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移动总厅营业时间:第十一篇：砥柱中流逐浪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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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部崛起的号角，沉寂已久的武汉，正砥柱中流逐浪高——敢当中部“引擎”，打造武汉经济圈，重振“武汉制造”，勾勒“梦里水乡”，塑造“魅力武汉”……招招式式，都可能成就中国经济棋局的“满盘皆活”。阿基米德曾放言：给我一个近地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给武汉一个支点，或许它能舞起这条“长江巨龙”，乃至托起整个中国。


“二十年前的机会在深圳，十年前的机会在上海，今天的机会在武汉”。
尽管近些年来，武汉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排位中已跌至十名以外，其综合经济实力也在六七位之间徘徊，但许多精明的海内外投资商还是纷纷看好武汉，争相抢滩这座综合区位竞争力最强的未来世界“第二超级城市”（麦金利·康韦：《未来的超级城市》）。
伴随中部崛起的号角，武汉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武汉地处中国“十”字型经济发展轴和交汇处，东西融合、南北承接，均绕不开武汉这个节点。诚如围棋大盘361目，惟“天元”之位独一无二。而武汉正是中国经济大棋局中“天元”般的战略高地，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更有学者形象地把武汉比喻为长江经济带的“腰眼”、中国经济版图的“腰部”。中国经济的振兴，犹如一个人要挺直“腰杆”，假如没有武汉的复苏、中部的崛起，中国的腰杆就挺不直。“挺直中国的腰杆”，这是对“湖广熟，天下足”的21世纪新诠注。
曾经的“两起两落”
近些年，武汉的处境无疑有些尴尬。这个地理面积世界前十、中国第一的大都市，其GDP排在国内第十三位，经济总量已被青岛、大连、宁波和苏州等以前的中等城市赶超。
武汉，这座起码具备中国“第四城”素质的城市，不应该是目前这样一个地位。而把视野投向并不太遥远的过去，九省通衢的武汉已是“两起两落”：
1850—1911年，兼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武汉开始其第一次崛起。
由于当时铁路、公路和航空等交通方式的缺失，武汉是内陆各省惟一的出海口，可谓“九省通衢，得水居中”。《湖广总志》曾记载：地当江汉交汇之区，顺江东下可通皖赣吴越，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自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逆汉水而西经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至宛洛，可谓九省之会也。
近代开始，鉴于外贸格局由粤地转向沪上，长江干线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武汉的区位优势得到加强。经张之洞18年督鄂新政，使清末民初的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武汉喻为“中国本部铁路之中心”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更有观察者艳称其是“东方之芝加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结束。
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更使得武汉进出口贸易陷于停滞，外贸总额由上年的4亿多关两骤降至3亿关两；货币的贬值亦使金融业损失高达1.3亿元以上。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陈友仁宣称：“武汉工商业倒闭在即，无形停顿者约有十分之六七。”1938年，日机频繁轰炸武汉，致使企业迁出250家，占总数的57％，敌机又炸毁武汉约12％的工厂。半年之内，企业损失近70％。
而交通格局的改变，同样极大地挑战着武汉的传统区位优势。随着航运技术的改进，川沪得以直航而西南各省从此划出武汉商业圈；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北各省亦脱离武汉商业圈；粤汉铁路开通后，湖南开始游离武汉，向广州靠拢。故武汉的贸易总额排名一落千丈，从19世纪末的第三位下降到1931年的第十位。武汉的第一次复兴始于新中国创立初期，而毛泽东对这座城市的偏好更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个过程。
“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由原苏联援助156项工程。随着武钢、武重以及武汉长江大桥等重点援建工程的开建，武汉成为“一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京汉、粤汉铁路打通，使中国由水运时代跨进铁路时代，南北物资交流更为快捷。
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造出“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一批响当当的“武”字头企业品牌。而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对国民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强化了武汉的工业地位。
