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亲历历史》，张贤亮、杨宪益等著，中信出版社

　　缘起

　　2004年11月8日夜十点多钟，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从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症状，关节酸疼，流鼻涕，慵懒，所以8号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这时一边懊恼没有关手机，一边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机。一听，出乎意料是小林的声音，她说《收获》策划了一个新的纪实性专栏，总的题目和希拉里的那本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约我写一篇。我说写“反右”行不行?小林说还是写“文革”吧。我说，“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队里不搞“文革”，我好像无从写起。小林说，“文革”有十年的历史哩!哦，“文革”竟闹了十年，连我自己都忘了!

　　关了机，我一夜难眠，第二天精神却好起来。

　　“文革”闹了十年，我准备只写一天。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就写上写作缘由的准确时间，是因为事件发生那天的准确时间我也忘了。我们常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却很少责备自己个人也健忘。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有近万人目睹，场面宏大。事实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虽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间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冲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涂抹不掉事实。我曾将此事写进小说《习惯死亡》，这书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但所有的读者都把它当虚构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要告诉读者，那不是故事，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一开始就写下准确日子还因为，我感到身体不适的这天正是11月7日。这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约也忘却了。11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苏联十月革命节”，所谓攻打冬宫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年中，每年的这一天在中国是仅次于“十一”国庆节的节日，全国人民都要采取规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仪式来纪念它。我们不再纪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个节日总让我念念不忘。每到日历翻到这一天，我耳边似乎就会响起阿芙洛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这个节日是因我年轻时每年都过而至今印象深刻，那么我述说的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今天会是怎样的呢?她年幼时就“亲历”过那样的“历史”，我很难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来，更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并偶然看到我这篇文章，是否会触及她的隐痛，给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后一种情况，她一定是和我一样坚强的人，甚至比我更坚强。她看了这篇文章，一定会亲自站出来说话，她的述说当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这样!

　　上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

　　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击。

　　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统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士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叫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中国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逐渐撤销。“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反革命”被永远开除出党，选出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这才是“文革”游戏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资派”承认反对毛主席时没有把他们枪毙，现在都“一风吹”了。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主要还是抓革命。农建十三师五团也不例外，跟我一起关“牛棚”的“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有的回家“挂起来”，意思是暂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众一起在班排里劳动，有的被“结合”进团部的革委会。全国所有各类行政管理机构突然膨胀起来，各级革委会里的副职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几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除《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国产片外，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叫《第八个是铜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还多，一直放映到穷乡僻壤，全国人人都看过。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干部总是第八位，于是人们都把这种干部叫“铜像”，放在那儿既不会(敢)动也不会(敢)说话的，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各级革委会里都有这种“铜像”。

　　“牛棚”解散了，干部们走了，农工中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单身的，集中到大宿舍。虽然还不能和革命群众中的单身汉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带枪的武装战士毕竟撤掉了。一时间，牛鬼蛇神们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听说全国有的地方还在激烈地“武斗”，而我所在的农建十三师五团即南梁农场，“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在田间劳动时，革命群众同五类分子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好坏，革命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

　　从1968年春节前关进“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里面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969年夏季以后，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还常常怀念。那时的空气没有污染，秋日的天空总是碧蓝透明，白云舒卷。到冬季，雪花懒散而温暖地飘浮在林间小道上，拾一把干树枝燃起火来，火苗依依，如小儿般在我膝间玩耍。在黄白斑斓的田野上，白颈乌鸦和纯黑乌鸦昂首阔步，洋洋自得，薄雾弥漫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令人心动。到开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绿芽，它们的生机给人以某种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们把上衣脱了，贪婪地吸收阳光，田野上突然腾起天人合一的欢快。更其乐融融的是，人们一到田里劳动仿佛就进了俱乐部，四处是玩耍的嬉笑声。我前面说过，革命群众是懒于劳动的，比我还会磨洋工，走出家门到了田间就进行类似今天叫“社区活动”的各种娱乐。

　　每天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大家围坐在田边地头，通常是读一篇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没有重要社论就读毛主席著作，多半是从《老三篇》中选出一篇来念。每个人都板起面孔听：“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班前学习会”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娱乐活动就开始了。

　　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学习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荒诞无稽。那年我刚过三十二岁，但还是一个处男，我却在这时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交媾时发出的声音和话语无比丰富，没有一个作家能想象得出来。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诚然，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我和我的民族正是在大力号召要做“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时全部低俗化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性，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比的深度，谈之不尽，诉之不完，能让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讨和挖掘，又何乐而不为?

