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界王府洋房:第八篇：昔贤流风韵犹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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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明太祖朱元璋亲征陈理，陈理势单力薄而降。正在此时，后宫传来喜讯，朱元璋第六子朱桢降生。踌躇满志的朱元璋当即封为楚王，“子长以楚封之”，并于当时驻军的梅亭山（今武昌起义门附近）筑“封建亭”纪念，亭内立一方“分封御制碑”。
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册封诸子，封朱桢为楚王，封地武昌。次年，便在武昌高观山（今蛇山）下大兴土木，修筑楚王府，历时八年竣工。楚王府位于高观山南麓，坐北朝南，背依高观山，东西宽2里，南北长4里，占地8平方里，相当于当年的半个武昌城。
从后世的零星记载中可知，当年的楚王府内遍筑宫殿、楼阁及水榭庭院，宫殿、宫室、堂库、宗庙等800余间。周围垒石为城，高二丈九尺，号称“王城”；开四门，正门称镇楚门，俗称公衙门，位于今紫阳路湖北医学院一带，至今尚有地名曰“王府口”。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墙饰以青绿，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豪华壮观，犹如皇宫。清初曾有文士吟咏楚王府“朱甍绣瓦倚斜曛，楚歌燕舞镇目闻……离宫别馆连天起，王砌金铺辉月明”。可见当年楚王府之繁华。
洪武十四年（1381），朱桢正式就藩武昌。朱元璋期望朱桢的武昌藩地成为拱卫京师（南京）的战略要地，一旦天下有变，即可率大军顺江东下，讨伐乱臣贼子，屏蔽皇室。故当年朱桢所统护卫竟多达6500人，比赫赫有名的燕王朱棣所统之5770人犹有过之。朱桢坐镇武昌，还肩负着镇压南方民众起事反抗的重任。朱桢自就藩武昌起，直至建文帝即位的17年间，曾多次统帅大军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就连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等开国元勋都受朱桢的节制，对朱桢俯首称臣，朱桢实质上成为朱元璋在湖广的一个化身。
建文帝即位后，采取削藩政策，限制藩王的权力，朱桢的军事才能失去用武之地。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坐镇武昌的朱桢却按兵不动，并未驰援京师。一则因建文帝疑藩，无天子明诏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再则朱桢深察大势，为保障自身，立场明显偏向燕王。故朱棣登基后并未为难朱桢，楚王府一直与帝系关系良好。
明成祖朱棣继续实行削藩，夺取诸王兵权。楚王朱桢便完全收敛起昔年横戈跃马的杀伐雄姿，换以垂拱韬晦之略以保全。他的后半生“奉祖训，率礼度，留心典籍”，“旦夕自警，恭慎俭约，恒存省己”。如此温良恭顺，实乃明智之举，因而赢得朱棣赞许与信任，号称“贤王”，并由明皇室宗人府右宗人晋升宗正，成为朱氏皇族的大族长，名义上由他统管皇族事务。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逾花甲的朱桢寿终正寝于封国武昌，葬于灵泉山，陵称“昭园”。
朱桢临终前嘱咐子孙遵循遗训，忠于朝廷。他的子孙恪守其嘱，在与帝系关系日疏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奉承帝系，使楚王藩封得到绵延，明终始楚王世代盘踞武昌城达262年之久，与泰、蜀、周并称为明代富甲天下的四大藩封。
明朝历代楚王均居于楚王府内，历代楚王的子孙均受封为郡王与将军之衔，郡王名目虽有通城、汉阳、大冶、寿昌、崇阳之类，却都是虚人其名，那里并非其封国，他们也都居于武昌城内。楚府郡王前后共封15位，诸郡王府多建于武昌城，其建筑亦甚华丽，如崇阳王府在崇福山，清代称为“霭园”，是武昌城内的游乐胜地。又有永安王府，王府中的花园内有一座风格绮丽的御风亭，是当年永安王朱蕴钟蓄养的歌姬们之排练场地。
楚王在武昌的活动场所远非那座8平方里的楚王府，可以说早期武昌和近城之设施都是以楚王生活起居为中心。楚王府前有歌笛湖，是楚王种芦取膜为笛簧之处，北湖亦因此而名。榛子园是因楚王种植引自湖南武冈的榛子而建。黄鹤楼旁所建武当宫，是楚王祭祀神灵祈求降福之地。洪山背后有“放鹰台”，是楚王出城游乐时放鹰之处。山川、社稷坛是供楚王春秋祭祀之备。南湖“老人桥”为楚王行猎路过时所架设，武胜门外有供楚王府厨膳专用的养鱼池，名“鳇鱼濠”，城东有一座楚王别墅“桃溪小隐”。今武昌有名的“广埠屯”，乃当年楚王府护卫军屯田自给之处及所建广埠仓之故地。而设在武昌的省、府、县各级衙署，均环绕楚王府而建。
