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走向（第一部分）——《中國佛教文化大觀》（跋二）
方廣锠
一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这个选题是199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江溶、刘方等先生提出的。经该社上报后，被列为新闻出版署“八五”重点规划“中国文化大观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具体操作则由我与袁坚同志策划，并在1990年至1994年之间，组织了三十馀位学者集体撰著而成。最近，江溶先生打来电话，通知说《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将于2000年上半年内出版。并提出：虽在1994年撰著完成时我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定位与坐标》，作为跋文，但距今已经六年。值此世纪之交，希望我再写一篇后记，对中国佛教的将来作一番展望。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曾经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热潮，本书实际也是这一热潮的产物。由于这一背景，当时策划与组织编撰这部著作，原意首先是从文化层面上对中国佛教作一番较为详尽的介绍，使人们对佛教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其次则试图从文化层面对佛教作一番剖析，从而进一步搞清楚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分析它在中国文化这一大体系中的优势与弱势，以便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更正确地把握中国佛教的将来，把握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撰著完成后，一直压在出版社，未能出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热潮当时已近尾声，再加上诸如经济效益问题、配图问题、丛书中其他几本书的配套问题、乃至责任编辑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等等。但俗话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该书终于能够在2000年这一世纪之交、新千年到来之际出版，在中国佛教界刚刚庆祝完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正在对中国佛教的现状与未来进行思考的时候出版，与我们当初策划撰著本书的宗旨恰好不谋而合，也是一种缘分。
说起“千禧”，我印象最深的是千禧之夜电视中连续直播的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24小时中，我们随着电视镜头的切换，漫游了全世界。“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古代实际只能是一种幻想，借助于高科技，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人人都可以达成的普通的现实。高科技使地球真正成为“地球村”，高科技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高科技给人们带来无限的福祉。在赞叹高科技的威力的同时，更使我赞叹不已的是人的聪明才智与创造能力。自从地球上产生了生命以来，无数种动物与植物在地球上繁殖生息，但又有哪一种生物象人类那样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人创造了所有这一切奇迹，人真不愧为万物之灵。
说起来，就连这“千禧”本身，其实也是人创造的。时间无始无终，不断流驰，既不能切割，更无法等分。各种各样的纪年法，诸如公历、农历、佛历、沙迦历、伊斯兰教历、藏历、中国历代王朝的纪年历等等，都是人们为了自己的方便，立足於种种背景文化创造的，与时间本身又有什么关系呢？真是佛教所谓的“法由心生”。前些日子，曾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庆祝“千禧”，理由是所谓“千禧”实际是基督教的传统与节日。这未免有胶柱求瑟之嫌。各种纪年的创立固然与一定的文化背景有关，但无论哪种文化，都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即传播性。一种文化现象一旦传播开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它的内涵往往会因此发生变化。公历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最初的确是由基督教创立的，以致某些地区，比如上海的一些人过去习惯把“星期”称为“礼拜”，如将“星期一”称为“礼拜一”等等。人们最早将“星期”称为“礼拜”时，无疑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但随着公历的普遍流传，现在人们使用公历，已经完全没有原来的那种宗教感情与色彩，只把它当作一种约定俗成的、世界通用的历法。比如现在有些上海人虽然依旧把“星期一”称为“礼拜一”，但他们这么称呼时，丝毫不表示他们信仰或认同基督教，也完全不包含什么宗教色彩，只是一种习惯而已。由此看来，这又可归为“法由心生”，就是说，无论公历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已经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对待它，从而赋予它不同的文化意蕴。两千年后的今天，还非要去执着那公历产生之初的基督教背景，不免使人想起那个和尚背女人的故事：
两个和尚行脚，途遇一条小河。正要涉河而过，一个女人请求帮助。甲和尚便把女人背过河。过河走了很久，乙和尚仍心中不怿，实在忍不住，便向甲和尚说：“师兄，僧人应严格持戒。你刚才怎么能够背女人过河，接触女人的身体呢？”甲和尚回答：“我把那个女人背过河，立刻就把她放下了。你怎么一直到现在还把她放在心里呢？”
那种至今把公历看作是基督教历法的人，与那个心中放不下女人的和尚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正因为历法只不过是人类为了自己生活的方便而对时间施加的一种“附加物”，所以，虽然在2000年来到之际，全世界已经举行过庆祝“千禧”的盛典，但新千年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的看法还不尽相同。前些日子有报纸说，有些人认为2000年实际只是二十世纪的结束，而二十一世纪应该从2001年元旦才真正开始。因为自然数是从“1”开始，而不是从“0”开始，所以说把2001年作为二十一世纪开端的说法，的确更加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但归根结底，两种说法都不过是人类对时间的一种外在规定，一种“方便设教”，与时间本身都没有关系。说到底，还是“法由心生”。
上面讲了这么多的“法由心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是一种思想的动物。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具有被动地思想与适应外部环境的功能，因为这种功能是其他一些高等动物也具备的；而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亦即他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从现实世界汲取思想的材料，形成一定的观念，然后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从事种种活动，得到种种结果。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观念造就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这就是“从精神到物质”；用佛教的观点说，也就是“法由心生”。
虽说辩证唯物主义与佛教都主张人类的观念造就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但辩证唯物主义还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强调人只能在这种客观的限制下活动；佛教则有更多的宗教自由度，可以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三界中任意驰骋幻想的翅膀。辩证唯物主义不但讲“从精神到物质”，还特别注重“从物质到精神”。佛教则应派别的不同，有的认为世界自存，有的认为“识外无境”，如此等等。所以，两种体系虽然有相同的部分，也有很多不同的部分。当然，两种体系的基本理论及其相互关系绝非上面简单的线条罗列，而是十分复杂的网式花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与总结。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略而不谈。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转到这个课题上。
