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2017年工地停工:第六篇：两江淌出一条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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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老上海有“上海”、“江湾”两家跑马场，而老汉口却有“西商”、“华商”、“万国”三家跑马场，居全国之冠。
英租界设立后，英国人很快在其租界建起高楼大厦，修花园舞厅，还在租界外今兰陵路与黄陂路间的沙滩荒地自辟马道子与球场。1896年，这一带划入俄租界版图，英国人又把马道子和球场移至法租界边缘，约在今复兴里、昌年里一带。
1902年，法租界向西北端拓展后，英国人谋划占取新地块，以贱价从“地皮大王”刘歆生手中购得汉口东北郊荒地800余亩，另辟跑马场。当时此地每年有半数时日泡在水里，仅秋后水落时，方可用于跑马、练马。1905年张公堤筑成后，这一带摆脱水患，才正式辟为西商赛马会的跑马场。
西商跑马场进场大门即今中山大道六合路斜对过，修有一条长约500米、宽20米的柏油路，两边筑高丈余水泥围墙，穿过今解放大道，进二道门（今武汉歌舞剧院一带）。从二道门起，围墙沿东至永清路口，折向北止于惠济路延伸到今市委大院。其总面积，远远超过今天的解放公园。
西商跑马场建成后，头道门柏油路竟不许中国人逗留，而跑马场内中国人花钱买票也只能坐偏僻的看台。西商赛马会之全称是“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通称西商跑马场，由英国人倡议，法、德、俄商人参与。民国初年，美、日商人相继入伙成为会员。董事长一直由英国人担任，首任董事长系海关税务司的美斯，任职10余年。继任的是汉口金迩洋行大班皮乐斯，连任达20余年，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才由日本人接管。
赛马会会员，多数是各国驻汉的领事官、领事馆高级职员、各外国银行行长，各洋行大班、副班以及在汉任职的海关税务司、邮政邮务司、盐局盐务司等。马会下设写字间（办公室），主管赛马事务。马场内建有酒吧间、舞厅等，供会员饮酒进餐，寻欢作乐，雇用中国招待员三四十人，一般都需会英语。其餐食、茶点均交由中国人承包，马会从中提取回扣两成。酒吧间附近建有大型看台一座，占地2000平米，系台阶式建筑，供中国人参观赛马，可容纳近万人。酒吧间正北200米处是赛马决胜终点，建有小型看台一座，专供马会会员参观赛马，禁止中国人入内。
马场外场系今解放公园全部，分为两大中心。一为两圈马道，外圈围长约一英里，宽30米，圈外转有矮冬青，圈内围有一米见高的白木栏栅。外圈是正式赛马时的跑马道，沿途竖有里程标杆。马道圈内旷地则是马球与橄榄球场。另一中心是野外高尔夫球场，占地百余亩，共十八洞。
