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德云社全球巡演:袁崇焕真有雄才大略吗？——谋略背后的迷思

谋略背后的迷思——袁崇焕真有雄才大略吗？

文章提交者：左派大佬

袁崇焕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都跟宁远有关系，宁远是明朝自广宁失守以后，为了加固山海关的防御而在关前布置的前哨，是山海关防御体系向前推移获取防御纵深的手段。修筑宁远是在孙承宗守辽时实施的，其确定过程相当曲折，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所谓“辽事”到底“有局无局”的争论，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在这个争议背后却并不是简单的“撤退”和“固守”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关系到明朝国运的大局，而这大局却往往很容易被现代人所忽视。

熊廷弼、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阎鸣泰、袁崇焕、洪承畴都曾经是蓟、辽的经略或督师，是明朝蓟、辽地区的最高长官，他们在任期间都根据自己对大局的理解采取了相应的策略，但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却迥然不同~！在这些策略里面潜藏着他们各自的谋略，孰是孰非似乎早已经有了定论，但其实却并非如此。

熊廷弼两度守辽，在萨尔浒大败之后他用固守的方式钳制后金，让辽东的局面一度处于稳定状态，后来袁应泰丢失了沈阳、辽阳，他再度出山，并提出过“三方布置策”，从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广宁，由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出击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战时可让后金首尾不能相顾，守时可多个方向威胁后金达到钳制其行动的目的。后来熊廷弼又提出要争取朝鲜策应，要派人在义州调度协调，收留辽东不愿意受后金压迫的流民编练成军，作为和登、莱方向的组成部分，扩大了对后金实行战略包围。熊廷弼二次守辽的策略还是钳制为主，他不同意王化贞大举进攻的意见，后来王化贞的失败而导致广宁丢失证明了熊廷弼的战略眼光。在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作为经略指挥了一次辽西军民大撤退，数以十万计的军民由辽西撤到山海关以内。这次撤退在许多人眼里是熊廷弼的败笔，说他丧师失地，并且导演了一场大溃败，以致于最终“传首九边”。“丧师失地”是铁铮铮的事实，虽然“丧师”不是他的责任，但大溃败以后的“失地”却是他熊廷弼亲自指挥的，这些都毋庸置疑，可为什么给他喊冤的人还那么多呢？这个问题先留在这里……

王在晋作为接任的蓟辽经略，他的前任熊廷弼因为“溃败”而下狱，后来传首九边他都是清楚的，可他作为继任并没有要去恢复关外的失地，而是打算固守山海关，甚至提出在关前很近的地方再修一个重城，看起来近乎不合情理，许多人解读时或许因为他是被皇帝硬拽来的而认为他保守或者畏惧才提出这样的策略，但这个策略皇帝居然也同意了……那是不是皇帝昏庸呢？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会清楚这一切的，其实王在晋并不是保守和畏惧，而是有些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此时，袁崇焕登场了，他提出要在宁远修筑城池，并把意见越级递到了内阁，内阁首辅叶向高委托孙承宗实地勘察，孙承宗是一代名臣，勘察之后了解了其中奥妙，并有了自己的意见，他和王在晋谈了七天七夜，王在晋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孙承宗没有办法，回去以后用自己的策略说服了皇帝，开始了帝师守辽。

孙承宗守辽期间边关比较平静，这是因为孙承宗的策略得当，但他和袁崇焕之间却有意见冲突。以往大家都认为孙承宗全力支持袁崇焕，但其实不尽如此，在锦州的问题上，孙承宗和袁崇焕有分歧。《明史》有记载：“袁崇焕东巡，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 这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时的事情。当时袁崇焕东巡，《明史》记载如下：“九月后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万二千，东巡广宁,谒北镇祠，历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可以看出当时明军在辽西时并没有后金军的威胁，袁崇焕率军走三岔河返回，而且是走水道，有舟师接应。既然此时都可以“东巡广宁”了，那锦州为什么就不能恢复呢？直到次年六月，也就是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才同意驻防锦州，此事《明史》记载如下：“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在明军进驻锦州一带之后不久孙承宗就被罢官了。孙承宗支持袁崇焕在宁远修筑城池，但1624年明军东巡以后他却不同意恢复锦州，是在他卸任前才同意袁崇焕派人到锦州驻守。他们的这个意见分歧很重要，它体现了孙承宗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显露出袁崇焕自己的思路。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高第代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以后，认为关外不可守，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地守军于关内，袁崇焕抗命不从，率部孤守宁远。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孙承宗在卸任前同意袁崇焕派人进驻锦州，但高第十月上任以后就下令撤退，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锦州及其周遍诸城不可能有大的修缮，只是明军有驻军而已。此时高第坚决撤退，而袁崇焕则上疏抗辩，《明史》记载：“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后来的历史大家都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可以看出的是袁崇焕的思路很明显，就是“三城已复，安可轻撤？”、“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至此他和孙承宗不轻出锦州有意见分歧，和王在晋、高第更是有意见冲突，和那个“失地”、“溃败”的熊廷弼更是有天壤之别。在许多人看来袁崇焕是不畏后金的兵锋，执意恢复辽土，且寸土必争，力战死守，乃英雄气概，和那些“失地”、“溃败”、“撤退”的经略简直判若两人，真可谓奇男子伟丈夫，相比之下甚至孙承宗也逊色很多，他虽为“帝师”、“名臣”但却不同意在并无后金威胁的情况下驻军锦州，如此一来袁崇焕忠勇无畏的形象便显得高大许多……但真是如此吗？

高第被罢免以后，王之臣和袁焕都被提名督师蓟辽，但袁崇焕又与王之臣意见不合，于是朝廷“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最终袁崇焕管理关外军务镇守宁远。此时袁崇焕开始修筑锦州城，为了锦州的修筑争取时间袁崇焕开始与后金皇太极“议和”，而皇太极正准备攻打东江镇和朝鲜。皇太极此次征伐是倾其主力，《满文老档秘录》、《钦定八旗通志》都分别记录“上命二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率精兵八万以征朝鲜”，《仁祖实录》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均是说奴兵八万余，《两朝从信录》《三朝辽事实录》均记录当时登莱巡抚亦上报朝庭“奴兵八万余犯抢铁山义州”，就只有袁大人因为不想策应而胡说八道曰：“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

后金素来“恶文龙蹑于后”，对其产生牵制作用，此次出八万重兵是志在必得的表现，反映了皇太极要彻底拔除东江镇毛文龙这个威胁的决心。后金主力尽出导致后方空虚，《太宗实录》和《东华录》中的都记录了后金沈阳一线兵力薄弱的情况，但当后金进攻朝鲜和毛文龙之时，袁崇焕为了加紧修筑锦州城不愿意出兵策应，朝廷两次催促他才敷衍了事没有形成策应。《明史》记载：“（袁）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这里的“三岔河”在孙承宗分析宁远防卫时出现过：“……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可见这“三岔河”有多么接近宁远实在一目了然。袁崇焕的九千人才走到三岔河就听说“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而那时候没有电报，一路都是马步舟船递送消息，所以消息在时间上必然滞后许多，朝鲜妥协应该还在更早的时候。

后金侵朝大军是正月出发，阿敏攻下义州、铁山、平壤等后渡大同江，挺进到黄州准备进攻汉城，此时后金军内部才发生意见分歧，许多人认为过此时已过于深入朝鲜，一旦沈阳有事恐回援不及，要求改进攻为和谈，岳托、济尔哈朗等都出面劝阻：“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近逼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况且“朝鲜王京阻江为险，江岸置木栅枪炮，兵马环列，且闻冰已解，亦恐难渡”（《清太宗实录》卷7），后来阿敏妥协开始和谈，而整个谈判就进行了一个多月，如果此时袁崇焕及时策应，乘着岳托提到当时“闻冰已解”的时节，如“东巡广宁”时由舟船配合一样，依仗水师沿辽河北上，“凭舟船，用大炮”直逼沈阳，则必然迫使后金大军回援，不仅缓解朝鲜和东江的压力，而且可进退自如、安全稳妥，可袁大人只顾着修城池而“观望养敌”。

阿敏是正月出师，四月初回师渡鸭绿江，十七日才回到沈阳的，其中时间之长远非有人以讹传讹的所谓朝鲜才顶了半个月就不行了，这种说法实在是荒唐，而袁大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才派人走到三岔河，其中还经历了朝廷两次催促和他自己的一次抗辩，可见袁大人为了修筑锦州城，完全采取了牺牲朝鲜和东江镇的策略。关宁军才走到三岔河就得到朝鲜妥协的消息返回，只能说明袁崇焕出兵之晚，而所谓“为牵制之势”完全是敷衍了事。在袁大人看来：“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但可悲的事实是，皇太极在朝鲜取得了进展以后，在义州、辽南等地部署重兵防备毛文龙后立刻亲率大军来击锦州，其中不过两三个月时间。许多人都认为皇太极没有攻下锦州、宁远，袁崇焕取得了“宁锦大捷”，其实不尽然。皇太极虽然没有攻下“宁、锦”但却捣毁了周边的城池，把锦州、宁远打成了残废。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袭击锦州、宁远。袁崇焕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也没有换来城池修筑的完成。其实，此刻袁崇焕手里剩下的是残破的锦州和宁远，甚至还不及孙承宗时期，那时候毕竟宁远还完好，锦州只是进驻而已。此刻，回想起孙承宗的谨慎是否感觉并不是没有道理？袁大人这位“奇男子伟丈夫”，放弃了盟友和友军，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实在是悲哀。不过，更应该让袁大人脸红的还是东江镇毛帅的作为。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阿敏以八万之众侵略朝鲜，史称“丁卯之役”。阿敏兵分两路,一路由济尔哈朗率军五万攻铁山,自带三万余骑兵攻义州，两地被同时攻克，东江镇当时在铁山仅有屯田军一万，多是老弱和家属，后金重兵围攻之下很快失陷，东江镇屯田军伤亡惨重，毛文龙家属三百七十余口被屠杀。此时毛文龙的主力尚在皮岛，虽然铁山失陷但损失不大，毛文龙不顾后金的重兵压境、精锐尽出，军力明显超过自己许多而毅然反攻，先集中兵力在各地搜杀后金军，又出击辽东半岛取得了瓶山大捷，一度收复铁山、昌城，后又在鸭绿江实施水陆并进截杀返回沈阳的阿敏主力取得一些胜利。《明史纪事本末遗补》卷4“毛帅东江”里有记载，曰：“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但由于军力悬殊，毛文龙虽取得的局部胜利终究不能阻止后金劫掠朝鲜。随着战事的推延，后金主力攻陷平壤，挺进到黄州，逼近汉城，朝鲜在苦战数月后支撑不了而求和并达成“兄弟之盟”驱逐毛文龙。毛文龙失去了在朝鲜的屯田和军械物资供应，招收辽民也出现了暂时的困难，和阿敏几番大战以后主力也有所消耗，前方损失不大，大后方几乎全部丢失了，在缺乏粮草、军械、马匹、物资又被后金重兵防范的情况下，当两个多月后宁远、锦州遭到后金军攻击时，毛文龙毅然出击攻打辽阳策应袁大人，迫使皇太极不得不从宁锦前线撤退，为此袁大人为毛帅表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至此，毛帅和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丁卯之役”中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丁卯之役”中毛帅奋力反击阿敏，并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等地取得“五战而五胜”，而中袁大人却在宁、锦“观望养敌”、“消极策应”、“敷衍了事”，导致盟友朝鲜向后金妥协而驱逐毛帅。在两个多月以后的“宁锦大战”中毛帅不顾东江镇已经十分艰危，毅然出击策应袁大人，连自己都挂彩了。“宁锦大捷”中袁大人自己提出的“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但却“胜”了，而毛帅“丁卯之役”中的“五战而五胜”却在以后被袁大人加上了：“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等罪名……这也真可谓一奇观了。

对于袁崇焕之前的几位蓟、辽经略或督师，除孙承宗以外，已经差不多都以“失地”、“溃败”、“撤退”等定性了，从事实上来看也是实至名归，简直无可争议，而孙承宗还稍显例外，毕竟孙承宗守辽期间边关还比较平稳，但他在没后金威胁的情况下仍推迟进驻锦州，在没有了解他真正意图之时或许会有人认为他“保守”，也可能有人会认为是他不曾和后金交手，也或许是他战事经验不足，那么明朝在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之后，还有人要说放弃锦州，而且几乎是主流意见，这总是很奇怪的吧？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以上这些放弃锦州的言论被后来许多人解读为“畏敌”或“怯战”，更是高大了袁崇焕的形象，可真相果然如此吗？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后来许多人解读说阎鸣泰不懂兵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阎鸣泰所谓“当日议修已属失策”一语和以前几位蓟、辽经略或督师的看法相似，都对修筑锦州十分介意。熊廷弼、王在晋、高第、阎鸣泰都认为应该放弃锦州，甚至宁远也不要，而孙承宗对锦州非常谨慎，开始袁崇焕申请在无威胁的状况下恢复锦州，他不同意非是他不能战而是另有原因，孙承宗其实是将锦州“悬为虚著”，这正是孙承宗高明于其他几位经略或督师之处，也是他有别于袁崇焕的地方。阎鸣泰所谓“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简直经典到家了，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如此看来，这阎鸣泰哪里是不懂兵法，简直就是兵法谋略大家。

