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我的职业理想:八年血路——抗战八年中的忠义救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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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血路——抗战八年中的忠义救国军
前两年，北京娱乐信报报道的《阿庆嫂戏说变成“风流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对小说《沙家浜》创作者将阿庆嫂戏说成“风流成性，可以令人丧失理智”的女人表示不理解。而笔者以为小说的不足却在于它和样板戏《沙家浜》一样，是不符合历史环境的精神产品，把当时活动在江南地区的国民政府忠义救国军部队说得一无是处，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一、 八年血路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淞沪别动队归游击总指挥部管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特务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 :`
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
第二阶段：从皖南祁门改编到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
为了适应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的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９３８年１月，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一则）任副团长。同年３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救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此人后于1943年在苏南率部向日军投降）。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拍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同时，也与G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磨擦、抢地盘。
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象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当时属江苏管辖），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翌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军30余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至１９３９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
第三阶段：从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
１９４０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以周伟龙为总指挥（1942年1月，周调重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总指挥一职由阮清源代理）、尚望为参谋长，保留四个教导团（后发展到六个）和两个训导队，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任务除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各类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外，还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
这里，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来到重庆（此人逃离上海就是忠义救国军的杰作之一），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了七个纵队的别动军。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 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忠义救国军分四路重回宁沪杭沦陷区，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活动；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行进；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行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为基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但由于其时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救军官兵叛变投敌，再加之忠救军在与G产党武装的磨擦中屡占下风，忠义救国军虽屡败屡战，但其在沦陷区的活动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前后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整训，任务除继续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而外，主要负责游击区的防务安全（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1943年，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后，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又报请蒋介石，请求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在得到蒋氏首肯以后，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请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中将(甘肃平凉人)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黄埔六期，浙江宁海人）为参谋长。同时还加强了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到皖南雄村军统特训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击支队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希望通过政训，给官兵灌输反G法西斯思想，使忠义救国军效忠蒋介石，成为党化特务部队。其时，总部先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后移浙江昌化河桥，不久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到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三个纵队，五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员兵三万一千余人。由于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精心策划之下，获得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和整训、学习的机会，官兵的素质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时，在浙西天目山游击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挺伯伯，忠爷爷，28军小兄弟”，可见忠救军在当时浙西民众中的地位。
