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保定市万博园小区:郭博信医论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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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博信医论集(转载)
[收藏] 2010-09-11 10:35标签：分类：肿瘤 
字号：大 中 小 郭博信，1943年4月生，196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70年由老中医李松如引导自学中医，1978年经山西省全省中医统考录为中医师。曾任临汾纺织厂职工医院中医科主任，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医务室主任，总编辑，《中医药研究杂志社》社长，责编中医图书百余本。师从三晋名医，临床大家梁秀清、黄杰熙、李可等。主张传承中医，求真务实。2005年6月应邀赴澳大利亚为外国友人治病，并在摩尔本皇家理工学院中医系、维多利亚大学中医系、澳洲中医学院、悉尼中医学院等地就传乘中医作了巡回演讲，受到广泛好评并引起强烈反响。主张回归传统，求真务实，惟有继承，才能创新，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唐宋以前著作为主，兼吸纳明清以后诸家经验，治病以大剂量用药为特色，现重点研究《诸病源候论》“三尸虫”理论的临床应用。主要著作有《明清临证医话精选》，论文“贵在传承，重在疗效”等。 临证要重视脉诊
2006年6月9日 中国中医药报中医看病，以辨证论治为核心，在辨证论治中又以四诊八纲为要目，四诊八纲中又以四诊为前提，由四诊才能识八纲。在望闻问切四诊中，虽然脉诊排在最后，但它是中医诊断学中最重要的一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环。清代毛祥麟说：“切脉辨证立方，为医家三要，而脉尤重，盖脉既明，自能辨证，而投药不难也。”(《对山医话》)吴鞠通也说：“四诊之法，惟脉最难，亦惟脉最为可凭也。”(《增订医医病书》)强调脉诊的重要性。所以《内经》的162篇里，讨论脉象的就有30余篇，《难经》的八十一难，前二十难说的也是脉诊。老百姓找中医看病，俗呼为“看脉”，意思是“看脉”二字可以代表整个诊病过程与医生的学识技术高低，这说明一个好中医必然精于脉诊。
事实上历代医家无不把脉象作为辨证论治的关键。我的老师梁秀清在学医之初，先学了3年脉诊，他凭着这一手脉诊的硬功夫挽救了许多癌症患者的生命。我的另一位老师黄杰熙也是对脉诊的学习和研究下的功夫特别多，上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入手，下从历代脉书与名医医案中搜求研究，并一点一滴加以验证，才掌握了“平脉辨证”这一中医看病的“诀窍”而成为临床大家。我自己在开始学习中医的几年里，尽管背熟了药性和许多方剂，一到用时就对不上号。后来拜师学了点“平脉辨证”的本领，才在临床中大有长进。
去年夏天，我在省城某大医院应邀诊治一个住院病人，男，36岁，高烧(38～39度)20日不退，经省城各大医院专家会诊，打针输液均不见效，从外表来看，最大的特点是怕冷，虽在夏季的三伏天，仍然穿着羽绒服，十分虚弱，连说话的劲儿也没有，但诊其脉却浮数而濡，沉取也有力，看其舌苔白厚似一层面粉，但舌苔中心色黄，据脉诊判断其为暑湿之热过重、外形寒而内大热的暑湿证，遂开方用生石膏150g，滑石粉60g，佐以党参30g，知母30g，连翘20g，苡米30g，佩兰10g，苍术15g，香薷15g，甘草10g，这个方子总的意思是清热利湿、芳香化浊、扶正祛邪，令其4小时服1次药，服药两剂烧退病愈，神清气爽，出院回家。此案若仅从望诊问诊，见其如此恶寒，很容易判断成风寒感冒，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曾治过一个50多岁的妇女，患子宫大出血，弄得屋里地下都是血，观其面色苍白，语言无力，脉微弱，病势垂危，急令其用1枝高丽参切小块开水一次送服，很快就不出血了。还有一个年轻女医生来了月经20多天一直止不住，兼有脱肛，脉细弱，令其服一小块人参，约指头大，很快经血就止住了，后来又服了半枝人参，身体也好了。书上并没有说人参有止血作用，但以上两例从脉诊来判断，均属气虚，用人参补气就能止住血，因为气是血之帅。用人参必需掌握其脉是沉细弱，倘是浮或数均不能用，那等于火上加油，两寸沉弱也能用。但关尺很大就不能用，那就会把肝火引上来，只能加重病情。六脉沉细最好用，当然如果有口干现象，最好配上天冬、生地，叫做天地人“三才汤”，用来治疗气阴不足。
如果遇上疑难证，那更得要凭脉诊来用药。我曾跟我的老师黄杰熙看过一个怪病，她是一个中年妇女，平时她跟好人一样，只是不能上楼或上坡，上则眩晕倒仆，十分骇人。多方医治无效，住省某大医院治疗近1年。ct、b超等各种仪器也检查不出病来，作心脏病试治之，根本无效，院方以“不知何病”相辞，只好出院回家静养。当时黄师诊见其寸脉大而兼实，关尺则沉迟细小，断为气血郁停上焦、难于周流中下两焦所致。上楼上坡，则郁血上奔，冲激脑部，故眩晕仆倒；走平路则无激动，故安然无恙；遂治之以怀牛膝、代赫石等引血下行之药，两剂即痊愈，结束2年之休养，随即上班，后逢“九九”重阳节，随其家人登山，上下自如，胜过常人。此案若不依脉诊何以能断其为气血郁停上焦而愈此怪疾呢？
