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根河市法院: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3

    荒诞年月的“重新填词”歌曲

    借用已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以“旧瓶装新酒”，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十分普遍的现象。北伐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都是借用旧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而成。

    在“文革”中成为庄严神圣的颂歌的《东方红》，也是一首“重新填词歌曲”。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原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情歌小调。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出来。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重新填词，由东北文工团首演，正式定名为《东方红》。[22]

    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歌曲有民间自制的和官方组织的两种。

    1967年5月，首都红卫兵中原属“联动”一派的“老红卫兵”，在“联动”遭批判，“老红卫兵”的功绩被否定的情况下，以101中学红卫兵为主，编演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以“文革”前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曲调重新填词，由《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连》、《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歌曲组成。重新填进的歌词充满那个时期的特色，如“砸烂八股旧学制，横扫黑帮立奇功。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革命方知担子重，造反更觉主席亲”、“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等。为了表示同已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联动”划清界限，要“爬起来再前进”，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开天辟地头次干，跌跟头是常事情”的词句。这恐怕要算造反派重新填词歌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因“联动”的“唯我独革”及“红色恐怖”等行为得罪了群众中的大多数（不仅因保老干部而得罪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所以这些歌曲很难找到“知音”，未能得到流传。

    在“文革”前、中期广为流行的一首《远飞的大雁》，是以藏族民歌重新填词而成的。原词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造反派将“翻身的人儿”改成了“造反派战士”，重新填写的第二段歌词是：“亲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造反派战士永远忠于您，忠于您！”各地还有不同的改法，一般不唱“造反派战士”，而唱本派组织名称“×××战士”。这首歌哀婉忧伤的曲调在当时一片火辣辣的欢呼声、打杀声的歌坛上显得十分特别，又颇能渲泻造反派在受到压制时的苦闷心情，因而较为流行。

    1967年初，武汉出现过一首重新填词歌曲《打倒王任重》，此歌原为1946年流行于东北野战军中的一首二部轮唱歌曲《说打就打》：

    （原词第一段）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

    （新词）
    说抓就抓，嘿！说干就干，杀！揪住王任重，斗倒斗臭！集中火力猛攻黑炮手，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王任重拉下马。不打倒王任重不是造反者，打倒他给保皇派看一看！

    武汉造反派的重新填词歌曲后边，照例还加上了“打倒王任重，气死保皇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

    同样是这首歌，在1967年5月成都地区造反派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的武斗中，造反派只作了简单改动，许多词句未动，只将原词中的“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改成了毛泽东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将“练好本领准备战”改成“练好本领打老产”，将“不打倒反动派不是好汉”改成“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在另一些地方也流行过这样类似的唱法，只是将“反动派”改为唱歌者要打倒的当地某派群众组织名称。

    造反派的这种重新填词歌还越出了国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或因出于“解放全人类”的狂热梦想，或因在国内遭到政治迫害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参加了缅甸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当时缅共的一些伤员被送到中国境内治疗，缅共派来慰问伤员的宣传队几乎都是原中国红卫兵，唱的也多是中国“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只是重新填写了歌词。如《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歌中的原词“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匪百万兵”被改成“伊洛瓦底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奈温百万兵”等等。

    随着“文革”的深入，打击面扩大，政治迫害加深，群众中的反感越来越强，便流行开了一些虽不公开演唱但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进行戏谑、嘲讽的重新填词歌曲。其中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把“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改了词。

    （原词）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新词）
    包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歌传遍全国各地，但歌词“因地置宜”略有不同。如老鬼在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记载，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所唱的不是“包谷面”，而是“棒子茬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了“要把棒子茬儿作为鸡蛋糕来吃”。鸡蛋糕与棒子茬的反差更加强烈了。

    1968年底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知青中流行了更多的重新填词歌曲。多为借用民歌或“文革”前歌曲重新填词而成，因此有的知青便自称为“借曲家”。比如有一首“文革”前流行的部队歌曲《我和班长》，原词为：“班长拉琴我唱歌，歌声朗朗像小河。先唱咱家乡风光好，再唱咱连队英雄多。哎哎嗨嗨，大家来唱歌多快活……”重庆有知青将词改为：“知哥拉琴知妹唱歌，知哥知妹穷作乐。知哥不娶向阳花，知妹不嫁土农豁。”（“向阳花”即农民，语出“文革”前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农豁”是一些知青对农民的戏称，又作“农豁皮”）还有一段是“队长偷鸡我偷锅，我跟队长‘打平伙’（即凑份子共餐）。队长的姐姐嫁给我，我是队长的姐夫哥。”深感失落的知青便以这样的歌来渲泄苦闷和自娱自慰。

