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室外儿童游乐场:李杨：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的再认识

　　内容提要：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为何接受有损国家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对此，本文认为传统定论“蒋介石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的说法过于简单化，有过度意识形态化之嫌疑，更重要的它还遮蔽了历史的另一面。本文以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史料为依据，详细考察了蒋介石对待雅尔塔协定的思想言行、立场，以及蒋采取了什么相应对策，以重新认识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之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1945年，国民政府的外交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秘密商议的雅尔塔协定，二是8月14日中苏两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者是以条约形式，将前者确认的苏联权益合法化。所谓苏联权益，即是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的一系列特权，以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满足苏联出兵日本的条件。

　　抗战胜利前后，作为战胜国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将自己部分主权出让给另一战胜国，仿佛重演一大战后同是战胜国的中国面临《巴黎和约》的窘况，反映了所谓世界四强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地位方面仍处于“半周边”的尴尬处境。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理由接受未经国民政府同意的、由美苏私相授受的密约。这段历史，也是民国外交史上颇具争议的领域之一。

　　蒋介石为何愿意接受雅尔塔协定内容，并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以条款形式确定下来？关于这个问题，一般史书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苏联和美国逼迫下的无奈选择，二、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1]

　　前者是当时国际背景下“大国外交”的结果，后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作为一般说法，这两个理由也不无道理，但作为史论，则未免流于简单化，尤其后者，有过度意识形态化之嫌疑，更重要的它还遮蔽了历史的另一面。

　　如果说是蒋介石“以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为交换条件”的话，那么，有几个因素我们不能不察：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的最初态度如何？蒋介石最看重的是斯大林这一许诺，还是其他问题？在中苏问题交涉上，蒋介石的立场以及他采取了什么相应对策？

　　世人看重结果，惟达至结果的过程，更值得史家探究，毕竟史实比定论更重要。本文尽可能避开宏大叙事，着重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以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史料为依据，考察蒋介石对待雅尔塔协定的思想言行。笔者认为，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也许更能说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在对以上问题作答的同时，本文也试图对蒋介石的应对策略作一延伸性探讨。

　　本文如有不妥与疏漏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二、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的最初反应

　　说蒋介石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蒋介石以此条件出让国家主权，是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2]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他所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3]

　　二、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政权而放弃意识形态的同道者延安共产党，即是以意识形态的“红利”作为交易筹码。

　　何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体现了国家性质，亦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非最重要部分。按照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的排序，美国国家利益为四大类：一是国土防御、二是经济繁荣、三是世界秩序、四是价值观念。[4]意识形态属价值观念。除了第三条，这一排序也大致适合其他现代国家。

　　雅尔塔协定中关涉中国利益的内容是什么？即苏联出兵的价码指什么？

　　雅尔塔会议也称美、苏、英三国首脑峰会，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这是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利益分配问题的秘密会议，会议中关涉中国利益部分，实质就是苏联提出的出兵条件。此时，盟军在东西战场展开最后的总攻击。

　　对于斯大林来说，苏联对宿敌日本出兵是迟早之事，“日本是俄国历史上的敌人，俄国必须最终击败它”。这是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以及在访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的由衷之言。[5]早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明确答应击败希特勒后，苏联立即加入盟军对日作战，这也是美、英、中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期望，但斯大林对参战条件语焉不详。直到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斯大林胜券在握。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拥有十足筹码的斯大林终于抓住时机适时地轧上一脚，亮出对日作战底牌。美国约翰·托兰评论说：“俄国人受贿去做一件他们本来非常想做的事情。”[6]

　　由于中方代表没有参加会议，对苏联心存戒心的蒋介石预料斯大林在出兵条件上会大开狮子口，从而对中国造成不利。参与分析各路情报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陶希圣根据以往经验，认为“苏俄参战，必将勒索重大条件。这种条件必将以我们中国的土地和利权为牺牲品”。[7]这正是蒋介石所担心的。

　　蒋的担心并非无道理。早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的1944年10月，顾维钧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获得即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的部分内容是苏军参战涉及“旅顺不冻港”。警觉的蒋介石立即要求顾维钧尽快查明苏俄提及旅顺“用意何在”？

　　蒋介石密切关注雅尔塔会议进程，会议次日（2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无不担心地写道：“今日见罗、邱、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以牺牲我乎？”[8]蒋介石预感不妙，但对罗斯福仍抱有一贯的信任和期待。蒋在2月12日日记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9]

　　蒋认为罗斯福不会对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坐视不理。蒋介石在2月第二周的“反省录”中再次流露这一心态：“惟此会对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10]随后对罗斯福信任逐渐下降，2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美英俄三国领袖黑海会议宣言发表后，世界未来之局势仍陷入于此次大战前即第一次大战后至历史称霸与竞争之覆辙。呜呼，未知人类何日得有光明与安息。

　　罗邱史三头会议之结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祸因。美罗犹借此作其外交胜利之宣传，抑何可笑。[11]

　　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得知雅尔塔会议真相后，对罗斯福评价一落千丈，“其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或者随之消灭乎？惟天佑之”。[12]

