卡尔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0.《西方科学的起源》，戴维林德柏格著，王珺译，中国对外译出版公司，2001
21.《萨顿科学史丛书》，萨顿著，刘兵、陈恒六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22.《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米歇尔霍斯金著，江晓原等译，山东报出版社，2003
23.《中华科学文明史》，李约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003
24.《物理世界奇遇记》，乔治伽莫夫等著，吴伯泽译，科学出版社，1978；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25.《时间简史》，史蒂芬霍金著，吴忠超、###贤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6.《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é著，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7.《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男人篇、情爱篇），雪儿海蒂著，林淑贞等译，海南出版社，2002
28.《基地》三部曲（全11册），阿西莫夫著，叶李华译，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5
29.《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哈耶克著，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
30.《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阅读：一种心灵旅行
从11岁起，阅读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阅读是每个搞学问的人必须去做的一项功课，占去了我们一生中大量的时间，从只事耕耘到无心插柳，慢慢地，自然会沉淀下一些东西，回顾起来，总是让人感慨系之。
1982年我到北京读研究生，在导师席泽宗院士的指导下，我才开始有计划地读书，精读了英文版《天文学史》、《西方数理天文学史》，还有意识地读了很多西方科学思潮及与科学史有关的书。我从读大学时就开始买书藏书，读研究生时开始通过写文章挣回买书的钱。
1986年我在上海定居，有了自己的家。回忆当年，书房里那种惬意：夏天，在书房中间的凉席上堆满了书，俨然一片书的海洋。我整日就趴在凉席上看书，累了就倒在凉席上睡觉，睡醒接着看。后来有了电脑，我有时就会从凉席上爬上电脑桌，在电脑上写论文和书稿。那段时间里我一直过着很安静的生活，读书的热情不断高涨，同时也是我写学术论文最有劲、最旺盛的阶段。
《万历十五年》是我学习撰写学术文本的入门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问世，实在是某种缘分。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写“学术论文”眼看将成为我的职业行为，为此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就别想读下去。“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像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
然而，阅读又是一件相当个人化的事情。我虽然有一个纯理科的“出身”——天体物理专业，但天生的兴趣却是在文学历史诗词歌赋琴棋书之类的玩意儿上。除了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还曾热衷于书法和纂刻，读过相当数量的书法作品和印谱。我的兴趣在那些“不务正业”的方面似乎更强烈、更浓厚。
20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被《西厢记》迷得神魂颠倒。从“王西厢”到“西厢”，从《会真诗》三十韵到赵德麟《商调蝶恋花》，我尽力收集一切和《西厢记》有关的材料，直到元稹的艳诗“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之类。后来我发现，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而与它有关的材料，也无不香艳旖旎之至。
金庸小说我全读过，其中许多部还读过几遍，其《天龙八部》是我认为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的，故拿来作为代表。金庸小说最令我着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笔下的武林世界，与当代学术界有着高度的“同构”；二是他总是让他喜欢的主人公“吃亏是福”——每一次痴情，每一次献身，每一次犯傻，都成为走向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契机。段誉和虚竹，都是这两点的集中表现者——事实上几乎每一部金庸小说中这两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对于我的“第二专业”来说，《秘戏图考》（EroticColourPrintsoftheMingPeriod）当然是必读之书。全书共三卷。卷一为“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为中国古代与性有关的文献之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之二十四阙艳词的英译及注解。卷二为“秘书十种”，皆为该书作者高罗佩（R.H.vanGulik）3录的中文文献。卷三即明代春宫图《花营锦阵》全册。全书自首至尾，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高氏亲笔手书影印。考虑到后两卷内容不宜一般公众阅读，高氏未将该书公开出版，仅在东京私人印刷50部——由他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我所读的是后来台湾朋友帮我弄来的影印本。
从30年前好书的稀缺、对知识的饥渴，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到信息大爆炸，图书、电视、音像、网络的多媒体时代，已经开始严重的信息过剩。在忙碌的生活中，时间显得不够用，得到书的速度又总是超过了阅读的速度。
不过，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我最喜欢的事情仍就是待在自己的书房里，有那么多的书陪伴着我，我拥有它们，并有选择阅读它们的权利。
