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c循环肿瘤细胞正常值:从江青与开国大典看“南方系”造谣的无耻嘴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15:44:40

历史事实不容某些人任意伪造和篡改!
原平津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骆骥的子女

  1999年9月,武警部队编史办、江苏省公安厅主办的《警方》杂志社等媒体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采访了开国大典时担任天安门广场核心警卫工作的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的我父亲骆骥,发表了相应的文章。在该文中有关于江青的一段史实是这样写的:

两件事

  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警卫突然发现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士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由于这个入口处直通天安门观礼台,而她既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因此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拦住,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
  “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来的这个人是江青,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生活秘书,然而警卫并不认识她,再说即便认识,按照规定,警卫也不能擅自放行。
  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去,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汇报,说有一个女同志在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我急忙赶过去,抬头一看,心里一愣,这不是主席夫人吗?早在十几年前,我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时期就认识她。那时她还是电影演员蓝苹,曾在一次赈灾集会上露过面。当然她并不认识我。我向警卫问明情况后,觉得事情有些麻烦,连忙向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汇报。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四个字:“照章办事!”
  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开国大典的警卫要求第一条就规定,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没有证件一律不准进。罗部长的话很快传到入口处,有尚方宝剑,警卫再也不去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更不让她进去。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
  晚6点半,政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酒会已经开始,周总理准备致辞,陈伯达才急匆匆地赶到饭店。门口的警卫人员照例要验看邀请书后才放行,然而陈伯达却忘记带了。他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方言解释了一通,却把警卫战士听得晕头转向,不知何意。正在僵持之际,我正好走过来,因为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听陈伯达讲过课,知道他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就对警卫战士说:“这是陈老,让他进去吧,我来负责。”就这样,陈伯达成为唯一未带邀请柬而得以参加酒会的人。
  从警卫工作的角度来看当年的这两件事,前一件事我做对了,而后一件事却违反了警卫工作的纪律。


  2010年9月南方某杂志第10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针对1999年江苏《警方》杂志首发该刊记者采访我父亲参加保卫开国大典的回忆文章,并由武警总部军史办的同志采访我父亲后以此文为基础写出的《开国大典内卫秘闻》等文章中一件父亲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加以评论和论证。做为当事人的子女和采访经过的见证人,“有义务将自己所知晓的真实情况告诉广大读者,还历史以真面目”。

  据该文作者考证,“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写道:‘1949年4月初,江青乘上火车离开了北京,离开她的丈夫,离开了新中国。她带着护士和警卫员要去苏联治病,六个月后,毛泽东着一身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检阅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共产党的精英分子精神焕发地从长安街走过。江青这时仍在莫斯科。’”

  特里尔的说法可见《江青全传》一书第156页。特里尔的《江青全传》是由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此书的第3页,河北省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说明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这部传记出自一个西方学者之手,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书中的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有些史实也有诸多不确之处。”

  在《江青全传》的第158页里,特里尔写道:“江青回到了北京。11月,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她乘毛泽东的车驶向火车站。她要为一位很重要的客人送行,这位客人就是宋庆龄。这位孙逸仙的遗孀是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现在,她要带着自己的工作人员回上海。江青穿着蓝色的毛料裤子,蓝白条相间的上衣,戴一顶新中国干部常带的便帽。她显得瘦削但是无病。她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了。她登上专列,在铺着绒毯的车厢里与新中国这位党外地位最高的女性交谈。”

  特里尔先生不愧是个大作家,他的描写就是详尽生动,所有的场景就好象他本人在现场一样,甚至连江青的穿着和精神像貌以及车厢里的铺设都描写的那样清晰,还有谁敢怀疑他描述的真实性?!可看过开国大典影视资料的人们都发现,开国大典时毛主席并未象特里尔先生所说的那样“着一身军装”,而是穿着由北京最著名的裁缝王子清为毛主席量身订做的一套黄呢子布料中山装。

  宋庆龄1949年8月28日从上海抵达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活动,毛主席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不要说当天带着部队去车站执行警卫任务的父亲知道,也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件。但她到底是什么时间离开北京返回上海,就鲜有人知了。按特里尔的讲述,江青是在11月回到北京后去火车站去为宋庆龄送行的,也就是说,宋庆龄应该是11月才离开北京的。可多年后的2005年1月《南京日报》所载的一篇题为《中山陵首次发现宋庆龄谒陵照片 尚不知何人所拍》的文章和照片却与特里尔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的这本书中所述史实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并让以此书为据的人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南京日报》的文章说:“记者在陵园管理局看到,这是一张宋庆龄在中山先生墓室中的单人照。照片中,宋庆龄梳着发髻,一袭深色旗袍,手捧大束鲜花,肃穆地站在圆形的汉白玉栏杆前,双眼凝望中山先生的棺椁。也许是为了不打扰她凭吊,摄影师从后侧面拍下了这张照片,因此无法看清宋庆龄此时此刻的表情。
 