赛马每逢春秋两季进行，分别称为春赛与秋赛，每次赛马约7天。春赛每天赛10余场，秋赛则不足10场。赛马是公开的赌博，由外国人主持，受中国政府保护。每逢开赛之日，成千上万的武汉市民，或出于好奇，或为碰运气发财，买马票、购彩票，争赴马场。每季还有一次决赛，把平日的优胜马集起来决赛，称“香槟赛”。每届此日，赛马场更是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汉口各洋行、外国银行停业半天，谓之“封关”，职工相邀前奔马场观战。这一天赛马会营业额骤增数倍，最高时曾达20万大洋。参赛马匹大多由马贩从张家口运来，赛马会玩马会员以千元、四五百元、最低百元之高价择优选购，交赛马会马厩寄养，承包给马夫饲养与训练。一段时间后，再由“赛马董事会”审查，合格者方可参赛。后因会内马匹不敷赛马需要，便准许会外马匹参赛。好马是赛马的关键，赛马董事会的英国人杜百里，曾养有“波斯顶珠”及“飞狐”两匹名马，为他获取不少利润。骑师的技术则占到获胜的三成因素。骑师不分国籍，业务、专业兼有。当年著名的骑师有英国人何介德、奥地利人韦耀章、韦伯华等。最出风头的骑师则是何国标、邬志远、汗梅滔等。他们年轻体壮，技艺甚高，马主争相延聘。
赛马前，赛马董事会即观众台前悬挂木牌，标明参赛马匹号、骑师姓名及负荷重，排列号码与里程的距离，让观众自行研究后，购买选定当场的马票。开赛马时，骑师们头戴圆形太阳镜，身着五彩茄克，下穿白绫马裤，足蹬橙黄深统马靴，背上注明本人所骑马编号。入场后立马占位，再由发马人扬旗开赛马起步。在竞赛途中，买有马票的观众，均会凝神专注自己所购马票之马匹，马蹄奔踏声，观众的“加油”声响彻云霄。马至终点，中头马的一时侥幸，喜形于色；落空者则捶胸顿足，欲哭又止。
赛马场也成为当时的政治活动场所。英国驻汉领事曾在马场为庆祝英皇加冕或纪念国庆举行盛大宴会与舞会，招待驻汉各国使节与地方官僚。每逢英国大型军舰到汉，或节日劳军，也都在此举行招待舞会。其他各国也不时借用赛马场举行规模较大的活动，尤以美国最多。怡和村近在马场咫尺，住在那里的领事、高级职员、洋行大班，则把跑马场当成外花园，会朋友，宴宾客，酩醉起舞，乐而忘倦。
西商跑马场的高额利润，让民间资本中的巨贾眼红；西方列强的骄横，也激起本地商人尚未泯灭的民族自尊。1906年，在西商赛马会受辱的“地皮大王”刘歆生，拿出大片地皮为股本，拉拢汉口商会会长周星棠，邀请实业银行行长梁俊华、熙太茶栈经理韦子峰、大买办刘子敬等人，合资集股，在今航空路、万松园一带，兴建起一个“华商体育运动会”，通称华商跑马场，又叫跑马厅。其建筑设施与组织系统，与西商跑马场相近。最大的不同之处，则是不收门票，不分中外，一律平等。
跑马厅建有一个圆形跑马场，周围一公里半。跑马终点处，设有三座看台。跑马场四周，有茶座、冷饮室、中西餐馆等。赛马也分春秋两季，但赛期比西商跑马场多。除跑马厅规定赛期外，尚有一些“赈灾”、“助学”一类的义务赛马活动。赛马名目颇多，有一般赛，赢三次赛，无座位马赛马，新马师、马夫等马赛，还有“龙门赛”（马匹首次参赛）、“香槟赛”。香槟赛又分大香槟赛与小香槟赛。马票与彩票同西商赛会一样。马票分“独占票”，赌头马；“座位票”，赌头、二、三马。彩票分小彩票与大彩票（即香槟赛彩票）两种。跑马厅的名马有“永浩”、“神妙”、“人翼”等，其中“永浩”曾连续三度在香槟赛中赢得头马，被选为“旗帜”。
华商跑马厅建成后，西商、华商两个赛马会也彼此邀请对方骑师同赛，但这无非是临时凑趣罢了。
1926年，王杆夫、吴春生、孙惠卿、王荣卿等人，领衔集资合股，又在今唐家墩至姑嫂树一带，建起一个号称中西合作的“万国体育运动会”，通称万国跑马场。但由于远离汉口闹市区，经营不及“西商”、“华商”两家红火。
汉口赛马之风始于1902年西商跑马场初建时，历时近50年。1926年至1935年间，“西商”、“华商”、“万国”三个跑马场同时开赛，是汉口赛马最疯狂时期。武汉失守后，马赛由日本人在西商跑马场主持，渐形冷落。抗战后，英国人卷土重来，但赛马一直没有复苏。华商跑马场则由青红帮联合一些骑师，举行过若干赛事。
