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的罪恶:纳兰词风格探源

纳兰性德是清初词坛上少有的富贵之人,其乃满清贵胄,属正黄旗,父亲明珠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康熙朝初期的权相之一,纳兰本人在康熙十五年22岁时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可谓是位居华阙又少年得志。按理这种处境发之于词应该是富贵乎和之音,雍容典雅之调,而纳兰词“幽怨凄黯”,[1],“哀感顽艳”[2]的风格却与之产生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人们曾对此作过种种猜测与推论。作品风格实际上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性情、禀赋)志(思想、修养)与其所处的特定的客观环境相融合的产物,因此考察形成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的真正原因,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探源。

一、“冰肌玉骨天付与,兼付与凄凉”——个性与现实的矛盾

纳兰性德具有非常典型的多情忧郁的诗人气质。这从他的友人知己对他的评价和他的作品中都可得到印证。他“至性固结,无事不真”,“性近悲凉”[3],“其于世味也甚淡,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其于道谊也甚真,特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4]纳兰本人对自己的这种性格也有很清晰的认识:“仆亦本狂士,富贵鸿毛轻。”[5]他有两首咏物词可以说是自写性情之作。一首是《眼儿媚·咏梅》:　　

莫把琼花比淡妆,谁似白霓裳?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冰肌玉骨天付与,兼付与凄凉,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

另一首是《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这种“天付与”的“别样清幽”、“自然标格”,偏爱“凄凉”、“冷处”的性情正是一种十分纯粹的诗人气质。拥有了这种性情意味着在进入创作时主体已经具备了“内美”,即一种艺术的视角。这一点,纳兰的师友以及历来的评论家多已有所察觉,如:“容若天姿之纯粹,识见之高明,学问之淹通,才力之强敏,殆未有过之者也”[6],“容若天姿超逸,悠然尘外”[7],“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8]

“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9]纯真、敏感、忧郁的性情禀赋确是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所必须具备的“内美”,但对于“做人”来说却未必然。就纳兰而言,澹泊名利却生于一个权势炙手可热的富贵之家,生性孤高却又是一位“浊世公子”,“纯任性灵”却又要受到封建制度上层贵族社会种种森严礼法的束缚,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个性与所处现实环境的巨大矛盾。曾经有很多人认为纳兰与前代词人李后主、晏几道颇为相似:“吾友容若,其门第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10]“《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1]这主要是指形、神两方面的相似,一方面三人境遇相似,在社会上都处于“贵”的位置,后主贵为一国之君而沦为阶下囚,小晏、纳兰二人贵为相国公子而一个家道中落,落魄秦楼楚馆;一个则是“弱冠之年,已赋悼亡”。[11]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指三人的“神似”,即三人由于个性的某种相似而导致的抒情风格的相似。李煜、小晏、纳兰三人在词的创作上都是以情胜、以性灵胜,直抒胸臆,不事雕琢。陈廷焯论词专讲“沉郁”、“忠厚”,他认为“容若《饮水词》,……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才力不足,合得者五代人凄婉之意”,与李后主词、小晏词一样“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指李、晏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12]纳兰词中所表现出的“以情胜”的风格正是纳兰本人个性气质的投影。王国维于词中最为推崇李后主与纳兰,称后主为“不失其赤子之心”,称纳兰词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对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9]备加推崇称道,此中原因除撇开王氏直接渊源于叔本华《天才论》中的“天才忧郁”之说以及“隐伏着某种封建思想桎梏相对立的个性自由,艺术自由的要求”[13]外,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和王氏本人的个性有关,王氏曾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自述“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他在论述叔本华哲学时曾自道是“半出于其主观之气质”,可见王氏乃是因为在李后主、纳兰二人的词作所表现出的“诗人气质”中找到了与己个性深相契合的所在而对之一见倾心。有人将纳兰“幽怨凄黯”的词风归结于其妻卢氏的早亡,这种说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凭据。综观纳兰词就可发现,其词风在卢氏逝去前后并无十分明显的泾渭之分。悼亡只是加重了个性敏感忧郁的词人情感天平上的砝码,它一定带给了词人刻骨铭心终身不愈的心灵创作伤,此后发之为词,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伤感,这也正是可以从其个性中找到存在发展的依据。即如词人的早逝亦然,“盖其三生慧业,不耐浮尘,寄思无端,抑郁不释,韵淡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即兆于斯”。[14]从主观方面来说,纳兰抑郁早逝的悲剧可以说也是一种性格的悲剧。