　　事实是，野心勃勃的斯大林于1944年10月透露出他的远东战略概念，是包括中国东北、华北，甚至向中国南部推进，[13]但遭美国反对。对于罗斯福来说，雅尔塔会议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就是要对因苏联参战带来的远东问题以及苏对华扩张加以限定。斯大林提出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将中国东北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尤其提出中国割让旅顺，遭罗斯福反对。罗的立场是“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有关中国的协议需征求蒋介石的同意。

　　按陶希圣分析，罗斯福无意加害中华民国与蒋委员长，但中国不在场的情形下，三方作的有关苏俄参战条件的秘密交易，则是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如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所诘问：“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联合国宣言等）？”[14]无论如何，罗斯福的这一行为，违反开罗议协中的“在就任何有关亚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中国和美国应彼此进行磋商”条文。[15]蒋介石事后对罗的反应强烈，认为罗斯福对俄姑息，不顾道义并违反国际法。时罗斯福病逝，蒋介石临时取消赴美参加罗斯福葬礼计划。黄仁宇就此评论道：“美国人责备他不知感激，我们也可以在这情景中想见及知。”[16]

　　《英美苏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只字未提远东问题，这更引起蒋介石的疑惑。事因罗斯福提出，中国人不善保密，和中国人商谈后的24小时内，全世界都会获悉此事。斯大林更是要求无必要和中国商谈。雅尔塔密约被视为高度机密文件，中国无法得知苏方开出什么条件。雅尔塔会议结束后，2月19日，蒋介石郑重托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帮忙，蒋在托其带给罗斯福的信上写道：“此次克里米亚会议之成就，皆由阁下伟大明智之精神所感召，殊为钦佩。会议中涉及东方问题之决定，甚愿获知其详。余甚望赫尔利将军能从速返华，以期提早达成其任务。”[17]26日，蒋介石吩咐蒋经国向苏联驻华代办斯克沃尔佐夫打探，还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外交部长）、顾维钧（驻英大使）、傅秉常（驻苏大使）以及魏道明（驻美大使）广为收集消息，尽快搞清会谈结果。

　　令人担心的“好像签有密约”情报迅速从英、苏传来。顾维钧、傅秉常分别传回密电，我们从蒋介石2月21日的日记得知部分电文内容：

　　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史谈话大意，俄史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18]

　　战后收复东三省是蒋介石的一大心愿。“九一八事件”东北被日本侵占后，时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在日记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宗之子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19]当时蒋介石曾一度欲率兵北上收复失地，为此留下遗嘱：

　　持此复仞之志，奋吾吞虏之气。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20]

　　为记住国耻，自“九一八事件”的第三天开始，蒋介石每天日记页首都写有“雪耻”二字，直至日本投降后仍不改这一习惯。此时，接到傅秉常来电，蒋介石心情沉重，这天日记末尾留下一句：“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21]

　　蒋介石忧心忡忡，他在3月第二周的“本星期预定工作科目”中感叹道：“近日尤感外交之无公理、无情义，而惟以强权与势力是依。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22]愤然之情跃然纸上。

　　来自美国魏道明的禀报更使蒋介石坐立不安。3月15日，魏道明将罗斯福向他透露的雅尔塔密约详情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天在日记写道：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福）斯（大林）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

　　（一）满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

　　（二）斯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斯福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己，‘耶尔达’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23]

　　蒋的“抗战之理想”是恢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蒋介石引以为荣的《开罗宣言》曾明确宣布，东北三省、台湾、澎湖列岛都是中国的领土，战后理当归还中国。之于旅顺、大连是否可以租用给外国作为军事基地，当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否则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胜利前夕，蒋介石的“抗战之理想”犹如水中花。至于罗斯福为何违反与斯大林的保密协定将消息告知中方？有种种猜测，有说罗意在试探中国的反应，无论如何，蒋介石等已觉察事态的复杂与艰危，“内容虽简，而可贵”，[24]中方至少可事先酝酿应对之策。

　　魏道明的报告证实了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方曾就远东问题进行过商讨和达成协定。蒋介石获知罗斯福透露信息的两天后，即与吴鼎昌、熊式辉、王世杰等商议对策。熊式辉认为，应该让美国了解旅顺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既然不能自保，不如提议辟作国际军用，避免苏俄独占，而且苏联即使取得旅顺也不能满足其欲望。被视为蒋介石战时外交事务幕僚的王世杰感叹道： “苏联迄今尚未对日作战，竟先提出如此要求，彼参战及其态度将益不可测矣。”王建议：“我政府应坚持领土完整、主权完整之两原则，不可轻于让步。”[25]我们在下文将看到，法学家王世杰的意见显然更合蒋的心思。

　　纵观蒋介石这段时期的日记，凡是涉及雅尔塔会议内容的记录，几乎每段文字末尾语气，都是相当沉重甚至痛愤，如“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从中我们看到，蒋介石最初对雅尔塔协定内容的获知，其态度是震惊和痛愤的。

　　三、蒋介石最关切东三省主权问题

　　苏联很快有所行动。4月3日，苏联突然更换驻华大使，蒋介石警惕苏对华政策有变：“俄国发表彼得罗夫为其驻华大使之任命，此为其对华突变之行动，用意何在？……岂其对华政策已转变乎？”[26]彼得洛夫的到任，显然是为下一步的中苏交涉作准备。

