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与经营哲学:江　帆:见证复旦园文革片断

见证复旦园文革片断

·江　帆·

◇　见证复旦园“斗鬼风”

　　回想４４年前的炎热天气，１９６６年８月６日一早，突如其来的“斗鬼风”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席卷了复旦园。

　　按日期来说，它本应在我保存的文革初期一段日记（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网刊《民间历史》）的区间之内，可是，日记对自己所目睹的这么大的一桩事件却无一字记录。为什么回避记录呢？现在想来，主要是它来得太突然，整个校园恐怖一片，脑子也乱哄哄的，以致不知该如何落笔才能写清楚，才能表达我的惊悸、疑惑与反感。现在很后悔，为什么当初就不去尽力记录一二呢？但后悔也没有用，没有记录就是没有记录。

　　读到《陈丕显回忆录》时，特别注意此书中的有关文字：“８月５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５日至７日三天，就有近５０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

　　这场“斗鬼风”从何而来？谁是揪斗的对象，谁又是揪斗的主体？它是“造反闹剧”，还是“保皇丑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这段回忆文字给出的答案，显然是模糊的，混淆的，语焉不详。

　　据本人回忆，当时现场外围亲眼所见，被粗暴揪斗的尽是些专家、教授、学术权威。揪斗得最厉害的、名气最大的有数学系的苏步青、生物系的谈家桢等；中文系的朱东润以“反革命傲骨”著称，硬是不肯低头下跪；还有一个是有名的“大叛徒”，外文系教过我们俄语的黄有恒，就是《王若飞在狱中》书中写到的那个黄平。揪斗黄有恒的场面声势浩大，他每交待一件罪行，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本人所在的新闻系，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就拉出来一个写杂文的“反动杂家”林帆，戴着高帽子押着游街，他当时不过是个讲师。杂文杂家必是“反动”的，报上大张旗鼓批判的邓拓及“三家村”是写杂文的杂家；中文系学生批斗的徐震也是写杂文的杂家。徐震这时已成“死老虎”，墙倒众人推，他的笔名“公今度”也被附会为“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斗得浑身上下是墨汁，一塌糊涂，真像个“鬼”似的。细数复旦园被揪斗的“牛鬼”，除了这个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现任校党委宣传部长的徐震可称做领导干部外，不见当时还有其他什么领导干部、当权派被揪斗。按《陈丕显回忆录》的说法，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一起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这起码与复旦园里的事实不符。

　　事实的真相无须辩驳。

　　“８·１８”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前，复旦园中，“造反有理”的号召还没有响起，造反派还没有公开亮出旗帜并串联，红卫兵组织还没有筹建，怀疑校党委的“战斗队”还是各自为战，不可能一夜之间形成如此步调一致的“造反”行动。

　　我当时是新闻系一年级造反派“十二人战斗小组”的成员之一，我可以拿人格担保，在“斗鬼风”中，我们小组决没有任何一个造反派同学上前去揪斗、打人（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没有！），也没有看见一个熟悉的其他造反派同学参与揪斗、打人。什么叫“造反”？那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反派学生当时的矛头所向，是校党委及其代理党委书记王零（还有上面的杨西光），对“斗鬼”非但不感兴趣，而且大多是反感的、抵触的，有的造反派学生甚至公开出面反对和制止。“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决非造反派所为，压根儿就戴不上“造反”的帽子。

　　“斗鬼风”分明是一场“保皇丑剧”。８月１１日，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贴出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王零精心培养的这两个笔杆子反戈一击，震动了复旦园。这张大字报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把许多内部材料抖落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事实表明，“斗鬼风”是有预谋、有部署的统一行动，是由复旦校党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群众造他们的反，一手导演的，从而“越演越烈”的闹剧、惨剧。
好在现在还能看到复旦师生中一些当年亲历者、目击者的回忆，就我所看到的文字，有三个人的回忆录是同我记忆中的印记相互重叠、相互印证的。

　　这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最早的有关回忆见于安文江的《我不忏悔》（原文参见１９８９．５《东方记事》）。安文江当时是复旦中文系四年级（６２级）学生，复旦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三司”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回忆与反思，真可谓震聋发馈的一声呐喊。他对复旦园里的“斗鬼风”是这样描述的：

　　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已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不同，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三伙。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感到毛泽东、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最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凄绝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渲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８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愣了。

　　记述得最为详尽、细致、真切的，是曹为平的专题网文《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曹为平当时是物理二系６４级的造反派学生。他说到的“斗鬼”情形，正是当时我在操场外围所看到的场景：