1944年，忠救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的苏南、浙江敌后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国民党的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救军也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当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曾计划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为策应美军，1944年末，中美双方商定对忠救军作强势备战部署，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制浙赣铁路北段，并在江、浙一带对日军进行情报收集、暗杀、爆破之类的特种战争。其主要方案为：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救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确保苏南、浙江铁路沿线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忠救军少将参谋长)为指挥官，张为邦(忠救军浦东行动总队长)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救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戴笠正偕美国梅乐斯将军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立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救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按：指中G武装)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纵队、第五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火速开进杭州市，并与汪伪浙江省长丁默村配合阻止别的部队进驻杭州，郭履州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则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部署在沪郊，并派特务队大队长裘雨萍率部进入上海市区，协同周佛海（重庆8月12日已电令，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所部伪军警备市区，联络日军驻沪十三军松井中将司令官，阻抗中G武装进入上海。
抗日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以及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周佛海的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编成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另有一部分不愿离乡背井的忠义救国军官兵就地转业，自谋生计（大部被编入当地的保安团、队）。至于后来在三年国共内战当中，马志超和郭履州（郭已任交警副总局长）率五个交警总队参加国共淞沪大战，以及上海及江苏、浙江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依托忠救军旧部，成立“东南人民反G救国军”，妄图制造宁沪杭甬动乱，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那就不在本文所述及的范围之内了。 二、 在抗击日伪的战场上毫不逊色
1942年1月14日（旧历大年除夕夜），由军统局负责人戴笠亲自指挥，忠救军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进行了一次针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是日晚9时，忠救军苏嘉沪区挺进纵队阮清源部遵命组织了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个队（每队数十人至百人不等）同时行动。纵火、惊扰两队人员事前潜入市区，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分散到市区各个场所纵火、引燃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则分作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南翔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萃庄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而集中了该部神枪手的袭击队，则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这次“除夕攻沪市”的行动，可以说是震惊中外，当时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很有效的扰乱行动”，显示着“上海以外的广大地区都为蒋委员长的部队所控制”（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蒋介石曾经在《庐山抗战声明》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广大民众献财献力；全国人民忍受艰苦，修建铁路、公路， 抢运物资；妇女也参加战斗；大学迁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课，培养出杨振宁这样划时代的科学家……。这等等的一切，充份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证明了中国人顽强的生存力。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以来进步的表现。而象“忠义救国军”这样的忠勇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塹，有死无退，阵地化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1942年年初，日军从驻苏州广野十三师团，驻杭州土桥二十一师团及淞沪警备旅等部中抽调共三个旅的兵力，由植田大将指挥，在苏嘉沪地区开展大规模“扫荡”，“延续达一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一万多人”，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几乎遭全军覆没的危险。（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4年春，“忠救军”奉命配合×××师(番号记不起了)，进袭浙江南陵一带日寇。总指挥马志超即派第一纵队指挥官李骧，率领所属3个团担负这一战斗任务。虽曾一度占领南陵县城，略获小胜，但日寇随即调动一个联队以上兵力驰赴增援，我军在日寇陆空配合反击下，节节溃退。随后放弃全部阵地，退守泾县、宣城之线。是役先后1个星期，我方兵员伤亡人数约占1／5，随即返回宁国境内整补。（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1年春夏之交，忠义救国军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正在江苏焦溪整补，其时，正值日伪军在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大肆“清乡”，日军以一个联队和一个伪军团的兵力向焦溪发起进攻。澄锡虞区挺进纵队处境十分危急，幸得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赶到救援，与第二路联合夹击，将敌团中中队歼灭。日军遭受损失，立即增调一个师团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态势，疯狂反扑。这两路忠义救国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夏光：《从阳澄湖畔到淮宝地区》。