什么是好的习惯？不是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习惯，不是通宵达旦打电脑游戏的习惯，而是——阅读的习惯。阅读，只有文字的阅读，才能让我们体会忘我境界，让我们亲近抽象思维，让我们找到精神家园。这是任何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虽然现在阅读的快感没有“文革”时期那么强烈，但是现在家里有那么多的书为伴，觉得在书房有一种逍遥自在的感觉，很幸福，很知足。每天周旋于阅读、看碟与写作三件事情之间，主动省略了电视和网络的干扰（我已经整整五年不看任何电视节目了），反倒成了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开一本书，思想可以通过历史跨越千年，通过科幻遨游太空，倒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体验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境界。
高山：科学和哲学经典
史蒂芬霍金选择了五位科学大师的著作，加上他所提供的五位科学大师的传记，编成一书，书名《站在巨人的肩上——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伟大著作集》。这五种大师经典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节选）和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
我们和经典原著已经疏离得太久了，我们已经不习惯亲近科学大师和他们的原著了。为什么不在霍金的建议下——或引诱下——来亲近一把呢？对于人文学术的大师及其经典原著，我们有时还是偶尔亲近一下的，或者至少还会有亲近一下的冲动；但是对于科学大师及其经典原著，我们久矣就连亲近一下的冲动都没有了。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科学经典毕竟和人文经典不一样，科学经典有一个较高的专业门坎，而人文经典往往门坎较低甚至没有门坎。比如说《天体运行论》和《红与黑》，前者没有一定的数理基础就读不懂，可是后者几乎都能读（尽管读后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被打动就因人而异了）；再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衰亡史》之类的经典，虽然比《红与黑》之类难读些，毕竟中学生也能读懂，但你不可能让中学生读懂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天才神童除外）。
二是有一种观念，认为对于掌握科学知识来说，阅读大师原著远不如阅读教材或普及读物来得有效。比如许多人认为，如果你要了解行星运动三定律，你只消查一下天文爱好者手册就可知道，有什么必要去啃几百年前开普勒的原著呢？这话虽然是不错，但是，阅读天文爱好者手册和阅读开普勒的原著毕竟不是一回事，这两者是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的。
伽利略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假托在四天中三人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形式（想想柏à图的对话和著名的《十日谈》吧）。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那位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作为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之作，此书的写作技巧也极有可取之处。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所有有中译本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中最精彩、最让人读得下去的。对一个不以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读物，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罗素自己就是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为人又风流浪漫，因此他的文笔也是大胆奔放。我心目中此类书籍的最高境界，可用九个字概括之：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此书可算已经达到这一境界。
宝藏：历史和文学
《左传》从形式上看它是对《春秋》编年记事的补充，但我一直将它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这部书中所记载的政治、外交智慧，哺育了中国的帝王将相2500年。不过当年最打动我的，一是书中所记各国使节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辞令，二是作者记述纷繁事件所用的文笔。前者分寸之准确、措词之委婉，今日绝对无人能及；后者则处处简洁明快，却又o义丰富，表达、褒贬，俱臻佳妙。比比《左传》中这些辞令和文笔，今日的众多作品（包括那些名满天下的）那就实在太丑陋了——简直就是没文化啊！
多年来，只要是历代笔记小说的排印本，我见一本买一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历年所出，几乎搜罗无遗。我通常在车上、枕上和厕上读这些书，读到有价值或有趣的材料，则随手在书后作上索引。在我多年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颇得益于此一习惯。《阅微草堂笔记》思想之先进、文笔之诙谐、材料之丰富，皆属上乘，故堪为代表。纪昀虽不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其文字则简捷流畅，谈狐鬼，说神怪，记趣闻，读起来轻松可喜。
另一部达到“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境界的著作，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的《西方正典》。作者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鲁姆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
幻想：从电影到小说
最近三四年来，我观看了数百部美国的、欧洲的以及在美国影响下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地的科幻电影。在这数百部科幻电影中，我注意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那就是——所有这些电影中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而悲惨的。
