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陈嘉庚为何在抗战时与蒋介石决裂？ - 石學峰的日志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原本是拥护和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早在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50岁诞辰之时，曾约请陈嘉庚发动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的海外华侨捐款10万元，购买一架飞机来给蒋介石祝寿。然而，由于陈嘉庚个人的影响和积极努力，他所领导的马来西亚华侨却募捐到国币130多万元,可购飞机10架，大大地超出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预期。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更是采取措施，在广大海外华侨中积极开展募捐，热情支持祖国抗战。据史料记载，仅1938年和1939年两年，陈嘉庚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就募捐到国币达1.5亿元,加上1937年和1940年两年的捐款,总数近3亿元。除此以外,陈嘉庚还在南洋主持劝捐购买“救国公债”的工作。1938年,仅在马来西亚就募购公债1500万元,又为宋美龄任主席的重庆“难童保育会”和“寒衣募捐会”在马来西亚向华侨募捐500多万元。

当时的中国，由于半壁河山已沦为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已经大为减少,因而陈嘉庚等海外华侨的捐款捐助以及海外华侨赡家汇款对改善中国财政状况起了极大作用。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材料显示: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为18亿元,而同年海外华侨汇回祖国之款竟高达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陈嘉庚等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以上。

据史料记载，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曾经指出,按照世界银行发行纸币的通例,1元基金可发纸币4元,当年华侨所汇11亿元的外汇,可使国民政府增发纸币44亿元,除交还侨眷赡家费10亿元外,还有34亿元可以用来充当国民政府的抗战军政费用。

对于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为祖国抗战筹款募捐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当时也是心中有数的。因而，当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慰问之时,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陈嘉庚在华侨界有巨大影响和号召力深感敬佩, 于是将陈嘉庚视为“大财神”一样, 把欢迎他回国当作一件国家大事, 甚至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动员了国民政府有关党政军大员欢迎并款待陈嘉庚。而这恰恰开始埋下了陈嘉庚与与蒋介石决裂的伏笔。

为了吹捧逢迎“大财神”陈嘉庚,蒋介石下令专门拨款8万元经费,后又追加了3万元经费，在战时首都重庆一地准备举行一系列大小欢迎宴会，以博取陈嘉庚个人的欢心。然而，陈嘉庚对蒋介石如此的奢侈排场应酬极为反感。在蒋介石专门为他举行的一次大型欢迎宴会上，陈嘉庚当场提出在全国军民艰难抗战之时,如此铺张浪费实在不该,并担心由此引起各地争相效仿竞相挥霍。

事后，陈嘉庚还特地在重庆报刊登了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问团,余实深感谢。然慰问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据说，此举把蒋介石弄得十分尴尬。

蒋介石知道了陈嘉庚平素简朴之后,在重庆嘉陵新村的接待中，特地只用了四五样菜加些面包招待陈嘉庚和慰问团,用以标榜其所谓“新生活运动”。但是，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却瞒不过陈嘉庚的眼睛。

在重庆,最令陈嘉庚不满的是蒋介石政府要员的贪污营私，嘉陵新村富丽堂皇的大官私邸也使他极为惊讶,当他听说那座宏伟新颖的嘉陵宾馆是孔祥熙私人所开时,起初不大相信,后来孔承认确是他所开办,使陈嘉庚为之愕然。他认为,孔祥熙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竟公然私营企业,搜括民脂,可见国民党大官贪污腐化确非虚传。

陈嘉庚回国考察慰问期间，还排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种种干扰，专程到陕北延安进行了8天考察，先后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谈了几次话, 参观了一些地方,并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他认为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朴素诚恳,而国民政府却是奢侈而虚伪；中共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等等，因而给他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陈嘉庚在重庆期间，蒋介石曾有意把陈嘉庚拉入国民党,并委以高官重任，以此扩大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在国民党中常委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经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当场宣布:“我们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同领导国民党!”陈嘉庚沉默不语,使朱家骅十分尴尬。老奸巨滑的戴季陶看见陈嘉庚面有不悦之色,赶快起来打圆场说:“陈先生热诚为国家社会服务,入不入党都是一样的。”这才缓和了宴会上的紧张气氛。对此，蒋介石十分恼火。

1940年7月底,陈嘉庚由重庆乘飞机赴昆明,然后经贵阳、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再到他的家乡福建考察。当他离开重庆时,朱家骅代表蒋介石去送行,并说蒋介石要派王泉笙陪陈老到西南各省视察,陈嘉庚意识到蒋的用意,于是在昆明写了一封信给蒋,信里直言不讳地指出蒋派王泉笙去陪他视察,无非是要监视他,怕他沿途说中共的好话。并正告蒋介石:“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由于陈老戳穿了蒋派王泉笙陪行的阴谋,蒋只好命令王泉笙终止出发。

最终导致陈嘉庚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直接因素是，在中国抗战的最紧要关头，蒋介石置中华民族抗战大局利益于不顾，不仅暗中派人在海外鼓动华侨反对陈嘉庚，而且还派人勾结英领事企图驱逐在新加坡旅居的陈嘉庚等一系列卑鄙行径，由此使陈嘉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感到极大反感和厌恶,于是也就驱使陈嘉庚决心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彻底决裂,分道扬镳……

1945年9月，中国抗战胜利后，当陈嘉庚听说毛泽东要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时,他深知蒋介石的险恶狡诈的为人，十分担心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于是特意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到重庆去。“蜀道崎岖,忧心如捣”,正是表达了陈嘉庚当时内心的焦虑和对代表了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