西医诊病靠的是听诊器、x线、b超、ct、多普勒、心电图等以及各种化验数据，这些只可作为中医的参考，不得为中医处方用药的凭据。中医诊病靠的就是脉证，脉证不明，有如盲人夜行，方向不明，用药岂能奏效？中医的“三个指头一个枕头”里有大学问。孙思邈说：“夫脉者，医之大业也，既不深究其道，何以为医者哉!”(《备急千金要方》)对于脉诊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容，在5年中医大学教育中，只占了区区20个课时，而且授者多不懂脉诊，讲课往往是一带而过。造成学生在临证时指下茫然，只好据问诊而来的征象，以成方经验为用，这就叫本末倒置，所以治愈率不高。所以许多人觉得中医很难学，中医院校毕业生乃至博士生尽管背了满肚子方剂，一到临床还是开不了一张对证的方子，甚至在临床中干了多少年疗效还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没有突破脉诊这一关。如果说学习中医有什么窍门的话，学好脉诊就是主要的窍门。掌握了这个窍门，临证中凭脉辨证兼顾其他三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就能看清楚了，用药大方向对了头，就会减少失误，就不难取得疗效，甚至能治愈许多疑难病。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面对人类共同的疾病，二者应该各自发挥特色，而不是去争论谁能包打天下。
中医是“强调治疗的医学”
□ 郭博信 山西省太原市
2008年10月30日，笔者应患者之邀赴山西省人民医院儿科病房诊治一3岁患儿。该患儿因发烧已住院6天，经输抗生素和注射激素，一直高烧不退，院方诊断为川崎病，说这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罕见疾病，建议转院北京。患儿家长已买了次日的飞机票，但临行前还是想请我这个纯中医试一试。诊见患儿高烧40℃，身上有些许皮诊，淋巴结肿大，并不停地咳嗽，口唇红肿干裂，舌质红，苔黄，脉滑大而数，略带紧象。询之患儿发烧前曾流清涕，遂以外束风寒、内有蕴热痰饮论治：麻黄3克、桂枝6克、白芍6克、干姜3克、细辛2克、生半夏10克、五味子6克、杏仁10克、生石膏60克、滑石粉10克、桑白皮10克、柴胡10克、甘草5克，水煎服2剂。此小青龙、小柴胡、麻杏石甘汤三方加減化裁而成，嘱其4小时服1次。次日患儿家长打来电话，言患儿服药后体温降到36℃，咳止疹退。但因已买好飞机票，又怕患儿病情复发，还是决定赴京。11月6日，患儿家长领着活蹦乱跳的患儿来谢，言在京期间患儿一直未发烧，经有关医院检查，一切正常。现已追踪4个多月，亦未见反复。
或问：你一个纯中医，何时研究过川崎病？坦白地说，作为一个中医，我殚心竭虑以毕生之精力也只能研究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其中的一小部分，甭说没有时间研究川崎病，在这之前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川崎病，真可谓孤陋寡闻。事后我查有关资料，才知道所谓川崎病是日本人川崎富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一种以全身血管炎为主要病变的急性发热性疾病，是目前导致小儿后天心脏病的主要原因，免疫机制在其发病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其病因尚未明确，诊断缺乏特异性……”等等。也就是说，川崎富只是发现并详细地描述了这个病，并没说该怎么治疗，因为病因不明嘛！虽然我对这个病一无所知，但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换句话说，中医是解决症状的科学。川崎病的主要特征是发烧，我按中医的理法方药退烧，他是川崎病或不是川崎病，我都是这个治法，我根本不是参考川崎病来用药的，这就是纯中医的思维。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日本汉方医学》这本书里说的一件事：那是1947年，联合国驻日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当局发出要求禁止针灸、按摩的通告，此通告犹如一股旋风，给当时的日本针灸、按摩界带来了很大骚动，时称“麦克阿瑟”旋风，当时在日本有识之士的领导下开展了救亡图存的运动。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曾经留学过欧洲的西医学博士板仓武，亲自拜会了驻日军队公共卫生福利部的萨么斯准将，他从学术角度力陈针灸治疗的优点，指出：“西洋医学是决定病名的医学，不是治疗的医学；而东洋医学是‘证’的医学，随证施治，所以是强调治疗的医学。”萨么斯准将听了这句话，大开眼界，似有同感，于是针灸的保存终被认可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
我不得不佩服近一个世纪前这位日本西医学博士对中医竟有如此的真知灼见。是啊！中医若非是“强调治疗的医学”，何以流传千年而不衰？何以能流传全世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这不仅是我们中医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医发祥地中国，时不时地总能看到一些所谓的中医，不是在中医特色上下功夫，而是“劳心费神地再学习西医，提心吊胆地再运用西药”，这就是《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11月4日发表的《纯中医包打天下早已过时》一文作者马垂宪先生披露的情况，而马先生认为“现在的年轻中医乐此不疲地学习西医”的原因是“因为临床的实际需要。”
我不清楚这个“临床的实际需要“指的是什么，但有一点应该清楚：医学的宗旨是治病救人。换句话说，治病救人是一个医生的天职。现在找中医看病的人哪个不是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各种化验单、检验单？哪个人嘴里不是诉说着各种各样的西医病名？如果西医能治好他的病他还找中医来干什么？正因为西医西药治不好他的病，他才要找“强调治疗”的中医，希望能服中药来解除他的病痛，这正是中医发挥特色的时候。试问：西医用西药治不好他的病，难道中医给他“提心吊胆地再运用西药”就能治好他的病吗？岂不是重复用西药？作为一个中医，责任心何在？