而在科幻小说中，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中，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在想象和展望中，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和小说中，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总是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大瘟疫未来世界常见的主题不外是资源耗竭、惊天浩劫、科学狂人、专制社会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技术，也几乎清一色都不再是绝对美好的了——不是被科学狂人或坏人利用，就是其自身给人类带来灾祸。
进入20世纪，当乌托邦思想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反乌托邦”传统出现了。“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而且，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
1920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24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1932年，赫胥黎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
1948年，乔治奥威尔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了他对未来可能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以前苏联为蓝本）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到了1984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文艺之苑又添一部经典。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应该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2003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唯一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
《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包括：“前传”：《基地前奏》上下、《迈向基地》上下；“正传”：《基地》、《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后传”：《基地边缘》上下、《基地与地球》上下。中译本共11册。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基地》系列第一部写于1941年，最后一部写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讲述一个名叫谢顿的人，发明了一种“心理史学”，可以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盛衰。于是谢顿建立了两个基地，秘密为帝国的崩溃和重建作准备——他要让中间这段黑暗时期从三万年缩短为一千年。故事的场景被设定在一个遥远的未来，那时人类已经遍布银河系中的可居住行星，而日暮途穷的“银河帝国”已经有着两万多年的历史。 流行书籍的译最烂图书市场的成熟也是相对的，它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问题。首先是仍有很多粗制滥造的书籍，还会赶“题材热”，比如一流行“戏说历史”，就出版了一堆；一讲《论语》，就大家都来讲《论语》。应该说，现在纯粹以市场导向为眼光的作者也多了，比如师永刚写的那一系列传，虽然不是很糟的书，但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书，他的特点是眼光非常准确。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出畅销书的个人工作室，或者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创在北京开了“贝贝特”，用这种“社中有社”的独立经营方式，开一种半民营的出版社。与此相反的趋势是，各省市的出版社走了集团化的路线，从而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出版集团，像世纪文景、凤凰等等。从市面上来看，书的种类齐全了，书的译也和世界同步了。
书量这么大，就难免良莠不齐，其中有不少译质量很糟糕的书，尤其是流行书籍的译最烂。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做译的人还比较认真，尤其是一个老专家、学者，可能他一辈子研究这个东西，就译这个东西。但现在对于译的概念就不同。上世纪80年代译的大多是文学和学术，译者都是很内行的人，而现在多了很多畅销书或“中流书籍”，没有人会是译这些书的专家，比如说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哈利波特专家”。所以就会出现“职业译者”，往往是“你给我什么，我译什么”，这种人的水准很不整齐。这种译风气也影响到了严肃的文学、学术作品上，这样就使整个书籍市场的译水准都下降了。虽然理论上我们出国留学的人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很多，但译的东西却不一定是有保证的。
还有第三个问题是那种“编著”的书很多，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出书方法。其实，所谓“编著”就是一种高雅的3袭，作者承认自己不是原作者，而是“编著”，那“编著”到底是什么呢？他就不说明。
书评与读者需求尚有距离
我认为，我们的读者还不能独立地去判断一本书的好坏，而是会较多地关注一本书的题材是否吸引、轰动。另外，我们还比较少有“专门化的读者群”，虽然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但数量上还是比较少。比如说外国有一些专门看历史书的“历史迷”，或者专看爱情小说的读者群。而我们的读者往往是听说某本书大家都在看，于是自己也去找来看。所以，我们的读者虽然有对作者的忠诚度，但是还缺乏对“书种”的忠诚度。