老汉口的报刊
清同治五年（1866）一月五日，英美人士创办的英文报纸《汉口时报》（HANKOUTIMES），也译成《汉口泰晤士报》，是汉口乃至中国近代报刊的发端。这张具有教会性质的英文报纸，社址设在汉口英租界内，由美国人汤普生与富瑞德分别担任编辑和排印，每日出4版，以英美在华侨民为发行对象。出版两年后，因经营困难停刊。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基督教伦敦布道会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在汉口创办第一份中文刊物：《阐道新编》（RELIGIOUS NEWS）月刊，也译为《谈道新编》，实际上由杨格非的中文教师沈子星与该会仁济医院助理医师杨览堂，共同负责主编。在创刊号上由沈子星撰写序言，说明出版目的与内容为“劝集阐道良朋”，曾为上海《教会新报》转载。初为手抄本，不久改为活字木刻，每年定价一元。至光绪二年（1876）停刊。
这是基督教会最早在汉口创办的报刊。自1874年起，外国驻汉人士又先后创办《汉皋新闻》、《开风报》、《新民报》、《字汉林报》、《中西报》、《光华报》等。自1872年至1949年，在汉外国人聘用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30余种。1904年出版的英文《楚报》，在汉发行长达37年之久，是武汉地区历时最长、影响较大的一份外文报纸。《字林汉报》亦称《汉报》，创刊于1893年，报馆设于汉口英租界一码头，汉报书馆印行。日出一大张，售钱10文。版面为上下对折两长条，上登新闻、论说，下刊广告、商情与船期公告。《字林汉报》与《字林沪报》本出一家，所有论说与新闻彼此多相采用。后由日本人接办，言论一度开罪清廷。1900年6月，张之洞秉承清廷旨意，禁止《汉报》发售，不久终刊。
与此同时，中国人自行创办的报纸也在汉口起步。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史》记载：“我国人自办之日报，开其先路者，实为《昭文新报》”。
《昭文新报》于清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十六日（1873年8月8日），正式在汉口创刊，为国人艾小梅在内地自办的第一张报纸。据上海《申报》当年报道：“汉镇创设《昭文新报馆》，盖亦仿香港、上海而作者也”，并谓“其所采录，则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与本馆新报亦属相辅而行，为博览者所不废”。该报初用活字排版，白鹿纸印刷，为十折小型，创办时为日报。后因“阻于人言，惑于市道”，复以“人情未习，取阅者不能坌集”，遂改为五日刊，合订成册，其后仍以销路不畅与经费支绌，仅维系一年便宣告停刊。
1902年10月浙江商人宋炜臣创办的《汉口日报》，是以“汉口”命名的第一份民办报纸。1907年王华轩创办的《汉口中西报》，先后出版发行30余年，发行量超过万号，在湖北首屈一指，在全国仅次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报》、《时事新报》，居第六位，曾在德国科隆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展出。1913年，王华轩又创办了《汉口中西晚报》，1917年又增办《汉口日报》，曾一度三报并存。