地方官吏虽受命于朝廷，且有暗地监视楚王行为之职责，但表面仍然维系着与楚王府的从属关系。崇祯十六年，就在年末楚王朱华奎被张献忠掼入大江前的一个月，官府还极其隆重地为其幼女朱凤德举办婚仪。从选婚到成礼，湖广各级地方官吏都处处迎逢楚王。起先是督学高世泰受命于楚王，对赴省城参加乡试的千余名生员逐一过目，为楚王物色郡马，最终相中年仅17岁“姿容艳丽”的汉阳生员王国梓。王国梓学识平平，高世泰却将他录为第一名“解元”，推荐给楚王斟酌，以致众考生忿忿不平，讥讽高世泰“以貌取人”。王国梓被传入楚府后，由楚王、王妃多方考验后拍板定婚。礼成之日，王国梓坐着官府准备的彩车进入楚王府，督学、太守、县令等官吏均尾随车后捧场。王国梓本乃一介穷儒，家徒四壁，仅有待赡养的寡母，一旦选为楚府郡马，顿时身价百倍，江夏县令惟恐关照不及，王家所居穷庐旋即焕然一新，王国梓寡母冠衣佩带成了呼童使婢的尊贵老夫人。
不仅楚王、楚王的郡马及楚府的郡王如此，就连楚王府的高级官吏管氏、护卫安氏、典宝熊氏等，莫不成为昔年江夏的望族。武昌城的城市生活，包括汉口、汉阳及周围地区，被楚王府深深影响着。
历代楚王均大肆兼并土地，盘剥商民。楚王朱桢特别醉心于风水，为追求一块作为王陵的风水宝地，甚至逼死御史李盛。之后，朱桢常有冤魂索命的幻觉，便决定建造千佛殿以祈求神灵保佑。这次兴工共建僧屋5400余间，又请来高僧无念主持寺庙，大做佛事，调经斋僧。这笔巨额花费并不从楚王禄米中开销，王府不拔一毛，全由武昌盐、茶二商承担。武昌东南的灵泉古市，元末动乱虽遭破坏，然明初又显生机，无奈朱桢看中灵泉形胜，选为陵园。灵泉因被圈占封锁，古市彻底衰落。
楚王府是迷信活动的中心。王府内有求神礼佛的长春寺，果园中又修五圣庙，楚王还多次主持维修洪山宝通寺，并非为存古迹，而是求神灵赐福。汉阳九真山上的九真庙、炼丹台均系楚王所修筑。但真有病痛时，他们还是需要像李时珍那样的名医。由于李时珍治好了楚恭王儿子的病，楚王给他一个王府“奉祠正”的官衔，主管郊庙祭祀，可见楚王眼中巫、医一体。不过，后来由于楚王的推荐，使李时珍有机会进京师太医院，从而研读了大量古代医学文献，为他日后编撰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代楚王始终按照朱桢的方针处事，韬晦以自保。楚王一宗人丁兴旺，至明末子孙不下万人。这万余人对朱桢来说是他衍生出来的血缘关系等同的子孙，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这万余人仅少数是“天潢嫡派”，其余都是“旁支庶宗”。天潢嫡派捧着明太祖亲赐给朱桢的“金饭碗”代代相袭，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而绝大多数的旁支庶宗，随着明朝的衰落、府库的空虚，也时常饥寒交迫，岁供禄米不足糊口，而朱元璋所立“祖训”又不允其从事四民之业。故明末楚王旁支庶宗中人，公开抢劫，暗中偷盗，甚至盗掘自家祖坟的，大有人在。朝廷也并不因为他们是朱元璋的裔孙而宽容他们，还是下令地方官吏将其中的危险分子捆绑而沉入大江。
而真正终结楚王府的，却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张献忠。
张献忠与大西政权
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爆发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恢宏的农民大起义。策动这场起义的领袖李自成曾到过武汉，另一位领袖人物张献忠则在武昌建立起大西政权。
明崇祯十五年（1642），臭名昭著的“平贼将军”左良玉，对武昌、汉口二镇大肆掳掠后仓皇逃离。不久，李自成部属攻占汉阳府，一路缴获大小船只四五千艘。由于江水湍急，起义军不习水战，李自成所部放弃进攻武昌，经云梦返回襄阳。此前，活动于安徽境内的张献忠，经一番斟酌后毅然率大军进逼武昌。他派遣军师潘独鳌潜入武昌城作内应，自己则统领大军进入鄂皖边界大别山地区，攻下黄梅后全师入鄂。明廷即派大军堵截，张献忠西进失利。潜伏武昌城的潘独鳌也因沈会霖告密而被擒遇害。适逢李自成兵锋直指武汉，左良玉率部顺江出逃，张献忠伺机挥师鄂境，攻克武昌。
左良玉出逃后，张献忠逼近武昌，武昌城岌岌可危。当时地方官吏冀望坐镇武昌的楚王朱华奎能捐饷激励守城官兵，湖广三司官员便集聚楚王府，跪请楚王借银数十万以助军饷，连致仕在家的原大学士贺逢圣亦参与其中。未料朱华奎不拔一毛，还居然让仆人搬出朱元璋分封诸子时赐给楚王朱桢的裹金交椅，说“此可佐军，他无有”。直至张献忠破城在即，华奎才拿出金银募兵，招募一批被李自成部击溃的散兵游勇，组成“楚府新兵”，由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实质上是楚王府的私人武装。
