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山新楼盘2017:芦笛说文解语（3）：再谈中文的弊病

 芦笛说文解语（3）：再谈中文的弊病

拙文《汉字改革小议》在网上推出后，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网友们或赞成或反对，意见尖锐对立。经过辩论，我原来的想法更加明晰。我觉得，现在是回顾这场讨论，作个初步总结的时候了。

对拙文持反对意见的人，以黄叶先生为代表，他在《多维》上推出长文，作了详尽的驳斥，基本上包括了我见到的所有反对意见。本文重申我的基本看法，并连带对反对意见略作反驳。

我的基本立论，其实是通过演绎推理导出来的结论，它的出发点是这么一个事实：

语言是声音传达的信息，而文字是语言的记录。

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语言是文字的最终来源，所以只有记录声音的符号才是合理的文字。因为中文不是记录声音的符号而是表意符号，所以它不是合理的文字。不幸的是，由于我们采用了意符而不是音符来记录语言，就象在该用乐谱的地方却使用了图画，这种反常和原始的作法便至少导致以下三个恶果：

（一）因为意符可以脱离声音而存在，文字本身就成了相对声音而独立存在的实体，最终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死文。

在本质上，象阿拉伯数字那样的表意符号，依赖的是使用者的共识而不是声音。“发音”和“共识”的区别，在于前者随时代和地区而改变，而后者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就不再成立。这个特点便造成了表意文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惰性，使它无法与语言同步发展，从而形成“语”和“文”的逐渐分离脱节。的确，中文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的惰性都是惊人的。在时间上，虽然秦汉古语早就寿终正寝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古人如何发音，却照样能看懂那时的文章。在空间上，尽管东北人与海南人使用的语言其差别大过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差别，却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文字。至于安南人、朝鲜人、甚至讲多音节语言的日本人能用汉字就更不必说了。

使用这种文字的明显“好处”，是它有助于维系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如果中文不是意符，中国早就成了欧洲那样列国林立的大陆了。然而表意文字的致命弱点，是失去了语言那个活水的浇灌滋润。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改革，现代中文仍然是表意文字，在本质上仍是一潭死水，无法从口语里大量吸收新鲜词汇。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每个字都有意思，而口语中许多词都有音无字，难以写下来，难以规范，只能停留在民间，无法形成书面语言；第二，现代中文以普通话为基础，使大量方言语汇无法进入文字，更是加重了第一个问题。于是，新词汇的产生基本只能靠“洗牌”，靠排列组合已有的“字”。长此以往，现代中文迟早又要逐渐脱离口语，变成文言文式的死文字。

对上述我的基本立论和第一个推论，迄未见到反对者们提出有力的直接的反驳。

（二）作为表意符号，中文没有以记录声音的方式直接接纳外来语汇的能力，不利于中国融入世界。

对于大量的外来语，我们只能采用意译，又常常译得古意盎然（如“辐射”），不仅妨碍了中外文化交流（本人至今只能和同事们交流专业上的东西，一旦谈到基础，则瞠目不知所对，何以故？不知道那些最简单的词汇也），而且妨碍初学者明确掌握概念。例如以前看医书，见“结缔组织”字样，茫茫然不知所云何物，后来看了一本英文科普，见到“connective tissue”，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佛教的“大乘”、“小乘”也是这样，如果我没有见到英文翻译，大概到死也不知道那其实是“large vehicle”和“small vehicle”。

对于这个推论，黄叶先生的批驳是说翻译者的水平太低，不足为证。我觉得，这种批驳难以服人。正如某位跟贴作者指出的，“熊猫”（非熊非猫）、“弥猴桃”（非猴非桃）这类翻译名词的出现，说明我们用表意符号来翻译外来语汇已经到了何等山穷水尽的地步。纵是李太白复生，想来也没有本事翻出个能“吓蛮”的好字眼来，更不用说我们已经无奈到开始造“焓”、“氦”之类的怪字了。

（三）使用表意符号来“以字造词”，导致了模糊文字的出现，助长了传统的模糊思维习惯。

因为字是意符而不是声符，它就成了组成文字的最小单位，本身既是词，又是造词的构件，于是新词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来的“字”的含义。这样作的恶果首先是造成概念混乱，妨碍了人们清晰的思维。这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权利”、“权力”、“特权”、“权益”这几个词的出现，使得“权”这个词都带上了这几重意思，以致人们说“我有权干什么什么”时，就连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权”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混乱已经到了严重影响思维的程度，以致有的网人竟然觉得“权利”和“权力”这两个词的意思就是有共同之处。其实，“权利”是为法律或道义规定的人们做某些事的资格。而“权力”是由社会地位或金钱赋予人们做某些事的能力。两者之间本来毫无共同点，这种误会完全是用“权”那个共用字来造两个不同的词人为造成的。

“以字造词”的又一恶果是导致“望文生义”的浅薄文化产生。一个新名词出现后，一般人不去精研它的准确定义，却根据其中的旧字来瞎猜它的新意思，最后弄到“庸俗版”压倒“学术版”、劣币淘汰良币的地步。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浅薄文化三度风靡神州大地，让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当。洪秀全的“上帝”在发匪心目中就是“天上的皇帝”；孙中山的“民主”在革命党人看来就是与“君主”对立的“人民作主”；而从伟大领袖到八亿人民都一致认定“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没有财产的穷人造反”。