　　性骚扰不止男性对女性，竟然以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居多。女性在这时充分展现出“半边天”的风采，世界女权主义的追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达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几个女农工追打一个调皮的男农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裤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女的爱抹，男的更喜欢让她们揉，一直到双方尽兴，笑得趴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算罢休。这种娱乐一天要演出好几场，又对男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原来老老实实只用扑克牌“争上游”、“打百分”为乐的男农工，一个个也都调皮起来。性骚扰有非常强烈的感召力，露天的田间俱乐部极具开放性和参与性。

　　女农工极少对我性骚扰，并非歧视我是个特殊身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对“识文抓字”的“老修”还保持一点敬意。但不止一个女农工可怜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个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还有一位女农工在旁边没人的时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过瘾”。对这种佛陀式“舍身饲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尽，但我还是掂量到头上“帽子”的分量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因为在劳改农场长期接触不到女性，她们的善举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体内类似青春期的骚动，一对“白格森森的大奶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

　　我必须有这样一段铺垫，才能说清楚那天发生的事。

　　下

　　就在我既幸福又性苦闷的1970年夏季，一天早晨列队出工的时候，排长忽然叫我放下铁锹，不用到田里去了，要我到团部报到。我在路边站着，瞅着大队人马嘻嘻哈哈连打带闹地往田间俱乐部走去，煞是羡慕，尤其那位大奶子菩萨在队伍中边走边扭动腰肢，特别显眼。我经常被派到团部去干活，那一定是革命群众不愿干的脏活苦活累活，譬如和全团各连队集中来的五类分子一起掏粪坑、挖地沟、倒腾库房等等，所以并不在意。转过头来，看见我们连长正和排长站在连部门口争论，依稀听见连长叫派个人押我去，排长说不用押，他一个人都去了无数次了，还不放心吗?现在正在农活大忙季节，哪派得出人这类话。两人争辩了十几分钟，站着蹲下，蹲下又站起来，最后达成妥协。排长过来要我再等一等，亲自跑去追上队伍，叫来了一个绰号叫“迷糊”的小伙子。

　　这个“迷糊”有件出名的轶事，一天，派他牵头有病的毛驴到团部找兽医，他到马圈把毛驴的缰绳朝背上一搭，拉出驴就自顾自地走，还没走出连部，毛驴就挣脱了缰绳又踱回圈棚。这“迷糊”就只背着根绳子一直走了十几里路，到了团部兽医院才发觉后面早就没有驴了。“迷糊”什么也不会干，但他到底是个血统纯正的“贫下中农”，排长派他来押我，有点废物利用的意思。排长叫他到团部后，把我带到团政治部，其他就不用管了。临走时又叫他扛枝枪，像个押送犯人的样子，这大概也是连长交待的。

　　“迷糊”就这样押着我上了路。走出连部没多远，“迷糊”说他妈的这破枪真沉，压得我肩膀生疼，“老修”，干脆你替我扛着吧。我说你这是开玩笑，有人看见了不说你的错，反倒要添我一条罪状。“迷糊”说，你看这路上连只狗都没有，再说，这破枪里哪有子弹，你就受点累吧。不由分说，他就把枪硬塞到我怀里，自个儿空着两手潇洒地走。我平生第一次有枪在手，这一直威胁我的东西今天居然被我所掌握，怎么摆弄它都行，立即感受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威风，甚至暗暗的有一股想起来造反的豪情。枪和男性生殖器一样，天生就是男人的物件，这点在好莱坞大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天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田野上的小麦金黄夺目，秋作物正在茁壮成长，一片碧绿。玉米宽大而毫无缺损的叶片舒展在道路两边，路边的苦苦菜、蒲公英、牵牛花、马莲花竞相怒放。天地自然的本来面目和它旺盛的力量一展无余。我挎着枪，和冬日的乌鸦似的昂首阔步，洋洋自得。

　　这天真美丽!

　　快到团部了，我把枪交还“迷糊”。“迷糊”搭拉着肩膀拖着枪把我带到政治部。进门就挨了任政治干事的军代表一顿训，说你们武装连怎么现在才把人带来，什么“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狗屁!“迷糊”是不怕骂的，嘻嘻笑着在每张办公桌周围找烟头。军代表骂的不是我，我只能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等候发落。“迷糊”一声不吭，拣了几个烟头掉头便走。

　　任政治干事的军代表上下打量我一眼，问你就是张贤亮啊，我说我就是张贤亮。军代表沉吟了一下，好像气有点消了，挥挥手，叫我先到外边等。这里顺便说一句，当时各单位掌权的都是由解放军抽调来的“军代表”，革命造反派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就是由“军代表”协调并主持的。

　　到政治部外面，看见不远处原来跟我在“牛棚”里一起关过的原农场场长用目光向我示意，现在他已经是革委会里的“铜像”了。“铜像”装着无意地往我这边挪动，我也慢慢向他靠拢。到跟前，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别怕，没你们的事，你们就是去陪个绑。我问到底是什么事?他说别问别问，到时候就知道了，又要搞运动了。我问啥运动，他说了句“一打三反”，就踅身挪走了。这座“铜像”后来在宁夏农业科技部门当领导，我平反后还与我有来往，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病逝。