    从1968年10月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所谓“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不仅强迫干部们从事许多毫无意义的惩罚性繁重劳动，而且继续进行乱揪乱斗的“阶级斗争”。这一大规模迫害干部、摧残人才的作法，当时却被称作“光辉的五七道路”加以歌颂。著名作家陈白尘在回忆那一段生活的《云梦断忆》中回忆说：

    我们连里有支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迈大步”，是天天听到的，可是每次听到“迈大步”三个字，不知怎地，我总想起幼年时候在我那小县城里走街串卷“卖大布”的山东人的叫卖声。自然，这一联想里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识，尽管我每周都写一份“思想汇报”，坦白说，这些思想是没有写进去的。[23]

    把“迈大步”暗自想成“卖大布”，这可以算作一种不公开的“重新填词”。这样的“重新填词”当时就太多了。

    在1970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推出了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包括《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红旗》编者在“关于重新发表五首革命历史歌曲的说明”中称：“今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这些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填写和修改歌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歌词从阶级观点出发，突出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突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突出了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调得到更好的体现，也更切合于当时革命斗争历史的实际情况。”随后，又陆续推出了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革命历史民歌”。这些歌曲的出现有复杂原因，把持文艺宣传大权的江青一伙是为了显示“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广大音乐工作者则是为了设法让更多的优秀历史歌曲得以解禁公演，重见天日。因此这批歌曲的重新填词使双方都煞费苦心。在1972年出版的第一本《战地新歌》中，就选进了“集体重新填词”的10首“革命历史歌曲”和5首“革命历史民歌”。历史可以“重新填写和修改”，这是“文革”前就已经有了的作法，“文革”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5年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时，两位音乐家作曲的许多歌曲又被官方传媒以重新填词的形式推出。在纪念音乐会上演唱的基本上是重新填词的歌曲。当时还曾打算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也重新填词，如将其中《保卫黄河》歌中的“风在吼，马在叫”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因遭到周恩来反对而作罢。原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在当时形势下也曾想建议改掉已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一些歌词，“考虑《黄河》歌词作个别字句的修改。《黄水谣》改三字（”喜洋洋“改为”种田忙“）。《黄河怨》改七字（”命啊这样苦“改为”夜啊这样长“，”我和你无仇又无冤“改为”我和你相隔万重山“）。”后与演出指挥者李德伦商量后，才收回了修改意见。[24]

    这批歌曲中，有的不仅被重新填词、改词，甚至连歌名也被改变了，如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被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革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打长江》，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一家人》。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重新填词后改名为《抗日战歌》。若只看歌名，真不知那是历史上的什么歌了。这些重新填词的歌曲，不仅完全不顾原歌的时代背景，塞进了大量打着“文革”烙印的标语口号，甚至根本不管语意是否通顺。仅举这些重新填词歌曲中的一首，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为例，即可见一斑：

    （原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新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前进，前进，军号已吹响。同学们！同学们！

    快行动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

    在新词中，“保卫祖国的边疆”和“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是非常明显的矛盾（若仅是祖国的边疆遭到入侵，怎么用得上“迎接民族解放”的概念？），但是当时是顾不上这些的。

    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人遗忘。近年一部写田汉的传记中，写到田汉于1968年12月10日冤死狱中之时，“鬼使神差一般”，广播中响起了他作词的《毕业歌》，作者还发挥说：“当权者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过后的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有的报刊特地以“《毕业歌》为他送行”为题摘发此段内容。但是这一戏剧性细节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时官方的广播绝不可能播放田汉作词的歌（连《国歌》也已不准唱词而只能播放乐曲）。造反派的广播也很难播放“大黑帮”作词的歌曲（何况此时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实现解散组织的“大联合”，派性组织广播站已撤销）。而重新填词的《毕业歌》此时又尚未出现。

    这种恶劣的重新填词风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竟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头上。

