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搏器程控小本:一个读者从几件事情感言毛泽东

　　一个读者从几件事情感言毛泽东
　　前言：历史之匙
　　我有一个狂妄之处，就是自认为通晓历史演变之秘诀。所谓的“通晓”指的当然不是“背诵”。我并不急于将自己装扮成一本百科全书，而在乎把握打开辞书之匙。有了这把匙，我便能够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已特点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乃得以窥见千年帝国治乱兴衰之规律，乃可掘出深埋在广袤土壤下厚重的社会与文化之底蕴，乃可切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脉搏，由此方可看清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向。
　　我的这个窗口就是毛泽东。
　　这是一个有效的横截面，只需细心观察其脉络，分析其构成，就可领悟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精髓之所在，将其放在全球范围内细细地咀嚼，必然会品味出中华传统文明之宽容、博大、沉稳、柔韧之品性。这是一种外柔内刚、不可战胜的文明。
　　毛泽东的出现，显示积弱百年之后中华民族最为刚烈的一面。他不仅击溃异域文明不可战胜的神话，砸碎其意欲施加中国的樊笼，而且，由于反击意愿之强烈，力量之巨大，自身也承受了创伤。然而也正是这一次次的鲜血，冲刷干净鸦片战争以来留下的幻觉，让中国人重新获得了自我意识。
　　血与泪的交融，铁与火的考验，承传着伟大文明的中国人再次站了起来，这一次有着不同以往的非凡意义。作为一个文明聚合体的出现，上一次是在秦汉，那时经过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锻造，而屹立于亚细亚大陆；这一次则是在百余年战火洗礼之后傲然挺立于全球民族之林。上一次我们面对的是中原一隅，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全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毛泽东说出了这句话，它显示出中华民族面对全世界的自信心。
　　借助马克思主义这把利斧，毛泽东奋力将固步自封的传统意识打开了一个决口。从此，汹涌、翻腾而蛰伏已久的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力量得以奔流而出，昂然前行，古老而沉重的中华文明再次凸现出新锐的生机与活力。
　　近代中国与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从他身上都可以看到赫然折射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气质。作为一个湖南人，毛泽东尽得湖湘文化敢于幻想，勇于行动的精神。湖湘文化中敢于大胆想象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浪漫不羁的屈原时代。早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拜访过玉笥山屈原的故居，以表仰慕之情。《离骚》是毛泽东爱不释手的典籍之一，甚至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重大决策的间暇，他亦对《离骚》反复诵读不已。
　　如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又读了一遍《离骚》，心中喜悦，有所领会"。南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上批评了反"冒进"的稳健经济政策，对发动"大跃进"运动举足轻重。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读《离骚》，那么晚了，还给江青写信，他到底"领会"了什么呢？很难说屈原纵横捭合驰骋的意象不会给他带来某种诗人般的启发。
　　中国儒家文化中从来就包含"经世致用，匡时济世"的思想，而在湖湘文化中这种思想尤为浓烈，对青年时期毛泽东影响较大的曾国藩、谭嗣同和黄兴等人均有这个特色。毛泽东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湖湘文化又浸润着爱国的传统，屈原、王船山、魏源、谭嗣同、陈天华就是其中的典范。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常到船山学社倾听船山学说和事迹，对杨昌济关于"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大义，此是船山之大节。应当推而广之，反对今天外来压迫民族"的观点深以为然。然而，纵观千年，湖湘大地之中既敢奇思异想，又能躬行实践的人物，则首推毛泽东。
　　湖湘文化在毛泽东成长之初已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可肯定。毛泽东曾戏言，湖南人爱吃辣椒，因而都是革命者。然而，某种意识若非早已默然于胸，戏言岂可随口说出。而身为一个近代出生的中国人，在那接踵而来的苦难中，谁都做不到超然于世，置身事外。不能脱离当时整个社会的总体环境去单独认识毛泽东，他也不是生活在空中楼阁那种象牙塔里的人。
　　毛泽东出世前夕，中华民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屈辱；出世后，更是切身体会到中华民族所遭遇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康梁变法，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所带来的混乱、艰辛和痛楚。不断动荡的中国已沦为外国列强的半殖民地，异族正在奴化中国。
　　这一时期民族社会心态总而言之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不满现实的情绪和反抗的、救国的强烈意识；二是认识并开始接受外来文化，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被介绍到中国，都被接收。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心态的最大特点：迫切希望为中华民族寻找一条出路。这种焦灼的社会心态发展下去又产生出实践性与功利性的特征，只要看到一种有用的思想或革命形式，哪怕只存在一点点可能性，都要拿过来试试，毫不畏惧风险，总之，先干了再说。
　　因此不难想象，这一历史时期整体民族心理的主题就是救国图存。这样，反帝反封建便在毛泽东的意识中生了根，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国强兵"的国家，这反映出那几代人的理想。毛泽东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那时所有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在急切地为自己的民族寻找出路。
　　中华民族确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双重的。历史上，我们亦曾数度被异族统治，但那时我们只是在武力上失利，在文化上我们依然保持自身的传统，甚至同化异族。然而面对大举入侵的西方文明，我们的自信心受到了空前的冲击，维持了千百年的文化优势意识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社会变动复杂如此，当时就被称为"亘古未有之奇变"。人们被迫重新审视传统价值，变革于是开始。
　　开初，人们普遍认为西方优于我国的不过是"船坚炮利"罢了，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购进洋兵器，办起工厂，发起了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这一段时期的指导思路可用张之洞的话来概括，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之是未意识到（或不肯承认）我们在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已落后时代的发展，文化优越感依然顽强存在着。
