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性boos狠狠爱免费读:王年一：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

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

王年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曾有一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兵团”，其成员就是“五·一六分子”，简称“五·一六”。从１９６７年“清查五·一六”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五·一六”一直是被坚决打击的对象。被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有关资料较多，难以分类。现开列如下，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一）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原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专门谈了“五·一六”问题。吴庆彤说：

首先是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认为是有的，在北京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不清楚。证据是：１９６７年８月初，“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北京散发了恶毒攻击周总理的传单。８月９日还将这些反革命传单张贴在北京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和西四丁字街等处。……这些反革命传单的署名是“首都５１６红卫兵团”。这些传单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无耻的诬蔑和攻击，群众看了十分气愤，纷纷揭发“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有的将反革命传单拍照下来，有的从墙上搞下来，送给周总理和国务院。现在国务院的档案里还保存着这些反革命罪证。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揭露过“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１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所以，有些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后天打倒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朱德、陈云这些老同志都要打倒。后来才晓得主要就是他们搞的。同年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８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５月１６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同年１２月１８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１９６７年７月和８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４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国务院各部门在清查中也发现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如学部的吴传启、林杰，外交部姚登山，国家经委的陈大伦，国务院财办的何畏等人。这些坏家伙都直接同王、关、戚挂勾，受王、关、戚的指挥。现在看来，后台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林彪反党集团。

吴庆彤又说：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斗争非常复杂。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团惯于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大耍贼喊捉贼的伎俩，对清查“五·一六”进行破坏。陈伯达竟然当上了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他们胡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是“五·一六”后台，他们在全国全军普遍清查“五·一六”。林彪提出“一个不漏”。陈伯达提出追组织，找加入“五·一六”的登记表。吴法宪说“北京的小三军就是‘五·一六’”（引者注：“小三军”就是当时与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所谓“冲派”。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多数派的“大三军”比较而言，人数较少的“冲派”就是“小三军”。）他们千方百计地转移斗争方向。这样，在清查“五·一六”中，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伤害了很多好同志，还整死了不少好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团，故意把清查“五·一六”引向邪路，搞扩大化，把水搅浑，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在毛主席指出王、关、戚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中央文革一伙不得不将王、关、戚关起来。但是，在清查“五·一六”中，不少单位要求通过王、关、戚弄清本单位“五·一六”分子的情况，中央文革一伙人又规定要经过姚文元批准，结果是不许向王、关、戚作调查。

（二）１９６７年８月９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增刊）刊出《北京出现一股反周总理的逆流》。报导说：

８月８日深夜，“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分别在北海公园前后门、王府井大街北头一个胡同里、西四、平安里、动物园、商学院等处贴出了６种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反动大字报。他们同时还在师大等处散发了同样内容的传单。所谓“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７月中旬出现的，跨行业的秘密组织，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

（三）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小报第４６２１号刊登《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其中有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和北京卫戍区的杨增祥向记者介绍的调查、审讯“五·一六兵团”头头供认的情况：

１、关于“五·一六兵团”活动情况，原文为：

经中央批准，已拘留入狱审讯的有：钢院学生张坚（建）旗、李芳（女）、陈力（女），商院学生程镇华，１０１中学学生郭海燕（女）、长沙一中学生唐亦安。还有与该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冶金部矿冶研究院的物资组成室副主任蔡萍迹（女）和她的母亲曾广澜。

“五·一六”兵团是７月１日正式出现的，有一个“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可以证明，会在北外开的，发起者有钢院的张建旗、李连菊、李芳、陈力和１０１中学的郭海燕。

前身是钢院的“五·一六”。张等均是钢院的“五·一六”分子（属钢院造反公社红一团），在对外作战部工作（原文如此——引者注）。据交代，５月份在反击二月逆流活动中，张建旗最先提出揪二月黑风总后台，矛头指向周总理。并说：“从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天起，就准备坐牢。你们过了三个月再看。”不久，张写了一封攻击周总理的万言书《致总理的公开信》，４月上旬，送林副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张到处向社会上观察哪里有反总理思潮的人，积极串连师大苏东海、商院程镇华以及农大、北外、二外等有反总理思潮的人。

《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张建旗一方面提出所谓“要掀起深入揭发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另一方面派李连菊和北外“六·一六”进行反革命串连。

５月下旬，北外“六·一六”派张新民、戴达明等５人到钢院找张建旗等人。５月２９日，张建旗、李连菊等人就搬到北外活动。由北外××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住宿，只留曾先锋、李良弼、杨阳等在钢院活动。曾先锋是钢院的负责人，并担任“第一线指挥”，张建旗在北外担任“第二线指挥”。