古老的中医学之所以流传到现在，并且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医能治病，能治西医治不了的病，否则中医没有存在的必要。而目前举世公认的中医临床水平下降，其症结就在于中医西化严重，正像马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些中医“乐此不疲地学习西医”，丢掉了中医思维，变成了会用西药而不会辨证用中药的挂牌中医。纯中医的提法正是对这样西化了的中医猛击一掌：是该清醒的时候了！应该清楚，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面对人类共同的疾病，二者应该各自发挥特色，而不是去争论谁能包打天下。就中医而言，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就说过：“……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也就是说，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也只是说学好用好他的经验，也不过是解决一半的疾病，何况如今我们一个普通的纯中医呢？何来“包打天下”之谓？马先生为了倡导中医西化的观点，不惜杜撰“纯中医包打天下已过时”这样一个命题加以论证，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05年6月28日，笔者作为山西名老中医李可的弟子参加了在江苏省南通市举办的“首届著名中医药学家传承高层论坛”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既有像邓铁涛、朱良春等这样年届九旬的德高望重的中医药界泰斗级人物，也有这些名老中医的学术继承人——中青年的中医教授、博士、硕士生等莘莘学子，可谓是中医药界空前的一次盛会。
中医传承时不我待
谈到中医的传承，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几十年涉足医林的往事，我亲自目睹了一些老中医由于后继无人使他们的治病“绝技”失传。
就拿梁秀清来说吧，他是我上世纪70年代最初学习中医时的老师。当时他住在山西侯马市西侯马村的一间普通农舍里，他是祖传九代的老中医，与众不同的是，他看病总是边号脉边画出患者全身五脏六腑的简图，然后一一标出何处有病、何处疼痛、何处不适等，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交给患者看对不对，要紧处才问上几句，并详细告诉患者致病之由、祛病之法，由于语语切中病情，患者非哭即笑，甚则拍案称奇！中医脉诊竟如此神奇，我非亲身经历实不敢相信。后来我才了解到，他8岁时父亲就教他练习梁氏诊脉法，这梁氏诊脉法颇似《难经》诊脉法，如练习一呼一吸脉行六寸，练久了就能计算出脉行至何处有异即何处有病；练习浮取、中取、沉取则是按《难经》说的往3个指头上粘豆子逐渐加码。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四季平脉，父亲对他说只有掌握了平脉才能摸出病脉。然而，初学脉时父亲先不让他摸人的脉搏，而是让他摸河里的水，父亲说河流好比大地的血脉，它四季四时（早午晚夜）的变化，犹如人脉的变化。掌握了河脉的变化，有助于掌握人脉的变化。如此等等，他整整练了3个寒暑，才掌握了梁氏诊脉法。他就凭着这一手诊脉的硬功夫，不仅能诊断出肿瘤，而且凭脉辨证用药挽救了许多癌症患者的生命。他曾对我说，他要写一本《梁氏诊脉法》传之于世，可惜他未完成此书即去世，现在留在世上的只有他写的《肿瘤治验录》（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一书。梁氏诊脉法已经不复得见，如何运用诊脉来诊治肿瘤这一绝技从此消失，我因为工作调动未能跟他学习而遗憾终身。
像梁秀清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山西介休县有个老中医孔二焦以擅长儿科和治疗肿瘤闻名遐迩，其望诊是一绝，病家不用开口，他一望就知道小儿患的是什么病，他开的药方，小儿每剂从不超过1角钱，成人每剂不超过5角钱，而且疗效卓著，直到现在还在百姓中传为美谈。那个时候，山西临汾市还有一个老中医李玉寿，最擅长小儿推拿，像小儿常见病如高烧、吐泻、肺炎、惊厥等，他用推八卦、利三焦等手法治疗，多则三五次、少则一两次就好了。每天抱着患儿来推拿的人川流不息。他每次收费也只有两三角钱，没带钱的就干脆不收。花钱少，效果好，又无副作用，真正是“简便廉验”。可惜，像以上这些民间老中医去世后，他们的这些“绝活”也在世上消失了，这是多么可惜呀！在这次论坛上邓铁涛痛心地指出：“中医几千年来的宝贝丢失得太多了。”我们应该有“兴废继绝”的紧迫感——中医传承，时不我待！
“师带徒”是中医传承的关键
从1990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了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采用了传统的“师带徒”人才培养模式，这是事关中医传承的重要举措。为什么中医传承非得采取“师带徒”这一形式？我认为这是由中医药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医与西医不同，正像任继学老师分析的那样，“西医学的基础模式是实验医学……其理论是一对一的”。而“中医药学的核心理论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又是“整体之中注重个体的理论医学”。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其学术由临床产生，反过来也只有通过临床才能真正将其理解和运用。正像朱良春所说的那句明言：“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本在于临床，临床水平之高低在于疗效。”而老中医是临床的高手，他们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我们只有拜老中医为师，虚心求教，才能把他们的经验学到手，才能提高疗效，从而把中医学术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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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开始学习中医时，将中医大学的课本知识装了一肚子，但在临证时往往疗效不高，后来拜了几位老中医为师，承袭了他们的经验，才在临床中逐渐得心应手。就中医治疗急危重症来说吧，过去我避之惟恐不及，后来拜了老中医李可为师，随师看病抄方，见他重用附子，屡起沉疴。过去我在10多年临床中因附子是“霸道药”从不敢用，经李师言传身教，逐渐学会了附子的应用。特别是对李师自创的“破格救心汤”，体会尤深，今举例说明之。