　　这时我才注意到团部前的广场上还有其他连队押送来的二三十个五类分子，都蹲在树阴下乘凉。大家都认识，但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头致意。十几名团部革委会成员走出来，就在我们面前讨论押送哪个“分子”去合适。听他们说，银川市召开的这场公审大会因为人太多，银川市革委会打来了电话，每个单位只准押送一个“分子”去“受教育”。古罗马的贵妇人沐浴时要男奴隶伺候，别以为这是贵妇人跟男奴调情，其实在她眼中男奴隶根本不算是人，就像牧羊人要宰羊时也会在羊圈前讨论先抓哪只羊开刀一样。我们这些五类分子是俎上肉，并不是人，革命者哪会顾及到我们的感受。他们在讨论中能体验到一种可以决定人命运的权威感，所以有说有笑，边说边笑，连“铜像”也在一旁插嘴，一派活跃的民主的气氛。有人说叫这个去，有人说叫那个去，我听听都是长得有点讨厌的“分子”，与“分子”本人的罪名无关，并没人提及叫我去。但到讨论要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押送我的武装战士也就是“迷糊”不见了，没人把我押送回连队，在小题大做的团部革委会成员眼里，这就成了个问题，干脆，还是叫张贤亮到银川市参加公审大会吧。

　　革委会成员嘻嘻笑着散了会，团部的武装战士就忙开了。这些武装战士其实就是团部的农工，农场改制为军垦部队后，农工只要把枪一背，就摇身一变成了武装战士。他们先去找牌子，“文革”时牌子多的是，很快就找到了。但那上面是别的牛鬼蛇神的名字，又到办公室去用张白纸写了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写的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张贤亮字是用红墨水写的，很鲜亮，虽然牌子上划了两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写得真不错，看来是练过书法的人的手笔。这样的牌子似乎也没委屈我，我还是乐意挂的。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圆形的铁丝套，武装战士笑着叫我挂在脊梁上试一试。一试，并不重，但铁丝略嫌短了点，牌子顶在我的脖颈上，可想而知原来挂的人比我矮。把铁丝接长后，十几个武装战士簇拥着我到一辆卡车边上。这时，战士们自己人跟自己人内讧起来。因为进趟城不容易，公审大会又像现在红歌星的演唱会，谁都想去看热闹，但上级只允许八个战士押我去，说公审大会人太多，这八个名额还是军代表争取来的哩。因为“铜像”事先已经关照过我，到银川也不过是陪绑而已，没什么可怕，在“牛棚”时我还给“铜像”陪过好多次绑。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算了，我不去了!把我的名额让给你们吧!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大伙儿笑完了，也把人选决定了：女兵是不可少的，代表了“半边天”，男的以级别高低往下论，排长班长都去，普通战士留下来。

　　于是，连我九个人纷纷爬上车，先不让我挂牌子，我找了个靠驾驶舱的拐角坐下来。带队的排长站在车头，“嘭嘭”!使劲拍了两下驾驶舱，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我们便向银川市进发了。《地道战》《地雷战》看得次数多了，说“咪唏咪唏”、“开路一麻斯”、“八嘎牙噜”、“花姑娘的有?”这样的日本话是一种时尚。  大卡车在碎石路上颠簸，战士们意气风发地靠在三面车帮上，御风而立，只有我一人坐着。颠了不久，我偶然掉过头一瞥，才发现紧靠在我身旁的是个女兵，她穿的绿色军装女裤不但没有系好纽扣，还被撕下了一小截。女裤是侧面开口的，不系纽扣，里面的裤衩就敞露出来了，而这位女兵却连裤衩也没穿。不穿裤衩是农村人的习惯，并不稀罕，一则为了节省布料，二则也没有必要，西北农村人不论男女，晚上睡觉都是光溜溜地钻进被窝的，用现在时髦的话叫“裸睡”，既不生虱子，睡得又舒坦解乏。我自己就有二十多年之久没穿过裤衩。女兵那一段裸露的大腿外侧，给已经被激发起青春期骚动的我极为强烈的引诱。别人都站着，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目光，那一段“白格森森”的大腿又与我的眼睛在同一水平上，我就可不时地放肆地盯住它看。

　　她的皮肤不止“白格森森”并且细腻光洁，随着车身的摇晃时而紧绷时而松弛，表现出无比的活力与弹性。顺着腿部往上看，见到了她丰满的臀部，是标准的半月形，腰肢滚圆而挺拔，乳房高耸，乳峰还微微向上翘起。一身绿军装仿佛无法包束她内在的张力，不仅像充满气的气球那样鼓鼓的，并且具有一种不知它什么时候会爆炸的杀伤性的诱惑力。多年后，“性感”一词走上台面时，我才领会到多年前见到的她就是“性感”!她脸庞红润饱满，一脸的天真无邪，她正眯着眼睛、高挑着眉毛向远方眺望，一头齐耳的短发随风飘拂，如玉树临风一般。在那时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后附的《毛主席诗词》里，我发现毛主席描绘人物景物的诗句只有一句有具象性意义，那就是“飒爽英姿五尺枪”，其余的都是大而化之的宏观概括或水墨画式的写意。这时，我不得不叹服“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准确精炼。她靠在车帮上的姿态，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诗来形容更传神的了，她就是这句诗的形象化诠释，何况她身边真有杆“五尺枪”哩!