二、“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纳兰性德可以说是清代满族中最得汉族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神髓的人。他在康熙十年(1671)举顺天乡试,康熙十五年(1676)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他活动的年代正是在满清统治者准备以科考收服士心,而汉族士人开始入仕清廷,满汉之间的交往有了更多机会的时候,这可以康熙十八年(1679)春三月的“博学鸿词科”的诏举为标志。纳兰本人十分喜爱汉族文化,称得上是涉猎广博,修养甚深。他论词宗主李煜,提出“情致”之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15]仅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而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纳兰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渺”,[16]又工篆刻书法,“于书画评鉴最精”,[17]后来又笃意经史:“晓夜穷研,学益进”,“而于往古治乱,政事沿革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数其所以然”。[18]其词不仅深得后主“神秀”,且其中大量的用典也往往如盐入水,了无痕迹,显示了深厚的汉文化修养。梁启超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其刊《通志堂经解》为经学家津逮。其纪地胜,摭史实,多有佳趣,偶评政俗人物,亦有见地。诗文评益精到,盖有所自得也。卷末论释老,可谓明通,……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且出自满洲,岂不异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须让此君出一头地也!”[19]纳兰的交游,几乎都是汉族名士(尤其是江南名士),如他的老师徐乾学,朋友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皆为“一时俊异”。他与师友们的志趣相投,是以他渊博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为基础的,而他的这些在当时属于汉族士人中的“菁英”阶层的师友们反过来也给予了他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思想上,纳兰也与中国历代士大夫文人一样,儒、道、佛三家并存,而其中儒家思想更在他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印《经解》,读《通鉴》,渴望能建功立业,实现自己“欲将普天一洗,银河亲挽”(《金缕曲》),“功名垂钟鼎,丹青图麒麟”(《从军诗》)的宏伟抱负。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勉励友人“勿薄一官”,要“为亲民之官”以“得展其志愿者”,[20]其为人虽处华月无,而律己甚严,虽风雪露,不废拈毫,而留心沼务,不屑屑以文字名世”,[21]“窥其志,岂无意当世者”,[13]这些都足以说明青年纳兰有着儒家“兼济天下”的广阔胸襟与万丈豪情。但现实却似乎将他的理想一拳击得粉碎。从康熙十五年22岁入仕御前侍卫一直到31岁去世,几乎每年都有御驾巡游,有时甚至是一年数次,纳兰也就一直过着随帝出巡,飘泊颠沛的鞍马生活。对于满腹雄心壮志,正当建功立业盛年的纳兰来说,长期的飘泊塞外,风餐露宿,无疑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弟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隳尽。昔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盅酒,此言大是,弟是以甚慕魏公子之饮醇酒,近妇人也”。[20]这是何等沉痛之言!更重要的是纳兰又发现康熙皇帝对他的宠爱,并不是想让他施展抱负,而是另有用心:“及被恩命,引而置上珥貂之行,而后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别有在也”[6]。他对现实开始感到失望,转而想“葬身温柔乡”中求解脱,无奈“胸中块磊”又“非酒可浇”,[20]“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填词》)的诗句正是其自道甘苦之言。对纳兰来说,“忧患”并非是处境的蹇涩,物质上的穷困,而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苦闷,他“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4]精神上备受折磨。理想(建功立业)与现实(在鞍马上消磨时光)之间产生的巨大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带来的壮志难酬的郁闷和痛苦,使得纳兰心境灰黯,无以自遣。发之为词,则无怪乎“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所为”。“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点绛唇》)可以说道出了纳兰苦涩悲愤的心声。试想如果纳兰没有如此深刻地接受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许他不会感受到如此深切的矛盾和痛苦。这种由儒家入世思想而来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纳兰哀怨感伤词风的又一直接渊源。正如吴梅所言:“容若小令,凄婉不可卒读。顾梁汾、陈其年皆低首称之。究其所诣,询足追美南唐二主。清初小令之工,无有过于容若者矣。……或谓容若是李煜转生,殆专论其词也。承平宿卫,又得通儒为师,辑旧籍,刊布艺林,其志向自足千古,岂独琢词之工已哉!”[22]

三、“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身世与现实的矛盾

在世人眼中,纳兰身处康熙盛世的相府豪门,身份又是出入扈从的御前一等侍卫,但他却情思抑郁,落落寡合,与其所处极不和谐。人们对此作过种种猜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清代一些野史稗间对纳兰情感生活失意的叙述。作为一个敏感多情,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青年才子,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仅仅根据一些传闻和他的一些情词就做出这样的判断,似乎也难以让人信服。因而纳兰的心事重重,“别有怀抱”似乎就有着更深的缘由。