５月底６月初，张建旗及其同伙成立了所谓“钢院五·一六兵团”，发表了一个反革命的宣言。他们还把《致总理的公开信》抄成了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同时他们自己还写了一些欢呼的大字报，这样又勾引来一个郭海燕（去年到鞍山大串连时认识张建旗的），她写了《为一张反动大字报叫好》的大字报，署名“群众的呼声”。“钢院五·一六兵团”成立以后，还向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写过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在６月４日前给以指示，如不给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动。

６月３日，中央首长严肃地批评了北外、二外反总理的活动，引起了张建旗等人的混乱。张等７人在紫竹院讨论了一两天，意见不一致，一种认为反总理不符合毛主席战略部署，要搞只在业余时间搞，另一种意见坚持搞下去。之后，李良弼、曾先锋、杨阳回钢院，张建旗、李芳、陈力、李连菊和郭海燕等５人继续到处收集攻击周总理的黑材料。

６月３０日—７月１日，在张建旗倡议下开会两天，张提出用整风方法搞了“两忆”（忆“受迫害”、“受压迫”之苦）、“三查”（“查斗志”、“查阶级{即查动摇性、“查工作”）。这样，他们又鼓了劲，起草了一个反革命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因为１０１中的郭海燕参加了，就由“钢院五·一六兵团”改为“首都五·一六兵团”。

这一时期，他们还串连了商学院程镇华、农大郭树忠、师大苏东海、长沙一中唐亦安以及财办何畏等人。

７月份以来，张等频繁活动。方针是：“影射攻击不点名”。这时，程镇华、唐亦安等也参加了活动。

７月３日—５日深夜，张及其同伙在财贸口贴出“枪毙××”、“打倒李先念”等大标语。

７月５日，程镇华透露李先念要在人大会堂做检查，他们把准备好的传单印了１０００份，在人大会堂散会后散发。

７月１１日—１２日，经过串连后，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农口和八机部。一是到八机部门口刷大标语，一是与农大东方红“五·一六兵团”配合，到农口各部门口大量散发《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

７月１３日—１４日，他们到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等地贴出“吴克华是好同志”、“肖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三军打成打砸抢派没有好下场”等大标语。

７月份，张等经秘密串连，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７月１５日，由张建旗、刘令凯发起，在北外“六·一六”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主要研究是否要搞总理，以及如何搞法。参加者约２０人左右。其中有三中卢平化（化名×东兵），二外张广武、欧阳江，农大周明灯、崔碧君等。

７月２９日，他们又开秘密会议。……

由于唐亦安、郭海燕等４人贴了攻击总理的大标语，被革命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公安部门，张建旗及其同伙在８月３日—８月４日开了两个晚上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一，积极准备写、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贴出和散发。二，扩大组织，统一行动，成立所谓“八个方面军”。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写了７种传单，约印了４０００份，并抄写了１３份大字报。

８月９日凌展，他们把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公开贴在北京街头，并向北京大专院校，以及湘、鄂、粤、新疆等地邮寄传单。他们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最后一次。

８月１１日，江青等中央首长宣布“五·一六兵团”是阴谋的反革命组织以后，该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张建旗等６—７人，仍在负隅顽抗。……

８月１７日，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８月２５日，就把“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了。

２、“五·一六兵团”成员情况。

孙茂祥对记者说，从目前调查、审讯犯人口供情况来看，判断是否“五·一六”成员，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大致可分三类：一类，头头和骨干，了解内幕，一起参加活动者有张建旗等２０人；二类，有相同观点，和骨干分子一起抄写大字报，刷大标语，散发传单等活动者共２４人；三类，被骨干头头串连过的学生、干部，并表示支持赞同，提供了黑材料的共２１人。

３、“五·一六兵团”后台问题。

财办××组组长何畏，７级干部，６月２０日，何与张建旗、郭海燕谈过话，表示对总理一不是奴隶，二不畏惧。

“五·一六”的活动还有一些，清查“五·一六”也还有些情况，补充如下：

１９６７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刊登《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其中说：“６月３０日和７月１日两晚，经过充份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５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７日，中央在一个内部文件上说：“炮打周总理的歪风逐日增长，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表态。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红旗造反团’和二外‘首都红卫兵’中一部份人为代表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不断高涨，调子不断升高。”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５６３３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关于“首都５·１６红卫兵团”问题调查简报》第４号刊出《“５·１６”—蔡萍绩—徐向前》。８月２５日，戚本禹在简报上批：“即送江青同志阅。‘５·１６’与徐向前、康克清以及军队有关。”同日，江青批：“总理、康生、伯达、富治同志参阅。”（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戚本禹写的交代材料说：“关于徐老总……我现在记得有一个‘５·１６’后台的调查就涉及到他。这件事还向江青等送过简报。所谓‘涉及’指的是某一个可疑人物同徐老总认识或有来往。”