1945年8月11日——13日，驻浙江日军纠集第六、第十三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千余人进攻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浙江昌化，与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鲍志超部激战于浙江昌化的河桥；是役，忠义救国军指挥所被袭，官兵死伤约三百余人。新一团副团长俞万金被敌寇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杭州文史资料》）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而无数英烈牺牲换来的结果就是抗战的胜利。然而，如前所述，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文化不高，目光短浅，讲义气，够“哥们”，对中国历史上许多“英雄”和“哥们”的故事耳熟能详。其实，在承平之时，他们只知寻求一己的个人利益，对国家、民族之类的抽象概念并不关心，而且还有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情形发生。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蹂躏，破坏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变成了只要一粒火种就能点着的干柴，此时此刻，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他们立刻就会蜂拥而起，抵抗外侮。而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正是这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迎合了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愿望，以“忠义”为号召，以“救国”为目标，唤醒了这些人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抗日前线的英勇战士。
三、忠义救国军和G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以在下的学识可能无法一时理清这一问题，好在《论语·述而》中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句话，于是笔者谨遵先师之言，将所见资料罗列如下，是非曲直，相信各位治史方家会有所赐教，读者诸君能作出公允的评判。
A 关于双方关系的大事记（以年代先后为序）
1937年9月上旬，“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在上海正式成立。当时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G产党人张执一（后任过中G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宗纪一（后任过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曾打入该部工作。（《抗战中的杜月笙》）
1938年夏秋之交，因忠义救国军淞沪特遣支队第五梯团王寿生部被新四军“江抗”部队强行收编，双方发生磨擦。9月24日，“江抗”与“忠救军”各3000余人在白丹山一带发生战斗，互有伤亡。29日，陈毅与国民政府江南行署主任冷欣会晤，双方同时撤军，“江抗”西撤至扬中地区。（《铁的新四军》）
１９３９年５月，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出征江南东路地区时，忠义救国军在江阴黄土塘攻打新四军。失败后，它又集中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在江阴地区大举进攻新四军（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39年底—1940年初，八路军津浦路东抗日指挥部企图收编活跃在江苏、安徽交界处的忠义救国军江北独立支队（江都县民众抗日自卫团）陈文部，被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部和陈文部联手击退。是役，甘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许虹生殉职，而陈文则被韩德勤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长孙启人以“资敌罪”处决。陈文残部及其刚从浙江天目山游击区运回的大批武器弹药均被韩德勤所部三十三师罗致（扬州市档案馆：《“1952年市区打铜巷三号军统特务杀人案”卷宗?徐禧供词》）。
１９４０年３月，在第一次反G高潮中，忠义救国军一部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起，大举进攻新四军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铁的新四军》）。
1940年6月10日,忠义救国军郭墨涛部与胡肇汉部出兵1000余入侵抗日根据地，进入江苏常熟市横泾(现沙家浜)区。在八字桥东赵家坝遭到新四军还击，忠救军固守八字桥，经军民合力猛攻，忠救军惨败。新四军全线追击，其中一股忠救军退至湖浜村，全部被俘（《常熟文史资料第14缉》）。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由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和新二支队编成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六师战斗在沪宁线上，肩负着坚持团结、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G投降活动，阻止忠义救国军北渡长江，坚守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铁的新四军》）。
１９４２年初，忠义救国军又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指挥下，出动二千余人，在伪军的掩护下渡江北犯新四军苏中三分区的防地（《铁的新四军》）。
同年10月，“忠义救国军”在浙北地区纠集金山、平湖2县自卫总队等共3000余人，南渡钱塘江向“三北”根据地进犯。“三五支队”被迫自卫还击。11月28日，“三五支队”在余姚周巷以北全线出击，俘国民党平湖县长谢友生以下官兵500余人。12月10日，又在上虞谢塘予“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以毁灭性打击，俘200余人，缴机枪10多挺。艾率残部窜入小越镇伪军据点，与伪军保安队季槐林部勾结。15日，“三五支队”分三路合击，经一小时战斗，小越伪、顽军100余人被歼（《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
１９４５年２月，新四军南下浙西天目山区时，忠义救国军又会合其他国民党军队在浙江广德附近进攻新四军三纵队七支队（《铁的新四军》）。
1945年4月，忠义救国军某部与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在浙江於潜西天目山地区发生磨擦（《天目抗日之一东南抗战前哨》）。
1945年6月16日，忠义救国军某部四团二营营长姚建在浙江孝丰率四个排参加新四军，并发表《告忠义救国军全体官兵书》（《天目抗日之一东南抗战前哨》）。
1945年6月16日，苏中第6军分区司令包厚昌率主力连百余人和地方干部40多人渡江南下抗日，在无锡玉祁邬家宕遭“忠救军”包围。突围中，14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江苏》）。
B 曾经在忠义救国军工作过的G产党人
诸敏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诸敏参加了淞沪抗日别动队，到宝山县大场和华漕镇前线作战。1938年4月，打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士工作干部训练团学习。6月，加入中国G产党。1939年4月，根据党的指令，打入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驻上海奉贤县）做兵运工作，为党争取武装力量。期间参与领导该部与日军作战，受到上海党组织的表扬。在此期间，曾两次被捕，均立场坚定，表现G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47年，诸敏受中G上海局派遣，作为军事干部来到浙东，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政治处主任，1949年1月，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了解放天台、三门县等战斗。绍兴解放后，诸敏率部进城，并立即投入县城接管工作。5月12日，任绍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政治宣传、与大军会师等工作。后去余姚任警备队政治部主任。1950年12月,
