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因此，日本对中国采取了首鼠两端的对策：表面上，是绥靖政策，但清朝若变成强国的话，日本难免会感到生存危机。所以，暗中支持孙文的革命党，以此来作为牵制清朝的筹码，试图以对革命党的资助，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辛亥革命在日本引舆论关注

    可这种如意算盘，却赶不上形势的变化。随着清朝末期政治磁场的剧烈变动，日本对华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摇摆。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统治层，害怕邻国真正出现共和国，于是，公开支持清廷镇压革命，并提供武器援助，旨在使清朝延命。同时脚踏两只船，暗中派遣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民间志士赴华，为革命派提供直接的指导和援助，旨在革命一旦成功，清朝被推翻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日本大陆政策的延续性。但无论是统治层，还是民间志士，体制内外都有一个共通而自觉的诉求，那就是日本“国益”的最大化。

    邻国破天荒的革命，在日本社会引发了空前的舆论关注。仅《大阪朝日新闻》一家报纸，从武昌起义爆发的1911年10月10日到翌年3月，便发表了14篇社论，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邻国革命与日本国家利益的利害攸关。更有综合新闻杂志和画报，不惜以特辑、专刊的形式，大肆报道，以唤起国民的关心。乃至有学者（汉学家稻叶岩吉）发出了“今天日本的报纸，简直成了革命党的机关报”的感慨。据后世的学者统计，以当年日本媒体的规模、数量，对辛亥革命的报道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对75年后的1986年2月发生的菲律宾政变的报道，足见其影响之大。

    日本舆论对辛亥革命的两派意见

    大体说来，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主要分两派：“不干涉保全论”和“积极干涉论”。前者以自由主义媒体《外交时报》和《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武昌起义后不久，法学家有贺长雄和文学家三宅雄二郎便分别在《外交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我官民对于中清动乱的态度》和《支那动乱与日本的态度》的社论和评论，力倡“不干涉保全论”。11月6日，《东京朝日新闻》再发社论阐述日清关系，强调“清国的治乱兴亡与我国云之消长有偌大关联”，主张“对清国方针要始终一贯地奉行对内政不干涉主义，对外（列强）保全主义”。12月初，政治学者浮田和民在《太阳》杂志发表论文，主张应促成中国立宪，排除“支那干涉论”，拥护“不干涉论”：关于这个“东方最初的共和国”的国体是非问题，理应“遵从其国民的历史习惯”，实现“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自由”的立宪代议制。

    所谓“不干涉保全论”，用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尾崎行雄的表述，即“将来的支那必与我国有商业上的重大关系。考虑到这一层，如果今天对其政体横加干涉的话，将招致支那大多数人民，即汉人的反感，日本将成为其永久的敌人”。可以说，这种战略思维是“不干涉保全论”的主要依据。换句话说，是一种从着眼于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不干涉论”，在彼时日本的政财两界，有广泛的同情。而通过支持革命来获取大陆利权的思维，其实正是这种战略的衍生物。

    “积极干涉论”的代表，主要是国家主义媒体《国民新闻》和《报知新闻》，其理论代言人是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报知新闻》在11月11日和14日，连续两次刊发社论，说什么“清国的祸乱关乎我国之荣枯盛衰者甚大。对彼我两国的危机，理应加以堵塞”云云，力挺干涉论。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第一是基于维护天皇制的立场，认为“清国新立共和政体，与作为我帝国国是的皇室中心主义迟早会发生冲突”；第二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我国如在此节骨眼上，对他国叛乱示以同情的话”，对刚刚通过“日韩合并”置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鲜民”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一边在国内禁止危险思想传播，同时却容忍国外的危险行动，在理论上是矛盾的”；第三点是出于日本国内政治的现实需要，即军部希望以中国革命为借口和契机，实现军扩（目标是增设两个师团），其声浪之大，势难阻挡。

    “官民并举”的对华外交

    两派舆论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正面对决，旗鼓相当。在这种两极对峙的强磁场辐射下，各派政治势力迅速集结，重新洗牌。其结果，便演出了一场乍看上去有些分裂，其实却高度成功的对华外交秀。无论各方的初衷如何，就结果而言，不失为一次“官民并举”的朝野互动。如此高难度而又极富戏剧性的“双簧”演出，在日本外交史上，这几乎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成功案例。