次年四月十六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大军攻占汉口、汉阳后，随即由鸭蛋洲渡江，直逼武昌。“楚府新兵”实难抵挡起义大军攻势，五月二十九日王扬基等明朝官员弃城而逃，楚王府新兵大开保安、文昌二门向张献忠投降，武昌攻克。
张献忠攻克武昌，并无激战，可谓“坐而有之”。起义军入城后，对劣迹不著的明朝官员以礼遇，时在城中的贺逢圣曾任过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且组织武昌城防应对起义军，张献忠仍尊其为“先生”。可惜贺逢圣为沽忠臣之名，率家小自沉于墩子湖（今紫阳湖）。当时效法贺逢圣的明朝官员虽有，但为数绝少，故清初文人曾慨叹“全楚沦陷，死者寥寥”。
对于明朝官吏，只要略有几分才具者，张献忠皆予任用。即使是曾杀害自己军师的沈会霖，也被委任为汉阳知府，可见其胸襟之坦荡。
张献忠对遭遇左良玉、王扬基淫掠后破残不堪的武汉三镇，迅速采取善后安抚，下令发放楚王府中的钱粮，赈济饥民。同时杀尽楚宗室，将楚王朱华奎囚入铁笼沉于大江之中。
张献忠自封大西王，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改湖广会城为京城，铸西王之宝，改武昌府为天授府，以周综文为知府，改江夏县为上江县。大西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张献忠以楚王府为新王宫，宫前树起两面大旗，上书“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城九城门也树两大旗，上书“天下安静，威镇八方”。
为了网罗人才，张献忠曾在武昌开科举，兴学堂。大西政权曾一再举行科举考试，在武昌派遣监军李时华主持考试，录取20人为进士及第，授予州、县印官（正官）；遴选48人为廪膳生，分授府州县佐。时年60岁的汉阳人陈珏还高中状元。当年的科考场面热闹异常，参加科考的士子争先恐后，以至“稍稍能笔墨者趋之若骛焉”。
张献忠任命学道等专职人员管理学堂，还亲临府学，勉励士子向学，并从中选拔几十人，补充至地方政权。当时，曾任大西政权教授的龙贯士出过一告示，记录张献忠视察府学情景：“西王以七月十五日幸学，诸生其先期齐集，考古天子幸辟雍仪注，以不负先王。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至意，勿忽。”张献忠为筹军饷，采取打击大户之策。当时大户人家多以舟船停泊江中以避战乱，又不时游弋于河池湖汊之中以躲藏。张献忠兵分三路寻觅拦截，共截获大户之船1000余艘，其中粮食、物资充盈，保证了军需。
张献忠还在武昌及周边地区招募一大批15—20岁的青年参军，这些青年体力茁壮，了无牵挂，构成后来大西军南下长沙及西上入蜀的主力军。
经过张献忠的系列安抚及整饬，武汉三镇秩序井然，开始恢复生机。湖广布政司中共有21州县归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是年八月，左良玉在明思宗再三敦促下，率军溯江西上，明朝各路大军也先后向武汉压境，张献忠不得已放弃武昌，南下湖南。1646年，这位在武昌当过三个月大西王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在四川与清军遭遇，于西充凤凰山中箭身亡。
明清江夏“七贤士”
明、清时代科举考试，殿试取中第一甲者三名，一名为状元，二名为榜眼，三名为探花。武汉一地士子中进士者固不乏人，状元虽无，榜眼和探花却出过不少。仅江夏一地即出榜眼三人，分别为贺逢圣、欧阳保极、何金寿，另有陈銮中探花。他们四人与明代中进士的熊廷弼、郭正域、吴裕中，并称明清江夏“七贤”。
熊廷弼（1569—1625）原籍江西南昌，后寄籍江夏（今武昌），与后中榜眼的江夏贺逢圣同居一地，二人年少时均争强好胜，互不服气。同为诸生时，受到督学熊尚文赏识，熊尚文曾称赞他们说：“熊生，干将、莫邪也；贺生，夏瑚、商琏也。”干将、莫邪为古代利剑之名，此处比喻将才。瑚、琏，夏商时祭祀所用盛粮食的贵重器皿，比喻堪当大任之才。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熊廷弼中进士，曾任职江南督学，试卷全部亲自批阅。阅卷时将几条长凳连接起来，把一张张试卷一字儿鳞摊于长凳上，左右置酒一坛，剑一口，手操朱笔，一目数行。每当看到上乘佳作，即用大酒樽痛饮，以表达心中喜悦之情；若遇荒谬劣作，则挥剑一阵狂舞，以抒胸中郁气。凡有高才，无一遗漏地拔擢出来。后因得罪东林党坦然归里，乃请筑江夏、咸宁、嘉鱼、蒲圻四邑堤，堤长300余里，深受乡邻拥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攻占开原、铁岭、抚顺，守将杨镐兵败，明廷震动。