1909年8月，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中原日知会会员宛思演、詹大悲、温楚珩等集资创办《汉口商务报》。12月13日，军队同盟会改称群治学社，以《汉口商务报》为机关报。次年4月被清廷查封。1910年12月14日，詹大悲等人又在汉口歆生路创办《大江白话报》，名为商办，实为革命团体掌握的一份小报，日出一小张。1911年1月3日，詹大悲通过集资将《大江白话报》更名为《大江报》，日出对开三张。该报先为革命团体振武学社的机关报，后成为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创刊后不断揭露清廷媚外残民的罪行，并对湖北新军做了大量组织发动工作。是年7月间，《大江报》先后发表何海鸣、黄侃的两篇时论，对一触即发的革命斗争添入一剂强烈的催化剂。当局十分恐慌，饬令江汉关道率兵包围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查封《大江报》。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群起指责清廷摧残言论，汉口一地各界人士纷纷声援，向当局提出抗议，成为震惊全国的《大江报》事件。当局原本对詹、何二人拟“从重置典”，慑于舆情，只得轻判结案。武昌首义后，《大江报》由何海鸣主持于次年复刊。又因反对袁世凯称帝，1914年被黎元洪以“图谋不轨，擅造妖言”罪名第二次查封。
《大汉报》是辛亥革命后国内首家革命报纸。由兴中会会员胡石庵创办，于武昌首义后的第五天在汉口出版。创刊号发行3万份，一周后增至4.5万份，遍及江、浙、皖、赣、湘、闽诸省，其他地区也纷纷函电订阅。海外评价《大汉报》为“新英雄坠地”，“支那文字之怪物”，“革命党所恃以挠动天下者”，“一纸胜过十万毛瑟”等等。不少报刊大量抢先转载该报新闻与言论。《大汉报》真实地报道了武昌起义盛况，也编造了不少文告与各省响应起义的消息。其创刊号上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发表的“檄文”，以及以孙中山名义撰写《孙大总统告全国同胞书》等，虽为作者编造，然对当时安定军心、民心，吓丧敌胆作用巨大，实有鼓吹革命之功。11月初汉口失陷后，报社被焚，又移武昌出版。事定后，黎元洪曾亲题“赤手回澜”匾额赐报社。之后，《大汉报》还对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安福当国、曹锟赌选等均予猛烈抨击，以致二次被封，胡石庵及三名编辑遭捕下狱。胡石庵出狱后，在汉口日租界复刊，《大汉报》声誉日隆。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大汉报》跟不上形势，同年10月因胡石庵病故而终刊。
《汉口新闻报》，初名《新闻报》，创办于1914年5月28日，系原在《大江报》担任发行广告事务的张云渊，邀集凤竹荪共同发起，集股1万元，汉镇巨商蔡辅卿、宋炜臣均参与投资。馆设汉口一码头致祥里，日出三大张。后由于广告业务兴隆，增至四、五大张，成为汉口有巨商附股经营及版面最多的一家报纸。因报纸版式与内容多摹仿上海《新闻报》，曾引起诉讼，遂加“汉口”两字以示区别。在亲日的段祺瑞庇护及日本人的支持下，该报一直办了20多年，于1938年7月终刊。