　　路边的白杨树影一段段投射到车上，像飞速闪动的栅栏那样令人目眩。卡车不停地摇晃，我的头不时碰到她的大腿，使我的心比卡车颤动得还激烈。她并不挪开身子，就任我碰撞，也许她自己并没发现她的裤扣没系好。但这巴掌大的一块女性的肉体，令我生出一种倚翠偎红的柔情，让我想入非非，好像注定我应该和她有段罗曼史，不然这次艳遇便白白浪费了。我后来发表的《土牢情话》的胚胎就在此刻受孕，她就是那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这天真美丽!

　　没料到卡车这么快就到了银川市西门。卡车停下来按响喇叭，周围人声鼎沸，排长伸长脖子扯着嗓子叫喊“让路”。我不得不也站起来看是怎么回事。一看，银川西门桥这一片已经人山人海，连西门外的唐徕渠边只有碗口粗的小树上也爬满了娃娃。卡车别想再往前开了。排长下了车，挤进人群中去交涉，很快，排长也被淹没到人海里去了。战士们个个兴奋莫名，性感女兵高兴地在车上像跳绳似地一蹦一跳。的确，这样盛大的群众场面在南梁农场或说是农建十三师五团从未见过，这预示着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好戏要开场。

　　等了一刻钟的样子，排长满头大汗地挤回车跟前，骂道，他妈的，扣子也挤掉了!咱们来晚了，公审大会已经开完了，这会儿就等着看枪毙人了。读者可以算算时间，从早上七点出工时开始，我在连部门口等连长和排长争论，又跟“迷糊”一起走了十几里路，进了团部政治部耽误了一会儿，然后是团革委会成员讨论，找牌子，换版面，到我们九人爬上卡车颠簸了三十多公里路，车到银川当然已是中午时分了。

　　排长说西门外就是“杀场”，公审大会是在银川市南门广场召开的(今天那里还是开大会的地方)，他们的任务是把我押到那里与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齐集中“受教育”，可惜我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大队人马正在“游街”，不久就会“游”到“杀场”来执行枪决，听说要枪毙一百多人哩。

　　“要枪毙一百多人!”这种场面前所未有，千载难逢。“哒哒哒……”一个战士端起“迷糊”说的“破枪”，装作是端了挺机关枪的样子说，“干脆，用机枪扫了它屁了!”“屁了”是“算了”的意思，不是我写错了字。性感女兵更兴致勃勃，跳着蹦着说非看不可。而不看也不行了，卡车被大群人包围，根本无法掉头。

　　没多久，西门大街上就浩浩荡荡来了大队人马，开路的是几辆吉普车，上面坐着真正的武装战士。那时，解放军、警察、公安人员、军垦部队直至普通百姓中的学生娃娃、红卫兵等等，服装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区别，至少在我的眼里，一律是绿军装。我说真正的武装战士，是指这些士兵穿的绿军装上佩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手里拿的不是“破枪”而是我叫不出名堂的现代化武器。“杀场”居然没有戒严，听任大片人群推来挤去，吉普车上的士兵不得不跳下来横着枪杆子将人往外搡，好不容易才开出一条通道。吉普车后是一溜大卡车，沿着通道吭吭地开到唐徕渠边一片开阔的荒地上。

　　如今那片荒地已高楼林立，成了居民区，北面是银川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而过去，这里历来是“杀场”，听宁夏的老劳改犯人说，马鸿逵时代曾流行这样骂人的话：“妈拉巴子!把这嘎子拉到西门外去!”意思就是把他枪毙掉。我在卡车上居高临下看出来，集合到这片荒地上来的市民好像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因而是无序的。公审大会上肯定有必不可少的横幅标语，可是游街时恐怕没带着，所以“杀场”上竟然没有一条标语横幅，就一反常态地显得毫无政治气氛，变成类似老百姓赶庙会的活动，带有浓郁的娱乐休闲性质。我不禁想到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口号：“革命，是革命群众的节日!”今天就完全体现出这句话了，眼前就是一派节日景象。

