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悦所在球队:古代大藏经分类与古代、近现代编藏思路初探（一）

古代大藏经分类与古代、近现代编藏思路初探（一）

内容提要：

1、             对古代对汉文大藏经编藏分类以及分析

2、             古本藏经影印出版状况简介、古本藏经分类以及简评

3、             以大正藏、中华藏、佛光藏为例评近现代以及在编的藏经

4、             编藏目的、选经标准与分类方法简单的总结和分类

5、             个人关于藏经的一些设想

一、        对古代汉文大藏经的分类以及分析

（本篇内容为节录方广錩老师的博客文章《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bcyz.html ，（一）——（六））

汉文大藏经是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是汉传佛教基本典籍的总汇。以我国书籍制作方式的演进为线索，汉文大藏经自古到今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写本时期、刻本时期、近代印刷本时期、数码化时期。

汉文大藏经的写本时期，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从佛教初传到东晋释道安时代，可称为汉文大藏经的酝酿阶段。从东晋晚期到隋朝初年，是汉文大藏经的形成阶段。从隋朝初年到会昌废佛，是汉文大藏经的结构体系化阶段。从晚唐会昌废佛到北宋《开宝藏》的刊刻，是（写本）汉文大藏经的全国统一化阶段。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全国的大藏经逐渐统一到《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的形态上。写本有一个基本特点——流变性。

从北宋《开宝藏》起，到清末民初的金陵刻经处、毗陵刻经处刊刻书册本藏经为止，我国历朝历代都曾刊印刻本大藏经，总数不清，至少在二十部以上。就刻本藏经而言，版片的刊刻一旦完成，新藏经的刷印就是一件相对较为容易的事情，这促进了藏经的流通。且同一斫副版片所印藏经，内容完全一致，不同于写本藏经所具有的流变性。这都是刻本藏经优于写本藏经的地方。但一部藏经的版片数量动辄高达10馀万，刊刻、管理都非易事。故古人有臂化缘、累代刻藏的佳话。遗憾的是，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善于创造文化的民族，却又是一个不善于保护文化的民族。历经兵火灾劫，现在存世的完整刻本大藏已经极为稀少；完整的大藏经版片，仅剩《龙藏》一副。不少刻本藏经仅剩零本，还有不少刻本藏经尚需我们去发掘与考证。

近现代铅印、影印技术的发明，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手段。近现代印刷本藏经文字清晰，装帧实用，信息量大。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近现代印刷本藏经的出现，与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由此，以《大正藏》为代表的新编藏经问世不久，便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取代了在佛教史上雄踞千年的刻本藏经。不过，由于电子技术的崛起，现代印刷本藏经独擅胜场仅百年，佛教藏经就开始进入数码化时期。虽则如此，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现代印刷本藏经作为佛教法宝的代表，作为千百万信徒膜拜的对象，不但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会向豪华装帧的方向发展。

    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创了书籍的数码化时期。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汉文大藏经也踏入数码化的门槛。20多年来，大藏经的数码化取得令人惊叹的长足发展。与近现代印刷本藏经的排印本、影印本两种形态相应，数码化大藏经也出现用文字录入方式形成的电子文本及用图像扫描方式形成的扫描本，并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主持的《电子佛典集成》是目前最为流通的电子文本大藏经。目前，藏经数码化正方兴未艾，并进一步向内容更丰富、使用更方便、功能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且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增强其宗教权威性与社会公信力。

从历史上看，大藏经的编纂者，一般很少公开宣示自己编纂藏经的目的、标准与方法。但无论哪一部藏经，实际都存在这三者，它们贯穿于该藏经筹备与编纂的整个过程，并体现在最终完成的这部大藏经中，所以称之为“内在”理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一部一部的藏经，来探讨它们各自的内在编藏理路。当然，就某一部具体的藏经而言，还有一个它的预设编藏理路能否从始至终贯彻到底的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结集佛典本来就是印度佛教的传统。 印度佛教此后的历次结集，各有各的历史背景与原因，这里不做探讨。但佛典作为佛法的代表，始终受到重视与尊崇。佛教传入中国，怎样才能让中国信徒原原本本、毫不走样地接受佛教的思想，是当时传教法师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质量层面，即“不走样”；第二、效果层面，即“能接受”。从这两个层面，生发出早期汉译佛典的“直译派”与“意译派”之争。而汉文大藏经所以形成，正是这一理路在新时期的发展。