如果从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刊的书评版作者、编跟市场之间有很大距离。虽然有很多畅销榜上的畅销书，比如一些讲财经的，或者教人怎么管理的书，但它们的书评却很少，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因为大部分书评作者、报道书讯的记者和编，都是一些很有品位的文化人，他们不一定会看这些畅销书，往往都是看自己“圈子里的畅销书”，所以这中间就出现了明显的落差。可是对于大部分的读者来说，他们恰恰需要畅销榜上那些书的书评和指南，因为这些书非常多，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选择，也很容易被。所以，我觉得这个缺口也非常值得关注。
毛尖：从手读本到电子书 毛尖，浙江宁波人，20世纪70年代生人，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当世界向右的时候》，《慢慢微笑——毛尖自选集》，《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毛尖文化生活笔记》等，译有《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1.《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连环），高尔基著，傅骏、王申生、贝家骧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2.《福尔摩斯探案集》，柯南道尔著，群众出版社，1980
3.《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著，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4.《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等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5.《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6.《世界电影史》，乔治萨杜尔著，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7.《荒诞派戏剧选》，萨缪尔贝克特、尤金尤涅斯库、让日奈著，施咸荣、高行健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8.《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著，施咸荣译，漓江出版社，1983
9.《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著，黄锦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0.《沈从文文集》，沈从文著，花城出版社，1984
11.《传奇》、《流言》，张爱玲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12.《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13.《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著，赖其万、符传孝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4.《日瓦戈医生》，帕斯特尔纳克著，力冈、冀刚译，漓江出版社，1986
15.《探索小说集》，程德培、吴亮选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16.《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à著，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1987
17.《北方的河》，张承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1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
19.《一九八四》，奥威尔著，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8
20.《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1.《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
22.《父与子》（连环漫），埃奥卜劳恩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23.《挪威的é林》，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漓江出版社，1989
24.《追忆似水年华》，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桂裕芳、周克希等译，译林出版社，1990
25.《反抗绝望》，汪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6.《潜流与漩涡》，王晓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7.《王朔文集》，王朔著，华艺出版社，1991
28.《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著，钱春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9.《金庸全集》，金庸著，三联书店，1994
30.《神圣回忆》，蔡翔著，东方出版中心，1998
我是1970年出生的，可能是年龄的原因，一些非经典的普罗读物在我的阅读经历里占很大份量，例如小人书，像《保密局的枪声》，把电影面剪下来的小人书，我特别喜欢看，这也培养了我们后来爱看电影的习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小人书扮演了家长缺席时的一种启蒙读物。
印象特别深的是《红楼梦》，还有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另外是《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直到现在，我家里还留着《三国演义》的小人书。
从“手读本”开始的阅读史
第一次看长篇小说，是从一本缺头缺尾缺页的手读本开始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小学三四年级时候。和我同桌的是个留级生，因为每次考试需要我的D助，所以总会千方百计地搞一些稀罕的东西来贿赂我。那一次，他把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我，用颤抖又得意的语气说：“手读本。”那是本地地道道的手读本，已经被太多的人看过，我至今不知道它的标题是什么，但天然地意识到那是本“黄色读物”。多年以后，我在书店里看到被印刷得很精美的我们那一代的手读本，比如《第二次握手》，根本无法重历当年的激烈心跳，那实在是一些平常小说。