　　前面几辆卡车上，押的是一般牛鬼蛇神，只给他们挂了牌子，并没捆绑，爬下车的牛鬼蛇神们神情沮丧但还不恐惧，看得出他们和我一样是来陪绑的。把他们一排排地列好了队，后来的卡车上才是死刑犯，不但挂了大牌子，结结实实地捆绑着，还在他们脖子后面插了杆长长的标识。标识上红黑相间，写的什么看不清楚，只见上面都划了一个给学生批作业表示“对”的那种红勾。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无心去弄明白它的意思，只是我一看到“耐克”商标就联想到枪毙。

　　行刑的人和被行刑的人，也就是主角都登场了，群众更乱成一团，蜂拥而上。士兵们横着枪连推带吆喝地开始清场地。人们还是怕枪的，纷纷向两旁避让，不一会儿就在人群中间露出一块空地。人群呈扇形地围在旁边，最前边一圈是押来陪绑的牛鬼蛇神。我们虽然站得较高，但距离那块空地还很远。我们的排长大概见过这种场面，人又精明，说：“他妈的，要看，咱们就走近点看。他们有枪，咱们也有枪，他们有陪绑的，我们也有‘老修’。来来来!咱们就带着‘老修’往里挤，看他们敢把咱们咋样了!”大家都说这主意好，性感女兵高兴得拍手，清纯又妩媚。于是战士们把牌子挂到我脖子上，女兵还很细心地把我衣领翻上去，用衣领垫着铁丝。这使我更下决心非要与她浪漫一次不可。我瞥了她一眼，却发现她仅仅出于本能，并没有什么默默传情的含意。

　　八个武装战士，排长领三个端着“破枪”在前面开路，两个在我两边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后面压阵。司机不能去，趴在车窗口啐唾沫，目送我们上“杀场”。果然这方法很有效，人群见到我们这支队伍立即向两边让开，人人都用惊喜的眼光打量我，因为外围这些人看不见前面枪毙的场景，突然从后面蹿出个挂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将上场的演员那样感到意外的幸运。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挤到接近“杀场”再也挤不进去了，前面就是陪绑的，并且有正式的武装士兵押着，我们这队冒牌的武装战士只好停在他们后面。八个农工兼战士尽量伸长脖子朝前够着望。我一方面不由自主有种兔死狐悲之感，另方面，牌子挂在我身上，如果我也跟革命群众一样欣喜雀跃地观赏枪毙，也太不进入角色了，我只好微低着脑袋看四周的人群。这时，我惊诧地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罪犯。

　　我长期在劳改农场摸爬滚打，犯法犯错的罪人见过不少，可谓见多识广。可是，1958年我以右派分子罪名劳改时，同劳改的人中最小的也年满十八岁。这十八岁的右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把一部《古文观止》从《郑伯克段于鄢》一直背诵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但满腹文章不能充饥，1960年终于饿倒在田埂上，再也没爬起来。后来进了“牛棚”，虽然称呼我“老修”，但在那里面我还算最年轻的，其实应以“小修”称之才对。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这样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话说应属于“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样，在当时一般批斗大会绝对见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

　　反动学生

　　×美丽因为这篇文章非虚构性文字，姓氏姑且以×代之。其实，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过了，现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显然，最前排陪绑的人是在公审大会上一一点过名的，由真正的武装战士用大卡车押来“杀场”，站在后面陪绑的是类似我这样身份的人，是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奉命派人押来“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丽是学校押来的还是街道革委会押来的，她由四个中年人带着，其中有个教师模样的妇女。一个十岁的小“反动学生”居然要四个成年人看守押送，好像她有多么重要或是像十三妹那样武艺高强，但我看出来这四个人和押我的八个武装战士相同，是沾她的光，趁机来观看枪毙的。在小说《习惯死亡》中，我把她父亲安排在现场，实际没有，紧挨着她的就是那个中年妇女，一脸既紧张又兴奋的表情。我一点也看不见“杀场”上的情景，押我的战士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齐齐地挡在我前面，我只能仔细地观察美丽。

　　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她一头一脸脏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额发沾在前额上，干了的泪痕和鼻涕结成了痂，糊了个大花脸，她低垂着眼皮，紧抿着嘴唇，也不向两边张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忽然，我发现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虽然沮丧却一点也不畏葸，面部表情倔强内向，一副“看你们把我怎么办”的样子。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并想向她伸出手去。但这会儿前面高声喊了不知什么话，那中年妇女善意地用手在美丽头上撸了一把，说：

　　“别怕，别怕，这是跟你闹着玩的!”