　　第二天一早，我才起来就听到复旦大学横贯东西的主要大道，我们称之为“南京路”，其北面的操场上十分热闹，该操场的东面是学生宿舍八号楼。我急忙赶到那儿，那儿已经到处是人，斗鬼风已经开始了。所有的乒乓桌现在都改成了斗鬼台，桌上站着好多个后来被我们称之为保守派的人，还有一两个牛鬼在那儿跪着，多的跪着三、四个。正是盛夏，不少都是汗流满面的，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乒乓桌周围围满着人，我来得晚只有站在外面。那些牛鬼被反架着手，在他们背后的保守派则正在对他们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手揪着头发。

　　曹为平还说到一张《斗鬼风从何而来？》的大字报，这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这斗鬼进行了一个上午，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了。到了下午大家就要回家，似乎经过一个星期天，昨天传达的中央精神就要冷场了。可是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复旦党委的如意算盘转。当我离开斗鬼场准备去吃午饭时，看到在“南京路”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斗鬼风从何而来？》文章不长却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早不斗晚不斗，昨天才传达了中央精神就出现了斗鬼风，指出这场斗鬼风完全是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中央精神移开。看了这张大字报我豁然开朗，立即觉得自己是上当了，被转移了注意力，而且马上想到下午大家要走，这不是要使中央的精神冷场吗？许多人纷纷起来对这次斗鬼风进行了质疑，保守派们就说我们反对斗牛鬼蛇神，包庇牛鬼蛇神，是反对文化革命，专门反党。

　　最为清醒的回忆、深刻的思考，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我认为要数被誉为“最有风云气著述”的吴中杰的《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１版）。作者吴中杰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留校教师，复旦风云的过来人。他在写作此书时，借用了当年复旦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和《大字报选》这两本难得的原始资料。吴先生的记述不妨在此多摘录一些：

　　“斗鬼风”是从８月５日傍晚批斗经济系老教授萧纯锦开始的。接着，在８月６日、７日两天之内，接连批斗了３０多名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红色恐怖席卷整个校园。

　　这个行动显然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事先，在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的体育场上搭起高高的批斗台，然后各系拉出本系的“牛鬼”上台批斗。

　　中文系的批斗对象是朱东润和徐震。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主持批斗徐震、用红黑墨水浇得他满身满脸的，竟是徐震当年做中文系总支书记时一手培养的班干部，现在她们却对过去的顶头上司下此辣手。倒是揭徐震小组的同学，明确提出反对这种做法，这个小组中有一位平时很腼腆的女生，这时却勇敢地跳上台去，试图制止这种野蛮行为，指责他们这样做违反政策，而且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但中文系还不算是最残酷的。数学系的苏步青在被批斗之后，还带着纸做的牛头帽子游街，当然也是满身红黑墨水；生物系在批斗谈家桢之后，用绳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长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来；而七十多岁的化学系教授赵丹若，……斗完之后，还要游街，残酷的学生用草绳捆住他从台上直接往下拉，不幸当场就跌死了。

　　在“斗鬼风”的高潮中，大字报栏上还贴出一张漫画：《牛鬼蛇神群丑图》，把周予同、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等人都丑化了一通。这张漫画在当天晚上就被“孙悟空”（注：即哲学系有名的造反派学生胡守钧，后为“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揭下，他们反对这样做。
　　红色恐怖虽然吊起了一些人的嗜血的胃口，但是也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因为这些学生认为，这股红色风暴干扰了他们揭发党委的大方向，所以断定这是党委搞的阴谋，从而提出了谴责。于是党委有人放风说：“斗鬼是群众自发的要求。”这当然无法令人信服。这样一场有组织有部署的统一行动，岂是“自发要求”所能搞得起来的？于是王零又在全校大会上提出了对牛鬼蛇神应如何斗争更为有利的问题，又被一些学生指责为推卸责任，转移目标。

　　吴先生接着感叹说：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当年自己被打入牛棚，吃到许多苦头的人，却在各种场合慷慨发言，把这场恐怖风暴的责任，加到不该为它负责的人群身上。因为此时，原党委的领导人都已复出，重新掌权矣。这真是文人的悲哀，悲哀的文人呀！

　　不过，他也写到，也有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知识分子。

　　谈到历史的真实，吴中杰先生更是感慨不已：

　　现在看一些回顾那段时期历史状况的作品，大都是义愤填膺的文字，而且多的是脸谱化、程式化的描写，有些人物成为罪恶的符号，而另一些人物则成为正义的化身。这大概就是欧阳修所谓“人情成是而败非”的观念作怪罢。但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实际情况远较此类描述更为错综复杂。过来人刻意跟着某种调子转，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是一种奴性的迎合；后来者因无知而随声附和，是一种盲目的跟从。