    因某些领导者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不叫“文革”的“文革路线”，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的田汉迟迟未能获得平反，因而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迟迟不能演唱歌词。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解禁公演时，影片中唱《国歌》那一场被改成了只闻乐曲声，只见表演者们不断张嘴而无歌声的怪诞场面。1977年6月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中，也删去了原有的词曲一体的《国歌》，而用了一个《国歌》的“管乐缩编总谱”来权充“歌曲”。更为严重的是，1978年3月5日，庄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重新填词的《国歌》，新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1前进进！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使田汉冤案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多之后还被加上不应有的一笔。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整整四年之后，田汉（于1979年4月）获得平反昭雪两年多之后的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才通过决定，恢复了《国歌》原词原貌。“新词”连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抛弃。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那些“新词”了。

    李慎之先生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遭遇，就是一个沉重的例证。

    
    封闭时期的外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歌曲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

    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异彩”，原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把它当成了批判林彪集团的武器，要求全党大唱。他在南巡列车上还亲自同护士、服务员一起唱这首歌，并且唱一句讲解一句。此事传达出去后，唱《国际歌》便成了一顶严肃的政治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一人外全部赞同设国家主席，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林彪的报告，但毛泽东以“救世主”自居，坚持“唯我英明”的个人独断，毫无道理地推翻集体意见，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定为“反革命纲领”，迫使广大中央委员纷纷检讨“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要大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求人们通过唱《国际歌》来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宣传的“天才论”、“英雄史观”……这大概要算毛泽东在“文革”中最难以自圆其说，最自相矛盾的举动之一了。

    唱外国歌曲当时几乎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被看成“反革命”行为。但是，异国情调的歌曲总是对歌曲爱好者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群众总有办法找到逃出禁锢的“缺口”。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知己能吃么？》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歌时，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26]有的音乐学院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尔巴尼亚歌曲”为掩护，谱写一些外国味的歌曲来传唱。不过这种伪作很少得以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少许外国电影开始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在“文革”中上映的苏联电影只有斯大林时代拍摄的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没有作为插曲的歌曲，否则也会随电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中把内蒙知青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误记为《列宁在十月》中的歌曲，其实此歌是50年代初期上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1970年间，还流行过一首词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国歌曲，即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一译《怀念你，中国》）。

    1970年3月，在西哈努克出访期间，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居留并领导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直到1975年束埔寨首都金边获得解放后，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很快就遭到“红色高棉”背信弃义的监禁）。在居留北京期间，尽管当时中国政府面临“文革”带来的大动乱，但对西哈努克等人仍竭尽可能地照顾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间，自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大陆流行开了《怀念中国》这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您怀念。啊，亲爱的中国……”

    据西哈努克回忆，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他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三峡时，他被两岸美景所陶醉而写下的。他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来对这首歌似乎情有独钟。1973年，我在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视察返回北京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为我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的军乐团便奏起了我的这首《怀念你，中国》，曲调轻快流畅。一听到这首曲子，周恩来便停了进餐，居然随着乐队哼起歌来。”[27]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软绵绵、轻飘飘”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间，这首歌怎么会“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流行？与这一矛盾现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当中共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中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刘少奇已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1970年5月，毛泽东竟向自称是“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28]对号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实在是令常人难于理解的。

    严格说来，所谓“知青歌曲”，只是由“文革”中、后期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创作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严厉的“阶级路线”桎梏下，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只得到农村去另谋出路。他们从在城市被压制、被歧视的处境变成“新式农民”，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所受的“文革”前的正统教育及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限制，多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那时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强调的还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还充满对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们中没有出现过后来的这种“知青歌曲”。

    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称为“革命小将”，充满狂热的革命幻想的中学红卫兵们，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沦落于苦难的深渊。对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著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29]

    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之后。这些当年豪情满怀的“旧世界的批判者”们，曾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不分清红皂白统统贬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对当初“造反”的反叛，创作了许多与“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驰、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哀叹知青生活的苦难，一类是对社会现实的戏谑、嘲讽。

    在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这样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发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传唱或手抄本半公开流传。再加上地域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地知青往往只限于传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没有出现像当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样流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的知青歌曲。有些地方，因知青歌曲中公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是以受批判的解放前歌曲（如《秋水伊人》）重新填词而成，因而被当作“反动歌曲”或“黄色歌曲”加以追查、批判，甚至定为“反革命案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

    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

    1969年8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告诉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时间到他那里，果然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尚未引起重视，不予受理。直到1970年2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百花凋零之后的“战地新歌”
    