然而，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光是“抚摸”这样一个词，就足以让我们呼吸急促。《简爱》能在上世纪80年代如此风靡，和小说题目中的那个“爱”字是大有关系的，那时候，“爱”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书籍的匮乏让我们对所有能到手的读物都非常珍惜，我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凭票供应《基督山伯爵》，爸爸的一个朋友从北京来，带了一套给我们，那套礼物之贵重，可以从我们当晚的伙食看出来：杀了一只老母鸡，买了一条大黄鱼。
《基督山伯爵》后来成了我们家的“钻石”，很多人来借，白天刚还来，晚上又出门了。那时外国文学刚开始公开发行，书一上架，就卖完了。当时的阵势只有后来我们上中学时，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日子才重新出现过。 《基地》史诗般的故事结构宏大，气象万千，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触发了阿西莫夫的灵感，让一部帝国盛衰史在银河系遥远未来的时空中全新搬演。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很有深度的思考或猜测。对于这些思考或猜测，谓之杞人忧天固无不可，谓之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亦无不可。因为这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桥梁：科学和人文
乔治萨顿（GeorgeA.L.Sarton）号称“科学史之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萨顿的科学史，不是那种只知道简单地为科学歌功颂德的科学史，也不是那种只充当促使人们如何更加热爱科学的教育工具。萨顿的科学史，是要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萨顿认为：“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内心，远离了他们的天国，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说来，相当多的科学家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实际操作者，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呼唤。
1962年，当蕾切尔卡é用她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一书，来强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极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之后六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年）。之后十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1972年）。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运动。
在中国，最初我们曾经认为，“环境污染”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当然被现实所教育，知道这是也避免不了的问题，而且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上述信念的。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至今仍将科学作为无条件崇拜的对象。然而在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在他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善恶并陈，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就是从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开始，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又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他在书中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ó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
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续时间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在他心目中，这种文化似乎最令人满意。二、“技术统治文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不太好，但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到了“技术垄断文化”，则使他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在“技术垄断文化”中，技术是赢家，文化是输家，所以会出现“文化向技术投降”。
说实话，我虽然早已经不看电视，不看网上新闻——原因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信息不够，而是信息过剩，所以当务之急是寻求合适的信息过滤机制。只看报刊杂志来了解新闻，就是我在无奈之下选择的信息过滤机制，因为纸媒中的垃圾成分比网络上少。但在接触波兹曼的媒介批判思想之前，我并未深入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更未曾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的意义联系起来考虑（至于现代传播使用科学技术手段这类表面上的联系，在这里并无意义）。我觉得，真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的。
许多学工程技术出身的人，一事当前，总是只想到用技术去解决问题，却往往不先思考：这个问题值不值得解决？解决了会不会生出更大的问题？会不会得不偿失？等等。科学只能教人怎样做事，人文才能教人怎样做人。一个人来到社会，要想达到他的理想，成就他的事业，那对他来说，如何做人的学问永远比如何做事的学问更重要。所以，如果你不满足于终身只当一个匠人，而想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你就必须要有人文。