2000年10月6日，我在临汾旺安医院应诊时适逢因风心病、肾衰竭而住院的一位65岁男性患者，心室扩大，于下午六时突然不能说话，以手指心脏比划，示意此处极端痛苦，不能平卧，呼吸难以接续，面色晦暗，口唇、指甲青紫，手冷过肘，足冷过膝，汗出如油，舌红光无苔，脉浮虚大而数（260次/分），血压已测不出，气息奄奄，我速将李师“破格救心汤”予之。因病势危急，用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喂。八时许，病势未转。第二剂时附子加重用量，稍稳定。十一时又服第三剂，附子又加量，病势开始趋缓，至次日清晨六时，已不喘，口唇指甲青紫已退，四肢转温，已能坐起说话，脉亦变缓（90次/分），血压160/70毫米汞柱，终于转危为安，又以补益气血之药调理一周后出院。
我之所以敢用重剂附子救此危垂之症，完全是由于李师言传身教的结果。“破格救心汤”是李师平时治疗急危重症的常用方，他说此方脱胎于《伤寒论》四逆汤类方和张锡纯氏来复汤。李师一生致力于急危重症的研究，根据他的经验，心衰垂危病人不仅阳绝而且阴也暴脱，《伤寒论》的四逆汤类方虽补阳而救脱不足，张锡纯氏来复汤虽救脱而补阳不足，两方合为一方，不仅可以互补，尤其是破格重用附子、山萸肉后发生了质变，更加入活磁石、生龙牡粉吸纳上下，维系阴阳；麝香开窍醒神，开中有补，如此方可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方中关键是附子非重用不足以奏功，伍以大量炙甘草，一以监制附子之毒使之不至于偾事；一以甘草甘缓之性使姜附逗留于中则温暖之力绵长而扩达于外，使回阳之力持久。组方严谨周全，至稳至当，可放胆使用，李师特别强调“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平时随李师侍诊，聆听他的教诲，常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中医传承尤应着眼于精髓
毫无疑问，这些名老中医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应该全面传承，包括一招、一式、一方、一法。但是我通过品味此次论坛论文又深深地感到，我们更要着眼于学习他们辨证论治的思想，这是中医的精髓。换言之，我们更要学习他们临床中运用中医的思维去审因论治，组方遣药。这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试举我师李可用麻黄汤治愈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暴盲病案论之。
2000年秋，一位37岁农妇患原发性高血压18年，由于暴怒引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昏迷48小时，醒后暴盲。诊见寒战、咳逆无汗，查颅内血肿、水肿，双眼底出血、水肿。眼科名家陈达夫先生目疾六经辨证大法有云：凡目疾，无外症而暴盲，为寒邪直中少阴，玄府（毛孔）闭塞所致，当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肾散寒。附子温少阴之里；麻黄开太阳之表，即是启玄府之闭；细辛直入少阴，托邪外透。李师见此妇禀赋素壮，症见寒战无汗，纯属表实，与少阴无涉，遂径与麻黄汤一剂令服。次日诊之，夜得畅汗，小便特多，8小时约达3000毫升，头胀痛得罢，目珠胀痛亦止，目赤亦退，血压竟然复常，已可看到模糊人影。又以通窍活血汤冲服水蛭末12克，调理一段，终于复明，左、右眼视力分别为1.2、0.8，病愈3年后随访，血压一直稳定。
麻黄、桂枝升压，现代药理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已列为脑血管类病用药禁区，这几乎成了每个中医的常识。而李师却用麻黄汤治愈不可逆转的高血压，岂非怪事？其实不怪，李师之所以成功治愈此病，就是因为他未受西医药理的束缚，而是用中医理论去分析本案病机。即由于寒袭太阳之表，玄府闭塞，寒邪郁勃于内，气机逆乱上冲。邪无出路，遂致攻脑、攻目。邪之来路即邪之出路，故用麻黄汤发汗，随着汗出，表闭一开，邪从外散，肺气得宣，水道得通，小便得利，郁结于大脑及眼底之瘀血、水肿亦随之而去，脑压迅速复常。此案若不按中医的思路去治，岂能奏效？
我受李师治疗此案的启发，在治疗颈椎病、腰椎病的对症方中，加入麻黄一药，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由此联想到古人用以麻黄为主的“古今录验大小续命汤”治疗中风，临床应用13个世纪，实有至理，而现代人久已罕用，实是不知中医汗法可以消除溢血、充血之水肿。人本一体，表里同气，表气闭塞则里气逆乱，表气通则里气和。中药有双向调节作用，是通过调燮整体气机而治疗局部疾病。汗法之奥妙，并不单在一个“汗”字，麻黄可以通利九窍，宣通脏腑之气。若按照现代中药化学分析来使用中药，岂不是与中医的病理病机南辕北辙？