　　是的。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历史也并不如此混沌。历史，更不会因为某些人刻意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而改变。

◇　见证复旦园“追穷寇”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远去了。几页泛黄的笔记，稚嫩的笔迹，却保留了我在文革初期一小段日记的原始面貌（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网刊《民间历史》）。至今，整整４４年逝去了。当年我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６５级）学生。这几页不起眼的日记片断让我想到一句话：再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６日　星期六
　　上午，新二的十一位留校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
　　上午十点钟，市委政教卫生部常溪萍部长召开座谈会，我们“十二人战斗小组”有吴聚芳、甄大军、朱振良、张家厚四位同学参加。据他们传达，常部长说：“复旦党委是好的”，“如果你有材料证明王零符合牛鬼蛇神，那就可以派工作组。怀疑不能作结论”；“关于‘追穷寇’问题，就是不断革命，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于《红缨枪》，同学应当鼓励。追、揭、批，不要抓字眼，而要看它是歌颂二周，还是批判二周”，“究竟是不是党委领导的？不仅《红缨枪》，就是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党委领导的。应当抓，应当领导，不领导是不对的。”“这个墙报主要是搞批判，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复旦走得快，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红缨枪》与徐震又可以联系，又可以不联系”，“徐震有问题，《红缨枪》不一定有问题。”“假如复旦光这个东西，没有揭露其他的问题，那就坏了，实际上复旦揭了不少党内外牛鬼蛇神。假如这个小组只搞这些东西，不参加其他同学揭露其他问题，那就有问题，这是阴谋。”又说：“运动发展过程，都是先从党外，然后到党内。”并“希望反映情况的同学自己考虑一下，不对的不要坚持，自己加以改正。”

　　从我的这则日记可以看得出来，常溪萍部长是尽力在为复旦党委以及《红缨枪》“批二周”的墙报打保票，并说“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

　　红缨枪、批二周、追穷寇，这都是复旦园文革初期频频出现的关键词。

　　据《红缨枪》成员之一的欧阳靖在《复旦生与死》的网文中回忆：校党委代理书记王零让“十三太保”（严格地说这个称谓是到了文革初期才叫开的，现在采用此名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办一个内部刊物，刊名也是他亲自起的，他说“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红缨枪》吧。”刊物的内容包括理论探讨、调研报告、时事述评等。……这刊物以油印稿的形式办了几期，文革就开始了。“红缨枪”结束了自己“内部理论交流”的使命，走到前台，试图扮演一个指导复旦文化革命、对复旦舆论举足轻重的新角色。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陶增衍、欧阳靖、谭启泰（当时均为《红缨枪》成员）的署名文章，公开批判“封建余孽”、“反共老手”周予同。这段时期，号称“复旦党委机关报”的《红缨枪》在校园主干道“南京路”集中张贴了“批二周”及十论“追穷寇”等一批墙报。复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周予同合称“二周”。《红缨枪》墙报十论“追穷寇”，所谓“追穷寇”，就是批“二周”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这些“穷寇”穷追猛打。

　　复旦园开始出现保守派与造反派两种对立观点之争：是“批二周”，还是揭党委？

　　徐震，成为造反派冲破复旦党委步步为营防线的一大缺口。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徐震，这时任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具体掌管《红缨枪》。６月２５日，中文系四年级的安文江（后为复旦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的“红三司”勤务组负责人）等十余位同学（即后来有名的“过河卒”小组）贴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了《二论》、《三论》。

　　７月６日，我们新闻系一年级十二位同学（包括本人）贴出评《红缨枪》十论“追穷寇”的长篇大字报，每一节都有个非常尖锐的小标题：“《红缨枪》握在徐震手里”、“《红缨枪》竭力回避主要矛盾”、“《红缨枪》要把我校文化革命引向邪路”、“‘揭’字当头，还是‘批’字当头？”、“《红缨枪》制造了种种清规戒律”、“《红缨枪》为谁效劳？”这张大字报有十二名同学签名，由此组成“十二人战斗小组”。以参加的人数来命名，这在复旦各系造反派众多的战斗组中，大概是独一的。

　　在当时，怀疑党组织就是“反党”，写大字报揭露校党委的学生背地里被称做“活跃分子”，政治上是有很大压力的。“反右派”、“秋后算账”的阴影或明或暗地笼罩着。有人放出空气，说什么１９５７年哪个系哪个年级有多少比例的学生被划成右派。我的日记片断中也记录了这一时期对立面散布的调子：“让他们去放吧！”但是我们“十二人战斗小组”的这些同学，一是认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斗争大方向，你越是压制群众、转移目标，就越是咬住不放；二是仗着家庭出身好，阶级感情深，基本上是“红五类”，总觉得没有什么辫子可抓。