以上所述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汉口一地新闻报刊发展的一个高峰。之后，武汉一地还有过两次报刊业的高潮，分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初期。
老汉口的服饰
汉口近代服饰习俗的变迁，大致先由机织布取代粗糙的土布，用进口呢绒取代传统的毛皮衣料，接着是模仿外国人穿“洋服”，再则即追踪时髦，出现时装。这种变化，与服饰的国际化趋势大体相一致。
老汉口民众崇尚时新，穿着打扮比较讲究体面并趋新。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称汉口人讲“刮器”，徐明庭先生解释“刮器”即“体面，或取刮垢磨光之意”。
当年汉口商界老板及店员，多穿长衫，出苦力的劳工则多穿短打。冬夏衣服花色，按季节而有所不同。夏季酷热，有钱人家轻罗薄纱，愈轻愈好，下层百姓则有终日赤膊者。颜色则好蛋青、血青、宝蓝、白色、灰色、米汤娇色、出炉银色，以淡雅为主。有一种上漆的细麻布俗称“香云纱”，所制作的衣服穿着凉快，不论贫富皆喜欢。冬季则一般穿棉袄棉袍，富裕人家极寒之时，男女多服狐皮、羊皮袍袄，以御寒气。妇人还喜欢将火炉、火钵放在袍子里面，燃烧白炭、炭巴等类，以助体温。冬装的颜色则爱玄青、二蓝、品蓝、玉色、虾青、灰青等颜色。至于衣着之花纹则随时变改，男女老幼无大分别。
从前汉口女子“衣必红绿”，以红为吉服之色，凡有婚姻、庆事时，家内一切布置，如帷帐等类皆以红色布置之，其他家具亦多用红色，满堂光耀，彩幔缤纷，俗称为“满堂红”。白色除用作夏衣以外，余多忌讳，因为中国传统以白为孝服之色。民国以后，服制改变，受西人尚白色的影响和迷信观念的淡化，城市女子身穿“一套缟素衣裳”行于街巷的亦不鲜见。房门门帘也开始启用带花白布。大红大绿则往往见于农村妇女。
女子缠足为中国封建陋习，脚小者称为“三寸金莲”，刳木如桥，缀于鞋底，名曰“弓鞋”，走起路来，“缓行似敲玉棋，急走如挝羯鼓，其声清脆可听”。清末民初渐渐改良，劝禁缠足。辛亥武昌起义后成立的军政府曾发出告示，要求全体妇女放足。然社会上普通仍以脚小为最贵，有人娶了大脚老婆，竟对人说：“昨晚我在坟堆里睡了一夜”，盖以大脚似碑也。许多人清末缠小了脚，民国时放了足，半大不小，称为“黄瓜脚”。1926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国民政府迁来汉口，厉行放足，再裹缠小脚的便日益少见。
民国初年，一时兴起洋装热，汉口人士多穿着洋式衣服，女子亦间有剪短发着洋装者。后因西服制作不得要领，弄得逼窄拘束，人们认为有碍身体自然发育，逐渐屏弃，又返回传统服式。在1912年北京政府颁布的《服制》中，有两种常礼服，一为西式，一为袍褂式。袍褂式即长袍马褂。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亦将马褂和长袍定为男子礼服。
长袍、马褂均为清代满族服装。长袍即旗袍，分男女二式，较为单薄的称长衫。男式旗袍系无领、箭袖（俗称马蹄袖）、大襟左衽之长衫，原来四开衩。清人入关后，受汉族服饰影响，居常长袍有所改良，四开衩改为左右两开衩，马蹄袖改为平袖。惟官服和礼服仍为四开衩、马蹄袖。同时汉族人受满族统治者强迫，许多人也穿起了长袍、马褂。民国时期对长袍作了进一步的改良，无领改为圆领，宽大改为窄瘦。这种长袍和长衫以及对襟式“唐装”、折腰长裤成了人们的常服，一般上层人士或知识分子多着长衫，而冬天即使农民也有着长棉袍御寒者。