任浙江省宁波军分区副政委。1952年9月，调中央军委装甲兵部，任坦克预备学校副政委、第三坦克学校政委等职。1961年，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2年3月，任总参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委。1965年6月，任总参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文革时期遭受迫害。1979年2月，军委对其作出了平反决定。3月，主动要求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83年6月，任南京高级陆军指挥学院政委。1986年春离休。1999年5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绍兴党史人物传》）
丁锡山（1906－1948）上海奉贤人。幼年在家乡读初小，20岁时到上海当汽车驾驶员。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参与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任第三大队长，1938年忠义救国军改编时被编为淞沪区指挥部第八支队，任上校支队长，与日军交战。1939年10月遭协迫，部队改编为日伪和平军第十二路军（一说为十三师），任中将司令。1941年底调离部队，赴南京伪将校团受训，因对日伪不满，领导全师起事而被日军拘捕，判处无期徒刑。1944年3月新四军派员武装劫狱成功，出狱后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同年冬回上海浦东，组成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任少将副总队长。1947年2月奔赴苏中解放区，1948年2月经中G华中工委特别批准为中G党员，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率部乘船南下，到达奉贤，遭国民党军队围剿，同年2月18日纵队转战到青浦县沈巷乡龙浜村独头圩，被敌围困，展开激战，终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墙里桃花墙外血——上海龙华烈士纪实》）。
尤国帧（1907-1939），乳名林根，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无锡县胶山(今属东北塘乡)钱巷人。家贫，9岁始入学。因父早亡，13岁进无锡振新纱厂当童工。1927年参加无锡总工会工人纠察队。4月14日夜，与血洗总工会的反动军警英勇搏斗，突围后去苏州、上海等地隐蔽。1929年回乡筹措革命活动经费，被捕入狱。1937年日军侵占无锡前夕，他与难友一起冲出监狱。回乡后，与大革命时期的中G党员朱若愚组织的防夜队团结合作，组成抗日地方游击队。2个月内亲手击毙日军6名。1938年5月，所部被编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10支队，尤国帧任第3大队副兼除奸团团长。9月29日，获悉大汉奸梁鸿志将由沪赴宁参加南京日伪维新政府会议，他率除奸团在石塘湾至皋桥间铁路两侧阻击，使3节车厢倾倒，毙敌20余人。10月29日，他又带领队员捣毁伪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长李忠林的大队部，当场毙敌3名，缴枪5枝。11月接受中国G产党领导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领导，并上缴1200块银洋作为抗日经费。1939年1月25日，尤国帧率除奸团埋伏于苏锡公路旁，袭击由日军指挥官斋藤率领去苏州集训的绥靖队，当场击毙伪军16人。斋藤重伤，死于苏州。2月，再次重创由日军指挥官佐藤、山口带领去常熟集训的绥靖队。期间还派员枪杀了伪无锡县公署政务警长吴正荣，并处死了日军“宣抚班”密探长崔炳生。1939年5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到达无锡，尤国桢晋见“江抗”副总指挥叶飞。此事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10支队第3大队长董惠民得知。6月9日，董假借有要事相商，通知他去长安桥会面。当行至石星桥时，董的部下举枪向他射击，他当场中弹牺牲，时年32岁。尤国帧被害后，无锡县各界抗日联合会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抗联会主编的《江南》半月刊出版了纪念尤国帧专辑（《无锡党史人物传》）。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再来回顾已经成为历史的忠义救国军，该如何去评论其功过呢？英国民间有句谚语说的得好：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是英国著名文豪莎士比亚同名戏剧作品中的主人公）。当然，我们也相信各位治史方家和读者诸君自会作出公允的评判。而把散落在茫茫书海中的相关史料汇集在这里的时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中华儿女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凝聚力又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华儿女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个民族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国共在抗战时的冲突，虽在苏浙地区较为激烈，但始终是局部的，没有改变抗战时国共之间『友军』的关系）。当时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几百万军队在同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处处都涌动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一首《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打击日寇、早日收复家园的强烈愿望；一首《满江红》唱出了全国人民痛恨日寇、志灭日寇的决心；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把所有中华儿女都团结到一起来，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回顾忠义救国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壮大和发展，那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史实，恰恰证明了毛太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日本侵略者虽然一时蹂躏我神州大地大片国土，但它不可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打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日本之所以最终失败而中国之所以最后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中国军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与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一次谱写出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
在八年抗战中英勇献身的忠义救国军先烈们永垂不朽！