再举一例。记得笔者曾跟随另一位中医临床大家黄杰熙侍诊。黄师最善于用寻常之品，起重疾，却顽疴，就诊者塞门壅户。我见他每天接诊之前，总要念几遍：“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立方。”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这是仲景治病的十二字真言，每天念几遍，主要是提高警惕，怕诊病时偏离中医轨道而犯错误。这和李可老师的治病观念不谋而合。李师亦常告诫我，临证之际，不但不要固执于西医的病名，有时连中医的病名也不必深究，据四诊八纲以识主证，析证候以明病机，按病机立法、遣方、用药，如此虽不能尽愈诸疾，庶几见病知源，少犯错误。中医讲的是“有是证用是药”，我想，我们只有真正掌握了辨证论治这个精髓，才能一通百通。不管疾病有千种万种，疾病谱如何变化，我们都会“成竹在胸”，以不变应万变，乃至破解世界医学难题。如此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医的传承，使创新不致于成为一句空话。
3 回复：郭博信
郭博信,他是李可老中医的大弟子,也是他最早发现了黄杰熙、李可等一批老中医，他以自己敏锐的中医传统思想的眼光向我们推荐了这些名医，并且帮他们著书立说，今天我得到了他主编的一本新书，《明清临证医话精选》，论坛中有朋友问我们学中医拜谁为师呢，在他的书序言中这样写道：学习中医治病的真功夫，在许多情况下，要靠拜书本为师，．．．．医话不不仅短小精悍，而且是著者有感而发，信手写来，直抒其辨证用药的思路，使人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从而洞察中医的奥妙．我们每读医话，总仿佛是名师在侧，指点迷津，常有茅塞顿开之感，获益良多．
作者将明清医话中切于临床者，辑录成册，每文中另拟小标题，对于中医临床家很有启迪和帮助，闲时读上几篇真是大有益处．朱良春先生为之特为之序．
学好中医传统文化是基础，这本书对我们加强对中医文化的认识实是大有益处,特向大家推荐.
前一段时间,郭先生曾到澳大利亚讲学,澳洲中医听后说:这是真中医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紧扣疗效,几天前,澳大利亚一行九人又专程来中国学习,这是民间的交流,这是疗效的交流,来的人是中澳大利亚中医界的顶尖人物,来做什么,来学习,来提高疗效.李可老中医还有一些民间的中医给澳大利亚的讲课,进行了交流,郭先生给了我一份他在澳洲的讲稿,我正好在网上见到了一个内容近视的贴子,转发在这,大家共享
先说梁秀清，若论文化程度，在解放前他只上过初小，他是在父亲的引导下自学中医。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与他相识时，他居住在山西侯马一偏僻的农村小屋中，门前未挂任何招牌，但是找他看病的人，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而且还有来自日本、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整日门前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1986年，他的原籍河北省巨鹿县委作出决定，由县委组织部派专人到侯马，对他治愈了的附近的几十个肿瘤病人一一进行调查落实，然后派专车把他全家六口人接回巨鹿，专门为他成立了“巨鹿县中医肿瘤医院”，任命他为院长。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黄杰熙，他本是太原市第七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而开除了公职，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因其祖父曾是中医而从小有些耳濡目染，为了生存计，他就自学中医为人看病，1966年文革开始，因找他看病的人阻塞了太原市西米市巷内的交通，惹恼了造反派，将其投入了监狱。1986年我拜他为师时，他早已被平反恢复了教师的工作，因他善以价廉寻常之药起大病，却顽疾，每日候诊者塞门拥户，他撰写的《本草问答评注》等6本中医书，说理透彻，深入浅出，无任何浮泛之词，句句为临床家言，迥非寻常中医书可比，因此风行海内外而读者赞誉有加。
我的第三位老师是曾当过山西省灵石县中医院院长的李可。李可本和中医无半点渊源。解放前他初中没毕业就参了军，23岁时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他在铁窗内开始研读《伤寒论》，出狱后奔走于山区乡村，为穷苦百姓看病，50岁后才被平反昭雪，恢复了他这个老革命的名誉，殊知此时这位老革命自学成才已成为一位老中医了。
李可临证颇有大将风度，他以大剂量附子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的亦有百余人。李可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医是“慢郎中”不治急症的观念，所以他的临床经验尤为难能可贵。《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问世后，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在中医界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求医拜师者纷至沓来，孰知他的职称，虽年近八旬，亦不过一中医主治医师而已。
以上所述，乃个人的一点实际经历，局限性在所难免。但是，若按报上某些贤达的观点，似乎是培养出像梁秀清、黄杰熙、李可或乃至鄙如我这样低水平的纯中医就无法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敢问此等高论是否有点“杞人忧天”？
有方有守
随着临床的时间长了，经历的病例多了，才感到治疗一些顽固病，决非几剂汤药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有方有守。所谓有方有守，即对某些顽固病、慢性病，一直守方治疗，证不变，方也不变，甚至像刘绍武说的那样“百剂不更方”。因为疾病是日积月累而来，那么疾病的治疗也得日积月累而去。也就是说，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本......
