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lja boy怎么不火了:甲午战争史21

八 日本的军事冒险与清军平壤之溃退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陆军的一次决战，其意义及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次战役中，双方各有其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当时不仅是力量的对抗，也是意志的较量。清军平壤之败，与其说是败在力量不敌，不如说败在战争指挥者缺乏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敢于胜利的勇敢精神。

日军之发动平壤之役，是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质的。日本政府为消除国内日益滋长的厌倦战争的情绪，并避免西方列强插手，非常急于发动这次战役。“对于日本来说，尽快地有机会获得一次重大的胜利，无沦是从不给予欧美各国以干涉的时间来讲，还是从使国内的人心统一到战争上来并维持下去来讲，都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所以，日军是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发动这次战役的。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于平壤之战的前两天到达汉城时，即向麾下的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注1虽说是为了激励日军将土发扬武士道精神，却也透露了他对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并无绝对的把握。日本第五帅团长野津道贯中将在进攻平壤受阻之后，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悲愤情绪说：“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他是做了万一失败的思想
准备的。

野津道贯在第三师团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主要以第五师团进行平壤作战。八月底，师团主力离汉城北进，几乎是倾巢而出，汉城附近的兵力已所剩无几。据统计，汉城城内有步兵一个大队和骑兵一个中队，城外龙山有步兵一个中队和骑兵一个分队，仁川有步兵一个中队。从仁川到汉城一带，日军仅有步兵一千二百余人，骑兵三百余人，合计才一千五百余人，基本上没有多大的防御能力，而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和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所率领的第三师团，在日本舰队的护航下，却迟迟于九月十二日始从海路直接送运至仁川。“在当时北洋舰队主力完整无缺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一种赌注。”^注2不仅如此，如果在九月上旬趋汉城空虚之际，清军以五、六营至十营兵力，在北洋舰队的全力护卫下于仁川登陆，突袭汉城，必可成功。日军北上部队后路既被切断，后援不继，势难坚持下去。

况且日军的北上部队是分路行进的：混成第九旅团从开城北上，朔宁支队从朔宁进兵，元山支队从元山西进，第五师团主力从汉城出发。在半个月的行军过程中，作为师团长的野津道贯根本不可能及时掌握各支部队的情况。各支部队都是单独行动，而且由于道路险阻，行军极为困难。例如：混成第九旅团从凤山到黄州府，必须经过舍人关之险并渡过赤壁江，而对于平壤以内的重镇黄州，清军并未派兵严守。朔宁支队进至三登县南，须渡过水深流急的大同江支流柳绿河，但仅抢到两只渡船，从头天中午到次日拂晓，经过整整十六个小时，朔宁支队才全部渡到对岸。第五师团主力从十二浦渡大同江，一连三个昼夜也未全部渡完。对这两处险要的渡口，皆无清军击日军于半渡。元山支队从元山到阳德，“本道有马息岭、飞虎岭，颇险隘；文川道有留去岭、麒麟岭，亦险峻。

风雨如注，或桥绝阻行，或崖崩压杀兵卒，或马僵浸粮食于溪水。其运炮送粮，马痛人疲；搬弹中马发蹄炎毙者相踵。”^注3如果清军掌握日军的这种情况，而釆取正确的战术，集中兵力对敌人实行各个击败，歼其一支或二支，那末日军就会有完全失败的危险。对于日军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匮乏。由于朝鲜人民对日军侵略的抵制。日军在朝鲜征集粮食是非常困难的。

混成第九旅团前锋抵金川露营时，“雷雨大至，入夜不止，军无雨衣，将土皆立两中，且乏粮食，每人一日之粮不过米四五合而已。所至村落，征发食物，才得疗饥。”朔宁支队也“苦粮乏”，当其抵新溪时，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山口圭藏少佐“啜粥者数次”；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富田春壁少佐幸亏“腰载干饭，仅免于饥”。^注4元山支队到达阳德后，由于“粮食缺乏，军官亦仅喝两碗稀粥充饥”。师团和其他部队一样，“粮食极缺，师团长本人也有数日没有米吃，仅以小米饭果腹。”^注5日本历史学者说：“苦于粮食不足、担心清兵加强防御阵地的野津师团长，感到后援的第三师团一到，补给将更加困难，于是决定在后援部队尚未到达时，便以第五师团 进行强攻。这种作战是极其冒险的。”“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
末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注6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所有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日军之进行平壤作战，是带有很大程度的军事冒险性质的。如果中国方面能够采取正确的对策，这次战役是有可能打好的。伹不幸的是，中国方面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导致了影响战争全局的失败。中国方面的失误，就其最主要的而言，有以下五点：

