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apuma at large:把你的选择变成机会

在为这些年轻人答疑解惑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去讲大道理，而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我认为，该如何作选择没有标准答案，而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所处的境遇来决定。所以，听听别人的故事，或许会对你有所启发。

回望过去这些年来走过的路，我很庆幸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没有留下遗憾。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其实台湾的教育体系和大陆的很相似，都要经过考试才能升学。

在小学快毕业时，我作出了平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我向父母提出，想到台北很有名气的仁爱国中就读。但台湾有着“按学区升学”的制度，在我的坚持下，父母进行了一番努力，我也如愿以偿地升入仁爱国中。

我已记不清那时为何一根筋地“非仁爱国中不上”。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表明，正是那个选择对我的人生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台湾初中升高中要经过联考，而我之所以能顺利考入台湾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很可能正是因为我对仁爱国中的选择——高中联考那一年，我原本应该就读的那所学校，没有一个孩子能考上建国中学。

中学时代，我的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所以在大学联考中，我顺利地考上了第一志愿——台湾大学电机系。从1970年起，台大电机系成为台湾省大学联考理工类志愿排行榜的第一名，并一直蝉联至今。但在上大学前，我根本不了解电机系，只晓得那是所有优等生趋之若鹜的地方，而成绩最好的人上台大电机系也是当时的流行。所以，报志愿时可以说我是选择了“社会的选择”——如果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是电机（鸡）系，而是电压（鸭）系，那我很有可能就进了电压（鸭）系。

在高中，由于对数学兴趣浓厚，我的数学成绩非常突出，且代表台湾地区参加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所以一些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纷纷来劝说我选读数学系。我思考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决定追随主流的价值观，和数学家的梦想说再见，我决定去看看这个让大家趋之若鹜又不明其详的电机系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很明显，对仁爱国中和对台大电机系的选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经历：前者源于向上愿望和自我坚持，后者则是对“社会认同”的一种信赖。后来每每想起少年时的经历，我总觉得，无论是执拗地奔赴自己设定的目标，又或是皈依主流的价值取向，最重要的是只要你下定决心，就要为你的“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这样你才能把你的选择变成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决定留学海外，并以计算机为专业方向。然而，我该去哪个学校继续深造呢？

当时，我重点考虑了两所学校，一所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另一所是卡内基梅隆大学(CMU)。

UCLA有我非常敬仰的专家莱纳德·克兰洛克，由于我对数学和网络很感兴趣，学得也很好，克兰洛克对我很满意，愿意给我丰厚的奖学金，这让我很心动。

而CMU尽管是全球计算机学界的执牛耳者，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这所学校的声名并不那么显赫，甚至连UCLA都比它知名，所以我犹豫了一下。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CMU，我看重的是其在计算机科研方面的非凡积淀和雄厚实力。

我生性保守，加上从小都是听话的好学生，CMU可能是我人生第一个稍偏的选择。

进入CMU后，还要选导师。

刚到美国，我的英语听说能力还比较弱，那时候求学于CMU的中国人也不多。那段时间，我挨个儿参加每位教授的“自我推销会”。一路听来，我发现大部分教授说的英语我只能听懂八九成，只有两位教授例外——他们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明白。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啊！因为这两位教授和我一样，都属于“外国人”，说话时语速比较慢。

这两位教授一位专攻计算机语音，另一位钻研计算机视觉。两个领域都需要电机系的理论基础，所以选择这两个教授会让我更有信心。我想，语音是处理一维空间的问题，而视觉则是二维空间以上的问题。我还是先解决一维空间的问题吧！

就这样，罗杰·瑞迪成了我的导师。1994年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独到的眼光而得意了许久——那年，罗杰获得了图灵奖。

我在大学与研究生时代的经历无疑证明了“发现并追随兴趣”的重要性。日后的工作经历也充分说明，基于兴趣的选择总是可以让我从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中发掘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并让我能长时间地激情澎湃地投入工作。

我青少年时代的资讯远不及现在发达，我也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其他领域来锁定自己的兴趣。能够选择计算机这一行业并有所造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很羡慕当今的一代，在这个互联网资讯爆炸的时代，有更多机会从纷繁的选项中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

或许有人会担心，太多的选择和诱惑会不会造成“新新人类”对学业的不专注？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乐观：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允许更多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来作出选择，所以他们往往会更用心、更专注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职业生涯也会因此走得更远、更好，实现个人成就感，而不是功名和利益的最大化。当年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也并不是每门课的成绩都出类拔萃，他只是在最难的数学上表现优异。当时他辍学创立微软，不正是凭着自己对计算机软件的狂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