山西已故名老中医刘绍武，给人看病时，常要求病人服药100剂。过去我对此颇为不解。但是随着临床的时间长了，经历的病例多了，才感到治疗一些顽固病，决非几剂汤药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有方有守。
所谓有方有守，即对某些顽固病、慢性病，一直守方治疗，证不变，方也不变，甚至像刘绍武说的那样“百剂不方”。因为疾病是日积月累而来，那么疾病的治疗也得日积月累而去。也就是说，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本质的东西，决定病变的终始，非到病变的发展过程的完结，疾病不会痊愈，因此，治病必求于本，本质不变，方不可变，变则无效，甚则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疾病的顽固性决定治疗必须有持续性。
2003年1月29日，我曾诊治过一位姓陈的69岁男性病，当时是由其子接我去其家诊治。位患者2002年曾在河北石家庄某大医院检查，确诊为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阻塞60%，并有萎缩。西医的意见必须在阻塞处做两个支架，当时做一个支架需人民币8万元。但主管医生说因阻塞处正在冠状动脉血管交叉处，因此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患者系河北省正定县一农民，因无力支付高昂的手术费，转而由其子接来太原求中医治疗。当时我见他时，他面色苍白，消瘦，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去卫生间得扶着墙壁走，手颤抖不能洗脸，全身软弱无力，动则汗出，心慌气短，喘息咳唾，头晕目眩，胸部憋闷，胸痛彻背，脉极沉迟细弱，并有结代。询之尚有小腹冷痛、晨起即泻之30年痼疾。此属素体阳虚气弱而兼寒凝血瘀，与《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证相似，遂拟一温阳益气、化瘀通脉之方与服，10余剂后症情缓解，遂回河北农村老家坚持服药，其间曾7次打电话述说病情，我则嘱其主方不变，稍事修改。2005年8月20日，又与其子来我诊所，时隔两年零8个月，见其面色红润，体态丰满，说话有力，完全变了一个人。他高兴地说，他现在全身有力，什么农活都能干，也能去赶集，还帮助村里盖房子，一如常人。胸部也不憋闷疼痛了，诊其脉和缓有力，亦无结代，患者告我，他两年多来，一共服药340余剂。父子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并且拿出了我给他开的药方，处方如下：
栝楼30g,薤白20g,丹参20g,川芎15g,红花10g,降香10g,黄芪30g,党参20g,香附10g,茯苓10g,麦冬10g,五味子10g,仙灵脾15g,附子15g,桂枝10g,炙甘草10g,水蛭10g,地龙10g,蜈蚣1条，生姜三片，大枣30g。
这是一个主方，他服了100余剂，其余7次改方除去掉附子外，余皆不变，有时兼加补骨脂、肉豆蔻、吴茱萸等，现在他不仅冠心病痊愈了，而且小腹冷痛、晨起即泻30年之痼疾亦愈，过去三天两头感冒，现在一两年也没感冒。过去一点冷食也不能吃，现在夏天也敢吃西瓜了。他儿子还回忆说，过去我们小时候，我爸经常让我们上去踩他的小肚子。可见患者痼疾痛苦之甚。
这是我在有方有守方面的一个典型病例，事实上许多慢性病、顽固性疾病，都是长期服药才能见效。我治疗晚期肺癌，都是在服七八十剂后才在拍片时发现病灶缩小的。因这些病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表现极为轻微，这就如同我们浇花灌水一样，必须循序渐进，假以时日。老百姓说的“得病如塌墙，治病如抽丝”，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关键是要心有定见。心无定见，急功近利，朝令夕改，也是医家一误。心有定见，那就是对疾病的本质要诊断准确，用药准确，中医也叫丝丝入扣，才能功到自然成。反之，如果辨证不准确，犯虚虚实实之戒，就会造成失误。或者用药与疾病的本质沾不上边，风马牛不相及，丝毫无效还不知改方，服药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药物蓄积中毒，造成变证或其他的损害。脉变、证变、法变、方变、药变和守方不变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核心还是辨证论治，也就是常说的“有是证用是药”。
所谓纯中医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问题，只不过当前出现了中医西化的严重现象，所以人们才提出了纯中医的概念，以示区别于那些名为中医实则用西医思维诊病的人。一句话，纯中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这也算是中医在名称上打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吧。
我对中医的接触、学习、关注与思考，应该说有半个世纪之久。在此，我愿以过来人的身份再谈一点自己的切身感受。
记得小时候，在我的前辈中，远近乡里总是有名震遐迩的老中医，他们立起沉疴的妙闻趣事，在百姓中津津乐道，可以说是不绝于耳。那时候，各县有各县的几大名医，各省有各省的几大名医，他们如雷贯耳的名气，不是靠电视、报纸宣传出来的，也不是哪一级政府命名的，而是靠他们实际治病的神奇疗效，由百姓们口口相传、约定俗成的。他们头上虽然没有“教授”、“主任”、“专家”这些炫目的头衔，也没有政府给的特殊津贴，多数还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确实是得其真传的纯中医，他们哪个人有什么绝活儿，有什么特长，百姓们清楚得很，“引车卖浆者流”也不例外。那时候，百姓们找个好中医看病还是不难的，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老一代名医相继逝去，这样的局面也渐行渐远。现在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走进医院，中医“教授”、“主任”、“专家”扑面而来，现代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不仅强大，而且手段不断翻新，真是“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但令人失望的是，牌子换了，疗效也换了，中医治病神奇疗效的传闻，在我耳边也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百姓们“现在找个好中医太难了”无奈的“一声叹息”。现在不用说找个过去那样的名中医了，就是找个不开化验单、检验单、认认真真号脉按照中医思维看病的所谓纯中医，也绝非易事。
