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信息网招聘信息:徐友渔：我的青春是个悲剧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5-6-15 10:55:00 · 来源： 新京报

哲学学者回忆青年时代惨痛往事，反思“文革”经历对自己的影响

记者问徐友渔，文革中有过什么经历，他说，太多了，讲都讲不完，“这种经历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本报记者徐万涛摄
徐友渔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届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为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访问学者，2001—2002年为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
徐友渔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上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也是国内反思和研究“文革”的重要学者。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
■记者手记
在写这篇手记的时候，我很犯难，在徐友渔的讲述里，全都是关于“文革”的惨痛记忆。我好像没有办法不这样发问，相对于他的那些言说，曾经摆在我书橱中的那本《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
一开始，徐友渔很不愿意涉及到具体的经历，除了哲学家善于归纳的原因之外，我想更主要的大概还是因为“惨痛”。
实在是太过惨痛了，你看看，“我眼看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倒下去。”谁愿意回忆这样的青春呢？但是这样的青春，谁又能够忘记？
用徐友渔自己的话说，那段时期的他跟别人比起来更加“愚昧”，而且这种“愚昧”持续得也比别人更长久。可是“我觉得文革给我现在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一点影响就是独立，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徐友渔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徐友渔，大概就因为对于过去的“念念不忘”。
有人说：“一页历史远大于一卷逻辑的重量”。听了徐友渔的叙述，我觉得这话很对。
“在文革中，我太虔诚了”
徐友渔曾经编过一本书，名为《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文化大革命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留下的烙印，比他们的上一代或下一代都要深得多，因为他们当时正处在一个成长的年代。
当时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属于革命队伍，想干坏事没有资格。即使有资格，从肉体上去侮辱自己的老师校长这样的事情我肯定也做不出来。即便是这样，贴大字报攻击师长这样的事情还是有的。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有着非常深刻的反省。所以，在我的后半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理由，我都绝对不去做那种整人的事情，也不会去打任何小报告。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是个非常正统的人，正统到了愚昧的程度。比方说，一个班主任，一个团支部书记，一个普通团员，甚至也不是团员，成绩比我要差很多，只是因为他的出身比我好，那他说的话在我面前就是对的，我只有听从和学习的份儿。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候，出身好的同学可以天天学习，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学生，如果学习上花的时间太多就是居心不良。只好天天把时间完全用来学马列，然后就是写检讨。写检讨就是批判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暴露给组织，或者批判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其实早就不在了，但是这也不行，他们好像先天带有“原罪”，从小“毒害”了我。
所以我还要写，写他们有多么“坏”。
在文革中，有些人很早就看到很多现象总结得不对，但是我太虔诚了，虽然看到了大量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还是以为要通过现象看本质，现象虽然不好，但是本质还是好的；局部的不好，整体上还是好的。这种过程我经历了很久，当大家都开始反叛文革的时候，这种认识还在我身上持续着。但是文化大革命太荒谬，持续得太久，等我最后明白的时候，我的反思反倒很彻底。
经历武斗：“这些生命是在捍卫什么？”
听徐友渔讲完自己的思想历程，我问他：文革的经历是怎样的呢？他说，太多了，讲都讲不完。在这些讲也讲不完的经历里，包含着的其实是惨痛的记忆。
文革时期，毛泽东大概接见了3000万红卫兵。当时吃饭不要钱，坐车也不要钱。
1966年11月底，我从四川坐火车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那次大概是他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我觉得这是自己一生最最幸福的日子。
受到接见之后就跑到西单电报局给学校发电报。当时觉得毛就是我们的司令，他指到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对他是抱着无限的忠诚。当时有句话叫“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毛泽东接见我们那一次，大概有200万人，排着队从天安门经过。当时组织我们的解放军告诉我：你要看毛主席很快，那么多人一拥而过也就是分把钟。你要很早就死死盯住天安门，那个站得最高的人就是毛主席，走近了你就能看到了。
