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云鹏李晨相声剧本:没文化的文化大师和憨厚老实的学术斗士

楔子

    今天在朋友博客上顺着她的链接先后看了几个名人的新作，呵呵，应当说，看的时间有点迟，快午夜了，竟忍不住要笑。

    搜狐博客是个垃圾堆，中国人以及中国骂的大全。漫无边际的泼妇和野汉子们，大概是都去了的样子，并一齐发声。

    当然这不是引我笑的，草根或者粉丝的诅咒虽令人惊恐但总归微弱，仿佛独自弹弦子。我笑两位先生：余秋雨，以及李银河。

没文化的文化大师：余秋雨

    在余秋雨先生的博客里，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回答提问的。题目是《现场问答部分——2月5日我在解放报业集团的演讲（下） 》。有人问他对作家王朔的批评是什么态度。

    在我的印象里，王朔说话粗野，但句句都往实处落，感觉上好像没文化，很伤人，但意思却是再丰富没有了。而且，是丰富的文化。这象是一个无意识的讽刺，因为他批评的人物正是标榜文化的余秋雨先生。

    在余秋雨先生的回答中，他说：

王朔写过一些很不错的小说，与那些只会骂人却没有任何作品的人不同。很多年前，上海设立中长篇小说奖，我是设立这个奖的倡议者，又是评委，极力推荐他的《我是你爸爸》得奖，当时有一些专家不同意，认为他只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作者，不是作家。我不仅肯定他是作家，而且认为他的小说在“控诉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外开拓出了当代题材，展现出一种当代青年才有的调侃和幽默。由于我的坚持，他终于得了三等奖。

    王朔的批评是余秋雨先生没有小说作品，因此称不上一位作家。从余先生对此的回答里，不难听出：

    “你王朔这个作家的称号，也是我余秋雨给的，你竟然说我不是作家。”

     因为这意思再明了不过。但其实，这是答非所问的。余秋雨先生用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回顾历史：当年，也就是“很多年前”，由于余秋雨先生才有了王朔得奖的机会；又是由于余秋雨先生的坚持，王朔才终于得了三等奖。

    三等奖大概是末流的意思，但还是因为余秋雨先生的坚持的缘故。

    这个就是恩情，对那时的王朔来说，这个恩情不可谓不大。而且，其中的意思，也包含了王朔不过是一个在当初被恩人余秋雨提拔过的小字辈。小字辈报大恩，恐怕连门都找不着，不是一个档次的。

   那么大恩面前，王朔当然先自惭形秽才是。你竟然还来对余秋雨先生说三道四地不礼貌？所以说，余秋雨先生对王朔的批评的这个回答，简直妙极了！

    虽然，也很是直白。一个自负重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之重任的大人物，在这时却是撇开文化概念而用起了没文化的市井逻辑：

    王朔，你一个小字辈，你莫非忘了你是怎么发迹的？还是闭嘴吧！

    王朔要是再去批评余秋雨先生，则首先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或者干脆是患了需要“治疗和康复”的“文化人中精神疾病”的患者。至于患者王朔的文学作品，在余秋雨先生的海量文化学子们眼里，则首先是忘恩负义之徒的文学作品。

    果然，有人就这么骂起了王朔，并认为余秋雨先生回答这个问题是再一次地给了王朔很大的面子。

    呜呼，文化。

憨厚老实的学术斗士：李银河

     余秋雨先生用历史知识让王朔闭嘴，但真正要闭嘴的是李银河。这个在过去的一年中堪称甚嚣尘上的社会学家，由于受到了领导让她闭嘴的警告，也决心闭嘴了。我看她的博文：

    “最近一段时间，心情非常矛盾。早就听到人们批评犬儒主义，海外我佩服的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国人）在几年前就批评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化。可悲的是，在中国，犬儒主义有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现在，我就面临这个选择：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希望我闭嘴。其实，领导也认为，我的话题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如果是政治方面，他们早就顶不住了），可是，即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说了几句话，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你们怎么能让你们的人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我决定：

　　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我要开始享受生活了。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也使领导为我承受压力，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

　　像同性婚姻这样的文明水平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到历史该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的。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而不能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

    一副可怜的样子，正是李银河先生一贯的精神气质，只不过这次，因为领导要她闭嘴，她就决心闭嘴并立马道出了自己要享受生活的打算，与世无争的蓝图，令我觉得不但可怜而且还是忍俊不禁的：李银河先生反对犬儒主义的犬儒主义选择实在真是是憨厚至极。

    记得李银河先生在不久前还是抱定了一种态度，要用性的自由作为一个手段来推动中国政治的自由的，现在，她则是期待中国政治的自由会在某个时刻带来性自由的春天。而她现在和以往所奔波呐喊的性理论，完全可以先寄身于那个时刻，悄悄等待着社会发展到它那里去。

    这是否有点太天真了呢？谁都知道，即便是在“我们国家”，所谓“发展阶段”，也不过是个展望，实际情况将是怎么个发展法，谁也不敢打保票说它得一定得按照什么路子来。实在是没有能说出这么天真的话来的，而作为一个学者还如此天真，除非其本人十分的憨厚。

    并且老实。既然张开的是口吐学术的嘴巴，又没有接到明确的有法律意义的警告，竟因为一个领导的“希望”而“闭嘴”了，也只有老实人干得出来。老实不是一种价值去向，相反多是出于一种内心的胆怯，而不是为了通过实现老实的修养而享受人生造福社会。因此，胆怯？这样的犬儒主义就很有廉价的嫌疑，或者，这哪儿是什么犬儒主义，不过毫无学术内涵的老实主义罢了。

尾巴

    没文化的文化大师和憨厚老实的学术斗士，闲谈而已罢。

    但这正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师傅，给我来一斤余秋雨牌的文化，再来二两李银河牌的性自由！”

    唯恐停产。