（四）“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１９６７年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油印）收有《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一文，其中说：

"1968年１月５日，北外‘×××兵团’在天安门前贴出反革命大字报《×××你要干什么》，公然进行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

“钢院张建旗跳出来攻击×××是‘毛主席的同路人’，‘与李××、李××、余××、谷×是第三司令部的人’，‘运动以来与中央文革讲话不一致’等等。”

"4月×日，张建旗到学部请示吴传启，讯问他的炮打×××的大字报何时可贴，吴说时候未到，没让他贴。”

"6月２日，张建旗等人在外院密令，准备公布炮打×××的材料，会上成立了‘北钢五·一六红卫兵团’，即‘首都五·一六兵团’的前身。”

"6月３日，张建旗贴出《给×××的一封公开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污蔑×××是二月黑风的后台，煽动人们起来‘造反’。同一天，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出现署名‘北钢五·一六兵团’的极端反动的传单《２３个为什么》。”

"6月３０日和７月１日两晚，经过充份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５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所谓‘代表大会决议’，提出‘×××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主将’，是‘反革命两面派’。”

"7月１２日，在八机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中央气象台等单位散发了传单《告农林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个为什么》等，诬蔑×××是二月黑风的后台，反动之极。”

"7月３０日夜，商院‘决战纵队’在阜成门贴出《首都五·一六兵团政治部、作战部严正声明》，要总理公开检查。真是猖狂！”

"8月１１日，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严正指出‘五·一六兵团’是秘密组织，阴谋组织。”

“‘五·一六’一些成员名单：……。”

“‘五·一六’后台：农口秦化龙、外交部陈家康、红旗杂志林杰。”

“‘五·一六’组织系统：有政治部、作战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及８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农林口。二方面军：财贸口。三方面军：文教口。四方面军：工交口。五方面军：军事口。六方面军：中学口。七方面军：外事口。八方面军：全国通讯联络。”

（五）“首都红代会部份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于１９６７年９—１０月编写成《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２．９——１９６７．１０）》（铅印本，共１５３页，内部发行），这个大事记中零散地记录了一些有关“五·一六”的材料，或可补以上资料的缺失。摘录如下：

１９６７年“三月中下旬在反击‘二月逆流’的剧烈的复杂的斗争中，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集团——王力、关锋、林杰之流初露头角。其干将吴传启、洪涛等人开始相互串连。他们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说什么“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总理司令部”，“现在的斗争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是旧政府的人，不用听他的”。“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是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在这个阴谋集团的策划下，３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贴出了许多恶毒攻击李富春、李先念的大字报，轰打周总理的逆流从此时隐时现。”

１９６７年“五月初，钢院张建旗等一伙，积极策划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活动。农大出现了‘五·一六兵团’”。“在二外，以张光武为首的一小撮公开发表‘开炮声明’，在商学院跳出了一个‘火线纵队’，迫不及待地把矛头针对周总理，并暗地策划建立反革命‘五·一六兵团’。”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一个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小集团北外‘六·一六’抛出反动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恶毒诬蔑周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

５月底，反革命“首都５·１６兵团”的前身——“钢院５·１６兵团”成立。

６月２日，反革命小丑张建旗抛出他两个月前（３月３１曰）写的大毒草《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并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攻击周总理。

６月１４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五·一六”头目张建旗等人密谋后，在北外“六·一六”成立了“首都５·１６兵团”。……钢院、二外、商院等地不时出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许多革命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

５月２４日，首都大专院枝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５月２９日，陈伯达等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核心组严肃指出：……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６月３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再次向北外“六·一六”捉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

张建旗一小撮见势不妙，于４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作退却，并倒打一耙。

１９６７年“６月３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并作了重要指示。伯达同志指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１９６７年“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反革命阴谋小集团‘首都五·一六兵团’在外语学院５楼召开了所谓‘第一届代表大会’。……７月上半月，“五·一六”黑匪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开始所谓‘第一个战役’、‘第二个战役’，大肆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反动传单。污蔑周总理‘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在八机部贴出反动标语‘打倒六月黑总后台’，大肆攻击周总理。”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五·一六兵团’猖狂活动。７月１４日在首都大街上及农口各局、各院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