朝廷遂起用熟谙边事的熊廷弼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他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筑城，整肃部队，在职年余，后金不敢侵掠。熹宗即位后，遭魏忠贤诬陷，被去职归籍。天启元年（1621），后金占领辽阳、沈阳，熊廷弼领兵部尚书衔第二次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抗击后金，但因兵权操于阉党参议、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中，王化贞既大言轻敌，又不受节度，终遭到惨败。熊廷弼被连累下狱，最终被昏庸的明廷冤杀，“传首节于九边，弃尸骨于荒野”。崇祯时才得以平反昭雪，诏许其子持头归葬。
贺逢圣，字克繇，其父贺时泰即阳亨先生，曾为理学醇儒。贺逢圣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榜眼，曾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太子太保。明天启年间，贺逢圣出任太子洗马时，恰逢熊廷弼遭兵败下狱。旅京同乡官吏准备联名上疏为熊廷弼鸣冤，考虑到贺、熊关系不洽，原以为会受到贺逢圣的阻挠。贺逢圣却说：“此乃国家大事，吾安敢以小嫌耿耿于怀，而不为其直言呢？”言毕即草拟千言奏疏上呈。上疏虽未能准奏而最终救下熊廷弼，但贺逢圣为国家大事不计私人恩怨的品质却是难能可贵。
后湖广地方曾有人建魏忠贤生祠，魏忠贤听说上梁文（建房时颁祝的骈文）出自贺逢圣之手，非常高兴，当日便去见贺逢圣，想笼络入毂。未料贺逢圣却对他说：“您误会了，我无非是借衔陋习耳。”魏忠贤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便革了贺逢圣的职。
崇祯帝即位，贺逢圣得以复官，并两次入阁。1642年（崇祯十五年）辞归。人们以阁老视之，但他不忘当年贫贱时情形，安分守己，不搞特殊。他在致乡亲戚友的一封信中谈了自己处事的原则：“公门无一字之干，本宅无生事之仆，钱粮无分毫升合之逋欠，马递水驿不往索一骑一舟，山场湖地不讨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无营运装载之一船。”
1643年，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大军攻占武昌后，贺逢圣沉湖自溺而亡。传说其尸沉在水中六个月始浮出而貌如生时，在武昌水陆街曾建有天恩存问坊，纪念贺逢圣，久废。
陈銮，祖籍蕲州（今蕲春），寄籍江夏，字玉生，一字芝楣。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探花，道光初年任松江知府。当时南运河淤塞，江南漕粮难以北运。在江苏巡抚陶澍、布政使贺长龄的主持下，陈銮创办海运增粮。他制定海运章程，招募大船自吴湖口驶至天津，用船900余只，两次运米160余万石。每石运费仅用银4—5钱。海运增粮获得成功，并沟通了京、津、沪三大埠的海上交通。后任苏松太道，募集民工疏浚吴湘江口，并在黄浦江上设置救生船。在江苏藩司和江西巡抚任上，重视水利建设。
陈銮持身俭朴而笃义好施，在祖籍蕲州建陈氏家庙，置田400余亩，作为祀祖赡族之资。在江夏仿范仲淹做法置义田义庄，以救贫穷。湖北发生大水灾时，他曾捐俸银数千两助赈。后署两江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冒暑巡阅河道，劳累过度，卒于任所。
何金寿，字铁生，清同治元年（1862）榜眼，曾任编修。1870年（清同治九年）督河南学政。光绪初年山西大灾，疏请简派大臣巡查赈务，并于天津设粜运总局，得旨允行。1879年（光绪五年）授扬州知府。
当时正值灾荒，农业歉收。他在运库借款赈恤，创办典质之法，准灾民将耕牛质钱度荒，共收耕牛400余头，次年听其备价赎牛，不取利息，使农民得以及时播种。有一次城内当铺失火，市民大哗，有趁乱劫财者。何金寿下令滋事者照本赔偿，众人立散。1882年夏又发生旱灾，他打着赤脚到处祷雨，中暑卒于任所。遗嘱勿受商人赙赠一钱，因此贫丧不能归，遂葬扬州。
郭正域（1554—1612），字美命，赠侍郎郭懋之季子。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博通史籍，勇于任事，具理财之能。与修撰唐文献同为皇长子讲官，后调任南京祭酒，上书请裁撤诸生纳资充贡之例规。万历三十年（1602）任詹事，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