其—，长期没有任命具有威望的统帅，因而赴朝诸军形成了“有将无帅”的局面。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各方面都寄望于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李鸿章也希望他能够出来，并担任会办北洋督办朝鲜事务一职。早管劝驾者甚多，但刘铭传始终不肯出山。他之所以不肯出山，身体有病固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知和议在即”，故以病作为推托的借口。另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是刘铭传认为朝廷并不真正重视他，所以采取“不降明诏”的方式。据说，他曾对人言：“吾任封疆，即退处，固大臣也。令廷寄等之列将，岂朝廷所以待大臣之义哉?”^注7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这也说明了朝廷起用刘铭传的态度并不是很坚决的。如果当时光绪明发谕旨，明示必战，晓以大义，刘铭传是会亲赴前敌的。由于“有将无帅”，入朝诸将缺乏统一的领导，各怀意见，未能团结相处。据随盛军入朝的盛星怀报告：“丰(升阿)带旗不甚精练，且有骚扰。卫总统(汝贵)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宪台谅早洞悉。左(宝贵)、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褊浅，不能融洽。”^注8特别是在战守问题上意见亦颇不一致。“黄州这次告急，马、左欲前进，总统力阻，恐得首功。”因此提出：“看此情形，非有督办不可。”^注9直到八月下旬，朝廷始委派不孚众望的叶志超为诸军总统，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任命极为不当。日人评论说：“使败将叶志超任诸军总指挥官，但叶之威望坠地，不能统一诸将，有总指挥官之名而无其实。”^注10在这种情况下，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就不难料定了。

其二，对平壤之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就战略方面而论，当时清军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从平壤撤退，专保鸭绿江一线；一是加强入朝的兵力，力争必胜。叶志超是主张前一方案的。他退至平壤后，即曾劝说诸将“各整队伍，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注11有人亦肯定此方案，如称：“是时清国宜企划撤退平壤之后，与其后方诸队并合，以优势兵力与日军会战。”^注12其实，前一方案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此时日本已经组成第一军，而且其本部及所属第三师团皆于九月中旬到达汉城，随即由此北上，日军的兵力正在加强，拖延时间非为得计。对清军来说，当时最好的方案是，趁日军在朝兵力薄弱之机，迅速增派大军入朝，并以敢战之将统之，力争主动，与敌决战。如依克唐阿一军留防沈阳而下令入朝，能战之聂士成却派回国内募兵，未能抓紧时间从海路运兵至大同江登岸等等，都不能不是指挥上的错误。退一步说，即便暂不与敌决战，而有此众多的兵力，则可分驻数地，既可守险，又可互为策
应。若能如此，则日军进攻平壤的困难将会增加数倍，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三，消极防御思想使清军深受其害。日军主将野津道贯，对清军的意图颇为了解：必然是“全军一意困守平壤”，“盖彼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之法耳。”^注13四大军入朝以后，本来有两次进攻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八月上旬清军抵平壤之时。这是进兵汉城的一个大好时机。已如前述。第二次，是在九月上旬日军分兵
进犯平壤之时。此时，各军虽“均挑八成队”^注14前往中和、黄州一带截击，但又随即撤回平壤。本来，清军挑队南下即很勉强，各将统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左宝贵认为：“敌人宣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注15马玉昆与左同见。而卫汝贵则认为：“此时东支西吾，万不敢孟浪进兵。”叶志超“审敌量力，亦颇为然”。^注16只是在严旨的督促
下，才不得不派兵截击北犯之敌，但又决心不大。恰好率鸿章来电告以：“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后路，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注17此电正合叶志超之意，遂调各军回营。日本军事评论家曾对清军派兵南进之举给予肯定的评价，指出：“此计划果能成功否?不敢断定。但若实施之，则使当时分离日军之行动龃龉，不能在同一时期现出于平壤城下，因是至少可缓平壤陷落之期。当时日军包围攻击运动，殊为危险，若清军正当行动，拒止一方，向他方举首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然清将不能取如斯果敢之策及其军队缺乏运动性，遂唯见其实施之端绪，未见遂行。其南下邀击之顿挫，实清军之不幸也。”^注18此论从原则上说是对的，清军果能对故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清军并未从战术的高度自觉地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法，派兵南进也只是单纯的截击。唯其如此，李鸿章和叶志超既惑南进成功的可能性甚小，又怕后路被敌包抄，只有坚匿平壤之一法，仍回到消极防御的老路上来了。