30年代初，汉口曾一度流行长袍马褂套装，并将其作为礼服。马褂是满族男子骑马时所穿上衣，故名。早期仅扈从者和出使者用作礼服，因他们均乘马，穿短褂比较方便。后来营兵也服用，到雍正年间服者增多，逐渐流行，不分老少贫富，普遍穿着。其样式长仅及脐，平袖及肘，两侧开衩，领、袖缘花边，宽窄随时尚，至晚清镶边减少，有对襟、大襟、缺襟诸式。礼服为对襟式，以青色或灰色为贵；常服为大襟式，有深红、浅绿、绛紫、深蓝、深灰等色。缺襟式又称“琵琶襟”，多作行服。民国之后，对襟式马褂也有作便服穿者。作礼服的马褂一般罩在长袍外边服用，形成长袍马褂套装。民国时期所规定的礼服即此种，因此长袍马褂流行较广，20世纪30年代初汉口曾流行此种服式，穿着长袍马褂的人数超过了西装和制服。作为礼服的长袍马褂套装在40年代后渐少，而作为常服的长衫、长袍则一直流行到1949年前后。
汉口女子则改穿旗袍，还称其为“女子长衫”。本来，满族女式旗袍比较宽大、平直，下长至足，领口、襟、衣裾及袖端均滚有较宽的花边，春秋季也加穿马褂或马甲于袍外。民国时期的旗袍在满族旗袍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改变，由宽袖改窄袖，由宽松肥大型改为紧身贴腰式，滚边亦变窄。在欧美时装风格的影响下，旗袍的款式历经多次改良。衣的长短、领的高低和有无、开衩的高低、袖的长短和宽窄、衣襟的开法等等，均随时尚的转移而变化。其变化的主要特点是使旗袍呈露出妇女体型曲线的自然美。汉口的白海记时装店制作的旗袍式样风格独特，专门设计有翘腰的紧身旗袍，以此取代直统旗袍，并按顾客的体型确定式样，征得顾客同意后才缝制。在采用面料上则依质而异，缝制不同季节的单夹皮棉各种样式。还用镶滚、嵌牙工艺，配以时兴的空花扣、实心扣。襟则有海派大襟、胸褶大襟，领则有紧扣立颈、开花颈等等。
至40年代，白海记这种改良的旗袍在汉口非常盛行，几乎成了妇女的代表性时装，从富家贵妇到小家碧玉，以至女学生，都有穿旗袍者。女子出门，无不穿着自己喜爱的旗袍赴会，使交际场变成了旗袍展示会。
汉口妇女日常所穿则是大襟上衣，折腰长裤，部分穿裙。
老汉口的婚丧寿庆
老汉口的婚丧嫁庆风俗虽沿袭于周边天沔、黄孝旧习，却有着汉皋“大码头”独特的铺陈与排场，自成一派，异彩纷呈。
清朝末年，汉口出现一家曹景云花轿铺，出租花轿、抬盒、挑盒，起先门可罗雀，生意冷清。辛亥革命后，汉口社风转向浮华，花轿铺便门庭若市，着实红火了一阵子。当年，汉口平民百姓，凡尚撑门理户者，娶亲必预备一顶花轿、两面大锣、凤冠霞帔及吹鼓手。富裕人家，则租用抬盒或挑盒、捧盒、锦盒等，并佐以旗伞遮阳及金瓜、钺斧、朝天橙等皇宫銮驾之物。
怡和洋行买办陈仙洲之子娶妻，约花费一万银元，由曹景云花轿铺特制一顶豪华花轿。轿子四面设有镜框，办有活动人物，镶配由干电池供电的五色彩灯，外套以苏绣盘金的红缎轿衣，周围以色珠穿成百鸟朝凤，极其富丽堂皇。过礼所用抬盒、挑盒等一应用具，皆遍洒泥金。