袁大人“暮气难鼓”而辞以后留守关宁的是王之臣，他在高第被罢免以后曾经和袁崇焕一起被提名任督师辽东，但二人意见不合而“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袁崇焕愤然离去关外的军务便由王之臣接任。王之臣对锦州的处理与袁崇焕迥然不同，王之臣接任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的路子上，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按照一般的思维，这王之臣和阎鸣泰是继熊廷弼、王在晋、高第之后又出现的二位“失地”的蓟、辽经略或督师，而且是将袁大人“宁锦大捷”的“胜利成果”都丧失了，让后金军不战而轻取锦州，并连同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一并拆毁，不仅空耗了国家的财力，而且更对不起为守卫锦州而阵亡的明军将士，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可果真是如此吗？刚刚才封了一个兵法谋略大家的头衔给阎鸣泰，再来琢磨一下他老人家那句话：“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那么既然不是“扼要之地”明朝军守不守那自然就都不重要了，真是这样吗？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占领了锦州也不想要，足以说明锦州还真不是什么“扼要之地”，看来阎鸣泰这位兵法谋略大家是货真价实的，这次又被他预见到了。其实这“锦州非扼要之地”并不算什么金玉良言，也并非只有阎鸣泰能悟得出来，就一般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孙承宗守辽期间锦州并没有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是长时间谁都没有去占也没有影响双方的态势，足以看出其确实“非扼要之地”。那么为了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又是谁罪大恶极呢？

蓟、辽的形势从王之臣撤离锦州开始又回到了孙承宗时期，但这个期间并不长。王之臣在崇祯元年（1628年），即“宁锦大战”的次年被罢免，崇祯召袁崇焕入京，让他督师蓟、辽。《明史-袁崇焕传》中记载：“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从时间上来看，后金军在崇祯元年五月毁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时，袁崇焕虽然已经名义上是蓟、辽督师，但却还在赶赴北京的途中。袁崇焕到京城以后入宫“平台召对”，在这里他全盘托出了他的策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这些大家都很熟悉，其实即便不熟悉历史也应该想到，袁崇焕必然要以“守为正著”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问题是他会不会因此就“为死局”呢？历史事实大家都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只是袁崇焕如何以“正著”、“实著”而陷入“死局”、“死地”需要我们继续关注。

要弄清楚这里面的“玄机”我们就得回到前面开篇时候的讨论，那就是在“辽事”到底“有局无局”的争论，在这个背后并不是简单的“撤退”和“固守”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关系到明朝国运的大局，而这大局却往往很容易被现代人解读时忽视。熊廷弼、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阎鸣泰、袁崇焕、洪承畴都曾经是蓟、辽的经略或督师，他们在任期间都根据自己对大局的理解采取了相应的部署，其中熊廷弼、王在晋、高第主张放弃关外连锦州、宁远都可以不要，孙承宗、王之臣、阎鸣泰则力主“锦州止可悬为虚著”，只有袁崇焕、洪承畴的策略则是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 这显示了他们对大局的理解迥然不同，在他们的差异里明显分为两种倾向，一是以“溃败”、“失地”、“撤退”、“保守”、“虚著”为代表的大多数，力主将把战线仅仅放在山海关关城或宁远，而对锦州这种非扼要之地并不太关注；二是将锦“慎弗狃为实著”的少数，袁崇焕奉行的是“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且认为锦州“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洪承畴则继承袁大人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的遗产，继而将其作为决战之战场。他们在辽事上的结果也因为策略不同而迥然不同，多数派的几位里除熊廷弼因王化贞丢失广宁外，在他们任期里明朝的军力和国力并没有什么损耗，与之相比反差极大的少数派则不同，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巨大的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和军力。

那么深藏在后面的那个“大局”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也应该很熟悉，明朝后期朝廷最大的心病就是财政吃紧，这个现象缘于多个因素同时作用，一是税收拮据，二是灾难频繁，三是通货膨胀，这些情况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尤其明显。

“税收拮据”主要因为税率一直很低，农业税本来就不高，商业税更是少得可怜，农民的负担本来不算沉重，但在朝廷收农业税时是收现银，所以收税期间往往会导致粮价下跌，从而导致农民贱卖粮食缴税，之后粮价恢复正常，如此一来即便不算重的税赋也会成倍增高，并且让商人从中牟取暴利，若是朝廷加农业税，那么只能导致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许多拖欠的现象。提高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对整个局面却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农业发展处于停滞阶段而商业税收又实在少得可怜，所以朝廷要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商业税，但当时文官集团又和商贾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即便皇帝想加征商业税也会因为文官集团会的阻挠而难以达成，这就造成了明朝税收拮据持续的局面。

“灾难频繁”主要因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正处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自1580年起一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几乎所有的太阳黑子消失了长达七十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内宇宙射线的流量降低，而同时气候变冷，这是过去一万年间十数起类似情形中距今最近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明朝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海外贸易庞大，出口的商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形容中国如同一个“银泵”吸纳着全球的白银。《晚明社会变迁》中提到：“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李隆生综合了庄国士、von 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 Reid、Kobata等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的数量估计得出一个平均值的结果：“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综合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量统计，明朝时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五亿两以上。如此多的白银堆积在中国，必然导致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在灾荒频繁的年月里粮价也随之而飞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这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明朝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海外贸易收入激增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加剧了粮价的上涨，粮价飞涨带动所有物品上涨。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又由于从海外贸易中赚取了暴利的商贾们开始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发展，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大，导致官办企业纷纷倒闭，朝廷就穷的更为可怜了。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和粮饷都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饥民就起事，没有了粮饷军队就哗变，许多农民军正是饥民和散兵组成的，所以明朝末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为了生存三番五次劫掠农耕文明的明朝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明朝后期边陲频频吃紧的根本原因。

这一系列问题加剧了明朝军队的压力，而明朝军队的问题却更为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北方受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影响频繁发生大旱，屯田的庄稼颗粒无收，军队的粮饷就成了问题，缺饷导致战斗力下降，军饷问题必须解决，由于屯田没有收成就只有买粮食，可买粮食也需要钱，本来国家税收拮据财政就困难，灾民要赈济，军队要粮饷，为了备战蒙古和后金这些北方民族的入寇劫掠不仅要招募新兵，还得置办军械、增发军饷，更要修筑防御攻势抵御入侵，这一切都要钱。

这个时期成为明朝异常困难的艰危时期，一面是粮价、物价飞涨，一面是朝廷财政收入锐减，但财政支出却飞速激增，这种局面下“财政问题”就成为了关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这个大局应该如何对应到辽事的处理上就成为了关键，处理不当则可能祸及根本，处理得当能让大明王朝渡过这段艰辛的岁月，实际上就快要熬过去了，因为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灾难逐步缓解最终恢复正常，明朝却只撑到了1644年。

依托明朝当时的这个大局，我们再重新审视一下辽事。因为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作用，明朝北方普遍大旱，明朝、蒙古、后金都遭受了灾难，明朝毕竟在南方还有广阔的领土，有漕运和海运将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往北方，还勉强可以接济得上，而蒙古和后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必然发生南侵劫掠农耕文明的现象，所以才有了“辽事”。“辽事”里有几个关键因素是跟大局有关的，一是“粮食”，二是“军饷”，三是“军械”，四是“辽民”。

“粮食问题”具体到辽东、辽西的情况，后金遭受旱灾，那里的汉民和边镇也一样遭受旱灾，后金没有粮食吃，汉民和边镇一样粮食匮乏，后金没有明朝那样的南方渔米之乡，明朝尚可以用漕运和海运来缓解辽东、辽西的灾情，但后金就只能抢劫汉民、袭击边城。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有三种选择，一肃清后金；二固守城池；三坚壁清野。肃清后金的选择明朝在万历年间就有过一次，结果在萨尔浒大败；固守城池也尝试过，但袁应泰丢了沈阳、辽阳，王化贞连广宁都没有守住。这些失败跟当时明朝的大局是有很大关系的。组建远征军所需的军械、军饷都受到财政危机的制约，萨尔浒之败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由于军饷吃紧兵部严令在严冬出战，这种天气并不适合火器发挥作用，而当时的明军的军械、粮饷、训练都不足备，许多总兵都提出当时并不适合出战，刘綎甚至提出只要给他三万训练有素的川军他能独挡贼寇，可分给他的只有五千。后来碍于财政危机，明军在兵部压力下强行出征，结果遭遇了大败。之后，后金在辽东、辽西地区攻打城池的时候均是以“先藏细作,外攻内应”策略接连攻克了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等地，明朝军队善于用火炮守城的作战特点也无法发挥，这是在长期多民族杂居地区奸细难以区分造成的，也是辽地的一大特点。既然在辽东、辽西地区两种尝试都失败了，朝廷又没有办法解决财政危机，这种情形之下其实选择并不多。

“军饷问题”一直是明朝朝廷的心病，作为明朝军队主力的九边重镇都在北方，也同样遭受灾害，屯田收成锐减，不能自给还需要明朝穷得可怜的财政发军饷粮饷，在缺乏足够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能作到招募新军淘汰老弱勉强维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重新组建征讨后金已经不太现实。反观后金却不用，后金的军队是八旗建制，直接从壮丁里几丁抽一组建军队，遇上大的灾荒，后金几度处于“人相食”的社会状况，与其饿死不如从军一博如此也造就了后金军的穷凶极恶，所以后金的从军热情远非明朝招募的壮丁可比，所以在军队的组建能力上明朝虽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却不如后金这个对手。

“军械问题”是制约明朝军队战斗力的大问题，当时由于国库空虚、粮价物价飞涨，明朝军队不仅粮饷缺乏，而且就连置办军械也很困难。要知道明朝军队的战斗力直接是从火器上体现出来的，置办军械是军费开始里很大一笔，明朝的火器比例在军队里作用很大，用火器对付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战术在俞大猷、戚继光的时候就解决了，并且经过了实战检验。俞大猷曾指挥百辆炮车，步骑3500人，在安银堡大败数万鞑靼骑兵，戚继光北镇练兵以后形成了操典，成就了不小的军事革命，在万历三大征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抗倭战争历经数十次鏖战仅蔚山战役伤亡和日军持平以外，其他大小战役中日军的伤亡数字几乎都倍于明军，丰臣秀吉的二十余万日军是日本战国时期百战炼成的精锐，配备着火炮、火枪并拥有精锐骑兵，明军在与这样对手的较量中取得如此的战绩，足以证明明朝军队火器战术的厉害，但这样的战力必须是军械足备和训练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来。无论是俞大猷打败蒙古的马步车阵，还是戚继光北镇练兵时的步军操典，要发挥应有的功效，都必须拥有充分的训练和多兵种协同配合，对指挥官和士兵的素质要求都很高，而明朝当时军械不足，训练更是不足，甚至连将官都缺乏，萨尔浒大战时经略是杨镐，四路总兵中，最受皇帝器重总兵是刘綎，还有一路没有丧师的总兵是李如柏，这三位最近的一次配合竟是二十余年以前“抗倭战争”中的蔚山战役，那时经略依然是杨镐，这二位还是总兵，而蔚山战役是明军少有的失利，以致于伤亡数字接近日军，之后杨镐还下了大狱，萨尔浒战役的时候又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了，可见当时人才之缺乏，萨尔浒战役中刘綎战死，之后杨镐被正法，李如柏自裁……由此可见，当时明军要想恢复以往的战力不是一朝一夕能作到的事情，财政危机已经让军队这个最花钱的部门废弛到了相当的程度。反观后金则不一样，后金的军械是冷兵器为主，依仗蛮力取胜，渔猎为生的壮丁骑上马就成为士兵，完全没有明朝这么多问题。