当年“大三线”建设项目大致分布于甘肃乌鞘岭以东、山西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及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显然，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都被圈在“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包括第二汽车制造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等项目的“工厂再造”运动中受益匪浅。
我们似乎不难发现，无论是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所引发的武汉首度崛起，还是毛泽东领导“赶英超美”所驱动的武汉复兴，都带有鲜明的国防意识。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便令人遗憾地划出一道由盛而衰的发展轨迹，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改革之初，武汉的综合实力尚居全国第四位，但时隔20年后，武汉已是今非昔比，江河日下。
武汉的横比跌落，无疑与分地域逐步开放相关。第一批是以深圳为代表的4个经济特区，第二批是以上海为代表的14个沿海城市及海南岛，武汉属于第三批沿江沿边对外开放城市。前两批开放，对武汉造成显著的负面效应，即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内地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散。内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明显下滑。
武汉传统意义上的“天元”位置的丧失，亦是二次衰落的一大成因。随着十几座长江大桥的相继修建、长江黄金水道的退化、京九铁路的贯通、高速公铁运输网的加密，武汉的传统区位优势及其腹地资源优势被大大摊匀。
而伴随武汉柜台交易市场、国债交易中心、期货交易机构的相继关闭或并入沪上，武汉区域金融优势日益丧失，这是造成武汉二次衰落的又一重要因素。
武汉的衰落与“中部塌陷”，又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由于整个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增长速度缓慢，致使武汉缺乏区域环境的有力支撑，难以“水涨船高”，一城独大。因为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依赖一座城市孤立封闭运行，终究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武汉的衰落，又使中部经济仿佛被抽掉了脊椎骨，整个肌体分崩离析。因为缺乏区域金融中心，中部成为国内资金最短缺的地区，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国内长期排名倒数第一；因为缺乏区域性贸易中心，工业与农产品很难走向海内外，经济的外向度远远低于沿海各地。
曾经的“特区季风”、“沿海开放”、“环渤海潮”、“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对中部地区及武汉而言，却是被不断边缘化，由之带来的是谁也不愿看到的“中部塌陷”现象，颇似武汉的风味小吃“面窝”，故有人曾戏称其是“面窝”现象。
中部诸省传统的经济联合业已土崩瓦解，大家各奔东西。“良禽择木而栖”：江西心仪浙闽，湖南融入大珠江三角洲，安徽向长三角靠拢。惟独湖北与河南依旧扼守中原大地，在踯躅中徘徊，在苦苦厮守中寻觅契机。而作为中部“龙头”的武汉，更是冥思苦想，不甘沉寂，期盼着再度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犹如身单影只的“独行侠”。
敢当中部“引擎”
中国中部地区曾经是一片富庶之区，它占具全国10.7%的版图，承载全国28.1%的人口，创造着全国23%的GDP，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部具有资源、人才、产业三大优势。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山西是煤炭大省；武汉、郑州、长沙等中心城市高校与科研院所聚集；钢铁、电力、煤炭、电机等产业基础良好。
实现“中部崛起”，是包括湖北武汉在内的中部各省市的夙愿。“中部崛起”将围绕“一个城市群、三大平原、四大高新产业、五大支柱产业”的总体布局，重点实施产业链、城市群、物流网等战略，最终实现区域创新发展。一个城市群即指以武汉为龙头，郑州、长沙、合肥、南昌、洛阳为经济增长极，湘潭、株洲、芜湖、安庆、铜陵、宜昌、黄石、襄樊、十堰、开封等大城市为经济次中心，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为依托组成的单核、多极、多层次的城市群；两大经济带指京广沿线21个大中城市带与长江沿岸19个大中城市带；三大平原指两湖平原、黄淮平原、鄱阳湖平原；四大高新产业指光电子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五大产业指机电、钢铁、轻纺、水电及第三产业。
“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无疑给武汉带来了又一次历史性的机遇，这是“幸运女神”对武汉的再度青睐。