中华民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前两年，北京娱乐信报报道的《阿庆嫂戏说变成“风流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对小说《沙家浜》创作者将阿庆嫂戏说成“风流成性，可以令人丧失理智”的女人表示不理解。而笔者以为小说的不足却在于它和样板戏《沙家浜》一样，是不符合历史环境的精神产品，把当时活动在江南地区的国民政府忠义救国军部队说得一无是处，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一、 八年血路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淞沪别动队归游击总指挥部管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特务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军，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 :`
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
第二阶段：从皖南祁门改编到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
为了适应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的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９３８年１月，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一则）任副团长。同年３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救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此人后于1943年在苏南率部向日军投降）。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拍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同时，也与G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磨擦、抢地盘。
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象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当时属江苏管辖），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日军死伤多人后撤退。翌年春，日军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军死伤数十人。日军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军30余人（《无锡市志·大事记·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至１９３９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
第三阶段：从１９４０年孝丰整编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
１９４０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以周伟龙为总指挥（1942年1月，周调重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总指挥一职由阮清源代理）、尚望为参谋长，保留四个教导团（后发展到六个）和两个训导队，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任务除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各类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外，还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
这里，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来到重庆（此人逃离上海就是忠义救国军的杰作之一），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了七个纵队的别动军。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 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忠义救国军分四路重回宁沪杭沦陷区，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活动；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行进；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行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为基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但由于其时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救军官兵叛变投敌，再加之忠救军在与G产党武装的磨擦中屡占下风，忠义救国军虽屡败屡战，但其在沦陷区的活动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前后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整训，任务除继续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而外，主要负责游击区的防务安全（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1943年，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后，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又报请蒋介石，请求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在得到蒋氏首肯以后，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请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中将(甘肃平凉人)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黄埔六期，浙江宁海人）为参谋长。同时还加强了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到皖南雄村军统特训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击支队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希望通过政训，给官兵灌输反G法西斯思想，使忠义救国军效忠蒋介石，成为党化特务部队。其时，总部先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后移浙江昌化河桥，不久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到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三个纵队，五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员兵三万一千余人。由于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精心策划之下，获得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和整训、学习的机会，官兵的素质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时，在浙西天目山游击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挺伯伯，忠爷爷，28军小兄弟”，可见忠救军在当时浙西民众中的地位。
