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恩锡和庾澄庆:“文革”的历史教训和大陆改革的方向

                                  野风
中国大陆的改革是以否定毛泽东的“文革”为契机的，所以，“文革”与改革，应该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大陆执政者在毛泽东死后不久，便一举“彻底否定”了“文革”。“文革”被否定，对于一切有着正常认知能力的人来说，当无任何异议。但问题是，不同的人，否定“文革”的理由却有种种不同。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执政者以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是对“文革”作了盖棺定论并以这一盖棺定论为起点，扯起了改革的风帆。如今，26年过去了，再来看看大陆改革的结果，竟然发现，尽管各大城市的楼高了、路宽了、车多了、……但毛泽东时代执政者与民众那种国主与国奴的关系，却是丝毫没有改变！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执政者当初对“文革”的否定，不仅是不彻底的，而且，还是极其肤浅的、极其自私的。
从毛泽东的10年“文革”中，我们究竟应该得出哪些历史教训？执政者在《决议》中是这样说的：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将以上套话翻译成普通民众听得懂的，就是说：“文革”所以发生，一是因为“文革”想搞“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执政者并不十分清楚；二是毛泽东骄傲自满。
这就是执政者对发生在中国大陆、造成了数亿民众巨大损害的10年“文革”所作出的历史教训！
那么，“文革”的历史教训究竟在哪里呢？
与执政者将“文革”10年截然有别于毛泽东统治大陆的前17年不同，我们认为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的27年，是一段完整的历史。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基本描述是：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40年代末取得国内战争胜利后，受“共产主义”之诱惑，彻底背弃自己所作出的建立民主国家的承诺，不顾民族和民众利益，一心要将中国大陆打造成“世界革命”的“红色根据地”。为此，先是不惜与美、英等自由世界为敌，一边倒向苏联；继而“帝（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修（苏联等国）、反（印度等国）”一起反，在人类社会获得长足发展的50—70年代，却将大陆置于一种封闭、专制、低效的生存状态——我们称之为“坑道生存状态”。“文革”是大陆“坑道生存状态”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
关于毛泽东统治大陆27年的史料，互联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而实用的窗口，本文不再赘述。我们认为，从毛泽东统治的27年尤其是“文革”10年中，应该得出的历史教训是：
一、就整体而言，人类社会发展固然有其规律，但就个体而言，无论是谁，对这一规律的认识都是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人甚至一个人，自信掌握规律并以此为理由试图以自己的意志改造人类社会，那注定要失败。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只能在已知的经验基础上一步一步推动历史前进，而绝不能妄想以由“必然规律”得出的“理想社会”引导历史前进。毛泽东在他统治大陆的27年里，自以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救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可以赶超英、美”，将数亿民众的命运押在极少数人疯狂推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实验上，这无疑是一项十分严重的反人类罪。
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自然秩序运动，人类现代社会的经济自然秩序运动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为首的执政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从50年代的所谓“三大改造”到70年代的所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否定市场经济，大搞权力经济，这是他统治大陆27年的严重罪错之一。
三、“阶级斗争”是关于人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概括之一，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人类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既然是遵循民主与法治原则，那么“阶级斗争”就绝对不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国家管理体系中。毛泽东统治大陆时期大搞“阶级斗争”，其要害并不在于“扩大化”，而就在于“阶级斗争”本身。“阶级斗争”不仅将剥夺一部分民众的权利视为正当，而且最终必然导致对全体民众权利的剥夺。毛泽东正是凭借他独占“阶级斗争”的话语权，才得以“无法无天”的。顽固的“阶级斗争”论者是人类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死敌。  
四、民主是20世纪人类社会解决利益纷争最理想的政治体制。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对民主曾有过最真切动人的赞美和呼唤。毛泽东统治大陆的27年尤其是“文革”10年，是他及其共产党对民主的背叛。执政者对民主煞费心思地作了种种“妖魔化”，试图模糊民众对民主的认识，但没有人怀疑，民主的要义就是程序公正。任何不含有程序公正的所谓“民主”，都是假民主。

