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设备厂那里多: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系列讲座 文化艺术新秩序(赵树林 讲稿一）

赵树林：文化艺术新秩序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系列讲座

文化艺术新秩序，顾名思义，实际上就是讲传统文化艺术秩序的一个解构与新秩序的建构。随着中国对GDP越来越关注，也逐渐开始了对GNP的关注。改革开放30多年，最重要的是我们经历了中国经济改革，那么中国的文化改革乃至政治改革也是渐进的开始。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中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要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这一规划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文化渐进式的改革，标志着从经济改革到渐进的政治基础的改革。

近百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人和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密切，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是一个政治制度或者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集中体现。

挑战旧秩序的新秩序

在人类创造文化艺术的过程中，习惯和语言使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被定位为观念化的秩序。所谓观念，是对固有的观念和语言的一种挑战，或者从哲学上面说是一种逻辑的悖论，否定之否定。当代艺术或者后现代哲学是对过去中心观念的挑战，某种意义上说，当下文化的形态经历了从地下到地上，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反秩序确立的过程是秩序由自身的确认到解体自身的过程，秩序借此由手段上升为目的意味着秩序自身的审美内涵的自觉。

作为亲身经历者，我感触很多。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没有艺术中心，估计全国加起来也没有几家画廊，当时做展览，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反观海外，当时的机制就已经非常成熟，这就造成了在交流上的不对等，我们拿着西方的艺术品资料到大学里做传播，而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到西方去做展览，这种不对等的交流主要还是考虑到他们更多地关注中国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也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状态。西方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艺术，也看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多呈现的是社会黑暗或是制度上、规则上的不健全，抑或是在他们看来有悖人性或政治逻辑的作品。在同西方人交往的过程中，我的感受也特别深，一方面是带着使命，作为中国人来推广中国的当代艺术，另一方面可以说包袱沉重，因为当时体制不允许个人推广当代艺术。双重的压力或者使命感，跟今天这种环境是不一样的。

2001年在意大利工商总会，我做过一个演讲，是关于中国制造的。当时一些记者问了很多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艺术家生存的压力和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一些局部问题的放大，对所谓的艺术追求的方向性、目的性，或者物质至上主义、文化主体感的缺失、集体无意识等等问题兴趣使然。我的回答是中国既能制造价廉物美的商品，也能制造具有充分的思想性、深度的，能在传承了传统的同时，又发挥了中国当下创造性的中国制造的精神产品。作为精神产品，今天面对西方观者或者评论家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承受西方普世文化的价值观念，如何吸收西方美学的精髓，如何借鉴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并在更多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有当下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

2001年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舒可文女士对我进行了采访，并拟了一个题目，叫《对艺术的痴心妄想》，我觉得定位很准确，因为它代表了不仅仅是我的心声，还代表了一批所谓边缘艺术家的心声，因为大家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客体或者主体的变化，作为一个集体到一个个体觉醒的变化。2001年，我举办了一个题为《躲在美丽打搅背后的圈地运动》的影像带，我想说明的是今天我们的高科技开发区是圈地运动，所谓的经济开发区也是圈地运动，今天的房地产开发一定是圈地运动，那么文化如果能上升到圈地运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首先我们经历了工业革命，其次我们也经历了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包括三网合一技术，甚至前端性的技术中国都在探索。这是一个比较混杂的时期，它呈现的是作为艺术家对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思考和关注。因此，如果能上升到文化圈地，也不妨是一个可探索的地方。

我们不仅仅是用物质，或者是指令性的计划来使中国文化艺术体系发生变化，还要有一个从个体开始的觉醒，然后逐渐对机构的认同。因为传统的文化艺术秩序过分的强调整体性，这是文化艺术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无可厚非，但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跟全球的连接越来越紧密，这个时候，作为一种个体对生命的、对人性本质探讨的作品的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集体，也不仅仅是国家意志，更多是一种生命的个体思考。

现在我们谈西方后现代哲学，更多的是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批判，这种形式的批判对中国当代艺术影响很大。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对正统现代主义的修正，着重与元素自身价值的肯定，那么，解构主义是对两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人是语言的存在”，人们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语言。古典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一直代表着稳定性，而解构主义文化艺术师从内视乱形象。解构主义文化艺术强调变化、推理与随机的统一，对现有的规划约定进行颠倒和反转，它除了解除对象的隶属关系之外，还要建立新的体制，所以它不是虚无的破坏，也不是片面的重组过程，而是具有解体与建构的双重意义。在整个交互过程中，解构的是传统形态，建构的是新的未来。

