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基督教观

杂谈

我不只一次去过陈独秀的家乡----安徽怀宁县。如今的新县城还有他的一座雕像。以前，我只知道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直到我信主后，才知道他也是个基督徒。他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虽然，他是从道德的层次上来了解基督，对主耶稣的认识还有偏颇之处，但是，他以开放的心怀来接触基督教，也是值得肯定的。现将他的这篇文章转贴如下，同时转贴一篇介绍陈独秀的文章，以飨网友：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

编者按：这是转自“法外人”发在公法论坛上的帖子，为了便于阅读，做了适当的排版。对于陈独秀的观点，特别是他对基督教《圣经》的看法，关于神迹方面的，我们不能认同，需要作出适当的回应和护教，但是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基督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助和警醒的，对于传扬福音和护教都是有益。

（法外人：这篇《基督教与中国人》是早期共产党人的代表陈独秀先生对基督教的态度，发表于1921年7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3号，值得一读。）

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了四五百年，奉教的人虽然不全是因为信仰，因为信仰奉教的人自必不少，所以在近代史上产生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向来不把他当做社会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只看做一种邪教，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不去研究解决方法。所以只是消极的酿成政治上、社会上许多纷扰问题，没有积极的十分得到宗教的利益。现在若仍然轻视他，不把他当做我们生活上一种重大的问题，说他是邪教，终久是要被我们圣教淘汰的；那么，将来不但得不着他的利益，并且在社会问题上还要发生纷扰，因为既然有许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们精神生活上一部分，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生活，不是什么圣教所能包办的了，更不是竖起什么圣教底招牌所能消灭了。所以我以为基督教底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

在欧洲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科学，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是欧洲底文化从那里来的?一种源泉是希腊各种学术，一种源泉就是基督教，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大家都以为基督教破产了。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不但耶稣如此，《旧约》上开宗明义就说：

有害你们生命流你们血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人与人是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讨他罪。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自己形像造的(《创世记》第九章之五、六)。

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对者，都别忽略了这根本教义。

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有种种原因：
(1)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会轻视。
(2)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底怨恨。
(3)因为中国人底尊圣、攘夷两种观念，古时排斥杨、墨，后来排斥佛、老，后来又排斥耶稣。
(4)因为中国人底官迷根性，看见《四书》上和孔孟往来的人都是些诸侯、大夫，看见《新约》上和耶稣往来的，是一班渔夫、病人，没有一个阔老，所以觉得他无聊。
(5)偏于媚外的官激怒人民，偏于尊圣的官激怒教徒。
(6)正直的教士拥护教徒底人权，遭官场愤恨、人民忌妒；邪僻的教士袒庇恶徒，扩张教势，遭人民怨恨。
(7)基督教义与中国人底祖宗牌位和偶像显然冲突。
(8)白话文的《旧约》、《新约》，没有《五经》、《四书》那样古雅。
(9)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反以科学为神奇鬼怪，所以造出许多无根的谣言。
(10)天主教神秘的态度，也是惹起谣言的引线。

上例十种原因当中，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盼望他们若真心信奉耶稣最后的遗言——《马太传》底末章最后二节所说——今后不要再错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从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但现在是觉悟到什么程度么?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横蛮是孟轲、韩愈底态度，孔子不是那样。

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支配中国人民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他们不同的地方，道义是当然的、知识的、理性的，情感是自然的、盲目的、超理性的。道义的行为，是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是偏于后天的知识；情感的行为，不问为什么只是情愿如此，是偏于先天的本能。道义的本源，自然也出于情感，逆人天性(即先天的本能)的道义，自然算不得是道义；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梁漱溟先生说：“大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指点出问题是偏于知识一面的，而感觉他真是我的问题都是情感的事。”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但是他说：“富于情感是东方人的精神。”又说：“这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东西两文化分歧的大关键。”他这两层意思，我都不大明白。情感果郎是美吗?欲望果都是恶吗?情感果能绝对离开欲望吗?只有把欲望专属物质的冲动，情感专属超物质的冲动，才可以将他两家分开。其实情感与欲望都兼有物质的、超物质的两种冲动，不能把他们分开，不能把他们两家比出个是非高下。欲望情感底物质的冲动，是低级冲动，是人类底普遍天性(即先天的本能，他自身没有善恶)，恐怕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欲望情感底超物质的冲动，是高级冲动，也是人类底普遍天性，也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所以就是极不开化的蛮族，也有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以为：西洋东洋(殊于中国)两文化底分歧，不是因为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在同一超物质的欲望、情感中，一方面偏于伦理的道义，一方面偏于美的、宗教的纯情感。东洋的文化自然以中国为主，阿利安人(Aryan)底美术、宗教，本是介在这两文化系间的一种文化，与其说他近于中国文化，不如说他近于西洋文化；至于希伯来(Hebrew)文化，更不消说的了。