“辽民问题”是辽事里的关键，辽东、辽西地区的汉民是大明王朝的子民，是已经沿袭传承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后代，是具备浓重中华传统文化衣钵的百姓，和当时后金那种奉行奴隶制的落后社会格格不入，而在后金抢掠粮食、袭击边城之时还经常掳掠人口，之后把俘虏的把汉民当作奴隶。后金作为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其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来自于奴隶人口的多少，所以后金对粮食、人口的渴求不亚于对土地和城池的占领。当时辽东地区地处北方，在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遭受大旱和严寒，再有多辽阔的土地也不过是赤地千里，人口减少非常厉害，后金在天灾和自身社会发展必须的因素促动下，必然要实施对人口的掳掠，这也是其屡犯边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掳掠人口比土地占领还对后金有吸引力。辽地是明朝最靠北的领土，在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是首当其冲的遭受旱灾和严寒双重灾害，在赤地千里的情况下土地是毫无意义的，而辽地没有了辽民，即便后金占领了也会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而无法提高生产力，所以后金对明朝放弃的辽西和锦州都没有兴趣，以至于1624年袁崇焕可以“东巡广宁”，而1628年皇太极占领了他付出沉重代价都没能攻克的锦州却也只是毁城了事都是这个道理。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在财政危机导致明军战力废弛肃清后金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在辽地多民族杂居民情复杂固守城池屡次失败的情况下，要保护辽民的唯一办法就是“坚壁清野”移送辽民入关。从民生角度来考虑，在当时要拯救辽民也必须移送辽民入关，因为辽东、辽西遭受大灾赤地千里，朝廷通过漕运海运将大批粮食运送到北方，途中运送耗资庞大，粮食在陆运转漕运再转海运再转陆运的过程中漂没、损耗巨大，军队粮饷开销也大，修缮城池加强防卫开销更大，而且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能城池的安全，况且朝廷还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朝廷养九个边镇都快支撑不住了，哪里还能养得起整个辽东、辽西全境的百姓，所以必须将辽民悉数移送关内，一来可以妥善保护，二来可以节省大笔的费用，更重要的是辽民在关外遭受天灾，根本活不下去，辽民留在关外不饿死也会被后金掳掠去当奴隶，饱受奴役之苦，那还不如让他们在关内自耕自种、自给自足。

通过分析以上四个问题自然会得到一个解决辽东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将辽民移送至关内以后，辽东、辽西在大旱和严寒的天灾之下势必赤地千里，明朝只要断绝关外马市，不让一粒粮食从关内落入后金的手里，那后金除了“人相食”以外，不就只有挨饿受冻了吗？这岂不是造孽的遭了天杀……这时明朝有没有必要，在自己遭遇财政问题以致于军力尚不能恢复的情况下，和已经因为遭了天灾而变得穷凶极恶的后金，去争夺赤地千里的辽东？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应该说作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在王化贞丢失广宁以后，果断的将数以十万计的军民全部撤往关内，不仅放弃辽西，甚至连锦州、宁远不要了，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熊廷弼战略撤退以后，后金若要再攻击明朝，那得从沈阳一直前行到山海关关城，一路荒芜人烟、赤地千里，这样后金的补给线会拉到几百上千里，其中还要经过辽河、大凌河、小凌河，何等之困难？若后金真的来攻打，那也是劳师袭远，把后金从辽东、辽西拉到山海关关门来决战，就好比曹操选在官渡跟袁绍决战一样，若明朝有意要和后金决战，就应当选在山海关，而非选在锦州，远去锦州是拉长了明朝的补给线，选在山海关关城则是拉长了后金的补给线，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战略问题。皇太极在崇祯二年（1629年）偷袭蓟门入塞以后不是还占领过关内四城吗？可结果如何？还不是被孙承宗马上就收拾了，这个一来一去的简单战略理解起来并不困难。熊廷弼素来以雄才大略著称，他早就看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在王化贞丢了广宁以后他果断的坚壁清野，而在他带领军民撤离辽地之时，他并没有忘记对付后金和收复辽土，以及流落到后金手中正遭受奴役的辽民。

熊廷弼最为著名的谋略就是“三方布置策” 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广宁，由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出击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战时可让后金首尾不能相顾，守时可多个方向威胁后金达到钳制其行动的目的。后来熊廷弼又提出要争取朝鲜策应，要派人在义州调度协调，收留辽东不愿意受后金压迫的流民编练成军，作为和登、莱方向的组成部分，扩大了对后金实行战略包围。实际上后来毛文龙开创东江镇，与后金大战辽南、抄袭辽阳、偷袭辉发、赫图阿拉、策反辽南边民和官吏，驻军皮岛并接受朝鲜的粮饷物资支持，接收辽东流民在朝鲜屯田，已经实现了“三方布置策”里“争取朝鲜策应”的设想，天津、登、莱从海上配合也不成问题，只是广宁给王化贞丢了。虽然明朝失去了广宁，但却引来了蒙古林丹汗，在熊廷弼指挥撤退中断后的不是王化贞，而是蒙古军队。明朝通过外交手段让蒙古和后金开始对立，这样蒙古代替广宁的明军对后金形成牵制，力量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此时变成了“四方布置策”——蒙古代替广宁方向的明军队牵制后金；山海关的明朝主力依然存在且关门稳如泰山并封锁关内粮食运入后金的通道；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援助毛文龙的东江镇，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朝鲜也参与到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之中，后金获得粮食的最后一道门被关死了。后金虽然获得了城池，但怎么说也就在辽东，大旱和严寒是躲不过去的，坐吃山空会饿死，出来劫掠面对的则是赤地千里和四面受敌。熊廷弼看似“溃败”的战略撤退其实是要逼迫后金入死地。熊廷弼如此的安排，既没有开销巨额的军费到辽东、辽西去驻军，也不用去修筑什么城池，还成功的阻止了后金掳掠辽民，而辽民在关内屯田不仅减轻了朝廷运送粮食接济辽民的费用，还可以让朝廷增加一点税收，比每年空耗几百万两银子强多了，而代替广宁方向明军的是蒙古林丹汗的军队战力有增无减，在朝鲜的东江镇还是朝鲜负担费用，让不堪重负的朝廷财政不再在辽事上有过多的负担。熊廷弼此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

其实，熊大人的这番布局还隐隐透着凶悍凌厉的杀机，若是后金真的犯傻来冲击山海关关门，势必精锐尽出，明朝在此地和后金决战，各方兵力聚集，且依托山海关雄关天险，够后金啃半年也说不定。且不说后金补给线延长，粮草接济必然困难，本来就是出来抢粮食的，结果变成了耗粮食，这首先就事与愿违了，时间稍微一长，对峙后两厢消耗起来后金就凄惨了……而最要命的则是隐藏在从沈阳到山海关路上的杀机。沈阳到山海关沿途千里迢迢，有大凌河、小凌河、辽河阻断，若是封冻时节还好，但开春以后冰雪融化了，在相持阶段期间，明朝完全可以出动水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断其粮道，同时水陆并进沿辽河北上抄袭沈阳。明朝的水师非常强大，那时候别说是亚洲，就是世界上也是难逢敌手的。北上抄袭沈阳部队的粮草可以让舟师运送，明朝再不济漕运海运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有辽河作为屏障沿途“凭舟船，用大炮”那还不简单吗？水陆并进的明军若遇上后金军，完全可以在河边布置一个阵地，步军战阵弧形排开且两头抱河，然后由水师炮船沿河一字排开，用炮火保护这个阵地，配合步军用火炮攻击后金军……对古代兵法战阵有了解的应该立刻认得出这个战阵，更应该知晓它的威力和对付北方游少数民族铁骑的功效，这就是宋代文豪辛弃疾以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过的一位统帅发明的战阵，这位统帅就是曾以诸兵军协同作战击败北魏精锐铁骑的刘裕，这个战阵就是鼎鼎大名的“却月阵”，经过击败北魏精骑一战“却月阵”威名大振，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一谈及如何“以步制骑”，必言“却月阵”，在这里只不过是将弓弩换成了火炮，威力倍增而已。

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裕从隆安三年(399年)第一次参战军事行动算起，到义熙十三年(417年)灭亡后秦，刘裕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平息战乱，先后击败了孙恩、卢循的海上起义，消灭了桓玄、刘毅等军事集团；对外致力于北伐，取巴蜀、伐南燕、灭后秦，从一名普通的军人成长为名垂青史的军事统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却月阵”是在距水百余步之处用战车百乘布下弧形“却月阵”，两头抱河，以河岸为月弦，每辆战车设置7名持杖士卒，共计700人；布阵后，再派2000士兵上岸接应，并携带大弩百张，每辆战车上各加设20名士卒，并在车辕上张设盾牌，保护战车。刘裕凭“却月阵”以近2700名步兵破魏军3万多骑兵，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跟明朝将领俞大猷曾指挥百辆炮车，步骑3500人，在安银堡大败数万鞑靼骑兵非常类似。从兵力悬殊上讲，这两位对付骑兵的能力比后来的八国联军还牛。

明军以“却月阵”而“凭舟船，用大炮”若能战则可大量杀伤后金军，若不能战则相机撤退到舟船上渡河而去，或者顺流而下，只要作好侦防，可战则战，不能战则避，十分的安全稳妥。利用水师、步军配合在大凌河、小凌河阻击后金军回援也是一个道理。而封锁河道阻断后金粮道其实是个超级简单的任务，只需要干掉后金的浮桥就可以了，以明朝庞大的战舰去破坏几座浮桥，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大家不要以为以上仅仅是想象而已，其实是完全有条件的实现的，于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出镇山海关的孙承宗就熟悉类似“却月阵”这种战法，他曾经创造性地将战车、舰船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海军，还组建了从海上登陆作战的两栖部队，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与战车配合战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扣》，他在叙述宁远防卫之时还具体提到了如何实施这种战法：“……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明史—孙承宗传》）。

若这个杀机实现了，会导致在关门下的后金军主力粮草被断绝，十天半月以后就彻底完蛋了。无论是丧失关门下的主力，还是被明朝军队捣毁了后方，后金那点家当都是承受不起的。由此可见，广宁一败就说山海关岌岌可危，完全是危言耸听，若真是如此恐怕连宁远城都没有可能安然修筑。

如今的局面对于后金来说是山海关关门外杀机四伏，蒙古虎视眈眈，在辽南还经常遭受毛文龙的偷袭，甚至赫图阿拉都受到威胁，而朝鲜更是给毛文龙提供军械、军饷、粮草，还划出“闲田”为其收留的辽民屯田。后金这时候四面被封锁被牵制日子很不好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一粒粮食能接济进来，断绝了互市以后连食盐都短缺，若去劫掠明朝则要经过赤地千里，而坐吃山空又会饿死，甚至被奴役的汉民也因为有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而纷纷逃散，后金在天灾的煎熬下还逐渐失去经济基础和生存的依托，长此以往必将一步步被迫入了绝地。

这个策略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是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出发，让等待救济的辽民自给自足，让朝鲜参加军费的承担，让广宁方向的军队由蒙古林丹汗代替而节约了开支，固守山海关关城是运用了现成的资源而节省了重新修筑城池的费用，不仅将明朝在辽东的费用减少到了极限，还摆出了一个杀机暗藏的局，并且同时制约了努尔哈赤发展的后劲。

此时，明朝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持熊廷弼以“传首九边”的牺牲换来的态势，同时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全力支持东江镇逐步壮大；保证朝鲜不离开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联络蒙古的林丹汗，一来可共同牵制后金，二来可以让其他几个与林丹汗相临的边镇获得稳定，不让边防再出现其他问题；决不对后金开马市，决不让一粒粮食流入后金的地盘；同时坚壁清野不让后金有劫掠粮食和掳掠人口的机会，让后金充分的享受天灾；明朝则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将有限的财税收入用来解决更为棘手的国内问题，一旦国内问题缓解了，财政危机挺过去了或者连年灾荒结束了，那时后金还没有饿死再一举荡平。

在清楚了熊大人的正确策略以后会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袁大人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本应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并将其作为决战的战场来准备，既可拉长后金的补给线又能等待“关门杀机”的显现，袁大人却将重兵放在锦州，拉长了明朝的补给线；如此一来利用“关门杀机”断后金的粮道成为泡影不说，明军还在后来“松锦大战”时被皇太极断了粮道形成了溃败；本应全力支持东江镇的发展，袁大人却杀毛帅毁东江；本应维护朝鲜对后金的封锁，袁大人却为了修那个“非扼要之地”的锦州放弃了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驱逐东江镇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本应联络蒙古林丹汗，袁大人却招抚和后金会盟反对林丹汗的部落；本应决不对后金开马市，袁大人却在宁远给投奔了后金的束不的部开马市，该部落在宁远买粮的人中居然还有四百多满人；本应减轻朝廷的负担，袁大人却大兴土木修筑锦州这种“非扼要之地”，还要“且守且战，且筑且屯”，这和熊大人的方略完全背道而驰，不但没有让朝廷有喘息的机会去解决财政危机，反而还加剧了财政危机，让这条“宁锦防线”成了一条明朝末期的“郑国渠”；本应将辽民转入关内躲避天灾，减轻朝廷海运漕运粮食的负担，又有利于保护辽民不被后金掳掠成为奴隶，袁大人却提出“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在长年天灾的情况下鼓吹“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反正袁大人的战略是够戗，难怪守了不到两年就出了天大的问题。

