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婚独宠boss:梁效：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974.01.21)

《人民日报》

秦始皇处在我国历史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急剧变革时期。他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成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胆革新了旧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运用法令的权威，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的合法化，进一步促进了封建经济基础的发展。他崇尚法家，反对儒家，主张革新，反对复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决打击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历史上，那些复古守旧的反动分子，无不咒骂秦始皇。他们极力否定秦始皇的业绩，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其中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便是说秦亡于“暴”。有的说，“始皇暴虐，至子而亡”①。有的说：“秦政暴虐”②。有的议论说，“伤秦政之为暴，弃仁义以自亡”③。连一些对秦始皇有所肯定的人，也不敢冒犯这个结论。如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称赞秦始皇“世变异、成功大”的时候，也同意那种责难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的观点④。
　　就这样，一个“暴”字模糊了历史的真相，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以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在秦始皇的“暴”字上大作文章，并借以恶毒攻击、污蔑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秦始皇的暴力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揭露国内外反动派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一）
　　恩格斯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⑤这是我们在分析暴力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秦始皇的暴力究竟是为哪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什么作用？
　　在秦始皇所处的时代，经过春秋晚期到战国几百年的斗争，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奴隶制经济仍然占有很大地盘；适应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不久，而为奴隶制经济基础服务的旧的上层建筑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地主阶级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之间革命同复辟、进步同反动、革新同守旧的斗争表现得特别尖锐、特别错综复杂。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了当时新的生产关系，处在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它的经济利益首先要求击败奴隶主复辟势力种种形式的反抗，摧垮旧的上层建筑，扫除奴隶制经济所占据的地盘，保证封建经济基础的发展，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借助于暴力才能完成。正如列宁所说：“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⑥
　　纵观秦始皇的一生，在创建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程中，施用暴力于反动势力，数其大者有三：
　　一是公元前二三八年，秦始皇镇压了＠毒反革命武装叛乱。次年，他又查办了吕不韦。秦始皇同吕、＠复辟集团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战胜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革命暴力，制止了秦国在政治上的逆转，为统一中国的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是公元前二三○年至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用战争消灭了关东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这是秦始皇使用的最大规模的暴力。秦始皇领导的统一战争，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战争是进步的战争。这一点，连指责秦始皇的西汉贾谊也不得不承认。他说：“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⑦
　　三是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下令焚了宣传开倒车的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次年，他又坑了进行复辟活动的四百六十多个犯法儒生。“焚书”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坑儒”是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不打击反动派的复辟，秦政权就不能巩固。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那种把暴力看成是“绝对的坏事”的观点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⑧。秦始皇的上述暴力正属于这种性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⑨，是革命的，进步的。
　　然而，千百年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却百般诅咒这种革命的暴力，把它说成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他们特别诅咒“焚书坑儒”，危言耸听地叫嚷，“竹帛烟销帝业虚”，“坑灰未冷山东乱”⑩。“秦坑儒耶？儒坑秦耶？”（１１）
　　果真是秦始皇的革命暴力，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吗？果真是秦始皇的一把焚书之火，烧虚了自己的帝业？果真是那四百六十多个被坑儒生的亡灵，唤来了覆灭秦朝的风暴么？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什么是秦始皇的帝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的帝业首先是革新的事业，统一的事业。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１２）。时代变了，一切政治、思想、文化都要变，不能守旧，更不能复古。过时的奴隶制度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新兴的封建制度要占领历史舞台。这就是秦始皇帝业的主流。斯大林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１３）统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愿望。旧的诸侯割据称雄的藩篱，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复辟势力的庇护所，统统都要拔除；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楼宇，要建立起来。这就是秦始皇帝业的主流。焚书坑儒于秦始皇的帝业，何虚之有？！
　　恰恰相反，如果不尊法反儒，不焚书坑儒，不坚决镇压反革命，不注意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辟反复辟的斗争，那才会真正地虚了秦始皇的帝业。君不见，那些旧贵族和儒家子弟，有的更名改姓，混入封建地主阶级新政权机关，伺机变天（张耳、陈余“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１４））；有的闭门不出，将反动诗书密藏深匿，对抗秦始皇“焚书令”（孔鲋：“秦非吾友……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１５））；有的更赤膊上阵，大搞卑鄙的暗害活动（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１６）。他们念念不忘的不正是要虚秦始皇的帝业么？