这里必须指出，反对意见基本集中在这个“中文是模糊文字”的推论上。其实我已经在《小议》中预为反驳过了，这里再重复一遍。

第一，“以字造词”对初学者确有“举一反三”的“经济效益”，我对此毫无异议。

第二，西文的现代科技词汇是用拉丁、希腊的词根、前后缀造出来的，这一事实我也完全同意。但我觉得应该看到这儿的两个重大差别：首先，西文的构词元件不是文字的最小单位，本身不是词，其实是一种类似中文偏旁部首那样不能独立存在的东西，不可以跑到句子里去“乱交”。其次，新词造好后就是不可拆卸的整体，而且不能简缩为原来的“词母”。相比之下，中文造词无比灵活，根本就没有这两条限制。例如，“争”、“夺”、“权”、“利”这四个“字”，本身其实就是四个“词”，然而它又能组成“争权夺利”和“争夺权利”这两个词（组），前者的意思跟后者完全不同。前者的“权”指的是“权力”，“利”指的是“利益”，与后者的“权利”的意思风马牛不相及。

黄叶先生以“butterfly”等词为例，说明西方也有类似中文“以字造词”的“以词造词”。我觉得，这类词其实并不真的是用“butter”和“fly”造出来的，跟中文的双音节词的形成机制根本不一样。不过，西文中确有“以词造词”，“database”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我觉得这种作法并未象中文的以字造词引起混乱。限于篇幅，我准备在另文中较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我完全同意西语也一词多义。然而人家词汇丰富，总能找到相应的词来精确区分概念。中文中沾“权”的那一堆词就不用说了。就说“possible”和“probable”；“problem”、“question”、“issue”和“matter”；“crime”和“sin”；“doubt”和“suspect”；“prediction”和“prophecy”；“worship”和“cult”这些不同的概念，我们能用相应的中文名词把它们区分开么？

除了以上三个缺点，中文的另一个毛病是语法没有性、数、格和明确的时态，句法混乱。看过康德、叔本华、尼采的书就知道，咱们的文字，实在是没有资格作为那种深邃、复杂、精密的思想的载体。光是那原始的句法和模糊的文字定义的误导作用，就可以让人汗流浃背之余还云山雾罩。文革中自学，看数理书从来就没有看哲学书那么痛苦。后来出了国，随便翻了下康德的英文译著，只觉得轻松多了，光是那句型就省去了无数的无用功。就连在我的本行中，也是翻译书看起来比原著吃力。所以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归咎于翻译家就可以解释的。

这里要指出，语法不严密的毛病倒不是由表意文字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可以靠人为修补来解决。因此我主张对中文乃至汉语进行大规模的改造，造出一种“人造”的文字和语言来。这里所谓“人造”，指的是象创立世界语那样由知识分子人为造词、造句、造语法，而不是长期地由人民自然地形成。黄叶先生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第一，该主张有“精英主义”之嫌；第二，从数学上看，规则越简单越好，所以语言也该如此。关于第一点，我不明白一个学术问题怎么会跟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关于第二点，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规则比数学规则更严密、更完备。如果他说的是建立一个理论时引入的假设越简单、越少就越好，那我倒是完全同意的。

另一方面，某些赞成我的观点的人似乎又走得太远。他们似乎把中国人在智力活动上落后于西方这个事实全都归结到表意文字上去，没有看到文字语言其实并不是一切思维的载体。不用说模糊文字毫不妨碍我们进行形象思维，而且它也不会影响所有的抽象思维活动。例如数学思维使用的主要是数学语言，跟文字没有多少关系。物理思维涉及的则主要是数学语言和物理概念，而理解后者靠的不是阅读文字定义，而是相关的公式和大量的练习。至于推导公式、求证定理时更是与文字语言无关，那时遵循的是一系列严格的数学规则。因此，文字模糊并不影响我们学习和研究数理化，中国中学生代表在世界数学奥林匹克上年年夺魁，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受模糊文字影响的“重灾区”是那些有赖于精确文字表述的学科，最典型的就是哲学。如果咱们不改进语言文字，未来中国可能出大物理学家和大数学家，要出大思想家恐怕难矣乎哉。

此外，他们主要的误区，我觉得是没有看到传统的强大作用。其实模糊思维和模糊文字同为咱们的传统，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时至今日，咱们还深受这模糊思维传统的毒害而不自觉。比起模糊语言来，这传统的流毒为害更烈。

有趣的是，有的论者还将表意文字和大脑发育联系起来，认为因为表意文字偏重于意符的形象输入而不是声音输入，所以国人的大脑发育便有利于形象思维而不利于抽象思维。据说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善于抽象思维的生理原因。对这种说道，我觉得实在难以同意。

在我看来，持该论的论者们首先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表意文字对大脑发育的影响到底是对个体的，还是对种系的？如所周知，拉马克“用进废退”的“获得性遗传”说早已被推翻。锻炼可以使一个人肌肉发达起来，然而这个后天获得的优点并不能进入基因，传到下一代去，让他的子孙不用锻炼也能长出一身好膘。所以，如果表意文字对大脑发育真有影响，那么它的影响也只能是后天的，并不会进入基因，使国人的子子孙孙负责抽象思维的脑区不可救药地萎缩。如果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我觉得必须首先澄清这个问题。哪怕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来看也有这个必要──我们的探索应该着眼于寻找造成本民族落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地想出办法来解决，却决不能在最终去“证明”中国人是一种劣等种族，否则这样的研究就完全是自杀性质的。

也许，在有关中国传统的所有问题中，要数语言文字这个问题最敏感。不管政治观点如何，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母语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因为如此，讨论这个问题之难，在于论者难于作到冷静客观。令人欣慰的是，迄今为止，参加讨论的人们大体上都表现得心平气和，但愿这种局面能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