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党中央1980年说了30年后可以调整人口政策

2011年05月16日 01:56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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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专家解读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丁晓琴

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称“六普”)主要数据的公布，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本次调查数据反映了中国人口在新世纪[17.18 -0.58% 股吧 研报]第一个十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虽然六普目前公布的细分数据不是很多，但几个大数已经揭示了非常重要的人口变局。六普结果显示，2010年11月1日我国人口的总量为13.4亿，较2000年净增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是0.57%。而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之间，我国人口净增长1.3亿，年均增长是1.07%。两个十年相比，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人口净增长减少了约5600万人。

除了人口总数减少之外，家庭平均人口数也呈下降趋势。本次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另外，本次普查反映出我国人口在年龄构成、性别构成等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些数据背后蕴含的变化，意味着我国未来人口发展将面临挑战与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涉及全民福祉的公共政策，值得各界深入思考与探讨。5月14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TC)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举办了“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挑战——兼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讨会，对影响和制约中国发展的突出人口挑战进行界定，对可能的公共政策选择进行分析和评述，引导社会各界深入、客观地认识当前的人口发展问题。

清华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计划生育具体政策调整时机已到

六普数据表明我国大陆人口达到13.4亿。因为我本人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专家，参与了“十一五”，现在又参与了“十二五”，所以做了一下研究。如果总人口数据准的话，可能政策方面会出现比较大的误差。“十一五”提出的目标是13.6亿，但是现在看来实际结果控制少了2028万人。即便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一个基数，应该是在13.41亿，那么实际上也比这个统计报告数少了128万。这就告诉我们，此次人口普查搞清楚了我们总人口的实际家底，这样才能对未来的人口政策，包括相关其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做到心中有数。

六普数据也反映出我国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受高等教育人口增幅远高于总人口增幅，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年达到现在9.0年，其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集聚趋势非常明显，世界人才城市已见规模，北京市、上海市人才聚集非常突出。

从人口增长、家庭结构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市场需求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进程。2000年，每一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是3.44人，2010年是3.10人，家庭住户数从3.68亿户提高至4.015亿户，这就产生了对住房巨大的需求；尽管全国平均数是3.10人，但是城市的平均数已经低于3.0人，住户迅速增加以后，就会对中国的房地产业产生巨大的需求刺激。我国去年住宅的销售面积超过10亿平方米，相当于美国最高峰时的三倍，相当于日本的10倍，已是世界最大规模住宅消费市场。

就人口流动而言，本次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达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了81.03%。这加速了地区间、城乡间人口的流动，使人民充分享有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就学自由，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自由革命。

从城乡结构动态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城乡结构经历的从二元到四元的发展历程，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由城镇正规经济、非正规经济以及农村非农业与传统农业组成的四元结构。这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之处。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既有别于已经发达的国家走过的道路，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从二元或者三元到一元的转型道路。在中国所呈现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十分独特的，因而未来演变也是十分独特的，它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

另外，本次普查也重塑了中国经济人口地理版图。从人口地理分布动态变化来看，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城乡结构问题，也是人口区域分布的重要驱动力。人口不断流向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口规模庞大又比较贫困的省份、地区，人口跨省流动、进城务工的规模不断变大。一些省份人口急剧增长，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北京等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挑战，就是未来中国将面临少子化、老龄化局面。2010年中国少年儿童，即0到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6.6%，显著低于2000年数值，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下降；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77亿，2015年之前将突破2亿人。

这也意味着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此，为回应中国老龄化问题，中国应将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防止人口结构失衡、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严重化。

中国之所以实现了过去三十多年9.9%的经济高增长，除了改革开放等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红利。然而我们面临的紧迫前景就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甚至“人口负债”时期的来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时候做出一些行动，为后人缓解人口上的压力了。

计划生育是一项我国基本国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应当毫不动摇。但是，制定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

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六普主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表明，现在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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