1944年，忠救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的苏南、浙江敌后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国民党的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救军也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当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曾计划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为策应美军，1944年末，中美双方商定对忠救军作强势备战部署，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制浙赣铁路北段，并在江、浙一带对日军进行情报收集、暗杀、爆破之类的特种战争。其主要方案为：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救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确保苏南、浙江铁路沿线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忠救军少将参谋长)为指挥官，张为邦(忠救军浦东行动总队长)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救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戴笠正偕美国梅乐斯将军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立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救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按：指中G武装)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纵队、第五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火速开进杭州市，并与汪伪浙江省长丁默村配合阻止别的部队进驻杭州，郭履州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则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部署在沪郊，并派特务队大队长裘雨萍率部进入上海市区，协同周佛海（重庆8月12日已电令，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所部伪军警备市区，联络日军驻沪十三军松井中将司令官，阻抗中G武装进入上海。
抗日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以及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周佛海的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编成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另有一部分不愿离乡背井的忠义救国军官兵就地转业，自谋生计（大部被编入当地的保安团、队）。至于后来在三年国共内战当中，马志超和郭履州（郭已任交警副总局长）率五个交警总队参加国共淞沪大战，以及上海及江苏、浙江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依托忠救军旧部，成立“东南人民反G救国军”，妄图制造宁沪杭甬动乱，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那就不在本文所述及的范围之内了。 二、 在抗击日伪的战场上毫不逊色
1942年1月14日（旧历大年除夕夜），由军统局负责人戴笠亲自指挥，忠救军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进行了一次针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是日晚9时，忠救军苏嘉沪区挺进纵队阮清源部遵命组织了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个队（每队数十人至百人不等）同时行动。纵火、惊扰两队人员事前潜入市区，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分散到市区各个场所纵火、引燃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则分作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南翔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萃庄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而集中了该部神枪手的袭击队，则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这次“除夕攻沪市”的行动，可以说是震惊中外，当时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很有效的扰乱行动”，显示着“上海以外的广大地区都为蒋委员长的部队所控制”（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蒋介石曾经在《庐山抗战声明》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广大民众献财献力；全国人民忍受艰苦，修建铁路、公路， 抢运物资；妇女也参加战斗；大学迁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课，培养出杨振宁这样划时代的科学家……。这等等的一切，充份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证明了中国人顽强的生存力。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以来进步的表现。而象“忠义救国军”这样的忠勇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塹，有死无退，阵地化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1942年年初，日军从驻苏州广野十三师团，驻杭州土桥二十一师团及淞沪警备旅等部中抽调共三个旅的兵力，由植田大将指挥，在苏嘉沪地区开展大规模“扫荡”，“延续达一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一万多人”，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几乎遭全军覆没的危险。（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4年春，“忠救军”奉命配合×××师(番号记不起了)，进袭浙江南陵一带日寇。总指挥马志超即派第一纵队指挥官李骧，率领所属3个团担负这一战斗任务。虽曾一度占领南陵县城，略获小胜，但日寇随即调动一个联队以上兵力驰赴增援，我军在日寇陆空配合反击下，节节溃退。随后放弃全部阵地，退守泾县、宣城之线。是役先后1个星期，我方兵员伤亡人数约占1／5，随即返回宁国境内整补。（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41年春夏之交，忠义救国军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正在江苏焦溪整补，其时，正值日伪军在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大肆“清乡”，日军以一个联队和一个伪军团的兵力向焦溪发起进攻。澄锡虞区挺进纵队处境十分危急，幸得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赶到救援，与第二路联合夹击，将敌团中中队歼灭。日军遭受损失，立即增调一个师团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态势，疯狂反扑。这两路忠义救国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夏光：《从阳澄湖畔到淮宝地区》。