汉文大藏经的义理性层面与信仰性层面，也密不可分地相互渗透与依存。毋宁说，正因为大藏经具有高度的义理性，才使它具备成为信仰性对象的基础。

 我曾经提出“大藏经三要素”，作为研究写本大藏经的指标。亦即收经标准、结构体系、外部标志。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上述三要素因人、因时、因地而有区别，但从总体看，严格真伪鉴别、重印度轻中国、重经论轻注疏，是中国写本大藏经中正藏部分不变的主线。结构体系问题则是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最后由智昇总其大成。至于在外部标志方面的探索，则直到晚唐采用《千字文》作为大藏经的帙号，才算告终。“三要素”这个问题意识的形成与解决，是一个动态的漫长的过程。

上面从佛教内部分析大藏经编纂的内在理路。从外部环境讲，汉民族整理典籍的传统、汉文化大一统的深层意识，也是影响佛教大藏经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唐玄宗之前，造什么样的藏，怎样造藏，都是佛教教团内部的事务，国家无权干涉。即使所谓“皇家官藏”，也不过是皇家出资，委托某个寺院修造罢了。皇家与造藏僧团的关係，仅仅是“财施”与“法施”的关係。皇家造藏是为了祈福积德，至于大藏怎么修造，收入什么经典，他们是不去过问，也不必甚至不便过问的。大藏造完之后，即归修造大藏的主持人所在的寺院所有。这个寺院可能位于宫外，如法经所在之大兴善寺；也可能位于宫内，如智果造藏之“内道场”。虽然是皇家所造的大藏，帝室成员如系俗人，也无权阅读全藏。起码佛教明确规定，禁止在家人阅读戒律。隋文帝曾经很明确地将对经典真伪的判决权交给佛教教团；唐高宗曾经企图干涉藏经的结构，最终归于失败。但到了唐玄宗时代，玄宗开始直接干预某些典籍的入藏，乃至从此开始出现一个惯例，经典入藏，需经御准。在此透露出来的皇权与佛教势力消长的消息，值得我们注意。幸好智昇之编纂《开元释教录》乃属个人行为，故较少受到皇权的干扰。

会昌废佛开始，佛教的面貌逐渐发生极大的改变，大藏经的情况如何呢？这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佛教内部讲，严格真伪鉴别、重印度轻中国、重经论轻注疏这一基本理路并没有改变。智昇时代已经表露的藏经落后于佛教现实的倾向进一步扩大。因此，对大量涌现的科仪，当时的大藏经基本不予理会，任其在藏外自生自灭。这为我们今天收集科仪佛教的资料、研究科仪佛教造成很大的困惑。

第二、从佛教外部讲，由唐玄宗开创并有效实施的皇权的制导力量日益加剧。《开宝藏》就是皇帝派内官负责刊刻。在宋代官方译场译出的部分经典，因为不合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被皇帝下令烧毁。明代万历皇帝的母亲，挟皇太后之威，把自己感梦所得的所谓《第一大希有经》纳入大藏。《清龙藏》为了追求外观的整齐划一，甚至任意砍削传统已经入藏的典籍。从皇权对大藏经的制导讲，以往皇权能够施加影响的，只是皇帝下令编纂的大藏；对民间自己编纂的藏经，则一般不予干涉。到了清代，皇家甚至下令从《嘉兴藏》这一民间编纂的藏经中撤出不合自己口味的着作。

第三、从总体格局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发展较为停滞。宋明理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则日益衰微。佛教的衰微，主要表现在义理层面的衰微与修道理想的退堕，即理论的追索几乎停顿，公认的高僧寥如晨星。而它的信仰层面却极度膨胀，特别是各种荐亡祈福的科仪法事，以及各种修福积德的活动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大藏经的发展也显得较为缓慢与停滞。

此时的编藏理路，除了个别藏经外，从总体看，大抵出于修积功德。因此，除了个别特例，编藏者对于所编藏经的体例、结构、收经标准等问题，甚少措意。此时所编的藏经，大抵是在前代藏经的基础上，加上新编入藏部分，层积而成。各寺院请印的藏经，大抵供养在藏经楼，等闲不许人们接触。明智旭虽然曾对大藏经结构提出改革意见，但他的意见并未在中国的大藏经编纂实践中得到落实。从唐智昇到清末，一千余年，大藏经的形态变化不大。这固然可以归功于智昇的卓越工作。但我认为与其说智昇的工作过于超前，乃至千年之下依然无人可以逾越，不如说与中国社会发展缓慢、中国佛教发展缓慢相呼应，大藏经也进入缓慢发展的时期。不是智昇的工作过于超前，而是后代的子孙过于不肖，未能在大藏经编纂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大正藏》是在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人的主持下，集中日本佛教界、学术界一大批优秀学者，历时十三年（1922—1934），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编辑出版的。据统计，先后参与人员约300人，有关人员达45万之多，编辑费用则达280万日圆。了解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物价水平的人都知道，这实在是一笔惊人的巨款。全藏100卷，计正藏55卷、续藏30卷、图像部12卷、昭和法宝总目录3卷。收录各种典籍、图像3360部，13520卷。是当时收录佛教资料最多的一部大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大藏经对世界佛教研究的普及与深入贡献之大，实在无与伦比。堪称佛教文献学史上一座前所未有的里程碑。1960年，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发起重印，重印时对初印本的若干错误作了校正修订。大正藏》编纂者在大藏经的编纂中引进了西方的学术规范。举其大者，有如下几端：