次年3月，楚王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越向朝廷上奏疏，指控27年前袭爵楚王的朱华奎，实乃王太妃之兄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系“乱宗”为王。由此触发两派朝臣间的明争暗斗，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旧案重翻，身为礼部右侍郎的郭正域力主公开勘问。而沈一贯则以“亲王不当勘，但宜体访”为由予以反对。郭正域认为事关宗室真伪，不讯问何以秉公决断，仍坚持己见。朱华奎听说后，即向郭正域送礼黄金百两，但遭拒绝。沈一贯便唆使朱华奎上疏言“郭正域乃湖广人士，与己素有仇怨”。后给事中钱梦皋劾郭正域“陷害宗藩”，另一给事中杨应义则诬陷说郭正域之父曾被楚恭王笞责，故挟嫌报复。郭正域上疏辩解，皇帝未予理会，因而愤然辞官。
约半年多后，郭正域正拟返乡归籍时，京城内却四处流传三百余言的传单，被称为“妖书”。沈一贯因“伪楚王”案与郭正域结怨，并与大学士沈鲤不和，即借机排挤沈鲤，欲置辞官尚未获准的郭正域于死地。他硬指“妖书”与“伪楚王”两案同源，暗示与郭正域有关。当时锦衣卫逮捕了常到大臣家凑趣的和尚达观，到郭家看过病人的医生沈会誉与琴士钟澄，厂卫则捉到郭家仆人毛尚文。锦衣卫都督陈汝忠亲审毛尚文，还派兵拘捕郭家仆婢与代抄文件的“佣书者”多名，但却未逼问出有用口供。
幸亏东宫皇太子，听说自己过去的老师正受罗织，便数次对近侍表示“奈何欲杀我好讲官？”消息外传后，阴谋加害郭正域的人才有所收敛。郭正域归籍三年后，冤案才得以昭雪，让其复官，他坚持不赴任，归田十年后卒。熹宗即位奉遣诏疏：思旧讲，赠太子少保，荫一人中书舍人，加祭一坛，谥文毅。
吴裕中，字磊石，江夏土地堂人。其父吴璧山，生四子，裕中其季，五岁授句读。一日裕中持两梨归奉父母，父抚其头曰孝子，应曰忠臣。幼丧父，受母训成长，家贫罄尽，发愤自励，终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中进士。任顺德县令时，推行保甲法，捕捉当地农民反抗组织首领。后兼任新会县令，不久升任御史。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专权，朝廷内有魏、客，外有崔、田群小当道。举朝侧目，无人敢措一言，国势危若累卵。吴裕中身为御史，乃朝廷之“言官”，便愤然上疏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崔、魏借机矫旨削其职，并处经“廷杖”，当堂把吴裕中打得血飞如注，肉烂骨碎。当他从昏厥中醒来时，仍对左右之人说：“我这才上了一份疏，还有二三份未奏，请你们替我呈上去，这样我才对得起先皇。”吴裕中最终被活活打死，时年才41岁。崇祯初年，追赠太仆寺卿，谥忠烈。
欧阳保极系清咸丰十年（1860）榜眼，其事迹不详。
黄陂文武“三榜眼”
在嘉庆四年（1799）至道光十八年（1838）的短短39年间，黄陂一县就出现过曾大观、刘彬士、金国钧文武“三榜眼”，他们有的立言立德，有的创建武功，至今传为佳话。
武榜眼曾大观（字静斋），嘉庆四年（1799）及第。此公虽系武榜眼，却是满腹经纶，可谓文武双全。他自幼聪颖好学，既善骑射，亦工文词，参加乡试，一试不就，乃弃文从武。1795年（乾隆六十年）中武举，四年后高中武榜眼，先授御前侍卫，赏戴花翎，后授枫岭游击。
枫岭为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匪通逃之薮。曾大观有勇有谋，单骑闯匪之巢穴，捕匪首三人，匪众皆鸟兽散，疆界遂安。后荐任浙江衢州总镇、福建建宁总镇，擢升福建陆路提督。
曾大观治军甚严。道光年间，台湾不靖，曾大观派兵协剿，有某千总在途中骚扰，为严肃军纪，当场将其殴毙，全军俱怵，治军之严，可见一斑。后因屡打胜仗，战功显赫，多次入京觐见皇帝，得嘉奖曰：“真我朝福将也。”
曾大观喜欢读书，亦善书法，曾辑录史鉴有益身心之内容成一书，可惜不知书名，也未流传下来。后因病疾告归故里，一年后病卒。
刘彬士（字筠圃）是嘉庆六年（1801）的文榜眼，高中时距同乡曾大观及第仅两年。曾任礼部侍郎、浙江巡抚、刑部尚书等职。《黄陂县志》称其“自幼聪识谨厚，动止遵礼法，父老多器重之。泊居官不以结纳植私党，不以参劾沽真名，无苞直之私，无声色之好”。
在任监察御史期间，详察案情，一丝不苟，有错必纠，制止草菅人命之事。当时安徽有两犯人缪二、李松，以故意杀人罪拟处绞刑，后刑部认为判决过重，但仍拟绞监候缓决。刘彬士在审阅案卷时发现疑点，经过深入侦查，认为二犯杀人本出无心，应依过失杀人律从轻发落，刑部所拟与犯罪事实轻重悬殊，量刑不当，奏请改判。他的意见被朝廷采纳，缪、李二人得免一死。