结果走近之后看到一个人在那里跑来跑去，不是毛主席，而是一个摄影记者。
“文革”我经历了很多武斗。当你看到人被打死，看到弹孔穿过脑袋，无论你的思想多么虔诚，你也会想：这到底是为什么？1967年，我在四川成都一个兵工厂，那一年发生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派系斗争，群众们都组织起来去支持造反派。当时保守派是官方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方面对于造反派表示了支持，他们说，革命群众在兵工厂受到欺压，惨遭毒打，你们必须去解救他们。但是另一方面，中央还有文件指示保守派：这是兵工厂，兵工厂是需要保护的，谁冲进兵工厂就属于反革命行为，开枪保护兵工厂合理合法。当时就是这么荒唐，任何一方都是有道理的。
我当时在冲进兵工厂去解救受欺压的革命战友的队伍里，保卫兵工厂的人不多，但都是最优秀的退伍军人，我眼看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倒下去。后来造反派举行了大游行，抬着几十具尸体，中央又表态说保守派开枪属于反革命屠杀事件。后来随着事态的演变，一会这方对，一会那一方对，根本说不清楚。
到最后，不了了之，那么多人就死掉了。我不知道这些生命是在捍卫什么，到底值不值？我当时是我们那一派中学生的一个首领，我手下的一个红卫兵就在冲进兵工厂的时候被打死了，一个初三的女学生，我们给她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这种经历，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下乡劳动，难以下咽的“忆苦饭”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徐友渔就决定不考大学而是下乡，因为下乡是最革命的。他一直做着准备，每天锻炼身体，以便能够适应乡下的劳动。但是真正到了乡下，他才发现，原本健壮的身体还是不能适应那种极端原始的劳动。
1969年我下乡到四川绵阳之后，又有一个更深入的反思。当时下乡的时候，还是满怀着革命理想。我们刚才说到的反叛，还是在政治层面，觉得自己被文化大革命欺骗了。但是最初的理想并没有变，当时到乡下去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改造自己，另一方面就是为农村建设作贡献。到了乡下才感觉到农村普遍的贫穷，贫穷到了有的农民一家出去的时候只有一条裤子，这种现象，推翻了之前我们在课堂上被灌输的东西。之前我们在课堂上也曾经请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农民的一句话就是“旧社会比黄连还要苦”。到了乡下，村子里组织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开始农民还说蒋介石时代怎么怎么坏，但是说着说着，就说起当时地主怎么让他们吃汤圆吃肉的事情来了。
后来还要吃“忆苦饭”，那种饭难吃得要死，据说这是解放前吃的饭。生产队把饭煮好了，要求我们必须去吃，那饭就像猪食似的，我们的同学们根本就吃不下去，但是不能不吃，不吃的话就说明你的觉悟特别低。可是当地的农民都抢着去吃，因为这是“免费的午餐”，他们还奇怪我们的“不愿吃”。
在绵阳，我待了三年。前几年我因为腰骨不好到同仁医院去看医生，医生看完之后就说：“你的青春是个悲剧”。这个病就是当时落下的，那时候，每天都要劳动到身体无法承受的极限。
我想摆脱这种摧残性的劳动，最终还是知识给了我这种机会。我们那些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当地就算是最有知识的了，我们组织了农业科技小组，研制土化肥。
这就脱离那种最原始最野蛮的劳动，拿的工分最高，而且做的事情很轻松。比方说培养一个细菌，流程需要二十天，我就看着流程。我利用这个时间，让生产队给我开了证明到四川省图书馆去借书。省图书馆一看证明，哎呀，是贫下中农，很热情。所以我在那段时间看了大量的书。当时知识青年也非常活跃，很多内部书籍流落到民间，但是客观地说只有少数人才看得到。这段时光，是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非常美好的回忆。
“逃离苦海”，补招进大学数学系
如果不是命运捉弄，徐友渔也许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生命科学学者，不过从徐友渔的经历来看，命运总算没有辜负一直准备迎接机遇的人。
按照通常的说法，文革的结束是在1976年。1972年下乡结束后，我到了工厂，待了七年，“四人帮”垮台之后，我考入了大学，成了第一届的大学生，就是所谓的“新三届”。
考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是分子生物学。在四川，像我这样的年龄，重点大学都不收，虽然当时招收大学生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举措，但是在教育系统，政审的标准还是文革前的。考大学要单位出证明。为了证明我是优秀的，我抱了学的一大摞书到了厂里，我说我学过英语、俄语、德语，这三门语言随便你考。当时考试是考四门，考完三门我说我可以不考了，我的成绩已经够了。但是结果却非常惨，我落选了。后来才知道是政审的原因。后来邓小平知道了教育系统的这种情况，要求大学补招。学校当时说已经收满了，宿舍不够用，邓小平说可以让学生走读。这样，我才能进入大学，虽然是第一届，但却是补招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分子生物学这种重点学校才有的专业我就不能读了。当时政治条件不好的都去读了师范，师范给我发的通知是数学系，这对我来说还不算是太大的打击，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数学。我本来打算考数理逻辑的研究生，但是到了那年，数理逻辑的研究生没有招，我只好找了一个跟数理逻辑最接近的专业，就是罗素哲学。然后就这样一路转了过来。
口述：徐友渔（文中楷体字部分为记者旁白）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