当下的东西方文化艺术有一种共性，实质上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现在越来越追求大，政府、工业、教育、艺术都趋向于巨型、大型的联合体。艺术的思考是个性化的，所以，它没有办法用大工业的方式普及，进而引发了我们进行一种非常重要的思考，即如何探讨人作为艺术家个体，他们的共性，在未来的文化产业中，如何去量化他们。我有幸参加了“798”的建设，在建设初期，当时只有两家画廊，一个是隋建国的工作室，另一个是东京画廊。如今，大部分具有原创性的、扶持艺术家创作的、对艺术形态有思考的画廊已经不存在了，转而变成了商业画廊。商业画廊目前生存堪虞，因为房租涨了，艺术家赖以生存的低物价或者低租金的环境没有了，同时，作为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心，扶植资金又没有落到艺术家个体身上，也没有落到具体的艺术工作室或者画廊身上。

与发达国家成熟的艺术市场不同，对文化艺术的赞助，在中国是基本没有的，我做了很多展览，接触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投资人，大家共同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能给我什么？我说我们只能给大家精神上的东西。“798”到目前为止，作为管委会，拿到了多少资金支撑？多少又落到艺术家身上？这是一个问号。宋庄艺术促进会拿了很多国家创意产业资金，在随后的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看到了，但是真正的艺术家是一个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去年生存在宋庄的，今年不一定在宋庄，原因在哪？高房租，艺术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作为精神产品的制造者，这些人很可贵，舍家撇业，放弃了固定的工作，放弃了可以成为大学老师或者有固定工作的社会角色，他们选择了承受经济压力、承受社会对他们的不理解。90年代，我们称住在圆明园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为流浪艺术家、盲流艺术家，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才产生了一批让西方震惊的中国当代艺术。

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创造的艺术能直指人心，而不是仅仅在我们的画院体系或者是所谓的文化体系下复制老祖宗的东西，变换老祖宗的元素，进而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如果只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位置上，这很可悲，何谈创造性，何谈创新性，何谈跟西方对话。

因地制宜的文化发展战略

2005年，我在美国硅谷开了一个关于当代艺术趋势的学术报告会，同时，还办了一个电子艺术节，与会的有电子行业的精英、教育家、科学家、做技术工作的工程师和做资本运营的华尔街的银行家，大家共同探讨在金融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艺术的融合。未来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是艺术的合作体。

在展会上，我有幸同智利、比利时、印度的策展人分配在一个小组，我发觉彼此之间的文化冲突相当大，印度的策展人，虽然不存在技术和资金的瓶颈，但是他们也同样背负着几千年文化的沉重负担。要知道，印度是一个发展不均衡、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可以倾其国力建设自己的实验电影基地，并作为一个工业来扶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我们先走了一步。当然，这也有他们没有承载那么多意识形态的重担，没有承载那么多作为文化工具的作用的原因在里头。

而比利时的策展人非常重视文化的游离状态，原因在于他有自豪感，但是又找不到自己文化的祖宗。美国的强势文化已经在上个世纪成为了全球文化的中心，取代了传统的欧洲审美，挑战了传统欧洲所谓的文化制度，它用它的方式建立了冷战的文化格局，作为文化的发展战略，在同苏联的文化冷战中，柏林墙倒了，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一个阶段胜利了。作为意识形态，它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提醒是不要仅仅重视文化的经济效益，还要记住，它还是政党最重要的文化工具。美国通过马歇尔援欧计划中的大概两亿元，推广美国文化，它实质上挑战的是以欧洲，尤其是法国为中心的传统的艺术形式。所以，比利时的策展人始终觉得自己处于中间状态，觉得自己处于世界文化的中心，但中心从来没有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上。