    1911年10月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命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廷通报日本将对华提供武器援助，以讨伐革命军。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烽火迅速蔓延，各地纷纷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次请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以东三省特殊权益为条件，答应了清国的请求。在10月24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制定了维持满洲现状，在与诸列强协调援助清国的同时，向中国本土发展势力的应对方针。

    与此同时，顺应国内同情革命的舆论，向中国派出了“民间外交”使团，力挺孙文革命。那个时代日本所谓的“民间外交”，虽然身份上非“公人”，但无论外交目标还是活动资金，都与政府和财阀高度捆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由右翼政党团体大佬和资深大陆浪人组成的使团，成员清一色是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崛起的志士，也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虽主张“民权”，却把实现“国权”作为实现“民权”之不二路径），与孙文个人有笃厚的私谊（孙在历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漫长岁月中，于公私两面均蒙受这些日人的关照，彼此间有很深的互信）。

    “民间外交”成员的不同色彩

    这些大陆浪人虽然国家主义的大背景和政治成色大致相当，但具体的外交主张和策略却不尽相同，性格各异。“玄洋社”创始人头山满和“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二人，国家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其终极的外交目标是确立日本版的“华夷秩序”。说白了，就是试图把中国纳入以日本为核心的分层秩序结构中，就像古代中国对周边的蛮夷小国那样，受贡以怀柔。当然，受制于当时的国际关系，要想实现如此“宏大叙事”的外交目标，只有推进作为“华”的日本的大国化，客观上，合理化甚至肯定对目为“夷”的中国的傲慢、欺辱与侵略。落实到现实的政治路线图上，就是作为对支援中国革命的回报，觊觎获得日本的“利益线”——满蒙权益。

    国会议员出身的犬养毅的外交观，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衣钵，希望通过列强加盟，实现对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他心中盘算的筹码是，待中国革命成功后，日本可取代俄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配地位。但犬养其人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了解中国的历史，懂得日本惟欲推进其大陆政策，才必不可有悖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法则的道理，性格比较柔和，做事讲究分寸感。加上其政治家出身，在政界树大根深，孙文早年从英国流亡日本时，日政府起初碍于清廷的面子，对孙文的滞留面露难色，后来却默认了事，也端赖犬养的影响力。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大陆浪人集团中，跟孙文交情最笃者当属宫崎滔天。宫崎22岁即追随兄长（宫崎弥藏）闯荡大陆，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他崇尚中国传统的“游侠”古风，为人豪爽仗义，对不少中国人（如康有为等）都有过救命之恩，可谓义薄云天，与孙文更是情同手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厌恶和对大陆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同情，在他与其他浪人之间划下一条清晰的边界线，使他在浪人集团中显得鹤立鸡群，形象颇另类。

    绝大多数浪人，对近代西方列强的“对内民主自由，对外帝国主义”的双重标准式游戏规则，普遍缺乏反思，而宫崎滔天则对此始终抱有警惕并有所批判。他从扎根于某种现代性的外交理念出发，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自身的合理性及其发展成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在犬养毅、内田良平等同侪念念不忘帮助中国以实现日本“国益”最大化的时候，当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急剧向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倾斜的时候，宫崎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也许是过于理想主义、过于幼稚，但这确是他与其他大陆浪人的分野之所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再次流亡日本，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鉴于此前失败的教训，孙文要求组织内部，全体党员务须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并宣誓效忠。如此“革命”的清规戒律，遭到一部分元老的抵制，黄兴愤而出走美国。对此，日本人支持者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宫崎滔天赞成黄兴的意见，头山满则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但从此，宫崎与孙文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最终分道扬镳。宫崎厕身浪曲界，浪迹天涯。晚年的宫崎，越发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不再参与中国革命。从他留下的一卷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世界大同”理想仍很执着，但同时也有某种自嘲。

    对历史细加检讨可以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辛亥前后），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以大陆浪人集团支援孙文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民间外交”，实质上是由官方一手策划、推动的“国策外交”，旨在确保日本“国益”的最大化，是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由于孙文的“大亚洲主义”外交观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以来，为一部分政治家和大陆浪人所奉行的，尽管已经开始变味，但尚未变得太离谱的“大亚细亚主义”发生了某种共鸣，这种外交谋略才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客观上，这种“民间外交”的推进，自然有利于中国革命进程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阻碍中国民族国家生成和发育，从而在长远的时间轴上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我们应当看到并加以客观评价的地方。

    ◎刘柠，学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