爬梳卷帙浩繁的武汉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曾经有许多次机遇都与武汉擦肩而过。然而失去的最终难以找回，沉浸在遗憾的回忆中不能自拔，是消极徒劳；踏着闲散的步子心满意足地优哉游哉，无异于坐以待毙；无端地抱怨幸运之神姗姗来迟，也于事无补。因为明天需要面对。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武汉正昂首阔步跨入新的历史之门，审视历史与地缘赋予的全新机遇，把握命运赐予的机会，响应幸运之神的召唤。
中部崛起，需要有一个超级城市的支撑，才能在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既承担起经济梯度转移之重任，又发挥协调东西、承接南北的“支点”作用。武汉似乎应该历史性地承担起这一角色，为“中部崛起”提供一个强大的“引擎”。
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要实现整体联动发展，需要仰仗一个核心，依赖一个能带动整个地区经济腾飞的引擎。这个引擎必须具备金融、贸易两大功能，亦即金融中心与贸易中心的“复合体”。现代区域经济中，资金如同血液，一个经济体如果拥有自身的金融中心，便具备造血的功能，整个经济肌体才能充满活力；而一个强大的贸易中心，则可以为本地区的工业品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犹如给身体插上腾飞的翅膀。
在珠三角，最大的发展引擎是香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为珠三角带来了富足的资本与广阔的欧美销售市场。珠三角还有两个次级引擎，即深圳与广州。深圳作为服务业与高科技相对发达的经济特区，拥有深交所及国内惟一的高交会；广州则有国内最大的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长三角，最大的引擎自然是上海，当上海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后，对整个长三角的拉动效应立刻凸现，离上海最近的苏州几年之内就成为外资制造业最活跃的城市，便是一个最好的实证。
目前的中部正缺少一个类似香港、上海这样的发展引擎，致使中部诸省经济如同一盘散沙，难以聚集，只好东奔西走，另攀高枝。
其实，历史上的中部曾经有过这样的引擎，即清末与民国时期的汉口。当年的汉口是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商业中心，也是民国政府设立的第一个特别市，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作为内陆最大的贸易中心，汉口起着调控内地绝大多数物资价格走势的作用，影响遍及中部诸省及四川、山西等。在当年走出盆地的四川人眼里，商贸繁盛的汉口确实不能小看，直到今天，一些老人口里还流传着类似“千钟茶、万担米，不如汉口一起早”的俗语。当年，汉口的银根松紧、市价涨落，直接影响着整个中西部地区。
时至今日，武汉仍然具备区位、金融、商贸等优势，这无疑是担当中部引擎的有利条件。
从区位看，武汉处在“中部之中”，是中部地区惟一的特大城市，也是中部地区最具竞争实力与发展活力的城市，无疑是“中部崛起”的一个重要载体。
联合国新近发布的各国城市发展前景报告认为，武汉是区域效应最强的内陆城市，是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城市，在其主办的“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25个城市”排名中武汉排在第六位；中科院对全国24个城市的研究点评认为，武汉是综合区位竞争力最强的城市。
从商业看，武汉的商业文明已根深蒂固，即便在其二次衰落时，商贸辉煌依旧。1993年以来，武汉社会零售总额一直以20%的速度递增，商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保持在16％以上。2004年国家公布国内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排名，武汉仍以854亿元位居第五，仅次于沪、京、穗、津。
而世界银行最近提供的一份《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武汉市场的贸易壁垒最低，“买全国卖全国”的商业意识一直得以传承，使武汉的商业资本一旦嗅到新鲜空气，便会迅速活跃起来。二次创业看似商业文明的轮回与复活，实质上却是更高层次的扬弃。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独特区位，在人流、物流聚散之间，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以产业带市场，引发客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武汉有望成为中西部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连接的重要枢纽与通道。
从金融看，作为全国银行、证券、保险的区域性监管中心，武汉拥有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或代表处25家，非银行金融机构5家，证券公司及管理总部10家，上市公司24家。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
若赋予武汉金融更多的功能，包括恢复武汉柜台交易市场，设立更多的地方性股份制银行与民营银行，设立涵盖粮、棉、油等各种经济作物与其他物资的全能型期货交易所，设立地方性保险公司总部等，假以时日，武汉行将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再现早年“汉口华尔街”之辉煌。