   ‘我们寻找了几十年,’孙中山纪念馆馆长韩建国说,‘这是我们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张宋庆龄谒陵的照片。’记者了解到,自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归葬中山陵后,宋庆龄经常前来谒陵,但是由于她十分低调,并都以私人身份前来,所以几乎没有留下照片。因此这张照片弥足珍贵。这张照片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拍摄的呢?原来,1949年10月1日,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欣然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赴北京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等到一切活动结束返回上海时,已经是10月15日深夜了。心情激动的宋庆龄不顾鞍马劳顿,立刻于次日赶到南京中山陵谒陵。

  无法理解的是,特里尔言之凿凿、反复说明11月才回到北京的江青,是如何去车站“代表毛主席”为已于10月15日深夜就抵达上海,10月16日又从上海返回南京为孙中山先生谒陵的宋庆龄送行的。这更证实了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特里尔《江青全传》一书时的评价:此书所写的“有些史实也有诸多不确之处”。同时也验证了中国一句古语:鸡毛真的是不能拿来当令箭的!

  江苏省公安厅主办的《警方》杂志社在1999年第9期登载的公安部萧寒的文章《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文中说:“1949年9月28日上午9时,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在军委公安部会议厅召开会议……批准了北京纠察总队提出的阅兵警卫工作计划。……会议研究决定:开国大典的警卫任务由公安中央纵队、北平纠察总队、北平公安总队共同负担:北平纠察总队负责天安门阅兵和群众大会;三个招待所(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华安饭店)及中南海的外部警卫工作。公安中央纵队承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任务;北平公安总队负责城外的警卫工作。公安中央纵队、北平纠察总队、北平公安总队都是担负安全保卫和警卫任务的武装力量。北平和平解放时,组建于1948年12月的华北军区平津纠察总队即进驻北平,承担北平的纠察、卫戍任务。党中央迁入北平后,……1949年6月15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安总队成立。8月31日,中国人民公安纵队成立。”以上三支部队在开国大典时均隶属于由罗瑞卿部长任总指挥的保卫开国大典总指挥部,均只对保卫开国大典总指挥部负责。

  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名头很大的人物的话说,“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我是从头到尾亲自参加了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哨兵拦住江青不叫她上天安门城楼。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合乎情理嘛!”以此来证明“江青事件”是不可能存在的。可惜作者却忘记了此人在他的回忆录《红色警卫》中是这样写道:1949年“我也被任命为副连长,……就驻扎在玉泉路,作为随时可以调动的预备部队。……我所在的X营的防区是从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的防务巡逻。……开国大典那天,”我们“始终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执行紧急任务,但白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做为一个建国后才出生的我,不知道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核心地区执行警卫任务的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的父亲为什么没有违规地向在“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执行防务巡逻,并在1949年10月1日整天都在营房里待命执行紧急任务的友邻部队的这位副连长“汇报”;也因为父亲所在的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全体干部战士出色圆满地完成了“保卫开国大典总指挥部”交付给他们的任务,没有发生任何能让这位大人物所在的部队“执行紧急任务”的“异常情况”。致使这位副连长没能在开国大典的当天到达天安门广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哨兵拦住江青不叫她上天安门城楼”之事,并得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合乎情理嘛!”这样的结论来。

  上一点年纪的人都应该知道,五、六十年代的小学课本里曾有这样一篇课文《列宁与卫兵》,讲的是十月革命后的一天,列宁要进克里姆林宫,由于没有带证件,被卫兵拦下,列宁不但没有批评,反而表扬了那位卫兵的故事。无独有偶,我们在《东方红,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一书中又一次看到了领袖的风范:1949年3月24日,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开进北京城,“当天傍晚,车队抵达涿县县城,但见城门紧闭,警卫上前通报说是中央机关的车队要进城,请把城门打开。可持枪守门的哨兵一点也不肯通融,说没有领导的命令,谁来也不能开,有位战士甚至强调,就是毛主席来了,没有上级的命令也不能开。毛主席在车里听得一清二楚,不觉莞尔,笑着说:‘不急,咱们先等一等。’……直到中央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县委的领导来了,哨兵才打开城门敬礼放行。毛泽东对守城的哨兵说:‘小同志很严格啊’。”