纳兰家族是满清八旗中的正黄旗,纳兰的曾祖姑是满清开国皇帝太极的生母,可谓是皇亲国戚,麟阁贵胄。在康熙朝初期纳兰家族更是贵要莫比,备受恩宠。而实际上这一切荣华富贵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据载纳兰先世为属于扈伦四国之一的叶赫氏。在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在辽东大地建立王业,铲除异己,吞并杀戮的战争中,叶赫氏是爱新觉罗氏最强悍的对手,它多次联合其他部族进攻努尔哈赤,即便几乎是每次必败也毫不屈服,对努尔哈赤的态度极为桀骜不驯。满洲侵略明朝借口,乃是因为明朝帮助叶赫攻打满洲。努尔哈赤将叶赫氏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曾先后三次大举入侵叶赫氏,前两次分别在万历三十二年春正月和万历四十年八月:“满洲主侵叶赫,围其东西二城,东城溃,金台吉被执,不屈,死。布扬古以西城降,叶赫国亡。”[23]努尔哈赤以金台吉之妹为妻,生清太宗皇太极。纳兰性德即为金台吉的曾孙。从此叶赫氏与爱新觉罗氏之间有了一种亦仇亦亲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清初顺康二帝给叶赫子孙以高官显位,表面上是优遇皇亲功臣,实际上施展的是麻痹和牵制的手段。康熙帝对纳兰的恩宠,许之以一等侍卫的殊荣,表面上看是爱才,实际上是将纳兰置于自己的身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以不断的侍驾巡游消磨这位青年的壮志雄心,从而让叶赫子孙在富贵荣华中沉溺享乐,借此彻底消灭其对爱新觉罗氏始终潜在的危险性。对这一点,生性敏感的纳兰早已有所察觉:“及被恩命,置上珥貂之行,而后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别有在也。”[6]虽然祖先曾经遭到爱新觉罗氏无情的屠杀灭绝,并且后者一直对前者的反抗不驯耿耿于怀,处处提防,但在现实中,爱新觉罗氏不仅与纳兰家族有着亲属关系,而且给予了他们荣华富贵。作为臣子,理当感激涕零,知恩图报。同时,纳兰所处的时代,正是清帝国大一统已成定局,开始进入安定承平的时代。就在纳兰应殿试踏上仕途(1676年)的第三年,康熙帝下旨征召,次年开召了“博学鸿词科”。此时清王朝征讨的“三藩之乱”已胜券在握,“博学鸿词科”的举行似乎预示着“康乾盛世”的到来。而从清初多尔衮摄政时诸王的内讧直至康熙立储时统治阶级内部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盛世”的承平表象下掩盖的却是血淋淋的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和尔虞我诈。纳兰的父亲明珠也在这种政治旋涡中触礁:“二十七年春二月,……大学士明珠、李之芳,尚书佛伦、熊一洒、科尔坤同日罢……。”[23]作为相国公子和出入宫禁的皇亲近臣,置身于上层权力中心之中,耳闻目睹包括父亲明珠在内的官场中惊心动魄的倾轧,纳兰对统治阶层内部的污浊腐朽看得非常清楚,而对最高统治者康熙帝的用心也十分明了,更因其个性而对此产生了本能的厌恶和反感:“奈又值入直之期,万不得脱身,中心向往,不可言喻”,“鄙**闲,近苦鹿鹿”,他甚至羡慕友人适官蛮荒之地,因为在他看来“蕞尔荒残,料无脂腻可点清白”。[20]他竭力营救因科场案而被流放宁古塔22年的江南名士吴兆骞,待其入关后又生馆之而死恤之,除了感情上的因素外,在纳兰的内心深处或许也是对清廷迫害文士现状的无声抗议。然而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社会,特别是作为康熙帝格外“恩宠”的叶赫子孙,虽然纳兰极为厌恶官场中的一切,厌恶终日飘泊的侍卫生涯,但在现实中他却又不得不抑制住这种厌恶而处处小心行事,勤恳侍驾:“君日侍上所,所巡幸,无远近必从,从久不懈益谨”,“而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几微毫发过”,“性固防,不与外廷一事”,“或问以世事,则不答,间杂以他语”[18]。特定的地位与环境,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们多了一份深刻的阅历,因而在当时充斥盛世之音的文坛上,他也显得落落寡合,不合时宜,“青眼难期,红尘寡合”[24]。比别人看得透澈却又强迫自己必须与别人保持同步(做一个兢兢业业的臣子和一个粉饰太平的文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纳兰的又一悲剧所在:“就中冷暖和谁道?”(《踏莎行》)表现于词中当然就多半是“满眼芳菲都惹眼”,“满眼经秋耐寂寥”的哀怨感伤了。纳兰又有词曰:“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采桑子》),这正是哀怨感伤中的正话反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李后主与纳兰都是“阅世不深”的“主观之诗人”,认为二人的“性情真”是因为“阅世浅”,实际上正是在“阅世”这一点上纳兰与后主不同。某种意义上后主确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不谙世态人情的词人,纳兰则非但不是“阅世不深”,而可以说是阅世甚深,尤其是对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切颇为了然,由此也更加心事重重,抑郁寡欢。发之于词,往往就是“幽艳哀断”,“所谓别有怀抱者也”[25]。而这些“别有怀抱”的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盛世本质的真实反映。

结　语

综观纳兰一生,他始终生活在由其个性、思想、身世与所处环境产生的尖锐矛盾的夹缝之中,它们构成了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给纳兰的一生投下了浓重的悲剧的阴影,而纳兰词正是这些矛盾与悲剧的痛苦产物。但就如纳兰自己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往往欢娱之,不如忧患作,”也正是由于这些无法调和的矛盾所带给词人的巨大的“忧患感”,赋予了纳兰词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使其成为中国词史上熠熠生辉的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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