那时文史哲总是“三位一体”
上世纪80年代“读书热”。我还在宁波读小学、中学，我姐那时读大学，我也跟风去买一些书，包括《诗意的栖居》、《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等，但是基本不看，就是看大概也看不懂。不过很奇怪，虽然从来没看过，却也觉得好像理解了似的，那些名词，存在、虚无、诗意、栖居，总觉得特别对胃口，那个年代的氛围就是这样。
当时，文学作品其实承担了文史哲的综合功能。比如说我们看《荒诞派戏剧选》，把荒诞派挂在嘴上，觉得其中特别有人生哲学，所以好像也是真的，并不是非要把《存在和虚无》打开来看啊。
我现在仍然非常喜欢看的一个类别，就是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特别喜欢看《福尔摩斯探案集》，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电视上播放“福尔摩斯”也总是百看不厌。还有一个“手抄3本”，叫《一只绣花鞋》，也是这一大类里的作品，我都很喜欢。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看间谍小说的习惯，这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养成的阅读习惯。包括带有一点好莱坞倾向的，像西德尼谢尔顿的《假如明天来临》，那时可是相当风靡。记得我已经初中了，一边看西德尼谢尔顿，一边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这一路偏欧陆，《假如明天来临》偏美国，一个贵族一点，一个普罗一点，两种风格我都喜欢，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也非常深广。
很多人可能都会提到港台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包括琼瑶、三毛、倪匡、桥。那时金庸的书还没正式引进内地，我们读大量的盗版金庸，纸质也很差，但是非常喜欢看。《萍踪侠影》、《射雕英雄传》、《冰川天女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这些武侠小说全面取代了书包中的教科书，我们为这些武侠小说包上封面，题上“语文练习三百题”。吴晓波：书单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未…
吴晓波，1968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大败局2》（2007年）《激荡三十年》（上）（2007年）、《激荡三十年》（下）（2008年）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1.《三国演义》（“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窗外》，琼瑶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3.《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周国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沈从文文集》，沈从文著，花城出版社，1991
5.《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新华出版社，1982
6.金庸作品
7.《心灵史》，张承志著，花城出版社，1991
8.鲁迅作品
9.房龙作品
10.《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泰德罗著，杨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11.《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剑桥中国史系列》，Ｒ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起各版本
13.《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4.史景迁作品
15.黄仁宇作品
16.《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17.《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著，乐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18.茨威格作品
19.德鲁克作品
20.《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
21.《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22.《水浒传》，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3.《史记》，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
24.《宋词鉴赏辞典》，夏承焘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25.《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89
26.《资治通鉴》，司马光撰，柏杨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
27.《圣经》
28.《经济学原理》，曼昆著，梁小民译，三联书店，2001
29.张五常作品
30.《恩斯传》，R.F.哈罗德著，刘精香译，商务印书馆，1997
那本《三国演义》好像已经等了我很多年
非常惊讶，我能够在几分钟内很快地写下30本书的名字，好像不需要记忆和搜索，它们已经是身体的一部分了。
我第一次有记忆的阅读经验应该也就是在30年前开始的，那时我10岁，刚刚认得了上千个汉字。我读的第一本“成年读物”是繁体字的《三国演义》，它是“文革”前的遗物，黄旧不堪，躺在一个大木箱子的杂物之中，好像已经等了我很多年。就是这本书让我终生喜欢大鼓齐鸣的刚烈文字，而对婉约温润的风格不以为然。在这个书单中，惟一的例外是琼瑶的《窗外》，我实在难以忘却即将高考前的某个晚上，一夜未眠地读完这部小说时的感动，它柔软得像一个刚刚开放的青春。
在这份书单中，包括了很多人的全部著作，我只好用“金庸作品”、“德鲁克作品”这样的方式记下，对于很多与我同时代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些非常熟悉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用自己的文字和思想构筑了这个年代的精神要素。