从1984年起，我在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主持中医药图书出版工作，由于我本人从小对中医的耳濡目染，对中医的热爱与执着，加之本人又是个中医师，所以决心利用这个具有新闻性质的职业为振兴中医出把力。15年来，我带领本社同仁跑遍大江南北，积极组织出版了以中医为主的医药图书。1994年《出版参考》公布了“读者心目中的名社名书”，偏居一隅的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名列其中。然而说句老实话，在我社出版的上千册中医图书中，真正让我感到确有实用价值、能在手头把玩的不出10种，而在我所接触的数百名中医书的作者中，据我观察，能够用中医思维看病的也不过三五人而已。15年辛苦不寻常，竟是如是之结果，这可真成了“天涯何处觅芳草”了。
2005年，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助理杰森女儿的慢性湿疹经我治愈，感激之余他邀我去澳大利亚看病，我说：“不行啊，我不懂英语。”哪知听了这话，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错了，我们澳大利亚人专找不懂英语的中医看病，我们认为这样的人才是正宗中医！”这话让我吃了一惊。
第二年底，当我终于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的时候，似乎是明白了点什么。那一天我在某大学中医系与同学们一起座谈，得知他们教学模式完全是照搬我们的，即中西均有，他们毕业后同样存在就业难的问题，甚至连实习的地方也找不到。可谁都知道，澳大利亚中医诊所是很多的，怎么能找不到实习的地方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澳大利亚中医针灸学会秘书长刘炽京，他说：“他们（指中医大学毕业生）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们的诊所拒绝他们来实习！”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全球除中国以外第一个承认中医中药的国家，维多利亚州还实现了中医立法，他们中医诊所的中医大夫只准开中药，不准开西药，他们都成了纯中医了。无怪乎我只讲了点传统中医思维用药的经验，他们听后居然惊呼：“这回是真中医来了！”
往事如烟，小时候我亲自感受的中医风采已成了遥远的回忆。而今天，我开始从外国同行那里听到了“真中医”这个称呼，从我接触的洋人那里又得知“正宗中医”这个词。1996年我去美国时，还看到有的州中医考试的课目竟有我们久违了的王叔和的《脉经》。殊知在我们这边对于脉诊无论从教学还是到临床几乎快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怎么他们洋人重又拾起来了呢？难道当我们要“辞旧迎新”时，他们却要返璞归真不成？现在，我又看到了报上关于培养新中医还是纯中医的争论，却也是针锋相对，面对中医的是是非非，倒叫我这个普通中医心绪难平，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因而写出了如上的回忆文字，虽属浮光掠影、零星八碎，但毕竟耳闻目睹，非敢杜撰，但愿能给人一点点启迪。□ 郭博信 山西省太原市
自古以来，中医治病不仅有汤剂，而且还有丸散膏丹等剂型，只是今人治病，大多只开汤剂，忽略了其他剂型，影响了疗效。
肺癌晚期，多数患者出现阴虚内热的症状，最典型的是手足心热，患者觉得从骨头里往外热，睡觉时手足露在外边，经常用身体贴住墙壁，严重时手足不能离开凉东西。对于这一症状，我开过多少滋阴清热的药方很难见效。一开始我用的是梁秀清老师传给我的“清骨散”，即：当归、地骨皮、丹皮、麦冬、滑石粉、山药、黄芩、厚朴8味药。用汤剂病人服了近一两个月也不见效，后来我还是用这8味药，按老师所说的，做成散剂，每次服3g，每天服3次，很快见到效果，一般服用7～8天，手足心即不热了，整个病情也有了好转。
虫类药一般用散剂也比煎剂效果好，我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等疾病，因这些病均属于气血痰瘀交阻经络，故用走窜的虫类药煎剂治疗，效果不明显，后来改成散剂，则疗效卓著。处方：全蝎10g，水蛭20g，地龙20g，蜈蚣5条，共焙干研末，每次服3g，每日服3次，名为蛭蝎散。去年我治疗一个80岁脑血栓病人，右半身不遂，卧床不起，我开了6剂补阳还五汤，兼服蛭蝎散2个月，至今已1年多，这个病人一切行动如常人。还有的半身不遂病人未服汤药，只服蛭蝎散就痊愈了。
有的病需慢慢调养，则可做成丸剂。如一中年妇女患脱发，头发越来越稀疏，已露出头皮，诊见脉涩，断为肾虚瘀血所致，用沙苑子100g，三七50g，藏红花50g，莲须200g，共为末蜜丸（每丸9g），每日早晚各服1丸，3个月后再见到她不仅已不脱发，而且长出了新发。
中药外洗，因药物直接接触患部，见效更快，比如外痔出血，用荆芥、防风、透骨草、白矾各10g，开水冲泡熏洗，当即见效，顶多用4～5次即痊愈，相比之下，内服中药效果就慢得多了。还有骨折后或扭伤后，疼痛不止，吃中药也来得慢，可用当归、透骨草各15g，红花、羌活、独活、荆芥各10g，血竭、桃仁、乳香、没药、防风各6g，海桐皮12g，共煎熏洗，舒筋活血定痛，常是一两剂肿消痛止。
外用药有时也能治疗急症，如一个晚期肺癌病人，这人不太相信中医，有一次他妻子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忽然小便不通，小腹憋胀难忍，用西药也无效，医院要给他导尿，他不愿意，因为他看见另一个病人用导尿无效，医院为他在小腹部打了个眼往出排尿，所以他不愿意受这个罪。我让他用7粒白胡椒、1根葱白，共捣烂，敷脐上，后来他妻子打来电话说敷药两个多小时后小便即通畅了，他妻子问他：“你不是不相信中医吗？”他高兴地说：“这回我相信了！”他的主治大夫也说：“想不到中医这么神。”从此这个病人开始认真服中药，原来医院说他活不过一个月，现在3个月都活过来了，而且病情一天一天在好转。
中药还有酒剂、滴剂等等其他各种剂型，均有其各自的适应症。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中医治病除了要用内服的汤剂外，其他剂型也不可忽略。对一个疾病，采用多种手段治疗，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必对纯中医求全责备