在署浙江巡抚任内，仁和县（今杭州）发生闹漕风潮，许多农民拒交漕粮，以示对官府的抗议。刘彬士分清首要与胁从，仅将徐凤山等几个为首者分别判刑，而其余胁从同行之人一律免予查缉，既平息了风波，又避免了一场大屠杀，深得民心。
就任浙江巡抚之后，奏请添建宁海、象山等县营房烟台，以资防守；又借款兴修杭嘉湖三府水利；帮丁应行扣缴的银米，也请分别展限，以纾民力；杭州、湖州各县受灾后请缓征赋税，均得批准施行。从这些事例看，《黄陂县志》对他的评语并非过誉。
金国均（1813—1869）字秉之，号可亭，是道光十八年（1838）的文榜眼。黄陂六指店人，系嘉庆年间以文夺魁的翰林院编修金殿珊之长子。幼时贪玩，十五六岁方发愤攻读，文才出众。18岁应童子试，被提为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后连捷中举，赐进士第，授职翰林院编修时，年方25岁。
咸丰三年（1853）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次年钦封学政巡视秦中，期间多有名士被选拔，门下所出文牍、奏章，皆为朝臣赞誉，故擢升为侍读加侍讲学士衔。曾五次掌典文衡（主持考试），所得人才最盛，有的内脐卿贰，有的外任封疆，甚受朝廷青睐。
金国均性格豁达大度，不慕荣利，不屑奔竞，深得当道推重。其体魄魁梧，精力过人，办事达旦不寐，直至鸡鸣方寝，京师号其为“金鸡啼”。后因老父病危，告假待亲。其知交曾国藩、胡林翼曾屡次函请其出山襄办军务，终因父病不忍绝袂而去，遂报书辞谢。
其后兵燹连绵，房舍被焚，中年丧子，无家可依，辗转于汴洛宛叶之间。晚年伤感，常陶情诗酒，博弈取乐。在大梁书院身患痿疾，愈后归里。道光年间，曾在京编撰《黄陂县志》沿革、人物二篇。故县内有“金家的文、童家的字”之说。
清代汉阳“两相国”
楚地自古“出将入相”，秦相李斯即楚人，吴越之争中的文种、范蠡、伍子胥、伯嚭都是楚地之才。
而“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则是专指湖北武汉一地名儒雅士辈出。明代湖北江陵人张居正贵为宰辅，清代武汉汉阳又出“两相国”，即康熙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和咸丰年间的体仁阁大学士叶名琛。大学士始置于唐代，明朝中叶开始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清朝初期也是以大学士为内阁主官，相当于宰辅。设立军机处后，大学士的职权被军机大臣取代。但军机大臣及内外各官之资望特重者，仍授大学士作为荣典，习称拜相，大学士被称为相国。大学士为满汉各二人，以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殿和文渊阁、体仁阁、东阁三阁之名人衔。
汉阳出了两位相国，在当时来说，是莫大之荣耀。然而，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品性不同，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大有不同，两人的遭际甚至迥然相异。
与宋状元冯京同以“当世”为字的吴正治，以“平政刑”而享誉朝野；叶名琛则因迷信玩敌而误国事。
吴正治（1618—1691），字当世，号赓庵，祖籍江南。顺治六年（1649）进士，累迁至右庶子，授江西南昌道。他勤政恤民，上任伊始即逢年关，官吏们都按惯例放假了，他却匹马单骑巡察各县监狱，查出非法拘押系狱者多人，全部予以释放。此举深获民心，史称其“在任旬月，剧盗尽平”。后迁陕西按察使，所到之处以清廉著称。他曾调阅旧案，偶得一纸，上列某犯人罪名皆为国法所不容，但却未得到惩处。他料想定是地方大恶霸，以行贿得以延搁。经多方明查暗访，果然得到证实，就上报朝廷审理，将该犯斩首，为当地除掉一害，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便乘势把积案处理一空。
吴正治在任刑部侍郎期间，江南诸生欠赋者200多人被逮下狱，尽拟监候。他认为这些人赋已补完，无他罪待勘，继续关押不妥，提议释放。但按惯例，汉官不得启奏，他便请满族侍郎上疏，并说：“如果受到责罚，罪当坐我。”疏人得准，诸人得以放遣。他还提出“奉行赦款宜速，丈量田地直停，状外指扳宜禁，私嫁条例宜酌”一系列建议，皆切中时政。尤其是停止满人圈地强夺民田的建议，为清廷采纳，终于停止圈占土地，停建营房，缓和了满汉矛盾。在任兵部督捕侍郎时，旗下逃人之禁正严。吴正治利用法律有亲属容隐之条，提出遇父子窝逃被人举发，逃犯可照常治罪，而窝留者免坐，并鼓励家长携逃人首报（投案），逃犯按自首例减罪。他还针对狡诈之徒借故逃人立法肆毒乡里，一经妄扳，里井骚动之情形，率同僚合词陈请，废除连坐十家之例。