袁崇焕在守辽时犯了许多战略性的错误，成为了明朝灭亡过程当中败笔的添加者，以上这些失误加在一起显现出这样一种讽刺结果，那就是由明朝末期那点财力来承受一条“郑国渠”就足以让明朝喘不过气来，而这条“郑国渠”再变成一条“马其诺防线”那明朝不完蛋也不容易。虽然，袁大人精心修筑了所谓的“宁锦防线”，但是在1629年、1634、1636、1638、1642年先后五次被后金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这条袁大人用巨资堆砌起来的“宁锦防线”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古代版“马其诺防线”，经常有人感慨说袁大人修筑的宁锦防线是“丰功伟绩”，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都没有突破，完全是说瞎话，已经成为了“马其诺防线”的“宁锦”还需要人家去突破吗？应该说自从皇太极1629年由蓟门入塞开始这条防线就报废了，之后这里不再是什么防线了，而是消耗明朝国力的巨坑，以及后金利用锦州地理缺陷聚歼明军主力的战场。那么袁大人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成就这么一个弥天大错的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刚才熊大人那个策略里去。

熊大人这个“四方布置策”从战略来看可谓完备，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出发也堪称完美，但它在具体实施时却有可能从薄弱环节被突破，后金若真是因四方的牵制和封锁而渐渐被迫入“人相食”的绝地，那必然会狗急跳墙，那时估计后金不会把明朝重兵把守的山海关关城和蒙古林丹汗考虑成首要突破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在其中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后金选择从这两方突破则是极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继熊廷弼之后的王在晋要在山海关关城以外再建一个重城的想法就是加强山海关的防御，从大的思路上讲他延续了熊廷弼的策略，一面坚壁清野不出关门，一面加强山海关的防御而准备在此与后金决战。此时袁大人蹦出来了，要求在宁远修筑城池，宁远距离山海关200里地，在这个地方拱卫山海关就对熊廷弼的策略中“关门杀机”有所违背了，王在晋不同意也有道理。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玄机，其中体现了前面提到过的王在晋那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

王在晋上任后提过两个方案，《明史》记载如下：“在晋谋用西部袭广宁，象乾惎之曰：‘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在晋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这位王大人也可谓不极左就极右啊，恢复广宁在当时是极其最冒险的，后来宁远完成了修筑，袁大人和马世龙带了一万二千人马“东巡广宁”后也只向孙承宗提出要恢复锦州，都没有说要去恢复广宁，那个修建重城则更是看似保守到极至的作法。同一个人抛出这么两个显然都是有极端倾向的方案十分怪异，而王在晋相继提出之际就似乎暗藏着等待他人来反对的意思。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要如此大概跟他是被硬拽着来守辽的颇有关系。那时“辽东经略”向来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守辽”在官场上几乎成了“死地”的代名词，如若有人反对王在晋近乎荒唐的方案，只要王在晋自己固执己见，那么这些人必然争取弹劾他，一旦被弹劾他便能安然离开辽地了，后来的事实好象也证明了这一点。王在晋提出“恢复广宁”遭到王象乾的反对，他继而又提出“修建重城”则遭到更多的人反对，《明史》记载：“其僚佐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力争不能得，奏记于首辅叶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请身往决之”，结果是“承宗面奏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接下来“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这样王在晋安然脱离了辽地。之后，孙承宗先后两次“守辽”又均被罢免还险遭冤狱，而王在晋则离开了危机四伏、赤地千里的辽地，到温润富庶的南方云游金陵、苏、杭去了。

不过，这点儿“金蝉脱壳”的雕虫小技还算不上“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这点伎俩一般人都能看穿，而若王在晋真的有此盘算，那他还有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这个“有问题”的“重城修建计划”万一被批准了怎么办？如果真是因为此而导致明军大败，那他自然难逃干系，那他岂非弄巧成拙？事实是后来天启帝还真的同意了……

在天启帝同意的情况下，若王在晋真是盘算着“金蝉脱壳”，那他就该紧张了，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的反对意见他应该重视才对，为什么还要压制呢？之后，孙承宗来考察也反对王在晋，孙承宗对其“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终不应”，这就显得十分的离奇了……孙承宗回去后虽然能提出意见，但不一定就能导致撤换经略，难道王在晋就能算准孙承宗一定“自请督师”？如若王在晋把最后孙承宗“自请督师”都算准了，所以七天七夜不妥协，那他确实有些老谋深算，但另外一个蒙蔽天启帝的罪名他却是躲不过去的，怎么能捞到去金陵云游的美差？

若真是用荒唐的计划欺蒙天启帝，现在被孙承宗回去揭穿了，那王在晋绝对脱不了干系，可王在晋又为什么七天七夜都不肯妥协呢？而且孙承宗把“修建重城”的毛病给说得很详细了，他还不妥协就显得有点离奇了……

孙承宗和王在晋有一番关于“修建重城”的讨论，《明史》记载如下：“抵关，诘在晋曰：‘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在晋曰：‘否，当更设兵。’曰：‘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曰：‘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曰 ：‘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閧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在晋无以难。”

由此可见，面对孙承宗的诘问王在晋无言以对，在后来许多解读中认为是王在晋犯了低级错误，而同意他这个计划的天启帝也昏庸，自以为是的一笔带过，其实并不尽然，孙承宗回去以后把情况奏报了，但最终却是“又上十余疏”才有后来的结果，这么明显的纰漏怎么会“又上十余疏”呢？难道天启帝不信任和器重他这位老师吗？难道内阁首辅叶向高也犯糊涂了吗？一切的疑问都显示这个“重城计划”里还面隐藏着一个玄机，而这个玄机当时来看应该只有王在晋和天启帝知道。

这个玄机并不复杂，在孙承宗的诘问中就已经隐约显现了一些，孙承宗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其实山海关的总兵力不会超过八万，袁大人官拜督师以后削弱蓟门的兵力而补充关外时“关、宁、锦”加起来总共才七万多人，王在晋怎么可能在两个城池上就用了八万兵力？从对话里王在晋的敷衍可以看出王在晋根本就没有打算在新城里驻扎兵力，如此一来孙承宗的一系列质疑就迎刃而解了。孙承宗所问的：“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应以：“为敌设”作答；孙承宗所问：“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应以“新城不守，故用旧城”作答。孙承宗所问：“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则是点到了其中要害，也是这个玄机的要津所在，这个玄机就是“敌未至而兵先撤”，把这个“重关”送给后金……

将前面所提到的“关门杀机”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这个“舍弃重关”的作法了。试想明朝在关外坚壁清野以后，要在关门外和后金决战，拉长后金的补给线，用断绝后方粮道的方式击溃后金军，对明朝来说是个绝好的歼敌方案，既可以发挥明朝军队用火器守城池的优势，又可以发挥自身水师的优势，还避免了和后金野战争锋，甚至连拼杀都免了，因为粮道一断后金必然自溃，若后金大军被饿上一两个月还用明军去拼杀吗？直接去收尸就行了。但这个如意算盘里有一点问题，就是后金有没有决心要长途跋涉上千里，到关门外来和明朝决战，这是个比较低级的错误，除非努尔哈赤老糊涂了差不多，但若后金获得了这个“重关”情况或许就不一样了，后金获取这个重关以后说不定会下决心和明朝在关门外对峙起来，只要海河的冰封一消融，那么后金关门外的大军就完蛋了，明朝出动水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辽河是完全有可能的，以明朝水师庞大的战舰破坏几条小船达起的浮桥还不易如反掌吗？当然，若后金占了“重城”却在冰封前放弃了，自然不会被歼灭，但后金从此就别想再威胁山海关关城，明朝可以安然解决国内问题，等待时机成熟一举荡平后金（如果后金在关外没有被大旱和严寒饿死冻死）。这个玄机继承了熊廷弼的策略，扩大了“关门杀机”，也是个不错的谋略，在当时看来这是绝密的军事谋略，应该只有王在晋和天启帝知道，也是天启帝同意的直接原因，更是孙承宗先后“又上十余疏”才改变“修筑重城”的根源。另外，开始我们提到王在晋提出了的“恢复广宁”和“修建重关”两个有着极端倾向的计划，反对的人颇多，闹得沸沸扬扬，这种姿态其实也是一种故意显露破绽的方式，让一般人感觉王在晋其人本来就是很糊涂的，这样对这个绝密计划的隐藏和“破绽”的显露都十分的有帮助，这也算是王在晋老谋深算的“离奇”之处。王在晋的谋略虽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但孙承宗的谋略不仅在王在晋、袁崇焕之上，甚至还超越了熊廷弼，在一番考察以后，他还是发现了问题。

虽然“重城”里有这个隐藏的玄机，但其实也有问题……孙承宗勘察之后发现了问题，还和王在晋进行了一番探讨，可没有能说服王在晋。此时，孙承宗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后来提出所谓：“我弃宁、前，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集中体现了他的思路，他回去以后“又上十余疏”终于说服了皇帝，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天启帝接纳了他修筑宁远的计划，于是孙承宗开始了帝师守辽。在天启帝确认了孙承宗的见解以后，王在晋非但没有因为坚持孙承宗罗列出的“低级错误”而被弃用，在后来的年月里，即便是到了崇祯时期，他仍然是军务方面的要臣，这是那个“重城玄机”的又一个旁证。

孙承宗之所以提出要在宁远修筑城池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于那个“关门杀机”孙承宗其实也没有放弃，从沈阳到宁远依然是大陵河、小凌河、辽河阻隔，这个杀机设置在宁远比设置在关门下要隐蔽得多，从孙承宗在设计宁远的防守部署时谈到“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可以看出，他其实是把“关门杀机”设置在了宁远，如此一来关门就有了双保险；二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四方布置策”里面朝鲜和东江镇的薄弱，虽然天津、登、莱可以从海路支援东江镇，但地理位置不如宁远旁边的觉华岛优越，虽然在山海关关门外修建重城是能保证在山海关决战的胜利，但是却把这个“关门杀机”作得太明显了，如果明朝所有主力据守山海关关城和重城必然让后金看到明朝没有立刻回辽东的战略意图，这样一来蒙古林丹汗、东江镇、朝鲜的压力就陡增了，“四方布置策”里少了谁也不能少明朝这一方，所以必须进驻宁远让后金感觉到明朝在辽地的存在。孙承宗从王在晋手中接过辽事以后，在关外几次大的行动都是根据辽东、辽南等后金腹地局势发展而采取的，这体现了他高瞻远瞩和谋略过人，也印证了他对熊廷弼策略的透彻了解，奠定了他四年守辽边关平稳安定的基础。

在辽东、辽南这些被后金所占领的地方，毛文龙是执行熊廷弼的策略中在敌后展开策应的核心人物。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可惜他这个家丁的班底也为以后袁崇焕杀他留下了祸根，袁崇焕罗列的十二条罪状中有此一条：“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六当斩；”一个仅二百余人的家丁班底，在乱世以收罗家破人亡的流民为主要兵员，在征战多年以后有相当的毛姓士卒并不奇怪，唐伯虎点秋香进华府当家丁还叫华安呢，关二爷自养子关平以下有多少姓关的？岳家军又有多少姓岳的？也都算是当斩的罪状吗？这袁大人的标准在向谁看齐了？

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泛舟到猪岛、鹿岛、禽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等地收编流落的辽民。七月初，得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于是令千总陈忠过江，潜入镇江联络内应陈良策接应，毛文龙于当月二十日深夜亲率领三千人马攻入镇江，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镇江大捷以后，全辽震动，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归顺之民，绳绳而来”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毛文龙因此功授参将，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毛文龙派麻洋岛守备张盘率部夜登金州海岸，一举收复金州，旅顺。此时，努尔哈赤正准备挥师南进占北宁、兴城，但在金州、旅顺、镇江相继失守以后，努尔哈赤不得不于同年九月调动南下的后金主力去攻打镇江城，在重兵围攻下镇江城失守，大部分明军壮烈殉国，毛文龙率一部分官兵突围。

针对毛文龙的威胁，努尔哈赤命贝勒阿敏、皇太极等人率领大军前往镇压，毛文龙退入朝鲜境内回避，后金遣使赴朝致书说：“如果我两国真心想友好相处，那么就逮捕毛文龙、陈良策交来。” （《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8，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但朝鲜并没有驱逐毛文龙。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派遣部将陈忠率兵攻克了后金占领的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驻旅顺的张盘率兵北上奇袭后金军，“建州兵奔窜，永宁等堡俱下”。不久，后金反攻大举南下，张盘因孤军深入而不敌率兵回旅顺。次年春，“建州又率万骑来攻旅顺堡”，并遣使对张盘招降，张盘斩来使。后金军围城，张盘率部在旅顺南北两山夹击后金军，“建州兵大败而去”。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亲自率部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一场，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后金限于主力集结在西南前线，无力进剿毛文龙，而毛文龙也由于兵少将寡，粮草不济，而无力进攻，双方对峙或周旋，战事呈胶着状态。此战虽未取胜，但是它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后金政权深刻的感到有毛文龙的存在就不能不考虑后方的安全，而毫无顾及地南侵。

由于后金兵几次入朝进击毛文龙未果盛怒，朝鲜为了杜绝事态恶化便让毛文龙进驻皮岛，“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朝鲜李朝实录》）。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朝鲜为了防范后金便大力支持毛文龙，划闲田、免征税、助军饷、给粮食、补充大批火器等。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实力大增，除了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外，还收留流民十余万。