迎亲时，前列24人着武士戏装，骑高头骏马，名曰“骑顶马”。紧接着是两面大锣，先慢敲十下，再连敲三下，谓之“十三太保”。锣后是军乐队，随锣声乍止即奏“别矣巴黎”等乐谱，军乐队穿仿北洋军阀官服，帽顶与肩章用铜丝簧悬空纽着，镶以红黄色锁线。乐声甫停，便是大小洋鼓击着合拍前行，随后夹之以青衣小帽的八音社，用胡琴与笛子合奏着《夜深深》与《梅花三弄》。而后是牌匾执事，最后是吹鼓手，吹着《小开门》与《滴滴金》等调子，压着花轿缓缓而行。迎亲队伍，包括跑红、投帖超过200人。沿途观者如云。
花轿抬至男方，自然是放鞭炮相迎，“十三太保”锣声不绝于耳，唢呐吹起《大开门》调子，让新郎官开封开锁，与交亲太太照轿后，从大门过天井，经礼堂至洞房，沿路满铺红毡。随后由交亲太太搀扶新娘至礼堂与新郎同拜天地父母，再入洞房拜花烛，喝交杯茶，新郎方可揭开新娘之盖头。稍作停顿，即由跑红人请出新郎新娘拜谢父母与宾客，礼罢便上迎亲酒，按照由上亲（新娘之兄或弟）上坐，月老作陪。接着就是闹洞房。有的还安排堂会演出，直至次日下马宴后，婚礼才算告毕。
婚事酒席，一般客情只有早饭中酒，讲排场者则有头天的暖房酒与次日的下马宴。聘为知宾者，又有请知与谢知两顿酒，月老更有起媒与谢媒两次酒席，加上正期不下八顿之多，故呼为“媒八餐”。新娘回门，自由女方备宴，但也由男家送辞堂席数桌的。两亲家互相过门，多于婚后10日内。参加婚事的内亲，一般住上五至七天，谓之“蓄客”。他们所送人情亦多于外人，谓之“出汗”。富人婚嫁，一掷千金，毫不在乎，但寻常百姓则需四处张罗，还言什么“麒毛相助”。因此，时有吵嘴怄气发生，但又自圆其说是“喜字多口”。
老汉口的丧事也形形色色。替长辈做丧事，谓之“白喜事”，一般在亡者断气时请道士引路，烧一顶纸轿子与九斤四钱纸。装殓时多用丝棉缠裹尸身，说是“可使骨结不脱”。穿上寿衣后，即扶之上座，“遵礼成服”，由道士吹打唱念，命孝子贤孙匍匐，令众妇人啼哭，始行“大殓”。亦有所谓“细殓”者，即从寺院请来众僧人，大唱“往生极乐”之法事。
寿衣多为道巾鹤氅，穿圆领大袖长袍，仿明人装束，寓“生降死不降”之意。一般还让亡者左手提烧饼，右手拿纸扇，言明烧饼是防阴界恶犬狂吠时打通关节所用，扇子是为亡者至阴界觅路焦急扇汗所备。富有者头巾嵌宝石，口内含金钱，手带玉镯，并按年龄定制三分三厘重上铸“西方接引”四字金钱若干枚，钉于垫褥罗列成圈，名曰“垫背”。女亡人，殉葬细物更多，亦有经美容后，打扮栩栩如生的。故汉口有句歇后语“替死人擦粉——死要面子”。旧俗“买棺材要打夹帐，买寿衣要一次买好，制寿衣要一天做齐，否则就不吉利”。因而一场“白喜事”下地，即便是中等人家，也有“人死如分家”之慨叹。
办丧事，当孝子的要故作“苫块昏迷，语无伦次”之状，按“爷亲有叔，娘亲有舅”的旧习，叩请他们主持丧事，谓之“当大事”。主持者即找扎彩店扎孝堂，点缀成满目松柏与盈庭素车白马之状。门前树一铭旌亭，中书亡者名讳，有官衔者还要冠衔，无者则借用“清某某大夫”衔，下款均以当地最高长官衔名为荣，有的还需先送人情500—1000元方准许。场面上摆的纸扎牌匾，则把家族中几百年前做过官的族人如数搬出，以撑门面。还有不少杜撰造假的，反正不会有人替其序谱。逢七则需诵经，有的请僧人49位之多。
出殡前如需堂祭，则须另设红堂招待礼生。礼生又称“大宾”，均为乡绅与老学究。堂祭按繁简分为“唐祭”与“徽祭”两类。“唐祭”请礼生8人，首为大赞，次为瑞赞，再为引赞两人，余为执事，并用歌童8名。大赞主持呼礼，瑞赞负责诵祭文，多为哀戚烦琐之辞。红堂多设在花厅之内，开始前由孝子穿吉服，乐人前导，三至红堂叩请礼生主持祭礼。礼生先行告祖礼，再至灵前命孝子孝孙麻衣麻冠扶杖出闱行祭，总历时约需两个时辰。