1681年（康熙二十年）授吴正治武英殿大学士。他为人耿直爽利，在皇帝面前也敢直言。某日，康熙帝翻阅朝审册，见某犯以刀刺人股致死抵法，便道：“刺股非致命伤，可从宽处理。”吴正治反辩道：“当念死者无辜。”康熙帝即改口说：“并非想赦免他，可缓决几天。”过了几天，康熙帝又阅朝审册，看见一囚犯判了死刑，就问道：“此囚尚可活不？”众大臣皆以铁证如山、罪当获诛回复皇帝，惟吴正治奏曰：“皇上一念好生，臣等敢不奉行德意。”退朝后立即详细地重勘案情，果然发现可以宽免之理由，于是该囚得以减刑免死。
吴正治告老还乡后，在74岁时谢逝于江宁（今南京），后与夫人张氏合葬于汉阳南乡小奓之原。
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广东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拜体仁阁大学士。围绕他的拜相，有不少迷信传说。
一说叶名琛拜相与风水有关。时人均认为湖北一省风水系于黄州城外之青云塔上。道光季年，青云塔倒塌，乡中风水先生到北京，游说鄂籍京官修复此塔，谓此塔若复，鄂中必出封拜之人。当时沔阳陆建瀛和叶名琛均在翰林院中，陆建瀛负馆阁重望，同僚认为他入阁乃意中事，但颇不信此等封秩之说。而在京官中，以陆、叶二人主张修复青云塔最力。不久该塔重修告成，不数年，陆建瀛荐陟两江总督，叶名琛旋又由司道升两广总督，以剿“匪”功及力阻洋人入城功，授体仁阁大学士，赐封一等男爵。前此封拜之说应验于叶名琛身上。
还有说清代阁衔，体仁阁最不吉利，嘉道以后尤甚。曾有一书历举体仁阁大学士，大多非获咎即遇祸，或不久即捐馆。张之洞拜相未及三年便告终。叶名琛亦其中之一，故无好结局。
叶名琛应该是封建迷信和腐败政治的牺牲品。叶名琛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负责对外交涉事宜。他夜郎自大，盲目拒外，声称要“雪大耻，尊国体”，“凡遇中外交涉事，……每接文书，辄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
英国掠夺者利用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获悉三艘英舰驶入珠江攻占猎德炮台的军情，竟笑曰：“没有事，太阳下山，他们自己会走的。”还下令珠江水师偃旗息鼓，勿向英人放炮还击。对于英军的挑衅，他既不谈判，又不力战，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
1857年（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入珠江白鹅潭，向叶名琛发出了要求入城和赔款的照会。叶名琛虽复照拒绝，但又不与广州将军、广东巡抚等官员计议战守之策。叶名琛一生迷信吕洞宾，家中设有乩坛，此时扶乩更勤，一切军政大事均取决于对乩语的解释。僚属见形势危急，请下令调兵设防和召集团练，他均不准，却按乩语上说的宽慰众人：“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
岂料11月13日英法联军便大规模炮击广州城，叶名琛见乩语不灵，自知在劫难逃，便逃匿起来。第二天广州沦陷，侵略军大肆抢掠、搜索。不几日，侵略军终于在左都统署花园的八角亭里将叶名琛搜出，抬至城外英舰上。他的随从曾暗示他应投水自尽殉国，但他佯装不懂。他被英人扶持到香港，每天应英人之请写字作画，随从劝他勿署姓名，乃题“海上苏武”四字。后来被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囚禁在镇海楼上，还日诵《吕祖经》，不废吟咏。
1859年4月，叶名琛病死于加尔各答，英人将其遗体和诗作运来广州归还中国。读了他的诗后，人们深憾其玩敌误国，为其下评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所有。”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一文辑录有叶名琛当年诗作两首，从中可见其被囚海外时之心境，其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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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名琛死后，由其族人开办的汉口叶开泰药店曾一度掀起一股抵制西药之风，在汉口一地呼应者众多。由此也使叶开泰药店从此生意颇为兴隆，乃至其药被夸张到“吃死人也是好的”之境地。
林则徐武汉禁烟
1840年在广东爆发的那场鸦片战争，迄今仍令国人刻骨铭心，林则徐亦因此扬名于世。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38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就已经发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禁烟运动，曾在武昌阅马场焚烟，奏响“虎门销烟”之序曲。