由于在朝鲜得到休整和补充，毛文龙更积极的对后金开展袭扰，除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军事出击外，毛文龙还派人潜入后金鼓动辽民起来反对后金政权。

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同时还带领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聚众“叛乱”。虽然毛文龙这些行动规模不大，但对后金腹地的民情影响却很大。1623年成为了后金地区民情紧张的重灾年份，因为有了毛文龙的存在，后金地区反抗后金残暴统治的运动便风起云涌，经常有后金的官员被各种名义骗去杀死，甚至连满人购买的食物都经常被下毒，以致于满族妇女购买食品后要记录下店家的名号。该年，复州（辽宁复县）城就一万一千余男丁叛逃，投向明朝（《满文老档》，太祖卷56）。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毛文龙在开创东江镇后以一系列的辉煌战果已成为后金的“腹心之大患”，而可悲的是袁崇焕杀毛帅的时候最后一条罪状居然是提到“观望养敌”曰：“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看来袁大人颇有蒋委员长的风范，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也确实“心有灵犀”……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出镇山海关，在毛文龙接连袭扰后金、攻取城池、策反边民的时候，孙承宗则稳固了山海关关城的防御。努尔哈赤虽然于1622年年初就攻下了广宁城，但在熊廷弼坚壁清野，王在晋、孙承宗坚守山海关关城，毛文龙不断袭扰后方的策略下，其进攻锋芒被成功的遏制了。虽然毛文龙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退守皮岛，但在次年即1623年后金腹地却被毛文龙搅得天翻地覆。此时，孙承宗看准时机，开始修筑宁远城，并启用觉华岛配合东江镇对抗后金。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令袁崇焕率军进驻宁远，这离他出镇山海关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不难看出宁远城的修筑之所以会如此顺利，跟毛文龙的东江镇在敌后的牵制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

还需要说明的是，袁崇焕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都跟宁远有关系，宁远是明朝自广宁失守以后，明朝军队前出山海关显示在辽地军事存在的步骤之一，也是以这种方式策应东江镇、蒙古、朝鲜等各方共同牵制后金的重要举措，这个策略是在孙承宗的全力争取下确定的，并在他支持下进行的，没有孙承宗亲自出塞实地考察，回京师以后“又上十余疏”且在内阁周旋，以及后来他以帝师身份守辽，就没有从朝廷到地方给予宁远修建的支持，没有毛文龙在后金腹地搅得天翻地覆，没有熊廷弼的坚壁清野，没有王在晋、孙承宗长期固守关门遏制后金锋芒，单单凭袁崇焕是修不出宁远城的，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宁远也不是离了他袁崇焕就不转了。综上所述，宁远的修筑并非袁大人一人之力。

袁崇焕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开始进驻宁远，在宁远城修筑完毕以后，宁远和觉华岛就成了东江镇和后方的重要联络地。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开始，毛文龙的战功清点都是先送觉华岛查验以后再送北京兵部的，所谓战功清点主要是毛文龙斩获的首级，这是孙承宗的意思，在觉华岛清点人头的自然是袁大人。《两朝从信录》有这样的记载：“关外道监军副使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是真正壮夷”，这就是说毛文龙的功劳都是袁大人清点的，可斩毛帅的时候，袁大人居然列了一条：“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若毛文龙每次都“尽欺罔”而冒功，那袁大人估计也脱不了干系，值得一提的是袁大人“宁远大捷”也只不过斩首200余级。

由于天启四年（1624年）后金加强了辽南地区的统治，又派了重兵防范辽南，如往常一样抄袭辽南失去了突然性，所以毛文龙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派出一支特潜部队，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后金的大后方开始袭扰，毫无思想准备的后金军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为了配合这支部队作战，减轻其压力，毛文龙又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亲自组织和指挥了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后来，后金调集重兵前来增援，毛文龙又退守到朝鲜。

由于天启三年（1623年）后金遭受占领区民众反抗激烈，于是在次年采取了一些列的镇压措施，毛文龙在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和七月的局部袭扰又被击退，所以后金腹地显示了暂时的平静。此时正值袁大人“东巡广宁”，前面提到过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袁大人“东巡广宁”后就申请恢复锦州，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是多么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所以孙承宗马上就驳回了他的要求。《明史》有记载：“袁崇焕东巡，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由此可见，孙承宗确实谋略过人，而袁大人只是不知不觉修了宁远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量了。

虽然正面战场上毛文龙作为偏师实力不及后金，但在策动边民反抗后金暴政的方面却成绩斐然。辽民对后金的反抗经历了天启四年（1624年）的低潮，但在后金的残酷镇压下也积蓄了辽东民众的怒火，在次年终于爆发了。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面对如此的形势，孙承宗积极通过海路支持东江镇。孙承宗于天启五年（1625年）向毛文龙控制的旅顺增兵，进一步策应后金内部辽民的反抗。此举将巩固这一个收留辽民的据点，而从登、莱方向调军队来守卫可以减轻毛文龙的压力，让毛文龙更能深入敌后有所作为。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侦知明朝派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口，葺城驻兵”，感到对其构成军事威胁，于正月命令三贝勒领兵6000，直攻旅顺口。这次后金军对旅顺的突袭来势很猛，经过激烈战斗，连续两次打败后金的张盘及部将朱国昌相继阵亡。但后金军占领旅顺后，因慑于毛文龙据守皮岛，随时可能攻其侧背，故未敢久留，只是掳掠财物，摧毁城垣，引兵而退。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明朝的登莱巡抚武之望“遣部将张攀守旅顺”。

接防旅顺之后孙承宗又下令明军进驻锦州一带，《明史》记载如下：“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孙承宗此举是将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存在又推进一步的表现，但却没有要和后金决战或要将战线再往前推移的意思。孙承宗一直和阎鸣泰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只能“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的思路不谋而合，并且对“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的理解很透彻。其实这个道理也不复杂，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大凌河城的失败的原因也非常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在袁崇焕被斩后孙承宗二次守辽，那时候明军已经完成了锦州的修筑，但在将防线往前推进到大凌河城时遭到孙承宗的反对，此时他的又一次谨慎和当年一口气“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诸城的部署和魄力截然不同，其中的差别就在于当年是“悬为虚著”，可进退自如，不需要“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若后金军果真来犯理当放弃，如同兵部侍郎霍维华综合了“宁锦大战”后众将对锦州的异议发表的总结那样：“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这样才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耗费巨资修一个容易被包围的锦州，“松锦大战”的失败印证了这一点。由此可见，1625年孙承宗一下子占了那么多的城池不过是“悬为虚著”而已。

但孙承宗二次守辽时锦州城是袁大人花了巨资修建起来的，已经是“实著”了，按照当时从上到下的思维定势，再往前到大凌河必然也是“实著”，孙承宗在短时间内想要改变这种错误的策略还不太可能，所以他只能表示谨慎，但那时修筑大凌河都是保守的作法了，另外一种意见是恢复广宁，可那样则更为冒险。孙承宗1624年派袁大人带了一万二千人马“东巡广宁”都没有去恢复，难道现在皇太极都能从蒙古入塞了还能去恢复吗？面对这种选择，孙承宗没有办法才妥协，勉强允许修筑大凌河城，结果不出所料，在大凌河还没有修筑完成的时候就遭到了后金的突袭，锦州、宁远的守军无法增援大凌河，结果明军损失惨重，“慎弗泥为死局”又成为了现实。之后，孙承宗主动承担了大凌河城失败的责任结束了第二次守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孙承宗的步步推进非常老道精准，既延续了熊廷弼、王在晋“坚壁清野、决战关门”的战略，又不时推进锦州、旅顺“悬为虚著”，实际上则在东江镇作文章，以达到低成本牵制努尔哈赤、袭扰后金，策反搅乱对手后方的作用，进行了四年成功的守辽。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因派明军袭扰大凌河，大将马世龙被小挫而被罢免，由高第接任。其实，孙承宗出击大凌河也是延续袭扰后金，表示明朝军事存在而策应东江镇在后金后方作为的举措。

高第接任以后下令全撤，锦州撤退、宁远撤、军队撤、百姓撤、物资撤、军械撤、粮草撤，反正一切能撤的都撤。这个举动和孙承宗步步推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人斥责高第是“撤退”、“逃跑”、“溃败”，而后无限推崇袁大人“宁远大捷”的“丰功伟绩”，这路子已经定性了很久，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沿着刚才熊廷弼、王在晋、孙承宗的思路再来梳理一遍。

高第接任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以后了，秋收时节已经过了，粮食已经入仓，且已接近入冬季，一旦严冬来临辽地海面和河面都将会冰封，海河再也不能作为阻挡后金的地理屏障，就连远在海外的觉华岛都不能幸免，所以一旦后金来袭，哪怕是突袭都是非常危险的，而每次辽东经略更替后金都乘机袭扰，还每每得手，此次努尔哈赤也极有可能故技重施，于是关门外立刻结束了四年的平静，突然间变得风声鹤唳。那么努尔哈赤究竟什么时候来袭击呢？按照努尔哈赤多年的用兵习惯，应该是在严寒的冬季来临以后，和努尔哈赤打过多年交道的毛文龙每到冬季就会把主力撤往皮岛，严防后金冬季用兵来偷袭也是这个道理。所以高第刚出镇山海关后必须要防备后金的偷袭。

高第在冬季来临前把孙承宗布置在锦州一带的“虚著”撤下来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刚才已经讨论过，锦州不是个适合坚守的地方，应该按照兵部侍郎霍维华总结的那样处置：“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所以说高第下令撤离锦州一线是有根据的，而不是盲目的溃退。

锦州应该撤，那是否要撤宁远成就为了焦点。袁大人的慷慨陈辞还犹在耳边，到底宁远是否应该撤离呢？宁远距离山海关关城200里，其防御能力远不如王在晋、孙承宗经营了四年多的山海关关城，要决战还是要放到山海关关城去，在那里才是拉长后金补给线的合理部署，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明朝军队若在宁远和后金军决战，是自动放弃山海关的雄关天险，把军队放到野外和后金撕杀，冬季又不适合火器充分发挥作用，萨尔水之败就是个教训，所以宁远并不适合作为决战的战场。按照这个思路高第撤离宁锦是完全有理由的。若后金只是来袭扰劫掠，在高第坚壁清野以后必然无功而返，从沈阳到山海关关城一路千里迢迢且冰天雪地，后金将不会有任何收获，而且毛文龙还在皮岛虎视眈眈，若后金倾其主力来山海关关门劫掠、袭扰，其后方必然遭袭将让其得不偿失。若后金真是直捣关门来决战，山海关雄关天险加上各处调集来的重兵，后金那时候无论如何也攻不破，后金全力攻打宁远、锦州都没有得手，而这两座城池的防御显然不能和山海关关城相提并论，所以高第此举是万全之策。《明史》记载了孙承宗和高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初，第力扼承宗，请撤关外以守关内。承宗驳之，第深憾。”以孙承宗的想法，宁远的防守应该是“……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但是当时的气候条件是连觉华岛周围的海面都冰封了，后金的战马一路从宁远杀上了觉华岛，所以孙承宗的战术这里用不上，事实证明高第的撤退是有道理的。

在高第全面撤退到山海关的情况下，后金如果真来冲击山海关，那必是千里迢迢而来，还得主力尽出，如若两军处于胶着状态，时间一长拖到冰雪融化，到时那个“关门杀机”就能显现了。而即便后金不去关门，占领了宁远就不走了，道理也是一样，等冰雪融化后明军可按照孙承宗的《车营百八扣》来个水陆并进，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截断其粮道，再顺辽河北上配合毛文龙抄袭其后方，后金只要有半个月的时间接济不上粮食，它在关门外的主力将不战自溃败，而后方也将不保……可后金真有那么傻吗？

努尔哈赤有过“既征大明，岂容中止！”的至理名言，这是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攻下广宁以后对诸贝勒、大臣说的一句话，表达了他攻打山海关的决心，记载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第2页。但之后的几年里，孙承宗的正确策略和毛文龙的奋起抵抗遏制了他进攻的势头。这几年努尔哈赤忙于后金内部的矛盾重重而没有精力出征，孙承宗的突然下台给了他一个机会。孙承宗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被罢免，努尔哈赤马上在三个月后倾巢而出，直扑山海关，高第的防备被证明是有道理的。

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十三万大军号二十万远征明朝，兵锋所向直指山海关。后金大军十六日至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一路畅行无阻，于二十三日兵临宁远城下。后金大军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从沈阳出发走了九天才到宁远，要到山海关恐怕得十天，若是开春以后被明军封锁了大凌河、小凌河、辽河，要运送粮食去恐怕十九天也别想运送到，只要稍有差错，前方的大军将不保，这是多么危险的布局，努尔哈赤也真是老糊涂了，不过所幸的是他这个失误被袁大人挽救了……