　　正是这伙反动势力，连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也不放过，在上面刻写反革命标语，说什么“始皇帝死而地分”，妄想复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也正是这伙反动势力，当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纷纷削尖了脑袋，钻入农民革命队伍。他们妄图利用农民大起义，来实现变天复辟梦想。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张耳、陈余拥兵一支，忙于称王割据，公开号召“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１７），大肆进行复辟活动。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混到了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身边，狂热鼓吹孔孟之道，大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一套反动儒学，对农民起义的领袖进行思想腐蚀（１８）。以上种种事实充分说明，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势力使用暴力，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尽管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在秦末活动很猖狂，然而他们同农民阶级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到头来在农民大起义所推动的历史进步中捞到的只是更大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实现复辟奴隶制的分封制的梦想，终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秦始皇所创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适应封建社会的发展要求的。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就是历史对秦始皇以革命暴力推行的进步事业的结论。
　　不同时代的各种反动阶级是息息相通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遭到可耻失败后，贼心不死，竟哼着“竹帛烟销帝业虚”，“坑灰未冷山东乱”，来表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他们左一个“虚”，右一个“乱”，念念不忘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伙无产阶级的叛徒竟堕落到向两千年前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一千年前封建文人的亡灵乞求精神力量，这就充分地说明，他们只能步其反动祖先的后尘，走完那条“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阴暗的路。
　　（二）
　　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１９）秦始皇的暴力是一把两面锋刃的宝剑，一面锋刃对准奴隶主复辟势力，另一面锋刃对准在新的封建制度下被剥削、被奴役的农民阶级。秦始皇对人民群众的暴力，是维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的手段。这一暴力受到了农民阶级的坚决反抗。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推翻了秦的统治。在这场风暴的斗争实践中，涌现了我国第一代农民阶级的英雄——陈胜、吴广。
　　应该怎样分析秦始皇暴力的这一面锋刃？
　　我们首先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秦始皇对农民阶级的暴力，反映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秦始皇的时代，我国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是一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从春秋战国之交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不过二百多年。这二百多年间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总的说来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样，新建立起来不久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和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痛苦，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是受到人民欢迎的。但是，这决不是说，封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就没有矛盾了。秦始皇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新的解放，所带来的正是对农民阶级的新的压迫。秦帝国建立以后，地主阶级国家政权同农民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主要表现在秦代大规模的强制徭役和十分苛重的赋税上面。特别是修阿房宫、造骊山坟，“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２０），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并造成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脱离，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２１）由于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所以它同生产力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对抗性。秦始皇对人民的暴力，就是这种封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对抗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是封建制度的剥削性质所决定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包括象秦始皇这样杰出代表人物所不能解决的。只有农民阶级的武器的批判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个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２２）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剥削阶级杰出人物所不能比拟的。
　　我们再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制过渡到奴隶占有制时指出：“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２３）同样，在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时代，处在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农民比起奴隶主阶级压迫下的奴隶来，其地位有所改善，也是一个进步。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用革命暴力扫除奴隶制残余，取得的一些成果，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然而，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那些曾经被秦始皇革命暴力打击得狼奔豕突的反动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咒骂起秦始皇对农民的暴力来了。他们说什么：“秦……外内骚动，百姓罢敝，……财匮力尽，民不聊生”（２４）。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封建的社会主义时，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反动阶级“为民请命”的罪恶行径，指出：“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２５）原来那些冒牌的“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正是这种臀部带着奴隶主贵族纹章的反动家伙。他们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为的是拉拢人民，混水摸鱼，妄图否定秦始皇对他们实行的革命暴力，恢复奴隶主阶级的天堂。他们丝毫没有打算对广大劳动人民施“仁政”，而是要把他们重新打入实行“人殉”、“人牺”的奴隶制的活地狱，复辟奴隶主阶级的残暴统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而林彪一伙也承袭了昔日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故伎，在反革命《“５７１工程”纪要》中，大骂秦始皇，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叫嚷什么要“解放一大片”。他们所为之请命的“民”，他们要解放的“一大片”，不过是解放二十多年来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所镇压的那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同历史上一切复辟势力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注：
　　①《贞观政要》。
　　②《续资治通鉴·元纪》。
　　③《全晋文·吊秦始皇赋》。
　　④⑦《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⑧⑨（２３）《反杜林论》。
　　⑥《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⑩《唐诗选》。
　　（１１）《全唐文》。
　　（１２）《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１３）莫斯科八百周年的《贺词》。
　　（１４）（１７）（２４）《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１５）《资治通鉴》。
　　（１６）《史记·留侯世家》。
　　（１８）见《孔丛子》。
　　（１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２０）《汉书·食货志》。
　　（２１）《哲学的贫困》。
　　（２２）《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２５）《共产党宣言》。（原载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