　　她的话音刚落，前方就“乒乒……”响起洪亮而又沉闷的枪声，像我曾听过的汽车爆胎的声音。不止我和美丽，人们都颤了一下，但一阵就没了，不再响了。这时，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好像还在期待开枪似的。等明白再不会响枪时，人群突然轰一下地热闹起来，高呼大叫却又不是喊政治口号，嘈杂的话语声腾空而起。接下来，在士兵的驱赶下，人们逐渐向马路边散去，边走边回头望，仿佛还意犹未尽。散场时，人们你推我搡，一转眼，美丽就不见了。我始终没看到美丽的全身，她有多高，是胖是瘦，那天穿的什么样的衣裳。因为她一直低着头，脸上布满汗迹、泪痕、鼻涕，我也记不起她的脸庞，只清楚地记得她挂的牌子。

　　实际上，我们这群站在后面的人，包括押送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都不能将枪毙人的精彩场面尽收眼底。即使最前面那排由正规士兵押着陪绑的牛鬼蛇神，距离空地中心地带也有六七十米远，何况士兵又选了荒地中的一块低洼地执行枪决。然而，向马路走的途中，谁也不承认自己没有看见，都绘声绘色地述说自己“亲眼”看见了什么什么样的妙景奇观：枪口是怎样对着人脑袋的，枪子儿是怎样钻进钻出的，人是怎样倒下去的，血是怎样喷出来的，脑袋瓜子里的脑浆和着血“就像蘸上辣椒油的豆腐脑”，等等等等，这给我后来写《习惯死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七个男人一个个说得唾沫横飞，只有性感女兵懊丧地说老实话：她啥也没看见，白来了一趟。

　　到了我们卡车跟前，司机抄着手靠在车旁骂排长，狗日的!你听错了，啥枪毙一百多人，公审大会上一共才宣判了一百多人!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监外执行，有的戴上“帽子”交群众管制，真正挨枪子儿只有十来个。这次公审大会也不叫“公审大会”，叫什么“一打三反动员大会”。我相信司机的话，每次政治运动都以整人和杀人开场，“一打三反”当然也不例外。司机埋怨，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司机几乎天天开车进银川，他并不稀罕来银川市的机会。我们去“杀场”的九个人反而没有等在马路上的司机打听得清楚，七个战士怪罪排长，闹着要排长掏腰包请吃饭。说，怪不得枪响一阵子就不响了，就他妈的枪毙十来个还让我们往前挤，挤得满身臭汗，都是你王八蛋的闹腾的，早知道我们在车上看也一样。因为性感女兵走在我们一群人后面，她是最后一个回到卡车边的，在她替我摘掉牌子时，我装着无意地问性感女兵，我旁边有个小娃娃也是来陪绑的，她为的是啥?性感女兵一边侧着脸跟排长起哄，一边笑着对我说，听带她的人说是“喊错了口号”。性感女兵的口气一点也没表现出这有什么可诧异的，就像是四个大人把孩子领出来逛公园那样自然。

　　八个人围着卡车追打了一圈，排长终于摆脱了战士们的纠缠，用命令的口吻喊：“上车上车!哪家都有饭，你们的婆娘还等着你们回家吃哩!”又安抚人们道：“咱们过了尹家渠，那里有片瓜田，咱们吃它个狗日的!”于是大家又爬上车，人都上齐了，排长还是和来时一样，拍了拍车顶，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卡车慢慢地从人群中掉过头，向“家”和“婆娘”的方向开去。  　我爬上卡车，站在高处向“杀场”望去，只见一群士兵还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他们在忙些什么。反倒是爬在树上的那些娃娃在远处看得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枪的模样，“乒乒乓乓”地互相枪毙对方，唐徕渠边一片喊打喊杀的欢快的嬉戏声。

　　这帮娃娃都是和美丽同样大的孩子。

　　上了卡车，大家和来时一样各自站立在原来的位置上。性感女兵还是站在我旁边，大腿上那块“白格森森”的肉仍然袒露在我眼前。我突然觉得那块大腿肉变得既苍白又无弹性，我也失去了观赏的兴致。我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并非兔死狐悲的哀挽，也不仅仅是可怜被枪毙的人，而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的深深的怜悯。这种情愫堵在胸中，使我一下子感到恶心，昏昏沉沉的，就像晕车的那种感觉。

　　卡车不一会儿就过了铁路，到了尹家渠地界，果然看到一大片瓜田。车开慢了，缓缓地寻找哪一片有成熟的瓜。有个战士本来就是种瓜的农工，非常内行，他说了声“到了”，车就停了下来。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跳下车，一个战士高喊了声：“鬼子进村!”一伙人全笑了，纷纷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冲进瓜田，再现了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的场面，那是我们田间俱乐部里的保留节目之一。