1945年8月11日——13日，驻浙江日军纠集第六、第十三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千余人进攻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浙江昌化，与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鲍志超部激战于浙江昌化的河桥；是役，忠义救国军指挥所被袭，官兵死伤约三百余人。新一团副团长俞万金被敌寇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杭州文史资料》）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而无数英烈牺牲换来的结果就是抗战的胜利。然而，如前所述，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带有浓厚帮会色彩的武装，其成份非常复杂，主要是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文化不高，目光短浅，讲义气，够“哥们”，对中国历史上许多“英雄”和“哥们”的故事耳熟能详。其实，在承平之时，他们只知寻求一己的个人利益，对国家、民族之类的抽象概念并不关心，而且还有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情形发生。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蹂躏，破坏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变成了只要一粒火种就能点着的干柴，此时此刻，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他们立刻就会蜂拥而起，抵抗外侮。而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正是这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迎合了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愿望，以“忠义”为号召，以“救国”为目标，唤醒了这些人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抗日前线的英勇战士。
三、忠义救国军和G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以在下的学识可能无法一时理清这一问题，好在《论语·述而》中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句话，于是笔者谨遵先师之言，将所见资料罗列如下，是非曲直，相信各位治史方家会有所赐教，读者诸君能作出公允的评判。
A 关于双方关系的大事记（以年代先后为序）
1937年9月上旬，“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在上海正式成立。当时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G产党人张执一（后任过中G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宗纪一（后任过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曾打入该部工作。（《抗战中的杜月笙》）
1938年夏秋之交，因忠义救国军淞沪特遣支队第五梯团王寿生部被新四军“江抗”部队强行收编，双方发生磨擦。9月24日，“江抗”与“忠救军”各3000余人在白丹山一带发生战斗，互有伤亡。29日，陈毅与国民政府江南行署主任冷欣会晤，双方同时撤军，“江抗”西撤至扬中地区。（《铁的新四军》）
１９３９年５月，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出征江南东路地区时，忠义救国军在江阴黄土塘攻打新四军。失败后，它又集中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在江阴地区大举进攻新四军（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1939年底—1940年初，八路军津浦路东抗日指挥部企图收编活跃在江苏、安徽交界处的忠义救国军江北独立支队（江都县民众抗日自卫团）陈文部，被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部和陈文部联手击退。是役，甘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许虹生殉职，而陈文则被韩德勤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长孙启人以“资敌罪”处决。陈文残部及其刚从浙江天目山游击区运回的大批武器弹药均被韩德勤所部三十三师罗致（扬州市档案馆：《“1952年市区打铜巷三号军统特务杀人案”卷宗?徐禧供词》）。
１９４０年３月，在第一次反G高潮中，忠义救国军一部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起，大举进攻新四军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铁的新四军》）。
1940年6月10日,忠义救国军郭墨涛部与胡肇汉部出兵1000余入侵抗日根据地，进入江苏常熟市横泾(现沙家浜)区。在八字桥东赵家坝遭到新四军还击，忠救军固守八字桥，经军民合力猛攻，忠救军惨败。新四军全线追击，其中一股忠救军退至湖浜村，全部被俘（《常熟文史资料第14缉》）。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由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和新二支队编成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六师战斗在沪宁线上，肩负着坚持团结、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G投降活动，阻止忠义救国军北渡长江，坚守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铁的新四军》）。
１９４２年初，忠义救国军又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指挥下，出动二千余人，在伪军的掩护下渡江北犯新四军苏中三分区的防地（《铁的新四军》）。
同年10月，“忠义救国军”在浙北地区纠集金山、平湖2县自卫总队等共3000余人，南渡钱塘江向“三北”根据地进犯。“三五支队”被迫自卫还击。11月28日，“三五支队”在余姚周巷以北全线出击，俘国民党平湖县长谢友生以下官兵500余人。12月10日，又在上虞谢塘予“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以毁灭性打击，俘200余人，缴机枪10多挺。艾率残部窜入小越镇伪军据点，与伪军保安队季槐林部勾结。15日，“三五支队”分三路合击，经一小时战斗，小越伪、顽军100余人被歼（《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
１９４５年２月，新四军南下浙西天目山区时，忠义救国军又会合其他国民党军队在浙江广德附近进攻新四军三纵队七支队（《铁的新四军》）。
1945年4月，忠义救国军某部与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在浙江於潜西天目山地区发生磨擦（《天目抗日之一东南抗战前哨》）。
1945年6月16日，忠义救国军某部四团二营营长姚建在浙江孝丰率四个排参加新四军，并发表《告忠义救国军全体官兵书》（《天目抗日之一东南抗战前哨》）。
1945年6月16日，苏中第6军分区司令包厚昌率主力连百余人和地方干部40多人渡江南下抗日，在无锡玉祁邬家宕遭“忠救军”包围。突围中，14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江苏》）。
B 曾经在忠义救国军工作过的G产党人
诸敏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诸敏参加了淞沪抗日别动队，到宝山县大场和华漕镇前线作战。1938年4月，打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士工作干部训练团学习。6月，加入中国G产党。1939年4月，根据党的指令，打入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驻上海奉贤县）做兵运工作，为党争取武装力量。期间参与领导该部与日军作战，受到上海党组织的表扬。在此期间，曾两次被捕，均立场坚定，表现G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47年，诸敏受中G上海局派遣，作为军事干部来到浙东，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政治处主任，1949年1月，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了解放天台、三门县等战斗。绍兴解放后，诸敏率部进城，并立即投入县城接管工作。5月12日，任绍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政治宣传、与大军会师等工作。后去余姚任警备队政治部主任。1950年12月,