  原来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合乎情理嘛!”还真的会发生,而且涿县的这位被毛主席称赞为“很严格”的哨兵没有像那位大人物所说的那样,怕什么人“向毛主席告状”,也证明他真的不“是一位很会做人、做事的人,”居然会“做那种蠢事。”

  巧的是,凤凰卫视网最近也播出了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不合情理”的“蠢事”。据铁道部公安局任远处长回忆: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离开北京的时间是绝密的,就连“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也不知道”。那天江青忽然发现毛主席不在家里,问了工作人员后才知道毛主席已经到达车站,准备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江青立即驱车赶往车站,要为毛主席送行。由于没有任何证件,被在车站执行警卫任务的哨兵拦了下来。任处长一看是江青,就走上前去,江青问到:为什么不让我送主席?任处长解释到,任何人没有证件都不能进去。于是任处长就向上级汇报,一直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经毛主席同意才让江青上了火车。毛主席一见江青就很不高兴地问:你为什么来了?赶紧走吧。江青只好下车。因为进出车站都是要有证件的,没有证件是出不了车站的。任处长又亲自把江青送出了车站。这位任处长又不象那位大人物那样“是一位很会做人、做事的人,”也和涿县的那位被毛主席称赞为“很严格”的哨兵一样“做那种蠢事。”

  让我们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江青到底是什么时候从苏联回到北京的呢?

  那篇文章的作者引证了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中的回忆:1949年,“我初到爸爸身边时,正好是江青第一次从苏联回国。这次去苏联除了查病外,还带了李讷去割扁桃腺。回国时,正好是秋天。”作为姐姐的李敏都知道是妹妹李讷割扁桃腺,而在该文作者回忆江青对他的谈话中,做为母亲的江青却连是自己还是女儿割扁桃腺都搞不清楚,这可真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了。对这样明显的漏洞,出版该文的杂志社编者居然还加上这样一个更让人笑掉大牙的注:“此处与李敏回忆不同,但无论是为谁做割除扁桃体手术,江青都不会在国内!”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中,毛主席的卫士李家骥在“晚上8点,观看礼花表演”中说:1949年10月1日“晚上7点20分,毛主席在叶子龙、汪东兴陪同下,离开菊香书屋后门,从中南海东门出去,来到天安门后侧下车,我领着李敏、李讷跟随在后。”文后还有李敏、李讷观看礼花时各种欢快表情的描述,这就充分说明了跟随江青到苏联去做手术的李讷已经和她的母亲一起于开国大典之前回到了北京。不知看了这段回忆的那位编者会不会也加上这样一个注:“此处与XXX回忆不同,但无论是为谁做割除扁桃体手术,女儿已经回到国内,和女儿一起去苏联的母亲江青肯定也在国内!”

  “七大”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随毛泽东到西柏坡,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并长期担任毛主席翻译的师哲在其回忆录《峰与谷——领袖毛泽东》一书中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匆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开国大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城楼”。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红色记忆,领导人后代谈家事》中“毛主席外孙女孔东梅回忆录”中孔东梅说:“1949年9月,江青带着李讷从苏联归来,家里……”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编部副主任,研究员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王光美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讲述。王光美说:“进北京以后,江青和我来往多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晚上,她约我和她一起上天安门,白天我们都没有票,上不了天安门,晚上她打电话来,要我和她一起去,我跟着她……就上去了。还在天安门后面转了转。”

  王光美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江青1949年10月1日当天就在北京,并且明确回答了那篇文章中质询者提出的:江青“怎么会不配带代表证呢?”以及步行想上天安门的江青(也包括晚上与江青一起步行上天安门的王光美)为何没有走持有代表证的“当时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乘车上天安门行走路线的愚蠢问题。要说明的是,就连那篇文章的作者更加详细引用李敏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前几届全国人大或政协会议,江青都不是代表或委员,一直到1964年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里才出现她的名字。”也同样自己出题自己解地说明了江青1949年10月1日是因为没有,而不是不配带代表证。

  其实要想证明那一段历史,只是略一查找就可以找到,原来不光是漏洞百出的美国人特里尔才提到过开国大典时的江青,还有这么多毛主席的秘书、卫士、亲属和王光美的回忆,不但证明了开国大典时江青在国内、在北京,而且还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一样“都没有票,上不了天安门”,更不可能步行去走那条“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乘车上天安门行走路线。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该文作者让人啼笑皆非的那一段回忆:“1972年夏季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的大儿子突然发高烧。我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又急忙赶回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因为我知道此时江青快要起床了。刚赶回去,江青就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时,满头的汗水还未擦干。江青便问道:‘小X,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头上怎么这么多汗水?小心感冒啊。’我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她后,她说:‘你儿子在这个季节发高烧,不是中毒性感冒,就是扁桃体发炎,要不就是热伤风。我告诉你,扁桃体最好不要切除,切除以后,副作用太大。1949年,我去苏联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住了7个月的医院,4月份去的,11月份才回国。以后我还是经常发烧,因为切除了扁桃体就等于撤掉了阻挡病菌的哨兵啊!’”