五、社会需要普遍接受的基本理念，但国家却不需要统一的所谓“指导思想”。社会需要普遍接受的基本理念，就是人类现代文明准则。毛泽东统治大陆的27年尤其是“文革”10年，其对民众最大的伤害，就是用极其粗暴的手段置民众于远离人类现代文明的精神蛮荒境地！现代法治国家不需要也不能有什么统一的“指导思想”。因为统一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思想专制，而思想专制又必然导致政治专制。
六、现代人类社会得以和谐发展的三大支柱中，除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外，就是自治社会。社会自治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人类享有精神自由的最广阔空间。人类先进的思想和精湛的文化产品，都是在社会自治的环境中产生的。社会自治是民族创造能力的根本源泉。但毛泽东统治大陆的27年尤其是“文革”10年，国家政权的“组织”、“单位”……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社会的每一根神经，导致中国大陆的社会自治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数十年来优秀精神产品枯竭，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社会自由。
七、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跟人类现代文明相结合，才能保持其生命力。以维护人的权利为核心的人类现代文明，是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最好载体。凡是敌视人类现代文明的，同样也是摧毁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刽子手。毛泽东统治大陆的27年尤其是“文革”10年，因执政者疯狂敌视人类现代文明，因此，传统文化中适应人类现代文明的精华部分，也一并遭到摧毁！“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这一惨痛教训永远不能忘记！
八、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成立为标志，国际关系确立了新的准则：维护全人类利益兼顾各民族国家利益。美苏冷战实际上是这种国际关系新准则的特殊形态。但是毛泽东一开始就以国际社会秩序的挑战者自居，将“阶级斗争”理论推广到国际社会，试图以所谓“三个世界”的划分，在世界范围内打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毛泽东的国际“阶级斗争”外交，让中国大陆倍受孤立，并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造成巨大创伤。


我们认为，以上八条，就是从毛泽东统治大陆的27年尤其是“文革”10年的难忘历史中必须汲取的教训！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统治大陆27年的根本罪错，就在于他违背了人类现代文明。
改革从否定毛泽东的“文革”起步，这符合历史的逻辑。然而，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既然我们已经得出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训，那么改革的方向就只能是全面回归人类现代文明。改革的近期目标，无疑是逐步恢复民众的各项基本权利；而改革的长远目标，则应该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融入人类现代文明主流之中。
然而，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并没有朝着全面回归人类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亿万民众最渴望改变毛泽东时代基本权利被彻底剥夺的状况，但执政者却执意维持原状。上世纪80年代，是大陆民众与执政者在确定改革方向问题上发生激烈斗争的10年。由于执政者的顽固，结果却是以震惊世界的“64血案”收场！大陆改革最终是按照执政者的意愿进行着。今天，中国大陆亿万民众与执政者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已经证明了执政者推行的改革，是完全违背民众利益的改革，是完全背离全面回归人类现代文明大方向的改革。这样的所谓改革，遭到亿万民众的诅咒和唾弃，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的执政者将大陆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归功于它所推行的改革，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大陆26年来的经济发展，恰恰是执政者不得不逐步放松管制后所取得的，是执政者逐渐“让步”的结果。正如有人所说：“执政者的让步就是大陆社会的进步。”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若换一个作为甚少甚至完全不作为的执政者，大陆的经济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事实上，在这26年里，执政者继续维护着剥夺民众各项基本权利尤其是思想创造权利的极权体制，而这一体制对民族创造能力的严重束缚、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阻碍，更是让人扼腕痛惜！执政者明明继续充当着中国大陆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尽管这一阻力比毛泽东时代要小些），却恬不知耻地将自己装扮成推动生产力的先锋，真不知天下是否还有“无耻”两字！
执政者不能——更大程度上是不愿——从“文革”中得出有益的历史教训，导致后来的改革违背民众利益、背离人类现代文明，由此看来，执政者跟“文革”并没有脱离干系。在文革发生40周年、结束30周年的今天，这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