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搭档未删除迅雷:陈夏红：1949年后的钱端升

陈夏红：1949年后的钱端升时间:2010-08-11 09:37 作者:陈夏红点击:623次
　　钱端升（1900～1990）上海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留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以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务。1952年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54年他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任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等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顾问、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等职。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编辑委员会顾问。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中国的政府和政治》（英文）、《民国政制史》（与人合著）和《比较宪法》（与人合著）等。
　　在1949年，选择跟共产党走，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这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亦与各类运动的频繁程度有着紧密联系，而这其中，若论损失的程度，政法界又无疑是重灾区。用谢泳先生的话说，政法界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最容易出事的人” 。钱端升即是留在大陆的法政学者之一，其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1949年之后政法界知识分子的遭际。
　　一、1949年之前的钱端升
　　从1924年游学归来，到1948年其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 作为一个政治学、法学教授，钱端升无疑是成功的，整整2４年间，钱端升先后或同时任职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10月，钱端升应邀赴美，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一年时间。
　　在任教的同时，钱端升先后撰写了《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比较宪法》（1938）、《民国政治史》（1939）、《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1947）等学术专著。这些学术作品中，钱端升本人对于《德国的政府》厚爱有加，认为其“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在我所著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 这本书被列入民国时期的大学丛书系列出版刊行。钱端升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至今依然享有盛名。1997年商务印书馆百年纪念时，翻印的学术名著中就选了《比较宪法》重新出版。此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订“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时，亦将《比较宪法》列为第一号重新出版。
　　1949年以前的钱端升，在新闻出版领域亦占有一席之地：1927年4月～10月，钱端升是《现代评论》的重要编辑和作者之一；1939年～1941年《今日评论》，钱端升亦积极参与其中；此外最重要的，则是钱端升1934年“脱产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 ，在那里“呆了八个月写了百七十篇社论后被迫离去”。 此外，钱端升在1947年之后还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撰稿人之一，写了不少“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的文字。
　　除了坚持学术报国、言论救国之外，钱端升亦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大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八·一三”战事骤起，日本侵华势力大举进犯。南京国民政府特意派出胡适、张忠绂和钱端升三位北大教授，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的援助，到1938年才返回国内。
　　面对强权和暴政，钱端升表现出了独立的人格。“据说当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最怕四个人起立质询。这四个人就是钱端升、张奚若、罗隆基和周炳琳。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钱端升、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致电蒋、毛，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办的时事晚会上，钱端升无畏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威胁，第一个挺身而出，发表演讲支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了6000多师生，鸣枪示警，企图驱散师生；此计失败后，军政当局又突然停电。钱端升和6000多师生又点起汽灯开完了会。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19日的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的行动。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
　　应该说，面对国民党政权的铁血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气，他几乎从来没有退缩过。
　　二、迎接解放
　　1948年11月，寄居在费正清家里的钱端升，闻知“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遂不顾友人挽留，多方设法回到中国。对于其千万百计回国的原因，美国学者恰末尔·约翰逊认为：“他所以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希望能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上大有作为。”
　　钱端升回国后不久，就被推举为北大法学院院长。“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 在迎接解放到来的过程中，钱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绝了国民党邀其南下的安排，积极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按照党的意图，保护革命学生，做教职员工的工作，维护接管学校，“对北平解放后稳定北京大学的正常秩序做出了贡献”。
　　在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同时，钱端升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学校内的一切大事，均经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据那几年参与校委会工作的同志回忆，在多次校委会上，钱端升先生是最积极发言，而发言又有见地的少数教授之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是年上半年，北平各大高校纷纷掀起了学习的高潮。作为高级知识分子，钱端升衷心地迎接全国的解放，主动地开始了对政治以及形势的学习。1949年3月9日，钱端升给美国的老朋友费正清写信，表白了他此时的心迹：“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在北大法学院，钱端升等“6月中旬甚至组成了以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其学习计划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自发地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了这一盛会。钱氏后来即为“说明人民政协的意义和记录人民政协的成果”，撰写了“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
　　到了1949年10月1日，钱端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对此，钱端升是感恩戴德、热血沸腾的：
　　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此后不久，钱端升又当选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除此之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三、“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除了担任上述职务之外，1950年钱端升还被推选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务。相对于大多数在1949年之后靠边站的知识分子而言，钱端升可谓顺风顺水。
　　从1951年9月份开始，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起，京津二十多所高校教师三千余人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开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先河。1951年，钱端升参加了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现场观摩土地改革，回学校后，向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师生谈了心得体会。1951年11月20日，钱端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一文。
　　钱端升在这篇文章中，全盘否定了自己：
　　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即在解放以后，因为我的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