１９６７年“８月９日反革命‘五·一六兵团’在夜间贴出许多大标语，恶毒地攻击周总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和１１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开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革命组织座谈会。……首长还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８月１１日，商学院斗争了‘五·一六’黑匪干将程镇华。”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黑匪兵团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擒获。８月１８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７６个革命组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与黑匪兵团决一死战……８月２０日，黑匪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归案。师大井冈山揪出黑匪干将陈力。８月２５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乔卫东’组织里的黑匪‘五·一六兵团’干将季××等９人，缴获手枪两支、子弹百余发以及大批反革命材料。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奋起反击‘五·一六兵团’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

批黑材料。８月２６日，首都及全国在京革命派１０００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５个黑匪头目被揪出示众。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编辑部编的《教育革命》第２０期（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主席、中央首长谈“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全文如下：

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毛主席最近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誊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摘自９月３日《人民日报》

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陈伯达同志８月１１日讲话

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布暑。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陈伯达同志９月１日讲话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叫“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污蔑“五·一六”。——康生同志８月１１日讲话

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康生同志８月２７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康生同志９月１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明天（指８月９日）要出×××的大字报，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这件事要大动的。文革小组开会谈到要找几个学校办一办这个事情。“五·一六红卫兵团”第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建旗，是钢院的。——谢（富治）副总理８月８日讲话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像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江青同志８月１１日讲话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从“左”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江青同志９月１日讲话

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社会上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特务。有这些黑手藏在背后，以极“左”或极右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不允许，注定要失败的。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个东西，叫“五·一六”，它人不多，表面上多数是青年人，这青年人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利用青年人思想不稳定。

“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出现，我们每个人材料他们都整了，我们也不怕，心里没鬼怕什么？

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二月份有一股风。目前是一股“左”的风，以极“左”面目反总理。

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千方百计要作垂死挣扎，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识别他，向群众宣传，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是见不得人的一小撮。

有人要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这要提醒同志们注意。——江青同志９月５日接见安微代表讲话

现在有用极“左”的口号，打倒一切，分裂和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这一篇文章（指姚文无的文章）的要害，是点破了目前出现的“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有人企图用形“左”实右，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陶铸的那一套，妄图分裂中央，分裂毛主席的司令部，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有些人就上了当。“五·一六”的青年上当了，要反戈一击。“五·一六”的黑手是一小撮，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戚本禹同志９月６日讲话

在当时铺天盖地针对“五·一六”的批判中，上述只是摘引了一部份中央首长的谈话，并且所引或背景交待不清，或摘引不全面。根据本人掌握的资料，下面对以上引文作一些解释或补充

１９６７年９月３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导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江青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又说：“目前这股子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康生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象北京‘５·１６’中的一小撮，还有什么‘星星之火’，实际上是阴谋小集团，他企图动摇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破坏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

“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印发的《文化大革命关键时刻中央首长十分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铅印）收有《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时间：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晚９点１０分至次日凌晨零点２５分。“中央首长”为：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李天佑、曹轶欧等。江青在讲话中说：“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说它是‘东西’，就因为他是反动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也是年青人（引者注：语言不通，原文如此）。这些年青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象‘五·一六’，反对中央，或者以极‘左’的面目来反总理，这是很典型的，是反革命组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０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江青“九·五”讲话的通知》。

１９６７年９月９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革命群众组织”“认真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的录音，“进行学习”。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转〈安徽“Ｐ派”和“Ｇ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九·五”指示〉的通知》，文件注明“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张贴”。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６日晚，“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部份代表时，周总理说：“９月１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康生、江青同志都指出‘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反动的阴谋组织。姚文元同志在文章中指出了它的性质。”“对待‘五·一六兵团’，不要扩大化，只是几个坏头头嘛！”“千万不要扩大化”。“听说五·一六有八个方面军，名字很吓人，其实只有几十个人。”“你们哪个组织，哪个学校有‘五·一六’……由学校组织内部自己解决，不要别的组织去捉。”“我们要防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我们，一定要批判极‘左’思潮。”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４９７５号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７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陈伟回答：“没有证据。”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时，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吴法宪交代：“１９６７年７—８月，江青一伙诬蔑周总理保护老帅、副总理、国务院的部长、各省委书记，是保护了‘走资派’，是‘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同中央文革分庭抗礼’。要周总理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和国务院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为中心，代替党中央集中领导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８年５月，江青还多次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谢富治等人秘密开会，诽谤周总理‘在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掌握方针、原则性差’。”

（七）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人民日报》用３个版面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他加了一些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份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八）严家其、高皋二人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最新增订版，香港潮流出版社出版）中有《清查所谓“五·一六”》一节，其中对“清查五·一六”扩大化，有一些论述具有参考价值，不妨摘引如下：