林则徐，1811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当过10年小京官。1820年起，先后任职于江、浙、陕、鄂、豫、鲁，主张禁绝鸦片。1837年（道光十七年）2月，清廷任命林则徐为湖广总督，4月接篆于武昌文昌门内湖广总督署。上任伊始，即发布《关防告示》，胪列条款，查禁诈伪，着手缉获私盐，查禁鸦片烟。
19世纪初叶，鸦片烟雾早已弥漫武汉三镇，烟毒泛滥成灾。鸦片走私猖獗，大毒枭动辄偷运烟土、烟膏数千两。市民吸毒成瘾者，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男则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女则卖笑青楼，坠入深渊。
林则徐力主禁烟，先后向道光帝三上禁烟奏折，痛陈若不严禁鸦片，“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并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中提出“禁烟六策”。上折后，林则徐考虑到“定议需时，虑民心一放难收，即商之湘鄂两巡抚，大举禁烟”，在武昌、汉口、汉阳开设禁烟局，委派得力官员查访开馆兴贩之徒，收缴烟土、烟膏及烟具，在三镇通衢要道、大街小巷遍张禁烟告示，明示政策，震慑烟毒。
林则徐下令“烟具先宜收缴净尽，以绝馋根也”，“呈缴者姑许自新，不咎既往”，“酌给药料，服食除瘾，以观后效”。同时，宽猛兼施，明令开馆兴贩之徒，限期自行投首，以示悔改，否则“严缉务获”，人即正法。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迅即在武汉三镇掀起。在短短三个月内，查烟馆、抓烟贩、搜烟土、缴烟枪，禁烟运动形成咄咄逼人之势。
汉阳一举擒获大烟贩朱运升，当场在船上货箱内缴获烟土1200余两，烟膏800多两。为此，林则徐还上书朝廷，为时任汉阳知县郭镜堂报功请赏。三镇许多烟贩与吸食者慑于严令，惧刑畏罪，自行投首，交出私藏自售的烟土烟膏及烟具。各禁烟局查获及接收自首缴呈的烟土烟膏共计“一万二千余两”，收缴烟枪“六千七百六十余杆”。林则徐即命将烟土烟膏过秤，烟具编号，造册登记。
1838年9月26日，林则徐在武昌率同湖北巡抚及州县官吏，于督署外先行焚毁省城武昌所缴烟枪1264杆及烟斗等。10月27日，林则徐与湖北巡抚张丘崧亲自督阵，除将汉阳县查获的烟土烟膏1万余两“暂贮藩库”外，把从三镇起获的烟土烟膏16768两、烟枪1759杆，集中于今阅马场校场上，当众刀劈槌碎后销毁。即便是一些余膏残沥，也伴以桐油，再行烧透，将灰投入江心。
当时，三镇百姓赶往阅马场观视焚烟者络绎不绝，无不击节称快。这一焚烟壮举，无疑给对那些反对禁烟的“弛禁派”迎头一棒。禁烟之强大声势，迫使三镇烟民纷纷自行戒烟。林则徐“爱民如子”，亲自收集研究戒烟药方，设官配制断瘾丸。他亲手配制的断瘾丸，系久经采访所得，屡试屡验，对戒烟起到奇效。
总督示范，民间医师便争相研制各种戒烟良药。武昌、汉口各家药店所配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断烟药皆涨价数倍，仍供不应求。短期内，不少烟民“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戒烟后，身体康复如故，能从事正业。更有积瘾30年的“鸦片鬼”，戒烟后居然“身体发胖，筋力复强”。故林则徐行踪所及之处，即有“瘾民妇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所断，身体渐强”。
林则徐在武汉的禁烟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禁烟斗争的序幕。他的禁烟主张与禁烟成果，引起朝野上下禁烟呼声的日益高涨，逼迫道光皇帝从“明禁暗弛”的迷梦中幡然醒悟，遂上谕禁烟，并令林则徐晋见。
1838年11月27日，林则徐从武昌启程进京，向道光帝奏请断绝鸦片来源等应对之策。是年12月31日，道光皇帝下旨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督办查禁鸦片，从而燃起一场虎门销烟之烈火。
（未完待续）
下篇： 昔贤流风韵犹存——武汉的名人轶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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