　　按照钱端升本人的看法，其“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表现在这么五个方面：第一，“我没有认真将功课教好”。 第二，“我没有好好地联系群众”。 第三，“我没有很好地团结同仁”。 第四，“我对法学院院长一职坚持辞去也近一年之久”。 最后，“从我对北京大学的校务的处理中，我也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不良思想和作风”。
　　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还以较大的篇幅把揭发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汤用彤、蔡元培和胡适。钱端升指出：“比我负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 “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对疑难之事也轻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 “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在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下，钱端升是年度的公共生活亦有声有色。是年，钱端升先后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育工会主席、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北京市委员会主席。
　　四、组建北京政法学院
　　1952年，教育部为了贯彻中央“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的指示，按照“每大区如有条件具备时得单独设立一所政法院校”的原则，于1952年暑期，作出了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的决定。
　　1952年8月23日，根据中央的命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华北行政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政治系、法律系、社会系等单位代表于振鹏、刘昂、朱婴、严景耀、陈传纲、夏吉生、程筱鹤、费青、钱端升、戴铮、韩幽桐等组成了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召开了4次会议。11月11日，在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告筹备工作完成。
　　北京政法学院由钱端升担任首任院长，戴铮任代理副院长，刘昂任教务长，雷洁琼、费青任副教务长。是时全院共有师生员工863人，其中学生766人。
　　钱端升自述，“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 1952年11月，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批学生入学，其中包括华北区参加轮训的县级法院正副院长、审判员及公安司法干部和原四校学生以及部分高中毕业生。
　　在担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同时，钱端升还参与了不少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1952年，钱端升除了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之外，还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并担任第一分团长，还到柏林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这一年，钱端升还在《中国建设》以及《世界知识》上，分别发表了《人民政府如何运作》（英文）以及《为了人民的教育而争取和平》等文章。1953年4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钱端升又当选为副会长。此后，钱端升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钱端升在积极参与1954年宪法制定的同时，还和楼邦彦合作写了一本只有短短的37页的小册子《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 这本小册子的结论，是钱端升、楼邦彦引用苏联《真理报》1954年10月1日针对中国1954宪法颁布而发表的社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文件，它证明：不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获得了新的胜利，世界历史的潮流正在坚定地向民主、向社会主义涌进”。 1955年1月，钱端升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到新德里出席印度第42届科学大会，并就新中国宪法作了主题报告。在印度期间，钱端升一行还拜会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此后，钱端升一行赴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科学促进大会第7届会议。1955年6月，钱端升还前往赫尔辛基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1955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率领日本宪法联盟代表团访华，钱端升负责接待并主持宴会。
　　1956年春，钱端升同刘宁一、程潜、傅作义等人到斯德哥尔摩出席了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特别会议。此外，钱端升还赴加拿大，参加了中美英苏四国科学家在加拿大的聚会。 1956年10月，英国工党领袖希思访华，钱端升负责接待，并陪同前往全国各地参观。
　　1957年初，钱端升对锡兰（斯里兰卡）进行友好访问。这是钱端升在1949年后公共生活的绝唱，钱端升从锡兰回国后，即被划为右派，免去了一切行政职务。
　　五、钱端升在1957年
　　1957年5月9日，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北京政法学院党委邀请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以揭发本院工作中，特别是党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全院揭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为了加强对整风的领导，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了以院党委书记刘镜西等8人组成的整风办公室。
　　“在整风运动期间，学院的一些教职工利用大字报等方式对学院党委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在1957年5月29日的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上，钱端升做了“批评三害”的发言。 应该说，钱端升发言中的感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对于北京政法学院里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光院长钱端升深有感触，其他不少教师亦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这次发言不久，1957年6月，北京政法学院工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进入反右斗争阶段，此后不久，北京政法学院反右斗争全面展开，钱端升被划为“右派”，并列入“章罗联盟”大名单，“钱端升等师生受到错误批判”， 连汽车司机们也敢“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钱端升等是怎么被批判的呢？笔者手头有几篇文章：1957年6月21日新华社发布通稿，题为“首都法学界披荆斩棘搜索右派”，副标题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另外一篇关于钱端升的报道，大标题则直接指出“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辅以“妄图帮助罗隆基成立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政党”的肩题，使得钱端升成为著名的“章罗联盟”的成员之一。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师卢一鹏，亦撰写了一篇“政法界的右派大将———钱端升”。
　　六、钱端升：“我的罪行”
　　在连篇累牍的批判之下，钱端升的确“清醒”多了。钱端升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着全体人民代表“认罪”。钱端升的认罪书洋洋五千余字，共分为三大部分：“接受章罗联盟领导”、“在政法学院破坏党的领导”、 “同美国特务结成‘亲密朋友’”等。
　　在供述中，钱端升亦主要交代了他同外国学者、记者等“美国特务”交往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费正清的。费正清与钱端升之间的交情非同一般，1948年钱端升赴美做访问学者时，即住费正清家，钱端升回国之后，依然给费正清写信联系。可是在此时，这居然也成了钱端升自己的“罪行”。
　　1987年前后，钱端升在撰写《我的自述》时，对发生在三十年前的这场灾难，简单评价为“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
　　七、一件“值得一提却又令人痛惜”的事
　　钱端升1957年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之后，就鲜有文字材料留世了。这对于我们探寻钱端升的轨迹留下了不小的空白———毕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钱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样。
　　据钱端升的长子钱大都提供的信息，钱端升被打成“右派”之后，其他的职位都被撤销，但是还保留了政协委员的职位。此后不久钱端升被派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后来听父亲说起那里的情况，在那里还比较轻松，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开‘神仙会’，就是几个人没事在那里闲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任务，管理上也是比较松散。”钱大都说，“但是父亲很苦闷，因为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没事干，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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