其实，在“坚决镇压”了“五·一六兵团”之后，所谓“五·一六”已不复存在了。谢富治说过，“五·一六兵团”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而且，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江青在讲话中，姚文元在文章中，所以对“五·一六”如此大张挞伐，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所谓“右的和极‘左’的”，所谓“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幕后人”、“操纵者”，都没有具体的指向。因此，一切对“毛主席司令部”（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和林彪，对军队中林彪支持的人，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笼统地称作“五·一六”分子。实际上，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属于“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人”、“掌握军队大权的人”，只要觉得“你反我”，就可以用“五·一六”这个代名词给人以定罪。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从“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演化出来的“五·一六问题”，是一个含义不清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都可以牵扯到“五·一六问题”所包括的内容中，这就难免有人就““五·一六”问题纠缠不清。一九六八年，在北京以至全国，“五·一六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中央还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因为曾经有过“五·一六兵团”，因此，认为“五·一六”是一个广大的组织。追查登记表、追查组织网首先提上了清查“五·一六”的日程。然而，追呀追呀，越追组织问题越模糊。由于绝对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于是提出，组织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罪行，要从清罪行入手。然而，清呀清呀，越清越清不出头绪，于是又重提清组织问题。就这样，清查“五·一六”，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由于普遍存在着逼供信，“五·一六”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一九七０年１月２４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林彪、江青，亦步亦趋。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很多单位还把林彪１月２４目的讲话摘成语录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不少单位的高音喇叭在播音时间里总是不停地重复播放着。……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也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所谓“五·一六”问题严重的人，不仅被单独隔离，不准回家，还必须不断地交待“罪行”，接受批判斗争，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洗刷自己“肮脏的灵魂”。在这样一种森严壁垒的环境中，在不停地叫喊不要逼供信，但事事处处又都存在着逼供信的气氛中，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极度痛苦的精神折磨而走上了绝路。

清查“五·一六”在漫无边际地行进着。中国大陆大多数地方都抓出了不少“五·一六”。在“文化大革命”中活跃过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接下去的便是写不完的交待，认不清的罪。不过一百五、六十人的东方歌舞团，一开始就抓出了“五·一六”分子五、六十人，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清查运动，使各单住的群众心惊肉跳，觉得恶运随时有可能降临。派性冲突也在明中暗中加剧。清查“五·一六”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七０年３月２７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承认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指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逼、供、信。然而，这个通知是在肯定存在“五·一六”的基础上发出的。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加上所定“五·一六”的罪行范围广泛，因此，“三·二七通知”虽然有企图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但实施中却适得其反。

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全大陆的逼、供、信运动。一些人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由于清查“五·一六”长达数年，捏造出来的“罪行”反复交待，一些细节则在反复交待中编得神乎其神。“五·一六”被描绘成了一个罪大恶极、无孔不入的组织。

在“五·一六”组织和罪行都不明晰的情况下，在认为必定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秘密组织的基础上，一九七一年２月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吴德担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从此，全大陆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便按照《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继续进行着。

在不足两千人的外交部清出“五·一六”六、七百人。北京以外的地方，情况就更严重了。就全大陆而言，在清查“五·一六”中，直接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受到牵连的人就无法计数了。有一句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便反映出清查“五·一六”的广泛性。

军队的“五·一六”是指与三军“冲派”有关联的那部份群众。不仅把“五·~一六”与“五·一三事件”连在一起，而且把它和“七·二０事件”连在一起，点名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操纵“五·一六”。实质上是对黄、吴、叶、李、邱的反对派的冲击，火药味本来就浓的军队，与“五·一六”斗争的火药味当然更浓。

一九七一年９月１３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受到震动，然而，清查的方向一时并没有动摇。……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

（九）金春明先生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出版），是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可不读的好书。金先生在书中也有一节专论对“五·一六”的清查，现将其下半部份全文抄在下面：

可是，在事情已经基本解决之后，中央为什么又要专门成立专案组，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清查运动，依据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本人目前缺乏足够的事实作分析判断的根据。因此，这里只能对事情经过作一简述。

１９６８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当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代”，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分子”并无科学的判定标准，一般的解释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给予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极左狂热造反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１／３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些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这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而且名列首位。到１９７３年冬，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专案办公室的李震，也自杀身亡了。在下边的清查运动中，由于大搞逼供，轻信口供，专案组负责人被咬为“五一六”分子的事，也屡有发生。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但是，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却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明其妙的痛苦的灾难，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这样的教训是不应该轻易忘记的。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２００２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