1、在分类结构方面，他们彻底摒弃汉文大藏经沿袭一千多年的“重大轻小”的传统，以“阿含部”居首；并将密教单列为一部，作为诸经的殿尾；以此体现佛教历史发展的进程。

2、他们主要利用增上寺的宋藏（《思溪藏》）、元藏（《普宁藏》）与作为底本的《高丽藏》对校，又加校明藏（《嘉兴藏》）。此后，又加校原藏于上野帝室博物馆的正仓院古写经与藏于宫内省图书寮的北宋本一切经（《崇宁藏》、《毗卢藏》混合本）。我国的藏经可以分为以《开宝藏》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为代表的北方系以及以为《崇宁藏》等为代表的南方系。《再刻高丽藏》实际集中了中原系、北方系的优点，而《大正藏》又参校了南方系《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的经本。因此，《大正藏》可以说集诸家之精华于一身。此外《大正藏》还从日本各寺院收入不少古写经或刊本，或作校本，或作底本。并在《昭和法宝总目录》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中对每一部典籍的底校本都作了交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不少经典还与梵文本或巴利语本作了对勘，并在校记中注出梵文或巴利语原词。

3、编撰了实用的版本目录与索引、编撰了配套的词语索引

4、增列外教部与疑伪经部

如果说，《大正藏》的编纂体现了近代编藏理路从宗教性向学术性的演化，则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编纂的大陆《中华大藏经》（以下简称《中华藏》），则将大文化理念引入了大藏经编纂的实践。

与以往的藏经不同，《中华藏》不是以佛教信众为主体，而是由以任继愈为首的佛教研究者为主体进行编纂。编藏者身份的不同，决定了《中华藏》的编纂，首先被强调的是它的学术含量。所以，《中华藏》正藏部分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校以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八种藏经。精良的校勘，使《中华藏》汇聚了历代大藏经的精粹，这是《中华藏》超越历代藏经，也超越了《大正藏》的地方。

不仅如此，我们认识到，佛教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为主干，佛道为羽翼的局面，儒释道三家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之鼎。历代王朝沿革虽有不同，但三家典籍分别庋藏的传统不变。三家典籍分别庋藏，虽然有各司其职之优点，却也有割裂文化之缺点。其后并因宋明理学的兴起，造成四部书体系泛滥，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四部书文化范式。其流毒至今依然在泛滥，没有得到清算。这对佛教、道教都是极其不公平的，应该予以纠正。

思想主要靠典籍来传述。正因为有了典籍，思想的传播才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不仅仅为当代僧俗人等学习佛教理论提供基本的资料，研究佛教思想提供可靠的依据，也是为后代子孙保存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最基本的史料。所以，上世纪90年代，我们就提出，在义理性、信仰性等大藏经的这两种传统的功能外，应该为新编的大藏经赋予一种新的功能，即备查性。要通过大藏经的编纂，全面整理与保存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资料。不仅整理与保存传统的佛教大藏经，还要整理与保存传统大藏经不收的其它佛教资料。不仅要整理、保存佛教信徒论述佛教的着作，还要整理、保存儒家、道家人士撰写的与佛教有关着作，以及佛教人士撰写的的论述儒家、道家的着作。不仅要整理保存古代的资料，还要保存今人一切有价值的新资料。不仅要整理保存中国人翻译撰写的佛教着作，还要整理保存古代外国人用汉文撰写的相关资料。使《中华藏》真正成为佛教资料的总汇。

用大文化的观点考察以往的藏经，可以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各种大藏经，包括日本《大正藏》，甚至连编藏当时的佛教资料都未能收罗齐全。它们在资料收集方面的局限大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见闻不广。

第二是收集困难。

第三是被宗派立场所局限。

第四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无法把收集到的经典都收入大藏经。

编一部高水平的佛教大藏经，是百年来中国佛教学界、教界共同的理想。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奔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