    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造反派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语录歌”也因大量是由李劫夫所作而随同他一起被打入了“冷宫”，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倍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选编者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而选编与出版此书，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集都按照同一编辑体例：歌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打头，然后分别是反映工业、农业、解放军和其他（文教、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最后是有关国际形势的。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作。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1970年5月2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O 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五二O 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当时广大群众对“战斗歌曲”已经厌倦，只有能表达个人情绪的抒情歌曲尚能流行。而这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歌曲又为何能广泛流行呢？除去其歌词通俗、曲调明快之外，还因其内容不涉及“文革”的险恶政治──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就再没有什么配合形势的政治歌曲流行过。

    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错将此歌写成是在1967年武汉“七二O 事件”期间“百万雄师”为抗议谢富治和王力发表支持工总司一派的讲话而唱过的歌。将此歌的出现提前了三年。[30]而在柬埔寨问题专家王爰飞所写《西哈努克与中国》中，又将此歌错记成是在柬埔寨政变刚发生，西哈努克尚未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被“周恩来突然想起了”的“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31]

    这是“文革”中期“领导新潮流”的一首“战斗歌曲”。在1972年以后每年照例编选、出版一本的《战地新歌》，每一集的最后都选有一两首这类题材的歌曲。如《续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第三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第四集》的最后两首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五集》的最后两首是《第三世界团结战斗》、《高举反帝反霸大旗前进》。这些歌中都充满了欢呼、颂扬动乱的套话，如“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正义的枪声，激荡在五洲”、“战鼓敲，风雷吼，革命烈火燃遍五洲”等等。但这些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唱了。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至今有不少文章提到它，但大多将其错记为“文革”后期江青一伙为“批邓”而组织炮制的。其实，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并不是为“批邓”，而是为批判林彪创作的。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林彪的极左批到了“文革”头上，便将其扭转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被说成是“仇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要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对其进行反击。只是这首歌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这也是造成一些人记忆错误的一个原因）。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文革”初期，官方传媒曾预言过许多美好的前景。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大跃进。”1966年第八期《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宣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并且针对那些“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尖刻地诅咒：“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你们这批蠢驴。”但是，“文革”的深入，却使广大群众发现并非是“帝、修、反”而是自己受到了嘲弄。

    自1968年秋开始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使许多原为“文革”运动主力的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打击，一度为革命神话所蒙蔽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渐看清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革命激情”日益衰落。更多人陷入苦闷、彷徨，更多人开始“向内转”，抒情歌曲的走红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激情到抒情的情绪变化在上层也得到了反映。当文艺工作者竭力与“文艺黑结”划清界限，在演出中仍像“文革”前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大喊大叫”时，周恩来提出了适应形势的忠告。1970年7月1日、3日，周恩来审查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总政治部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时指出：现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节目只有“革命激情”四个字，这是滥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时汹涌澎湃，但有时也很平静。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32]

    1973年6月10日，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西安，根据周恩来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在为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了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传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33]

    周恩来谈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他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极左思潮”的根源何在。同时，他也不可能找到群众“革命激情”衰落的原因。正如他不可能认识到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何会破产的原因一样。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逝世之后，人民群众的大海骤然掀起了一次汹涌澎湃的激情高潮。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群中重新响起了悲壮激越的《国际歌》声。这已经不同于“文革”初期群众集会上的《国际歌》声，更不同于“文革”中期毛泽东要求用来批判林彪集团的《国际歌》声。这是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革命激情的爆发。这歌声预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来源：天益论坛 作者：何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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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杨小凯《联动分子》，《中国之春》第九十八期
    [2]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14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2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一集158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4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6]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17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7]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38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8]《收获》1997年第3期
    [9]《作家文摘》106期
    [10]叶永烈《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199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11]《不能忘却的纪念》，《荒煤散文选集》6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2]《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李伯钊文集》3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4]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革命造反报》第16期，1967年1月18日第四版
    [15]重庆市中学革命文艺课参考教材《音乐（一年级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选编，1969年9月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70页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25页
    [18]巴金《解剖自己》，《随想录》466—467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19]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2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622页
    [21]周立华《时乐濛夫妇的生命二重唱》，《作家文摘》158期
    [22]赵世民《〈东方红〉的来龙去脉》，《作家文摘》54期
    [23]《对人世的告别》531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24]张光年《向阳日记》249、25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25]《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3月28日
    [26]《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176页，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27]《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45—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28]《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63页
    [29]《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30]《微行──杨成武在1967》87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31]《西哈努克与中国》，《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180页
    [3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77页
    [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