“徽祭”比“唐祭”更隆重，需二十几张祭桌、60—80名礼生，每席摆九件头与三牲祭礼，麒麟狮象，人物鸟兽，各式果品。礼生分大赞、副赞、引赞、执事等，其三叩三献大体相近。不过其中有一场，由引赞领歌童手持扎有飞禽走兽之琉璃果灯，带孝子孝孙们在灵堂走万字格，并奏响震天大乐，燃放大量鞭炮，热闹非凡。再则，祭礼中亦有穿插“点主”一场的，常有请当地最高长官为点主官，由知名绅耆四位陪同点官，并专设“题堂”。孝子捧着备好的灵牌，只把主位的“主”字写成“王”字不加点，呈至点主官席前。点主官在鼓乐声中，用笔在“王”字上加一“点”，便算礼成。
出殡前两日，为正式开吊日期。在中人之家以上的，亲朋只送纸烛、挽联、祭幛及花圈。账房除按人面的大小来酌给敬使钱外，还按名发出讣闻。吊客既至，先请登台衔后，平辈执鞠躬礼，晚辈须磕头。一般客情，是入席后捧帛，或用白手巾贴红纸花，或兼用青细羽绫马褂，吃毕即连呼“送客”。吊筵一般只开吊正酒。个别的则有入殓酒、解扛饭及请知、谢知酒，多是八大菜、四小炒、四拼盘。至于礼宾的酒筵则档次更高。白喜事也有蓄客，留住时间比红喜事更长。
昔年，汉口工商界巨头大都大办丧事。如葆和祥纱号的毛树棠，经营匹头棉纱暴富，其母去世时竟花费现洋万元大摆场面，用以扩大影响，争取地位。曾当过汉口总商会会长与慈善会会长的蔡辅卿谢世时，因其与黎元洪过从甚密，尽管家境日微，花费不及毛家，但其场面却远远超过毛家。英商麦加利银行买办唐朗山死后，仅棺材就花费3000大洋，一场丧事办下来耗资1万大洋。更有泰盛和金箔店包家，虽系一手工业者，办一场丧事却花费2万大洋。
老汉口做寿与婚丧有所区别，婚丧一般都需赔钱，而做寿却是赚钱的。汉口旧俗是“男不做三，女不做四”，五十岁才做正生，六十岁则称大庆。官僚、买办与商界巨富，在五十岁做罢正生，每年的散生也会例行备上寿面消夜，有的还备中酒。他们大都会在洗脸架上角挂一本记载生期的“长庚录”，倘若某人躲避生期，即在“长庚录”上打下记号，以便另眼相看。还有某些公子哥们，失了怙，当了家，便大肆铺张做起“三十大庆”来，并有人附和恭维道：“有钱可大三十岁。”当然，也有不少为子女做满月、百日、周岁、十岁的，皆以是否有钱决定。
老汉口的店、号开张志庆，或开张若干年纪念，则是一种投机取巧招摇惑众之把戏。其中又以金银首饰店、绸缎呢绒店、百货店及参燕号等高档店铺居多。1931年武汉大水后，汉口市场萧条，各商号纷纷借改牌换号，请扎彩店扎门面牌楼，大兴庆典。邹协和金号本是江西帮所办殷实店铺，浙江帮便在临近处新开一家首饰店，先是张灯结彩热闹一番，接着打出“金饰送工，银饰减价”的幌子。邹协和只好把彩扎弄得更鲜艳。原来江西帮与浙江帮在回收金饰时，分别是八五折与九折，邹协和即改为九二折相竞争。至于绸布、百货、参燕诸店的大减价，亦大致相近。各店号相互争奇斗艳，扎彩店的生意则红火得接应不暇。
老汉口的喜轿扎彩业，大都是夫妻店，父子兄弟皆参与期间。有的请个把师傅带徒弟，接到大生意则商请同业帮忙或聘用临时工。从事此业的，需经常出入官僚、买办、大商贾之门，纵然骨子里寒酸，也不宜微露形色，外表西装革履，言语圆通，花钱豪爽，才有机会谈成大生意。婚丧庆中以丧事生意最大，故平常需从疾做起，千方百计加以笼络，常在登门探望时捎上精致果品。承接婚娶与寿庆，也靠多方联络，终日于茶楼酒肆打听，拜散寿即问亘生，寻媒踪乃知嫁期，争先跑在前业之前揽生意，还酌情送上一份礼物，以图日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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