　　当然也有很多旗帜鲜明为《红缨枪》叫好的，如电光源实验室工人专家蔡祖泉等人就写了一张大字报：《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这显然是要借蔡祖泉的大名来保《红缨枪》。“让他们放吧！”“工人说话了！”这都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的老套路。

　　７月中旬，围绕《红缨枪》，新一轮辩论开始了。复旦造反派顺藤摸瓜，进一步把《红缨枪》与徐震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徐震问题必须挖根”，并质问：“谁为徐震保驾？”７月１６日，如我的日记所记，新闻系二年级十一位同学贴出长篇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这张大字报，副题为《关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问》，矛头直指复旦党委，点了王零的名。这十一位同学，即有名的“杀阎王”战斗小组前身。

　　最有影响的大字报，是外语系三年级孙月珠等同学就本系的“阶级路线”问题贴出的《一问校党委》；孙月珠等同学还率先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复旦党委面临直接的、尖锐的挑战。两派的大字报、大辩论针锋相对。

７月３１日　星期日
　　外三孙月珠等同学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党委作参谋”的口号，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同学贴出大字报，说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说他们想“夺权”，等等。隔了两三天，孙月珠她（他）们重申“一切权力必须归文化革命委员会”。

８月２日、３日的日记，记录了这场大辩论以及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陶增衍等《红缨枪》编委沉默了一个时候后，突然抛出一批大字报，对革命群众运动评头品足，大泼冷水，激起了广大同学的义愤。
　　陶增衍们借同“孙悟空”讨论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为名，打着“重在表现”的幌子，攻击外文系革命同学的革命大字报是什么“列表式”啦，“唯成分论”啦，“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啦，罪名多得很。
　　陶增衍们比瞎子还要瞎！

　　“孙悟空”是哲学系学生胡守钧（后为“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等组成的一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战斗小组。他们贴出《我校文化大革命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字报，指出某些校领导批周予同、批陈传纲（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而不联系本校实际，是“错误的方向”，这是一个“大阴谋”。继而，“孙悟空”小组又贴出“复旦党委及王零同志在运动中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大字报，认为复旦党委是文化革命运动的阻力，心须坚决搬掉这块绊脚石。

　　党委为了自保，处心积虑抛出已经调离复旦的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陈传纲，想把他作为走资派的代表人物，试将烈火引烧到他的身上。在党内，才华横溢的陈传纲是个受排挤的领导干部。我们在刚入校时听过他的报告，很是生动，吸引人。此时他已调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复旦方面设计骗他回校来看大字报，下车伊始，就被团团围攻。陈传纲回去后陷于绝望，服药自杀了。

　　不管党委如何转移目标，机关算尽，造反派就是抓住徐震这个突破口不放。徐震眼看保不住了。王零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放马后炮，宣布“徐震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并声明党委对徐震问题“早有觉察”，“只是决心下得晚了”。徐震原来担任总支书记的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震成了又一个丢车保帅的牺牲品。

　　８月８日晚上８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党中央刚刚通过的《十六条》，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复旦造反派一片欢欣鼓舞，精神大振。

８月１１日　星期四
　　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的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一早贴了出来，全校轰动。一部分同学要求广播，另一部分同学反对。有同学向党委请示，党委同志答应商量一下，在八点钟以前答复。八点钟过后，党委未答复，外文系广播台要广播，一部分同学反对。最后，郑子文同志（校党委副书记）答应在大礼堂广播谭、欧的大字报。
　　广播以后，坚决反对罢党委的官的大字报纷纷贴了出来。

　　新闻系的谭启泰和国际政治系的欧阳靖，是王零精心培养的尖子学生。这两个《红缨枪》“十三太保”中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自然石破天惊，震动校园。这张大字报把许多内部材料抖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

　　接着，造反派声援与保守派反对的大字报都纷纷贴了出来，又是一场新的大辩论。依然出现工人的表态：“我们工人坚决反对罢复旦党委的官！”显然，这些旧招术已经不灵了。８月底，传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惊天动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风雨飘摇。造反派的大字报直逼“罪魁祸首”杨西光。当炮轰的烈火烧到上海市委身上时，老谋深算的杨西光终于被抛了出来。杨西光一倒，复旦党委以及保党委的“红卫兵大队部”也就通通垮下来了。

　　正如吴中杰先生意味深长在《复旦往事》一书中所说：

　　复旦党委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怎样防卫、怎样挣扎，还是非被罢官不可的，这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当形势发生逆转，在另一种政治背景下，则这些被罢官者，自然又会复职，那就应了这句诗的下半联：“似曾相识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