从这份书单上，我终于发现，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单调的年代，也许没有一个年代的人、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们——像我们这样的五谷杂粮、精粗不弃，为了求得寸及的进步，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转型年代的特征，我们在思想上左冲右突，其慌乱和惊心宛若物质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中国的成长高度，并不以所谓的“全球第一高楼”为标志，而是以我们的思想为标准。我们的书单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着一个辽阔的未来。
和许多人一样，我在读大学前，整个阅读是非常枯燥的，以教科书为主。而我是1986年进的大学，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出版很活跃的一段时期。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诗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浮出水面。我记得谢冕编过一套《朦胧诗选》，当时非常喜欢。那时候大学里最流行读的书就是存在主义，于是读了最多存在主义的作品，如尼采、萨特，我们这一代人受他们的影响太大了。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让我印象深刻。
我在上海读书，而女朋友在杭州，大学四年没有条件见面谈恋爱，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我是学新闻的，课程比其他系的同学都要轻松，所以就在图书馆读书，一排一排地读，从一楼一直读到了阁楼，复旦图书馆的阁楼是向研究生和博士生开放的，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到阁楼上去读书了。那时候的阅读是一种集体阅读，集中在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但小说我读的很少，读的比较多的是诗歌，苏联、欧美、中国内地与台湾的诗歌我都读。
对我影响大的经济学读物有两本，我接触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就是萨缪尔é的《经济学》，而我也是凭借这本书进入新华社工作的。因为当时要考取新华分社，但新华社一般招人都会从实习生里选拔，而我没有在那里实习过，所以他们考我就是用萨缪尔é的《经济学》，从此，我开始了13年的商业记者生涯。另外一本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曼昆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技巧让我很着迷。至于其他经济类书籍，喜欢的是张五常的作品。当初读到他的《卖桔者言》时，感觉以这样的手法来写一本经济学书实在很有趣。还有一本泰德罗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则是让我见识到当世欧美学者的财经写作高度，其他如《恩斯传》也是人物传记的经典作品。在过去20年里，我读过很多财经类图书，如韦尔奇的管理书籍、《长尾理论》等等，但是如果从30年的角度来讲，这些书对我的影响还不如一本《三国演义》大。所以我没有选择很专业的书放进我的30年书单。
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的书我印象没有多少，但我看张季鸾的所有作品，就是他当年办《大公报》写的评论，印象很深。因为从这些作品里你看到的是一种这个职业的气节，以及敏锐性。新闻是很容易做得平庸的一种职业，特别是你做的时间越长，抱怨和不平衡就会越大，老是写字会感觉得不偿失，但一旦停止写字也就没有了你的价值。做媒体的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情绪里。但是我当了十多年记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在大学里我读过这样的作品，我知道一个好记者应该怎样让自己留下来。当年的许多政治人物都烟消云散了，但我们依然能记住这些记者的名字与作品。这些作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职业和人生的价值观。《大众电影》和《读者文摘》
《理想的冲突》风靡校园标志着少年时代的结束，我们开始对西方思想和哲学感到很大的兴趣，“走向未来丛书”应运而生，但凡自己觉得有点深度的人，一定是看过这套丛书的。后来和一些朋友谈起来，都说谈恋爱的时候，谈谈“走向未来丛书”，那事情基本上就成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进了大学，回忆起来，《挪威的é林》这一系列书的风靡，似乎是在为“日流”和“韩流”做一个准备工作。
潮流中的书其实最能代表阅读史。就像《挪威的é林》，20年前它可以影响你，却影响不了你的现在，它只是你生命时光中的一个点。而托尔斯泰却可以一直陪伴你，不会说只是在你20岁的时候格外击中你，30岁的时候它依然会击中你，甚至到了40岁时还可以反复击中你。如果说陪伴你一生的书，我可能会选一本托尔斯泰的书，但是要说阅读史的话，我可能会举这些潮流中的书。就算青春无悔吧，我也不能说我没看过琼瑶。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出现，然后你抛弃它。这很正常。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还有一个类别是漫。印象特别深的是《父与子》，作者是德国的埃奥卜劳恩，特别特别喜欢，包括《丁丁历险记》、《史努比》。从我们这代开始，漫越来越多。因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电视了，于是卡通就进来了，“日流”中半壁江山都是卡通拿下来了，卡通片跟我们这代人的关系其实蛮深的。
在我的个人阅读史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恶之花》、《麦田里的守望者》、《嚎叫》等。我后来兴趣转向电影了，比较认真看过的是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的《世界电影史》，作者是乔治萨杜尔。想起上世纪###十年代，对电影的爱好很大一部分是靠《大众电影》普及的。那时候，《大众电影》有几百万的发行量，对全国人民影响都很大，看《大众电影》的封面和彩页就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除了《大众电影》，对普罗大众影响极大的杂志还有《读者文摘》（现改名为《读者》了）。我一直觉得，在中国尤其是乡村社会，《读者文摘》起到的道德教育力量是极大的，不可以看不起《读者文摘》。虽然我现在不看这本杂志了，但是每每回想起来，我情感中许多正面的东西，可能还都是来源于它。