　　接下来，甲午海战给予中国难以承受的重创，昔日的小学生日本战胜了千年的泱泱大国，民族的屈辱感、自卑感达到了顶峰。朝野为之震动，我们不得不认真去看一看日本到底因什么而强大。我们看到人家明治维新的成效，终于被迫审视自身制度的弊端。康梁于是适时地出现，搞了一个戊戍变法。但是，康梁仅作一些制度的改良，就算他们拼命维护皇权的至尊地位，那些受到触动的士大夫阶层就忍受不了了。
　　愚昧无知的慈禧老佛爷当然更看不下去。她一翻脸，光绪皇帝除了旋即露出皇宫里锦衣玉食之囚徒的可怜相之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可惜那刚烈坦荡的谭嗣同，唯有对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奈何！靠一小群文化精英进行有限度的修修补补又如何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的颓势？维新运动的失败，显示出中国积弊太深，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中国除非进行一场革命，否则不足以荡涤旧习。既然皇权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那就打倒皇权。
　　革命的目标是推翻皇权，辛亥革命做到了。
　　皇帝是没有了，权力旁落军阀的手中，而社会基本的制度没有得到根本的触动，人们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痛苦，更加失落。这是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孙中山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不但是个基督徒，早年读的也是教会学校，而且组党是在海外，人员构成和资金来源又在很大程度依赖海外人士，缺乏对中国社会现实深刻的认识。仅凭一腔热血，移植几个西方思想名词是根本无法在中国土壤中生根的，所以孙中山难以驾驭辛亥革命，最后还被袁世凯夺去了权力。
　　这是孙中山的无奈，也是中国人难逃的劫数。
　　此后，军阀们忙于混战，抢地盘，"城头变幻大王旗"；知识分子则在各抒已见，君主立宪制啦，全盘西化啦，无政府主义啦，总之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孙中山那时就说过，中国像一盘散沙。那是一个极度端混乱的时期，各种主义、流派、思潮此起彼伏。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华帝国此前几乎未受到选择发展方向的困扰，当然，那时也没有什么"进步"的历史观念。如今的帝国却突然发觉自已迷失了方向，这时才感到，寻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是中国的命运，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命运，无从回避的命运。
　　在五四运动期间进行抉择
　　有无数的人因为看见中国的落后而诅咒不已，也有无数的人即使看见落后也无动于衷，更有无数的人为改变中国的落后挺身而出。少年毛泽东目睹了这一切，同时也投身参与这个关乎全民族命运的大反思。毛泽东于1913年春入读湖南第一师范，这一年他19岁。他身为学子，心怀天下。看到国家每况愈下，毛泽东倍感痛心疾首。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意欲消灭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毛泽东在悼念亡友的挽联中写下了"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之语；后又于第一师范编印的《明耻篇》一书封面写下豪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报国之情，有如血脉贲张。
　　在救国图存的目标下，毛泽东常与友人辩论，并在创建学生组织过程中显示出超凡的组织能力。他的老师兼日后的岳父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文中曾这样评价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915年9月陈独秀在北京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白话文，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呼叫呐喊，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进步刊物。杨昌济订了几份，就把其中一份送给毛泽东，殷切寄望之情毕露。
　　1917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探讨救民救国之路。这时期毛泽东最钦佩的人是康梁，其"新民学会"即得名于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他的笔名"子任"亦因梁启超号"任公"而得。这时期的毛泽东不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各占半壁江山，中国并非一无是处，对西方文明不太以为然。
　　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但如何下手，他仍没有形成主张，流行的观点仍可支配他的行动。毛泽东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学说中飘来荡去，追逐着多变的潮流，仍未有形成系统的思想。当整个社会响彻"打倒孔家店"的声音时，年少冲动的他也挤身其中振臂高呼。他说："我们反孔不为别的，单为他独霸中国的思想。"
　　毛泽东并不能提出全面的主张。
　　1918年8月毛泽东与25名准备赴法学员抵达北京，这是他首次踏出湖南省境。他来到北京大学，在杨昌济的帮助下，获得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一职。其时的北大，由于蔡元培校长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广揽人才，思想、学术极其活跃。各种新思想层出不穷，争奇斗艳。毛泽东一到北大就参加北大的新闻学会和哲学会，不久又加入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十分活跃。
　　毛泽东眼界大开，一边思考，一边睁大眼睛在各种思想中搜索可供救国的利刃。这时的他仍在成长中。有关西方哲学思想、社会文化以及政治体制的书籍开始大量翻译成中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生对中西文化有了初步的比较。他们中占主流的观点倾向认为中国旧有的文化、制度，甚至生活方式都不行，都要进行全盘革命。人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几乎把老祖宗的文化骂得一文不值，同时希望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
　　这是一个反叛的、蔑视权威的时代。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爱国学生示威游行，将中华民族的反思与反抗推至高潮。五四运动是一个全民反思的行动，发生在一段持续的历史时期中，至少包括自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至1921年中共成立这一段时间。有意思的是，当北京的学生火烧赵家楼之时，毛泽东正在山东曲阜瞻仰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孔子之墓及其故居，真是凑巧。
　　毛泽东是在1919年初陪赴法学生去上海，送他们登船后，借机浏览了许多名胜古迹。
　　毛泽东于1919年7月创办《湘江评论》，并任主笔。他于第二期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然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更彻底。"文章眼光远大，锐气逼人。