　　在即将到来的中苏交涉中，蒋介石最关切东三省主权问题。面对咄咄逼人的斯大林，蒋甚至做了最坏的假设。4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界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中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恢复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而为外物胁诱，不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可也。[27]

　　蒋介石与毛泽东一样，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邹谠（Tang tson）甚至说蒋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28]费正清甚至将蒋介石形容为：“苦心孤诣致力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人。[29]蒋以孙中山信徒自居，在蒋介石看来，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大目标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提高国际地位。[30]蒋介石上台伊始即推行的“革命外交”，其目标就是废除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成就国土完整和民族独立。[31]1928年7月7日，北伐甫一完成，蒋介石即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治外法权，缔结新条约。[32]蒋介石从没有放弃重建强大中国的信心，是一位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者。[33]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成为统一中国的象征。战争期间，蒋介石对外交事务的重视和迫切，远超过一般人之想象。他当年就对曾任外长的王宠惠、郭泰祺以及驻美大使胡适屡有不满，认为他们“对其使命与任务成败，毫不在意”，“毫无志气，更无国家观念”。[34]

　　早在1941年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中，斯大林承诺尊重日本在东北占领的领土完整，日本则报以承认苏在蒙古的利益。蒋介石对此已忿忿不满，如今听闻“果已卖华乎？”消息后，蒋介石的应激反应是“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不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可也”。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激愤之言，在公开场合，蒋介石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正是“弱国外交，言之可叹”，[35]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取决于其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国民政府还未具备这个条件。

　　这几天，蒋介石可谓悲欣交集。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蒋介石政权，并声称美国不以武器供给中共，“只要仍有强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36]赫尔利之前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就说过，“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表明，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制”。[37]驻华大使赫尔利要竭力辅助蒋介石政权，这也是罗斯福交代的任务。至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到扶蒋反共的转变已完成，蒋介石深感欣慰。延安则宣布，不许美国观察组派员到前方，特别不准到中共根据地。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谴责赫尔与蒋介石狼狈为奸反对共产党，“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38]

　　连日来，国民政府外交成果连连。4月3日，宋子文与加拿大驻华大使互换《中国与加拿大平等条约》并即时生效。4月5日，宋子文与瑞典驻华公使亚勒在重庆签订《中瑞关于取消瑞典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同一天，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中宣部长王世杰发表讲话：“自今而后，苏联与中国及其他联合国家之合作，其任何形式上之障碍，已无存在矣。”[39]只是历史开了这样一个玩笑：盟友苏联竟以出卖他人利益的“密约”方式与中国“合作”，历史就是这样相背离地推进着。

　　汇总了各路消息后，4月6日和7日，蒋介石分别召集两次会议讨论对策，认为俄国必于最近以出兵攻打日军为名而占东北，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我国军事各部如不能彻底觉醒，力图自强，则所有革命基础与希望完全绝灭”。[40]顾维钧认为中国不能同意将港口租借给苏联。[41]王世杰也认为东北领土与主权不可让步。[42]只是苏军出兵势在必然，而美国仍不改口风，加上对密约还没完全摸底，蒋介石等人一时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具体对策，只是提出半年内按计划整顿军队。重庆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缓解困境。

　　4月7日，宋子文赴美参加旧金山会议，蒋介石要求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把旅顺或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43]蒋介石将解决东北问题寄托于罗斯福身上，吩咐宋子文向罗斯福建议，在旧金山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以解决“中国与亚洲的未来”问题。未料12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宋子文甚至还来不及向他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试图通过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的设想也就此搁置。罗斯福逝世后，宋子文等转而作参与雅尔塔会议的美国海军上将李海和罗斯福特别顾问霍普金斯的工作。

　　4月13日和14日，顾维钧和宋子文电告他们分别与李海及霍普金斯会谈的情报。顾维钧报告中说，李海表示苏俄“希望不奢，谨欲租界不冻港旅顺及商港大连与使用通达二港之铁路”。顾维钧表示，五十年来远东地区的国际纠纷，均起源于俄国租界旅大，现在如果再次重蹈覆辙，难免引发他国对中国其他地方的野心。[44]宋子文传达了蒋介石最为关心的东北主权问题：霍普金斯说斯大林在会上从未对东三省有任何要求，仅对旅顺和中东路恢复权益两点盼与中方商定办法，外传苏联欲得东三省，实无其事。[45]宋子文根据魏道明的情报，向霍普金斯表明了中方立场，中国决不会将自己领土租给外国。

　　也许，有人说，蒋介石之所以态度强硬，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斯大林的交易“红利”。实际上，迟至4月24日，蒋介石已清楚地获悉斯大林的这一用意。这一天，赫尔利返美述职回渝后，拜见蒋介石时，明确带来斯大林主动提出的“支持蒋而非毛泽东”的承诺。据目前史料看，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软化原有立场，随着雅尔塔协定内容的明朗化，蒋介石最重视的仍是东三省主权尤其旅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