敢当中部引擎，为中部崛起“造血”，给中部腾飞插上“翅膀”，武汉义不容辞！
打造武汉经济圈
如果把长江比喻为一条中华巨龙，那么以武汉为核心的华中地区则是举足轻重的龙身。因此，有权威说“中部崛起，满盘皆活”。
纵观当今世界，城市间的交流与融合正成为一种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借助商品这个无坚不摧的锐利武器，纵横四野，形成大大小小的城市经济圈。在美国，以纽约为中心的大都市带，集中了200多座各具特色的城镇。这些城市分工协作，形成了费城的重化工业、波士顿的微电子工业、巴尔的摩的金属冶炼等协调发展的格局。发挥现代城市的聚散、辐射作用，延伸产业链条，构筑产业群，形成经济圈。
大都市的产业功能让世界仿佛又回到了盘古开天辟地之时的那片混沌之中，正是产业辐射效应使泾渭分明的产业界限变得模糊与交叉。
中科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正在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后，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中国地理学会新近按照区位发展前景预计：全国将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东南、华中、东北、西南、长江上游、西北等九大城市群。武汉则被视为华中城市群中的超大城市和第四增长极的“支点”。
2004年5月，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等中部五省在汉举行“首届中部区域创新论坛”，与会专家提出形成以武汉为龙头的单核、多极、多层次的城市群。以武汉为引擎与核心，打造武汉经济圈，使之成为国家战略，这无疑有助于解决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
倾力打造武汉经济圈、构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正成为湖北、武汉决策层坚定不移的中心战略。而武汉城市圈正是这个“第四极”的基础。以武汉为中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潜江、天门、仙桃等城市星罗棋布。这些城市商旅相通，习俗相近，人文相融，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人文特征，为构建武汉城市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武汉城市圈占湖北33％的国土面积，创造着全省75％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是湖北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域。
目前，《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正在定稿，勾画出了武汉美好的未来蓝图。湖北、武汉将采取11项举措加速城市圈经济一体化进程。两年后，1小时内即可从武汉抵达武汉城市圈其他8个城市，形成“1小时经济圈”。两年内9个城市将采用同一个长途区号，促进城市进一步融合。9城市有线电视网络也将连成一体。
以此为基础，进而逐步辐射周边，向湘、赣、豫、皖中部诸省拓展，有望建成以武汉为引擎，以郑州、长沙、南昌、合肥等省会城市为骨干，一大批中等城市密布的我国中部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落。长江中游经济圈的崛起，并非一个遥远的梦！
重大战略的宏观性特征，使每个具体的城市都不会感到厚此薄彼，恰如明智的一家之长不会刻意偏爱某个孩子一样。但经济学家却对此兴趣倍增，因为他们在这种公允之中发现了武汉的潜力所在：以长江为纽带的东、中、西经济协作和优势互补，使得武汉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遥相呼应，构筑起中国21世纪实力最为雄厚、后续力量最强、影响面最广的区域经济带。
经济学家对武汉的论述富于睿智，却绝非首创。早年，孙中山先生以他的远见卓识，在《建国方略》中预测，通过整治长江、汉水及远洋船只的驶入，武汉可连接2亿余内地百姓。今日，这一数据早已翻番，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起码可以带动长江流域4亿居民共奔全面小康。
与此同时，伴随整个中部的迅速崛起，广袤的西部地区便有了一个更加畅通的走道，东部沿海地区亦有了一个更理想的辐射全国的大舞台。
武汉经济圈，无疑将成为“中部崛起”的希望，成就中国经济“满盘皆活”的憧憬。
重振“武汉制造”
武汉制造业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3500年前，盘龙城的先祖们就创造出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张之洞时代打造出天下闻名的“汉阳造”；毛泽东时代的“武汉造”，曾一度成为年轻共和国的经济支柱。武汉的制造业曾经是整个中国工业经济的一面大旗。但二次衰落中的武汉工业却被人戏称为“国有企业蹒跚踯躅，民营企业凤毛麟角，外资企业蜻蜓点水”。
历经近10年迷惘徘徊的武汉，正擂响复兴的战鼓，奏起进军的号角：重振“武汉制造”！
制造业是地区经济腾飞的羽翼。深圳是依靠制造业获得高度发达城市形态的典范。其工业化采取与香港“前店后厂”分工协作的模式，制造业的崛起拉动了金融、房地产、物流业的勃兴。20多年间，国民收入年增幅高达30％，深圳也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590多万人口的大都会。