其四，清军在布防上问题甚多。险要处不置兵严守，全军株守平壤待敌，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让与敌人。此其一。把全部兵力的约四分之一来保护退路，其中有三千人驻于距平壤一百七十里的安州，从此地到平壤需两天的路程。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抽调如此众多的兵力来保护退路，只能削弱平壤的防守力量。此其二。错误地估计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较为重视平壤南路的防守。而对平壤北路的防守则重视不够。增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是玄武门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其三。平壤城北所修筑的堡垒既少且近。北之坎北山、爱美山，东之大圣山、国主岘高地，皆未构筑堡垒，致使日军得以占据该处有利地形，并从容地布置炮兵阵地。在 敌人的猛烈炮火轰击下，清军城北的几座堡垒是很难守住的。此其四。由此可知，日军在平壤南、西两个战场受挫，而唯独在北战场得势，是并非偶然的。

其五，主将的失败主义导致清军的平壤溃退。叶志超身为诸军总统，却无抗敌的决心。先在成欢之战时，他率一军撤至公州，使守卫成欢之聂士成军为之削弱，即已铸成大错。及至抵平壤后，更是丧失信心，提出撒军之议。因遭到左宝贵等的反对，也知朝廷不会批准，此议始寝。他见退兵不成，又以“倏得头眩心跳之症”为由，请求“开缺回津就医调养”。^注19后被派为清军总统，仍“奏请开缺就医”^注20，而朝廷则多方慰勉之，谕其“毋庸开缺，在营安心调理，一 俟痊愈，即统帅全军合力进剿”。^注21叶志超本应义无反顾，激励将士拼死搏敌。果能如此，则平壤之战局或尚有转机，起码不会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因为经过九月十五日一天的激战，平壤南、西两个战场都打得很好，北战场虽然失利，敌人也只是突破玄武门的外门，一时尚难进城。此时，大多数日军皆一日未曾进餐，又饿又累，疲惫万分，已不甚任战。兼之雷雨交加，更不利于日军作战。如果叶志超下定决心抗战，重新调集兵力从北门反击，不仅可把敌兵赶出玄武门，而且夺回牡丹台和其他几个堡垒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叶志超却下令逃跑，使清军遭受到惨重的损失。有的日本历史学者亦认为：“清兵仍然有继续战斗的可能性。但是，总指挥官的失败主义招致了大溃退，使日军在第二天早晨几乎是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平壤。”^注22对于清军在平壤的大溃退，叶志超是
应负主要罪责的。

叶志超逃到安州后，又重演成欢之战谎报军情之故技，上奏朝廷：“倭人遽以三四万之众猛扑环攻”，“苦战五昼夜”，“子尽粮绝，退出平壤”。^注23朝廷又信以为真，降旨慰勉有加，称其”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故，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竟“加恩免其议处”。^注24后言官揭发其捏造战功，清政府下令查办。又被“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注25，叶志超本人虽受到严
厉处分，也是其应得之咎，但朝廷用人不察，以致造成平壤大溃退的严重后果，却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卫汝贵则系受池龟之祸，被拿交刑部治罪。据刑部上报，卫汝贵之罪状有三：一、“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二、“克扣军饷”；三、“纵兵抢掠”。^注26卫汝贵所统盛军纪律不严，事诚有之，然不能说就是“纵兵抢掠”。至于前两条，更是莫须有的罪名。在平壤之战中，卫汝贵指挥盛军在西、南两个战场激战，重创敌人，坚守阵地，是有战功的。共过有二：一是未能整饬军纪；二是不曾反对叶志超撤出平壤的错误决定。但若全面衡量，他还是功大于过的。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六日，由刑部尚书薛允升监刑，将卫汝贵斩决。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高级将领，清廷竟然功罪不辨，草率成案，处以极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注1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02、103页。

注2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03页。

注3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4卷，第179页。 

注4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4卷，第161、171页。 

注5 《日清战争实记》第7编，第44页。

注6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04－105页。

注7 王树楠：《清史本传》。 

注8 《盛星怀、王锡祉致盛宜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98页。

注9 《盛星怀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03页。

注10 誉田甚八：《日清战争讲授录》附录，第20页。

注11 栾述善：《楚囚逸史》。

注12 誉田甚八：《日清战争讲授录》附录，第20页。

注13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4卷，第158--159页。

注14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72)，第19卷，第27页。

注15 栾述善：《楚囚逸史》。

注16 《卫汝贵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89页。 

注17 《寄叶总统》，《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7卷，第7页。 

注18 誉田甚八：《日清战争讲授录》，附录，第21--22页。 

注19 《叶志超致周馥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07页。

注20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480)，第18卷，第12页。

注21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00)，第18卷。

注22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05页。

注23 《直隶总督李鸿章平壤诸军退至安州情形并自请严议折》，《清光绪朝中日交 涉史料》(1649)，第20卷，第31-32页。

注24 《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650)，第20卷，第32页。

注25 《清史稿》，列传249，《叶志超传》。按：叶志超于1900年出狱，次年病死。 

注26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十二月，第225--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