　　原来在北京大学时不肯回答毛泽东提问的胡适教授看到这篇文章，不禁赞道："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又有提高。他于1920年致函章士钊，这样谈到毛泽东与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溢美之辞，已不吝笔墨。
　　此时毛泽东已认识到孙中山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发动广大人民联合起来行动，但对于如何行动，他有时却是意气用事。1920年9月3日，他在湖南《大公报》上撰文，说："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由此可以看毛泽东敢想而偏激，敢干而尖锐的另一面。
　　1920年初毛泽东再次赴京，目的是寻求对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的支持。在京期间，他首次看到了《共产党宣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全民反思的行动，最得人心的观点是：爱国、自强、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并承认落后，显示出要求变革图存强烈的、整体的愿望。五四运动的贡献还在于把原先仅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反思推向全国范围。
　　五四期间有一场波及全国的著名大辩论，这便是李大钊与胡适于1919年7月开始的关于"问题与主义"论争。这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也是对中国前途的一次大论争，其出发点均在于革命在中国应当采取的方式，分岐并不在于是否引进西方思想，而是争论究竟那一种思想会更有效地改造中国，具体而言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之争。
　　胡适认为应当多研究实际问题，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没有用处，提出要采用逐渐改革的办法，把遇到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一个一个地解决，这样革命付出的代价就少得多；李大钊则认为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必须靠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便要求社会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他表示，中国的问题是全面的深重的，非集中一切力量用暴力去推翻旧有的制度外，新的制度决不能扎根。
　　这是两大思想流派之争，各自的理论也都说得通，要分析哪一种思想更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不把它们放在当时国内国际的背景上看。国际上看，西方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各方伤亡巨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原先不容置疑的优势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坚持实用主义思想的胡适，其倡议采用的逐渐演进的改革方式，其来源是欧美代议制国家的政治传统，因为大战余波未了，西方国家硝烟未尽，底气未免不足，国人亦心存疑虑。
　　李大钊鼓吹暴力革命的思想虽也来自西方，然而由于苏俄革命的成功正是得益于此种形式，因而更有诱惑力。从国内情况看，也是有利于进行彻底革命的思想。首先，中国动荡了几十年，老百姓苦不堪言，莫不想迫切结束这种局面；另外，北洋军阀也搞过选举、代议制这一套，完全是虚架子，老百姓早就厌烦了。
　　这场论争肯定影响了毛泽东，他的倾向则更是无用置疑的。
　　毛泽东于五四期间接触了大量不同的思想流派，迅速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认为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应当成为中国发展的模式。1920年12月1日，他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这样说："我看俄国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而不采，单要采用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一旦选择了走俄国式革命的道路，此后就始终没有动摇过。
　　然而不断的变革过程中，毛泽东亦不断地往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瓶子注入中国的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得以附身新社会而获得重生。这其实是价值的回归。厚重的中国文明不是轻易就可以抛弃的。只是在当时大批判背景下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毛泽东也明白苏俄夺取政权之路是"恐怖"的，但除此之外，没有更适合的方式。于此亦可看出他的冷静与冷酷，知道要夺取政权，必须要采用暴力的方式，而且认为，政权是推行其它一切社会变革的基础。
　　在五四运动期间进行抉择
　　——读后感
　　1，在五四运动期间，毛只是无数爱国青年中的一个，在当时的中国，他还远远没有具备对中国的命运进行选择的能力，就是主持那场关系中国命运前途的大辩论的，也与毛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能说，毛从那场辩论中提高了认识。其他的任何拔高毛在那个时代的作用的说法，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2，“问题和主义”之争，从今天看来，似乎更应该选择“解决问题”的答案才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今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与当时非常类似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证明当初选择的“主义”没有能够妥善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因为，我们的邻国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解决问题”的答案而获得成功的例子。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现在，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天皇制度，而埋头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从而带领日本走向了成功和幸福。
　　3，中国选择了“主义”，严格来说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主义”，除了上面作者在文章中所说的原因之外，我觉得最根本的远原因，还在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专制国家，是一个成王败寇的国家。关于这一点，毛其实说得很清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的这个思想，是标准的中国传统思想，与当年的朱元璋的思想，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唯一的不同，是批上了一件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外衣，让它看起来不是那么成旧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