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不但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的(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海淫)彩色。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我们实在不敢以“富于情感”自夸。

中国社会麻木不仁。不说别的好现象，就是自杀的坏现象都不可多得。文化源泉里缺少情感，至少才是一个重大的原因。现在要补救这个缺点，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离开情感的伦理道义，是形式的不是里面的；离开情感的知识，是片段的不是贯串的，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是过客不是主人，是机器、柴炭，不是蒸汽与火。美与宗教的情感，纯洁的深入普遍我们生命源泉底里面。我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晓得情感底力量伟大，一方面也要晓得他盲目的、超理性的危险；我们固然不可依靠知识，也不可抛弃知识。譬如走路，情感是我们自己的腿，知识是我们自己的眼或是引路人的眼，不可说有了腿便不要眼。

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

不但那些古代不可靠的传说、附会不必信仰，就是现代一切虚无琐碎的神学、形式的教仪，都没有耶稣底人格、情感那样重要。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现有一比神殿更大者在此(《马太传》十之六)。
又说：
我不为祭祀而为怜悯(《马太传》十二之七)。
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罪状，就是因为他说：
我能破坏这神殿，并且三日内造成(《马太传》十六之六我们应该崇拜的，不是犹太人眼里四十六年造成的神殿(《约翰传》二之二十)，是耶稣心里三日再造的、比神殿更大的本尊。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
他曾说：
你求，便有人给你；你寻，使得着；你敲门，便有人为你开(《马太传》七之七)。

耶稣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

(1)崇高的牺牲精神。
他说：
我是从天降下的活面包，吃这面包的人永生；为了人世底生命，我所贡献的面包就是我的肉(《约翰传》六之五十吃我肉饮我血的人，与我合一，我也与他合一(《约翰传》六之五十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七)。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随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八)。
想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将来必失去生命；他为我失去生命，将来必得着生命(《马太传》十六之二十五)。
耶稣在将要被难之前，知道他的十二门徒中，有一人要卖他，他举起酒杯向他们道：
请你们满饮此杯，因为这是我的血，为誓约、为众人赦罪流的血(<马太传)二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

(2)伟大的宽恕精神。
他说：
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传》六之十四)。
悔改与赦罪将由他的名义从耶路撒冷起，宣传万国(《路加传》二十四之四十七)。
一人悔罪，天使大喜(《路加传》十五之十)。
我告诉你，这妇人许多罪恶都赦免了，因此他爱也多；被赦免的少，爱也少了。(《路加传》七之四十七)
神欢喜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欢喜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路加传》十五之七)。
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才是天父底儿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恶人，他降雨给正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传》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勿敌恶人：有人打你右边脸，你再把左边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的上衣，再把外套给他(《马太传》五之三十九、四十)。
我不是为无罪的人而来，乃为有罪的人而来。”(《马太传》九之十三)

(3)平等的博爱精神。
他说：
使瞎子能看，破子能走，聋子能听，有癞病的人洁净，死的人复活，穷人得着福音(《马太传》十一之五)。
尊敬你的父母，爱邻人如爱你自己(《马太传》十九之十九)。
卖你所有的东西，送给穷人，如此你将得着天国底财宝。”(《马太传》十九之二十一)
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马太传》十九之二十四)。
第一尽全心全精神全意爱你的神，第二爱邻人如爱你自己，一切法律、预言者，都是遵这两大诫(《马太传》二十二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你们须相爱，你们须相爱如同我爱你们(《约翰传》十之三十四)。
穷人少的布施，多过富人多的布施。因为富人布施的是他的有余，穷人布施的是他的不足，是尽其所有(《路加传》二十之三、四)。

Pharise（法利赛）人与学者讥诮耶稣和税吏及罪人同食，耶稣对他们说道：
你们堂中，谁有一百只羊?若失去一只，他不离开这九十九只，去将那失去的寻得吗?寻得了，是要喜欢的把他背在肩上。他回到家里，他要邀集他的朋友、他的邻人，向他们说，恭喜我子回来了我失去的羊。我告诉你们，神喜欢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喜欢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也是这样(《路加传》十五之一至七)。

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义。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耶稣说：“听到我的话而不实行的人，好比一个愚人把房屋做在沙上。风吹，雨打，洪水来了，这屋是要倾覆的，这是很大的倾覆。”(《马太传》七之二十六、二十七)

现在全世界底基督教徒都是不是愚人？把传教当饭碗的人不用说了，各国都有许多自以为了不得的基督教信者，何以对于军阀、富人种种非基督教的行为，不但不反抗，还要助纣为虐？眼见“万国人祈祷的家做了盗贼底巢穴”不去理会，死守着荒唐无稽的传说，当做无上教义；我看从根本上破坏基督教的，正是这班愚人，不是反对基督教的科学家。大倾覆底责任，不得不加在这班愚人身上!