  原来作者有这么直接的“证据”呀!可奇怪的是,既然如此,你干吗还要到一个错谬百出的美国人特里尔的书里找证据?当名头很大的人物说了那么多连猜测带“推理”的话后,又心虚地说:“那个时候,好像江青到苏联看病去了,不在国内,你可以查一查有关资料”时就直接肯定地对他说:“不需要再查了,我这里就有最直接的证据。”岂不是比什么人的话都有力?可惜的是,稍有头脑的读者都会发现,作者叙述的江青最后这段话怪怪的,似乎像一个不掌握中国汉语语言结构的外国人在说中国话,看了江青这段让人雾遮云山的话,不知道她要说明什么。在这里,暂且不论是谁切除了扁桃体,仅从作者叙述事件的发生过程来看,她要“告诉你”的是“切除扁桃体以及切除手术的后果”这一话题,而恰恰在这段话里画蛇添足地有一段什么时间去的苏联和什么时间回来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在江青身边工作过,不知道江青平时说话是不是也这么颠三倒四地。那么,让我们再看看作者的另一段回忆吧:“文革期间,江青曾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过,‘我(应该指是在苏联时,本文作者注。)经过那次放射治疗以后,把我的内分泌全部破坏了,造成了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很痛苦。’”这一次江青的讲话居然不提她“那次”是什么时间去的苏联,什么时间回到北京,而紧紧围绕着她“那次”经过放射治疗之后的身体状况这个话题。看来江青是懂得如何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所要说的中心意思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是作者为了达到目的而编造出江青关于“切除扁桃体”这段不合历史事实和语言逻辑的话。

  做为亲历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核心地区保卫工作者的后代,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会“有人”放着那么多亲历者和近亲属的回忆文章不去考证,反而根据一个美国人写出来的不实史料和一个不负责任的推论,再加上一段让人不明就理、不合逻辑的谈话,就“那样编写,并公开在报刊上宣传,还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呢?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和学者,绝不能凭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无论事大事小,都要求真、求实、求信”。

  父亲在看了这篇含有污蔑诽谤言词的文章后,动情地对我们子女们说道:“我今年九十五岁,参加革命已经快八十年了,我身边就有太多地好战友、好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中英勇地牺牲了,他们都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用鲜血和生命为之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不仅是战争年代中的幸存者,而且在1949年时作为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中的普通一员,能够得到党、人民政府和全国广大人民的最大信任,亲身经历了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广场的核心保卫工作,亲眼看到毛主席在二十八响隆隆礼炮声中亲手升起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和我的战友们万无一失地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平津卫戍司令部、保卫开国大典总指挥部、平津纠察总队交给我们一大队的任务,这是我投身革命后乃至一生中最光荣、最值得骄傲、最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

  特别是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结束时,我们党和共和国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地对我们纠察一大队打招呼:‘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吕展大队长和我陪同周总理检查纠察一大队保卫开国大典准备工作时,周总理表扬我们:“做事就是要这样认真”。开国大典后,政务院为表彰纠察一大队在保卫开国大典中的出色工作表现,在中南海专门宴请纠察一大队的几位领导,我有幸参加。政务院奖励给纠察一大队的中队以上干部每人一枚第一届政协会章。北平市政府又在北京刚刚解放,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奖励给纠察一大队全体指战员每人半斤猪肉和二斤大米,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党、人民政府以及领袖们对我们纠察一大队出色地完成保卫开国大典工作的最大肯定和赞扬。

  十多年前,我写纪念保卫开国大典的文章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相对于能够亲身参加保卫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言,江青事件只不过是我参加保卫开国大典工作中严格执行警卫工作纪律的一个小插曲。我也仅仅是在记者采访时谈了总结保卫开国大典工作中经验教训时才提到的几个事件之一,根本不存在针对什么人。对于某些人以不实的史料对我进行诋毁、污蔑的行为,我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

  我在本文的最后也将大诗人杜甫的名句送给靠编造历史,诽谤他人来抬高自己,为自己扬名的某些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