武汉人对重振“武汉制造”似乎颇有底气：作为距离世界最大水利发电枢纽——三峡最近的大都市，其能源成本是上海的1/3；武汉拥有全世界最富足的淡水资源，工业成本是北京的1/8；而作为国家的地理中心，其交通成本又是上海的1/4；就人才、科技储备而言，武汉亦仅次于京、沪而居全国第三位。
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武汉319家大型国有企业、1909家中小国企改制基本完成，再度焕发出活力。五大产业板块的构架，十大主导行业的支撑，使这个老工业基地生机勃勃。武汉制造复兴与重振的自我升值态势，正令世人刮目相看。
一块由长江、汉水、京珠高速（外环线）围合成的368平方公里区域，包含现在的汉阳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蔡甸区一部分，则被认为是武汉工业二次复兴的希冀所在。
沌口，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充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中法联姻的神龙公司的孕生，使这片原本荒芜的土地，在短短10年间就发展成为中国三大轿车基地之一。时至今日，这里正成为武汉乃至中部地区最大的现代制造业高地，成为重振“武汉造”的脊梁。
随着一批骨干项目的启动，沌口业已形成年产15万辆整车和20万台发动机生产能力的神龙公司，法国PSA标志雪铁龙、日本日产、日本本田三大世界汽车巨头以及东风公司“大本营”在此集聚。一大批国外跨国公司及国内著名企业纷纷落户，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更是争相前来“扎堆”，形成以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为主，食品饮料、机械、电子、信息、医药、生物工程等产业蓬勃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海尔工业园250万台空调生产线将让武汉倍感凉爽；年生产200万台的恒冠EMC显示器项目将让武汉人品味“数字生活”；晨鸣纸业让“九省通衢”更加信息通畅。首产5万辆电动轿车、客车项目，将使这里成为中国电动车的摇篮。众人所熟知的可口可乐、康师傅、耀华玻璃、摩托罗拉、长征火箭、清华紫光、伦飞电脑等品牌正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商务部最近公布的全国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评价中，武汉开发区综合经济实力名列第六，居中西部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首位。据预计，到2007年，武汉开发区汽车整车生产能力可达年产汽车60万辆，工业总产值达到842亿元。切合本埠实际，营造与国际接轨的本土环境，才能让制造业经风历雨。武汉正把搭建“品牌车间”作为哺育现代企业的襁褓。品牌的背后，是资本和技术的集聚，是现代经营文化和管理理念的整合。
“武汉制造”，不仅是造产品，更是造市场、造环境、造文化，最终造就武汉自己的大品牌、大企业。目前，武汉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和钢材制造业已在全国名列三甲。
引进大项目，必然会受到它所关联、配套企业的高度关注。大品牌催生产业链，形成大产业，而产业竞争力是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和综合体现。
“悟已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曾经让“武汉造”享誉全国的大型国企，纷纷亡羊补牢，陆续重振雄风：
武钢自筹资金290多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开发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47个系列、139种，“钢老大”梅开二度；
武船进军三峡工程、神舟系列飞船发射等国家重点项目，不仅保持了军船领域的强势，而且占领了国内70％的钢箱梁桥梁市场，“船老大”陆地扬帆；
武烟投入技改资金10多亿元，创出“黄鹤楼”、“红金龙”等名牌精品，重新夺回一度丧失殆尽的本地市场。“黄鹤”起舞，“金龙”在天。曾经享誉海内外却一度销声匿迹的“黄鹤楼”酒，近年来也以富于时代气息的包装，醇厚浓香的口感，东山再起。
本地食品企业纷纷合资改制，初成气候：武汉水、武汉奶、武汉面、武汉啤酒集聚江城，辐射四方。普天工业园、亚东水泥、阳逻电厂三期等一批新兴的骨干项目，如同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武博会、光博会、武洽会、华创会、汉港贸易洽谈会等，构筑引资平台。
2001年7月，国家正式批准在东湖开发区建立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武汉·中国光谷）。这一批复使武汉的科技能量犹如地底涌动的岩浆，高压而炽热，迸出浅表的地壳：国内外大公司纷纷进驻光谷，海内外精英纷至沓来，平均每天诞生3家企业。目前，“武汉·中国光谷”高新技术产业占80％以上，2002年，仅激光产品一项，就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光谷的近程目标是建成30平方公里的产业基地，实现科、工、贸总收入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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