　　瓜田旁的窝棚里有两个看守瓜的公社社员，但对这群日本鬼子似的战士视而不见，毫不过问。任何人一扛上枪就有了特权，何况拿公家的东西与自己无关，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抢了个大西瓜抱回来。战士们的“破枪”上并没有刀，但西瓜真的熟透了，用手一拍就裂成好几瓣，战士也递了一大块给我。我捧在手上，看着血红的瓜瓤，想起刚刚战士们说的脑浆，怎么也难于张口，可是战士毕竟是战士，毫无所动，那个描绘脑浆的战士和听见这种描绘的性感女兵，也没有表现出有什么联想，无所畏惧地啃着西瓜，连声赞甜。我猛地悟到，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我正在劳改农场，没有见过“文革”的种种场面，听说“文革”初期农建十三师也搞过武斗，宁夏的武斗还死了很多人，毛主席教导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我却错过了锻炼的机会。战士们包括性感女兵在内，在“文革”前期“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中，大约见识过不少，已经见怪不怪了。责怪他们残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能责怪自己在封闭的劳改队中见的世面少，以致多愁善感，神经过敏。《地道战》《地雷战》及苏联老电影和阿尔巴尼亚影片中拍摄出的战斗血腥场面，不也是让人欣赏的吗，看枪毙人而无动于衷又有什么错呢?这八个农工兼战士看押着我一路来回，不是对我也很友善吗?他们虽是农工扮演的武装战士，但按理论上说我也是他们的“阶级敌人”，而他们却一点没把我当外人，我有什么资格责备他们不善良?悟出这个道理，我也捧着西瓜啃起来，真的很甜，并且解渴。

　　顿悟之后，吃完西瓜开车时，那一片“白格森森”的大腿在我眼里又妖娆诱人了，现在上面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更有一种温玉似的滑润感。

　　然而，卡车很快就到了场部。一进场部战士们马上分道扬镳，包括性感女兵也迫不及待地背着枪飞快跑回家，竟没有一个人管我。排长也跑得不见了，牌子也没人收了，任其撂在满地西瓜籽的卡车上。我看了看牌子，上面还有一笔颜体行书写的我名字，我一把将它撕掉，也独自一人向连队走去。

　　走在从场部到连队的那条如“迷糊”说的连只狗都没有的土路上，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夏日的阳光还很强烈。和早晨的清新气息不同，金黄的小麦和绿色的玉米高粱，经过正午太阳的照射，田野上庄稼成熟得浓香扑鼻。没有风，香味四溢并向天空冉冉升腾，我仿佛能看见香气的绚丽多彩。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大自然的美丽和“反动学生”美丽，都提示我一定要在这美丽的世界顽强地活下去，并且要和那些农工兼战士一样快乐地活着。“看你们把我怎么办”!没有什么比活着并且快乐更重要的了。

　　走到我们连队的蔬菜地。想想回去也没“婆娘”等我吃饭，我还要等到食堂七点多钟以后开饭才能捧着碗去打，还不如钻进菜地里偷些西红柿黄瓜一类的蔬菜充饥。

　　劳动改造的二十多年中我偷吃了太多的瓜果蔬菜，弄得我现在完全不吃水果，多好的水果都不吃。但那时我还是要吃的。我偷了不少成熟的黄瓜西红柿，在小树林中找了块既僻静又荫凉的地方坐下来享受。

　　这时，我已经不再多愁善感了。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真的，这一切都如那位中年妇女所说，“是跟你闹着玩的”。仔细回想，从“迷糊”带我到团部，从跟团部武装战士去银川“杀场”，从群众围观枪毙如同观赏演戏，一直到观赏完枪毙后大嚼西瓜再回团部，今天一天没有哪一个细节不是在“闹着玩”。我在少年时期的1949年前，曾看过不少好莱坞反映二战的影片，也常有将人处以死刑的场面。我记得不管是好人处死坏人或坏人处死好人，在处决前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没见到有什么仪式，也许“公审大会”就是仪式吧?即使那是某种新的革命仪式，在临枪毙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觉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没把“杀场”准备妥当，从把犯人拉下来直到枪响，似乎都草草了事，像是“闹着玩”的，没有丝毫要结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时必须有的庄重感和仪式感，难怪革命群众感到不满足，意犹未尽。

　　真是“闹着玩”!但怎么全民都会一起“闹”一起“玩”，玩闹得还非常投入，非常开心呢?到1970年，我已经劳动改造了十二年，在劳改农场与“牛棚”之间几进几出。在这十二年中，我虽挂块牌子被批被斗过，却从未挨过打、下过跪、绑过绳、游过街、受过“逼供信”，更没有遭到剪阴阳头、戴高帽、涂花脸等等凌虐，自母亲去世后已无“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着，也无“人”可“亡”，在政治形势稍有缓和时，我在革命群众中还相当愉快，田间俱乐部是我至今还留恋的场所，是我性启蒙的大学堂，使我受益匪浅。所以，我难以用一个受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文革”，却很理解一般劳动群众的心路历程。我在那时就发现，批倒批臭了“资产阶级管卡压”，上下混同，重新洗牌的时候，劳动群众确实有种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热情洋溢，高呼“万岁”，积极揪斗“走资派”。但劳动群众是非常聪明并且讲现实的，在他们发现真正被打倒的仅仅是些与他们毫不相干，遥不可及，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高层人物，平时直接对他们实施“管卡压”的干部却一个个被“解放”，“挂起来”的极少，一般都变成“铜像”，有的甚至官复原职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上面是跟他们“闹着玩”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革命”中，他们除了可以因为开会多而少干活之外，在物质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反而显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于直接损害了劳动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他们更加确定不疑地认为是上面跟他们“闹着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不满，更不能反抗的条件下，他们就不自觉地以拥抱政治、贴近政治的形式来疏离政治、玩弄政治。劳动群众是非常会“闹着玩”、非常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对上面提出的革命口号与提倡的高尚道德，他们非“闹”得与其背道而驰不可。最后，“闹”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现实离毛主席的理想越来越远。但这决不能怪罪劳动群众，因为“文革”并不是劳动群众发动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运动群众”，只能由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承担责任。