与公历已经2000年一样，佛教传入中国，也已经大约两千年，这是一个巧合。人类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佛教在中国也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两年以前，1998年4月，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经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这世纪交替之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经过二十年来的恢复发展，佛教也同样面临并开始转型。也就是说，中国佛教目前正处在关键时刻，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机。这一转机的成败、好坏，将直接影响我国佛教将来发展的轨道，这一影响起码持续数十年。甚至一百年。在这样重大的转机面前，我们每一个与佛教有关的人都应该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迈开前进的步伐，才能更好地把握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把握未来。”文章还提到：“我们在今年举行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主要不是因为有公元前2年伊存授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为了纪念而纪念，甚至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纪念。而在于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佛教正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时代需要我们总结历史，把握转型，把握将来。我希望我国佛教界与关心佛教的学术界能够以纪念2000年为契机，举办一些扎扎实实的活动，认认真真地回顾中国佛教的过去，研究中国佛教的现在，规划中国佛教的未来，为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开辟出新的道路，以完成时代的嘱托。”[1]
站在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与佛教已有二十多年因缘的研究者，这里想谈谈我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走向这一问题的若干思考。
二、
两千年来，人类经历了多种社会形态，乃至踏入今天的高科技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福祉。但是，人真的无愧为万物之灵吗？人所作的一切真的那么完美，如瑰玉之无暇吗？高科技是否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呢？显然没有。这个世界贫富分化更加严重，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不断激化，以至战争不断、流血不断、犯罪不断。这个世界动荡不安，几乎没有宁日。部分人群人生价值的迷失，伦理道德的沦丧，使得拜金主义横行，享乐主义嚣张。在这些人群中，人际关系日益冷漠，造成种种社会问题。此外，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现，诸如地球温室化现象、臭氧层空洞现象、农田沙漠化现象、气候异常现象、酸雨现象、水污染与空气污染现象等等，随之而来的还有动物保护问题、资源保护问题、森林保护问题等等，这些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直接威胁人类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本身生存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总之，灵与肉、精神与物质，这一对矛盾的分离与对立，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严重。解决问题的方案何在？人类社会的出路何在？
讲到人类的出路，记得有一次朋友们交谈。有人认为，社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那就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于社会上种种消极现象，既不必忧虑，也无须排遣。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消亡。坦率地说，不管这种观点的底蕴是强烈的乐观主义，还是苦涩而无奈的宿命主义，对于这种观点本身，我都不能苟同。这使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西汉末年，王莽纂汉。刘縯、刘秀兄弟率众起义，渐成势力。当时刘縯被认为是上应图谶，极贵之命。更始帝因嫉妒刘縯，曾在南阳设宴，要杀害刘縯。席间十分凶险，但终于没有下手。从此，刘縯也自以为是天命所归，毫无防范，最后还是被害。而他的弟弟刘秀继承他的事业，终于一统江山，成为东汉的开国君主。也就是说，不尽人事应天命，到头依旧水中月。事情的确如此，如果毛泽东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都象前面提到的那样，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不需经过人的努力，可以自动实现，不去发动与带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努力奋斗，我们现在可能还在黑暗中挣扎。当然，无视规律，一味地“唯意志论”，搞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为自己可以象上帝一样创造一切、干预一切，也只能得到失败的下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下半叶以来中国历史的那二十年的曲折，也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说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不能脱离人的努力，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难道所谓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常数吗？难道一旦把握了那个规律，就可以一劳永逸吗？这恐怕靠不住。不要说由人类的主观活动直接产生的社会，即使是客观世界，它的发展规律，恐怕也不是一个常数。
首先，事物在变化，世界在发展，规律难道就是一块僵滞的阴沉木？当然不可能。即使是一个常数，想必也同圆周率一样，是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无理数，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与逼近它。其次，在我看来，所谓规律，与所谓真理一样，同样是相对的。这又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世界有一定的结构，一定的层次，人类认识世界，总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所谓规律也有相应的层次与适用范围。比如对地球的人来说，太阳东升西落，这是千百年来的规律。但现在人们知道，上述规律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加真实的规律——地球绕着太阳转。可是，要是地球爆炸了，太阳毁灭了，这个规律还存在吗？即使我们把这个命题再抽象一下，表述为“行星绕着恒星转”，它是否就可以成为永远颠扑不破的规律呢？我看未必，因为至今我们并没有穷尽宇宙中所有的行星与恒星，谁敢说就没有例外呢？不是还有卫星绕行星转以及双子星等现象吗？第二，有些所谓的规律，实际只不过是人类自己的设定。就以上面说的“行星绕着恒星转”与“卫星绕着行星转”为例，卫星与行星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我们把绕行星转的叫卫星，绕恒星转的叫行星。那么，既然行星、卫星都是人们自己的定义；所谓的“行星绕着恒星转”这一命题与“绕恒星转的叫行星”这一定义也就成了循环论证；那么这一规律不也就成了纯粹的“法由心生”了吗？