“王朔”和“张承志”在内心交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同时读着两个人的作品，王朔和张承志。他们对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心中还有非常庄严的、“重”的东西，一方面是来自文化传统，一方面就来自张承志。直到今天，王朔和张承志还在我们内心交战，从来没有战胜过。
这种倾向，在我们这代人身上非常有代表性。在我们内心被打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王朔的语言说话；但是当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时候，整个语言就换成张承志那一套了，这两种情感从来也没有抵消过。王蒙写过一篇《躲避崇高》，我们平时虽然经常可以像王朔一样藐视一切，但为什么一看见解放军进入灾区，眼泪就哗哗流下来？因为我们内心还一直保留着“张承志情结”，这些其实都来源于内心的一种崇高感。
我们这代人身上有很多矛盾的线索，张爱玲和海子又是一对。张爱玲对我影响也蛮大的。她那种对市民生活的重新发现和关照，与海子对日常生活的背对（他从明天起，才会关心粮食和蔬菜）两相对照，看起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它们又能汇合一处。
上世纪90年代我应该提出一本书，就是我的导师王晓明先生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那是我读研究生时候特别认真读的一本传记。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以后，我就对传记特别有兴趣，基本上写得比较好的传记都买，特别喜欢罗新璋译的《福楼拜传》。
我对上世纪80年代怀着非常美好的感情，因而会觉得，上世纪90年代显得太喧嚣。好像什么都可以在你心里停留七分钟，就是不可能终生跟它“厮守”。2000年我结婚了，老公做出版，每个星期还要去书店买几百块钱的各种新书，家里的书水漫金山一样铺开来了，事实上我已经有点麻痹了，对书也似乎失去了当年那种狂热的感觉，甚至会嫌书多。譬如现在，回想以前的书多半还印象清晰，反倒是近两年买的新书却是记忆模糊。这恐怕也是书多的负面后果之一。
另一个原因，可能阅读方式改变了。2000年以后，影像阅读变得重要起来。比如你让我说一部电视剧，我可能会说《士兵突击》。甚至，在我激烈地反对电子书的二十世纪过去后，我现在也使用电子书。无论是在飞机还是火车上，我都充分享受电子书的便利，当然，有时从视屏上抬头，看到窗外世界，会觉得这个世界变了那么多，自己变了那么多。想起少年时候在黯μ的灯光下看小人书的自己，多少是会有伤感涌上心头的。
后记：编馀零墨
对我影响至深的三作家：沈从文、张承志、金庸
1990年大学毕业后读的书就杂了。政治、商业类的读了很多。我倾向于集中读一个人的作品，例如鲁迅、沈从文、梁启超、金庸、茨威格、德鲁克、史景迁、黄仁宇、张五常，他们所有的作品我都读。但在写作的方式上对我影响至深的是三个人。
第一个就是沈从文。22岁那年，我夹着一本《从文自传》在湘西流荡了一个月。我坐在沅水的船上，想象当年沈从文也在这条水上，每隔一天给他的三三写信，我看着他看过的那些风景，“一切光景过分的幽美，会使人反而从这光景中忧愁”，我在他出生的木床上跟他80多岁的表妹聊天，老太太目已半盲却牙齿洁白，我去看夕阳下的凤凰城墙，很多年前，少年沈从文也在这里站立过。
沈从文的文字委婉而冷酷，如丝般柔滑清纯却让人冷到骨子里去，他那种对生命珍视到极致却又实际上完全的无所谓的倔强态度，实在令人着迷。我读过沈从文所有的文字，但是说实话，我只喜欢《从文自传》和《湘行散记》两部。他的人生，像极了他的文字，平缓优雅而冰冷透澈、貌似柔软却无比倔犟。我在青年的时候碰到沈从文的文字，却好像是命中注定，他和当时盛行的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纠缠在一起，让我对生命开始产生别一样的思考和态度。
在影响我的文学家中，还有另外两个人。第一个是张承志。我希望他写过的其他小说或文章全部烧掉，只剩下一部《心灵史》，我认为，这部小说是迄今汉文字在“叙述之美”上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张承志的文字有一种由内散发出来的极致之美，他的每一个字都好像可以掰开来看，里面有血有肉有骨骼脉络。读他的文字，常常会让你摔书而起，走到户外或阳台上，仰望星辰而不知所云。我不知道到我50岁的时候还会不会像30多岁时这样的喜欢张承志，因为我那时候可能已经平和，已经“放下”，而在此时此刻，却只有他的文字让我一边读一边打寒颤。
第二个是金庸。金庸创办《明报》，日日写头版专栏，针砭时政前后二十余载，而同时他竟还写武侠小说，一天一段，前赴后继，创造另一个虚幻的江湖世界。读金庸的小说，每每让人热血沸腾。我从走出大学起，便日日在商业世界中厮混，所见之人均为精怪，所历之事全数传奇，若奋而跻身其间，早就在金钱游戏中乐不思蜀了，却还哪里肯坐在一支台灯下写字读书。好在金庸的书读多了，便常常把一个个企业的起伏看成是大大小小的江湖，把一桩桩成败是非当成是命中逃不过的报应因缘，便这样少了入场竞斗的力气，反倒能闲气地在旁边看看，当成是他人的世界，别处的生活。就好像彼得德鲁克每隔五年要读一遍《莎士比亚全集》一样，现在，我每隔三五年也会忍不住再读一遍金庸小说。对金庸不满的是，他写的太多。我有时候便想，如果他这辈子只写过《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和《鹿鼎记》，那么他的声望大概比现在还要高出很多。
35岁以后，你的书单上不会出现新书
对于我面前的这个30本书的书单，每一本书对于我的意义都是不同的。例如尼采的书，影响的是我一辈子的价值观。而有一批文学家影响了我的写作，例如沈从文、金庸、张承志、茨威格，他们告诉我汉语写作到底该怎么写。还有一些人物类的写作，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李普曼传》，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它在1982年被译到中国，在当时并没有征得作者的版权许可，因此我自己的公司早已又把此书的版权买过来了。它的作者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了中文并影响了无数中国青年。李普曼的职业规划、价值观对我影响很大，那是本很厚的书，译过来有70万字。
我1994年开始写专栏，1996年的时候开始写书。从一开始，我就计划每年都要写一本，现在已经是2008年了，我不止写了12本书了。因为有这样的计划，因此我的阅读到后期基本上功利性非常强。我看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十二卷，我以前没有读过，只读过他的《美国与中国》，但我从2005年开始读《剑桥中国史》，那是因为我要写《激荡三十年》，要了解中国企业百年的历史。
进入2000年以后，我读的书很多，但95%的书都是一而过，就像跟一个你不想认识的人擦肩而过。一个人到了35岁以后，朋友越来越少，看来看去还是老面孔，不大敢轻易相信别人，了解的兴趣也减少了。阅读也是这样，看来看去其实还是这些书。在你的书单上不会出现新书。我最近在读的书是《圣经》和《资治通鉴》，看《资治通鉴》还是写作的需要，而看《圣经》则是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