　　“文革”时，上面召开的形形色色的批斗会及发下的各种法规、制度、纪律包括“毛主席语录”、“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劳动群众决不会正正经经地对待，都以“闹着玩”的手法将其稀释成玩闹。区别无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这种“闹着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双向互动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渐成为深入民间的民风民俗，以至于成了“文革”形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

　　当时的报纸上登有林副统帅语录：“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话并非林彪的发明，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早出于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确实，整个中国人都“闹着玩”，有它哲学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确实没有受剥削、受压榨，因为劳动群众早已把劳动场所变成娱乐场所了，在所有的劳动工地上都能“闹着玩”，甚至对必须严格遵守、不遵守就会闹出人命的技术操作规程，他们也会不惜生命地“闹着玩”。他们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刚好符合他们“闹着玩”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他们对自己付出的劳动善于称斤论两，国家别想占他们一点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学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可是两个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电影，一年中才能看两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再没有其他娱乐的情况下，他们会把所有的政治集会包括枪毙人都当成戏剧演出来观赏取乐。正好，“文革”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别人的不幸来对比自己幸运，以别人的痛苦来取得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死亡来印证自己生存的机会。遭殃的人在这么多中国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够从这不到一半人的灾难中寻找到安慰，获得优越感。譬如今天，仅仅枪毙了十来个人却让近万人看得开心，可说是“牺牲了十来个，快乐了近万人”。他们只有以“闹着玩”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不正经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经的态度应付。要正正经经地对待生活，最终结果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的珍爱，这就是“文革”形成的文化生态。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取向，渗入我们的血液以至骨髓。

　　请别认为以上是我现在的认识，那时我就领悟到必须不能正正经经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果然，我一回连队就被集中到“学习班”。因为毛主席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群专队”改了个称呼，叫“学习班”了。连队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被集中在一个“班”里。别以为“学习班”真学习了什么，那是“跟你闹着玩的”，我始终不明白“打”的是哪个“一”，“反”的是哪个“三”。好在“学习班”缩小了规模，不是以全团而是以连队为单位，仍然和革命群众一起劳动，我还有和女菩萨们见面的机会，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转年到“九一三”，连林副主席也不小心被“玩”死了，“学习班”也就解散。我回到田间俱乐部后，发现“九一三”事件使革命群众更看透了，他们每天都变着花样“闹着玩”，让我更加开心了。

　　“闹着玩”的文化心态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至今，我回忆起“文革”当然会感到沉重，却怎么也不会严肃和庄重。后来我曾在不同场合跟作家朋友聊起我见过一个不满十岁的女童挂着牌子到“杀场”陪绑的事，想不到竟有好几位朋友说“文革”时期也曾在他们那里发生过，毫不稀奇。残忍的事发生多了，竟会冲淡残忍本身，使残忍变成一种常态。你所见所闻“文革”中的事件不论多么古怪离奇，马上就有人会说出另一件事比你说的更离奇古怪，以致你会失去再一次述说的兴趣，这大概也是我们渐渐淡忘“文革”的一个原因吧。

　　后来，据说那天被枪毙的人中大多数都给予了“平反”。但我觉得他们的死总比在悲愤中悄悄地自杀和在“牛棚”里莫名其妙地“自然死亡”要好些。一，因为枪毙他们的时候虽然人声嘈杂，却没有一个人说他们“该死”；二，他们死亡时有近万人来给他们送葬，也可说是很壮烈的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宁夏的树木曾大面积地受到天牛虫害，路边碧绿的杨树、柳树几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是唐徕渠边一排排曾爬满娃娃的树却安然无恙。当年碗口粗的小树已长成了合抱大树，渠边修建成公园，很是热闹。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树中的年轮，当然有“文革”时期形成的。我们无法把那十年的年轮从大树中剔除出去，如果我们非要将它开刀，剔除掉那些年轮，树木也不能存活了。

　　还有美丽，还有欣赏枪毙和互相“枪毙”的孩子，现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流传。

　　但人不是树木，血液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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