袁大人豪言壮语一番拒绝服从高第的军令，在全线后撤的过程中孤守宁远，袁大人此举曾经感动了许多人，但其实这是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作法。袁大人这样做等于是把明军和后金的战场摆在了宁远，而此时因气候条件又无法启动暗藏“杀机”，若是高第来救援那必定和后金在冰天雪地里野战，如果有什么闪失，恐怕难保山海关的万全，而宁远被围困得不到援救必然成为一座孤城，是否被后金攻破是一回事，城中粮草是否足备，城中数万军民的安危是否值得考虑？另外，高第下令的内容很明确是全撤，锦州撤退、宁远撤、军队撤、百姓撤、物资撤、军械撤、粮草撤，反正一切能撤的都撤，就是和熊廷弼、王在晋一样坚壁清野，而袁大人不撤也就罢了，你总得把觉华岛上的军民和物资撤了吧？觉华岛在孙承宗时期和宁远城一起启用，用于增援东江镇，是东江镇和后方往来的重要联络地，毛文龙获得的后金首级都是先运到觉华岛让袁大人查验才送北京兵部，可见觉华岛是和宁远一体的，后金军来势汹汹，你袁大人为什么不考虑觉华岛军民的安全？即便高第没有办法来援救，你袁大人也有能力把他们撤到宁远，且不说觉华岛军民是否是因为你袁大人没有撤或者是不准他们撤而留在岛上的，就算是高第不让撤（这可能吗？）袁大人没有把他们转移到宁远城里也难辞其究。

不过努尔哈赤也算气数已尽，虽然袁大人的作为将他的战略失误掩盖了，但袁大人的炮弹却没有让努尔哈赤幸免，在作战过程中努尔哈赤中弹负伤。围攻宁远数日后，后金军仓促撤退，撤退之前屠尽了觉华岛的上万军民，明朝后来查验岛上只剩下数十人。许多人都认为后金军仓促撤退是因为努尔哈赤受伤了，无心作战，其实也不尽然，若真是因为主帅负伤就无战斗意志而仓促撤退，那也撤退之前攻击觉华岛的战斗又是怎么来的？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后八个月死的，证明当时伤得不重，而后来是因为伤口感染而死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在当时指定一个贝勒接替指挥继续攻城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宁远城也显示出逐渐不支的状况，连城内的军民信心都有所动摇了，那后金十几万大军为什么突然撤退了呢？其中必然另有原因，应该是这个原因和努尔哈赤负伤同时作用才能导致后金大军必然放弃对宁远的攻击而仓促撤退。高第正在山海关固守没有来驰援所以跟他没有关系，而毛文龙乘努尔哈赤大军去攻打山海关之际，此刻正在其后方率部攻击永宁。宁远前线努尔哈赤负伤而后院又起火了，后金大军主力在外，怎么能坐得住？

如果说此次毛文龙的牵制作用还是和努尔哈赤的受伤同时显现的，看不出究竟有多大，那么努尔哈赤回去以后又远征蒙古，毛文龙再次抄袭其后方，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回援证明了两件事情，一是努尔哈赤伤势并不严重，二是他没有受伤的情况下由于毛文龙抄袭其后方他也要回援。由此可见，当时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之大，完全抑制了其远征能力。

此后，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还体现在“宁锦大战”之中。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攻打宁远、锦州时，毛文龙率部队攻打昌城和辽阳，迫使皇太极放弃了进攻。为此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长期在后金后方给予袭扰和打击，让后金时常坐卧不安，就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毛文龙还曾派兵袭击距沈阳仅一百八九十里的鞍山驿（鞍山西南旧堡），这使努尔哈赤十分慌张，连夜赶回沈阳，诸王忙率兵向鞍山进发。数日后，毛文龙又派兵袭击萨尔浒城，此地距沈阳也只有百余里。后金的都城沈阳周围都遭受毛文龙的威胁，连努尔哈赤都要连夜躲避，这是什么样一种威慑？若后金大举出征，那后方还不被毛文龙翻了天了？有这种敌手“慑于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有心思远征吗？

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于天启六年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后方吃紧使努尔哈赤被迫回师沈阳；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乘势出击捣其后方，这给后金大规模行动以极大的制约。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和对其腹地的威胁都极大，以致于熊廷弼、孙承宗都曾给予东江镇和毛帅高度的评价：

“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从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牟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略，有作为者，岂能多得！” 

——经略辽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延弼 

“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酋。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软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与，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惭死无地。”

——督理辽东军务大学士孙承宗  

值得一提的是“宁锦大战”之胜和“松锦大战”之败是鲜明的对比，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后来的“松锦大战”中明军不但没有了毛文龙作策应，且东江军的主力要将都跑到皇太极那边去了，这导致了“松锦大战”中明军统帅、将领、军队数量、工事的坚固程度都比“宁锦大战”时强却最终落败。而这一切都要拜袁大人所赐，因为将锦州“慎弗泥为实著”是袁大人留下的遗产，而杀毛帅毁东江也是袁大人的杰作。

袁大人这些败笔是在崇祯元年四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时成就的。当时，崇祯为了支持袁大人收回了满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宝剑，赐了袁大人尚方宝剑，但却没有收回毛文龙的那把，这说明崇祯并没有想要袁崇焕干预东江镇的事务，而在袁崇焕的官衔里也没有提到东江镇，反倒是有后来出了大问题的蓟门。

袁大人上任以后作了三个重要的败笔，一是重新将锦州作为重点，并建设了所谓“宁锦防线”，并为增强锦州之兵力而削弱了蓟门；二是一再要求朝廷给已经和后金会盟或投靠的蒙古部落开马市；三是杀毛帅毁东江镇。这三个连续性的错误直接导致了皇太极可以安然从蓟门入塞，而在蓟门堵截当中袁大在指挥上了又犯低级错误，直接导致了京畿震动，这是他下狱重要的直接原因。

袁大人在王之臣已经放弃锦州以后，又重新把锦州作为重点建设，他所谓的“宁锦防线”相对于明朝当时的财政状况来说无疑是一条“郑国渠”。更不幸的是袁大人不仅用巨资堆砌一条给明朝带来承重经济负担的“郑国渠”，而且还以他个人的一系列失误实现了将这条 “郑国渠”向一条“马其诺防线”的最终转变。

前面提到过宁远和锦州在“宁锦大战”时被皇太极打残废了，周遍的城堡均被破坏，而袁大人因“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也有一说他是被阉党陷害，但是袁大人也请修了魏忠贤的生祠，可惜这样都没有混进阉党，估计是袁大人太“清高”了吧，不过他斩毛帅时给人家罗列一条：“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实在是把自己的作为忘得一干二净。袁大人走后关外的军务由王之臣接任，王之臣放弃了锦州，回归到孙承宗时代。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后金军在崇祯元年五月毁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时，袁崇焕虽然已经名义上是蓟辽督师，但却还在赶赴北京的途中。由此可见，“宁锦大战”锦州成了残城，王之臣放弃残破的锦州，后金又捣毁了残破之锦州，此时的锦州已经是废掉了，并且连高桥、杏山都一并毁坏了，袁大人后来又驻防锦州后必然是重建，耗资也肯定巨大。《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的上书：“……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这是天启初年的事情，可见明朝财政危机是多么严重。

明朝为了边事加征辽响，崇祯更是对袁崇焕全力支持，崇祯凑足辽东的军事开销很不容易，崇祯即位前的天启六年（1626年）辽饷虽然已增至七百万两，但到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的财政还是有一百六十万两的亏空，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出关时，获得辽饷四百八十万，米一百八十万，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以前王在晋要修建一座重城预算为一百二十万两银子，而袁大人不仅要把锦州恢复了，还要修建周遍城池，再往前“且守且战，且筑且屯”那要花多少银子？估计还没有等他把城堡修到广宁，不用后金动手明朝就完蛋了，他这样哪里是“五年平辽”，完是是用银子在“填辽”，最终的结果只能加速明朝财政危机的不可收拾。可见袁崇焕以他“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辽方式确实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朝廷不但要出军饷、粮饷、修缮城池的银子，许多时候还要接济辽民、完善抚恤……

但更可悲的是这个锦州本来就不是个适合固守的地方。宁远和锦州之间不仅有小凌河相隔，而且从宁远到小凌河还要经过塔山、松山、杏山等地，宁锦两地被阻隔的事例不胜枚举，“宁锦大战”、“松锦大战”都是印证，甚至在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中那个离奇的塔山阻击战也是一例，同样是利用锦州一带的特殊地形造就的，蒋委员长学袁大人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能不失败吗？这也算是蒋委员长跟袁大人的又一次“心有灵犀”吧……

其实，锦州本身能否守卫不是根本问题，问题是为什么不把决战的地方选在拉长后金补给线的地方，一定要选在明军自己都无法增援的地方？这是明显的失策~！这不仅在当时是空耗明朝的财力，同时也为以后“松锦大战”的失败留下了祸根。而袁大人的理解依然是“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

袁大人在被崇祯指派督师蓟、辽时，对蓟镇的军务也有调度的权力，袁大人为了充实“宁锦防线”削弱了蓟门的兵力，把蓟镇的精锐调往“宁、锦”充实关外，这个调配的方案是袁大人提出的，也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就实施了。袁大人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入京“平台召对”，八月出镇就开始调配兵力了。《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总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从兵力变化上来看，是先拿蓟镇的精锐去充实关外，这样导致了蓟镇更为薄弱，不但兵力减少，而且老弱比例还增加了。原计划由真定兵补充蓟镇，但后来又被袁大人补充到关外去了。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直接导致了蓟镇兵力减少、战力薄弱。更不幸的是来年蓟抚王元雅继续按照袁大人的意思汰兵，在遵化一次“清汰”三千余人，在后金围攻遵化的时候汰兵在城内哗变，打开了城门让重镇遵化轻易失守。

后来袁大人上疏提到蓟镇，提出要加强蓟门的防务，许多人都解读为袁大人高瞻远瞩，老早就想到了蓟门会有危险，还自以为是的说是崇祯昏庸，对袁大人的提醒置之不理……这完全是不加思索和考证的臆断，看看刚才所提到的袁大人之所为，哪里是在有意加强蓟门的防务，完全是在用朝廷有限的资源去添锦州那个巨坑。不过袁大人还真是上过疏提到蓟门的防务，但在上疏中袁大人却提的是如果朝庭不允许他开马市，就无法招蓟门外的抚蒙古哈刺沁部，如此一来蓟镇就会受到威胁。

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曾奏：“（喀喇沁）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崇祯长编》卷14)

第二年三月，袁在解释对喀喇沁粜米问题的时候又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707页《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这两篇奏折被认为是袁大人早就预料到后金会从蓟门入塞，而提醒崇祯的奏折，其实并非如此。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可见，崇祯的眼光比袁大人远大。须知明朝在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对喀喇沁就拉拢过一次，但最终却没有成功，此后喀喇沁降后金几乎是路人皆知了。

后来袁大人抗辩，《督帅袁崇焕题》曰：“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其中有一句“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又成为袁大人继“五年平辽”后又一经典……袁崇焕缺乏战略眼光的毛病在这里又体现了一次。

纵观蒙古部落的变迁，不难看出喀喇沁在崇祯元年（1628年）投靠后金是多么顺理成章。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与喀喇沁、顺义王博硕克图汗（卜失兔）、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组成联军大战于土默特的召城，结果两败俱伤，林丹汗惨胜，诸部联军惨败。林丹汗虽损失了四万精锐，但占据了大片土地。土默特和喀喇沁部蹦崩离析，喀喇沁部只剩下一系据守朵颜卫一带，顺义王卜失兔战败其拥有的元朝传国玉玺被夺，其他部落多溃散。明朝的九大边镇外都有蒙古部落，此番大战对明朝来讲本是有利，但在后金崛起之时林丹汗西迁，并和蒙古诸部混战，虽可削弱蒙古，但并不利于明朝以蒙古牵制后金。崇祯登基后曾分别对林丹汗和蓟门外溃散的蒙古诸部进行过抚赏，又试图用顺义王卜失兔所部联合朵颜三十六家即喀喇沁余众对抗林丹汗，以至于不让其投奔后金。但现实是严酷的，蓟门外的这些蒙古部落地处明朝、林丹汗、后金三大势力中间，不依附一方必然有灭族的危险，明朝当时自顾不暇只能用“抚赏”的形式给予支持，这些蒙古部落对林丹汗又是新仇旧恨，相比之下后金既可以提供军事支持又与林丹汗为敌，这些部落将何去何从实在是一目了然。

崇祯在刚登基的1628年曾作出过最后的努力，虽然喀喇沁部于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已经联络后金，七月派出数百人的使团前往沈阳，崇祯不但没有立即革掉对它的抚赏，还在同年九月加倍了对喀喇沁部的抚赏，而皇太极召集依附于他手下的蒙古部落会盟，提出征讨占据了喀喇沁旧地的林丹汗，此举动彻底拉拢了喀喇沁部，于是此后再对其进行抚赏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但袁大人却在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申请对喀喇沁部开马市，提出因大旱蒙古部落没有粮食，所以要开马市接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此时，后金也遭了灾荒没有粮食吃，正是应当绝不开马市而饿死后金之时。