而智利的策展人生活工作在英国伦敦，拿的是英国和智利的双重身份，他一方面可以谈自己国家过去在军政府的黑暗时期对艺术的迫害，另一方面又可以谈西方资本主义的支撑。

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他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一致的。所以，建立文化新秩序，多年来，我始终认为首先要确认我们的位置。同样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按照政府的规划，来完成自身的市场化转型。它不是利用行政命令所能简单达成的，而是依靠自发的商业机制运行。在同国外媒体集团的合作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命令与自发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新的、未来的形态中，我们更多应该尊重的是自然规律和资本主义的规律，因为逐利是资本的天性，那么作为文化的载体，它也有它精神层面的东西，又不能过度的关注，怎么去有机的结合？一定要建立产业链。那么，如何聚集广泛的人才和资本建立几个重要的产业基地呢？我认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是很重要的，可以先期建立两到三个国家级的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比如在山西，要根据山西的文化属性，制定适合山西文化发展的战略，在河南，就可以根据多朝古都的特点，设计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而不是千篇一律，照葫芦画瓢。

大有大的文化发展战略，小有小的文化发展战略。县域一级由于缺乏大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要素，比如智力、物力，所以不应过多的去追求大产业发展，反而可以利用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元素，挖掘县域的文化发展潜力，比如把皮影、剪纸、陶瓷变成自己的文化属性，也能带来丰厚的回报。不要小看这些富有乡土气息的东西，中国的茶叶为国家挣回了那么多钱，盖了那么多房子，养活了那么多人，我们的土变成了瓷器，拉动了多少中国的GDP啊！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焕发出农民的智慧。我们有九亿农民面临城镇化建设，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民建设，我们做的试点在左右艺术区，何各庄乡的农民住进楼房，把原来的小平房让出来给艺术家做工作室，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试验。但是如果每一个县都想做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区，就太盲目了。

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传统的地方，也可以从基层文化的角度入手，来繁荣当地的文化建设，比如现在很多农村的农民都外出打工挣钱，造成农村有很多留守的家属，地方可以建一些文化活动站提供给留守家属，既沟通情感，又能产生对文化和教育的认同，还能找到一个共同心灵的家园。

对于省市一级的文化产业建设，凭借各方面充足的资源，需要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打造区域优势，建立国家级的示范产业园区。示范产业园区的建立背后需要一个国家级产业基金的支持，这一基金必须要由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管理，而不是我们的官员。它可以由某一部委牵头，但是一定要由专业的、有资质的、有管理能力的、有真正投资管理实例的国际团队来做，从而保证基金的合理投向。为什么不能有国家的有关部门来主导？首先是不专业，其次是不职业，再其次是容易滋生腐败，最后是容易产生不良资产。专业单位要做专业的事，作为行政单位，它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从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税收制度、人才培养等方面对产业示范园区进行配套服务。

再向上到中央级别，我们能用行政命令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比方说国家投入一笔资金，让农业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大力建设乡村文化，让工信部的科技人才扶持艺术家，为他们提供科学的工具，现在西方的艺术家已经开始用转基因技术做作品，因此这些都是可行的。

还原到对文化的认同的时候，我发现有缺失，各方都是各占其位，作为企业，联通也好，移动也好，电信也好，作为传媒，中央电视台也好，它们都是国家赋予特定权力的工具，至于它们提供的内容，需要有具有国际化视角和经验的提供商才能运作成功，找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来，试问怎么能够成功，怎么能用理论的东西来做实践呢？那一定是错误的。

文化新秩序是全方位的革命，就连思路上面都要革命。可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有些有西方经历背景的人，回到中国的时候，他比中国人还中国化，对于这种人，我有这样几个判断：第一，他没有进入过西方主流社会，只是在西方主流社会边缘晃悠，即使是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学位，但是他没有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第二，他对民主自由和所谓的共同信仰了解，基本上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这是最致命的。也就是说，回到国内的时候，他担心再失去，所以说他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同样的，作为西方的大艺术机构要想进入中国，也面临着如何结合中国本土特色的问题。比如古根海姆目美术馆和蓬皮杜艺术中心想来中国建设分馆，在操作的过程中，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提醒他们中国不是法国，更不是美利坚合众国，中国的政体，无论过去、现代、未来，都有中国自己这片土地的特殊属性，不能简单的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划分。这些大型的知名艺术机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要一味地认为自己的到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更多地还是需要站在中方的角度来思考。这些艺术机构每年维持运营的费用就是上亿美金，中国一共投在美术馆行业的钱才只有多少啊？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否定旧秩序，实际上是在旧秩序的基础上，渐进的做新秩序的对接，解构和建构同时进行，不仅仅是解构，还要建构共同的乌托邦，共同的思想阵地。