任浙江省宁波军分区副政委。1952年9月，调中央军委装甲兵部，任坦克预备学校副政委、第三坦克学校政委等职。1961年，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2年3月，任总参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委。1965年6月，任总参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文革时期遭受迫害。1979年2月，军委对其作出了平反决定。3月，主动要求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83年6月，任南京高级陆军指挥学院政委。1986年春离休。1999年5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绍兴党史人物传》）
丁锡山（1906－1948）上海奉贤人。幼年在家乡读初小，20岁时到上海当汽车驾驶员。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参与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任第三大队长，1938年忠义救国军改编时被编为淞沪区指挥部第八支队，任上校支队长，与日军交战。1939年10月遭协迫，部队改编为日伪和平军第十二路军（一说为十三师），任中将司令。1941年底调离部队，赴南京伪将校团受训，因对日伪不满，领导全师起事而被日军拘捕，判处无期徒刑。1944年3月新四军派员武装劫狱成功，出狱后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同年冬回上海浦东，组成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任少将副总队长。1947年2月奔赴苏中解放区，1948年2月经中G华中工委特别批准为中G党员，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率部乘船南下，到达奉贤，遭国民党军队围剿，同年2月18日纵队转战到青浦县沈巷乡龙浜村独头圩，被敌围困，展开激战，终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墙里桃花墙外血——上海龙华烈士纪实》）。
尤国帧（1907-1939），乳名林根，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无锡县胶山(今属东北塘乡)钱巷人。家贫，9岁始入学。因父早亡，13岁进无锡振新纱厂当童工。1927年参加无锡总工会工人纠察队。4月14日夜，与血洗总工会的反动军警英勇搏斗，突围后去苏州、上海等地隐蔽。1929年回乡筹措革命活动经费，被捕入狱。1937年日军侵占无锡前夕，他与难友一起冲出监狱。回乡后，与大革命时期的中G党员朱若愚组织的防夜队团结合作，组成抗日地方游击队。2个月内亲手击毙日军6名。1938年5月，所部被编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10支队，尤国帧任第3大队副兼除奸团团长。9月29日，获悉大汉奸梁鸿志将由沪赴宁参加南京日伪维新政府会议，他率除奸团在石塘湾至皋桥间铁路两侧阻击，使3节车厢倾倒，毙敌20余人。10月29日，他又带领队员捣毁伪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长李忠林的大队部，当场毙敌3名，缴枪5枝。11月接受中国G产党领导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领导，并上缴1200块银洋作为抗日经费。1939年1月25日，尤国帧率除奸团埋伏于苏锡公路旁，袭击由日军指挥官斋藤率领去苏州集训的绥靖队，当场击毙伪军16人。斋藤重伤，死于苏州。2月，再次重创由日军指挥官佐藤、山口带领去常熟集训的绥靖队。期间还派员枪杀了伪无锡县公署政务警长吴正荣，并处死了日军“宣抚班”密探长崔炳生。1939年5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到达无锡，尤国桢晋见“江抗”副总指挥叶飞。此事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10支队第3大队长董惠民得知。6月9日，董假借有要事相商，通知他去长安桥会面。当行至石星桥时，董的部下举枪向他射击，他当场中弹牺牲，时年32岁。尤国帧被害后，无锡县各界抗日联合会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抗联会主编的《江南》半月刊出版了纪念尤国帧专辑（《无锡党史人物传》）。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再来回顾已经成为历史的忠义救国军，该如何去评论其功过呢？英国民间有句谚语说的得好：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是英国著名文豪莎士比亚同名戏剧作品中的主人公）。当然，我们也相信各位治史方家和读者诸君自会作出公允的评判。而把散落在茫茫书海中的相关史料汇集在这里的时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中华儿女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凝聚力又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华儿女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个民族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国共在抗战时的冲突，虽在苏浙地区较为激烈，但始终是局部的，没有改变抗战时国共之间『友军』的关系）。当时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几百万军队在同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处处都涌动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一首《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打击日寇、早日收复家园的强烈愿望；一首《满江红》唱出了全国人民痛恨日寇、志灭日寇的决心；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把所有中华儿女都团结到一起来，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回顾忠义救国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壮大和发展，那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史实，恰恰证明了毛太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日本侵略者虽然一时蹂躏我神州大地大片国土，但它不可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打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日本之所以最终失败而中国之所以最后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中国军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与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一次谱写出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
在八年抗战中英勇献身的忠义救国军先烈们永垂不朽！
中华民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