说规律的实现不能离开人的努力，也就是说，规律并非真的那么“客观”，真的完全不依赖於人的主观而存在。那种认为规律不依赖於人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主观与客观分割为两个毫无关系的体系。但千百年来人类的实践，包括现代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主观与客观实际上包容在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中，客观影响主观，主观也影响客观。客观世界产生了人类，人类在客观世界中活动；客观世界为人类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人类通过活动改造着客观世界。人类的这种改造活动，不仅仅是盖了几座高楼大厦，修了几条拦河大坝，实际也在扭动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使它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讲，规律不能“发现”，只能“发明”，因为任何一条规律的产生，实际上都是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当然，上述论述限定在人类（主观世界）能够影响到的那个客观世界范围之内。至于人类暂时还无没有能力影响到的那部分客观世界，它们的发展规律，对人类来说，当然是“不依赖人类而存在”的。
世界的构成有结构，有层次，从而规律也有相应的结构与层次。随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加大与涉入层次的加深，所扭动的规律的层次也不断加大与加深，对世界影响的程度也越来越大。人类影响世界的结果，有的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有的则可能导致人类走向自我毁灭。关于这一点，应该说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所以，人只有真正把握自己的主观，真正把握外界的客观，才能把握变化着的规律，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使整个世界健康地发展。从这个角度讲，人类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换一句话说，我们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定会自然实现，大家躺在那里不去努力，那么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反之，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今天，研究明天，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注意规律的变化，极力将社会推向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那么，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生活之树常青，新的问题不断地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在通向理想之国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今天是过去的延续，而将来则是今天的延续。今天的种种问题，种因於过去；将来的种种问题，种因於今天。新问题虽然在新的环境中出现，实际上都是从旧的基础上孕育。从这个角度讲，只有经常抚今追昔的人，才能把握将来。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总结过去，清醒地认识现在。
所以，虽然新千年到底是从2000年，还是从2001年开始，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在适当的时间点上认真回顾过去的历程，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及规律的变化，认清自己当前所处的坐标点，确定今后的行动方向，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大有教益的。而新旧世纪的交替、新旧千年的交替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时间点，一个机缘，我们自然应该珍惜这个可贵的机缘。对一切关心民族的前途，关心佛教的前途的人来讲，更是如此。
三
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无神论为理论基础，无神论与有神论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神论乃至宗教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基础？这是我们讨论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走向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应该看到，“神”的观念乃至有神论理论的产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人类初次挺起腰干，蹒蹒跚跚地用两条后腿从动物界走过来的时候，还缺乏进一步认识自然、认识人本身的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也就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与身边的动物乃至与周围的自然界的关系。他们只能以自我为模式，去认识周围的一切自然物与自然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将各种自然物及各种不可理解的现象人格化的倾向。由此创造出灵魂，创造出许多魔怪精灵。一时花有花魁，兽有兽精，天上有雷公电母，水中有河伯水神，世界万物，莫不有灵。由于在人类的早期，初民很难将具体的自然物与所谓的精灵严格区分，在初民的心目中，外界的一切只是一种混沌的、当然的存在，无非是自我模式的一种外化。所以，在这个阶段，既无所谓什么有神论，也无所谓什么无神论，当然也没有什么宗教的观念。无论是对人类的上古文献印度吠陀诗集的研究，还是近现代人类学家对若干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民生活的实地考察，都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人类生产力及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逐步认识与探究自然运作的某些规律与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于是出现最初的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分离。这一分离深化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有神论与无神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争论，双方都在这一争论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并促使自己，也促使对方在理论上日趋严密。应该承认，从哲学上讲，无神论与有神论都是一种神灵观，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互相依存的对立面。就如阴与阳、上与下、明与暗、正与反一样，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相互对立，也必须看到它们的相对统一。因此，那种将无神论与有神论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无神论必然消灭有神论，君临天下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地讲，这两种观点将在相互斗争中在更高层次上同归于尽，从而为人类思维开创一个新的阶段。这实际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宗教是有神论的高级表现形式，它既保持着有神论的粗俗的信仰形态，也有着体现了人类思维精华的精致的哲学形态，不仅如此，它还包含了反映着人类追求和谐社会理想的伦理道德色彩与反映着人之为人的终极关怀成分。虽然它只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但只要在人间还存在着它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源，它就不会消亡。
[1] 《关于佛教传入两千年的几个问题》，载《闽南佛学院院报》，199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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