此前，后金也找朝鲜要粮食，崇祯元年（1628年），皇太极遣官兵持书朝鲜：“我国不必借粮于尔国，只缘近日蒙古人民尽为归顺，因借粮饷，欲为赈救（《乱中杂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三，第316页）”。朝鲜在1627年因袁大人不策应而被迫向后金妥协，但本身也遭了灾，为了给后金纳粮,“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才向后金上贡献了二千石。(《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此后，朝鲜对后金的抵触情绪更大，根本不太可能再为皇太极筹集太多粮食。《李朝实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两西空虚，六道未得耕种”说明朝鲜本身也处于“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严重的灾荒之中；从“开市已定日期，而京中商贾绝无人往”中可知朝鲜当时的抵触情绪之大；而“新经兵火，财畜荡然，中江开市亦恐无以成形”更是说明朝鲜已经对后金开始阳奉阴违了。此时，要解决的饥荒皇太极只剩下南侵来筹集粮食一条路走了。而这些蒙古部落要求袁大人开马市是为了什么，明眼人都看得清楚，那就是为后金筹集南侵的军粮。

当时，蒙古部落在辽东镇为后金筹集粮食已经不是新闻了。《明史记事本末补遗》记载：“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卖买妇女，为建洲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妮之，又建洲娴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

其中提到的“朵颜束不的”就是降了后金的喀喇沁部， 据《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354页记载：哈剌慎:“……（老把都）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控制部分朵颜部落，称汗......（老把都）1572年（隆兴六年）去世。次子青把都强盛，进一步向东扩张；以女东桂嫁朵颜长昂，加强对朵颜的控制。青把都死，老把都长孙白洪大的哈剌慎大营复振。白洪大及其后裔，‘统属节流支派三十余支，共约部夷数十万有余。强弱相半’。崇祯初林丹汗西进，哈剌慎溃散，别部原朵颜酋长苏不的降清，遂袭用喀喇沁名号。”

这段记录写得很清楚，哈剌慎又称喀喇沁，喀喇沁部在和林丹汗召城大战中溃散，朵颜（苏不的）是属于喀喇沁别部，朵颜苏不的在召城大战后以“喀喇沁”名号投降后金。前面提到土默特和喀喇沁部在召城一战中蹦崩离析，喀喇沁部只剩下一系据守朵颜卫一带，所以明朝一贯认为盘踞在朵颜的喀喇沁三十余支残部即是“朵颜三十六家”。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刚才《明史记事本末补遗》翰林院编修陈仁锡的见闻也说明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的“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就是当时的士绅，他们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其“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关于喀刺泌部为后金采办粮食还有一个旁证，据《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天聪三年，1629年）六月乙丑，议伐明，令科尔沁、喀尔喀、札鲁特、敖汉、奈曼诸部会兵，并令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这段史料很重要，显示了后金为首次入寇而准备的粮饷是要用船来运的。有人认为这说明是朝鲜提供了粮食，但这个说法并不科学。如果以《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过“松锦大战”时朝鲜用船运粮支援后金的事情做比较，会发现若朝鲜提供粮食给后金是自己带船只来运送：“（崇德五年六月）戊辰，……朝鲜遣总兵官林庆业等载米同我使洪尼喀等自大凌河运三山岛”这个情节在这段记载很清楚。所以，若后金于1629年首次入塞时是借用朝鲜的粮食，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蒙古部落造船来运。而且，敖汉这些蒙古部落比较靠北，至少是在赤峰一带及以北地区，属老哈河水系，老哈河入海口是滦河口，在山海关以内，所以这些蒙古部落不可能造船去接朝鲜提供的粮食。

首先，朝鲜即便提供粮食也会自己用船只运送过来，更何况此时朝鲜本身也受灾，且对后金有相当的抵触情绪，与后来彻底被征服不一样；其次，此时东江镇还巍然屹立于皮岛，而三山岛这样的岛屿在毛文龙控制当中，朝鲜要走海路还不如在鸭绿江上架几座浮桥安全，所以此时朝鲜从海路运送粮食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清史稿太宗本纪》中记载的：“……自大凌河运三山岛”可以看出后金曾运用“大凌河”运送粮食，大凌河的源头“凌源”地处河北和辽宁交界处，如今凌源县东西两侧不远处分别是喀刺泌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老哈河，这个地形条件其实已经把皇太极的部署显露得很清楚了……

皇太极的命令造船的蒙古部落里并没有喀刺泌部，说明该部落早有船只，皇太极的意图应该是让喀刺泌将袁大人的粮食从大凌河运到凌源上岸，转至老哈河上敖汉诸部造的船只，然后随大军沿老哈河南下。老哈河从内蒙古流经河北入海，途中在岭西附近穿越长城，而岭西南方向不远处就是蓟抚驻地遵化，在岭西到遵化之间是赵庄子和三屯营，这个三屯营就是赵率教战死的地方。由此可见，皇太极首次由蓟门入塞安排得非常仔细和稳妥，连如何用大凌河和老哈河水系转运粮草都考虑进去了，如此周密的部署必然有熟悉地形的当地蒙古部落带路，这个部落必然是凌源附近的喀刺泌，而且也必须从袁大人那里买粮食才安全，否则后金即便从朝鲜运来了粮食，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水陆，要安然通过大凌河都必然逃不过袁大人的眼睛，因为对于大凌河来说锦州、大凌河城、右屯都近在咫尺。

另外，根据刚才《太宗本纪》记载：“（天聪三年）六月乙丑，议伐明，令科尔沁、喀尔喀、札鲁特、敖汉、奈曼诸部会兵，并令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显示皇太极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给蒙古部落下令准备伐明，而且是要从蓟门入塞，那么为何这时皇太极能下此决心呢？因为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在双岛杀了毛帅，并用自己的亲信接管东江镇，还将东江分为几个协，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指挥。在毛文龙于六月五日在双岛遇害后，仅过了七天，即六月十二日，皇太极便在沈阳宣布：“整旅西征……”，这才有了他命令蒙古各部准备船只，而此番部署乃是从蓟门入塞的标志，该部署在同年三月崇祯批驳袁大人开马市时还没有，由此证明皇太极虽然准备南侵，并已经开始筹集粮食，但路线确定为蓟门却是在他知道毛文龙被杀以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天启六年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

应该说袁大人杀毛帅是个离奇的败笔，而且还非常有争议。袁大人杀毛帅的时候罗列了所谓的“十二条罪状”，前面陆续提到一些，基本都是袁大人胡诌的，剩下的放在袁大人身上才正合适：

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

（朝廷先后数次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就在崇祯元年才核查过一次，而且天启帝和崇祯都有过旨意，对毛文龙粮饷从宽，因为东江镇有屯田军，是收留辽东流民的，所以东江镇不比一般军镇；而袁大人出关督师的时候还请崇祯撤了巡抚，毛文龙官拜左都督，东江镇还涉及朝鲜领土，且是毛文龙带两百个家丁开创出来的，没有文官又有何妨？另外，袁大人也有脸皮谈“祖制”？按照明朝的制度即便谁有尚方宝剑但要杀三品以上大员也必须上报朝廷，毛文龙官拜左都督、总兵、赐尚方宝剑，不仅在三品以上，且同样是有尚方宝剑的节将，别说是杀，要节制都需要中央协调，而节将杀节将更是明朝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徐达、常遇春都没有过这样的作为~！崇祯让袁崇焕出关时分别收回了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宝剑，但却没有收回毛文龙的，这摆明了就是不让袁崇焕干预东江镇的事情，袁大人第一条还有脸皮说“祖制”，他杀毛文龙才是严重违制，而且离谱。）

...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

（这条就不多说了，毛文龙的战功大多是袁大人在觉华岛上清点的，兵部核准才确认，若毛文龙“尽欺罔”而冒功，那袁大人何苦在查验完毕以后写上“俱是真正壮夷”？）

...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

（袁大人开始搞文字狱了……）

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又半，侵盗军粮，四当斩；

（袁大人这条给得十分讽刺，他在崇祯元年出关以后请求崇祯将东江的军饷先给他，再由他来发，崇祯同意了。可袁大人一上台就足足克扣了东江好几个月的粮饷，饿得东江镇“人皆菜色”，最后只按照“二万八”给粮饷，这个数字还不及前几次朝廷查核毛文龙兵力时一个岛的数字，而且朝廷只清点马步两军，东江的水师全不算在内。等袁大人杀了毛帅以后自己清点发现确实远不止“二万八”，于是袁大人接管东江以后军饷不降反增，这完全是袁大人自煽耳光。袁大人领了东江的粮饷不给兵，把饿得东江“人皆菜色”，最后自己核查后又不减反增，到底是谁在“侵盗军粮”……）

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

（毛帅有水师海船，也作海上贸易，因为就朝廷那点军饷还时常被克扣和拖欠根本不够，毛文龙从天启元年（1621年）到敌后开创东江镇就没有一点军饷粮饷，在天启五年（1625年）前总共才领了内帑银子5万两作军饷，而袁大人一出关就有480万辽饷、米180万，另发内帑120万、铠甲40万具，红夷大炮10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这能比吗？不作买卖毛帅怎么开创若大个东江镇？为了筹集粮饷，毛帅还经常自己拿钱出来接济粮饷，这就算私通外番了？这能和袁大人“以粮资寇”比吗？）

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六当斩；

（一个仅二百余人的家丁班底，在乱世以收罗家破人亡的流民为主要兵员，在征战多年以后有相当的毛姓士卒并不奇怪，唐伯虎点秋香进华府当家丁还叫华安呢，关二爷自养子以下有多少姓关的？岳家军又有多少姓岳的？也都算是当斩的罪状吗？这袁大人的标准在向谁看齐了？难怪《辽海丹忠录》要把袁大人比作秦侩……再说，毛姓士卒就一定是毛文龙的私兵吗？毛文龙死后东江镇一样听朝廷的调遣而没有哗变。东江镇虽是毛文龙亲手开创的，但其军士却是大明的士卒，听朝廷的调遣，但袁大人的关宁军却不一样，袁大人一下狱，祖大寿就哗变了，朝廷的指令都不听了，只看袁大人的手书，袁大人的关宁军那才叫私兵。）

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

（毛帅对后金搞海上封锁，某些奸商被查处了当然会诬告，而且那时候海盗、倭寇都有出没，谁冒谁的名能说得清楚吗？）

强取民间子女...八当斩；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袁大人管得可真宽，可有谁对袁大人在宁远收的小妾调查一下没有？算不算是“强取”那还不一定呢。）

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九当斩；

（由于袁大人不策应朝鲜，致使东江镇被朝鲜驱逐，失去了重要的后方给养，而袁大人又有意克扣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也是长期拖欠，毛帅搞“大生产”也成罪名了？袁大人把整个东江镇都饿得“人皆菜色”，就是要求东江镇受其节制，这不就是“不从则饿死”吗？袁大人也真有脸皮把这条罪名罗列出来，也不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这种作为跟蒋委员长是否又心有灵犀了……？）

...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

（这个罪名罗列得好啊，刚才那头一条里袁大人不是说东江镇没有监军吗？毛帅搞生祠还不是为了让前来监军的太监回去说几句好话，多给东江镇的流民、士卒争取点粮食，袁大人不是也请修九千岁的生祠吗？怎么不秉公执法、严于律己、负荆请罪把自己也给办了？）

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袁大人顶着朝廷两次催促出兵策应的申斥“观望养敌”，眼睁睁的看着朝鲜和东江镇被后金重兵打垮不说，还把铁山屯田军遭偷袭而被屠杀说成是丧军，此时袁大人把自己曾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在《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里记载着：“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谨题当道诸名公：‘毛帅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天下所知也。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袁大人对毛帅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说成是“掩败为功”，试想毛帅若真的“丧师”了，又怎么能在两三个月以后皇太极攻“宁、锦”时策应袁大人？怎么会有袁大人为毛帅报功的奏折：“……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再说“宁锦大战”中袁大人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成为了现实，而自己保证的“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但却“胜”了？这难道就不是“掩败为功”吗？）

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即便袁大人官拜督师后以不准片帆入海的形式断绝东江镇补给而“配合”后金蚕食和打击东江镇，但东江镇还尚存，就不可能“不能复寸土”，而袁大人这个作为又跟那个谁心有灵犀了？另外，“观望养敌”要算袁大人的专利，袁大人不仅是“观望”而不策应友军和盟友，且还“以粮资寇”可谓货真价实的“养敌”。反观毛帅每年好歹还不时出击，还不至于如蒋委员长所说的什么“游而不击”，所谓“不能复寸土”倒是符合袁大人及其手下的骄兵悍将，袁大人拿着几百万两银子和蓟、辽、东江三镇的极权，也没见能恢复孙承宗运用东江镇在辽南的声势，轻描淡写达到的境界——“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反而在他的任上明朝辽东战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灭亡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不少败笔的添加者。）