□ 郭博信
贵报今年8月23日刊载的刘世峰先生“不要刻意打造‘纯中医’”的文章说，他在临床实习时的一位带教老中医突然患腹痛，解脓便血，误认为是痢疾服中药未愈，后经镜检诊断为直肠癌，临终前这位老中医仍然不知病情被蒙在鼓里，还嘱咐刘先生要努力钻研脾胃病。这位老中医对中医的执着和对年青中医的拳拳之情，令我肃然起敬。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刘先生竟然下了这样一个断语：“是传统中医的局限性害了他。”此话着实令我匪夷所思。任何人都知道癌症是世界医学难题，而且有些癌症一经发现就到了晚期，这也是常识，怎么能说这位老中医不知病情就是中医害了他？难道知道病情就能免于一死吗？退一步说，就算他及时知道了病情服中药未愈，又怎能说是中医害了他呢？癌症死亡率总是排在第一、二位，是中西医都要面对的难题，为什么非要责难中医呢？
刘先生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一位女性头痛患者，请老中医周泽勋会诊，诊断为阳虚头痛，服中药未效，后经CT检查发现患者头痛系颅内肿瘤所致。这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中医没有发现的病，CT发现了。但是也有一些西医待查的病被中医治愈了，这也是常见的事，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但真正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刘先生由上述两件事得出的结论，即虽然以上两位老中医“医术精湛”，但由于他们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没有再造就纯中医的必要”。
我们应当清楚，这两位老中医的精湛医术和缺陷是两码事，不能说因为有缺陷，其精湛的医术也不需要了，更不能仅由两个人的情况就扩大到说整个纯中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荒唐的逻辑推理不正像古人说的“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吗？不要说一个中医有缺陷是不足为奇的事情，就整个中医队伍而言，也不能说没有缺陷。如果中医没有缺陷，西医就传不到中国来，更不会成为当今社会的医疗主体；同样，如果西医学没有缺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也就不会留存到今天，更不会传到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如今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中西医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该互补，共同承担着人类战胜疾病的重任。怎能说有缺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呢？
实际上就一名纯中医来讲，不要说他不懂西医是个缺陷，就是对中医的学习和掌握，也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的老师梁秀清长于脉诊和治疗肿瘤，但若诊得病人是“雀啄脉”、“屋漏脉”即断为必死，非己所能，只好辞为不治；与此相反，李可老师善治急危重症，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是亲自为病人煎药、灌药，以大剂量附子挽回垂危的生命。黄杰熙老师在治疗急危重症、大剂量用附子方面不及李师，在脉诊和治疗肿瘤方面不及梁师，但他熟谙药性，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管治什么病临症用药总是那么平平常常的十来味药稍事加减，局外人看起来似乎是千人一面，然取效亦在应手之间，此等中医由博返约的功夫又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刘先生提出的“现代中医应该是精通中医理论和诊疗技术，熟悉西医诊治方法，以中医中药为主防治疾病的医务工作者。”这样高的标准是没有错，但在我看来却如“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及”。“应该”是一回事，但能否做到却是另外一回事。其中仅“精通”中医而言，殊非易事。我40年来学习研究中医，无一日敢“偷闲学少年”，至今年过花甲，所治好的疾病固属不少，常窃喜自己此生有幸结缘中医，然而我治不好的疾病更多，始知自己对中医的学习还很粗疏。李可老师乃医林奇才，但他曾对我说就是给他两辈子生命，他也学不完中医；年届九旬的中医界泰斗朱良春，在“首届著名中医药学家高层论坛”会议期间，与我们几位同仁闲谈时用手比划了馒头大的一个小圈，说自己对中医只学了这么一点点。他们这种虚怀若谷的谦虚精神无疑是我们的楷模，但仅仅看到这一点就有些片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实际上这也是他们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后对中医博大精深的清醒认识。
我们现在常说的“学贯中西”，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学人的理想境界，或者是对某位重量级人物的赞誉。世上果然有人能真正做到了，那可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神医了。然而我历数十年之观察，可谓“过尽千帆皆不是”，不用说学贯西医了，就是学贯中医，也无人敢自诩。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超凡的“医圣”（准确地说应该称作“天才的中医科学家”）和无数人由实践到理论的智慧的结晶，我们今天以一人之力能够真正学好用好其中的一部分，那就终生受用无穷，能够解决一部分疾病乃至世界医学难题而“独占鳌头”即是骄人成绩，岂能做到“十全”？在无可否认的中医西化严重、中医整体医疗水平下降的事实面前，今天人们提出培养纯中医的概念意在传承，意在务实，刘先生又何必出于理想化而对纯中医求全责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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