中国底基督教状况怎么样？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

最可怕的，政客先生现在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底永远生命而来；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邻人如爱我们自己；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我们的敌人，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他大骂无产社会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他忘记了基督教是穷人底福音，耶稣是穷人底的朋友。

(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

2009-06-26 13:41:51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摘自《瞿秋白与陈独秀》唐宝林 陈铁健/著团结出版社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由于他惊世骇俗的思想，怪异的性格，曲折的经历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贡献，他又被称为怪杰。

陈独秀，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7日生于长江中游重镇安徽省怀宁县城(今安庆市)一个小户人家。祖父和父亲以教书为业，维持一家清贫的生活。3岁时，父亲病逝。陈独秀天资聪颖，自小就有叛逆的品性。他曾设计捉弄以迷信行骗的阴阳先生，更鄙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鼓励平民升官发财的科举制度。18岁时，为应付早年守寡的母亲的哀求和严命，勉强去应试，通过县、府二试进入院试时，宗师(即考官)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陈独秀就这样蒙了一个秀才。但第二年到南京考举人，命运之神不再照顾他。他落榜了。但是，他看了考场上考生的种种怪状后，“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官，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于是陈独秀就成为康梁派的拥护者，与皖省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但是，百日维新很快失败，八国联军入侵，陷中国于瓜分之危，陈独秀受到极大刺激。“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

于是，从1901年10月开始，陈独秀多次东渡扶桑，研究日本强盛之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思想为之一振，犹如走出山洞，眼见广阔田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积极参加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从而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向“乱党”。

1902年冬，陈独秀参加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翌年3月31日，为捍卫留学生正当利益，借清政府所派学监姚煜作风卑劣事，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抱腰，邹捧头，陈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陈等因此被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正值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霸占我国东北地区。东京、上海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陈独秀回安徽，组织集会、演讲，成立“安徽爱国会”，以为响应和声援，遭政府镇压。他逃到上海，与章士钊等合办《国民日日报》，鼓吹“排满革命”。该报遭禁后，1904年初，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字，阐述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宣传“国”“家”命运相连，启迪国民关心国家大事，奋起救亡。次年初，他又游访“淮上豪杰”，发起组织“岳王会”，秘密培训革命干部，有力地支援同盟会成立初期江淮地区的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时，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斗争。安徽光复后，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推行激进的改革措施，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而受挫。接着，他参加安徽地区的反袁斗争，失败后潜心探索几年来革命斗争屡起屡折的教训，于1914年11月，第一次以“独秀”笔名在他协助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狂悖见解”，宣称近世国家是指“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该文一出，舆论大哗，纷纷攻击陈独秀“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予理睬，只是宣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他认为中国的出路首先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于文化的转换，实现国民性的改造。于是，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鼓吹法兰西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和宗族制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运动所及，教育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整整一代革命者。

1919至1920年，陈独秀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毅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劳工运动，从而奠定了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的地位。

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眼看北京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并不顾自己北大教授文科学长的身份，在6月9日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又让胡适译成英文，连夜印刷成中英文传单，亲自到闹市区新世界屋顶花园去散发。该传单除要求保卫山东权利，取消中日密约和免除曹、章、陆等卖国贼官职外，特别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等。矛头直指政府的暴力机构。此意在推动运动深入发展，但无疑是欲发动一场人民革命。

不料，陈在散发传单时，被埋伏在旁的密探逮捕入狱。社会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孙中山在上海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在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9月6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陈独秀。据胡适说，这次被捕对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说：“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泉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

也许是有了这样的觉悟，再加上他出狱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相合，例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平等博爱精神等；只有“爱敌人”的宽恕精神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合。而这一点，根据他十几年来革命斗争屡遭迫害的感受，他自然更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他就向列宁主义跃进。过去，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的修正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当有人要《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最新之思潮”在中国推行时，陈独秀明确拒绝，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在中国实行应“缓于欧洲”。当时他竭力鼓吹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根本出路是“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式社会”。

现在，陈独秀则认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要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特错。”接着他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这里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引者注)如此，在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级实质、进步性、虚伪性并且把它抛弃的同时，陈独秀就接受了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说：“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就这样，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秋，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筹组政党。而这个政党必是国际主义的，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解放全人类；它必为“穷人”带来福音；“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则不屑组建。

(图片来源http://www.shfsy.com/whhdshow.asp?iid=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