经袁大人如此一番折腾以后，皇太极得以顺利的从蓟门入塞，而此时袁大人的主力还尚在锦州……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袁大人得警急令山海关的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当时袁大人直接指挥的关外辽兵约有七万多人，分别驻扎在“关、宁、锦”三处，遵化告急时赵率教才带了区区几千人人去驰援，不论是三千还是五千，他总得留下一半守关门吧，所以山海关的兵力此时有个八千到一万就差不多了，宁远或许还少一些，而袁大人在锦一带的驻军是最多的，因为锦州那边的城堡多，许多又尚处于在修筑当中，松山、杏山、塔山、小凌河、锦州……这一带没有个四万人据守袁大人是放心不下的，所以袁大人命令锦州总兵祖大寿挑选精兵入关回援。此时，关、宁两地守军不足两万，锦一线至少留四万，这就是五万多人了，袁大人和祖大寿回援所带的精兵有一万五是比较合理的，这部分辽兵跟随袁大人在北京广渠门外有过一次小战斗，后来跟着祖大寿哗变要回关外，在《国榷》、《实录》、《崇祯长编》中都有“辽东溃兵约万五千”的记载，所以在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中袁大人亲自率领的兵力也就是一万五千人而已，若算上赵率教那几千人关外辽兵回援总数也就两万。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袁大人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门守将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导致蓟门失手后来还冤枉了袁大人……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十一月二十日，袁大人率军赶到北京城下，与后金左翼蒙古兵及白甲护军2000余战于广渠门，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双方的记录如下：

《太宗实录》记载：“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蒙古兵及护军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豪格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余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击败敌兵，亦追杀至城壕。”（沙窝门=广渠门）

《崇祯实录》卷之（二）记载：“袁崇焕令都司戴承恩择地广渠门，祖大寿阵於南、王承胤等阵西北、崇焕阵於西待战。午刻，有骑兵突东南，力战稍却；承胤竟徙阵南避。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濬等帅兵追虏於运河，虏酋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京兵亦伤失数百人。”

周文郁的《辽西入卫纪事》记载如下：“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余随行间。公令余回，余不从。公又曰：‘我有奏书二通，子可速回，为我料理。’且嘱勿再来。余还寺，即将奏疏阅发，遂披甲跃马，仍驰军前。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副将王承等列西北，公与余扎正西，阙东面以待敌。

拥众直突东南角，我兵奋力殊死战奴，奴奔北，见前处有承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不意承等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我兵亦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

整个战斗过程很清楚，袁大人和祖大寿一万五千人回援，在蓟州扑空以后于十一月二十日来到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迎敌。而在广渠门外不仅有辽兵，还有京营，所以袁大人的队伍才有两万之众。而后金的军力也不多“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蒙古兵及护军二千往”，莽古尔泰在遇上了在广渠门外的关宁军和京军，发起了一次小冲锋，袁大人手下的王承胤怯敌败退“承胤竟徙阵南避”，自乱阵脚，“翻致奴众复回”，还连累袁大人和作者周文郁被箭雨所袭，“公与余两肋如猬”。关宁军在后金军的冲击下显得忙乱，幸好京营救援杀退了后金，京营还有损伤数百人，看来袁大人带来的精锐还不如京营的“花拳绣腿”。

而那个所谓“9千打败十万”的则是以讹传讹的伪史，首先对袁大人的兵力描述就不对，祖大寿哗变的时候是“辽东溃兵约万五千”，这些溃兵全是从广渠门下来的，这九千怎么又变成“万五千”了？再有就是后金在广渠门外的军力决不可能有“十万”。这个“十万”首先与史料冲突，“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蒙古兵及护军二千往”，其次是若后金真在此地就有十万，那在辽东还剩下多少人？

《满文老档秘录》、《钦定八旗通志》分别记录皇太极在1627年派八万军队攻击朝鲜：“上命二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率精兵八万以征朝鲜”，在后金八万主力尽以后出导致后方空虚，《太宗实录》和《东华录》中的都记录了后金沈阳一线兵力薄弱的情况，皇太极不得不在沈阳城外布置空营作为疑兵，而在朝鲜的岳托也担心后方空虚，催促阿敏赶快回兵。据《清太宗实录》卷7记载，岳托、济尔哈朗等都出面劝阻阿敏曰：“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近逼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这是1627年的事情，皇太极于1629年由蓟门入塞，才有了广渠门那次小战斗，时隔才两年时间，后金又遭受了灾荒，并且经历了“宁锦大战”，若其在北京城外广渠门就有十万之众，那在辽东还会有守军吗？倘若广渠门外有十万后金军，那袁大人的错误更大，他应该让关宁军去把沈阳扫平了，而不是在广渠门外等后金军。另外周文郁的《辽西入卫纪事》非常能说明问题，既然他称自己为“余”，称袁大人为“公”，那么总不至于把“9千打败十万”这么大的“胜利”说成是“不意承等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而“公与余两肋如猬”吧？

在崇祯得知蓟西防线不战而被越过以后已经对袁大人失望之至，怒斥道：“不先行侦防，任胡骑逞狂！”再看袁大人在北京城下还如此表现，更回想起袁大人当初信誓旦旦的“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必不令敌越蓟西”之种种经典皆一一落空；又擅杀毛帅而毁东江；还强开马市给后金南侵略置办粮草；最后到了蓟州又把聚集起来的兵马分散布防，导致防线被后金不战轻易越过，让后金袭扰京城，使京畿百姓遭殃，民怨沸腾，能不气愤吗？

袁崇焕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崇祯因袁大人的作为剐了他并不奇怪。但袁大人究竟犯了多大的错，恐怕就连刮了他的崇祯也没有意识到……

袁大人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把锦州修成一条“郑国渠”似的巨坑，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又不按照崇祯的旨意扑杀那些可能给皇太极带路的蒙古部落，还拿粮食给投靠后金的蒙古部落开马市，为后金南侵略准备好粮草，关键是擅杀毛帅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整个“关、宁、锦”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后来还害得洪承畴把明朝最后的精锐八总兵十三万人都填进了锦州这个“易攻难守”的巨坑里……让明朝的军力和国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这个错误非但不小，而且错得简直离谱了~！

其实，要避免这样的错误也不难，只要听阎鸣泰当年的一句话：“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一个谋略高深的断言和预言，熊廷弼、王在晋、高第、孙承宗、王之臣、阎鸣泰都是秉承了这样一种战略思维，他们或坚壁清野力主据守山海关“雄关天险”以待，或适当策应东江镇将锦州“悬为虚著”，让后金在灾荒之下惨状的出现，或可不费一兵一卒而灭后金全族，或可乘其狗急跳墙来攻打山海关关城之时悄然启动“关门杀机”将其主力全歼，绝没有因为“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空耗明朝宝贵的财力和军力，当然这种谋略不是袁大人这种资质能企及的。

袁大人的谋略水准和蒋委员长有一比，袁大人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一败涂地，而蒋委员长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给其留下了永远的疮疤……而蒋委员长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从战术上讲，孙承宗知道等着敌人来犯宁远时可绕到锦州方向去断其后路而“横击之”，可袁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袁大人的失误使明朝辽东战局急转直下，所以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反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

关于袁崇焕其人我的个人看法是，他个人并不具备什么雄才大略，虽算不上什么汉奸或奸臣，但却是一个缺乏谋略和战略眼光的军事将领，决非什么军事家或名将，他虽在守卫城池上有可圈可点之处，可其他战略战术基本上是一塌糊涂，他也就只能算是个守将却非帅才。在明朝辽东战局里他发挥了守城的作用，但却出了不少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也因为他本人性格的原因为自己悲剧的划上了句号。在他的任上明朝辽东战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灭亡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不少败笔的添加者。在明朝深处财政危机之时，崇祯殚精竭虑拼凑起来的财力过的多消耗在了宁锦防线上，但这条防线却从一条“郑国渠”演变成一条“马其诺防线”，继而再形成一个“死局”将明朝所剩无几之的军力大多葬送进去了。之后，崇祯要实现“中兴之策”实质上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袁大人诸多错误谋略形成的巨坑过分的消耗了明朝最后的财力和军力，对于当时本来就虚弱的朝廷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袁大人的所作所为对明朝灭亡来说，虽算不上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却有釜底抽薪的功效。前面提到熊廷弼的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为他喊冤。而同样是“传首九边”的袁大人就迥然不同了，他采取了与熊廷弼完全相反的策略，结果是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军民，只对得起后金，当然也就无法对得起自己了，先遭凌迟处决再“传首九边”，连他的亲信也上言要斩他，而为他喊冤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袁大人只对得起后金，后金也称颂他为“英雄”，袁大人的形象在满清御用文人捏造的伪史里异常高大，而此时正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时期……

乾隆的文字狱很变态，连他父亲和祖父的书都不放过，雍正为了宣扬满清统治合法性，推出了著名的《大义觉迷录》，并赦免了曾静等人的谋反罪。可就因为有部分章节和词句揭示了当时民间的穷苦程度，与满清伪史中所谓“康乾盛世”不符，也被乾隆列为禁书全部收回，还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不仅如此，从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内,全国各地就查禁了2621种书,乾隆甚至连他祖父康熙的《喻宏觉师》也作为禁书销毁了。可见乾隆的心胸之狭小，对虚名之看重，简直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那么，在乾隆时期的文字狱里，怎么可能让一个打伤了努尔哈赤、抵抗过皇太极进攻的明朝将领在伪史里成为一个异常高大的形象呢？这本身就很诡异……

值得一提的是，在满清的伪史里，那个积极接纳西学，并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成就的明朝都被污蔑和诋毁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王朝，若不是有着外国来华传教士和探险家的大量游记，真实的历史还真有可能被满清给杜撰了。那么，对于一个抗击后金的明朝将领，乾隆这种刻毒和狭隘的自大狂怎么会极力的拔高他呢……

其实袁大人异常高大的形象是满清御用文人作为讨好乾隆这个自大狂而编造出来的那个“反间计”之陪衬。这个虚构的“反间计”则是要迎合宣传满清入关顺理成章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以宣扬满清统治合法性和稳固满清反动统治为宗旨的，这也是满清搞了几十年文字狱的真正目的。

袁大人是在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年代被满清的御用文人吹捧起来的，他被满清御用文人作为一块为了阿谀奉承皇太极而诋毁和贬低崇祯皇帝的砖头出现。满清御用文人先用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手法先将袁大人拔高成一个“完人”，然后捏造了“昏庸”的崇祯去中皇太极的“反间计”，最后使得袁崇焕“冤死”。这样一来既说明了皇太极的“睿智”，又反衬了崇祯的“昏庸”，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功效，也让皇太极在伪史里“报了仇”。满清御用文人所需要的效果是袁崇焕的形象异常的高大，死得也悲壮凄凉。越是这样一个天大的冤案，就越显得崇祯的昏庸无能，越让人感觉满清入关是顺理成章，是明朝气数已尽，让当时被压迫和奴役的汉民感觉满清确实是一个顺应天理进驻北京的天命王朝，以此来稳固其统治地位。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关键的重要作用，就是在袁崇焕被不切实际的拔高成为明朝“中流砥柱”的时候，让崇祯由于“昏庸”而自毁长城，让人感觉明朝是自取灭亡的……这样，后人在惋惜明朝灭亡的这段历史时，自然会把责任都推到崇祯身上，对明朝的惋惜和依恋就会立刻淡化，甚至有人会痛恨崇祯这个“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如此一来崇祯反倒成了唾骂的对象，“反清复明”就显得不伦不类了，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扼杀朱姓王朝后人的号召力。这是满清御用文人之所以要在文字狱的时候捧出袁崇焕的核心理由和用意，其实质还是为了帮助满清进行反动的罪恶统治。

满清的文字狱是满清残害明朝士大夫的一种刻毒手段，这对明朝时已经形成一定气候的“西学东渐”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它结束了明朝士大夫阶层和西方交流的黄金时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根本性的阻碍作用，而更为可悲的是在高压之下成就了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文化氛围，催生出了可耻的奴才文化，这种文化和满清的农奴制是呼应的，体现的是满清在文化和生产关系上的双重反动。

凡是无限拔高袁崇焕的人，其实都是沿着这个伪史的反动路子在走，到底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各自心知肚明……当然，更有不少满遗分子混杂在挺袁派之中，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实在是非常可恶，他们和几百年前那些奉行奴才文化的满清御用文人一样卑劣和下作。

综上所述，我们不禁要为袁崇焕叹息，他作为一位抗击侵略者的戍边将领，生前犯了诸多战略和战术上的重大失误而导致明朝越发艰危，死后又被侵略者作为稳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很可悲的。对于袁崇焕的问题大家要客观和冷静的看待，大家缅怀他的抗清作为可以，但同时也要清楚的看到他确实有不少战略和战术的失误，以及他本人性格上的缺失，在明朝灭亡的历史过程中充当了败笔的添加者，他的死不是一个天大的冤案，而是一个他个人因为自己失误而造成的悲剧。他的失误使明朝辽东战局在孙承宗守辽后获得的均衡被破坏了，对辽东战局以后的急转直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