电影是一个大工业，詹姆斯·卡梅隆拍摄的电影《阿凡达》，它的票房和衍生品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詹姆斯·卡梅隆十年做一件事，但是这一件事，要比我们做一百件事的功效更大，传播力更强。我们真的要思考，现在缺乏的是坐下来的、真正投入的人，不缺乏浮躁的人，也不缺乏概念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全国的传媒组一块，成为一个超大传媒集团，但是突然会发现市场在哪里？管理在哪里？战略方向在哪里？西方想进入中国文化市场不太容易，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知道迂回了，中国的拍卖行都是跟西方做勾兑。出口和消费都摆在那里，来了水，去修坝挡，今天能挡住，明天还能挡住吗？不如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个体制的调整，在区域、规模、介入方式上进行规定，保护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我们能不能也做出一个动漫产业同韩国竞争？现在看来很难，因为人家是倾国力扶持电影和新媒体产业。所以我们应该建立几个国家级的示范园区。

中国的画廊建设也很有意思，大部分画廊都是西方的供应商，没有自主性，没有自主的学术范围，原因是缺乏资本。我们的美术史、美术理论、批评理论，也都是建立在各个院校基础上的，不够国际化。直白一点说，就是教授对社会现实的认同不够，跟外面的勾兑太少。2000年我在德国的汉诺威大学访问，其中一堂课有15个学生，他们有做版画的，有做动漫的，有做计算机绘画的，还有做插图的或是学理论的，各不相同，而且他们跟老师的交往也很有意思，课上，有的完全可以躺在地上听，课下跟老师合伙搞公司赚钱，把自己课上学的东西，都充分施展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或学校是个平台，学生到这里来进修，老师应该教给他的是方法论和经验，而不是拿那些知识灌输给他。

总而言之，艺术新秩序的建立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新秩序建构过程中的几个兴趣点

在未来新秩序建构过程中，作为我持续关注的几个兴趣点，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第一，文物回流问题。因为一个国家强盛之后，肯定要正本清源，我们有机会、有能力通过法律或者不同的途径来讨回应该属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国家的面子，也是例子工程。

第二，艺术品收藏。盛世谈收藏，中国的传统艺术品现在出来很多问题，包括价值评判问题、真伪问题、艺术交流体系过程中暗箱操作问题、流通体系不通畅问题和地下交易问题，它需要我们下一步通过体系化、制度化建设来解决，值得大家去共同关注。

第三，修园林。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我们能不能恢复一些皇家的园林呢？比如圆明园，那是我们中国建筑艺术的一个综合，在保护古遗址的基础上，通过修复圆明园，把它作为一个教育基地。当然我们更多的可以根据地域特点，做一些永久性、跟自然结合的地质博物馆，例如火山博物馆、地震博物馆、海啸博物馆等等。在城市园林设计上，我们可以将景观的规划同城市未来发展、低碳排放等进行综合考量。我们国家真的需要公园，每个城市都要建公园，通过建设或是恢复像皇家圆林这样的新型主题公园，把文化产业孵化出来。

第四，中国艺术品的证券化。围绕中国艺术品的证券化，主要是艺术品如何量化、如何定价，如何把它分割出来，作为期货交易或者是虚拟货币化的交易。

在新秩序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推一批属于中国本土培养的艺术家——独生一代。依靠过去办展览的经验，我始终在考虑能不能推出一批属于特殊转型期的人的艺术形态。作为独生一代的艺术家，他们的思考、创作和未来的社会形态，肯定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要培养出有自身形态的独生一代，而不是垮掉的一代，不是迷茫的一代，不是盲目听信的一代，而是懂得人性、懂得自我尊重、懂得享受的、懂得去解决问题的一代。独生一代的艺术家大家要高度关注，今后还有没有？不知道，在中国之前历朝历代没有，西方也不存在这样的特殊现象，它是中国用一个政策造成的，因而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有他们的特色。能不能围绕着他们的创作，培育出属于中国本土的大师，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

最后，我希望中国的文化艺术，未来会跟我们的经济一样，走向世界，走向强大，因为中国文化的强盛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